小飛機撞北京最高樓 中共急封殺 傳言四起
2026 年 6 月 27 日
今年夏天，例行的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中共高層領導人隨即外出活動。最引人注目的是，作為第一號和第二號領導人的習近平和李克強，各走一方，南轅北轍。習近平視察東北，李克強則南巡深圳。 不僅形式上南轅北轍，而且內容上分道揚鑣。習近平到東北，參觀遼瀋戰役紀念館，強調守護紅色江山，並暗示他念茲在茲的武攻台灣；李克強到南方，到鄧小平銅像前獻花，宣講改革開放，誓言堅定前行。 李克強的講話視頻隨即在社交媒體流傳，但令人驚愕的是，由習派把持的網管當局，竟悍然刪除李克強講話視頻，並標以「違規」、「舉報」等字樣。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話違規？遭舉報？如此神操作，把高層的鬥爭與衝突、北戴河的攤牌、習李之爭，昭示於天下。 在這個環節上，習派網管當局對黨內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做了及時、生動而驚人的詮釋，那就是：黨內公開分裂！作為排名第一和第二的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思維迥異，路線對立；各走一方，各執一詞；南轅北轍，分道揚鑣。 回頭來看北戴河會議，究竟發生了什麼？可能性之一，習近平連任已定，而李克強將退出總理職、轉任他職，比如人大委員長，故而，李抓住最後的施政機會，強調改革開放，縱使回天乏力。 可能性之二，高層不同意習近平連任、而將由李克強接棒。故而李開始大膽作為。事實上，自今年四月底以來，已經顯露的端倪是：習近平退居二線而務虛，李克強主政一線而務實。這一黨內安排是否會在二十大之後繼續？有待觀察。 可能性之三，鬥爭仍陷焦著狀態，包括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習近平，緊抓筆杆子和刀把子，套用斯大林的路數為自己謀獨裁；李克強，運用集體領導制、保留堅持自己立場和說話的權力，以君子之道，還治小人之心。說自己想說的，做自己想做的，盡量對得起歷史、對得起良心。 習近平的優勢，在於他的「硬實力」：他手中掌握的權力，包括由他的親信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和特勤局長兼公安部長王小洪對其他領導人和政治老人暗中實施的監視和監控，儘管，這種監視和監控，即便從中共自身法規而言，也屬於非法而違規。李克強的優勢，則在於他的「軟實力」：當前形勢下，相對而言，他獲得的民心和黨心：天下苦習久矣！ 至於習近平可能的出訪計劃，國際媒體報道、而國內黨媒不提，諸如出訪沙特、出席十一月在印尼舉行的20國峰會、以及出席隨後在泰國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並將與美國總統拜登面對面會談等，是否彰顯習近平連任已穩？其實也存在兩種可能性：或是他的連任之旅，或是他的告別之旅。因為，即便在十月份召開二十大，也只是黨務系統的權力重組，無論習近平在二十大上連任與否，他都將保持本屆國家主席職位直到明年三月人大開會。在此之前，習近平仍可以國家主席身份出訪。 總之，在秘密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以習近平為首的習派和以李克強為首的反習派，極可能針鋒相對，互不相讓，打得不可開交，最後鬥成平手。以至於，今年北戴河會議開完，中國政局仍走向不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總理李克強，以不同路、不同行的方式現身南北兩地，習去了遼寧錦州，李去了廣東深圳，這一南一北的異地出訪，這種話語不同調、殊途不同歸的景象，意謂中共黨內已經出現「南轅北轍的路線分歧」；即使習近平順利於20大連任，未來中共政局也將走向假和諧、半穩定的狀態。 習李一人一把號，各唱各的調 習近平的錦州之行，第一站就考察了「遼瀋戰役紀念館」（台灣稱「遼西戰役」），強調「共同富裕、皆大歡喜」，發出的是「毛派作風」，一種懷舊主義的左傾路線；李克強的深圳之行，強調穩經濟，要求「經濟大省挑大樑」，在考察鹽田港時，李克強強調「中國開放還要繼續往前推進，黃河長江不會倒流」，表現的是「鄧派作風」，也就是繼承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換言之，習李不同調、路線不齊一，反映出中共正處兩條路線的鬥爭，雖然隱而不發，但依然是一場深層鬥爭。 實際上，習李南北分頭出訪，恰巧反映了中共當前的政經危機。習近平以緬懷「遼瀋戰役」試圖提振士氣、鞏固民心，實際上又是「大話治國」的再度表演，一個只能借用歷史榮光來充當自己的頂上皇冠，正說明習近平底氣空虛、良政無多；至於李克強在喊出「黃河長江不會到流」之時，雖然本意是指中國經濟尚不至瀕臨崩潰，強調改革開放不回頭，但是在強調「穩經濟」之際，李也提醒南方六大經濟大省要確保財稅上繳中央，不可自給自足，意指不得暗藏「小金庫」，這透露出當前中共已經面臨國庫空虛、財政吃緊的窘態。 中共的「合法性危機」 北戴河會議之後，人們最為關注的是習近平權力地位的升降與浮沈，畢竟這是牽動大局、攸關命運的事件。 以西方政治學的理論來說，所謂「合法性危機」（crisis of legitimacy）適足以說明威脅習近平地位的三大因素： 1、動態清零造成總體經濟的下滑。這種傷筋動骨的經濟衰退，註定中共將走向「下行經濟」的格局，短期既無法復甦，長期也不容樂觀。 2、美中衝突、台海危機、中歐失聯、北歐脫共，全球圍中，這種戰狼四處咬人、八方為敵的衝突外交，使中國陷入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地步。 3、一帶一路宣告失敗，債務如山、催討無門；亞投行無人投資，機能停擺，形成虛設，造成財政空虛，國際重責。 習近平的「危機合法性」 相反的，以「中國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危機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crisis）－以製造危機來鞏固權力－適足以說明習近平保住權位也有三個因素： 1、民族主義救習近平：以大外宣、造神運動塑造習近平的「神主牌」地位，也也就是粉飾太平、屏蔽矛盾，再以餵食韭菜百姓「民族主義鴉片」的方式，宣稱繼續掌權的必要性。 2、危機情勢保習近平：利用外部危機，製造黨內團結。例如不斷升高台海危機和美中衝突，宣稱危機之中不能沒有抵禦外敵的權力核心，主張只有「習總」在位才能抵制「帝國主義亡我之心」。 3、黨內分贓撐習近平：黨內高層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採取保持現狀來分贓權力的阿Q精神，大家和稀泥、卡位置，皆大歡喜。 習李關係：有沒有可能「習下李上」？ 一種看法認為李克強將取代習近平，也就「習下李上」；這雖是猜測之詞，但並非毫無可能，只是機率甚微。 另一種看法是李克強早已倒向習近平，只會乖乖聽話。李克強的深圳談話，只是一場「臨別贈言」，雖出自肺腑，也是無力回天。 在我看來，20大李克強將屆滿退下，但習近平也未必志得意滿，只會在一種「走鋼索」的情勢下繼續掌權。理由是，李克強是中共歷來最弱勢的總理，缺乏派系背景，沒有倒習的膽識和力量，只能扮演救火隊隊長的角色；其次，李克強即使掌管全國經濟大權，也救不了中共經濟。與其充當習近平的炮灰，不如急流勇退。 中共政局：假和諧與半穩定 雖然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共看起來平靜無波、一團和氣，但這種氣氛只是和稀泥、圖分贓、保權位的「假和諧」；大陸人民多數認為，與其接受習近平「共同富裕」看似華麗卻讓少數人為富不仁的主張，不如支持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種看似不公卻讓多數人安穩度日的路線。換言之，習李路線之爭，依然有如一股暗流潛伏於中共黨內，造成黨內權力結構的「半穩定」。假和諧與半穩定，將是中共未來政局的隱性特徵，但滄浪清水可以濯暗流，不僅黃河長江不會倒流，文明之路也不會倒轉，正必勝邪。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政治與文化評論家，全文轉自上報）
