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澳洲，因为这里让亲情补了课
2026 年 8 月 9 日
九月，又是一波政变传言“习近平遭软禁”传遍墙内外、国内外、海内外，背景是习近平外访回国后消失十一天。至9月27日，习近平终于露面，似乎再次打破政变传言。有人于是问：为何总有政变传言？亲共分子甚至责备反共人士：习近平当政十年，你们都制造了多少次政变传言？其实，同样的问题，倒是应该问习近平本人：为何总有政变传言？你当政十年，都有多少次政变传言了？ 其实，习近平自己应该很清楚，所有涉及他的政变传言，无论真假、虚实，其背后都是人心向背。天下苦习久矣！几乎人人都盼望他下台。党内外、墙内外、国内外，舆论莫不如此。即便在墙内，只要网管当局稍不留意，就会引爆真民意。 比如今年八月中旬，大熊猫翠翠产下幼仔，央视新闻只说了一句“你准备好给它起名了吗？”顿时引爆舆论。涌入的大多数评论，竟然都影射习近平。因为翠字，被理解为习死两次的合写，早已成为网信办的敏感词。由此引爆网民的联想和发挥。央视客户端紧急关闭评论，其他转载的媒体也都紧急关闭评论。由此可见，只要中国网民有一丝空间，就会发出他们今年的最强音：请某人到点下班，到站下车！这几乎是当下墙内外、海内外的共同心愿，普天下的共识。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但习近平却强求、强要、强来，逆着民心民意，顶风作案。而最令国内外民意反感的是，越是临近中共二十大，由习家军控制的党媒党报，越是鼓足了腮帮子，为习近平连任造势。 新华社社长傅华甚至抛出三个“一分钟”：“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和党中央的视野。”换言之，一分钟都不能停止吹捧习近平。意思很清楚：只要一分钟不为习近平造势、歌功颂德、搞个人崇拜，习近平就可能倒下。表面上权势熏天，实质上权力脆弱。既然每分钟都不能停止造势，自我消失十一天，怎能怪别人造谣、传谣？怎能禁得住传言四起、“谣言满天飞”？ 作为习近平的亲信，身为人大委员长的栗战书，在外访途中，对其他国家领导人交底：“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一定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言下之意，只有习近平，中共非习近平莫属，不仅要连任，而且要长期执政、终身执政，直到2049年，即第二个百年目标之日（中共建政百年）。 而与此同时，由习派把控的宣传机器和意识形态喉舌，以不同形式，先后发文，让计划经济、闭关锁国、阶级斗争，甚至于军国主义，都在王沪宁式的极左话术、语言包装和强盗逻辑下复活，接连获得正名、平反、翻案。习派强烈暗示：只要习近平连任，就肯定走回毛泽东老路或金正恩的朝鲜模式：闭关锁国，对抗世界文明；对内独裁和对外威胁。大明其白，丝毫不加掩饰。 所有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足以让中国人民惊恐，也足以让世界人民紧张。这几乎让人得出一个公式：习近平当政，对中国而言，意味着灾难；对世界而言，意味着战争。（比如台海战争，其实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习近平对普京入侵乌克兰“上不封顶”的支持，已经让世界极度反感、极度不安。以各国的认知：屠戮乌克兰，普京是主犯，习近平就是从犯。 这就难怪，一旦习近平隐身，必传言四起；一旦传言四起，人们必翘首以待。这是群体心理学。支撑这一心理学现象的，就是人心向背。其潜台词就是：若习近平走人，全世界都会松一口气。古人云：人贵有自知之明。又云：知所进退。政变传言不断，习近平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9月18日凌晨2时40分，一辆从贵州贵阳出发的满载要送往集中隔离的所谓“涉疫人员”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翻车导致27人罹难。这件事在全中国的网络上引起热议，也登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因为这绝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正如很多网友所说，这次大巴翻覆，是当今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一个具有丰富政治隐喻的写照，从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交通问题，而更是当今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的集中体现。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这是一起典型的老百姓为了独裁者的一意孤行而付出巨大代价的事件。我们都知道，中国今天几近疯狂的“动态清零”政策，完全是当权者不顾民意也不顾科学常识的暴政。在这样的暴政下，最终付出代价的就是老百姓。自中共建政至今，从大跃进到“文革”再到“六四”，无数的悲剧都是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坚持错误决策的结果。贵州大巴事件，就是这样的悲剧的缩影。 其次，在深夜里开往死亡的大巴上，有四十多名即将被送往遥远隔离点的贵阳居民，对于这样的荒谬政策，他们心中一定充满了不解、抱怨，甚至是愤怒。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团结在一起提出抗议，更看不到他们以拒绝上车进行抵抗。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面对暴政不敢抵抗，任由暴政横行，最终伤害到自己。这也是极权制度在很多国家都土崩瓦解，但在中国依然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这个原因，也充分体现在了这次贵州大巴的惨案中。 再次，这次贵阳市大巴的夜间冒险转运模式，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从司机穿着重装防护服长途驾驶就可以看出，从转运司机到乘客，其基本安全保障，从一开始就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这体现出了当今中国的另一大特点：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包括高于法律。所谓的“依法治国”完全是一句空话，甚至是习近平的个人意志都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中国，完全没有法治可言，人民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27条人命，再次凸显了党大于法的中国“故事”。 最后，这次贵阳市安排大巴深夜进行转运，完全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清零”的政策目标，也是为了当地政府自己的政绩。把有可能染疫的人送到遥远的地方，对外就可以宣布贵阳已经没有疑似病例。这不仅仅是自欺欺人，更是几十年来中共各级官员一贯的弄虚作假的执政模式。从各省的GDP数字到所谓脱贫任务的完成，都是弄虚作假的结果。当北京的独裁者做出一个地方无法真正执行的政策的时候，地方官员的对付方式就是弄虚作假。从错误决策到弄虚作假，这就是中国政治运行几十年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也体现在了这次贵州大巴事件上。 从以上四点不难得出结论，贵州大巴的悲剧虽然是单一事件，但凝聚了当今中国的各种政治现实。难怪有网友深刻地指出：中国，就是那辆在凌晨的黑暗中驶不进黎明的大巴。 最后，我要再次指出，所有这些中国的黑暗的政治现实，最终都会导致人民为之付出代价。在那个漆黑的凌晨失去生命的27个乘客，也是中国人民的缩影。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改变，每个国人都可能会成为牺牲品。因此，我们应当记住那27个死难者，记住他们，就是记住中国人的苦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有很多国际媒体很乐观，认为习近平和普京之间终于产生了裂痕，这是可以利用的好消息。但是同时，他们忽略了栗战书在俄罗斯杜马的正式表态。这很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情，不愿意相信事实。 栗战书在俄罗斯杜马的表态，是习近平的态度，这个不用质疑。但是普京也不敢相信，于是就把表态给公布了。和中国政府公布的表态不一样，中国显然隐藏了一些关键的内容，包括著名的、让大家不放心的策应论。为什么表里不一？俄罗斯对中国始终不放心：答应了上不封顶，却没有实际行动，这次是不是又是口惠而实不至呢？ 于是，三年不出门的习近平同志就不得不前往撒马尔罕亲自向普京解释，而且是离开会场秘密会面。解释了什么呢？没公布。但是明眼人从普京的微笑中可以看出些端倪，从习近平在党内遭遇的阻力上可以估计个大概，从小习不得不离开北京去作解释，也可以估计到下一步事情的大致走向。 两个野心家秘密会面后普京微笑了，这说明普京放心了。他为什么会放心呢？因为他了解了习近平同志的困境，也得到了习总书记的保证。