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柬埔寨总理洪森9月15日透露,东盟峰会将于11月10日至13日在金边举行,中共总理李克强将于11月8日对柬埔寨进行正式访问。李克强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的这次外访,如果属实,让人延伸想像,李克强明年卸任总理后,仍留在中共高层?这对他是福是祸? 李克强可能接王岐山的班? 李克强今年3月在两会上确认明年卸任总理后,一度传出可能全退,但近半年来,由于习近平力推的动态清零防疫,加重了经济下行,李克强开始高调出来“稳住经济大盘”,除罕有主持了号称全国10万官员参加的“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还多次到地方召开经济大省会议,这使李克强赢得了党内地位的某种提升。 按李克强留任其它职务是有可能的,之前外界猜测较多的是走李鹏模式,继续当一届常委,转任人大委员长。但已有观点认为李克强有可能接任国家副主席,笔者也认为,若李克强会留,这种可能性最大。 1948年7月出生的现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到明年3月两会召开时已超过74岁。 中共的国家副主席,按之前的惯例有四种模式,第一种是所谓的胡锦涛、习近平这种接班人模式(兼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第二种是曾庆红这种实权派的常委模式,还有是时任政治局委员李源潮担任的模式和现在的王岐山模式。 王岐山的最高级别闲职 王岐山在习的第一任期被视为习近平的政治盟友,负责反腐的王岐山对习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中共二号人物、总理李克强,一时号称“习王体制”。 不过,留任呼声颇高的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上退任常委和中纪委书记。在2018年3月,王岐山以普通党员身分出任国家副主席,成为1998年以来首个没有任何中共党内职务的国家副主席,官方排名在七常委之后,被称为“第八常委”。 根据现行中共宪法规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使主席的部分职权;在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开会补选。按这样规定,副主席其实是真正的中共二号人物,地位非同小可。 但现实中,中共国家副主席职务主要负责的是礼仪性外交工作,如果不是还有其它党内职务增加实力,此职纯属闲职。红朝特色,就是用民脂民膏养大帮官员,包括每年涌入人大和政协的大量高官,并不干什么实事。中共国家副主席由此成为了最高级别的闲职,王岐山是正国级。 国家副主席的位置,对于王岐山来说,其实是不满意的,本来他打虎好好的,差点直捣黄龙,直奔虎王江泽民和狗头军师曾庆红,但习近平突然鸣金收兵,王岐山不得不在十九大卸下党职,转任副主席职务。据说他与美国政商界密切,对中国政治经济治理还颇有一套,但过去五年,在中美大打贸易战中,王岐山也并未起什么作用。 王岐山已多次公开发牢騒,明眼人都看的出来。比如,2019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王岐山照著演讲稿念完,调侃称,“读稿子的人就是低头念完就算了。”2021年4月20日,王岐山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称自己是“临时主持人”,只是为习近平的致辞“报幕”。 不仅如此,王岐山的亲信董宏落马,利益地盘海航集团破产,都被认为对应著王岐山和习近平关系的变化。 李克强的命运,或可比照王岐山。李克强因为主持经济民生实务,和强调以党领政的习近平屡有不同调,甚至被认为是习李不和、习李斗。近期习近平二十大连任被聚焦之际,李克强频频陷入所谓“习下李上”、“习不下李上”之类传言当中。 尽管李克强有胆和习斗的可能性并不大,但习自己肯定有所忌讳。虽然近段时间因为经济不行了,习就让李克强来救场。但未来李克强如果留任国家副主席,就和王岐山一样,不能再碰经济。李克强再想插手指点,已经是不合时宜,甚至是不受欢迎的。 习近平如果为李克强准备一个闲职——接任国家副主席,一方面是体现习的大量,也好封住党内悠悠之口,预计李克强会很难推辞。但李克强留任的话,反习势力仍然会利用他,制造一些传闻。所以李克强的日子会比王岐山还难过,甚至会“晚节不保”,比如或有亲密旧部被习以贪腐之名拿掉。 李克强把持的中南海北院早已沦落 有关李克强留任其它职务,目前毕竟只是猜测,但他卸任总理却是确定的。过去这近十年,在党领导一切的专制体制内,相信本想干点实事的李克强自己也觉得日子难熬。 中共高层历来有所谓中南海“南北院”之争,也就是北院(国务院李克强)和南院(习近平党中央)的严重分歧。北院当然是以主管经济见长,不过习近平似乎一上台就否定这一点。 习近平的第一任期,曾经是温家宝内阁财经大员的马凯,获总理李克强提名为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副总理。 由两名《华尔街日报》记者编著的《Superpower Showdown》一书(中文名为“超级权力对决”)提到,习近平在2013年问马凯,在经济运行方面,党中央和国务院哪个更有效。 马凯回答说:“北院。”但习近平说:“我看未必。” 我们不知道习为什么说未必,但是接下来他的行动,就是整治北院。 习近平除担任中共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外,还在中共中央设立了国安委等数十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仅习近平自己就出任了十多个组长或委员会主任。这当中有些小组由总书记兼任是循旧例,但到习的第二任期,透过2018年初的机构改革,进一步在中南海扩大党权,削弱李克强的权力。 这次“改革”打著的旗号就是“完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并将部分国务院机构虚级化,由中共的党内机构承担实际职责。习近平由此结束了前任的党政分开改革,回归毛时期的“以党领政”的体制。笔者称之为“党控”体制。 新组建的党控机构,包括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等。另有原来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都已改为委员会。 由中共中宣部统一管理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对外加挂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和国家电影局牌子;由中共统战部统一领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管理宗教工作。 当局还组建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对教育系统党控,组建新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把公务员培训并入中央党校统管。 多个国务院机构被撤销,如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国家公务员局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许多以中央为旗号的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政府部门,如所谓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部,中央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审计署。这都等于党向政府加进一只手。 原属工信部的网络安全管理,改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管理,习近平也是这个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 据财经智库《REDD》报导,习近平亲自指挥救房市,在上月的闭门会议上拍板一线以外城市将松绑限购。看来不但防疫,在经济上习早已“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李克强“稳住经济大盘”也只是吆喝一下。 中共二十大后,现任中共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可能会接替刘鹤成为经济团队核心人物。何立峰是习的亲信,搞政治出身的官僚,据说人比较左。如此,等李克强卸任总理后,无论胡春华还是汪洋接任总理,整个中南海院北院将会进一步沦落成南院的听话虫,必须按照习近平思想指导经济工作,中国的经济会滑向哪一步,很难想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距离中共二十大的举行还有不到一月,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以及习近平出访中亚后,我想现在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他不能连任了。那么关于二十大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项,尽管这段时间谈的人很多,我也提出我的看法和推测。 第一个事项,中共二十大的政治主题会是什么,我认为很可能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国的复兴,对未来五年乃至十年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规划和部署。有几大迹象显示了这一点。 