北戴河會議結束，李克強、習近平分頭一南一北，一個南下深圳，一個北上遼寧。一個大講改革開放，豪言壯語只要黃河、長江不倒流，改革開放不會停止。並向改革開放舵主鄧小平像獻花。一個到基層訪貧問苦，說黨始終站在人民身邊，並考察遼瀋戰役紀念館。兩人所說所訪可謂分道揚鑣。 有人認為這是中共兩大巨頭在政治上的公開決裂，互相鬥法，也是習下李上的標誌。如果從政治表現來說確實如此，李克強要讓中國繼續按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前進，只有改革開放才會給國家帶來強盛，給人民帶來幸福。而習近平則是強調黨與群眾關係，重溫與國民黨開戰打下江山。一個富有時代氣息，一個陳腔濫調。對與中共來說無疑李克強走的是一條活路，習近平走的是一條死路。前者四十年中國的改變有目共睹，後者十年的倒退惡果已現。但是在習近平大權獨攬的今天，作為一個有職無權的總理李克強，能夠改變扭轉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嗎？ 習近平十年集權，修改憲法將成終身領袖，其權力已超過毛，不但軍隊、公安、宣傳掌握在手，還擔當了十多個領域的小組長，這是毛沒有過的。其對黨內異見的鎮壓之殘酷不下於毛，公安首長，軍隊主席，隔代接班人，不是下獄就是自殺，留下的個個唯唯若若。江朱、胡溫看著身邊的人被清洗也不敢閑話一句。李克強本是被內定的一把手，結果中途被習近平替代，抱冤含屈，作了十年的小媳婦，被稱為中共史上最無權的總理，現在又面臨著到時下課。這樣一個總理如何與大權在握的被稱一尊的習近平爭鬥。 不錯習近平雖大權在握，但沒有象毛那樣的威信，且因選擇性的反腐，官怨四起，恨者大有人在，但心頭之恨，卻無膽拍案而起，更遑論來了一個荊柯刺秦王。李克強則叫好不叫座，有哪個官員敢將自己的政治生命押在一個到點下課的無權無勢的總理身上。而李克強本人也無這樣的魄力、勇氣，在中共的歷史上成個人物與習近平叫板，振臂一呼，救黨國於懸崖之險。 習近平倒行逆施，走的是毛時代的回頭路，毛路是被歷史證明的死路，餓殍遍野，中國經濟幾近崩潰，天即以人怨。那麼李克強繼續改革開放之路是活路嗎？四十年來中共已經高速發展卻形成了一個富可敵國的權貴集團，民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卻依然一貧如洗，國家付出了環境的代價是，千瘡百孔，民族付出的代價則是道德崩塌。改革開放已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到了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不進行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也是死路一條。習李兩人看上去有著路線與方向上的分歧，實是殊途同歸都是死路一條。中國的活路就是政治改革，實行憲政與世界文明接軌。望之李克強即使有此心也不是擔當此等大任的人物。 習李都有心救黨，習走的是死亡之路，被稱為中共滅亡的「加速師」。李走的是一條不死不活延長中共壽命之路，可謂「續命師」。加速師讓中國死得快，死得痛苦。續命師讓中國死得慢，少些痛苦。中國要活，只有共產黨死，才能浴火重生。聞一多在《死水》中對中國絕望地寫道：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中國今日之絕望，比之民國更甚。習近平連任，我們看看到底打造一個什麼樣的世界來，不過答案已經有了————朝鮮。
《夜話中南海》專欄本周一節目的文章《正是江澤民在否定喬石的基礎上恢復了毛時代的黨委辦案》中，介紹了江澤民在1992年月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之後，就又加快了擴大政法委許可權的作法。1994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製方案〉的通知》中，將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職權擴大到七項，其中包括「研究和討論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這等於是正式恢復了黨委領導辦案的毛時代的老套路。 此後，這個中央政法委無論從機構編製和職責許可權上一直都不斷擴張，並從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開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國級，二把手和至少兩個委員都是副國級的局面。具體的過程是，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把原來的政治局常委七人制改為九人制，增加了一個中央政法委書記和一個中央精神文明委員會主任。至此，已經擔任了五年時間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干，從副國級升至了正國級。 這個羅干是從1993年3月開始成為副國級的，具體職務是十四屆中央委員、國務院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兼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中央國家機關工委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這段時間裡的中央政法委書記是十四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兼最高法院院長任建新。如此說來，這段時間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和副書記都是兼職。 1997年月1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羅乾的黨內職務升格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比江澤民還年長一歲多的任建新則因為年齡原因未再進入中央書記處，但他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和最高法院院長職務都是繼續擔任到次年 ，即1998年3月的全國人大召開。 在1998年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任建新交出最高法院院長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干則被宣布繼任國務委員，但不再兼任國務院秘書長。 是次「兩會」結束後的當天，羅干即又被宣布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的黨、政雙重副國級身份，接替了任建新的中央政法委一把手職務。 此後的四年多時間裡，這個中央政法委是沒有副書記設置的。當時的公安部長和最高檢察長、最高法院院長，以及國家安全部長和國務院司法部長一樣，在政法委內都只是排名有先後的普通政法委委員。 2002年11月15日，時年67歲，被新任總書記胡錦濤說成是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裡「老大哥」的羅干，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九）。 《維基百科》對羅乾的介紹內容里說，當時身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羅干負責指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各級法院、檢察院、公安、司法、國家安全部等部門工作。 其實，從江澤民時代開始，權力坐大的中央政法委在中共黨、政、軍、警察系統內所統轄的機構還不止如上所有，更還包括國務院的民政系統、當時表面掛靠國務院的宗教管理系統，以及海關、邊防，等等。 羅干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專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之後，整個機構自然也水漲船高，成為和中央書記處、中紀委平起平坐的正國級機構。 