所以他们愉快地表示互相理解，继续互相帮助。在普京最近遭遇了哈尔科夫大败的形势下，在普京受到内部愤怒的压力下，他最需要什么呢？是强大朋友的支持，哪怕是表态的支持。可是习总书记不能立刻给他支持，他还是微笑着表示理解，他理解了什么呢？ 这就是小习同志也有自己的困难，尽管可能是暂时的困难。这个困难不能公开，所以两人只能秘密会谈。普京侵略乌克兰得到了其国内党内的大力支持；而习近平帮助普京侵略，却没有得到国内党内的大力支持。中国民间对俄罗斯侵略没什么好感，精英阶层因为在西方有重大利益关系，也坚决反对因为支持普京而遭受制裁。这股逆流有可能使得习近平连任的计划破产，习近平不得不收起他年初对普京的保证，假装中立，说什么促进谈判和平等等模棱两可的废话。 为什么说是废话？那是因为从一开始，俄乌双方就在谈判。问题是双方谈不拢，乌克兰坚决要求战前的全部领土加上克里米亚，还有赔款。这是俄罗斯方面不可能答应的条件，就是普京下台或者癌症死了，俄罗斯也不可能答应这些条件。一开始乌克兰不能答应普京的条件，现在是俄罗斯不可能答应乌克兰的条件，所以和平谈判就是个废话。 但是习近平总说和平谈判，西方人放心了，普京可不放心。现在他怎么放心地微笑着说，理解理解？那是因为小习的理由足够充分：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反对援助俄罗斯的前提下，只有习近平连任成功，才有可能策应，而不仅仅是援助俄罗斯。怎么策应呢？前门放火、后门偷东西，土匪的传统手法。所以普京马上宣称，支持习近平统一台湾。 这种复杂的阴谋，老百姓看不懂，大多数媒体也看不懂，政治家们应该能看懂。但是看破不能说破，因为你没有证据。法律可以在发生后加以惩罚，政治必须在发生前就预防。因为政治关系到的不是个人，而是全社会以至于全人类的安危。不能等到习近平和普京的阴谋得逞了，全世界都陷入灾难了，历史倒退的时候才找警察。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这一次希望各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要再掉以轻心。人类的历史不总是向前进，有时候因为主政者们的疏忽大意，会倒退一大步。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据，这一次可能危害更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截止本文发稿的当天，被中共当局陆续对外公开点名的“孙力军政治团伙”中，包括“伙长”孙力军本人在内的总共7名成员已经被宣判了6个。依宣判的时间顺利是：本月21日，中共上海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龚道安被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20年7月，利用担任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重案侦查处处长、经济犯罪侦查总队总队长，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技术侦察局副局长、局长，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案件办理、职务提拔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343万余元。 同日，中共重庆市政府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邓恢林被河北省保定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1999年春节前至2020年1月，利用担任湖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计划财务处副处长，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湖北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宜昌市政府副市长，宜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中央政法委反分裂指导协调室负责人，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营、特殊号段车牌办理、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267万余元。 同日，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被河北省廊坊市中级法院以受贿、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被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一，1998年至2021年，利用担任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菏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济南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子女入学、案件办理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33万余元。二，2018年3月至2021年4月，在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期间，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违背信息化技术发展和项目建设规律，在山西省公安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等信息化项目建设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一天后，即本月22日，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原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傅政华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以受贿和徇私枉法罪判处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被公开宣布的主要罪行是：一，2005年至2021年，利用担任北中共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部长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处理等方面提供帮助，本人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二，2014年至2015年，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傅政华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傅政华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论罪应当判处死刑；傅政华徇私枉法，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亦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受贿罪并罚。鉴于傅政华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尚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提供其他重大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根据傅政华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国家、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同日，即本月22日，中共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被吉林省长春市中级法院以受贿、行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伪造身份证件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主要罪行是：一，1993年至2020年，利用担任辽宁省北镇满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北宁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江苏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及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贷款办理、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伙同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4亿余元。