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祭奠文革六十周年
2026 年 6 月 26 日
“七上八下”的规则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已经被“灵活掌握”，如今的二十大上更不应该被机械执行。假如二十大上改回十五大上“七十岁封顶”的年龄限制，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就有可能会出现“七下八上”的局面。比如67岁的李克强或者汪洋下，68岁的韩正上？ 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里，已经几次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从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的十六大到习近平主持的十九大为止，“八下”或者说“八不留”的规则从未打破。 但是，笔者过去文章中所说十九大上仍然没有打破“八下“或者说”八不留“的规则，仅仅是指政治局的换届，事实上政府人员的换届则已经出现了”七下九上”的先例，那就是时年67岁的李源潮在十九大人事筹备过程中就已经被内定把国家副主席职务交给时年69岁的王歧山。 所以，既然十九大上已经对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规则有了 “灵活掌握”，那么二十大的年龄规则上为什么就不会出现新的变化呢？ 更何况习近平在二十大上连任的事实本身，不但是打破了党的总书记只能连任两个整届的惯例，其个人年龄同时也已经打破了“七上八下”潜规则的前提下，另外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它的常委会里安排个把“破八”者为他习近平“陪跑”一届也不足为怪。而如果出现“破八”者的话，为什么可能是王毅的政治局委员的新任而不是韩正的政治局常委的连任呢？ 自由亚洲电台本月10日刊登了标题为《中共二十大在即 国务院总理人选恐破惯例》的报道文章，引述台湾中央社记者从北京发出一篇报道分析说，汪洋担任总理的呼声最高，胡春华次之，韩正或许也有机会。 报道认为，这三人要当选总理都需要不同程度打破中共的某些惯例。汪洋虽然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但不是现任副总理，不符合总理从副总理中选任的惯例；韩正现年68岁，如果当选总理，就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惯例；胡春华如果接任，则需要跨过现任总理李克强之下的多名政治局常委的序列，也属于打破惯例……。而韩正除了年龄上的劣势外，具有第一副总理的优势，其他方面也符合党内惯例，如果习近平能打破惯例，还是有可能升任总理。 但是，相比于汪洋，所谓韩正的“年龄上的劣势”，不过就一岁而已。 也许有人还记得五年多前中共筹备十九大期间，在已确信李克强虽然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但仍然还会连任第一届国务院总理的前提下，时任副总理汪洋“入常”的呼声最高，因为按照他的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工作资历，入常后接替当时的张高丽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职务最为合适。 汪洋的个人简历显示，曾经担任过共青团安徽省委负责人的他除了在家乡安徽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经历，从1999年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至今，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除了中途调任地方封疆大吏的时间，有将近12年的时间是在国务院系统里独挡一面。 没成想，习近平在十九大上把另外一位团派大将李源潮“逼退”的同时，确实安排了汪洋入常，但却要让去分管他过去全部工作经历中从未涉足过的政协事务。而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出身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到进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为止，从来并没有半天的国务院副职，那怕是国务院部委负责人的任职经历，一步晋升至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一切都要从头学起。虽然韩正也曾经担任过上海市政府的下属厅局职务，也担任过上海市长这一行政职务，但与汪洋的地方工作经历加国务院工作经历相比，当时的韩正和汪洋谁更适合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一职，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习近平却选择了韩正而不是汪洋。 那么五年后的今天，如果把总理接班人只局限在汪洋和韩正两人之间“比选”，在韩正已经在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位置上坐了五年的前提下，习近平为什么不安排韩正“按部就班”，反而是要“舍近求远”，安排汪洋“重操旧业”呢？仅仅因为汪洋比韩正年轻一岁？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之后，有数位先后从地方一把手一步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者。第一个朱镕基，此公虽然被邓小平点名调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党内地位还仅仅是十三届中央候 补委员，但当时他被安排进入国务院接掌的是因身体原因已经不能正常理事的时任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在国务院分管全部经济工作部门，所以事实上是从上海市委一把手位置上直升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第二个是黄菊，也是从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直升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与黄菊相比，朱镕基在上海任职之前一直都在国务院系统工作。 黄菊是病死在领导岗位上。从事后黄菊的身边工作人员发表的回忆录中看，黄菊当年被查出胰腺癌令包括江泽民等所有人都非常意外也非常惋惜。黄菊的离世时间是2007年6月2日，距十七大的召开只有5个月的时间。不过即使他没有病逝在领导岗位上，十七大召开时他已年满69岁，还是要退出领导岗位的。 第三个是李克强，十七届一中全会上从省委书记直升政治局常委，出任一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后依序递升为总理。 第四个张高丽，十八届一中全会上从政治局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常委，到十九大召开时年已七十有一；当时，比他年轻两岁的王歧山都已经“高风亮节”，只任满一届政治局常委即主动表示不再连任，何况是他张高丽。 第五个就是当下的韩正，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从上届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常委。 笔者五年前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闭幕的数天之后即有文章说，既然比李克强还年长一岁的韩正被习近平提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准备接替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位置，那就不能排除习近平在未来二十大上就国务院总理继任人选问题上不按牌理出牌的可能。这里说的“牌理”指的就是“七上八下”之说的“八下”。 笔者在发表于三年多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分析过：首先，就算十九大上王歧山的不再连任政治局常委是基于“七上八下”的前朝旧制，但2022年秋季的中共二十大召开时，韩正虽然已满68岁，届时的习近平在高层人事安排过程中完全无视年龄限制，或者说把年龄限制“因事业需要”而稍微放宽，不是没有可能 。 第二，当初安排朱镕基接替和他同年同月生的李鹏的国务院总理职务 ，也是只干了一届即因为年龄原因而交班。至于其后的温家宝也好，李克强也好，虽然在被选拔为总理接班人时，即已经从年龄角度考虑到了连任两届的需要。但现如今习近平的党政军大权独揽，所以过去从工作连续性角度出发考虑国务院总理人选应该符合连任两届的年龄需求的必要性不大了。 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也还分析道：未来的中共高层人事安排上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习近平本人已经是事实上的终身制的前提下，过去在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总书记执政过程中已经形成的那种只要是“符合年龄”，国务院总理 ，以及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这三个一把手就会连任两届的惯例不再出现。未来这几大正国级职务都只不过是习近平对手下忠臣的政治犒赏。 如此分析下来，也许两年前筹备十九大时的习近平即已经有了让韩正等待接班李克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腹案。 当然，不排除五年前的习近平安排韩正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初始计划不是“朱镕基模式”而是“张高丽模式”的可能性，即五年常务副总理届满即退休。但如果是这样，那么从逻辑上分析当时如此计划的同时即应该也计划了五年之后，也就是二十大上的总理接班人应该就是胡春华而不应该是汪洋。 