從羅干於2002年月10月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之後，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十年是中央政法委權力和許可權惡性膨脹的十年。當時身為總書記的胡錦濤因為身兼黨的中央軍委主席所以有直接調動和指揮軍隊的權力，但在欲左右公檢法時卻因為中間隔著一個身兼政法委書記的政治局常委，而受限於所謂的「黨內分工」。更過分的是，重新開始設置的政法委副書記一職也從此被「法定」為同時期的公安部長，形成了公安部長有權命令和指揮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荒唐局面。 當年，江澤民在隨著陳雲和鄧小平的先後去世，自己的權力已經如日中天的中共十五大前後，都沒有設計出要把毛澤東時代令公安部長權力惡性膨脹的作法發揚光大，當時只是安排已經擔任了整整十年國家安全部長的賈春旺平調為公安部長，繼續享受正省部級待遇。 而到他江澤民自己準備退位的同時，也就是2002年秋向胡錦濤交班的中共十六大上，在把專職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從政治局委員升格至政治局常委的同時，還製造出了一個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身份兼任的公安部長，絕對稱得上是極其陰毒的作法。即使是站在中共政權的立場上，從所謂的「長治久安」的角度來評判江澤民退休之前的這一「黨內重大體制改革」，也稱得上是極其惡劣，後患無窮。 正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從那以後的多數地方各級政法委一把手都是由同級公安廳、局長出任，黨內身份當然是同級黨委常委。 2015年前後，在中國內地公開網站上刊登過一篇標題為《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一把手模式終結 但話語權仍巨大》的署名文章總結說：公安一把手由同級黨委政法委書記兼任的現象，可追溯至中共十六大之後。2003年11月18日，中央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公安工作的決定》，明確提出各級公安局長「進班子」。決定提出，「各級黨委可根據實際情況和幹部任職條件，在領導班子職數範圍內，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行由同級黨委常委或政府副職兼任省、市、縣三級公安機關主要領導。」 而此前一年，周永康從四川省委書記任上調職中央，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2002年12月，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長、黨委書記、武警部隊第一政委。「有了上層的先例，地方上的效仿就更加普遍」。該文引述《新京報》的報道內容：以地市為例，2006年到2007年地方集中換屆時，有的地市公安局長90%都是同級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任。在省一級，到2008年10月，全國有23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公安廳（局）長已經高配為副省級。其中11名由省級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兼任，將近一半。 《南方周末》曾報道，據青海省委組織部的一個統計，截至2010年8月，全省43個縣（區、市）有20名政法委書記兼任了公安局領導，或是黨委書記，或是局長。此外，還有部分是由政府副職兼任公安局長。 四川省德陽市羅江縣檢察院監所檢察科科長龍繼輝在中國江蘇網對此發表評論，稱此現象是為，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大政方針指引下，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局)長確實具有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 但是這種模式的負面意義也開始顯現。分析普遍認為，這直接導致公檢法三家，公安一家獨大，警權擴張，被學術界認為有礙司法公正。龍繼輝稱，如果公安工作沒做好，政法委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地護短，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局)長可能是冤假錯案率高居不下的主要根源。 該文公開揭露說：周永康主管政法系統期間，實行高壓維穩政策，維穩經費逐年升高，一度超過國防開支。 當時有一篇中共自己的中央官媒報道說，全國人大代表、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吳曉靈質疑和自己行業毫不相關的司法領域：「我們的政法委書記往往都身兼公安局局長，公安局本來是檢察院的監督對象，但被監督者是監督者的領導，這個體制特別不順。」 這位人大代表在兩會期間說，她曾經聽到基層法院和檢察院的同志感嘆工作很為難。「比如，領導開會決定了一個事，那這個領導包不包括政法委書記呢？如果包括，就得服從他的領導。但如果這個事情做得不對，從業務上來說，檢察院和法院都可以對公安局做出的不當行為提出不同的意見。」吳代表指出，這種黨政關係的扭曲和錯位影響了司法公正。她提出的解決辦法是，「政法委書記不能身兼公安局長」。 2010年4月，中組部下發文件，要求省級政法委書記不兼任公安廳（局）長。在此前後又配備出台了由同級行政副職兼任公安廳局長的文件。從那以後，省及以下的政法委書記都是進入同級黨委常委會的專職，而唯一一名副書記則是由同級行政副職兼任公安廳局長。仍然還是公安的地位高於檢察院和法院。 胡錦濤擔任總書記的第一個五年任期後，江澤民也已經不能再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扮演「太上皇」角色的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醞釀過程中，雖然也是無可奈何地讓周永康「按步就班」，由政法委副書記升任書記，由政治局委員升任政治局常委，但同時也還是邁出了對整個政法委「限權」的第一步，即在周永康交出公安部長兼職之後，不再令繼任公安部長進入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 事後看來，周永康在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因為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政法委副書記，所以他在那五年里的權力之大，特別是在對中央和地方公安系統的幹部任命上的直接影響力，絕對是過去從趙蒼壁到賈春旺等歷任公安部長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而正因為周永康是有了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兼國務院國務委員和公安部長的五年經歷之後，再遞升政治局常委兼政法委書記，所以他在胡錦濤執政的後五年里，已經可以憑藉手中政治實力與總書記兼軍委主席胡錦濤分庭抗禮了。 是否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當年以周永康為首的中央政法委的權力和勢力的空前膨脹，可能就沒有當時的薄熙來錯判形勢、利令智昏。最有力的證明就是，當年王立軍已經被從美國駐成都領館帶回北京，薄熙來四面楚歌的時候，包括習近平在內的九名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甚至所有時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周永康是唯一一個敢於繼續公開挺薄者。 2007年10月29日，此前剛剛在同月早些時候召開的中共十七大上，只是被安排繼任中央委員的時任江西省委書記孟建柱被宣布上調北京，接替已經在十七屆一中全會上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的公安部長職務。