二，为谋求本人及他人职务晋升等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向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等人行贿共计9731万余元。三，明知娄河涉黑犯罪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充当该组织的“保护伞”，长期放任该组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帮助该组织逃避查禁与打击，并为该组织协调银行贷款，致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称霸一方，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四，利用职权为其本人及亲属、特定关系人等违法办理多份虚假身份证件。 又过了一天，即本月23日，中共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被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法院以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附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主要罪行是：一，2001年至2020年4月，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及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或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亿余元。二，2018年上半年，应他人请托，指使有关人员通过集中资金优势连续买卖等方式，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帮助他人避免损失1.45亿余元。三，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2支。 综合分析和比对习近平当局对如上6人的“司法处理”结果，不出笔者本人预料的，主要是对孙立军和王立科的“刀下留人”。 两个月前，笔者即已经为本专栏撰写《犯了死罪的孙力军是否还会被习近平下令留活口？》一文，分析了孙力军被起诉的三大罪名中，只有受贿一项是有死刑的，只要是数额足够大。现如今公布的6.46亿人民币受贿金额，已经是判死罪的金额了。至于是立即执行还是缓期执行，就要看习近平留下这个活口是否还有必要了。 从杀猴儆猴和杀猴儆鸡的角度考虑，直接把孙力军剁了最能体现直接听命于习近平本人的中共公安部纪检组所谓“刀刃向内”的威慑力。从此，那些大大小小的警匪、警渣们虽然不大可能会全都改邪改正 — 即习近平口中的所谓“不敢腐”，但“团伙做势”的事情恐怕是要收敛了。 但是若从杀鸡儆猴的角度考虑，留下孙力军这个“活口”，对那些至今仍然留在台上，或者说已经“平安降落”的孙力军的前上级们来说，则随时都有阻吓作用。无论是孟建柱还是郭声琨，只要习近平下决心不再让他们安享晚年，就可以随时从秦城监狱里把被判死缓外加终身监禁的孙力军提出来，安排他再“交待”出点上级需要他“坦白”的内容。 另外，今年七月，笔者还在本专栏发表了《死缓加终身监禁可能是王立科和孙力军的最好下场》，以及《正在和孙力军一起期盼习领袖恩赐免死牌的王立科》两篇文章。文中预测，“到孙立军一审开庭，吉林长春同一个法庭里对王立科的庭审已经结束，不日内即可对外宣布的判处结果，最可能的是死缓”。 说起来，整个“孙力军政治团伙”，包括“伙长”孙力军本人共6名陆续被宣判的高阶警渣中， 王立科不但是罪名最多，主罪之外的其他几项罪行也是最为严重，其中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伪造身份证件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而如此罪行累累，可谓恶贯满盈的王立科最终也能被当今圣上免死，中共官方的宣传文章中已经点出的主要原因是，他的“主动到案”。称他为第一个主动投案的省级政法委书记，意思是具有模范意义，感召更多的省以及省以下的政法委书记们主动投案。 如果说，王立科的被判决结果与“孙力军政治团伙”的“伙长”是同样待遇是笔者的预料之中的话，该团伙中的唯一一个正部长级的傅政华也判了死缓而且还附加终身监禁，实乃笔者意料之外。 今年7月底和8月初，笔者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相比孙力军，傅政华被轻判无期徒刑的可能性最大》、《从周永康的下场看傅政华和孙立军的命运》两篇文章。文中认为，相比于孙力军的个人受贿6.46亿，傅政华被公开宣布的受贿金额，而且还是与他人共同的受贿金额则只有1.17亿，所以应该会领受比孙力军要轻的判决结果。 事实上，傅政华刚刚过亿的受贿金额，是中共截止目前对外公开的所有副省部级以上的亿元贪官中，受贿金额最少的一个。 以下列出的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部分受贿额度比傅政华高，但获刑却比他轻的副省部级以上贪官：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于2018年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受贿金额是1.569亿余元；原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常委陈刚因受贿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受贿额1.29亿元；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判无期，受贿额是1.29亿余元；中共河北省委原秘书长景春华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受贿额是1.46亿；中共原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受贿额是1.2378亿元；中共原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受贿金额是1.69亿；中共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被数罪并罚，其中受贿罪判无期徒刑，受贿额是1.46亿余元；曾经先后在海南、重庆和广东三地担任过省级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的中共前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因涉案金额2.32亿元(受贿1.41亿余元，另有9104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缓，但未附加终身监禁。 总之，傅政华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也就是习近平登基以来，从副省部级以上干部中陆续抓捕的亿元级贪官中犯罪金额最少，但却量刑最重的一个。6年多前，第一个被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狱的高贪白恩培，受贿金额为2.46764511亿，是傅政华的两倍以上。而截止目前，被判处死缓还附加终身监禁的其他巨额贪官的犯罪金额，全部都在4亿多人民币以上。 从如上例证中不难看出，即使中共内部人士也一定会对傅政华的被从重量刑感到吃惊。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刑诉法教授洪道德此前即已经分析说：从目前判处终身监禁的几个案例来看，落马官员会不会终身监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看受贿金额，“受贿金额超过两个亿，一般就会终身监禁。朱明国因为受贿金额不够两个亿，所以并没有终身监禁。”但傅政华的受贿金额刚满一个亿，居然也和孙力军一同被终身监禁了，足见习近平对这个傅政华是有多恨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柬埔寨总理洪森9月15日透露，东盟峰会将于11月10日至13日在金边举行，中共总理李克强将于11月8日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的这次外访，如果属实，让人延伸想像，李克强明年卸任总理后，仍留在中共高层？这对他是福是祸？ 李克强可能接王岐山的班？ 李克强今年3月在两会上确认明年卸任总理后，一度传出可能全退，但近半年来，由于习近平力推的动态清零防疫，加重了经济下行，李克强开始高调出来“稳住经济大盘”，除罕有主持了号称全国10万官员参加的“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还多次到地方召开经济大省会议，这使李克强赢得了党内地位的某种提升。 