一是前不久《求是》党刊发表了习去年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讲话,该讲话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阐述,指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二是在今年7月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关于二十大的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习又表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共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两个讲话均谈到中国式现代化,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日报7月还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就中国式现代化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月政治局会议宣布20大10月举行的新闻报导中,亦有“继续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继续有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表述,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包括“共同富裕”、“党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习为什么要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二十大的主题?在我看来,是因为中共如果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可以宣称,它打破了西方垄断的现代化标准,为人类探索出一个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适合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习显然认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共能够做成这个事。以此回应外界包括党内对他连任的质疑。所以,习很可能在他统治的第二阶段,要高举中国式现代化的标识,作为其连任的合法性依据。 第二个事项,党代会上中共领导层会有什么变化。对此我的判断是,现有的政治局七常委格局会保留,“七上八下”的所谓规矩也会保留,但在某些习认为的重要领域和系统,如外交系统,如果没有合适人选,也有可能破除这个规矩。 习会把自己的亲信和信得过的人安排进政治局,并占据大多数关键职位,但是也会把政治局的一部分名额和少数重要岗位分配给其他派系,以显示中共这个最重要机构的权力来源多样化而非他一家独占。从比例上说,政治局习氏人马至少要占到六成以上,军队、政法公安、组织、宣传、反腐败等系统要有习的亲信和信得过的人掌控。 习暂时还不会指定接班人,也不会把总书记改为党主席制。尽管党主席形式上的权力要比总书记大,但习的总书记权力含金量已经达到党主席这个职位应有的程度,他没有必要在二十大改;还因为如果改党主席制,谁做总书记大概率就是接班人,而习现在还没有想好这个问题,他不会在二十大指定接班人。 总理人选,汪洋的可能性要大过胡春华。原因在于,汪的资历和能力要强过胡,汪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派的联系与资源也要超过胡;如果经济建设重新成为党的工作中心,习会需要一个既然执行他的意志又能干的总理,汪会是一个更合适的人选;胡成为总理,其党内排名要超过现有的三位常委,这不符合中共论资排辈的传统,虽然习打破了很多规矩,但要胡越过三位常委的可能性还是不大。 李克强不会裸退。因为李裸退与否不是李个人能决定的,如果李裸退,映衬习恋权,所以习会以党的名义要求李不能裸退,李在二十大的角色是党内排名老二的人大委员长。 上述人数安排是正常的逻辑预测,也有另一种可能,即“七上八下”的规矩被习废除,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完全被习所控制。但这应该还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第三个事项,二十大后中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变化或优先举措,我的看法是: 经济方面,鉴于经济是做好各项事情的基础,以及中国目前糟糕经济状况,为避免经济持续下行对民生的冲击造成某种不可控的后果,中共在党代会后很可能重新把经济作为其中心任务,一定程度上放松对资本的管控,减少折腾。 国内政策方面,共同富裕是习的施政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未来五年中共会在国民的收入分配上加大调节力度,有可能会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国内政策的另一重点是做实全过程民主,强化全过程民主的宣传攻势,从而中共就能宣称是民主执政,中国是民主国家,和西方争夺民主话语权。至于中国民众关注的动态清零,最快今年年底,最慢明年两会后应该会取消,主要取决于全球疫情在今年冬天的变化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几月会不会有所好转。但不管怎样,这一政策的荒谬性越来越显现,民众接受的程度越来越低。 至于反腐,习会保持目前的力度,至少不会强化,甚至有可能弱化,因为他要让官员和衷共济,集中力量搞建设。继续大力反腐会让官员躺平,这是习不愿看到的。 外交政策方面,会延续目前的态势,重点在三个层次:一是尽量保持对美斗而不破的局面,但是不会对美抱有任何幻想,会做好和美国摊牌的各项准备,如果两国最后不得不摊牌的话。二是台湾问题依然是外交的重中之重,在台湾问题上会反守为攻,提出新的对台方略,制定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加强统一台湾的准备和部署,围台军演后,中国事实上进入了以武逼统模式,台海战争有可能在未来五年发生,假如美台关系取得更深突破的话。 三是和俄罗斯深度结合,两国组成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加强和东盟、中亚与中东、非洲、南太岛国、南美的经济合作,在第三世界国家寻找和扩大潜在的反美力量。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距离中共二十大召开一个月之际,9月中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发布《规定》,题为《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鉴于中办主任丁薛祥是习近平亲信、心腹、大秘,由中办发布的《规定》,几乎就代表习近平的意思,目的是瞄准他的党内政敌,意图打破“七上八下”的党内规矩,排斥异己而任人唯亲,让习家军一派独大、习近平一人独裁。 然而,细读这份《规定》,却令人困惑,从字面上看,仿佛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准确而言,仿佛是为习近平二十大到期卸任量身定做。 比如第四条:“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而纵观当前中共官场,最大的能下问题,就在习近平身上。党内外、墙内外、国内外,无不盼望他能下:到点下班,到站下车,到期卸任。如果国内互联网不屏蔽言论,或网警偶尔疏失,所释放的言论,绝大多数都盼望习近平能下。 而该《规定》第五条,罗列所谓“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共计15条,习近平几乎条条都沾。相关描述似乎都是为他而作?诸如: (一)政治能力不过硬 –近些年中共在内政外交方面处处失误、屡战屡败、全盘失败,首要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政治能力不过硬,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二)理想信念动摇 – 习近平私欲膨胀、头脑发热,图谋连任、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就在于他“理想信念动摇,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 (三)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 – 习近平“在事关党和国家利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等紧要关头临阵退缩,在急难险重任务、重大风险考验面前消极逃避或者应对处置不力。”比如,每逢天灾人祸降临,习近平就畏缩不出,缺乏起码的担当。此类缩头乌龟行径,为毛泽东死亡后历届中共领导人所仅见。 (四)政绩观存在偏差 – 习近平公然提出,提拔干部“不唯GDP”,不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首重政治考核。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五)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 这是习近平执政十年的最大弊端,“独断专行或者软弱涣散、自行其是,不执行或者擅自改变组织作出的决定,在领导班子中闹无原则纠纷,或者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破坏所在地方、单位政治生态。” (六)组织观念淡薄 – 原本总书记对党中央负责,党中央对全党负责,全党对全国人民负责,习近平却颠倒过来,变成:党中央、全党、全国人民对他一个人负责。