次年，即2008年3月，孟建柱在當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宣布為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同月，他的名字在中共相關網站上由中央政法委委員改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 這裡需要特別提請注意的是，從孟建柱接任公安部長開始，再到郭聲琨，再到趙克志，他們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的時間，都不是在他們僅僅是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之初，而是在他們被宣布為新任公安部長的次年3月，在當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被「表決通過」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後。原因應該是，此三人在接任公安部長的頭幾個月里，也就是被全國人大會議「表決」為國務院國務委員之前，其級別還只是正省部級，所以暫時不宜被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以避免被詬病為正部級領導副國級 — 因為在中央政法委里，只是普通委員的最高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都是副國級。 但如今的習近平不但是讓王小洪趕在二十大召開還有好幾個月的時間，即提前接替了趙克志的公安部長職務，甚至還把個王小洪同時也宣布為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徹徹底底地不按常理出牌了。詳細的分析內容，留待下次節目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近日媒體披露，一些台灣人被誘騙並販賣至柬埔寨被迫從事網路詐騙，女性遭綁架性侵，反抗者甚至被迫成為人體器官供體，直到榨乾最後的一滴血，被拋屍湄公河。 早在15年以前，我有幸在柬埔寨進行了長達一個月的實地調查，知道這只是柬埔寨、甚至整個東南亞華人圈血腥故事的冰山一角。知道這些所謂的江湖恩怨，其實都只是中國官方影響力擴張龐大敘事的一部分！台灣黑幫，馬來黑幫，都只是這個血腥敘事中的配角。 通俗地說，佔領柬埔寨，佔領東南亞，流氓是最順手且廉價的打手。 上世紀90年代，隨著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破產，原中共支持的東南亞紅色游擊隊也被迫摘下了意識形態標籤。比如緬共則分裂為擁兵割據的緬北華人地方軍閥，與緬甸軍政府分庭抗禮。而中國既作為緬甸軍政府最大的支持者，又是緬北華人割據背後實際的靠山，三方心照不宣，斗而不破。 就在中國官方勢力進入緬北的同時，民間勢力，亦按慣例隨著官方觸角所及之處，成為經濟擴張的先鋒，而這些地方混亂的政局和嚴重的貪腐，亦成為黑幫勢力跑路和賺錢的樂土。 這股從中國開始的官方和民間各種勢力的合體，如打開的水龍頭，從中國南部邊境，一路向南，緬甸、泰國，寮國、柬埔寨，一路蔓延，勢不可擋。即便是一直嚴守越、柬、寮傳統勢力範圍的越南，迄今為止亦感到相當吃力。 而很多在東南亞找食的台灣黑幫，有奶便是娘，在這股紅色洪流下，亦逐漸合流，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中共勢力擴張的幫凶。 有了這個大背景，再看已是中共馬前卒台灣黑道大佬，自稱在柬埔寨英雄救美，四面威風、八面玲瓏……笑笑就可以了，別當真！。 15年前在金邊的一次採訪中，一位中國官方背景的所謂企業家，用了一個片語，叫「人海+野草戰術」。 大意是中國太多，大量的中國人偷渡到柬埔寨，並且很多是從事違法的事情，但他們無一例外的促進了當地新華人社區的形成和中國商品的外銷，並在當地生根發芽。 表現在文化上，就是越來越多的中文學校，在當地開班，這些華人社區和華人商會，基本以中領館的意見為指導原則。 至於那些深陷賭場和色情場所的國人，被綁架的肉票，被割器官的國人，他的說法是，中國人那麼多，死幾個算不了甚麼。 記得當時是在採訪後的飯局上，我感到不寒而慄。 早在15年前，無論是黑道控制的賭場、色情場所，還是華人開辦的血汗工廠，他們也遵循著一個原則，只針對中國人自己，不惹本地人和外國人。即便是血腥的刑案，即便是國人遭當地貪腐軍警與黑社會的構陷和殘酷壓榨，無論是中國大使館還是中國政府，都會裝看不見。據說是不能影響國家對外戰略大局。 隨著中方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持續擠壓，台灣官方在中國勢力範圍無力救援自己的國民，中國官方認為這可以迫使走投無路的被困台灣人向他們求助，以彰顯所謂一個中國的政治標籤，並用於對台統戰宣傳。 事實上，這個戰略一直被中共視為成功的對外影響力輸出，還美其名曰，民間交流。繼東南亞之後，非洲事實上正在被中共攻陷，南美洲、歐洲，甚至是北美、澳洲，其實都清晰地呈現出這個跡象。 獨裁者總是認為用暴力和流氓手段可以快捷地達到目的，但他們忘記了暴力和耍流氓往往最先反噬自己。 疫情爆發以來，無論是柬埔寨還是緬甸，寮國，非洲，各地獨裁者和黑社會針對華資企業的暴力事件激增。與之對應的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被困東南亞和非洲，環境急劇惡化，但總領館袖手旁觀，俗稱「等死就是愛國！」。 其次，以柬埔寨、寮國、緬甸、非洲等地為基地的海外電信詐騙，再次發揚了窩裡斗的傳統，多年來堅定地專騙中國人。巨額的資金流失，迫使習近平發動了所謂的打擊電信詐騙專項鬥爭，勒令在東南亞從事電信詐騙的人限期回國。 尷尬的是，隨著大批詐騙者因疫情而失業返鄉可能再度導致疫情失控，習近平再度緊急下令在南部邊境建立了長達數千公里的邊境鐵絲網，俗稱築牆。 這就是一個幽默的政治隱喻。 流氓政治總是會被流氓反噬。即便是在實際的好處偶爾斷流的時候，無論是洪森們，還是街頭流氓，翻臉都比翻書快。 所以，假裝有個中共乾爹的台灣黑道流氓就別裝甚麼大佬了，最不濟，你讀一下你們黑道前輩陳啟禮的懺悔——都混成流氓了，就不要假裝自己懂政治。劉少奇、林彪怎麼死的，你們算哪根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中國政府在台灣海峽軍演以示威懾之後，又於8月10日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現「非和平統一」的新表述。從北京現有動作來看，所謂非和平統一主要是兩種方式：一、武力統一，通過戰爭達成；二、迫統，透過圍封台灣等武力手段，逼台灣談判接受統一。兩種方法都要使用武力。台灣與國際社會只能期盼美國拜登政府能夠有效地威懾中國大陸，讓戰爭不會發生。誰都明白，台灣回歸必將步香港後塵，現在的北京態度日趨強硬，連口頭安撫都已非常吝嗇，直接出言威脅。 「思想改造」運動等著台灣人？ 在香港「二次回歸」未成功之前，中國的重點是對付香港。2018年，中國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徐焰有個內部講話，將香港形容為「中國最壞的地方」，並對香港人做了一番「階級分析」。如今中國當局認為香港已不足為患，開始對台灣人的「反叛」情緒十分不滿。8月8日，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在接受法國LCI電視台採訪時堅稱，「統一」後必須對台灣人進行「再教育」，因為台灣當局已經用反華教育「灌輸和陶醉」了民眾，必須從島上居民的腦海中抹去「分裂主義思想和理論」。 上網查這位盧沙野大使的簡歷，他出生於1964年，江蘇南京人，這是中國富庶繁華的大城市之一，青少年時期正逢1980年代——中共統治下最好的改革開放年代，也因此，他對毛澤東統治下形形色色的再教育（思想改造）運動，比如「文革」時期流行的辦學習班、「接受貧下中農與工人階級再教育」、「狠斗私字一閃念」之類沒經歷過，更不知道被發配至夾邊溝等類不毛之地會面臨什麼遭遇；就算知道這些名詞，也因沒有切身經歷而不知其痛。因此，他非常輕鬆地將「再教育」這種殘酷的政治洗腦運動說出來了。 基於上述理由，我希望這位盧大使好好讀讀楊顯惠采寫的《夾邊溝紀事》。