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滿中共簽證限制 美拒派高官出席澳門APEC
2026 年 6 月 26 日
面对中国的疫情灾难，本栏上篇文章提出了“负治理”这个说法，指出其中的机理在于：政府在疫情中的作为不仅不是帮助民众，反而是变本加厉为难民众、作践民众。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始自2022年12月以来的疫情政策大转弯、大撒把，而是中国现行权力制度的一贯逻辑和基本特点。现在这篇文章，想进一步说清楚这一点，并希望能够透视“负治理”的根本病灶何在。 在中国生活的人，不论贫富，相信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但凡和政府打交道，一定会障碍重重，乃至受到羞辱种种，至于最后能不能把应办的事情办成，恐怕很难有人敢说有把握。一介百姓，要进政府机关的大门，已经难于上青天。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儿，而是几十年一贯制——这话我敢说，因为1985年我在中共党报上写过文章，专门批评党政机关对民众来说“门难进”的现象。现在只是更难进了而已。 更难进的原因之一，在于后来三十多年里中共发展出了所谓“维稳体制”；这个体制的宗旨，就是从根本上把民众看作威胁、看作敌人、看作“不稳定因素”、看作控制的对象。但是，那么多年里的中国高速经济发展，装饰、遮掩、模糊、甚至美化了这种宗旨和体制。当你能从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时，你不仅看不到“负治理”的存在，你更可能认为中国的治理很棒。不是吗？一个基建项目，比如修条路，西方国家常常十年八年搞不定相关的拆迁事项，中国政府一个星期内可以砸掉几十个村庄，半年以后高速路就在这些村子原来民宅的地基上修通了。人们自豪于这种发展速度和这种行政效率，不愿意去看那几十个村庄的上万村民被强制拆迁的遭遇。 就全国来说，那就决不止是几十个村庄、上万名民众遭遇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没关系，中国政府搞得定这种事情，不怕你不满，不怕你反抗。但凡政府想干的事情，不管民众多么不满意，政府总归干得成——这被一些人名之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据说是中国发展的秘诀。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因为它有强大的控制能力。所谓“控制”，在这里，就是剥夺你的自由与权利。事实上，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以控制的手段实行治理；通俗地说，就是用为你好的名义来监禁你。 以社会治安为例。毛的时代，社会治安不差，原因是每个人都被那一整套体制严密地控制着。出门要中共党组织开具介绍信，包括出门讨饭也是如此；没有政府发的粮票，你有钱也买不到饭吃；机关集体宿舍楼里有客人来访，在楼门口受到盘查不说，看门大爷事后还会向治安保卫部门汇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社会治安作为公共治理的基本要务，是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控制来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改变了很多，但是，毛的时代真的走远了吗？当新冠疫情来临，“封城”、“清零”举措登场时，用以实现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所谓“治理”功能的手段，毫无疑问，还是控制：强力控制，全方位控制，不惜代价的控制！ 不是控制疫情，而是控制民众！控制病毒的传播，那叫公共治理；剥夺民众的权利，那叫政治控制。中共当局的能力，即在于以控制作治理。 控制不是不能部分达成治理的目标，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只会以控制作治理，那必定产生一个悖论：随着它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它的治理能力必定不断下降，最终走向“负治理”。套句网上名言“专业的事情很扯淡，扯淡的事情很专业”到这里，那就是：如果搞控制很专业，做事情必定很扯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论呢？要害在于权利，或者说在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什么是权力？权力等于控制能力；权力很大很大，大到无所制约，那必定产生对于权利的践踏与剥夺。一个政府以践踏和剥夺公民权利为主旨，当然，对民众来说，有这个政府还不如没有这个政府——这就是所谓“负治理”。 以三年多来的中国疫情政策看，从武汉肇始，到上海封城，从“动态清零”，到“应阳尽阳”，不管看起来思路有什么变化，政府权力对于民众权利的践踏，这个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动态清零”、严防死守下，不准病人去医院，逼迫人们住方舱，这都是以政府的强大“控制能力”来剥夺你本来的权利。“应阳尽阳”、疫情海啸中，去了医院你也排不上队——一个据称“崛起”、“盛世”中的国家，公共卫生资源如此不堪，如此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原因何在？那也正是“中国模式”累年漠视民众权利的结果。前几年，不经严格科学检验即强力地大规模推广国产“新冠”疫苗，是无视民众知情、问政的权利，也是践踏民众在攸关自己生命问题上的自主抉择的权利。现在，不发布相关信息，或者不如实发布信息，也是当局无视民众的知情权；至于拒绝引进国外三年来已经验证有效的相关疫苗，任凭亿万民众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中自生自灭，更同样是践踏民众的生命权利。 写到这里，应该可以对“负治理”得出进一步的认识了。所谓“负治理”，就是以剥夺民众权利为基础、为导向、为手段、为目的的所谓“治理”。所谓“负治理”，就是公共权力成为引发、制造和加重公共危机和民众灾难的根源。也可以再套一次那句网上名言：事关权力很专业，事关权利很扯淡——这就势必产生“负治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真话是中国当下最稀缺的东西，尤其对习近平而言。他高高在上、坐在中南海的龙椅上，是听不到周边臣子的真心话的，所以，在去年底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当习谈到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时，要求营造环境、创造条件，鼓励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我不认为他是在作秀。不过，如果只要领导干部创造条件让基层干部群众敢讲真话，他显然没意识到，关键还不是领导干部听不到群众的真话，而首先是高级干部无人敢对他讲真话、讲实话、讲心理话。 要让群众和官员敢讲真话，下级直言不讳对上级谏言，其实也很简单，习带头做表率，就三年抗疫的失败像古代帝王一样下“罪己诏”，自然群众和基层官员乃至高级干部会踊跃向各级领导以及他本人讲真话和心理话，提意见和建议。 说到“罪己诏”，现代人不熟悉，但在古代却也不稀奇，就是古代帝王为在施政中出现的重大错误或者天灾向上天和百姓作的书面检讨。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如果帝王不管在私德还是公益方面犯了大错，或出现大的灾害，导致国家处于某种危险状态，是需要向上天和百姓检讨的，以求得上天和百姓的原谅。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想蒙混过关，上天在看着，百姓在看着，是赖不掉的。这构成了古代帝王的一种政治或责任伦理，即统治合法性所在。如果做了坏事推诿责任，会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丧失合法性，容易倒台。因此《左传》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从传说中的夏禹和商汤，一直到民国袁世凯，据考证总共下过二百六十多份“罪己诏”，几乎每个朝代都下过，有的皇帝下过几次。这已成为一种机制。帝王之所以对自己的错误要下“罪己诏”，除了“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为自己博得一个好名声，本质的原因在于，天下是他家的，无论治乱好坏，首要的、第一责任人，都是帝王本人，他统治这个国家。天下兴旺，百姓安居乐业，是他治理有方，被后人赞誉为明君，写入历史，流芳百世；天下衰败，百姓流离失所，是他治理无方，被后人骂为昏君，也写入历史，遗臭万年。对于帝王来说，尤其那些有为的皇帝而言，肯定不愿成为后者，有没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帝王，有，但只是个别。在这样一种伦理责任下，凡遇重大的天灾人祸，帝王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下“罪己诏”惩过。 当然，皇帝下“罪己诏”，到后来也流于形式，要表演给朝廷臣子和百姓看，像下《轮台罪己诏》的汉武帝一样，真心悔过的皇帝很少。但即便是迫于压力，下“罪己诏”的行为本身也表明在古代，帝王的责任伦理是真实存在的。此乃有人负责的政治伦理和无人负责的政治伦理的根本差别。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习会下“罪己诏”吗？