按李克强留任其它职务是有可能的，之前外界猜测较多的是走李鹏模式，继续当一届常委，转任人大委员长。但已有观点认为李克强有可能接任国家副主席，笔者也认为，若李克强会留，这种可能性最大。 1948年7月出生的现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到明年3月两会召开时已超过74岁。 中共的国家副主席，按之前的惯例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是所谓的胡锦涛、习近平这种接班人模式（兼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第二种是曾庆红这种实权派的常委模式，还有是时任政治局委员李源潮担任的模式和现在的王岐山模式。 王岐山的最高级别闲职 王岐山在习的第一任期被视为习近平的政治盟友，负责反腐的王岐山对习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中共二号人物、总理李克强，一时号称“习王体制”。 不过，留任呼声颇高的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上退任常委和中纪委书记。在2018年3月，王岐山以普通党员身分出任国家副主席，成为1998年以来首个没有任何中共党内职务的国家副主席，官方排名在七常委之后，被称为“第八常委”。 根据现行中共宪法规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使主席的部分职权；在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开会补选。按这样规定，副主席其实是真正的中共二号人物，地位非同小可。 但现实中，中共国家副主席职务主要负责的是礼仪性外交工作，如果不是还有其它党内职务增加实力，此职纯属闲职。红朝特色，就是用民脂民膏养大帮官员，包括每年涌入人大和政协的大量高官，并不干什么实事。中共国家副主席由此成为了最高级别的闲职，王岐山是正国级。 国家副主席的位置，对于王岐山来说，其实是不满意的，本来他打虎好好的，差点直捣黄龙，直奔虎王江泽民和狗头军师曾庆红，但习近平突然鸣金收兵，王岐山不得不在十九大卸下党职，转任副主席职务。据说他与美国政商界密切，对中国政治经济治理还颇有一套，但过去五年，在中美大打贸易战中，王岐山也并未起什么作用。 王岐山已多次公开发牢騒，明眼人都看的出来。比如，2019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王岐山照著演讲稿念完，调侃称，“读稿子的人就是低头念完就算了。”2021年4月20日，王岐山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称自己是“临时主持人”，只是为习近平的致辞“报幕”。 不仅如此，王岐山的亲信董宏落马，利益地盘海航集团破产，都被认为对应著王岐山和习近平关系的变化。 李克强的命运，或可比照王岐山。李克强因为主持经济民生实务，和强调以党领政的习近平屡有不同调，甚至被认为是习李不和、习李斗。近期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被聚焦之际，李克强频频陷入所谓“习下李上”、“习不下李上”之类传言当中。 尽管李克强有胆和习斗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习自己肯定有所忌讳。虽然近段时间因为经济不行了，习就让李克强来救场。但未来李克强如果留任国家副主席，就和王岐山一样，不能再碰经济。李克强再想插手指点，已经是不合时宜，甚至是不受欢迎的。 习近平如果为李克强准备一个闲职——接任国家副主席，一方面是体现习的大量，也好封住党内悠悠之口，预计李克强会很难推辞。但李克强留任的话，反习势力仍然会利用他，制造一些传闻。所以李克强的日子会比王岐山还难过，甚至会“晚节不保”，比如或有亲密旧部被习以贪腐之名拿掉。 李克强把持的中南海北院早已沦落 有关李克强留任其它职务，目前毕竟只是猜测，但他卸任总理却是确定的。过去这近十年，在党领导一切的专制体制内，相信本想干点实事的李克强自己也觉得日子难熬。 中共高层历来有所谓中南海“南北院”之争，也就是北院（国务院李克强）和南院（习近平党中央）的严重分歧。北院当然是以主管经济见长，不过习近平似乎一上台就否定这一点。 习近平的第一任期，曾经是温家宝内阁财经大员的马凯，获总理李克强提名为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副总理。 由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编著的《Superpower Showdown》一书（中文名为“超级权力对决”）提到，习近平在2013年问马凯，在经济运行方面，党中央和国务院哪个更有效。 马凯回答说：“北院。”但习近平说：“我看未必。” 我们不知道习为什么说未必，但是接下来他的行动，就是整治北院。 习近平除担任中共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外，还在中共中央设立了国安委等数十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仅习近平自己就出任了十多个组长或委员会主任。这当中有些小组由总书记兼任是循旧例，但到习的第二任期，透过2018年初的机构改革，进一步在中南海扩大党权，削弱李克强的权力。 这次“改革”打著的旗号就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并将部分国务院机构虚级化，由中共的党内机构承担实际职责。习近平由此结束了前任的党政分开改革，回归毛时期的“以党领政”的体制。笔者称之为“党控”体制。 新组建的党控机构，包括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等。另有原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都已改为委员会。 由中共中宣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电影局牌子；由中共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管理宗教工作。 当局还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对教育系统党控，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把公务员培训并入中央党校统管。 多个国务院机构被撤销，如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国家公务员局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许多以中央为旗号的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政府部门，如所谓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部，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审计署。这都等于党向政府加进一只手。 原属工信部的网络安全管理，改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管理，习近平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 据财经智库《REDD》报导，习近平亲自指挥救房市，在上月的闭门会议上拍板一线以外城市将松绑限购。看来不但防疫，在经济上习早已“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李克强“稳住经济大盘”也只是吆喝一下。 中共二十大后，现任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可能会接替刘鹤成为经济团队核心人物。何立峰是习的亲信，搞政治出身的官僚，据说人比较左。如此，等李克强卸任总理后，无论胡春华还是汪洋接任总理，整个中南海院北院将会进一步沦落成南院的听话虫，必须按照习近平思想指导经济工作，中国的经济会滑向哪一步，很难想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距离中共二十大的举行还有不到一月，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以及习近平出访中亚后，我想现在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他不能连任了。那么关于二十大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项，尽管这段时间谈的人很多，我也提出我的看法和推测。 第一个事项，中共二十大的政治主题会是什么，我认为很可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的复兴，对未来五年乃至十年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规划和部署。有几大迹象显示了这一点。 