1958年前後有數千名右派被發往夾邊溝農場勞動改造。兩三年期間，有半數人僅剩一把骨頭，埋在了農場外的荒野。當年「右派」分子還寫有不少回憶錄，都是字字血、聲聲淚。讀後切莫心存僥倖：那是別人的遭遇，我盧某人是黨的親兒女。這方面，也建議盧大使讀讀黨內鬥爭史，整個就是一部革命吞噬親兒女的故事集，太多昨天革他人之命的革命者，今天就被別人革命。不說盧大使這類中層官員，就算是歷屆中共總書記，以及政治局常委與委員，不也都是在十一次路線鬥爭與不斷的政治運動中被黨內革命了么？ 中國早在周代就知道「懷遠以德」的道理，三國中有關諸葛亮七擒孟獲，終於換來孟獲南人永不再反的承諾，就是這一道理的實踐。台灣目前既無回歸之心，北京還加之以恐嚇之語。這樣一個島國，強行收回要花費巨大的軍事開支，毀了2300萬人的生活還需繼之以巨大的維穩成本。北京當局對師毛故伎一定要慎思再三，否則只會造成災難。 以香港為例：回歸祖國經濟變得更好是空言 圍繞白皮書的宣傳，都在渲染台灣將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國台辦副主任劉軍川早就宣布：統一後，台灣財政收入盡可用於改善民生——這話，是在2021年10月29日於湖北宜昌舉辦的第四屆「國家統一與民族復興」研討會上說的。 這方式與對香港一樣，香港的財政收入也是由香港自收自支，但中央打的主意不在這裡。先說「更好的經濟發展」是不是事實。 作為「東方明珠」的香港，回歸已經近25年，但回歸之後的經濟發展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1997年，香港GDP總額是1774億美元，中國大陸 9616 億美元，為香港的5.4倍；2021年香港 GDP為3680億美元左右，中國大陸GDP總量約17.7萬億美元，為香港GDP總量的48倍——在香港財政自收自支這點上，北京並未食言，但是也未考慮補貼香港。 不過，如果以為北京真的不從香港抽血，那就大錯特錯。今年7月4日，香港金融管理局與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中國人行與香港金管局簽署人民幣/港幣常備互換協議，將雙方自2009年起建立的貨幣互換安排升級為常備互換安排，即無限期延續；互換規模由原來的5000億元人民幣/5900億港元，大幅擴大至8000億元人民幣/9400億港元（1200億美元）。 中國此舉舒緩了外匯儲備減少帶來的困境。由於港元盯住美元匯率，人民銀行換到9400億港元後，就等於拿到1200億美元外幣。根據香港金管局數據，香港2022年5月底的外匯儲備資產為4,650億美元，6月底外匯儲備資產為4473億美元，7月底為4417億美元——從數字上可以看出，北京與香港的貨幣互換協議將成為一架水泵，持續抽取香港的外匯儲備。 台灣的情況與香港類似，1980年代曾為亞洲四小龍（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人均GDP遠高於大於中國。1990年，台灣GDP為1700億美元，大陸為3878 億美元，台灣相當於大陸的43.8% ；2021年，台灣GDP總量為7727.45億美元，中國大陸GDP總量約17.7萬億美元，為台灣的21.4倍。台灣人均GDP達到3.38萬美元，約是大陸人均GDP的2.6倍。 台灣的外匯儲備現為5488.54億美元，在全世界位居第4名。因此，在北京對未來台灣的經濟構想中，財政收入盡可歸台灣自收自支，但如果實行貨幣互換，外匯儲備這隻錢袋必然與大陸打通。 台灣「回歸」後的命運將步香港後塵，就算大陸一文不取，要想維持現有經濟活力也極為困難。考慮到中國今年上半年31省份財政收支差轉負，通盤看下來，除了上海及沿海幾個地區財政自給率稍高一些，中西部地區幾乎都依賴轉移支付維持，例如吉林工業基地也靠中央財政輸血。因此，大陸這種許諾不要當真。 台海戰爭的決定因素是美國護台的意志力 江胡時期與習的前十年，中國對台灣奉行的是「擠壓」策略，即盡一切可能壓縮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逼迫台灣就範；如今中共覺得條件成熟，可以「迫統」了。對台灣來說，目前最後一道安全屏障是美國承諾的保護。8月6日，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對美台共御中國入侵做了一番兵棋推演，據說高級顧問Mark Cancian說：「推演得出的最重要的信息很可能是，在大多數假設情形下，美國和台灣能夠成功地對台灣進行防禦。結果是三方都嚴重受創，台灣經濟將支離破碎，美軍會受到重創，需要多年才能恢復元氣，美國的全球影響力會受到影響。 以美軍現階段的作戰能力，當然遠強過中共。但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還有意志力。在台灣戰爭中，大陸統一的意志與台灣反統一的意志力都不是關鍵因素，美國保護台灣的意志力有多強才是決定因素。
「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直到今天都未銷聲匿跡，持續對紐約許多手機用戶形成騷擾，它受到紐約警方和聯邦調查局嚴正看待的時間點可回溯到2016年，當時立案通報的受騙金額是340萬美金，隔年又增加到450萬，2018年到2019年再創高峰，加計三年超過350起的投訴案，損失竟累計達到4000萬美金。被騙的對象同時包括中國留學生、教師等高知識分子，這也是引起美方注目的原因之一。 這一詐騙方式，主要由詐騙集團製作中文語音，撥打給設籍紐約的手機用戶，內容大致分成幾類，一是以「中國駐紐約總領館」為名，通知對方在不明包裹里發現了他的護照、社會保險卡或信用卡，要求其提供個資核對，目標上鉤後，再一步步以「協助中國官方執法」等說詞，誘導他到銀行匯款「花錢了事」；另一方式是在正牌的中國駐紐約總領館上網公布反詐騙公告後，詐騙集團再改為喬扮成中國的快遞公司，通知對方領取包裹，後續布局同樣是導向花錢消災；版本之一還有偽裝成中國信用卡公司，通知被害者卡費逾期未繳，除非立刻匯錢（通常會提供中國或香港帳號），否則可能被美國驅逐出境再被引渡回中國服刑。總之，相較著重「利誘」的詐騙，針對中國移民的詐騙則多了「威脅」手段。以「中國駐紐約總領館」之名行騙的成功率顯然不低，所以儘管中國總領館多次公告提醒民眾不要上當，目前詐騙集團仍是三種身分交替使用。 紐約詐騙手法日新月異，紐約州司法部門曾深入研究問題核心，發現被詐騙的外來移民尤其很容易相信同背景、文化、語言者所說的話，「同族裔群體」雖然能提供移民者生活上許多有用的經驗，減少異地文化衝擊造成的不安，但詐騙集團最擅長的就是利用同族裔群體間的信任感，這也是為什麼詐騙總是自己人騙自己人的原因。 不過，美國警方和FBI另外發現，中國移民受詐騙的案例之所以遠高於其他族裔，其因素可能又更加複雜，不然也不會從2016年到今天，「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這一陳不變的詐騙手法還能不斷奏效。 例如2018年《紐約客》其中一期的報導就提到，在採訪了中國移民受害人後，發現「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不只是利用了中國移民出於「族裔關係」的信任感，還抓准了中國移民長期處於政治不確定性下的困惑，也就是詐騙集團針對中國移民的行騙技巧，尤其滲雜了政治氣氛的設局。亦即當年起，正是習近平啟動全面反腐行動的開始，所謂以「獵狐」、「天網」緝捕中國海外金融犯罪官員的消息經常上報，這讓中國海外移民相信，中國政府的手確實有可能伸進美國。 加上來自中國政府長期在人民心中營造出的監控壓力，已讓即使自認在紐約當地奉公守法的海外移民，也不免擔心到了美國仍可能被盯上，如果接到電話那段時間剛好有資金匯兌往來中國和美國，就更有理由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出了什麼問題。雖然當地媒體多次在報導中提醒民眾，避免被騙的最好方法，就是接起電話，聽到另一端傳來語音錄音就直接掛斷，但這個提醒在中國移民身上效果並不好，因為「誰敢掛掉自稱代表中國總領館的電話」？就像《紐約客》報導所說的，這一詐騙情境，不僅融入了當前的政治氣候，還適時利用了中國人對通訊安全和個人隱私的焦慮感。 於是，語言上的信任、異地法令的陌生，加上對中國政府潛在的畏懼，「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便得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就像多數電話詐騙，美國警方對「中國駐紐約總領館騙局」一直以來只能做到警示防範，因為詐騙方多隱身紐約之外的國家，很難揪出真正幕後黑手。