所有的人都会说不会，因为中共领导人没有这样的政治伦理。 中共号称人民政权，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习在民主生活会上再次宣称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它始终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这个根本利益是有讲究的，现实中的根本利益由谁来定义，为什么是中共而不是别的政党可以代表它，这些其实都经不起追索。也许中共会说，它和民主体制一样，亦是人民授权的。70多年前中共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就决定了它有资格统治中国，所谓打江山坐江山是也。然而即便按照中共的这个逻辑，由于授权方式的不同，它的统治也是有问题的。 民主体制通过定期选举，政党轮换的方式，人民把不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赶下台，把喜欢的政党和政治人物选上台，虽然这一过程有一些毛病，但大体反映了真实的民意；中共通过战争的残酷方式打败国民党，姑且算是赢得当时的民意，从人民那儿得到授权同意建立政权，但问题出在这之后，人民不可能无限期地授权你统治下去，总会有改变主意的时候，老一代人同意你统治，新一代人不愿意你统治，可不管人民同意与否，现在中共就赖在宝座上不走，还用武力威胁让人民闭嘴，装出一副同意的样子，事实上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皇帝。只不过过去的帝王一家一姓，家天下，如今这个皇帝姓党，家天下变成党天下。然而正是在这点上，中共还比不上古代的王朝。 前面讲了，帝王要最终为王朝的命运负责，做错了事要下“罪己诏”，党皇帝和党天下实际是没有一个最终负责人。因为后者是个集合概念，名义上它有一个最高领导人，即党主席或总书记，可实际上党的最高领导人有时是个没有党职的其他人，因此出了问题就不能要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负责。古代帝王尤其在王朝晚期，经常也会大权旁落，最高权力会被外戚宦官篡夺，但外戚宦官夺得的是朝廷的治权，在国家的正统叙述即合法性上，皇帝依然是最终负责人，所以他要为王朝衰败负最终之责。党天下不同，即使没有名义最高领导人和实际最高领导人不一的问题，由于它实行所谓集体领导制，做出决策行使权力的是党中央，真要追责时，最高领导人很容易以此为借口逃避责任，而如果要揽权，又很容易以此为由将权力集中在个人手上，从而造成权责的严重脱节，即大权独揽，无人负责的局面。 中共的党皇帝和党天下同古代的皇帝和家天下的本质区别就在这儿，它没有为自己的施政错误的最终责任承担者，也即它严重缺乏责任伦理。这导致尽管有社会甚至党内压力，党的最高领导人从来不会公开就自己的施政向民众认错道歉，最多是在内部会议上轻描淡写地做个自我批评。 毛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状，连党的二把手刘少奇都看不下去，认为将来要上史书的。但毛不以为然，虽然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迫于党内压力作了自我批评，但也是尽量淡化责任。毛并未对他在大饥荒中的决策错误向全国人民认错。毛和他的那一代“战友”虽然信奉马列和阶级斗争学说，但也接受了完整的旧学教育，是旧时代走向新时代的过渡人物，多少还保留了传统儒家的一点政治责任伦理，所以在邓小平当政下官方对文革和反右等错误，在党的决议和教科书中还能记上一笔，批评毛。然而，等到社会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执政，对中共建政70年尤其改革以来的40年犯下的一系列错误，避重就轻，或者干脆把它视为禁区，也不许民间讨论。习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这种情形更严重，打通前后两个三十年，对中共的错误统统不提，七十年历史就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历史。 三年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损害和民众权利的践踏以及对国家伤害的整体后果，可能仅次于三年大饥荒。这是在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一手造成的，是他的动态清零政策带来的恶政。可在官方的叙述中，虽然已经不见了抗疫的伟大胜利，但还是在粉饰太平，仿佛人间惨状从来没有发生过。相反，在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官方强调的依然是习的英明领导，是对他绝对权力的“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在七千人大会上，诸侯还敢对毛表示某种不满，毛对他们的离心离德，尚且能够自我批评，然而习对自己铸下的大错，采取的是不理不睬，横竖不承认，品格比毛还下之，党内大员连稍有不满都不敢表达。 中共如今差不多从党天下变成习天下，接近古代王朝的家天下，但是在习统治下的中共和习自己，完全没有过去王朝和帝王的责任伦理意识。可见，历史不总是在进步，中共政权实际不如中世纪的王朝政治。人们需要看清这点。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拜登惹上一个不小的麻烦，就是在他担任奥巴马副手时，在他达拉威尔家中的车库、邻房与他的智库中分别被发现私藏了几分未解密的文件。这过程也算是无心插柳，主要是去年11月2日时拜登的几位私人律师，在整理拜登位于宾州大学的智库“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与全球事务中心”（Penn Biden Center for Diplomacy and Global Engagement）的文件时，瞄到了几分看似重要的文件。因此这些律师花了八天的时间通知国家档案局归档。国家档案局接到文件后，发现这些都是未解密文件，整件事情非同小可，才决定上报司法部。 另一方面，川普也有同样的问题，同样涉嫌私藏任内未解密的文件。而且文件是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Mar-a-Lago）被联邦调查局搜出，整件事情从去年十二月开始越滚越大。而且川普遭受司法部的调查还不只这一桩，另外包括川普是否在2021年1月6日指使川粉火攻国会？不管拜登或者川普，现在对上的都是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或DOJ）的主官，检察总长（Attorney General）贾兰德（Merrick Garland）。贾兰德现在是美国政坛核心人物，分别任命了特别检察官（special council）史密斯（Jack Smith）调查川普，也任命了另一位特别检察官许尔（Robert Hur）调查拜登的密件门。 所有左派的人都在看，最后贾兰德会不会起诉川普这个前总统？目前司法部针对川普的调查方向，涉及四大面向：妨碍公务（obstructing an official proceeding）、密谋诈骗美国（conspiracy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密谋做出错误陈述（conspiracy to make a false statement）与煽动叛国罪（inciting, assisting or aiding or comforting an insurrection）。即使前三者让川普被起诉甚至定罪，川普还是可以顺利的选2024年总统，而且选上还能就职。只有最四条如果被定罪，根据宪法增修条文第14条，国会所订定的法律（例如House Bill 1405）的确可以禁止川普再选美国总统，甚至当选也无效。 美国司法部在做什么？ 1789年的法官法（The Judiciary Act）创制了这个“检察总长”这个职务，且逐渐演变为司法部的主官。司法部是联邦政府的主要执法部门，有点类似台湾的法务部。美国司法部是全世界最大的司法部门，下辖11万5千名员工。而美国除了司法部之后，由于三权分立的设计，一个与行政、立法（联邦国会）平行的机构为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常常会宣判联邦行政或者联邦国会的作为违宪，而此时司法部就担任为行政部门辩护的角色。又检察总长在法律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意即应总统要求给予其法律建议。这个位置由总统提名，并由参议院同意，一旦通过任期为四年。而现任总长贾兰德从2021年3月11日上任至今。贾兰德总长是一个低调但对于外界议论总能处之泰然的一个人，根据他亲友的描述，他个性谨慎，但当结果成熟时决断力很强。意识形态上来说是温和自由派，但绝不教条主义；私底下关心政治但绝不是政治偏执的那种。贾兰德在2016年时曾被欧巴马总统提名为大法官，但参院最后没有支持通过。 拜登、川普即将交手第二轮 目前美国政坛就像一出万神剧，要角不仅从白宫椭圆办公室出来，涉及到前任总统，然后司法部也参与其中，甚至国会山庄的参众议员都在暴风圈中。远一点的还有可能取代川普参选2024年的共和党新秀、现任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在国会参众议院的部份，由于在2022年的期中选举中，川系人马并没有想像中选得好，参院仍是民主党多数，而众议院共和党仅高出民主党十席，这样的结果导致麦卡锡在自己人也不挺的情况之下，竟然没有在第一轮就获得过半支持当选，这是百年来头一遭。而尽管川普打电话给麦卡锡打气，也公开呼吁共和党员不要再杯葛，应该尽速支持麦。但有廿位的川系共和党众议员完全不买单，他们认为麦卡锡不够右，尽管他们还是把川普当成精神领袖，但是他们有自己要极小联邦政府的理念要坚持，包括在社会福利、军事－如军援乌克兰甚至军援台湾-等议题上。