道理再简单不过，如果五年前安排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分工时，即已经计划到了汪洋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内作为李克强总理接班人连任常委，那么当时就应该安排汪洋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同时安排韩正出任一届全国政协主席。如此一来韩正在二十大上退休顺利成章，汪洋在二十大后成为总理接班人也是按部就班。所以说，如果仅从逻辑角度判断，如今李克强的接班人选从韩正和胡春华两人之间产生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重新启用汪洋的可能性。 关于胡春华成为李克强总理接班人的可能性，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后的次月，笔者也已经有文章分析。文章分析说：十九大的人事安排结局是，七个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六十后”。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恢复终身制或者说至少连任三届以上，当然没有必要急于把一个总书记的接班人选安排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是，在国务院总理没有国家主席一样被在“宪法”中取消任期限制的前提下，也没有把到二十大时仍符合（七上八下）年龄标准的一个国务院总理接班人选，安排进入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会，而被安排进入 政治局常委会并兼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韩正要比李克强年长一岁。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所有副总理人选里，不能想象比李克强年长三岁半的刘鹤会成为李克强的总理接班人，也不太好想象比李克强年长一岁的韩正五年之后接替李克强，然后在总理的位置上一干两届十年，一直到他七十九岁。而比刘鹤年轻十一岁，比李克强年轻八岁的胡春华只要能够进入国务院，而且不会是接替刘延东的分管事项，那么五年后的二十大上被习近平考查通过接替李克强的可能性绝对存在！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沿袭当年的“温家宝模式”，安排一个只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国务院副总理在二十大上晋升常委，继而在次年三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接棒李克强。 以上把韩正还是胡春华接任总理的可能性都分析到了。而如果下届总理确实是胡春华，那么不但韩正会“到点下车”，汪洋也较有可能会被直接安排退休。原因并非他汪洋不招习近平待见，而是等待习近平犒赏一届正国级的“符合提名年龄”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太多，即使把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编为九人制都不足够。 总之，正如笔者过去文章中已经强调过的那样，待2022年10月召开中共二十大时，如果继续沿用十六大召开时严格施行的“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 — 当然是在习近平本人例外的前提下，那么届时的韩正笃定告老还乡。不过，“七上八下”是所谓“惯例”，“七十岁封顶”同样也是。如果是照搬十五大时的“七十岁封顶”的年龄限制潜规则，召开二十大时的韩正，即可依当年的“朱镕基模式”，连任一届政治局常委并接班总理。 假如韩正最终会成为李克强接班人的话，胡春华入常并接替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职务也并非唯一可能。其他可能包括不被安排入常同时也不再连任政治局委员，只是在连任中央委员的前提下等待明年三月出任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也包括虽然如愿入常但离开国务院系统，比如担任全国政协主席职务？ 再退一步分析，即使习近平果真安排了汪洋“重返国务院”，此后的胡春华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可能性还不如晋升政治局常委之后改换跑道的可能性大。 如果依所谓“朱镕基模式”安排韩正，即从上海市委书记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然后担任一届国务院总理，那么未来韩正担任总理期间的那位常务副总理如果不是胡春华的话，从李强等其他现任十九届政治局委员中产生一个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象当年的十七大一样，从现任的普通十九届中央委员里选出一个，直接进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准备接替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比如何立峰。即使韩正直接退休， 下届国务院总理果然花落胡春华，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也不排除个把人是从十九届普通中央委员里直升的可能——比如张国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0月16日，中共20大将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将连任国家主席第三届任期。若无意外，20大不过是一场行礼如仪的“习近平造神大会”，是“习氏帝国”的登基大典。然而，从此刻起，中国将告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抛弃40年来促成“中国崛起”的原有优势与条件，走向习近平专政下的新毛泽东主义路线。这是一条“独裁专制、闭关自守、隔绝国际、逆反文明”的错误路线，意谓21世纪的中国将从渐进衰败走向终极崩溃的结局。 习近平的政治筹码除了“红二代”的身分血统，以及福建、浙江的地方治理经验之外，别无其他优越特性。自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就以“肃清政敌、修改宪法、言论扼杀、清零封城、对抗西方、围台军演、经济集权”等等措施，扭转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方向；10年来，这个被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思想”，实际上不过是“窑洞政治学”的翻版，已经证明是一条孤立自绝、总体衰败的路线；20大之后，在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之际，也就是中国断崖坠落之时。 “习家班”：直线冲锋的决策模式 以反腐之名肃清政敌，建立唯我任用的“习家班”，是习近平初掌政权时发出的第一道政治清洗，也是习近平引领中国开启渐进衰败的起点；反腐其实就是“肃反”，借此断绝党内权力竞争与利益分赃者的侵扰和障碍。其后，习近平大量任用亲信，建立所谓“习家班”，以帮派脐带为系绳，集中权力于一身，独断意识形态话语权。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习家班”最大的特色是忠诚胜于专业、听命高于创新、粉饰代替负责。这种同温层、团伙化、小圈子的领导班底，其决策特质就是单向性与同质化，缺乏多元思考、理性批评与全局视野。 在“习家班”封天盖顶之下，习近平打破了邓小平建立的合议型、共识决的集体领导体制，代之以领袖意志和最高指示的“一人领导制”，凡有异议，就是妄议中央，凡有不从，便双规查办。这种“一言堂”的权力体制，必然导致直线冲锋、硬干到底的决策模式，既难以转圜与折衷，也无法产生自我纠错与弹性应变的能力。当一个政策空间只能响起一种单音符，“一个人说了算”，就难以产生圆熟周全的理性政策，导致一种僵直性、冷硬化的政策型态，展现的是习近平“十里不换肩”、“打铁自身硬”的窑洞革命精神，当然难以应付国内外瞬息万变的挑战与变局。 维稳：保红色江山，不保人民 习近平的“维稳”－广泛的电子监视、手机定位、网路审查、牢狱关押，绝非为了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而是以严密的政治监控，塑造一种“全景监视”的透明社会，借此维系“红色江山”的永久统治。在“维稳”只是“保党”的前提下，其所运用之手段是通过寒蝉政治、无语社会、奴化个人等等措施，塑造一个停滞化、无异议的静默国家，好让中共得以在一个顺民社会中稳坐泰山、高枕无忧的统治。在此意义上，习近平的防疫政策表面上是“社会面清零”，暗地里是“政治面清零”，也就是运用各种繁琐、粗暴、反科学的防疫措施，实行对政治异议份子的坚壁清野，以消音禁言来实现党国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密集反复的核酸检测、健康码扫描、少数阳性便全面封城、暴力驱赶的强制隔离，乃至对防疫暴力的不负责任、对次生灾难的不承认与不闻不问等等，皆已证明所谓“核酸检测”，与其说是检测人民的核酸反应，不如说是检测人民灵魂深处对党国的服从性与忠诚度。 当个人处于非批判、无独立思考的寒蝉状态下，就会陷入一种自我规训的“躺平”状态。躺平意谓一种“精神的自我麻痹”，是一种个人对政治高压的冷漠与苟活心态。因为在这种“韭菜人生”之中，任何创新、变革、改造的思想，都会受到来自党国政治阴谋论的检视和追究，尽管政治谄媚与口头效忠总是此起彼落。这就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形成“异化关系”－一种一方追捕、一方逃避的“猫鼠政治”，政府欺骗不喘气，人说假话不脸红。长此以往，就会产生民族智能与大众素养的退化与衰败，造成文化生命力、社会创造力、个人原创力的低落与丧失。换言之，“维稳”其实是一种闭关锁国、圈地围栏的“反智政治”(politics of anti-intellectualism)，形成一种无人性温度、无社会热情、无个人希望的“死水社会”。这就是为何共党官僚的权力即使越界滥权也不受监督与约束，亿万人民成为引颈就戮的“韭菜百姓”也甘愿服从的主因。 