雖然詐騙電話並非只針對中國移民撥打，而是地毯式隨機布線，但其實也就是針對「聽得懂中文的人」而已，只是聽得懂中文是一回事，若對中國政府心存布畏，通常就更容易上當受騙了。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習近平不斷向國際社會釋放信息，他將在中共二十大獲得連任。我相信，拜登總統是對這個消息感到高興的很多國家領導人之一，這倒不是因為他們都支持習近平的獨裁野心和理念，而是因為他們都明白這樣一個邏輯：如果中國亂局不可避免，那麼，這個亂局晚一點發生比很快發生要好。對拜登而言，這個邏輯最明白不過，因為他支持的烏克蘭反侵略戰爭正處在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如果能先解決普京的問題，當然對美國全力應對中國挑戰更有利。 事實上，佩洛西執意訪台這場風波，讓我們看到，拜登與習近平早已有一個重要的默契甚至是約定，那就是拜登不給習近平二十大連任添麻煩，習近平也不在俄烏戰爭和台海軍事對峙問題上給拜登添麻煩。習近平之所以對佩洛西訪台大怒，原因之一，就是他認為拜登沒有兌現承諾。但是，佩洛西執意訪台事實上幫了拜登的大忙，而不是幫了習近平連任的忙。我的這個判斷有這樣幾個理由： 第一，佩洛西決定訪台，逼著習近平非與拜登對話不可，而兩人的直接對話，對拜登、對美國有巨大的情報價值，因為中共高層的政治透明度實在是太低，拜登每次與習近平對話，都能獲得許多其他渠道無法獲得的信息和判斷。 第二，佩洛西給了拜登和美國軍方測試中國軍方真實態度和實力一次極為寶貴的機會，這有助於他們進一步確認這樣的重要判斷，習近平不可能在近期動武，中國軍方更可能是習近平的大麻煩，因此，美國有一個時間窗口，先解決烏克蘭和整個歐洲的防衛問題。 第三，正好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內部形勢進一步暴露出習近平的兩個致命弱點，一個就是中國經濟正在以自由落體的速度崩盤，另一個就是，習近平在中共內部和整個中國社會，面臨越來越大的不滿。 第四，中共高層圍繞二十大的權斗，特別是北戴河會議前後恰在此時進行，釋放出平時不可能獲得的更多信息，最重要也是最明顯的就是，中共高層雖然反習人數眾多，但無意借二十大拿下習近平。這裡當然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究竟是「無意」還是「無力」拿下習近平。我相信兩個因素都有。我認為「無意」借二十大拿下習近平，最重要的原因和拜登一樣，就是不確定因素太大，因此，即使能夠拿下習近平，也很可能控制不住局面，從而帶來巨大風險。除了經濟急劇惡化這個重大因素，中共高層的反習勢力，不可能看不到拜登與習近平之間的交易。維持這個交易可以減少一個風險，那就是習近平孤注一擲，與普京勾結，背水一戰。 那麼，習近平連任不換肩，對世界大局，美國大局和中國大局的未來發展，究竟是利大還是弊大呢？不同立場的人會有不同判斷，但我相信，對所有當權派來講，不論此時他們對習近平的個人態度如何，多數人從自己利益出發，都會和拜登總統一樣，樂見習近平的連任能穩住中國的局勢，儘管所有人都知道，暴風雨將不可避免。 我個人的觀感是，習近平在這種形勢下連任，是他本人也沒有想到的，他雖然達到了連任的目的，恐怕也高興不起來。對那些希望世界好也希望中國好的人來說，習近平不換肩，給了大家喘一口氣的機會，畢竟2022的世界，變得太大也太快，誰都沒有準備。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8月12日，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人壽、中國鋁業、上海石油化工股份等五家大型國有企業相繼發布公告，稱將美國存托股從紐交所退市。 中國石油表示，公司已於美東時間8月12日通知紐約證券交易所，公司將根據1934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等相關規定，申請自願將其美國存托股份從紐交所退市。中國石油預計8月29日或前後向SEC遞交退市申請，存托股在紐交所的最後交易日期為9月8日或前後。 上述五家企業的退市解釋較為一致，主要是因這些公司在美國的存托股占公司H股及總股數比重很小，交易量與公司H股全球交易量相比較低，以及公司維持美國存托股在紐交所上市和該等存托股及對應H股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註冊並遵守證券交易法規定的定期報告及其他相關義務所涉的較大行政負擔和成本。 中國證監會對這五家企業退市做出回應稱：「上市和退市都屬於資本市場常態。根據相關企業公告信息，這些企業在美國上市以來嚴格遵守美國資本市場規則和監管要求，作出退市選擇是出於自身商業考慮。這些企業都在多地上市，在美上市的證券佔比很小，目前的退市計劃不影響企業繼續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目前，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央企僅剩8家，相信其餘的三家公司不久也都會從紐約所退出。 中國五家央企集中退出紐交所顯然是中國政府做出了決定，它表明中美關係繼續惡化。目前正值中共北戴河會議期間，五家央企退市決定又透露出中國政局怎樣的變化呢？ 第一，美國證券監管迫使中概股退市 公開資料顯示，1999年之前，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以國有企業為主。1992年10月，華晨汽車登陸紐交所，開啟了中企美股上市的先河，這也是第一家中國國有企業概念股；1993年，上海石化在紐交所、港交所和上交所上市，成為第一家在香港、上海、紐約三地上市的公司。此後，有上海二紡機、上海輪胎橡膠、深房集團 、馬鞍山鋼鐵、華能國際等多家國企赴美上市，2003年上市的中國人壽是最後一家在美國上市的大型國企。進入2000年，中概股開始以互聯網企業為主；2010年至今，中概股上市的主角是各類民營企業。 根據美中經濟和安全審議委員會的數據，截至今年3月，有261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總市值約為1.3萬億美元。 2020年5月20日，美國參院通過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這項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肯尼迪和民主黨聯邦參議員范霍倫提出的議案在參議院一致通過。根據這項法律，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必須能夠檢查在美國市場上市的外國公司的審計情況。包括親自前往公司所在地檢查所有工作底稿，並對相關公司的會計師進行監管。如果中國企業連續三年無法提供審計記錄給美方檢查，這些中資企業將推出美國證券交易所。 《外國公司問責法案》的提出與中國在美上市公司普遍賬務造假有關。例如中國咖啡連鎖店公司瑞幸咖啡。2019年5月，瑞幸咖啡在美國首次公開募股（IPO）就籌集了5.61億美元。在納斯達克掛牌交易之初股價就飆升了50％。2020年4月2日，該公司財務造假醜聞被披露。在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瑞幸董事會宣布已對其首席運營官可能偽造了3.1億美元銷售額進行內部調查。2020年5月15日，瑞幸咖啡接到納斯達克的除牌通知。 美國監管機構一直要求獲得在紐約上市中國企業的全部審計工作底稿，實質上就是審計財務報表期間匯總在一起的文件，但是中國當局以國家安全擔憂為由拒絕提供。 2021年初，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曾宣布，根據川普總統於2020年11月簽署的一項針對中概股的法案，對中國移動ˎ 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啟動摘牌程序。上述三家中資企業已被停止交易，並將於2021年1月11日開市前完成退市。 