后来在麦卡锡不断承诺要缩小自己职权的让步下，麦卡锡在第十五轮的投票才勉强过关。 另一个观察点，是新任众院议长麦卡锡，与参院少数党主席、同时也是台裔政治人物赵小兰的夫婿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尽管两人都是共和党，但目前处于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两人相处其实没问题，但对于川普的看法大不相同，麦卡锡现在需要靠拢川普来延续其议长生涯，但麦康纳则是两年都没提到川普了，可以说从2020年末左右对于川普不承认大选结果开始，就与川普渐行渐远，甚至公然劝川普要接受败选事实。 现在拜登惹上密件门，这些极右派的参众议员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一定对拜登是穷追猛打。不过纵使司法部门除了调查川普也同时调查拜登，但毕竟拜登是现任总统，具有刑事豁免权，因此对于两位总统的调查对于川普稍微比较不利。其实美国的联邦政治人物，不过在行政部门、立法部门甚至是司法部门，由于影响力强大，手中常常握有关于全世界各政府的机密文件，因此联邦政府对于官员在卸任后应该缴回哪一些文件都有很严谨的规范，但也常常发生政治人物有意无意留下这些文件的事件。 2016年那一次的大选，希拉里败给川普，其中一个对她杀伤力很大的指控，就是机密信件未存放在公务信箱中，反而是出现在希拉里的私人信箱中。对于这个称之为“电邮门”的事件，希拉里并没有坦白，甚至给予外界一种在说谎的感觉。现在拜登也透过发言人对外说这些在他家发现的未解密文件也是无心为之的，随著拜登与川普都宣布要竞选2024年大选，拜登的密件门至少会吵到大选结束后。 （※作者为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突然被调职，近日成为外界媒体热议的焦点。但许多人是从中共外交走向角度观察，而缺少符合中共官场特色的视角。基于多年来对中共官场复杂人事的切身体会和了解，笔者认为，官场内斗才是赵立坚仕途沉浮的现实原因。 赵立坚为何被打入冷宫？ “战狼回收”说占主流 在中国新冠疫情大爆发期间，赵立坚自去年12月2日起“失踪”。直到1月9日，中共外交部网站的信息显示，他已经悄然被调至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担任副司长，排名第一。尽管如此，相比之前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台前风光，赵立坚调任主要职责包括“拟订陆地、海洋边界相关外交政策”的新职，形同被打入冷宫，网民更戏称其被“流放边疆”。 盘点发现，自1982年3月26日以来，共有33人次，32人曾经或正在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 分别是：钱其琛、齐怀远、马毓真、俞志忠、王振宇、李肇星、李金华、金桂华、段津、吴建民、范慧娟、李建英、陈健、沈国放、崔天凯、唐国强、朱邦造、孙玉玺、章启月、孔泉、刘建超、秦刚、姜瑜、马朝旭、洪磊、刘为民、华春莹、陆慷、耿爽、赵立坚、汪文斌、毛宁。秦刚是唯一先后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两次的人。 32人当中，在卸任发言人后，基本上仕途都在外交系统继续上升，或是直接外派到某国或国际组织任大使、总领事，或是由副司长转任外交部其他司任司长等，像赵立坚这样平调到一个明显边缘化的边界司任副司长的，没有第二人。 对于赵立坚为何被调职，目前外界分析大致有三个说法： 一是染疫说。赵立坚的妻子汤天如在去年12月19日在社交媒体透露，“买不到退烧药，好无助”，暗示赵立坚染疫。如今赵立坚可能身体未必恢复得好，官方只好将他调到一个不用多露面的闲职去。 二是妻子坑夫说。赵立坚的“战狼”风格不时引发争议，其妻子汤天如也紧随夫后，早两个月因不时高调评论时政惹议。 比如她质疑中国“反封控”示威活动是搞“颜色革命”，遭到网民围剿。她又发文“为夫护航”，称赵立坚每日工作逾10小时，没有加班工资，但换来国内外骂声一片。她为丈夫诉苦时说，“谁又在乎你？谁又能理解你？谁又能保护你？”有网民称她为“坑夫第一线”，可能会给赵立坚带来官场的麻烦。 三是“战狼”回收说。赵立坚的种种“战狼”表现在此不再细说。但现在习近平在国内危机中要在中共对外形象展示方面的策略调整，试图搞好对外关系，特别是在中美关系方面放软口风。赵立坚很可能因为执行之前党国的“敢于斗争”指示用力过猛，现在反而成为负面的包袱，故此被边缘化。 中共驻美大使秦刚上月底被提前任命为外交部长，1月2日返回北京履新前夕，他通过社群媒体发文，赞扬美国人“勤劳、热情和友善”。基于这个对比，因中共试图外交微调恶狼形象，赵立坚被抛弃的“战狼回收”说，似乎较合理。 不过，近年中共外交界流传一个潜规则：想升官就要当“战狼”。因为习近平喜欢这一套，故此为了表忠，外交官们不顾国际形象，将在国内训练成的野蛮粗暴放肆地在国际舞台上表演。也确实有人因此获得犒赏，比如经营多年的“战狼”代言人华春莹，就在争议不断中升官。 赵立坚算是“战狼”中的最卖力者，他在发言人位置上不惜使用戏谑、甚至暴戾的语言攻击西方。 作为中共或者说是习近平的对外喉舌，他在这几年有很大“贡献”，如今没有得到晋升，反而转移到一个没有丝毫光线的角落，确实不可思议。如果是因为对党国而言，赵立坚的可利用价值已耗尽，也应该打赏一下其苦劳。 其实秦刚本身也有“战狼”的一面，只是更会结合伪装技巧。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已把习近平经常挂在口头的“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口号写入党章。在这种对外强硬实质不改的情况下，秦刚高升不代表中共外交风格转向，赵立坚遭边缘化只是一个异数，应是别有原因。 外交部混战 妻子疑提前泄露赵立坚失意 笔者认为，当局如果要为调整外交政策在人事方面做准备，大可不必不用这种直接将赵立坚打入冷宫的方式。现在这种方式明显具有权力斗争性质，属于中共外交人事混战的体现。 赵立坚妻子两月前在微博有一句不经意的留言：“谁又在乎你？谁又能理解你？谁又能保护你？”疑泄露赵立坚在去年11月间就已获悉要走人的境况。而秦刚在二十大晋升中央委员，甚至更早在北戴河会议后的八九月，应该早已内定高升部长了。 赵立坚“出事”，首先主要是跟秦刚的原因。 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已接任杨洁篪卸下的中央外办主任，中央委员秦刚接任外长。而中共黑帮讲究的是，一换帮主，下边人事也要洗牌。因为是部长负责制，外交部应该主要是秦刚在选人。 由于中共历史上的原因，外交系统特别讲究背景，有两大标签，一是红色背景，二是外交名校出身。红后代和高干子弟最为吃香，连名校出身者都要抱他们大腿。 中共外交系统中科班出身者也有优越感，且以学校背景划分派系。 中共外交系统派系有大有小。大派系有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派、北二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派、北语（北京语言大学）派、上外（上海外国语大学）派、外交学院派、国关（国际关系学院）派、北大（北京大学）派、复旦（复旦大学）派等。各派系之间勾心斗角。 北二外派以王毅为首，秦刚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属于国关派，秦刚高升，他会被学弟学妹们视为“荣耀”，国关派由此势力上升。 北二外派的王毅，近年靠动口也动手的战狼言行，得罪了世界，却讨好了习近平，以69岁打破“七上八下”的局限高升政治局委员。中共外交领导多头，王毅在秦刚之上，但他和秦刚风格并不相似，王只晓得一味强硬，而刚柔皆可的秦刚现得今上宠幸，可能会冲击王，未来有待观察。 至于这次被边缘化的赵立坚，河北人，1972年11月生，他本科毕业于2000年就已被撤并的长沙铁道学院，后来不知从哪里弄了个硕士研究生（很可能是在职读的，校名不详）。他在学历方面处于劣势，也没有特殊背景。这类人只能靠更左、言语更出位、向上卖力表忠来搏升职。 传秦刚看不起赵立坚 56岁的秦刚是天津人，有二度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外交官的资历，加上在礼宾司司长职位上服务到家，深得习的欢心，其驻美时对外能软能硬的风格，也获得习近平的认可。 习近平最近因为感到外宣工作不力，中共国际形象不佳，改而要求努力塑造中共所谓“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秦刚被认为是一个卖力执行者，当然，他的手法也已被看穿。 北京官场流传的说法是，秦刚对赵立坚玩那套纯强硬粗鄙的一套很看不起，认为他不会装，只是敢于斗争，不是善于斗争。 知名媒体人矢板明夫日前也在脸书帖文透露，他自己早年间在北京当媒体特派员的时候，与秦刚经常打交道。据自己的观察，担任过两任外交部发言人的秦刚看来，“像赵立坚这种只会放狠话、到处得罪人的发言人，应该是不合格的”。 故此，秦刚要上任外长，提前布局调入自己喜欢的人，调走自己讨厌的人，都很正常。 有份挤走赵立坚的还有毛宁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去年9月5日增加一人，新闻司副司长毛宁，她1995进入外交部，但2020年6月到四川乐山市挂职副市长。她一回来就在外交部就力压赵立坚，排名在赵之前。 毛宁上任后，很快就有自媒体曝光其有中共已故党魁毛泽东的背景。这应是她有意安排的，就是给自己贴红色标签。 据称，毛宁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同宗，按辈分为毛泽东堂妹。其父毛贻发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同属“贻”字辈。 