而他自己,竟无须对任何人负责,“不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制度,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组织的分配、调动、交流等决定。” (七)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精神状态差 – 但凡天灾人祸或风险之地,习近平从不前往,“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敷衍塞责,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上心、不尽力,工作推拖绕躲、贻误事业发展。” (八)领导能力不足 – 习近平“不能有效履行职责、按要求完成目标任务”,举凡雄安新区、厕所工程、北交所、上海和海南岛自贸区、一带一路、全民脱贫、全面小康等,尽都沦为烂尾工程。“重大战略、重要改革、重点工作推进不力,所负责的工作较长时间处于落后状态或者出现较大失误。” (九)违规决策或者决策论证不充分、不慎重 – 习近平当政,因主观决策,拍脑袋,留下无数烂摊子,尤其是“一带一路”大撒币工程的惨重失败和巨大代价。“造成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损失浪费,生态环境破坏,公共利益损害等后果。” (十)作风不严不实 – 用超高价茅台酒招待金正恩,出行出访大搞铺张浪费、封路封城,“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格,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造成不良影响。” (十一)品行不端,行为失范 – 习近平两次策动的跨境绑架案,都因遮掩个人或家族丑闻。2015年跨境香港和泰国绑架书商,只因香港铜锣湾书店出版《习近平和他的情人们》;2017年跨境香港绑架富商肖建华,只因肖建华公开承认代习近平姐姐和姐夫打理巨额股份财产。显见,习近平和习家族“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造成不良影响。” (十二)因存在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等情况 – 众所周知,习近平的女儿居住美国;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还有表弟等,分别加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籍,并跨国经商和转移财富。 (十三)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或者连续两年被确定为基本称职,以及民主测评优秀和称职得票率达不到三分之二 – 如果中国真有民主测评、哪怕全体党员民主测评,习近平都极可能“被确定为不称职”、“认定确属不适宜担任现职。” (十四)因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履行工作职责1年以上 – 习近平多次爆出健康问题,包括腿疾、脑疾等;开会时面前必须摆上两个杯子 – 外界推测:一个杯子装茶,一个杯子装药。 (十五)其他不适宜担任现职的情形 – 已经做满两个任期、超龄(超越七上八下规定的68岁年龄上限)、以及内政外交全盘失败等,都足以证明习近平不适宜担任现职。 回头来看中办这份最新《规定》,原意或针对习近平的党内政敌,字面上却处处反讽,把习近平请君入瓮。到底是阴谋还是阳谋?到底是宣战书还是高级黑?这是一个谜。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近出访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并且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前往那里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的普京会谈。这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第一次出国,为什么他选择去这两个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究竟有多重要?是不是从此中、俄两国能通过上合组织领导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新盟邦集团?这些问题对印太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十分重要。 一、中国寻求对抗美国的可靠大后方? 自从中美关系恶化以来,中国除了不断扩大针对美军的航母舰队之外,也逐渐展现出进逼台湾的姿态。今年8月,中国通过围绕台湾四周的远程导弹发射演习制造了又一次台海危机。最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案》,准备为台湾提供有力的支持。而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方面,美国也开始收紧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出口管制。 自从美苏冷战结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美国曾经长期缺乏防范中国大规模盗窃技术的措施;而中国则盗窃了美国各领域的技术,把盗窃来的大量技术用于针对美国的扩军备战,同时在民用商品领域挤垮美国公司,努力占领西方国家的市场。最近,美国感到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开始采取管制和限制措施。 8月9日,白宫签署了《2022年芯片和科技法》(Chips and Science Act 2022)。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我们正在建起围栏,以保证那些接受了芯片资金支持的公司不能损害国家安全。它们在10年时间内不能用这些钱去中国投资,不能在中国开发领先技术”。9月12日,白宫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启动了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一位白宫官员介绍,中国对美国的领导力和竞争力构成风险,“这项倡议……确保美国在这场技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9月15日,白宫再签署行政命令,加强中国公司在美投资的审查,目的在于避免美国重要技术外流。 美国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正在发生转折,经济全球化之下以往那种技术、投资自由流动的局面可能逆转。中国并不准备停止扩军备战、对外扩张的步伐,因此会预作准备,为建立与美国实行经济对抗的大后方,寻找新的盟友和布局。习近平这次的中亚之行,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值得进一步分析。 二、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亚地区位于东亚国家与土耳其等西亚国家之间,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属于中亚国家当中离东亚最近的。这两个国家在中国西部边境之外,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有很长的共同国界;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之间隔着几个前苏联的中亚小国,但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有一长段共同国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独立,但和俄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如果与印太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开始紧张,那么,它地理上的后方就是俄国与中亚国家。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依赖俄国天然气供应的德国等欧盟国家一再陷入能源困境,能源价格飙涨几倍,导致许多工业企业陷入破产的边缘。德国的这种能源依赖困境,无疑也是给中国的启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原油净进口国,每年的石油进口多达5亿吨。虽然中国采取了石油来源多样化措施,但大部分从中东及非洲各国进口的原油仍然要依靠印太地区的海运通道。 中国从今年6月15日起已经开始施行《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其中包括封锁航道,8月对台湾周边地区的导弹发射演习就包含封锁航道的意涵。 一旦将来台海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中国进口石油的海上通路也同样受到航道风险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能源进口来源逐渐改为俄国为主,中国对印太地区海运通道的依赖就会相对下降,其能源安全度则相应上升;当然,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俄国的能源依赖日益加重。