文化孤立与自绝西方 习近平经常挂在嘴上的“文化自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自卑、民族自恋、仇视西方、自绝世界的“文化偏执狂”，也就是否定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突出文化的阶级性与斗争性。 教育官员对英语教育和教师的无理限制，禁止网路教学聘用海外教师，学者参加国际会议(实体与虚拟)必须征得批准许可，全天候的网路监管使年轻世代隔绝了西方思想；对外国商品进行抵制与拒购，对“眯眯眼”的广告模特儿施加“辱华”指控，对好莱坞电影进行抵制或窜改，对“非政府组织”(NGO)施加盘查与限制，对外国记者与媒体任意干扰与歧视，乃至指责提倡素食主义的名人为兜售西方生活方式，强迫采用外语为名的艺人修改艺名，以及敦促艺术家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学和艺术来拥抱“文化自信”……等等，这种文化逆淘汰机制，不一而足。 所谓“东升西降”，是习近平对21世纪世界局势最严重的误判。这既是对自身综合国力自我吹嘘的高估，是羽翼未丰就想雄鹰世界的激进冒险，也是意图与美国“争世界第一”的欲望陷阱。当美国发现“中国威胁”已迫在眉睫之时，从贸易、科技、金融到核领域，美国开始从关税壁垒、科技锁喉、金融猎杀、晶片断供、人才禁绝、政治围堵、军备竞争等等领域，筑起一道“全景式新冷战”的围墙。20大之后，在习近平继续推动“中国梦”之下，美中关系没有任何修好与改善的可能，“天下围中”的战略格局已清晰明朗，“国际公敌”的角色已被标定和确认。 中国将无法养活自己 2022年9月，世界银行(World bank)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8.1%急速下跌至2.8%；日本“经济新闻社”和“日经QUICK新闻”日前汇总了中国经济学家调查，预计2022年中国GDP的平均实际增长率为3.2%，连续三年低于5%-6%的潜在增长率，未来几年中国全年增长预测是2023年4.9%，2024年4.7%，呈现下行趋势。香港“恒生银行”发表“中国经济脉搏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4%下调至3.7%。“高盛证券”也将中国2022年经济成长从原先3.3%下修至3%。“亚洲开发银行”预测2022年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增长率为5.3%，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率自1990年以来的32年，首次低于亚洲新兴经济体。 由于导致经济数据下降的各种原因，以及习近平的政治路线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将步入短期疲软和长期下滑的格局；可以确定，以不到5%的经济增长率，将无法养活14亿中国人口，换言之，饥饿边缘将再度出现，温饱不足将再度来临。 中国经济千疮百孔，难以尽数。从个人失业、企业萧条到总体劳动力(人口红利)的下滑，反映的是习近平10年政绩的失败。清零清到“经济挂零”，封城封到产业封闭，与全球为敌的战狼外交促使各国“脱钩中国”，特别是美国积极筹组“全球民主供应链联盟”，重建美国自身的产业立体网路，削弱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换言之，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摇摇欲坠，一方面印度、越南等国家后起直追、迅速取代，一方面面临美国的无缝围堵和高端遏制。习近平既然自断手脚，仅仅因为极少数核酸阳性和重症率极低的新冠病毒，就坚持断送千亿以上的经济产出，导致资本外流、订单外移、企业关门；既然习近平高估自己、错估形势，“自行告别”促成中国崛起的内部优势与国际条件，那就必然自食由于无法养活自己而反噬自身政权危机的恶果。换言之，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口号，不过是一条粉饰太平的遮羞布，在完全缺乏经济增长激素的支撑之下，只是一个镜花水月的口沫承诺。 中国崩溃论再度浮现 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小圈决策、国际对抗、维稳保共、极端防疫、经济失误、文化自闭，历历皆是中国衰败的原因与佐证。20大之后的中国，不会因为习近平的连任而重获生机，也不会因为习近平的自我纠错而掉头转向，恰恰相反，就在“习核心”如日中天之际，中国将由渐进衰败走向终极崩溃。今日，“中国崩溃论”再度浮现，决堤溃坝之说绝非无理无据，而是实证分析和事实检证；如此断言，乃因一路上脉络可循，过程中不断积累错误，最终结局也在预料之中。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 （全文转自上报）
“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阻止中国称霸亚洲”是美国战略智库“The Marathon Initiative”负责人柯比登在《时代杂志》评论文章提到的一句话。文章刊出隔天，拜登公布了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最迫切的战略挑战”，柯比前一刻的分析，或已为拜登“最迫切战略挑战”给出诠释。 2017年，当川普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时，关于美中关系走向，多数解读无非是趋于恶化，五年过去，双方关系变好、变坏，拜登的答案很明显。他在国家安全战略所说的“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在地缘政治竞争升温之际与盟友共同因应挑战”，以及“建立能反映出美国价值与利益的国际秩序”，回头对照柯比的论述，几乎无一项不是针对中国而来。 让我们倒过来看。首先，为什么需要建立能“反映出美国价值与利益”的国际秩序？照柯比所言，可以看到中国过去十馀年来，不断借由经济影响力对诸多国家采行了“软帝国”控制（尤其对亚洲国家），也就是透过经济、外交等手段，迫使部分亚洲国家必须遵循北京的偏好（尤其政治面），因而，若中国如愿称霸亚洲，全球贸易和商业流动必然愈发流向中国，届时更唯有顺从中国价值、中国规则，乃至于中国的外交路线，才能有所收获，一旦不从，就会被排除准入中国市场，且不待未来，眼前澳洲就是一例，外溢亚洲，过去岂止美洲的加拿大、东欧的立陶宛曾深受其害（辱华猎巫正是如此）。 中式价值观和利益，自然和美式价值利益相互抵触，彼此追求的国际秩序也不相同，拜登之所以强调“美国盼望形塑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安全’的世界，不会任由未来掌握在那些与此一愿景不同的国家手中”，道理就在这。 其次，“反映美国价值与利益”落实到行动上，势将聚焦在亚洲。根据柯比的说法，中国要取代美国，不只是增加其国际影响力，还必须同步削弱美国才有可能，削弱美国，以地缘政治而言，关键就在亚洲。依“谁控制亚洲，谁就控制下个世纪”思维，中国若占据亚洲主导地位，便等于掌控了全球一半以上经济产能，取得这般权力，中国影响世界的规模恐是无与伦比。因此，拜登“在地缘政治竞争升温之际与盟友共同因应挑战”的意思，就是要避免亚洲落入中国之手。 最后，巩固美国价值和利益，继之避免中国统治亚洲，关键就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自川普时期到拜登执政，美国政界对中态度容有差异，关于“中国终将以军事力量取得在亚洲的优势”，以及“台湾位居北京实现统领亚洲目标的中心位置”，则几乎已达各界共识。中国近年的军事演习、重整集结军队，除了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更在于向全球展现实力，尤其积极准备要与美国摊牌。于是，拜登在国家安全战略中说“将确保美国有能力‘阻挡任何对台湾诉诸武力或胁迫的行动’”，就是对上述中国威胁的回应。 但若以国安战略的内容再一次重申“美国仍将依循‘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下的‘一个中国’政策指引，包含反对片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独”，可以理解，美国并非真已是所谓“鹰派主战当道”，和中国至少维持既有“表面（体面的）和平”，应该才是当下美国政界倾向的内在意识，也就是柯比在他撰写《为什么保护台湾对美国来说很重要》一文提到的“美国寄望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阻止中国称霸亚洲”，虽然他不否认这是高难度动作。至于拜登何以要紧接著强调“将协助台湾具有自我防卫能力，并确保美国有能力‘阻挡任何对台湾诉诸武力或胁迫的行动’”？如此正是符合“想要和平，就要为战争做准备”的基本常识，毕竟中国对台武力威胁确实已形同箭在弦上。 再进一步看，在中国崛起对美国形成从未有过的压力下，美国的“红线”也已浮现，就是他们不以“解体苏联”设想中国，也不挑战（威胁）中国体制和共产政权，但事态发展取决于中国是否侵略台湾。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布后，拜登现在等于是把“球”再传到习近平手上。 （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二十大预定于10月16日召开。先行召开十九届七中全会，但全程闭门，党媒报道极其精简，显见幕后斗争激烈，远超外界想象。而愈是接近中共二十大，中国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愈是古怪。其中之一，是习当局不断宣布的疫情升级、清零升级和封城升级。 新疆，不仅禁止当地民众出疆，而且将外地游客就地留置，甚至让他们“就地就业”，摘葡萄干，制造另一种“强迫劳动”。似乎由此证明，新疆集中营，不仅对维吾尔人管用，对汉人也管用，一进入新疆，就相当于进入集中营，有去无回。 云南，封城一刀切。一夕之间，在风景名胜西双版纳，外地游客被突然封锁在机场，既不能返回外省，也不能离开机场。面对游客的愤怒质问，白卫兵（俗称大白）甚至举起了枪，指向民众。可见，死命令来自上头，持枪防疫，对付的不是病毒、而是人。 怪象非止新疆和云南。全国各地，东西南北，轮流上演突然封城、极端封城。体制内甚至传出“没有疫情也要制造疫情”的最高指示，以及“不要算经济账、民生账，要算政治账”。言下之意，一切为了二十大，一切为了某人连任，在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叠加一人独裁，硬要把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中国再拖入朝鲜模式，变成不折不扣的西朝鲜。 