学历方面，毛宁先是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学习，后进入外交学院一系外交学专业获第二学士学位。工作后，她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获硕士学位。这些教育背景也比赵立坚硬。 毛宁比赵立坚早一年进外交部亚洲司，但在新闻司，赵立坚则早毛宁两年到位。这次毛宁从四川回来当发言人，位居赵立坚之上。露出红色背景声势压住赵立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历史上同期都不会超过三人。毛宁担任发言人之后，外交部出现华春莹、汪文斌、毛宁和赵立坚四名发言人。排在末位的赵立坚，应该早已知自己会被挤走。 赵立坚和乐玉成走两个极端 仕途同样出意外 外交系统历来是中共内部最“左”的部门之一，但邓小平时代中，中共为了欺骗国际社会，摆出“韬光养晦”的姿态掩饰。而基于东升西降的认识，习近平上来后，鼓吹“敢于斗争”、展现的是强词夺理之下的破坏性外交。外界多以“战狼外交”描述习时代的外交风格，但更适合的说法是“流氓外交”。 在这种氛围下，有些官员不够左，可能会成为逆淘汰的对象。 2022年6月，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也被调离外交系统，改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他本被视为外长的大热门。 乐玉成有亲俄背景，他被调职，外界一度质疑是因为在处理俄乌战争的立场方面失策而被究责。但现在看来不符合事实，原因更可能是乐玉成在外交部一群战狼中，表现不够左。 2020年12月，在华春莹等人公开认领“战狼”称号之际，乐玉成曾在一次国际场合演讲时表示：“给我们贴‘战狼外交’这个标签，至少是对中共外交的误解。要知道，中国从来就是礼仪之邦，以和为贵……”他还说，“必须下决心解决挨骂问题”。 乐玉成在一股文革回潮的极左风气中明显站“错”了队，因没有揣摩好上意，在外交系统待不下去。 赵立坚的情况和乐玉成是两个极端，乐是不够左，赵立坚则是用力过猛。 赵立坚以玩民族主义吸引大量小粉红，在微博坐拥765万粉丝。如今被边缘化，他肯定不敢多发言，否则也是不合时宜，他的粉丝自会散去。赵的“名言”，“你们就偷著乐吧！”“小心他们（五眼联盟）的眼睛被戳瞎！”空留笑柄。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马云的“丧权失蚁“也许还意味着贾庆林等家族在蚂蚁集团里的股权利益被顺势合法化。当年曾经对习近平上位护驾有功的福建“老领导”们哪个都不会成为习近平打虎反腐的标靶。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曾经在“团派”中获得的重要支持者》中介绍了当年习近平的上位，除了同样红色家庭背景的曾庆红的力挺，还有“团派”出身的王兆国及其他福建“老领导”们的加持。 当年习近平从福建省长转任浙江省长，继而又升任浙江省委书记后，曾在回忆自己在福建政坛的“成长经历”时先后提到过王兆国、贾庆林和贺国强三位“老领导”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正如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当年习近平在中共政坛内被进一步重用之前，在福建省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十四任福建省省长。而在他习近平之前先后担任过福建省省长和省委书记，日后陆续成为中央副国级甚至正国级领导人者，除了习近平的上述三位“老领导”，更早的就是我们上篇文章中介绍的曾经担任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和首届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张鼎丞，曾经担任过福建省省长和省委第一书记的叶飞，以及曾经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韩先楚。此三人日后都官至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其中的张鼎丞更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结束了自己福建省党政一把手的五年任期后就升为副国级，成为中共政权的首任最高检察长。 如此说来，到曾经在福建省有过三年时间的省长任职经历的习近平为止，中共建政之后的历任福建省党、政一把手里，已经出了七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从习近平往后的历任福建省长和省委书记中，伴随着习近平的高升，又陆续出了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 当初接替习近平福建省长职务，日后又在此基础上晋升福建省委书记的卢展工，从二零零三年三月开始，连任十二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预计今年三月退休。 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开始接替当时转任河南的卢展工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孙春兰，在福建省任职三年后，从二零一二年十月开始，连任中共十八和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至今还继续担任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预计今年三月退休。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接替孙春兰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尤权，二零一七年十月进入十九届中央书记处，并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 二零二零年底从四川省长位置上调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尹力，只有不足两年省委书记任资历即升任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继而接任北京市委书记。大概率会成为下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当年尤权从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位置上被空降福建省委书记时，为他送行的国务院办公厅的干部们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一位当时在场现已退休在美国陪伴子女的前国务院办公厅干部回忆，欢送会上一位时任国务院办公厅局长当面向尤权献媚说：福建委和省府是孕育中央领导的地方，相信尤权秘书长福建省委任满一届便能够回任国务院，在党的十九大上进政治局。 现如今，接替尹力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周祖冀生于一九六五年，是目前整个中共政坛里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几乎可以肯定是习近平重点培养的下届党国领导人选之一。 总的算下来，中共建政之后的福建省历任党、政一把手中，已经陆续出了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共十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除了爬到了权力顶峰的习近平，还有两个日后又从副国级爬升至了正国级，他们就是十六、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 回顾当年，在讨论谁最适合成为胡锦涛党总书记接班人的中共十六大至十七大之间，贾庆林是当届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王兆国是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和全国总工会主席，贺国强是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他们三人当时都为习近平的出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完了王兆国。这里再说贾庆林。话题正好可以从一个星期前才发生的马云“丧权失蚁“说起。”蚁“是指马云一手创立的蚂蚁集团。 今年一月七日，，马云创立的蚂蚁集团宣布，不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股东单一或共同控制蚂蚁集团的情形。马云在内的十名自然人分别独立行使股份表决权，这将导致马云所持投票表决权从53.46%大幅降低为6.208%，马云也将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控人。 这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两年前，也就是二零二一年二月由华尔街日报最先揭露出来的贾庆林及江泽民家族与蚂蚁集团的秘密关系。大致内容是说二零零零年年底中共当局叫停蚂蚁集团上市的真正原因，被爆是蚂蚁集团背后的复杂股权结构，牵涉多个中共权贵家族。其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以及中共党魁江泽民孙子江志成也是蚂蚁的秘密投资者之一。 