正因为这种战略大改变关系到长远的中俄关系,习近平这次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会议并与普京商谈,应该包含稳定大后方的考量。 三、何为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它是中国、俄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履行接收程序中)这9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此外还有3个观察员,即蒙古、白俄罗斯、阿富汗(塔利班之前的政权),以及9个对话伙伴,它们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 这9个成员国的面积占欧亚大陆的3/5,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3%。听起来很庞大,好像这个组织差不多相当于联合国成员国的一半地理范围。那是否上合组织因此就具有影响半个地球陆地的能力呢?如果论成员国的面积或人口,有面积超大的俄罗斯作为上合组织的发起国之一,当然拉高了这个组织的地理覆盖面;而把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算进去,这个组织的人口比重就抬高了。但是,除了俄国、中国、印度之外,剩下的6个成员国的面积就小了,人口也不多。 最重要的是,其中4个成员国都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与俄国有一些依附关系,而这4个国家本身在国际事务中都没多少重要性,更谈不上影响力。至于该组织的其它成员国当中,巴基斯坦是中国拉进去的,而俄国就拉了巴基斯坦的对头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并没有共同价值观,宗教方面有巨大差异,而各自利益也有很大冲突,只是在若干问题上有一些共同的兴趣。 当初成立这个组织时,这些成员国共同感兴趣的是为中国或俄国站队,帮中、俄对抗西方国家吗?当然不是。它们一开始共同的兴趣其实是反恐这个很窄的课题,重点是当时很活跃的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团体对周边国家安全的威胁。但上合组织成立3个月之后,9·11就发生了,恐怖分子劫持美国国内航班的几架民航机,撞击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9·11之后,美国开始全力打击恐怖组织,世界上反恐的主要角色就变成了美国和北约成员国的军队和情报机构;而中国站在一边“看戏”,上海合作组织也就不那么关注反恐了。 四、上合组织为何一事无成? 上合组织不关心反恐之后,确实曾试图转变合作重点,把重心放到维持中亚、南亚地区的和平以及经济合作方面来,但基本上一事无成。 首先,在维持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和平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各自的利益摩擦太大,其中一些成员国之间甚至有很多由来已久的深层矛盾和对抗,根本无法调和。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彼此严重对立,各自的核导弹对准对方。虽然印度与俄罗斯有传统友谊,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盟友,但中俄两国完全无法缓解印巴对立。此外,笔者撰文之时,上合组织成员国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之间刚爆发激烈的边界冲突,俄、中两国或上合组织均未能有效阻止双方的冲突。显然,上合组织其实无法充分有效地维持成员国之间的信任与和平。 西方国家有些人曾认为,上合组织是中国和俄罗斯为首的中亚地区安全保障集团,可以被视为北约未来在东方的一个制衡机制。实际上,上合组织成立20多年来,在区域防务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彼此不合作;不但不合作,反而上合组织的发起国中国去年就与成员国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双方的对峙到今天也没解决。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8月18日在泰国曼谷的朱拉隆功大学发表题为《印度就印太地区之愿景》的主题演讲时表示,印中两国关系目前仍处在“极度艰难”阶段。 至于经济合作方面,李克强曾经提出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而俄国却视此为中共倾销商品、控制中亚国家的企图,结果李克强的建议就被束之高阁了。为什么俄国对中亚自贸区不感兴趣?原因在于,中亚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直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中国想通过经济合作拉这些国家靠拢中国,遇到了俄国的抵制。俄国自己不需要出面,就让这些中亚国家自己拒绝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 如果建立中亚自贸区,中亚国家很容易沦为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地,俄国的西伯利亚以东地区早就已经如此了。俄国之所以不希望中国通过中亚自贸区赚取大量出口收益,是因为中亚国家没有多少可对中国出口的产品,自贸区只会造成这些中亚国家的高额贸易逆差,于是先造成这些国家外汇短缺,若改用人民币结算,这些中亚国家就变成了中国的经济附属地,甚至可能被迫用租借资源产地或城市建设用地来抵还人民币债务。 五、上合组织无用,中俄关系变“铁”? 美国之音去年6月15日曾刊登过一篇关于这个组织成立20年后进展情况的报道,标题是《上海合作组织20年:矛盾关系犬牙交错,形式尚存步履维艰》。此报道结尾的一句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上海合作组织,一个把西方国家和价值观完全排除在外的国际组织,尽管20年来内部矛盾重重,完成的建树寥寥无几,至少在形式上依然顽强存在。”此语幽默,其含义可以被解读成,基本上这个组织毫无作用,只是勉强支撑着不解散而已。 而中国的相关专家对上合组织的看法,其实和美国之音差不多。去年6月18日,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接受国内媒体采访,他的结论是,“外部质疑上合组织的作用很有限,连成员国内部的问题都不能完全解决。”他还披露,中俄之间、中国和中亚几国之间,都有很大的不信任。 虽然现在中国想利用一下上合组织,为巩固自己的大后方打基础,但如此一个功能松散、内部矛盾重重的组织,要承担中国期待的“使命”,何堪重任?仅举一例,最近中国的太空监测船不顾印度反对,坚持停靠斯里兰卡的港口,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公署就首度指控北京让“台海军事化”。 中国想在地缘政治上改善周边关系,东面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日本、韩国都感受到中国军事扩张的压力;中国的西南面有印度这个大国的抵制,只有北面的俄国是它唯一可以拉拢的对象。而上合组织能否成为中、俄两国主导的战略联盟,最关键的是这两国之间的充分信任。恰恰在这一点上,中、俄两国只能策略性地互相利用,却无法真正建立充分信任。 现在中国处理中俄关系,一方面是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换取俄国默许其威胁台湾之举;另一方面则利用俄罗斯需要分散能源出口市场的战略选择,中国自己也有分散能源供应渠道的需要,双方一拍即合。最近中国和俄国签订了协议,双边能源贸易的支付手段不再用硬通货,中国买俄国更多的天然气和石油,一半用人民币,一半用卢布。这种做法既支撑了俄国卢布的汇率,也省去了中国的美元开支,因为中共的外汇储备已经很紧了。而俄国也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消费品,其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大部分超市里卖的都是中国商品,俄国可以用卖能源拿到的人民币支付从中国进口消费品的开支,同样可节省硬通货支出。 但是,这种策略性的相互需要并不见得能成为长期紧密的战略联盟之可靠基础。我9月13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二十大”习近平连任之际的内外处境》分析了俄中关系的三个长期阴影,那才是决定中俄关系的根本因素,此不赘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困守中南海两年零八个月,不敢迈出国门一步,害怕被自家创造的武汉肺炎病毒毒死;即使跑到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的香港,而且已经“习家军治港”,也不敢在那里过夜,只吃一顿晚宴也胆战心惊。这样一个怕死鬼,还敢嘲笑苏联变天时没有一个“男儿”出来挽救危局。 养精蓄锐两年零八个月后,习近平首次出国,应该有一番惊天动地的言行来显示他将在中共20大坐上“天子”大位。没料到在普京入侵乌克兰前,夸下海口“合作无上限”的习近平,因为入侵受挫,居然不敢明言支持普京这个“男儿”惊破天下的侵略乌克兰的行径,其鬼鬼祟祟、吞吞吐吐、投机取巧的言论终于让普京清醒表示“理解”。除了这个洋相还不算,居然在上海合作组织会后的国家领导人晚宴上落跑,表达的公开原因是“防疫”需要。习近平的命是命,别的国家领导人的命就不是命?