疫情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有人或不解：何必做得如此极端？如何解读当权者心态？制造疫情升级和极端封城，至少有三种盘算： 其一，如果习近平连任，习派担心出现全国性抗议，故而需要提前封城。因为，习近平连任，就是强行连任，政变式连任，霸王硬上弓，不仅完全背离民心和党意，而且坏了中共的制度和规矩，即便按照中共自己的体制，都沦于不合法。他能否站稳脚跟，连他自己心下都没底。 其二，如果习近平下台，中共高层担心全国出现普天同庆、喜大普奔、欢天喜地的场面，让习近平很没面子，故而也需要提前封城。毕竟，天下苦习久矣！他几乎伤害了所有阶层、糟蹋了所有人。他不下台，还有谁该下台？ 其三，是习派的苦肉计。要得释放，必先囚禁；要得喘息，必先窒息。制造疫情，极端封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等二十大开完、习近平实现连任，或突然放松管制，借口疫情减轻，相继解封。然后大剌剌宣布：“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防疫抗疫“取得重大胜利”、展现中国“制度优势”。随后，大开表彰大会，让饱受封城之苦的中国民众，忽然获得喘息之机，在注射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折腾之下，“感恩共产党、感恩总书记”，并误以为中国的防疫抗疫是全球做得最好、世界第一。借此巩固“二十大”成果，增加某人连任的“合法性”，让民众在错觉中接受某人的倒行逆施、黄袍加身。“管他的，只要能出门就行了，只要有口饭吃就行了！”有人会如是自我解嘲，永不磨灭的阿Q心态。 除此之外，制造疫情，轮流封城，也是习近平柔性政变的需要 — 针对政治老人。只要持续并轮流制造全国性的疫情升级，就可以有借口封锁政治老人，以保护他们的健康、安全和生命为由，把他们封锁在住家或者医院、疗养院。软禁，或者变相软禁。具体的执行人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身兼公安部长和特勤局长的王小洪。习近平这一手，是斯大林对付晚年列宁的一手；也是毛泽东对付刘少奇的一手：不惜发动全国性文革动乱、趁乱夺权，打倒刘少奇等大批党内政敌。 毕竟，按照中共党内定制，每五年一次的高层权力重组、以及某人连任与否，都须经由政治老人协商和同意。以全国性疫情为借口，阻止他们参加会议，等于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习派这一招，可谓阴损之至、厚黑之至、冒险之至。习近平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话说回来，如此强行操作下，习近平即便连任，也必给他自己的权力蒙上一层“不合法”的阴影。或迟或早，即便二十年之后，都将难免遭遇党内翻盘、翻案和清算。这是大概率的结局，或后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到本文刊登和播出的10月10日为止，中共习近平当局对于其二十大的日程安排，似乎进行得比较顺利。作为二十大预备会议的十九大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 七中全会，已经于9日按时召开，新华社为此播发了简讯。按照惯例，这场会议开三至四天，会议结束当天才会有“公报”发出，其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就是一句“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而在这个七中全会按时召开的前一天，为时两天的中纪委七中全会已经结束。当天发布的会议公报，以一些外界评论认为是文字之短堪称史上之最并罕见地未涉及人事安排。 在此之前， 外界媒体纷纷转载过最早出自香港《明报》的一则，关于中纪委系统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即将有重大人事调整的报道。具体内容是，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孙新阳，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刘学新及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福海将升任中纪委副书记。 但笔者注意到，此三人中的孙新阳和刘学新均是十九届中纪委委员，如果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任何时候被晋升为正部长级的中纪委副书记的话，都没有程序障碍。但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张福海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不是十九届中纪委委员，所以他在二十大之前没有可能被宣布为中纪委副书记。举个最令外界熟知的例子，当年邓小平下令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增补”为国务院副总理，但却没有可能把他朱镕基同时也“增补”进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原因就是朱镕基只是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只能从中央委员中产生，与必然是中纪委常委的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只能从中纪委委员中产生是同样道理。这就是为什么赵乐际和杨晓渡当初在十九大上即“当选”了中央委员，又“当选”了中纪委委员。 当然，笔者相信《明报》的报道并非空穴来风，依据之一是上海方面的党媒已经于日前刊登报道说：“中共中央批准：李仰哲同志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和市纪委书记；刘学新同志不再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委员和市纪委书记职务，另有任用”。依据之二是，公安部网站上的党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也已经由孙新阳换成了任爱荣。 这个孙新阳被外界关注，是始于笔者今年7月初在本专栏发表的《除了王小洪，公安部还有一个习近平的嫡系叫孙新阳》一文。继而笔者又于今年7月8日在本专栏发表《公安部纪检大权从习近平旧部转给习近平老乡》一文，在该文章的结尾已经断言过，“到今年二十大召开时他（孙新阳）才满58岁，而且在副省部级的不同工作岗位上已经持续了十年，在二十或者二十大之后被提升正省部级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并很有可能会在二十大上就晋升中纪委副书记。” 至于张福海，截止目前并未被中共当局宣布免去其在广东省委的职务。当然不排除这个张福海也有在二十大上，与孙新阳和刘学新一同进入新一届中纪委常委会，并被安排为正部长级的中纪委副书记的可能。但届时的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也就是杨晓渡的接班人角色落到他们三人中任何一个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虽然已经被内定在二十大上晋升，但截止二十大召开之前，他们仍然还只是副部级。从副部级跳升副国级，尺度有点大了。 就以杨晓渡为例，此人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前，也仅仅是十八届的中纪委委员。但他在十八大召开后两年，也就是2014年，即已经由上海市纪委书记升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2016年，又被安排兼任了中央监察委成立之前的国务院监察部部长和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也就是说，他当时是从已经担任了三年时间的正部长级位置上晋升副国级的。 最近一两个月里，随着中共二十大召开时日的临近，关于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谁上谁下”的名单一再被境外媒体“推陈出新”。但无论哪个版本都少不了赵乐际，因为他毕竟是现存十九届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 不过，无论是习近平依照“惯例”，还是从其个人“权谋”的角度出发，即使让赵乐际在二十大上连任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基础上安排他再掌管一届中纪委的可能性很低，大概率是新一届全国人大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主席；小概率是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习近平之外全退的前提下，让其中最年轻的赵乐际步王歧山的后尘。 当然，无论可能性有多大，假如出现除习近平之外其他六人全退的安排，其中的赵乐际告老还乡，而由王沪宁扮演一届王歧山目前扮演的角色，也不失为一种可能 笔者生发出如此“奇想”，是受到昨天偶然听到的一位政评播主的“二十大新常委预测”的启发。该播主声称，二十大之后的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七加一”，即七个政治局常委加一个国家副主席，而这个国家副主席，也就是王歧山目前职务的接班人将会是栗战书。 殊不知，岂止是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就是曾经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那个政治局常委也是完全没有可能改任国家副主席的。道理就是全国人大委员长也好，全国政协主席也好，还有国务院总理，都是国家机关的正职负责人，而国家副主席无论是否政治局常委，都只不过是一届副职而已。所以，已经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者，和已经是国务院总理者，若被安排成国家副主席，等于是被降级使用。所以，出现这种安排的可能性半点没有。