报道中说，在蚂蚁的秘密投资者中，以博裕资本最瞩目，该公司由“中共太子党”之一、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创办，与马云交情非浅。 另一名蚂蚁秘密投资者是与“江派”有密切关系的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李伯潭通过其控制的北京昭德投资、西藏鸿德世纪投资、福清麟生三号投资、上海众付，最后成为了蚂蚁的隐藏股东……。 如上外界报道内容被有“国师”之称的中国知名经济学者李稻葵在公开演讲中证实。去年六月，《联合早报》发表报道说，李稻葵透过视讯出席了大华私人银行投资论坛，谈及蚂蚁集团等中国互联网监管问题，透露蚂蚁IPO之所以被叫停，是因为上市前夕，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及亲属被发现涉入其中，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这真的吓到最高层领导。不过，现在互联网公司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已经“归零”，高层的担忧也打消了。 那么此前的马云无疑是深知江泽民和贾庆林在习近平那里的份量，而他利用蚂蚁金服笼络江泽民和贾庆林家族成员的目的，也就是李稻葵所说的“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无非是从希望政府放松监管的角度，以顺利实现他们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现如今，外界舆论把关注焦点只留在了马云一人身上，却忘记了如此“整改”的结果并没有影响到江泽民家族和贾庆林家族。其实，这似乎意味着顺势承认了江泽民和贾庆林等红色家族在蚂蚁集团的股权利益的合理、合法化。 其实，贾庆林“家族腐败”的传闻自习近平上台不久开始，他的“反腐打虎”运动至今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早在七、八年前，还是王歧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即有一篇标题为《 “巨虎”贾庆林列入习近平打贪名单》的港媒报道，曾被广为转载。 再往前追溯，大概是二零一四年七月前后，当时有无数家海外中文媒体都援引了中国享房网总裁程凌虚在微博发布的一则有鼻子有眼的消息，说是习近平当局于七月四日凌晨动用三十八军的五百多人，秘密逮捕贾庆林，并将其异地关押在呼和浩特的一所监狱……。 这则“新闻”当时被海外中文媒体竞相转载之后，中共官媒即借宣传习近平如何一如继往，无比重视“扶贫”工作的题目，回顾2000年习近平在接受《中华儿女》杂志社专访时透露的内容：当时的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贾庆林找他谈话，“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 当时的中共官媒如此刻意渲染，明显是在对外“辟谣”，用宣传习近平为贾庆林张目，但却没有引起外界的特别关注。 事实上，习近平与贾庆林的上下级关系早已从一九八五年就开始了。当时两人是前后脚从内地调进福建。贾庆林被调进福建的背景是，他本人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任职于当年的国务院一机部办公厅期间，就被时任一机部副部长项南看中，五十年代长期担任团省委负责人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项南对贾庆林“文革“前担任过数年时间八机部团委负责人的经历很感兴趣，将他从一机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的技术员直接提拔成该部的产品管理局负责人，使当时才三十一岁的贾庆林成为该部最年轻的司局级领导人。 一九八五年年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乔石向项南征求对两个福建干部的意见，一个是当时项南的副手，拟在当年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增补为中央委员的时任福建省省长胡平，另一个是拟在同一个会议上增补为中央候补委员，刚刚才被任命为福建省委常委的陈明义。问到项南对福建省委领导班子的整体建设想法时，项南提出需要多几个外派干部进福建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乔石问到有没有具体人选时，项南推举了时任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贾庆林。 于是，就在习近平抵达福建的一个多月后，贾庆林被中组部一纸调令任命为福建省委副书记，一年后又兼任了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这就是习近平回忆的贾庆林推举他出任宁德地委书记的背景。到宁德前的习近平是副地市级，被贾庆林安排为宁德地委书记等于是官升一级。 贾庆林在福建任职时间是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六年，期间一直与习近平私交甚厚，还曾借率领福建党政代表团赴深圳和珠海“参观学习”时，率领全团成员专程到府上拜见习仲勋。此后，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在深圳看望习仲勋时对他说的那句“你培养了好儿女”，就是听了贾庆林对习近平的褒奖之后，向习仲勋说的。 正如在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已经介绍过的那样，习近平从一九九零年就开始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和省人大主任，但就是因为陈光毅的原因，身为省会城市一把手的习近平居然一直未被安排为省委常委，政治级别仍然停留在正厅局级将近三年时间。直到这个陈光毅的省委书记职务被江泽民安排的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才步入了快车道。 贾庆林在位福建省期间，习近平中共政坛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三步，，一是从副地市级升任正地市级，二是进入福建省的省委常委会，官至副省级；三是进一步升任专职党务副书记—-也就是省委第三把手，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都是当时的贾庆林力推的结果。 网上的一篇标题为《习近平上位的护官符》的文章这样写道：习由于在东南沿海大省和上海任职，被江派视为圈内人，被曾庆红推荐入常。习近平的另一个资源是他在十六届政治局中的人脉。贾庆林时任政治局常委兼全国政协主席，习近平在福建时的省长王兆国时任政治局委员兼全国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另一位福建省长贺国强时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习近平在浙江的曾经上司张德江也在政治局……。他们有与习近平及习父辈的双层关系，自然乐于拥习上位，积极附和曾庆红的动议。贾庆林，曾庆红，王兆国、贺国强等拥习上位，也是一种利益交换，换得自己的利益长久维持，全身而退，子孙富康。果然习登基后反贪，只打掉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异己，但对有拥立之功的几个最大贪官们都丝毫无损。 如上内容大致准确，不过事实上习近平当年“被曾庆红推荐入常”的时间，应该是在从浙江调任上海之前，调他去上海的目的明显就是给他习近平入常并成为党总书记备胎搭建政治跳板。 回顾二零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那天，习近平在福建的“老领导”之一，时任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组织部长贺国强引领着习近平走上了上海市党政干部大会的主席台。 贺国强在代表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夸赞近平政治上强，有较高的思想政策水平；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宏观决策能力比较强，领导经验丰富，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强……。并特别强调安排习近平入主上海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经过认真比选、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 当年的一句“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被指是泄露了习近平已经是内定“储君”的秘密。而如今的中共败象及中国惨状，就是贺国强口中的习近平的“宏观决策能力”及“组织领导和驾驭能力”的真实体现。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杨紫琼凭《妈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的精彩演出，获金球奖音乐及喜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全球鼓掌，而香港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杨润雄也不遑多让，凭着“他妈的多重标准”和厚过长城的面皮，上了大马、台湾等地新闻，成了全球华人笑话。 