一是前不久《求是》党刊发表了习去年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讲话，该讲话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阐述，指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是在今年7月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关于二十大的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习又表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共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两个讲话均谈到中国式现代化，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日报7月还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就中国式现代化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月政治局会议宣布20大10月举行的新闻报导中，亦有“继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继续有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表述，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包括“共同富裕”、“党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习为什么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二十大的主题？在我看来，是因为中共如果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可以宣称，它打破了西方垄断的现代化标准，为人类探索出一个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适合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习显然认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共能够做成这个事。以此回应外界包括党内对他连任的质疑。所以，习很可能在他统治的第二阶段，要高举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作为其连任的合法性依据。 第二个事项，党代会上中共领导层会有什么变化。对此我的判断是，现有的政治局七常委格局会保留，“七上八下”的所谓规矩也会保留，但在某些习认为的重要领域和系统，如外交系统，如果没有合适人选，也有可能破除这个规矩。 习会把自己的亲信和信得过的人安排进政治局，并占据大多数关键职位，但是也会把政治局的一部分名额和少数重要岗位分配给其他派系，以显示中共这个最重要机构的权力来源多样化而非他一家独占。从比例上说，政治局习氏人马至少要占到六成以上，军队、政法公安、组织、宣传、反腐败等系统要有习的亲信和信得过的人掌控。 习暂时还不会指定接班人，也不会把总书记改为党主席制。尽管党主席形式上的权力要比总书记大，但习的总书记权力含金量已经达到党主席这个职位应有的程度，他没有必要在二十大改；还因为如果改党主席制，谁做总书记大概率就是接班人，而习现在还没有想好这个问题，他不会在二十大指定接班人。 总理人选，汪洋的可能性要大过胡春华。原因在于，汪的资历和能力要强过胡，汪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派的联系与资源也要超过胡；如果经济建设重新成为党的工作中心，习会需要一个既然执行他的意志又能干的总理，汪会是一个更合适的人选；胡成为总理，其党内排名要超过现有的三位常委，这不符合中共论资排辈的传统，虽然习打破了很多规矩，但要胡越过三位常委的可能性还是不大。 李克强不会裸退。因为李裸退与否不是李个人能决定的，如果李裸退，映衬习恋权，所以习会以党的名义要求李不能裸退，李在二十大的角色是党内排名老二的人大委员长。 上述人数安排是正常的逻辑预测，也有另一种可能，即“七上八下”的规矩被习废除，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完全被习所控制。但这应该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第三个事项，二十大后中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变化或优先举措，我的看法是： 经济方面，鉴于经济是做好各项事情的基础，以及中国目前糟糕经济状况，为避免经济持续下行对民生的冲击造成某种不可控的后果，中共在党代会后很可能重新把经济作为其中心任务，一定程度上放松对资本的管控，减少折腾。 国内政策方面，共同富裕是习的施政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未来五年中共会在国民的收入分配上加大调节力度，有可能会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国内政策的另一重点是做实全过程民主，强化全过程民主的宣传攻势，从而中共就能宣称是民主执政，中国是民主国家，和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至于中国民众关注的动态清零，最快今年年底，最慢明年两会后应该会取消，主要取决于全球疫情在今年冬天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几月会不会有所好转。但不管怎样，这一政策的荒谬性越来越显现，民众接受的程度越来越低。 至于反腐，习会保持目前的力度，至少不会强化，甚至有可能弱化，因为他要让官员和衷共济，集中力量搞建设。继续大力反腐会让官员躺平，这是习不愿看到的。 外交政策方面，会延续目前的态势，重点在三个层次：一是尽量保持对美斗而不破的局面，但是不会对美抱有任何幻想，会做好和美国摊牌的各项准备，如果两国最后不得不摊牌的话。二是台湾问题依然是外交的重中之重，在台湾问题上会反守为攻，提出新的对台方略，制定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加强统一台湾的准备和部署，围台军演后，中国事实上进入了以武逼统模式，台海战争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发生，假如美台关系取得更深突破的话。 三是和俄罗斯深度结合，两国组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和东盟、中亚与中东、非洲、南太岛国、南美的经济合作，在第三世界国家寻找和扩大潜在的反美力量。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一个月之际，9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发布《规定》，题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鉴于中办主任丁薛祥是习近平亲信、心腹、大秘，由中办发布的《规定》，几乎就代表习近平的意思，目的是瞄准他的党内政敌，意图打破“七上八下”的党内规矩，排斥异己而任人唯亲，让习家军一派独大、习近平一人独裁。 然而，细读这份《规定》，却令人困惑，从字面上看，仿佛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准确而言，仿佛是为习近平二十大到期卸任量身定做。 比如第四条：“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而纵观当前中共官场，最大的能下问题，就在习近平身上。党内外、墙内外、国内外，无不盼望他能下：到点下班，到站下车，到期卸任。如果国内互联网不屏蔽言论，或网警偶尔疏失，所释放的言论，绝大多数都盼望习近平能下。 而该《规定》第五条，罗列所谓“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共计15条，习近平几乎条条都沾。相关描述似乎都是为他而作？诸如： （一）政治能力不过硬 –近些年中共在内政外交方面处处失误、屡战屡败、全盘失败，首要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政治能力不过硬，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二）理想信念动摇 – 习近平私欲膨胀、头脑发热，图谋连任、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就在于他“理想信念动摇，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 （三）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 – 习近平“在事关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紧要关头临阵退缩，在急难险重任务、重大风险考验面前消极逃避或者应对处置不力。”