在假设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会再安排一个已经退位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像五年前的王歧山一样，出任一届国家副主席，那么只会从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三人中产生。 那么，无论赵乐际在二十大之后的去向如何，他中纪委书记一职必将易人的前提下，继任者会是哪里一位呢？ 各位读者和听众应该都已经注意到，如今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与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的高层人事安排预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四大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和新疆、广东两地的区委书记及省委书记一共六人中，已经有北京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和新疆区委书记都先后不再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而当时继续留在广东省委书记岗位上和上海市委书记岗位上的时任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和韩正，前者在十九大上继任政治局委员并被宣布为备任国务院副总理，后者韩正则是在十九大上晋升政治局常委。 而如今的二十大召开前夜，上述六个位置中的五个，都是仍然继续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继任。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里的现任和曾任的地方大员里，只有曾任的陈全国一人不会在二十大上再有政治前途，其他五个 ，即北京的蔡奇、上海的李强、天津的李鸿忠、重庆的陈敏尔以及广东的李希，都会在二十大上留任或者晋升政治局常委呢？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五个中的哪一个或者哪几个不会在二十大上留任中央政治局或者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继而只会在明年三月被安排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可能。但笔者倾向于相信，下届中纪委书记如果不是丁薛祥的话，就应该会从上述五人中产生。至于即将接替杨晓渡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书记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角色，从上述五个目前的政治局委员兼地方大员中产生的可能性不大。若如果不能从我们过去文章中分析和介绍过的张军、陈文清和应勇三人中挑选的话，从现任省委书记中产生当然也是一种可能。要知道，杨晓渡的上一任，也就是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纪委第一副书记赵洪柱，此前的职务就是浙江省的省委书记。 我们注意到，日前刚刚被宣布接替刘学新上海市纪委书记的李仰哲来福建：2020年，此人由中纪委驻商务部纪检组长位置上平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接替的就是当时的刘学新。而刘学新此前的职务变化很快，2015年任中央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2016年就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在此职务上任职不满4年即又转任上海市纪委书记；然后就是日前被宣布“另有任用”。而2016年，被刘学新到福建接替福建省纪委书记的倪岳峰，如今也已经是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在中共政坛内曾有传闻说，这个倪岳峰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向中组部推荐过的“干部苗子”。此人步入中共政坛之后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晋升路线，那就是先被在国家海洋局正司局级副局长职务上平调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任专职委员，在此基础上，先升任该委员会主任委员助理。2008年2月，44岁的倪岳峰被宣布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专职），晋升副部级。 2011年3月，倪岳峰被外放出任福建省副省长，并在此职务上被安排为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大召开一年后，他改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纪委书记。2016年8月，奉命把省纪委书记职务交给刘学新后，倪岳峰改任了习近平在福建省担任过的职务，即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书记；3个月后，即又被宣布为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福州市委书记。被任命为福建省委副书记刚刚半年，倪岳峰即被调回北京，升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正部长级），并在此职务上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委员。2018年3月国务院换届，倪岳峰顺利成为任海关总署党组书记和署长；今年4月，被宣布出任河北省委书记。 从如上倪岳峰的仕途轨迹和晋升速度观察，很有一些为他在二十大上晋升副国级进行政治热身的节奏与步调。而这个出生于1964年的倪岳峰，比自己当年在福建省纪委书记位置上的继任刘学新还要年轻一岁的年龄优势，也决定了习近平当局为二十大挑选新任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一定会对他重点考虑。而一旦在二十大上顺利“入局”，他倪岳峰日后的具体职务只会有两个去向，一是中纪委第一副书记，二是以政治局委员身份接任某个直辖市或者广东省的地方党委书记。 本文前面的内容中已经说了，五年前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和十九大开过立即上任的现任四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都还继续在任，无论他们五个是否会在二十大上留任政治局委员或者晋升政治局常委，他们目前肩负的地方党委一把手的位置都应该会在二十大闭幕之后易人。目前在任的这四个直辖市和一个省的行政一把手中，只有均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委员、政治资历相对雄厚的现任北京市长陈吉宁，以及现任上海市委龚正被就地向党的一把手培养的迹象较为突出。此二人和我们陆续分析及预测的那几个很可能在二十大上晋级的现任省委书记一样，“入局”前途同样明显。因为直辖市和广东省的市委或省委书记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这几个地方的行政一把手和其他的普通省委的一把手同样重要。 不过，目前担任天津市长、重庆市长和广东省长的三个人，相比陈吉宁和龚正既政治上资浅又没有特别年龄优势，所以此三人基本没有可能在二十大上“入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离开10月16日中共20大的召开只剩几天了。 20大前奏曲的19届7中全会已在10月9日在北京召开，要等全会结束，从公报的字里行间摸到一点东西，一切的一切都要大会结束才会知道。没有把握的会议，中共不会召开，决定开会，大致已经知道结果。然而中共是黑帮组织，头头知道结果，对下对外也要绝对保密，否则就是违反帮规会受到惩治。 20大将决定中共未来的走向，是祸是福还没人知道，大家只能猜测。但是因为涉及强行帝制，还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也会涉及中美关系，甚至台海两边关系，因此除了是政经问题，还可能涉及和平或战争问题，所以这个祸福还事关全球。因此引发关注势所必然。 中共20大，让我想到苏共20大，因为苏共是中共老大哥，那么会不会步老大哥的后尘？ 苏共20大召开于1956年2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转折，因为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俗称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从此开展“非斯大林化”运动。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共产世界的震动，美共作家法斯特退党，苏共作家法捷耶夫自杀，波兰波兹南煤矿工人罢工，哥穆尔卡复出担任波共（统一工人党）书记，当年10月23日匈牙利爆发起义，有反苏倾向的原匈共（劳动人民党）纳吉被拥戴为总理，赫鲁晓夫在中共压力下出兵进行镇压。中共则公开为斯大林讲话，毛泽东亲自修改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警惕内部出现“中国赫鲁晓夫”。从此毛泽东要从赫鲁晓夫手里抢到国际共运领导权。 赫鲁晓夫就此成为中共眼里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者，称他为“赫秃”，对他百般丑化，认为他是斯大林的积极拥护者，现在倒打一耙。实际上，面对斯大林的大清洗，赫鲁晓夫还是尽自己能力保护了乌克兰共产党与莫斯科州共产党的成员。 不管中共怎样反对，毛泽东如何羞辱赫鲁晓夫，不能否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而且是当时冒着国内、国际极大政治风险的改革家，因为距离斯大林去世才3年而已。从此苏共走上改革道路。这个改革是进两步、退一步。先是勃列日涅夫的反动，接着是戈尔巴乔夫的再进步，导致苏联东欧共产体系的解体；接着又是普京的反动，但是已经回不到斯大林时代，我相信普京的下台也是时间问题，俄罗斯终将走上民主道路。 毛泽东是斯大林分子。毛泽东死后，人们也期望中共12大会有《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来个“非毛化”，但是被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功过七三开，反毛最力的胡耀邦总书记下台。习近平也是斯大林分子，我们当然也不会期望中共20大会有反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报告来个“非习化”运动。 然而习近平已经把中国带上绝路，虽然还没有碰的头破血流，然而中共上下已经感到危机。所以即使习近平反不得，也会依照毛泽东的方式“纠偏”，避免影响维稳。根据香港明报引述中国媒体的报导，这次广西、海南、浙江、河北、天津、江苏、云南等省市自治区的20大代表上京开会以前都先进本地学习班培训，要他们重视民主权利，要认真参加讨论，“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和国家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统一到党中央一系列战略部署上来”；奇怪的怎么没有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难道“核心”有变？难道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有变？难道战略部署有变？