杨润雄不但第一时间冲出来祝贺杨紫琼获奖，更说“对于香港演员在国际影坛继续大放异彩，他感到非常鼓舞”。但杨紫琼是马来西亚人，与法国丈夫居于日内瓦，近年拍的多是好莱坞片，从前受访皆表明“我来自马来西亚”，怎么变成“香港演员”呢？“抢人才”不要紧，但身为香港高官，尽在嘴巴上讨便宜，毫不尊重人家的国民身分认同，未免丢尽香港的脸。 有人说，杨紫琼在香港拍电影走红，叫“香港演员”也不为过。按此逻辑，郭富城也是“台湾艺人”了──他是先在台湾拍机车广告走红，然后才回流香港的。还有纳米比亚人历苏，当年也在香港拍了几部卖座片，红遍亚洲，应该也是“香港演员”吧。认同杨润雄没所谓，但请保持标准一致。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杨润雄怎么不把杨紫琼正名为“中国香港演员”？近日港协暨奥委会向辖下体育总会发信，要求7月前在名称上冠以“中国香港”四字，不然则取消资助、离开奥委会及不能参加国际赛事。据报导，目前港协暨奥委会辖下共有83个本地体育总会，只有17个的名字冠以“中国香港”。 以我观察，港府对“香港”和“中国香港”的界线，向来抓得很紧：运动员获国际奖项的，例必称“中国香港”；出口外国的商品，则誓死跟中国划清界线。如美国自2020年11月起，要求香港出口美国的产品，来源地须标示“中国”而不能标示“香港”，便遭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丘应桦强烈抗议。丘局长讲得很白，“‘香港制造’代表优质”，言下之意，“中国制造”代表什么？ 现在杨紫琼不是出口外国的商品，而是获国际殊荣的演员，既然连“香港演员在国际影坛继续大放异彩”也说得出口，进一步添上“中国”两字，似乎也很顺理成章——但且慢，让杨紫琼成名的香港，不是“中国香港”，而是英殖香港。懂了，难怪杨润雄不敢提“中国”两字。 世上真正有价值的成就，都来自探索未知的可能性。从前的英殖香港，可以让很多人成名，因为当时电影业没什么红线，有无限可能，就像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那个天马行空的多元世界，只有你想不出，没有你不敢拍。尽管杨紫琼不是“香港演员”，但我认为她有一番话，很值得今天的香港人细味： “我乐意去探索新的领域，去开阔眼界，去冒险，去寻找新的体验。我不喜欢总是被困在某一处，我总想去看世界。想变得更好，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出去。而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你得接受自己，知道自己是谁，自己想成为什么。” （本文转自作者脸书）
“人矿”一词最近在中国的网路空间兴起并形成“热搜”，虽然很快就被中共的网路警察删除，但依然引起多人的议论和回应。作为一种“况喻”，这是对当前中国庶民生存状态的真实比喻和描写。 “人矿”与晏阳初的“脑矿”概念 在“语系”的来源上，“人矿”一词是和“脑矿”(智力或潜能)一词并用的。“脑矿”最早出现在1920年代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对“海外华工”的观察与研究。1918年，晏阳初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立即远赴一战后期的法国战场，为当时在该地从事苦力工作的华工服务。晏阳初发觉，这些被称为“苦力”的华工，遭受到“人如矿物”的待遇，但他们既勇敢又勤勉、既善良又聪明。他们之所以命贱如纸，只是因为缺乏教育，缺乏对“脑矿”的开发。返国之后，晏阳初决定终生致力于平民教育，致力于开发这些“人矿”的“脑矿”，此即“人矿”一词的由来。 “人矿”与“脑矿”，在晏阳初一生的志业中，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但在今日中国，“人矿”一词却被还原其原初的悲惨意义，并用来形容当前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人矿”一词于今的意思是，人像似地底的煤矿、石矿一样，被挖掘、提炼，然后像煤渣一样被丢弃，没有生命、没有尊严、没有灵魂。只是一种任党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或“无机之物”，一种“非人性”或“不准自由思想”的存在物。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人只是替党国创造GDP而存在，只是中共的廉价劳力与剥削工具。在今日中国，“人矿”有时候用来具体指涉“低端人口、“农民工”或“鼠族”，是中国一个“抑郁社会”(melancholic society)的具体写照。 “人矿”的近似词：物化、异化与对象化 “人矿”一词反映的是当前中国人民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与“韭菜”的含意很接近，但韭菜至少“春风吹又生”，“人矿”却是“用完即丢”，曝之于荒野之上。“人矿”也与另一些哲学名词－“物化”(reification)、“异化”(alienation)、“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很接近，与黑格尔(G. W. F. Hegel)《精神现象学》中缺乏自我意识的“卑贱意识”也很接近，也就是把人当作劳动剥削的“物”、“物件”、“物在”，可以任由他人控制、分解、操弄、改变、转型、交换、消费、生产…的无机之物。 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个原型人物叫“阿Q”，许多人以“精神胜利法”来形容阿Q的人格特征。实际上，阿Q深层的意义在于一种“自我卑贱化”。如果结合心理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个体心理学来看，其实更是一种“自卑情结”和“自我陌生化”，也就是失去自我认识与权利觉醒的能力，甘于被操纵、被愚弄。目前存在于中共网路空间里的“粉红”，就是这种阿Q人物的现代翻版。我把这些粉红称为“网路人矿”、“鹦鹉学舌”或“虚拟蠕虫”。 中国的“人口卑贱论”──人以多为贱？ 自中共建政以来就不断宣扬阶级斗争论、唯意志论、无神论等等，让多数的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中国是世界上弃婴、收养、儿童失踪、妇女拐骗、器官买卖最多的国家，换言之，生命可以任意丢弃或买卖。例如中国在疫情扩散并爆发大量死亡之时，甚至产生中国人“自我作贱”的论调，宣称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死了几百万人甚至千万人，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少数的！为了跟美国比谁死得比较多，连这种“人口卑贱论”－人以多为贱－都说得出口！这就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低贱化，一种道德缺位和情感匮乏的表现。在文明国家，一条命就是一条命，人的价值绝不是用数量或比例来衡量，因为“生命无价”！ 中国只有“人民”，没有“公民” 实际上，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只有“人民”，没有“公民”。在西方世界，公民是一个“宪法主体”，每个公民都是享有法律保护、自由思想与人格尊严的“独立主体”。“人民”则是从思想到行动都必须忠于共产党的空洞的、没有灵魂的群体，即使数量庞大，也是承受政治压力下的“缺位者”。至于在人民之外的，就叫做“份子”，例如反革命份子、反党份子、敌对份子等等，乃至于知识份子都以“臭老九”来对待。另一方面，自中共建政以来，就不断在人民内部制造阶级敌人，例如“地富反坏右”的“劣等分类”。这种阶级敌人就像义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牲人”(Homo Sacer)，一种处于“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没有尊严与地位，一种“杀之无罪”的低等人。 在“动态清零”政策失败之后，中共提出了所谓“防疫新10条”。实际上，这是一种通过“应阳尽阳、应染尽染”的冒死策略，达到“全员染疫”而取得“群体免疫”的效果，也就是尽快让全中国人感染病毒以达到“快速过锋”的目标。这种以大量死亡换取集体免疫的做法，不是什么“防疫新方针”，而是“催命新方针”。这又是一种“人口卑贱论”的表现，也就是“视百姓如粪土，视万民如刍狗”的暴政心态。 “人矿”──对“生命暴政”的无声抗议 解除“人矿”的宿命与枷锁，在于“醒觉”(awakening)，在于从卑贱意识向高贵意识的辩证转化。然而，在中共的“脑控体制”之下，在“粉红群体”的自我卑贱化之下，距离这种自我醒觉的目标还很遥远。 从“人矿”一词受到感应和议论，一个锥心刺骨的况喻和描写，反映了当前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寒蝉/躺平/犬儒主义”的“抑郁社会”。一方面，不要讲话、不要表达、不要诉苦、不要抱怨，如果一定要讲话，也只是“讲假话”，因为假话是安全的，说真话是危险的，因为“舌头会给你添麻烦”！至于所谓“犬儒主义”(cynicism)，我称之为一种“政治极简主义”；这里所说的“极简”，不是简单或简易，而是寒蝉化、静默化与荒原化，一种对“生命暴政”的无声抗议，一种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嘲笑，一种“反讽的人生观”。一句话，一个看不到希望的社会。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全文转自上报）