蹊蹺的是，紐交所於1月4日晚宣布，基於「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指引」，不再推動對中國電信、中國移動與中國聯通的下市摘牌程序。消息傳出之後，三家中國公司的港股分別大幅反彈7%到8.5%。 但以上紐交所的變化並不能改變已於2020年12月生效的「外國公司問責法」，中概股如無法遵守美國審計標準將難以繼續在美國上市。在此前提下，中企撤出美股、回香港或中國上市將難以避免。 第二，中國乏力的經濟反制 中國國企面臨美國證券監管和中國政府國家安全監管的雙重壓力。中國認為，美國《外國公司問責法案》涉嫌美國監管方跨境執法，掌握中資企業商業核心秘密危害中國國家安全，一直對美國的監管要求持抵觸態度。 今年初，英國《金融時報》曾透露，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管機構中國監管機構一直在進行接觸，中國政府有意做出妥協，以避免中概股全面退市，準備出台分類制度，目的在於確保中國公司能夠遵守美國規定，讓美國監管機構檢查這些中國上市企業的審計文件。 今年4月初，中國證監會表示，擬修訂境內企業赴境外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規定，明確企業信息安全責任，減少不必要涉密敏感信息進入工作底稿，並為開展包括聯合檢查在內的跨境監管合作提供便利。 路透社分析指出，這一修訂釋放出中美審計監管合作的積極信號，懸於中概股頭頂的濃重陰霾似有雲開霧散的跡象。 但佩洛西訪問台灣顯然激怒了中國領導層，決定不再妥協，如其讓美國證券監管部門將中國國企踢出紐交所，不如主動集體退場。所以，央企巨頭的集體謝幕應該也是中國政府反制美國的有限措施之一，儘管軟弱乏力。 第三，習近平已擺脫政治老人的控制 據悉，中共北戴河會議剛剛結束，五大央企從紐交所退市應該是中共政治老人與習近平政權博弈的結果。我們似乎可以捕捉到以下信息： 一是，與美國關係不再妥協。如果政治老人能夠控制習近平，應該會緩和中美關係，為不斷升級的中美對抗降溫。但五大央企所為，顯然表明中共已經放棄了妥協策略。 二是，中國將會繼續對外開放，但不再以美國為中心。由於中概股在美國上市不僅涉及到募集資金，而且也標誌著中國公司服從國際貿易規則和法律規範。五大央企集體推出紐交所意味著中國經濟政策已經發生重大轉變，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已經終結，習近平以政治安全為中心，內循環，國企為主體，民企為輔助的經濟體制呼之欲出。江澤民、朱鎔基、溫家寶明白中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意義，但顯然他們已經無能為力。 三是，習近平二十大連任應無懸念。北戴河會議是二十大前中共權力分配最重要的一次非正式會議，但顯然中共政治老人已無力撼動習近平的權力。 綜上所述，中國五大央企集體退出紐交所既是面對美國證券監管的無奈之舉，也是中國對美國經濟的軟弱反制，同時也透露出中國政治變局信息。隨著北戴河會議的結束，中共二十大權力爭奪已告一段落，習近平大概率將進入第三個任期，中國從後極權向極權回歸將會全面展開，一個更加黑暗的時代即將到來。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正是江澤民重新讓公安凌駕於檢察院、法院之上》，介紹了毛澤東時代權大無邊的公安部長的政治地位曾經在鄧小平時代被弱化。從第四任公安部長趙蒼璧、第五任劉復之、第六任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八任陶駟駒到第九任賈春旺，除了其中在任公安部長只有三年時間的王芳被安排了一屆國務委員，其他幾位在位期間都是正部長級待遇。而他們在位期間，無論是最高檢察長和最高法院院長，都早已被明確為副國級待遇。所以說，直到周永康上位之前，趙蒼壁之後直到賈春旺的歷任公安部長，至少從組織級別上均無凌駕高檢和高法之上的資格。是從江澤民時代重用周永康開始，公安系又被重新凌駕於檢察院和法院以及所有司法機關之上。 更有甚者，毛澤東時代的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雖說有大將軍銜，但在擔任公安部長期間的黨內最高職務只是第八屆中央委員，行政最高職務也只是公安部長本身；謝富治接任公安部長之初也是一樣。而江澤民對周永康的安排，則是讓他一開始就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三重副國級身份兼任公安部長。五年之後，周永康晉陞正國級，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接替他公安部長職務的孟建柱，同樣也是被安排為當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國務院國務委員。 所以說，從讓公安部長權大無比，凌駕於高檢、高法以及國家安全部、司法部等所有司法機關之上的角度，先不要說如今的習近平，此前的江澤民就已經比毛澤東走得更遠。 具體到重新強調「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上，始作俑者更是江澤民。而且中央政法委也是在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被從組織架構和許可權範圍上惡性膨脹。 二十多年前，筆者就已經在《喬石傳》一書中詳細介紹了在1988年5月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成立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的通知》中，已經宣布了撤銷中央政法委員會，新成立的「中央政法領導小組」其職能只是「指導和協調」政法方面工作。「通知」中強調了「一般不開政法會議，不發文件」，體現了趙紫陽當年一再強調的「依法辦事、黨政分開」的精神。這份通知正是在當時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的主持下起草的。 在此之前，鄧小平已經於1980年發出指示說：「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妨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人專斷，破壞集體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生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 當時的鄧小平還要求「要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中央一部分主要領導同志不兼任政府職務，可以集中精力管黨，管路線、方針、政策。這樣做，有利於加強和改善中央的統一領導，有利於建立各級政府自上而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管好政府職權範圍的工作。」 正是在落實鄧小平如上指示的過程中，於1985年10月召開的中共黨的全國會議和隨後召開的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內定接替陳丕顯中央政法委書記兼職的喬石，又於1986年4月被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主管「刑部」的副總理。對照中國過去封建皇朝的吏制，喬石的這個副總理大概相當於「刑部尚書」一職。不過，在政府內有了副總理的名份，他這位黨內的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通盤掌管中國大陸所有司法部門單位。從法理上倒是說得通了，因為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等單位，名義上都是屬於國務院系統的。 接著，在胡耀邦、胡啟立等人的支持下，由喬石主持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必須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通知》，於1996年7月10日正式下發。 該通知中揭露：由於有的黨員和幹部不學法、不懂法，不重視法制，這就很容易產生「以言代法」的現象。