除了何立峰，国务院系统的在任官员中，国务委员兼秘书长肖捷和教育部部长怀进鹏都应该是二十届中央政治局新任人选的“比选”对象。而因为“团系”出身已经被外界看贬的陆昊即使不会在二十大上“入局”，也较有可能在明年三月出任一届国务委员，从而成为习近平第三任内最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分析了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全国妇联主席沈跃跃和现任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两个女性代表共同“入局”，或者其中之一“入局”等几种可能性。而像沈跃跃这样不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现任副国级官员中，比沈跃跃更有可能，或者说最有可能在二十大上入局的，当然是目前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国务院发改委主任的何立峰。 去年年中，笔者已经在本专栏接连发表了《何立峰大概率接班刘鹤》和《何立峰已经贵为习近平第一宠臣》两篇文章， 介绍了在习近平身边与丁薛祥一样重要、甚至比丁薛祥还要被器重的何立峰在被习近平步步提携的过程中，也是比丁薛祥更有故事得多。在中国大陆曾热播过《大清第一宠臣》这部电视连续剧，而在中国的当今圣上身边，宠臣知多少另论，但若论谁是第一宠臣，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是何立峰。理由就是在所有在位的副国级以上官员中，他何立峰随侍习近平的机会甚至已经多过了“大内总管”。 进一步分析下来，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的一中全会上，这个何立峰小概率直接晋升政治常委，进而准备接替韩正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并继续分管发改委和国家财政，即是“专业对口” 又是“轻车熟路”；大概率是只晋升至政治局委员一级，进而接替刘鹤目前分管的那一摊。 那么分析到下届，也就是李克强的总理继任者（韩正、胡春华还是汪洋？）主持的新一届国务院“内阁”中分管科技的副总理，就不能不分析一下现任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二十大上“入局”的可能性。因为已经有所谓的“科学家进入二十大政治局，习近平重用军工系承载国运”的说法，看好“掌教育部风格不同前任，体现中美真正较量”的怀进鹏成为下届“主管文教的副总理之一”。 这个怀进鹏和我们前两次节目中陆续介绍过的张庆伟、马兴瑞、袁家军同被外界视为习近平重用的“航天系”代表人物，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中国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校长。不过与其他“弃（科）学从政、不务正业”的所谓“航天系”出身者相比，这个怀进鹏更是多了一份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头衔。 1962年12月出生的怀进鹏是所谓“航天系”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比同年出生的袁家军还年轻几个月。此人从2009年5月开始,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身份跻身副省部级，同年亦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1年9月,怀进鹏被安排进中央党校第50期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从此进入中组部的正省部级干部培养计划。2015年2月,怀进鹏彻底“弃学从政”，出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随之又被安排为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成员；但在国务院担任副部长的时间不到两年，就又被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如此安排，显然是在加速为晋升正省部级热身。 2017年8月，怀进鹏被抢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安排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继而又被安排为中国科协的常务副主席和书记处第一书记；当年十月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委员。2021年5月，怀进鹏又在如上职务基础上，被宣布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的分管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主席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但两个月后，即被宣布调任教育部党组书记，继而又被宣布为教育部部长。 从如上从政坛轨迹看，无论是否习近平钦旨，中共组织系统对怀进鹏一直都是朝着党和国家领导人方向培养的刻意为之，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明年三月产生的新一届国务院内阁成员里，有一名单独分管科教的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不排除有花落怀进鹏的可能。而与他怀进鹏同样出身所谓“航天系”、凭着地方省级党委书记资历而成为二十大“入局”人选的几个人里，马兴瑞以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继续担任封疆大隶的可能性几乎是百分之百，其他袁家军也好，张庆伟也好，如果能够“入局”的话，都有可能同时被宣布接任某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或者广东省委书记。而如果怀进鹏能够“入局”，日后的具体职务最大可能是在国务院。 有分析认为，在习近平师法毛泽东当年的“大炼钢铁”，决心要让中国芯片“赶英超美”的今天，怀进鹏著名计算机专家的背景绝对是他二十大“入局”的得分项。 笔者也十分看好怀进鹏在中共二十大，或者二十大之后的副国级前景。如果在二十大上不能“入局”的话，那么这个怀进鹏大概率会成为万刚的接班人，以下届中国科协主席的身份进入全国政协，也可能是进入全国人大担任副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曾经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工程院院长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享受副国级待遇的历史，已经被习近平改变。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工程院长都只是正省部级，与其他的国务院下属的“事业单位”无异。但是，号称“人民团体”的中国科协却一直都是副国级，虽然与它同样是“人民团体”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都已经被降为正省部级。 现如今，中共政权治下的“全国性人民团体”只剩三家是副国级待遇，即工会、妇联和科协。在这三个“人民团体”里，其主席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者全国政协副主席，而第一副主席兼书记处第一书记则是正省部级，此第一书记同时也是党组书记。 除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沈跃跃和何立峰，在二十大上也有一定竞争力的另外一个现成的副国级官员，是李克强内阁中的国务委员兼秘书长肖捷。 已经是十七、十八和十九三届中央委员的肖捷出生于1957年，和待升副国级的习近平亲信王小洪同岁，比何立峰年轻两岁。外界对他最为乐道的是，他在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几年时间里，明确的分工就是“保障李克强总理日常工作”。而在此之前，他已经陆续有过了任财政部副部长，中共湖南省委常委、湖南省副省长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任职经历。所以若真是从“因才适用”、“任人唯贤”的角度出发，这个肖捷确实应该是下届国务院内阁中分管财政和金融的副总理人选。 2018年3月，肖捷升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职务后，当时的香港《明报》曾报道说，肖捷任副国级国务委员后反而低调隐身，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官升一级的同时，却失去了一个党内书记职务。 