比如，每逢天灾人祸降临，习近平就畏缩不出，缺乏起码的担当。此类缩头乌龟行径，为毛泽东死亡后历届中共领导人所仅见。 （四）政绩观存在偏差 – 习近平公然提出，提拔干部“不唯GDP”，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首重政治考核。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五）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 这是习近平执政十年的最大弊端，“独断专行或者软弱涣散、自行其是，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组织作出的决定，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或者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破坏所在地方、单位政治生态。” （六）组织观念淡薄 – 原本总书记对党中央负责，党中央对全党负责，全党对全国人民负责，习近平却颠倒过来，变成：党中央、全党、全国人民对他一个人负责。而他自己，竟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不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制度，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 （七）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精神状态差 – 但凡天灾人祸或风险之地，习近平从不前往，“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敷衍塞责，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上心、不尽力，工作推拖绕躲、贻误事业发展。” （八）领导能力不足 – 习近平“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目标任务”，举凡雄安新区、厕所工程、北交所、上海和海南岛自贸区、一带一路、全民脱贫、全面小康等，尽都沦为烂尾工程。“重大战略、重要改革、重点工作推进不力，所负责的工作较长时间处于落后状态或者出现较大失误。” （九）违规决策或者决策论证不充分、不慎重 – 习近平当政，因主观决策，拍脑袋，留下无数烂摊子，尤其是“一带一路”大撒币工程的惨重失败和巨大代价。“造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后果。” （十）作风不严不实 – 用超高价茅台酒招待金正恩，出行出访大搞铺张浪费、封路封城，“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格，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造成不良影响。” （十一）品行不端，行为失范 – 习近平两次策动的跨境绑架案，都因遮掩个人或家族丑闻。2015年跨境香港和泰国绑架书商，只因香港铜锣湾书店出版《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2017年跨境香港绑架富商肖建华，只因肖建华公开承认代习近平姐姐和姐夫打理巨额股份财产。显见，习近平和习家族“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造成不良影响。” （十二）因存在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等情况 – 众所周知，习近平的女儿居住美国；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还有表弟等，分别加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籍，并跨国经商和转移财富。 （十三）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或者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及民主测评优秀和称职得票率达不到三分之二 – 如果中国真有民主测评、哪怕全体党员民主测评，习近平都极可能“被确定为不称职”、“认定确属不适宜担任现职。” （十四）因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1年以上 – 习近平多次爆出健康问题，包括腿疾、脑疾等；开会时面前必须摆上两个杯子 – 外界推测：一个杯子装茶，一个杯子装药。 （十五）其他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 – 已经做满两个任期、超龄（超越七上八下规定的68岁年龄上限）、以及内政外交全盘失败等，都足以证明习近平不适宜担任现职。 回头来看中办这份最新《规定》，原意或针对习近平的党内政敌，字面上却处处反讽，把习近平请君入瓮。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到底是宣战书还是高级黑？这是一个谜。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近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且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前往那里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普京会谈。这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第一次出国，为什么他选择去这两个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从此中、俄两国能通过上合组织领导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新盟邦集团？这些问题对印太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十分重要。 一、中国寻求对抗美国的可靠大后方？ 自从中美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除了不断扩大针对美军的航母舰队之外，也逐渐展现出进逼台湾的姿态。今年8月，中国通过围绕台湾四周的远程导弹发射演习制造了又一次台海危机。最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准备为台湾提供有力的支持。而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方面，美国也开始收紧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出口管制。 自从美苏冷战结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曾经长期缺乏防范中国大规模盗窃技术的措施；而中国则盗窃了美国各领域的技术，把盗窃来的大量技术用于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同时在民用商品领域挤垮美国公司，努力占领西方国家的市场。最近，美国感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开始采取管制和限制措施。 8月9日，白宫签署了《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我们正在建起围栏，以保证那些接受了芯片资金支持的公司不能损害国家安全。它们在10年时间内不能用这些钱去中国投资，不能在中国开发领先技术”。9月12日，白宫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启动了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一位白宫官员介绍，中国对美国的领导力和竞争力构成风险，“这项倡议……确保美国在这场技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9月15日，白宫再签署行政命令，加强中国公司在美投资的审查，目的在于避免美国重要技术外流。 美国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正在发生转折，经济全球化之下以往那种技术、投资自由流动的局面可能逆转。中国并不准备停止扩军备战、对外扩张的步伐，因此会预作准备，为建立与美国实行经济对抗的大后方，寻找新的盟友和布局。习近平这次的中亚之行，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值得进一步分析。 二、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亚地区位于东亚国家与土耳其等西亚国家之间，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属于中亚国家当中离东亚最近的。