这样一个极端自私的人,还堪称“大国领袖”,还要领导“全球化”?真是笑死人。 上海合作组织1996年在上海成立,中俄等5国是创始国,现在有九个成员国,占全球人口43%,其影响力当然不能忽视。这次开会虽然在乌兹别克,远祖却在中国上海,无论在哪里召开会议,中国都是半个主人。这次习近平落跑,显示他已经不把这个组织放在心上。习近平蛰伏两年零八个月后,表演这一场好戏,让全世界看破他的手脚。 习近平的落跑,原因有真有假。真的一面,他的却是怕死鬼。假的一面就有多个原因需要探讨。 第一, 中共20大他就要坐上天子宝座,不值得冒险与其他“洋人”一起脱口罩吃饭,因为不知道他们身上带有什么变种病毒。如果壮志未酬身先死,岂非长使小鼠泪满襟? 第二, 习近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已经失去权位,这次出国只是行礼如仪,他已经没有心思为中华民族争光。因此敷衍了事,让后人来收拾残局。所以从下飞机的一刹那就心神不定差点摔跤。 第三, 习近平真的有病,看他脸面浮肿,与挺着大肚腩,都是极不健康的表现。他比打败仗的普京气色更差。然而中共领导人的健康是绝对机密,因此只能赶快编造一个借口班师回朝。 这次国际丑闻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且看后续发展。然而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习近平在某些专制国家中的威望一定为此付出代价而急剧坠落。 (全文转自光传媒)
在俄乌战争发生战略性大转折之际,在决定中共未来十年最高领导层的关键会议“二十大”召开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双双放下手中最重要的事情,来到乌兹别克举行会晤,等于向全世界,尤其是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盟再次宣示:中俄之间已经结成战略同盟,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将相互支持。这次特殊时期的特殊会见,看似显示中俄同盟坚定紧密,但稍加推敲就不难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别别扭扭的联盟,一点也不坚定和亲密。 首先体现在中俄双方对于高层会晤这件事,在事先的对外表态上。其实,早在8月份,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已经报道了习近平将要出国,参加“上合组织”会议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会有“普习会”。但中方外交部对于相关提问,始终不予证实。反观俄罗斯,不仅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上一周就公开证实了普习会,甚至普京本人也刻意高调地在会议前几天,就在公开场合证实他将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于普京本人的证实,中国外交部还是保持沉默,好像习近平会见普京是一件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一直到习近平出国的前两天,中国官方媒体才正式宣布了这次出访的细节。这是习近平疫情爆发之后第一次出国,中国号称是进行大国元首外交。既然是如此意义重大的事情,按理说应当大张旗鼓、意气风发,中方的官方宣传却如此羞羞答答,这看起来不是很别扭吗? 更别扭的是,双方见面以后的一番对话。虽然此前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已经代表中国毫不顾忌地表示要对俄罗斯的战争进行“策应”,习近平在与普京见面的时候也强调中俄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要相互支援”,听起来,中国对于俄罗斯的支持是无保留的。但是普京似乎并不忌惮戳穿表面的假象,在发言中说“莫斯科方面理解中国对乌克兰战争有疑问和疑虑”,这句话措辞委婉,但态度上可以说是毫不客气,单刀直入。表面上很平静,实际上听得出普京内心是不满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中方如果对于俄罗斯的战争有任何的疑问和疑虑,一定会在双方的会晤中提出,到底有什么必要对外公布出来呢?何况,到底是怎么的疑虑?什么疑问?普京也不明确说明。既然不方便明确说明,那又何必说出来呢?习近平曾经深情款款地说,普京是他的“知心好友”。请问,天下有这样有话不直说,别别扭扭的深厚友情吗? 我当然不否认这次普习会是中俄联盟的表现,中俄的确清晰地向全世界表达了相互支持的立场。但是,普京的牢骚,中方的低调,这些,都不是具有坚定和亲密关系的同盟之间正常的互动,因此我才称之为“别扭联盟”。而之所以如此别扭,其实有很深厚的历史和战略渊源。但普京的一席话其实也点出了别扭的关键,那就是俄罗斯急需中国为俄乌战争提供更直接、更积极的支持,而习近平显然曾经承诺过这样的支持;但是,或许是由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无法支撑大规模的军事外援,或许是因为中国目前还不愿意完全与美国撕破脸,显然中国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当初,普京很可能是因为有中方的承诺才大打出手的;现在战争陷入僵局,回头一看,盟友却在磨磨蹭蹭,不肯出手。也难怪普京内心别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共的舆论导向又开始吹捧义和团了。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头脑清醒的人们都清楚,所谓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群愚不可及的刁民在当权集团纵容下的土匪行径,其思想根源是明清以来的自大狂加上闭关锁国,在底层人民中造成的自我满足和排外倾向。 现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时代。所谓民族主义的根本,就是自大狂和闭关锁国。而且从舆论上看,自我满足加上排外倾向已经开始多时了,连自古就不是中国文化的种族主义也泛滥成灾。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速成班。 当年,正当欧洲各国学习世界成功的文化、制度和科技的成就,迅速走向现代化之时,中国开始了明清时代的自大狂加上闭关锁国。到了清朝末年,西方的大炮携带着新文化、新技术,冲击了老大帝国的自信心。结果产生了两股反弹:一个极端是全盘西化,以半吊子文人为主;另一个就是保卫落后制度的运动,以愚昧的宗教迷信组织为基础。两相斗争,造就了中国的百年蹉跎,进一步又退两步,最终选择了落后两千年的共产主义农奴制。 两派思潮相争,最终从全盘西化派里边分化出了第三派 — 非驴非马的共产主义派。表面上全盘西化了,学习了西方思想的怪胎之一共产主义,实际上实行的是西方怪胎和东方农奴制的杂种 — 苏联式的农奴制。在俄国,他们只是倒退了一百多年,人民的不适应还不太严重。在中国就是倒退了两千多年,人民和社会严重地不适应。这就是中国的反抗早于苏联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的半吊子改革虽有很多缺点,但他使中国放弃了闭关锁国,恢复了经济的活力。这是他对中国的一大功劳。但他为了不放弃共产党的专制政治,极大地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这说明他没有选择好现代化的道路,仍然在踌躇蹉跎,半吊子改革。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已经面临着是进还是退的局面。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失去了西方输血的前景下,不得不找新的出路。 前进一步,就是补齐邓小平改革的缺陷,以政治体制改革配合法律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可以走上民主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才是正常的现代化道路。倒退一步,就是回到毛泽东的苏联式封建农奴制,结合一党专政的体制。小习同志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喜欢迫害他们全家的苏联式的专制。他选择了倒退回毛泽东时代,政治上发展了西方式的现代化专制,经济上再走农奴制的国营计划经济,以便于配合专制政治。 这条路明显是走不通的道路,只能让中国倒退落后,分崩离析。它不但保不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还会导致比文革更惨痛的大劫难。中国还有前途吗?这是无论哪一派的朋友们都会问出的问题。全盘西化不可能,固步自封也不可能,共产党的杂种体制更加没前途,怎么办? 只有老老实实学习欧美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世界上所有成功的思想、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成果,发展出自己国家文化基础上的民主和法治,才能赶上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大家庭。日本、韩国和台湾,是东方成功的例子。 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毛泽东和一众五四文人都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或者什么主义,结果都是灾难。而美国人从实用主义出发,老老实实地改进自己的生活,却发展出世界最先进的国家。