日前，偶然读到一则新闻（下单中国监狱生产血汗手套 Milwaukee Tool等美商恐遭诉讼 – 新闻 – Rti 中央广播电台），让我立刻想起《求救信》（Letter from Masanjia）这部纪录片。 2008年初，北京奥运在即，中国开始严厉打击异议人士，于是，未经过正当法律程序，法轮功学员孙毅被安上“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判处劳教2年半，被关在中国沈阳市“马三家劳教所”（Masanjia Labor Camp）。他与其他犯人在恶劣的环境下超时工作，制造万圣节装饰品。从印著英文的包装箱，孙毅猜想，那些装饰品应是卖到西方国家，于是决定揭露劳教所严重剥削囚犯的实情。 千辛万苦，孙毅得到了纸和笔，小心翼翼把它们藏好，在夜深人静时，侧身躺在床上，戒慎小心地，用英文夹杂一点中文，慢慢写下一字一句： “先生： 如果你偶然买了这个商品，请把这封信转寄给国际人权组织，好几千人在这里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迫害，我们会永远感激在心。 这个产品是在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第二部门八大队所生产。 在这里工作的人，每天必须工作15个小时，周六，周日不能休息，也没有任何放假。不服从者，会遭受酷刑、殴打和言语暴力。几乎不付工资（10元／1个月）。 在这里工作的人，平均受罚1至3年，都未经法院判决（非法惩罚）。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完全无辜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对中共有不同的信仰。他们往往比其他人遭受更多的惩罚。” 孙毅在包装装饰品的过程中，偷偷地把信放进去，一共约送出了二十封信。 2012年，住在美国俄勒冈州、在非营利组织“善意企业”（Goodwill）之汽车捐赠部门担任经理的茱莉．齐斯（Julie Keith）拆开在储藏室放了两年的万圣节装饰品，意外看见孙毅没有署名的信。震惊万分的她，透过脸书，也尝试联络“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再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的波特兰办公室联络，最后找了《奥勒冈人》（The Oregonian）。圣诞节前夕，这家成立于1850年的报纸，以头条新闻报导了求救信的故事（Halloween decorations carry haunting message of forced labor – oregonlive.com），旋即，CBS、ABC、NBC、FOX NEWS、CNN等美国媒体都想采访茱莉．齐斯（CHINA: MAN’S CRY FOR HELP REACHES U.S.THRU LETTER – YouTube）。 终于，孙毅的求救信被世界看见，而且，网路翻墙的中国人也因此知道了这件事。2013年，中国杂志《Lens视觉》4月号调查报导了“走出‘马三家’”，杂志立刻被暂时停刊，不过，许多中国人持续抗议。最后，因国内外压力，中国共产党政府只好采取行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是在1957年、毛泽东主政的时代为关押政治犯所建立的，在孙毅的求救信引起国际关注的2012年，媒体报导的劳教所数量约在300至350间，而被关押的人数则有5万至16万间的不同说法。《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的报导（China to Abolish Harsh Labor Camps (businessinsider.com)）还提到，每年约处死4000人。不过，有两件肯定的事实：不必经过审判就能将人关押（约3至4年），并以酷刑逼供或处罚。 孙毅就被五马分尸般地持续挂著一两个礼拜（称大挂），每次痛昏过去，就被放下来，监狱管理人员按摩松骨后，看他醒过来，呼吸也恢复正常，就再吊挂起来。后来，狱方发现此法竟然无法让孙毅屈服，改成把他24小时吊直挂著，只要打瞌睡，膝盖一弯，手腕就被剧烈拉扯，痛苦逾恒，而因为无法休息，最后搞到神志不清，又笑又哭，小腿和脚都变得非常粗大，如象腿一般。孙毅被这样吊挂了一年多。 监狱管理人员其实也是囚犯，即利用囚犯管理囚犯；当初看守孙毅的人在《求救信》里表示，如果孙毅好过，他就会不好过，可是孙毅不是对国家社会有害的人，只是有自己的想法和信仰。说著说著，他激动留下眼泪地说，他和孙毅并不认识，不是朋友，但任何有良心的人，若看到他这样被折磨，都会非常心酸，也没办法看下去，孙毅的遭遇，只有在日本军人折磨中国人的电影里才看得到，但现在，中国人折磨中国人，真真切切地发生了。 这个“中国人折磨中国人”至今仍存在；2013年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世界宣称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面对国内外的舆论批判的不得不，事实上，一些国际媒体也不相信，认为中国只是废掉这些劳教所（地点），转移到别的地方继续实行劳教制度。 2010年代，“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记者法兰克．兰菲特（Frank Langfitt）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写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平民百姓的故事，也追踪报导了中国黑牢与劳教所；不论是学校、精神病院，甚至汽车旅馆、酒店，都可以改成黑牢（For Complainers, A Stint In China’s ‘Black Jails’ : NPR），而劳教所盖得就像一般民宅，2014年法兰克．兰菲特就开车到了上海市郊的两处劳教所去看看，两排路树、路灯、漂亮的连栋别墅，美得就像高级住宅区（China Ends One Notorious Form Of Detention, But Keeps Others : Parallels : NPR）。 2013年，当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废除劳教所，称释放16万人，有人在获释的那天，官方派车说要送他回家，却被送到别的教育中心，继续囚禁洗脑了半年；也有，犯人的家人与官方人员上演抢获释犯人的争夺战。所以，劳动教养制度并没有废除，而是藏在不同名称的机构下和可以掩人耳目的建筑物里。 2022年4月，被中国关押的李明哲被释放回台，他于记者会就谈到自己被关在“赤山监狱”，但其实是强制劳动的奴隶工厂，每天工作11-12小时，过年四天外，从来没有休息日，连教育日有时都会被监狱要求加班，这与10多年前孙毅在“马三家劳教所”生产万圣节装饰品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只是李明哲做的是不同的东西，如：美国知名品牌Milwaukee Tool的手套。 致力于推动中国弱势群体平权、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的中国沙富能 NGO 机构创始人程渊，现在也被关押在“赤山监狱”。根据其妻子施明磊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投诉的信（程渊妻子施明磊就赤山监狱的强迫劳动问题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的公开信（中英文） – 公民权利网 (cncivilrights.com)），“赤山监狱”犯人还制作鞋底和电子产品，而且，劳动环境充满有害化学气体和尘粉，让犯人患上永久的职业病，这也和孙毅在“马三家劳教所”生产万圣节装饰品时的工作环境是一样地糟糕。 是的，劳动教育制度根本从来没有废除，而在2013年路透社报导（China to abolish labor camps, major victory for Xi | Reuters），中国政府盛赞，即将废除劳动教育制度是讨厌此制度的习近平（刚上任中央总书记）的重大胜利，更是可笑的谎言！ 然而，一些欧美企业是那么天真无知，真以为中国是进步了、现代化了的崛起国家，才会相信自家的产品不是来自劳教所；2012年茱莉．齐斯拿著孙毅的求救信四处求助时，“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 ”的波特兰办公室，联络了贩卖万圣节装饰品的连锁百货公司“凯玛”（Kmart），“凯玛”公开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与这些中国劳教所并没有合作契约，因为这是违法的。但，结果是什么？ 2022年11月，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在Change.org发起连署（Petition · Milwaukee Tool: STOP Using Chines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