这两个国家在中国西部边境之外，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有很长的共同国界；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之间隔着几个前苏联的中亚小国，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有一长段共同国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独立，但和俄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如果与印太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开始紧张，那么，它地理上的后方就是俄国与中亚国家。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依赖俄国天然气供应的德国等欧盟国家一再陷入能源困境，能源价格飙涨几倍，导致许多工业企业陷入破产的边缘。德国的这种能源依赖困境，无疑也是给中国的启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原油净进口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多达5亿吨。虽然中国采取了石油来源多样化措施，但大部分从中东及非洲各国进口的原油仍然要依靠印太地区的海运通道。 中国从今年6月15日起已经开始施行《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其中包括封锁航道，8月对台湾周边地区的导弹发射演习就包含封锁航道的意涵。 一旦将来台海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中国进口石油的海上通路也同样受到航道风险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能源进口来源逐渐改为俄国为主，中国对印太地区海运通道的依赖就会相对下降，其能源安全度则相应上升；当然，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俄国的能源依赖日益加重。正因为这种战略大改变关系到长远的中俄关系，习近平这次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并与普京商谈，应该包含稳定大后方的考量。 三、何为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它是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履行接收程序中）这9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此外还有3个观察员，即蒙古、白俄罗斯、阿富汗（塔利班之前的政权），以及9个对话伙伴，它们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 这9个成员国的面积占欧亚大陆的3/5，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3%。听起来很庞大，好像这个组织差不多相当于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地理范围。那是否上合组织因此就具有影响半个地球陆地的能力呢？如果论成员国的面积或人口，有面积超大的俄罗斯作为上合组织的发起国之一，当然拉高了这个组织的地理覆盖面；而把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算进去，这个组织的人口比重就抬高了。但是，除了俄国、中国、印度之外，剩下的6个成员国的面积就小了，人口也不多。 最重要的是，其中4个成员国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与俄国有一些依附关系，而这4个国家本身在国际事务中都没多少重要性，更谈不上影响力。至于该组织的其它成员国当中，巴基斯坦是中国拉进去的，而俄国就拉了巴基斯坦的对头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并没有共同价值观，宗教方面有巨大差异，而各自利益也有很大冲突，只是在若干问题上有一些共同的兴趣。 当初成立这个组织时，这些成员国共同感兴趣的是为中国或俄国站队，帮中、俄对抗西方国家吗？当然不是。它们一开始共同的兴趣其实是反恐这个很窄的课题，重点是当时很活跃的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团体对周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上合组织成立3个月之后，9·11就发生了，恐怖分子劫持美国国内航班的几架民航机，撞击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9·11之后，美国开始全力打击恐怖组织，世界上反恐的主要角色就变成了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军队和情报机构；而中国站在一边“看戏”，上海合作组织也就不那么关注反恐了。 四、上合组织为何一事无成？ 上合组织不关心反恐之后，确实曾试图转变合作重点，把重心放到维持中亚、南亚地区的和平以及经济合作方面来，但基本上一事无成。 首先，在维持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和平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各自的利益摩擦太大，其中一些成员国之间甚至有很多由来已久的深层矛盾和对抗，根本无法调和。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彼此严重对立，各自的核导弹对准对方。虽然印度与俄罗斯有传统友谊，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盟友，但中俄两国完全无法缓解印巴对立。此外，笔者撰文之时，上合组织成员国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之间刚爆发激烈的边界冲突，俄、中两国或上合组织均未能有效阻止双方的冲突。显然，上合组织其实无法充分有效地维持成员国之间的信任与和平。 西方国家有些人曾认为，上合组织是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中亚地区安全保障集团，可以被视为北约未来在东方的一个制衡机制。实际上，上合组织成立20多年来，在区域防务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彼此不合作；不但不合作，反而上合组织的发起国中国去年就与成员国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双方的对峙到今天也没解决。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8月18日在泰国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发表题为《印度就印太地区之愿景》的主题演讲时表示，印中两国关系目前仍处在“极度艰难”阶段。 至于经济合作方面，李克强曾经提出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而俄国却视此为中共倾销商品、控制中亚国家的企图，结果李克强的建议就被束之高阁了。为什么俄国对中亚自贸区不感兴趣？原因在于，中亚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直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想通过经济合作拉这些国家靠拢中国，遇到了俄国的抵制。俄国自己不需要出面，就让这些中亚国家自己拒绝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 如果建立中亚自贸区，中亚国家很容易沦为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地，俄国的西伯利亚以东地区早就已经如此了。俄国之所以不希望中国通过中亚自贸区赚取大量出口收益，是因为中亚国家没有多少可对中国出口的产品，自贸区只会造成这些中亚国家的高额贸易逆差，于是先造成这些国家外汇短缺，若改用人民币结算，这些中亚国家就变成了中国的经济附属地，甚至可能被迫用租借资源产地或城市建设用地来抵还人民币债务。 五、上合组织无用，中俄关系变“铁”？ 美国之音去年6月15日曾刊登过一篇关于这个组织成立20年后进展情况的报道，标题是《上海合作组织20年：矛盾关系犬牙交错，形式尚存步履维艰》。此报道结尾的一句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把西方国家和价值观完全排除在外的国际组织，尽管20年来内部矛盾重重，完成的建树寥寥无几，至少在形式上依然顽强存在。”此语幽默，其含义可以被解读成，基本上这个组织毫无作用，只是勉强支撑着不解散而已。 而中国的相关专家对上合组织的看法，其实和美国之音差不多。