这个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仔细地好好学习,不要再好高骛远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2001年6月15日,多年来存在感不强,但今年却被特别关注。这倒不是上合今年有什么大动作,而是习近平、普京二人可能将于9月15日在上合组织开会的乌兹别克会面。自从今年2月23日俄乌战争开打以来,西方都希望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失去中国购买能源的资金输血,俄罗斯最后在俄乌战争中大败。基于此,有媒体认为最近俄罗斯乌战失利,“习近平此刻去见普京比较尴尬”,因为无法回应普京希冀的“合作”。这希冀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因为完全忽视了中国在中俄关系中考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中国今年就中俄关系的表态 俄乌战争开打前的2月4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称:“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并“回顾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已同普京总统会晤38次,通电话和往来函电逾百次,无论在交往次数上,还是交流深度、广度、温度上,在大国领导人之间都绝无仅有”。6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乐玉成被任命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不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日经资深记者中泽克二发文认为,曾经是下一任外长热门人选的乐玉成作为俄罗斯问题专家,过于亲俄以至于误判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局势,失去了一些信任。除此之外,由于乐玉成和外交部长王毅都没有与美国进行外交的经验,他的调任也反映了中国希望更重视与美国关系的意图。这一看法被广为引用,媒体经常从中国外交官员的字里行间寻找中国对俄罗斯有所保留的蛛丝马迹,在各种猜测中度过了大半年。 9月1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结束对俄罗斯访问。据新华社报道,栗战书在访问期间谴责西方对俄的制裁,而俄罗斯则强调“一个中国”原则, 谴责佩洛西访台。栗战书在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了普京,并在莫斯科与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分别举行会谈,也会见国家杜马五大党团负责人。 9月12日,主管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与即将离任的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会面时表态称:”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笃定前行”,”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做细做实两国高水平战略协作内涵,维护双方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关键词是“做细做实”。 此时,距离传说的15日习普会只差三天,习普会将在“友好氛围中”举行已无疑问。在此,我要借用一下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重大意义来分析中俄关系。佩洛西女士访台前后曾经宣布:不能让中国政府规定我们可以怎样做,不可以怎样做。这个目的达到了,随着佩洛西访台,现在各国国会议员络绎访台,中国只好装不看见了。 同理,中国也会抱持同样态度:西方想要中国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中国为什么要按照西方的意愿做事?更何况,习近平应该对毛泽东这句十二分著名的语录稔熟于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不按敌人的意愿走步,这也是中国政府的原则。 北京很清楚唇亡齿寒的关系 中国至今未正式将俄罗斯列为盟友,但很清楚美国对两国的真实态度,正是这个共同的敌人让两国走到一起了。对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看得非常清楚,今年4月中旬,新加坡政府发布了李显龙4月初访美时出席《华尔街日报》编辑对话会的访谈实录。在这场对话中,李显龙表示,希望美国不要把俄乌冲突描述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之间的冲突,不要因这场冲突试图孤立中国,使两个大国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复杂化。他还表示,不要顺理成章地把中国在冲突中的立场定义为“中国已经站在错误的一边”。 在8月份的国庆讲话中,李显龙谈得更清楚,“中美关系作为给全球事务定调的一对超级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需要在许多紧要的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例如应对气候变化、疫情、核扩散等问题”,然而,如今中美关系紧绷使得这些合作“几乎变得不可能了”,这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坏消息。他还特别提到,由于拜登称俄乌战争是专制与民主的战争,这让中国心生警惕:既然这是对专制国家而来,对付完俄罗斯就轮到中国了。这必然会促使中国支持俄罗斯。 北京经营中俄关系多年,成了多层次的利益同盟 中国一直在两个层面寻求与俄罗斯的合作。地缘政治上,中国一直寻求向欧亚地区的进展,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就是这一需要的产物。但上合组织由于参与国之间历史与现实恩怨夹缠不清,各国矛盾犬牙交错,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成了北京弃之不舍,食之无味的鸡肋。中俄双方从2009年开始,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金砖联盟(简称BRICKS)内寻求合作,小有所成,今年俄罗斯在反西方制裁时,得BRICKS不少助力,甚至催生了正在拟议中的BRICKS Pay,这是一套计划在金砖国家统一零售支付和汇款平台的框架下,对各国支付系统进行初步整合的支付系统,于2019年提出构想,但直到俄乌战争开始后,才得以成行,从此,金砖五国内的贸易与各种经济来往可以不用美元而用各国的本币支付。 第二个层面是能源合作。俄罗斯是能源大国,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对国际社会能源供求当中潜藏的巨大风险,中国可能比其他国家比如德国、欧盟更为警惕,大概于21世纪之初就希望与俄罗斯进行各种能源合作,但这条路并不顺利。那时俄罗斯-普京这只“双头鹰”,朝向西方的那只头睁大眼睛,朝向东方(中国)这只眼睛则是闭合的。以2012年中国向俄购买天然气为例,中国谈判处于不利地位,“环球财经”这篇《中俄能源合作尚待走出纸上谈兵》(2012年7月16日)谈到,自1996年4月中俄两国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共同开展能源领域合作的协议》后的十余年间,中俄两国又在能源领域签署了众多合作协议。但就当时情况来看,真正落地的项目寥寥无几,中俄能源合作成了“光说不练假把式”。反观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无论在石油或天然气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企业不断进入俄罗斯,与俄企业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中日俄石油管道博弈反反复复持续了近10年之久,从“安大”到“安纳”,再到“泰纳”,最终在2009年告一段落,但中俄双方关于管道费用问题又产生了矛盾。 那时候,并不只有俄罗斯“双头鹰”将头朝向西方,中美那时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每年举行高层战略对话。既然都希望与美国交好,自然都不太看重对方,尤其是俄罗斯那时真没把中国放在眼中。这一情形直到2014年2月克里米亚危机 (Crimean crisis )发生后,俄罗斯受到西方严厉制裁,才不得不对北京放低身段。2014年9月1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力量”输气管道,俄总统普京出席了管道开工仪式,向出席仪式的来宾和工作人员祝贺工程开工;时任中国副总理的张高丽在开工仪式上说,中国将于2015年上半年开始修建该输气管道中国境内段。这合同由习近平与普京亲自签署,根据合约,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 以后的中俄能源合作总算结束了磕磕碰碰,进入顺利状态。其后中俄之间的各种合作开始,包括中俄贸易形式的灵活变通,比如双方贸易采取本币购买、货币互换、以货易货,总之是怎样便利怎样来。但从总体上来看,中俄之间的关系只能算“非正式联盟”,数月前中国驻德大使还发言澄清:中俄不是盟友。出于地缘政治需要,加上双方对美国都高度不满,中俄现在成了事实上的盟友,双方都非常谨慎小心地经营这种关系。 