报道中具体介绍道：去年（2017年）10月，中共财政部部长肖捷出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并兼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今年（2018年）3月两会上，肖捷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长，成为李克强的“大管家”，并兼任国务委员。但是，肖捷只保留了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一职，失去一个党内（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职务，令肖捷的权重大打折扣，这可能是他异常低调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则报道的作者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时的肖捷“失去”了那个党内书记职务的原因，是机构本身都不存在了。当时习近平的机构改革内容之一，是把原国家机关工委撤销，职责并入新成立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而这个新的，或者说合并之后的 “工委”，书记自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任。 毫无疑问，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习近平的铁杆心腹丁薛祥在二十大上的政治前景会进一步看好，但相比于十九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同时就直接进了政治局的丁薛祥，肖捷毕竟已经是三届中央委员了。现任副国级领导人仍然“符合年龄”者中，能够和肖捷比政治资历的也就有沈跃跃一人了。所以即使肖捷不会被安排在二十大上“入局”，从明年三月开始转换跑道，再继任一届副国级职务也是肯定的。 至于现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系统担任着正部省级负责职务、有资格成为二十届中央政治局新成员“比选”对象的，还应该有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陆昊。 今年6月2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新闻人间：政坛明星出局？》一文，说是中国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前天被免去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职务，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这意味着陆昊将很快卸任自然资源部部长，改去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个官方智库的工作。虽然自然资源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都属于正部级，但两者之间的地位差别很大。自然资源部履行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水、海洋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属于位高权重的国家部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则是决策咨询机构，没有行政权力。 该报道文章的作者认为：此前外界预测，55岁的陆昊历经多个岗位锻炼，担任正部级职务已超过14年，有望在今年下半年中共二十大后进入新一届政治局。但陆昊从自然资源部被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仅意味着他失去了进入新一届政治局的机会，更显示他已不受高层赏识，今后再受重用的机会也比较渺茫。因此，这次调职可说是陆昊仕途中的一次重大挫折。 对于陆昊，中国内地和外界关注的文章有很多，但谁的也不如《人民日报》系的权威。2013年05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刊登《政坛“黑马”陆昊》一文。文章开篇即吹捧道：他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中学生党员；他是“文革”后，北大经直选产生的第一位学生会主席；他35岁时就出任北京市副市长；他是目前内地最年轻的省长；他就是屡屡刷新“最年轻官员”纪录的陆昊。 文中介绍说：1967年，陆昊出生于西安。到了高三，陆昊就显示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书写出人生中的第一个“第一”：18岁入党，成为“文革”后西安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中学生共产党员。1985年，陆昊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进校不到两年，陆昊经过直选成为北大学生会主席。这是“文革”之后，北京大学第一位通过直选产生的校学生会主席。 从北大毕业后，陆昊被分配到北京清河制呢厂工作，历任厂长助理、副厂长等职；同时，陆昊还继续跟随厉以宁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5年，年仅28岁的陆昊领命出任连年亏损、有着5000多职工的制呢厂厂长，成为京城国企中最年轻的一把手；1998年当选北京市第三届十大杰出青年；同年，升任北京市纺织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常委、董事、副总经理。 32岁这一年，陆昊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担任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一职。2003年1月，35岁的陆昊成为北京市副市长，成为当时北京市最年轻的副市长。2008年5月，时年41岁的陆昊接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2012年10月，陆昊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2013年3月，46岁的陆昊履新黑龙江省代省长，成为当时内地最年轻的省府首长。 日后的陆昊一度被认为会进一步由省长升任省委书记，然后就凭着最年轻的省委书记的年龄资本，进入中央领导层。所以当他被从黑龙江省省长位置上调任国务院部长时，即已经被外界认为是“团派明星提前谢幕”了。 但是，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如果习近平和中组部是在把已经是两届中央委员，但却比习近平正准备提拔为副国级的王小洪足足年轻了10岁的陆昊朝着国务院副职领导人的方向培养，那从省长到省委书记再到国务院副总理，应该不如从省长到国务院的不同部级领导岗位，再到国务院副总理或者国务院国务委员的培养途经更“有利于工作”。 至于凭陆昊从国务院的所谓“位高权重”的部门改换至“没有行政权力的咨询机构”来证明他“不再受重视”的评论人士，首先是不清楚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习近平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属的常设办公室之间的“孪生”关系，更没注意到刘鹤曾经是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的身份同时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构多有一些具体了解的人士都知道，这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为党中央和国务院服务的，首先是为党中央服务的。 而这样一个重要机构长期以来都是实行主任和党组书记的“双首长制”，（从1993年至今年6月，期间只有3年左右的时间是“单一首长制”）但在陆昊到位之前，不是主任职位空缺，就是党组书记职务空缺。在陆昊到任之前，主任一职一空就是三年。现如今，由陆昊一人身兼主任和党组书记两职，此任命只能说明陆昊是在被重用而不是相反。所以，陆昊以二十大上“入局”，或者明年三月升任国务院国务委员接替王勇的仕途走向，成为习近平的第三任期内手下最年轻的副国级是有较大可能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当局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大面积展开维稳措施。近日广东有网红揭露，短视频平台“抖音”限制使用粤语。事件触发抖音被大批粤语网红围攻。有舆论认为，中国当局希望透过这一行动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既能在二十大召开前夕消除不稳定因素，也可以趁机进一步打压粤语。 号称在抖音拥有超过400万粉丝、专门拍摄粤语搞笑短片、网名“广东靓仔风少”的网红，近日以高姿态发表宣言。 广东靓仔风少：“这段时间我们都很少在抖音上做直播了，那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抖音)平台对我们这些粤语主播限流，甚至封号。那么它们的理由就很简单，它就是说无法识别语言。” “广东靓仔风少”谴责抖音以无法辨识做借口，封杀以粤语拍片的网红。他说，大多数广东网友使用粤语，人数逾亿，比很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而且广东网友数量全国第一、网购消费力全国第一。他认为此举非常荒谬，决定从此退出抖音。 粤语网红谴责抖音胸襟狭隘 网民几乎一面倒表示支持，批评抖音想法落后，胸襟狭隘。即使普通话是中国的官方语言，毕竟粤语是广东人的日常语言，没理由连说母语也要受到限制。 年过60的广州退休人士区伯近年经常自行制作短视频放上抖音。他对美国之音表示，4个月前，抖音以他不遵守法律法规为由，封禁了他其中一个账号。他认为，所谓的无法识别语言只是借口。 因为主播就算以粤语拍视频，系统也能成功翻译成字幕。 区伯说：“以往我把一些歌曲放上抖音，抖音都能自动配上字幕。广东政府一直比中国其他省市开放，相对而言没有那么过敏。