有的黨組織和黨員、幹部,特別是有的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自恃特殊，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甚至徇私枉法，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他們當中有的習慣於個人說了算，損害法律尊嚴，不尊重國家權力機關的決定和決議；有的對司法機關的正常工作橫加干涉，強制司法機關按照他們的意圖辦事，強行更改或者拒不執行法院的裁判，任意調離秉公辦事的司法幹部；有的無視憲法和刑事訴訟法，任意決定拘留和搜查公民，或者強令公安、司法機關去干一些非法侵害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事，甚至把政法幹警作為他們搞強迫命令和以權謀私的工具，等等。 所以，通知要求：要充分發揮司法機關的職能，提高司法機關的權威。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主要是保證司法機關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特別是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要堅持支持司法機關堅持原則，秉公執法，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司法機關應該認真聽取和嚴肅對待黨委的意見，但是，這種黨內討論絕不意味著黨委可以代替司法機關的職能，直接審批案件。對案件的具體處理，必須分別由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決定。對於司法機關依法做出的裁判、決定，任何黨政軍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都無權改變……。 在如上通知內容的基礎上，當年，也就是1986年12月，趙紫陽親自領導的中央政改辦舉行例會，就鄧小平提出的「黨政分開」提出具體設置，認為：中央委員會中做政法工作的搞個小組，研究問題，有必要。省、市、縣級，不必要。機構設置上即是保持作為議事協調機制的中央政法委，取消作為其辦事機構的中央政法委機關。為將此機構調整信息以可見的符號方式標示出來，選擇的方式與歷來的政治慣例一致，即變更名稱，將「實」的「委員會」改為「虛」的「小組」。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和十三大接受此方案，正式提出：在政法體制上實行黨政分開。「黨委辦事機構要少而精，與政府機構重疊對口的部門應當撤銷，它們現在管理的行政事務應轉由政府有關部門管理。」中央政法委仍保留，但可改稱中央政法協調小組，職能是研究大政方針，不直接分管政府各部門的工作，政府及相應部門的負責人可參加有關小組的工作，議定事項由政府按法定程序執行。法院、檢察院應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要嚴格履行法定的辦案程序，不宜再用黨委領導下的公、檢、法聯合辦案的形式。加強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黨中央和省（市）委的政法委可考慮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領導機關轉變為調研和協調機構，地（市）委和縣（市）委的政法委可逐步撤銷。 十三大閉幕後，198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同意中央機構改革領導小組《關於黨中央、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報告》，並由中央書記處制定《黨中央直屬機構改革實施方案》對此進行實施。1988年5月，正式撤銷了納入中共中央工作機構序列的中央政法委機關。原中央政法委承擔的議事協調這一制度成分，更名為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繼續存在。不設辦事機構，列入公安部編製。作為議事協調這一制度成分連續性的直觀體現，原中央政法委書記喬石繼續擔任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組長，此前的成員構成也基本沿革未變。 不過，此方案頒布後，在當時的30個省、市、自治區中，撤銷政法委機關的也只有9個。然後，「六四」鎮壓事件就把中國政治形勢徹底改變了。 應該承認，如上回顧的這段「削弱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的運作過程，針對毛澤東時代的「無法無天」、「黨委領導一元化」和「黨委書記一言堂」現象，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但是「六四」事件發生導致趙紫陽下台、江澤民上台後，中共中央即於1990年3月宣布，恢復設立中央政法委員會。不過在當時的相關文件中，也重申了「政法委員會恢復後，仍然要貫徹黨政職能分開的原則，主要對政法工作進行宏觀指導和協調，當好黨委的參謀和助手，其辦事機構主要做調查研究工作，不要過於具體干預各部門的業務，使各級政府切實負起對所屬的公安、安全、司法部門業務工作的領導責任，以保證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充分發揮政法各部門的職能作用」。 1992年中共召開十四大之前，當時被鄧小平內定接替萬里人大委員長職務的喬石，曾和萬里一起被鄧小平找到家裡談話。鄧小平告訴他們兩人說，人大委員長進常委本來是十三大籌備時就在打算，只是因為黨內爭議太多，所以萬里被委屈了。從十四大開始，人大委員長必須由政治局常委出任，要形成制度，形成（制度）了以後就不要變了。還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一些。 眼見此時的鄧小平如此「識法」，萬里和喬石都很受鼓舞，趁機提出了《監督法》的出台遲遲得不到黨內共識的問題。 鄧小平的回答是，黨內對搞不搞《監督法》這樣的東西有不同意見，主要是擔心會因此動搖黨的領導。以後委員長是政治局常委了，副委員長和常委們也是黨內人士占多數，所以事實上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領導用《監督法》監督一府兩院，有什麼好擔心的？ 既然有了鄧小平的首肯，為什麼直到喬石的人大委員長職務被李鵬奪走，《監督法》仍然未能出台並最終在李鵬任內流產，一直是謎。直到喬石去世，也未能將謎底對外透露。 不過，自喬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向江澤民和李鵬轉達了鄧小平「還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這一「最高指示」之後，江澤民倒是同意了將1986年由喬石主持出台的那份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必須堅決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通知》重新向縣團級以上黨組織印發，要求遵照執行。 但是，江澤民在十四大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之後，就又加快了擴大政法委許可權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製方案〉的通知》中，將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職權擴大到七項，其中包括「研究和討論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等於是正式恢復了黨委領導辦案的毛時代的老套路。 此後，這個中央政法委無論從機構編製還是職責許可權一直都不斷擴張，並從江澤民向胡錦濤交班的過程中開始，形成了中央政法委一把手是正國級，二把手和至少兩個委員都是副國級的局面。後續的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