综上所述,此次上合组织会议期间普习会面,习近平不可能如西方所期待的那样对中俄关系降温。由于俄乌战争形成的世界多极化格局已经形成,如果说美国、欧盟还在留恋以前西方主导世界格局的昔日辉煌,中俄却已经看清楚自己需要谋求的新位势。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这类独裁政党的高层人事变动,往往不是举手投票、凭票数多少来决定最高掌权者,而是用背地里的阴谋政治来解决问题,但没有枪的下台大佬很难把手里拿枪的习近平逼下台。习近平目前处在他上任以来最困难的状态,主要问题是经济恶化,但由此产生的社会不满并不能转化成独裁者政治权力的崩塌。内忧之际,习近平也面临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孤立,但他很难与普京结成紧密而互相依靠的联盟,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出于历史、现实和文化等种种原因,中俄关系只会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一、习近平的连任与红色大国的接班模式 从去年以来,中国国内和各国媒体对习近平能否在中共20大连任,一直有种种猜测。一种看法认为,中国面临的对内、对外困境让习近平难以连任;另一种看法认为,习近平连任会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危机。两种看法在一个共同点上是一致的,即希望习近平交卸最高权力。 中共最高领导人如何交卸权力,其统治史上有过三种模式。其一是绝不交卸,连任到死,毛泽东的终身制就是如此;其二是邓小平的年迈半退,但掌控军权到人生的最后;其三是江胡时代的所谓届满退休。表面上看,从绝不交卸到届满退休,似乎是制度上的进步;其实,其中的个人因素使得这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卸与制度化相差甚远,甚至连惯例化都靠不住。 上述三种模式各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毛时代个人崇拜走向顶峰,高居神坛的毛一天也不肯放弃权力,却把曾提拔栽培多年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相继整死。邓时代为了把繁琐的日常政务交给年轻一些的胡、赵去办,邓安排自己半退,其中也包含拽着政治对手陈云一起半退的意图,但军权始终掌握在半退的邓小平手里。从江时代过渡到胡时代,与邓生前安排的胡锦涛继任有关,也是江泽民的政治对手乔石坚持拉着江到龄退休的结果。所以,中共高层如何面对习近平的连任,其实起决定性因素的,更大程度上不是制度化或高层默认的惯例,而是高层的内部政治操作。 中共的祖师爷苏共,在其统治的大部分时期,都是上述第一种模式。斯大林时代是终身制,赫鲁晓夫之后到戈尔巴乔夫之前,还是终身制,或称为到死放手。另外,苏共还有中国没出现过的政变模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都遇到了针对他们的政变。前一个成功了,赫鲁晓夫被赶下台,换成勃列日涅夫;后一个失败了,戈尔巴乔夫任内的最后时日里,苏共高干们组成的最高苏维埃(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投票宣布苏共为违法组织,就此终结了苏联。 二、中共高层权力斗争到底有多大争斗空间? 共产党高层会发生权力斗争,从来如此。但是,高层权力斗争是否可能导致苏共那样的政变,就需要具体分析了。我今年6月22日为本台写的评论文章《中共建政以来的政变及其幕后》,介绍了其中的奥秘。 习近平早就准备连任,这自然会引起高层内部各种腹诽。而习近平连任的年头恰恰是中国经济衰退、国际关系恶化这种江胡时代从未有过的局面,危机之下,“换人做做看”就成了很多中国内外关心时局之人的话题中心。谈到“换人”,必然会有人联想到政变和高层权力斗争。但政变本身有哪些操作空间,却不是凭空臆想就能猜出来的。 中共作为独裁政党,这类政治集团的高层人事变动,从来不是举手投票、凭票数多少来决定最高掌权者,而是用背地里的阴谋政治来解决问题。但这样的阴谋政治无法影响到高层警卫体制;也就是说,设想没有枪的下台大佬能把手里拿枪的习近平逼下台,那是在编故事。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通过掌控其他高层成员的警卫和医疗,实际上可以控制住局面,政见上不同派系的争斗,无法真正导致推翻最高领导人的政变。 按照习近平时代中共高层权力的分布来判断,习近平如果想连任,实际上其他高层成员无法阻止他。中共即将召开二十大,会不会发生部分中央委员挺身而出、振臂一呼、群起相应,然后就推翻事先内定的连任安排呢?二十大不过是中共开个会,按事先编排好的“剧本”,规定中央委员这些“演员们”照剧本演戏,拥戴习近平连任。这个会本身没有悬念,习近平并非这场“戏”的观众,仅仅坐在一边安静地看着“演员们”随意发挥;事实上,习近平不但是二十大的总导演,而且也是“演员们”的总老板,哪个“演员”演出不卖力,秋后算账马上降临。“演员”们哪怕在自己的地盘里有那么一点不阴不阳的腹诽,到了京西宾馆的二十大会场上,个个都十分乖巧,谁会和自己的乌纱帽以及身家性命过不去呢? 三、期待独裁政权兑现党内“民主”? 中国宪法的总纲第一条写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句话里面,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才是实质;而在中共的政治话语里,“人民民主专政”还有另一个说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专政就是独裁,在英文里是同一个字(dictatorship)。用独裁这个字代替专政,中国宪法的那句话,其意思就非常明白了,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前面定语中提到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中共乃至中国政权真与“工人阶级领导”有关吗?所谓的“工人阶级”,中共建立政权时有几百万人,加上农民是几亿人,这些民众能通过民主程序产生民意代表、选举领导人吗?当然不能。那是民主国家才会发生的事,如果有了民主选举,中共岂能独裁? 所谓独裁,不但对国人独裁,也对党内独裁。那中共的统治,到底是谁在独裁?中共党章开篇写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番话的意思是,根本不需要真正的选举,中共掌握着镇压机器,宣称它永远代表全体国人,自封是观念最先进的“先锋队”,因此中共不但必须执政,而且要永远执政。 如此这般地强迫民众承认它永远执政的权力,正是道道地地的独裁。中共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就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实行中共领导层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永久独裁。中共的独裁与帝制的区别在于,皇帝打下一片江山,会宣称自己授命于天;那中共的虚伪在于,它把永远的独裁伪装成授命于民,但不许民众批评,更不许反对。 中共有几千万党员,中共领导层的独裁当然也不让普通党员插嘴,甚至中央委员也不能自主投票。所以,中共的独裁,说到底就是共产党最高层一小群人的独裁,而这一小群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成败,关键在于军权被谁掌握。习近平上任后的头几年,主要就在做这件事。 四、经济恶化会不会导致习近平的个人权力动摇? 不管习近平是否连任,经济恶化不见得会动摇习近平的个人权力。确实,现在习近平的日子并不好过;甚至可以说,他坐在所谓的“龙椅”上,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难过。从中国的国内形势来看,习近平目前处在他上任以来最困难的状态,主要的问题就是经济恶化。经济恶化首先影响民生,会产生很多社会不满,这样的不满现在可以从很多民间的自媒体视频中看到;但是,所有这些自媒体所采访的人都不会提到习近平,因为那是政治禁忌,谁讲谁倒霉。 在中共治下的这个独裁国家里,民众的行为与民主国家的民众完全不同。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府的政策有很多不满的话,可以找民意代表、媒体记者,也可以抗议游行,有各种表达不满的办法;民众更可以用定期选举的选票来表达不满,希望更换各层级的执政者。 八十年代中国也有过两次学生民主运动,分别在1986年和1989年,与当时胡耀邦、赵紫阳时代政治气氛相对宽松有关。而1989年邓小平调动几十万军队到北京,用坦克镇压民众的抗议、造成大血案之后,中国再也没有民众的大规模政治抗议了。此后,社会不满严重时,中共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加强社会监控和社会打压。 中国现在的社会不满会不会折射成政局动荡呢?从经济层面看,习近平的权力是变得越来越脆弱,因为他改变不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能为力。但这样的局面并不能转化成独裁者政治权力的崩塌,他依然在运用各种镇压手段来“维稳”。而且,中国的很多既得利益群体,比如,退休公务员和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他们拿着比其他社会群体高不少的退休金,甚至比年轻人辛苦工作的工资都高,这些既得利益群体都不希望政局动荡,因为他们害怕政府的困局会影响到他们的退休金。 五、习近平能通过与普京结盟来增强自己的国际地位? 中共对外孤立,能把俄国发展成可靠的战略盟友吗?今年5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曾报道,法国电视国际五台今年2月5日专访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他表示:中俄关系升温是有缘由的,它不是牢固的联盟,而是理性的联手、权宜之计的友好关系。 