去年6月18日，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接受国内媒体采访，他的结论是，“外部质疑上合组织的作用很有限，连成员国内部的问题都不能完全解决。”他还披露，中俄之间、中国和中亚几国之间，都有很大的不信任。 虽然现在中国想利用一下上合组织，为巩固自己的大后方打基础，但如此一个功能松散、内部矛盾重重的组织，要承担中国期待的“使命”，何堪重任？仅举一例，最近中国的太空监测船不顾印度反对，坚持停靠斯里兰卡的港口，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公署就首度指控北京让“台海军事化”。 中国想在地缘政治上改善周边关系，东面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日本、韩国都感受到中国军事扩张的压力；中国的西南面有印度这个大国的抵制，只有北面的俄国是它唯一可以拉拢的对象。而上合组织能否成为中、俄两国主导的战略联盟，最关键的是这两国之间的充分信任。恰恰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只能策略性地互相利用，却无法真正建立充分信任。 现在中国处理中俄关系，一方面是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换取俄国默许其威胁台湾之举；另一方面则利用俄罗斯需要分散能源出口市场的战略选择，中国自己也有分散能源供应渠道的需要，双方一拍即合。最近中国和俄国签订了协议，双边能源贸易的支付手段不再用硬通货，中国买俄国更多的天然气和石油，一半用人民币，一半用卢布。这种做法既支撑了俄国卢布的汇率，也省去了中国的美元开支，因为中共的外汇储备已经很紧了。而俄国也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消费品，其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大部分超市里卖的都是中国商品，俄国可以用卖能源拿到的人民币支付从中国进口消费品的开支，同样可节省硬通货支出。 但是，这种策略性的相互需要并不见得能成为长期紧密的战略联盟之可靠基础。我9月13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二十大”习近平连任之际的内外处境》分析了俄中关系的三个长期阴影，那才是决定中俄关系的根本因素，此不赘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困守中南海两年零八个月，不敢迈出国门一步，害怕被自家创造的武汉肺炎病毒毒死；即使跑到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香港，而且已经“习家军治港”，也不敢在那里过夜，只吃一顿晚宴也胆战心惊。这样一个怕死鬼，还敢嘲笑苏联变天时没有一个“男儿”出来挽救危局。 养精蓄锐两年零八个月后，习近平首次出国，应该有一番惊天动地的言行来显示他将在中共20大坐上“天子”大位。没料到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前，夸下海口“合作无上限”的习近平，因为入侵受挫，居然不敢明言支持普京这个“男儿”惊破天下的侵略乌克兰的行径，其鬼鬼祟祟、吞吞吐吐、投机取巧的言论终于让普京清醒表示“理解”。除了这个洋相还不算，居然在上海合作组织会后的国家领导人晚宴上落跑，表达的公开原因是“防疫”需要。习近平的命是命，别的国家领导人的命就不是命？这样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还堪称“大国领袖”，还要领导“全球化”？真是笑死人。 上海合作组织1996年在上海成立，中俄等5国是创始国，现在有九个成员国，占全球人口43%，其影响力当然不能忽视。这次开会虽然在乌兹别克，远祖却在中国上海，无论在哪里召开会议，中国都是半个主人。这次习近平落跑，显示他已经不把这个组织放在心上。习近平蛰伏两年零八个月后，表演这一场好戏，让全世界看破他的手脚。 习近平的落跑，原因有真有假。真的一面，他的却是怕死鬼。假的一面就有多个原因需要探讨。 第一， 中共20大他就要坐上天子宝座，不值得冒险与其他“洋人”一起脱口罩吃饭，因为不知道他们身上带有什么变种病毒。如果壮志未酬身先死，岂非长使小鼠泪满襟？ 第二， 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已经失去权位，这次出国只是行礼如仪，他已经没有心思为中华民族争光。因此敷衍了事，让后人来收拾残局。所以从下飞机的一刹那就心神不定差点摔跤。 第三， 习近平真的有病，看他脸面浮肿，与挺着大肚腩，都是极不健康的表现。他比打败仗的普京气色更差。然而中共领导人的健康是绝对机密，因此只能赶快编造一个借口班师回朝。 这次国际丑闻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且看后续发展。然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习近平在某些专制国家中的威望一定为此付出代价而急剧坠落。 （全文转自光传媒）
在俄乌战争发生战略性大转折之际，在决定中共未来十年最高领导层的关键会议“二十大”召开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双双放下手中最重要的事情，来到乌兹别克举行会晤，等于向全世界，尤其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盟再次宣示：中俄之间已经结成战略同盟，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将相互支持。这次特殊时期的特殊会见，看似显示中俄同盟坚定紧密，但稍加推敲就不难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别别扭扭的联盟，一点也不坚定和亲密。 首先体现在中俄双方对于高层会晤这件事，在事先的对外表态上。其实，早在8月份，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已经报道了习近平将要出国，参加“上合组织”会议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会有“普习会”。但中方外交部对于相关提问，始终不予证实。反观俄罗斯，不仅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上一周就公开证实了普习会，甚至普京本人也刻意高调地在会议前几天，就在公开场合证实他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于普京本人的证实，中国外交部还是保持沉默，好像习近平会见普京是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一直到习近平出国的前两天，中国官方媒体才正式宣布了这次出访的细节。这是习近平疫情爆发之后第一次出国，中国号称是进行大国元首外交。既然是如此意义重大的事情，按理说应当大张旗鼓、意气风发，中方的官方宣传却如此羞羞答答，这看起来不是很别扭吗？ 更别扭的是，双方见面以后的一番对话。虽然此前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已经代表中国毫不顾忌地表示要对俄罗斯的战争进行“策应”，习近平在与普京见面的时候也强调中俄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要相互支援”，听起来，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支持是无保留的。但是普京似乎并不忌惮戳穿表面的假象，在发言中说“莫斯科方面理解中国对乌克兰战争有疑问和疑虑”，这句话措辞委婉，但态度上可以说是毫不客气，单刀直入。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听得出普京内心是不满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中方如果对于俄罗斯的战争有任何的疑问和疑虑，一定会在双方的会晤中提出，到底有什么必要对外公布出来呢？何况，到底是怎么的疑虑？什么疑问？普京也不明确说明。既然不方便明确说明，那又何必说出来呢？习近平曾经深情款款地说，普京是他的“知心好友”。请问，天下有这样有话不直说，别别扭扭的深厚友情吗？ 我当然不否认这次普习会是中俄联盟的表现，中俄的确清晰地向全世界表达了相互支持的立场。但是，普京的牢骚，中方的低调，这些，都不是具有坚定和亲密关系的同盟之间正常的互动，因此我才称之为“别扭联盟”。而之所以如此别扭，其实有很深厚的历史和战略渊源。但普京的一席话其实也点出了别扭的关键，那就是俄罗斯急需中国为俄乌战争提供更直接、更积极的支持，而习近平显然曾经承诺过这样的支持；但是，或许是由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军事外援，或许是因为中国目前还不愿意完全与美国撕破脸，显然中国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当初，普京很可能是因为有中方的承诺才大打出手的；现在战争陷入僵局，回头一看，盟友却在磨磨蹭蹭，不肯出手。也难怪普京内心别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