只要不触碰政权稳定的红线，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 “广东靓仔风少”的遭遇传出后，触发了大批广东网红以粤语拍片声援。网红深圳丁大少表示，自己绝不屈服，一定会继续说自己的母语，他质疑，为什么说粤语就不可以作直播。 有主播现身说法，称在抖音直播间讲粤语，系统会弹出“直播中包括无法识别的语言和文字”的提醒。若不改用普通话，轻则中断直播，重则禁播封号。 分析：目前技术无法完全过滤粤语敏感字 30多岁、网名“南方老头”的广州人黄永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抖音对粤语视频和直播下手与现时的技术无法完全识别粤语用词有关。 黄永祥说：“很多粤语（用词）系统都难以识别，暂时在技术上还无法做到。就像很多敏感的语言和脏话都是识别不了的。网红的讲话也是。抖音经常会有一些淫秽的用词获得通过。抖音也只好一刀切。” 他说，更为关键的是，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当局把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视为当务之急。 黄永祥说：“中共二十大是中国国内最重要的事件。当局不会容许政治事件发生，否则平台等都会面临风险。如果在二十大前夕出现不当言论，对这类平台会造成很大影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就出于维稳心态把粤语给禁了。” 当局被指推广普通话打压粤语生存空间 2010年，广州有政协委员建议加强广州电视台的普通话广播，挑动了地道广东人的神经，在当地触发一系列“撑粤语”运动。 过去十多年，即使在广州，粤语的生存空间也不断缩小。 目前定居香港的广州异议人士廖剑豪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抖音限制使用粤语， 他无法认同，认为是变相打压粤语。 廖剑豪说：“推广普通话是没有问题的，但必须是非强制性。喜欢就说，不喜欢就不说。现在（广州）的中小学是强制说的。以抖音为例，他们是采取行政手段限制（网红使用粤语）。这当然是不行的。当局现在是在‘试水温’，往下发展下去，可能会有更多重要场合禁止使用粤语。”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粤语一直被视为华语流行文化的主导语言。廖剑豪认为，无论抖音此举的用意是什么，必将沉重打击粤语文化人的创作自由和空间。 廖剑豪说：“对于从事粤语文化传播的人士来说，心理上会形成强大的阴影以及心里威胁。这种摧残是综合性的。言下之意是‘你们不要乱搞，否则后果自负’。” 中国当局近年加强监管网上直播平台。9月26日，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研究进一步规管线上演出产业，当中加强对包括评论、弹幕等网络帐号的实时监控；举行虚拟演唱会等网络节目必须先向当局备案或申请经营许可；而直播节目更要采取“延时直播”方式播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二十大半月后就要举行。但习近平最近的几个举动和二十大代表名额的公布，已为二十大掀开帷幕，让外界得以管窥二十大的习氏色彩。 习近平认为自己的贡献已超越毛泽东 9月27日，习和政治局其馀六常委到北京展览馆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根据官媒的报导，该展览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为主线，聚焦新时代10年党和国家事业的伟大成就、伟大变革，既展现事业发展的新局新貌，又揭示变革背后的力量和动能；既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引领、思想指引，又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干事创业的良好风貌。习在讲话中指示，要广泛宣传10年来的战略性举措、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宣传10年来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的里程碑意义。 展览的主题以及习的讲话，无疑预告了二十大政治报告的内容和主题，习将他领导的新时代的10年，放在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70年的中共建政史、100年的中共史、200馀年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5000年的中国历史中，宣称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样的自我评价，已经超出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出台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对新时代的吹捧。后者虽然把习捧得高得不能再高，称习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但总归是在中共百年史的尺度内。但现在，习就差没有把新时代说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换言之，在习看来，他对中共和中国的价值，已经超越了毛；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可以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孔子可能也要甘拜下风。见过吹牛不要脸的，但能到此种程度，堪称古今中外第一人。 《复兴文库》就是新时代的“永乐大典” “盛世修书”是中国的传统。乾隆修《四库全书》，明成祖朱隶修《永乐大典》，习的新时代10年既然如此伟大，那当然是盛世，要修书，就像他的这两位前辈，“炫耀文治，藉以笼络人心，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官方组织编纂了一套大型历史文化丛书《复兴文库》，最近出版。据官媒介绍，该文库是由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索，精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献，共五编，已经出版了前三编，全部出齐至少有上百册。 《永乐大典》是由朱隶亲自作序的，习也亲为《复兴文库》作序，盛赞这部典籍的出版，在中共带领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于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见，《复兴文库》就是新时代的“永乐大典”。只是《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虽“炫耀文治”，但在当时出版业不发达的情况下，它们对中国文化的集中整理，本身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流传至今，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而带有强烈政治取向、为体现中共正确和伟大的《复兴文库》，从历史的角度说，或许除还有点文献检索价值外，根本不可能有思想史的意义，它不过是为新时代的所谓盛世涂脂抹粉而已。 官方释出的这些信号，很可惜在民间没有认真对待，民间感兴趣的，是习被软禁，中南海发生政变之类八卦。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上述七常委参观“奋进新时代”展以及习为《复兴文库》的出版作序，表明习在中亚回国隔离期间，一直在部署二十大的最后准备工作。对他来说，二十大是不能出任何纰漏的，必须保证二十大按照他的想法和调子推进。习清楚外界对二十大的议论太多，反对派想搞局二十大，让它开不成，或者开成不是他想要的样子。所以习务必会要求对和二十大有关的每个细节都精心安排，不出差错。这次党代会之所以没有如之前多数人预测的那样在十一月举行，一个因素就是提早举行可以减少外部的各种不利传言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人心浮动产生影响，从而对会议形成某种干扰。 习近平要确保党代表选举都在他控制下 二十大代表名单的公布也说明大会的准备正按习的部署在有条不紊推进。习要控制二十大，首先必须把好出席会议的二千多名党代表这一关。因为理论上党代会是中共最重要的会议，每个代表能否和习保持一致，是开好大会的关键。这一环节是不能出问题的。所以一般来讲，总书记要控制党代表的遴选工作。就习而言，由于他要打破常规第三次连任，虽然这早已众所周知，但他还是会有一种僭越感，心理会有些不踏实，因此他会要求具体负责党代表选举工作的中组部必须按照他的想法去选党代表，营造一种百分百的党代表都支持他连任的局面，以显示他的当选是众望所归。现在党代表名单的公布意味著对这些代表的资格审查已经结束，可以让习放心。 外界看到，中组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就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二十大代表选举工作，习亲自谋划部署，主持召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专门进行研究；代表选举过程中，习多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就加强党的领导、严格人选资格条件、严把政治关和廉洁关、进一步优化代表结构、严肃纪律等提出明确要求。可见，习必须确保党代表的选举在每个环节都不能脱离他的控制，虽然这两千多个代表已经过层层把关，但在名单汇总中组部后，还要进行最后一次资格审查，以防止某些可疑人员成为党代表。在这种极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政治恐怖气氛下，可以想像，这些党代表在会上能讲什么话，这个党代会会开成什么样子。 在剩下这么短的时间内，指望出现某种意外就如同小行星撞击地球那样稀少。进程都在习的掌控中。习会如期在党代会后的一中全会上全票当选总书记。所以，二十大虽尚未举行，但它实际上已经提前上演。 （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