中苏两国1950年代有一段非常紧密的红色阵营联盟关系,彼此有正式的条约,苏联给了中共大量军事技术援助,帮助中共建立了军事工业的基础。但后来老毛想在红色阵营里称霸,就和苏联翻脸了,一直闹到双方兵戎相见。苏联最后决定,趁中共的洲际飞弹还没研制成功之前,用核武器消灭中共。然后尼克松救了中共,把中共拉到了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此后中共安全了,但中苏关系进入了冷战状态。苏联当时是在打两场冷战,一面是美苏冷战,一面是中苏冷战。苏联解体之后,中俄关系始终处在三个阴影之下,一是中国对俄罗斯军事技术的工业间谍活动非常猖獗;另一个是俄国远东经济凋零,而中国移民和商人在远东地区极度活跃,让莫斯科的精英们始终担心远东地区乃至西伯利亚以东地带早晚会沦为中国的经济殖民地;第三个阴影是,中共的“一带一路”战略主要是向西发展,欲拉拢中国以西的国家,而在俄国的眼中,这恰恰是对俄国传统势力范围的蚕食和威胁。 这三个阴影属于长期影响,而中俄两国在短期国际局势变化方面始终存在合作的必要。俄罗斯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时,普京在国际上孤立无援,便提升了俄中关系,以打破这种孤立。这不是和中国建立战略联盟,而是一种政治合作。这次乌克兰战争又再次出现了这样的需要,俄国需要进一步提升与中国的关系,这仍然是政治合作。 之所以中俄两国无法建立紧密而互相依靠的联盟关系,根本上是因为,俄国的经济实力不足,它害怕与中共的紧密关系会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把俄国在经济上变成次等的小兄弟。中共的军事扩张战略同样让俄国产生被威胁感,毕竟俄国人口稀少、驻军有限的西伯利亚以东的一半国土,始终都处在中共的压力之下,何况两国历史上还有过密友翻脸的历史记录,所以俄国永远都不敢信任中共。 这种不信任就决定了,双方无法成为真正的盟友,只能是多边合作。外交上,俄国比中共老到得多,它当年在美苏冷战年代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更重要的是它懂得如何与西方既妥协又对抗;而中共作为一个想要称霸的新势力,非常笨拙,只会对西方国家一通乱骂。中共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比如那个国师王沪宁,永远都编不出好听一点、有说服力的国际说辞去打动西方社会;而习近平更缺乏国际眼光和处理大国关系的经验和外交语言,他也听不进任何战狼语言之外的说法。 所以,普京和俄罗斯的精英不会真正看得起习近平;而习近平内心里却认为,自己现在实力大了,应该压俄国一头。这样两个领导人之间,不信任不仅仅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还有文化原因。法广今年5月的那则报道所用标题是,《中俄之间与其说是友谊,不如说是互不信任》。中俄关系只会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这恰恰就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朱利安(Marc Julienne)的看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二十大已经决定于今年十月十六日召开。在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与李克强的两条路线将如何妥协,还是一个谜。这是中共的黑箱作业使然。 习近平的路线给中国造成巨大的伤害不言而喻。外交孤立不是李克强管得了,他只能就对外贸易发表意见;然而早先的“共同富裕”与其后的“动态清零”,无疑对中共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烂尾楼事件、银行呆账、地方财政的窘境、GDP的急堕等等,都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根据中共的体制,李克强无法对习近平明刀明枪的干,然而可以暗地里对他“使坏”,拿回原本属于国务院自己主管经济的权力。 依照我的观察,李克强也做到了一些。 第一,习近平已逐渐失去党内的支持。若干会议的情况可以看到端倪。中共的政治局会议基本上每月月底召开一次,由习近平主持,名曰“学习”。但是有几次缺席者众。如四月底,二十五人中有六人缺席,六月中旬的有七人缺席,缺席者占四分之一,实属罕见。虽然四月上海疫情,也只影响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与疫情钦差的副总理孙春兰两人;然而连习近平爱将、身在北京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也缺席,是否反映政治局成员对“学习”意兴阑珊,核心缺乏凝聚力? 第二,李克强支持者众。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李克强召开十万人大会(类似毛时代的三级干部会议),谈克服经济困难问题,国防部长魏凤和上将出席。国防部与外交部表面隶属国务院,但是李克强无法插手,这次魏凤和出席,外交部长王毅缺席,二十六日王在南太平洋现身。外交部有没有其他官员出席?然而外交部大撒币却是中国经济陷于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七月七日,李克强在福建主持召开东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福建省委和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五省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发言。福建、浙江是习近平的老巢,这些也是习家军控制的地区,意味深长的是点名福建省委,岂止省长,省委书记也出来捧场。他们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愿意配合李克强。其实这几年来李克强已经多次利用在地方考察机会,在当地召开跨省市的座谈会,以此笼络地方干部,避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管束与习近平的猜忌。 第三,经济民生比政治斗争实惠。习近平利用中纪委进行政治斗争,李克强则关注经济民生,尤其这些年来经济下行,失业率暴升,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债台高筑,显然李克强比习近平更受地方政府的欢迎,至少可以向他诉苦。反之习近平的斗争哲学不但造成民不聊生,也“官不聊生”,就是被视为习家军的人马也朝不保夕。就如习近平上台,立即将爱党爱乡、站在抢险第一线的广州军区政委张阳上将一举提拔为最重要主管人事的总政治部主任,是排名第五的中央军委委员,在二○一五年军改后也出任政治工作部首任主任,但二○一七年就上吊自杀。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只有小学程度的习近平又没有毛泽东的威望,那么有什么人会真心支持他?习家军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习近平上台十年,被查的贪官污吏有四百七十万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约占党员总数近百分之五,他们有多少同伙与亲友?关在秦城监狱的共军将领有一个连的人数。习近平不但失去全党的支持,也失去军队的支持。打仗要死人,看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死了多少将校,中共的将校会真心支持习近平玩火?他们花了多少代价、好不容易爬上高位,放下舒服的日子不过,要去送死?一将功成万骨枯,谁愿意做习近平“复兴”的枯骨? 因为习近平已经失去国企、民企、中产阶级的支持,北戴河会议上李克强可以比较容易得到高层、地方政府以及已经离休老干部的支持,做出比较有利于李克强的妥协。北戴河会议后,李克强南下深圳肯定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习近平则到东北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一个经济,一个军事。然后习近平居然消失两个星期,李克强除了在深圳召开六个经济大省座谈会,要他们“勇挑大梁”,国务院还派十九个督查组到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督查他们“稳经济”的情况。 习近平的个性是不甘个人野心受挫,他会想办法翻盘,不论二十大前还是后。新华社社长傅华在最新一期《中国网信》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宣传好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的深厚情怀,就是臭习熏天的文章,肉麻鼓吹“做到一分钟都不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一分钟都不偏离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一分钟都不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视野”。另外就是制造台海危机。一旦李克强出现软弱的言行,习近平就会反扑。而要制造台海危机,除了军方的配合,就是台湾统派的配合,然而军方并不是真想打仗,因此台湾统派的配合非常重要,台湾要非常警觉。而习近平即将在疫情后第一次出国访问,也是要摆脱“怕死鬼”的形象。中共党内斗争还有什么花样,真的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