当年习近平的上位，除了同样红色家庭背景的曾庆红的力挺，还有“团派”出身的王兆国及其他当时已经身届高位的福建“老领导”们的加持。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经的中南海里的“青红帮”》中已经介绍过了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共中央领导层里的“团派”和“太子党”曾经被戏称为“青红帮”，即胡锦涛为代表的“青帮”和曾庆红为首的“红帮”。而当时的李源潮和刘延东则即是“青帮”成员，又是“红帮”分子。 说此二人是“红帮”分子，是因为他们都是红色家庭出身。说他们是“青帮”分子，是因为他们在胡锦涛主政团中央时，即已经在当时的那届团中央书记处里成为胡锦涛的左右臂膀。准确说地，当年胡锦涛还是团中央二把手，王兆国为团中央一把手时，刘延东和李源潮即已经都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了。而时任北京大学团委书记李克强被增补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之时，就是王兆国把团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交给胡锦涛之日。 二零零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十二届团中央的第二任第一书记胡锦涛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十二届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三届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新任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团中央的第一任第一书记王兆国连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源潮和刘延东新任政治局委员。 与此同时，同为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或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的还有地方省级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出身的刘云山、汪洋、王乐泉以及团中央部门负责人出身的令计划。足见“青帮”在当时那届中共领导集体中的人马之多。而“红帮”背景的习近平在此届中央领导集体中已经位居胡锦涛党总书记接班人席位的中选背景，除了我们本专栏过去几篇文章陆续介绍和分析的曾庆红和江泽民的关键作用，更有他习近平在福建省任职时的几位“老领导”的竭力推举，其中之一就是王兆国。 关于当年王兆国进、出中央书记的经历有很多传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所谓“恩将仇报胡耀邦，陈云逼邓小平放弃王兆国”的说法，故事的大致内容是：王兆国是邓小平在1980年发现的人才。当时，邓去湖北二汽视察，时任二汽党委书记的黄振亚给邓汇报时说，车厢分厂的王兆国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坚决不批邓，引起邓小平的兴趣。于是召见王兆国，过后，并向中央推荐王。胡耀邦去湖北视察时，也专门召见王兆国，并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受训。从此，王兆国开始官运亨通。1982年，任团中央一把手时，胡锦涛只是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是他的副手。1984年，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温家宝是副主任，也是王的副手。 王兆国任职中办主任时的表现受到胡耀邦、乔石等人的赞许。1985年，44岁时，王兆国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从此，王被认为是未来中共总书记的理想人选。可是，此后不久，王在胡耀邦问题上的表现，使他的个性暴露无遗。在仕途上，也就开始一路下滑。 1987年，胡耀邦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职。一帮元老对胡发难。在此之际，王兆国乘人之危，揭发胡耀邦的许多所谓“问题”，并将胡上纲上线狠批一通。这件事，让胡耀邦目瞪口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自己一手提拔并耳提面命，且寄予厚望的“接班人”。据说，胡耀邦最不能原谅的人有两个。一是主持元老生活会逼他下台的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薄在“文革”中被打成“六十一人反党集团”成员，是胡耀邦亲自为他平反，并安排工作。 胡耀邦不能原谅的另一个人就是王兆国。王兆国批胡既无政治道德，又无政治智慧，就连逼胡下台的元老们对他也是轻蔑有加。陈云看到王兆国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批胡发言后，“摇了摇头”，提笔批示：“小平同志暨中央常委：此人不适合高层政治生活，建议到基层锻炼。”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对于那些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心中定是别有一番滋味。跟着批示道：“同意陈云同志意见，找一个好一些的（地方）让他去”…… 这个故事的前半段大体上符合事实，后半段则错得离谱。事实上的胡耀邦被党内攻击的场合是所谓的党内生活会而不是什么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的召开时间是一九八七年一月十日，而此会议召开前七个多月，也就是一九八六年五月的王兆国已经被迫把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交全给了温家宝，这个交接班时间不是什么秘密，有案可查。所以，就连时任中办主任温家宝都没有资格出席和发言的那个批胡的党内生活会，已经失势的王兆国岂不是更没有资格？ 事实真相是，当时的中共党内元老在逼退胡耀邦之前即有了所谓的“清君侧”，王兆国就是“清君侧”的第一受害人。第二受害人是郝建秀。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三大筹备“人事七人小组”负责人薄一波传王兆国谈话，说是传达小平和陈云同志的意见，安排他下基层，到福建省接任省长，十三大上不会继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自此，等于是正式宣布王兆国被从副国级降为正省级。 而当时安排王兆国不去别的地方而是去福建，则是因为当时的陈云一心要把时任福建省长胡平赶在十三大召开之前调离，因为陈云派往福建接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的陈光毅向陈云哭诉了胡平不配合他的工作。而正是被陈光毅接替了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项南，赶在自己下台的前一年，接受了习近平到福建发展。 项南出身中共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早年跟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在西北两度共事。中共建政后习仲勋赞誉项家“满门忠烈”。项与年去世后，习仲勋为其写了长篇墓志铭。所以当年的项南调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去厦门任职，也是人之常情。后来习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到福建是“来尝试对改革、对开放的实践”。 一九八五年六月习近平被任命为厦门市副市长，九个月后项南被迫离开福建。 习近平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的手下，时任福州市长洪永世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受《学习时报》采访说：1985年6月，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习书记从正定调到福建去厦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我记得是在福州的老温泉宾馆，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请他吃晚餐，叫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陪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他来福建工作的第一时间和他见面。 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当时我43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干部，而他那个时候更年轻，才32岁。那顿饭吃得很简单，当时项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汤”，我们都很自觉。项南同志介绍了近平同志来厦门工作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多联系。 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为外省调来的厦门市副市长设宴接风，足见当时的习近平是多么的特殊。 给习近平摆了接风宴之后，项南即令秘书通知厦门市委，并特别强调了习近平到厦门的当天正好是他的32岁生日。时任厦门市委书记兼市长邹尔均安排时任厦门市副市长兼市纪委书记李秀记负责接待。李秀记只带了一个随从，这个随从就是当时刚刚被提拔为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如今已经高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何立峰。 1985年6月15日，也就是习近平32岁生日的那一天，习近平被李秀记和何立峰接待到厦门宾馆。李秀记日后回忆说，他当时让何立峰安排晚饭时，特别要求厨房加了炒面线替代“寿面”，“也算是按照厦门的习俗，给近平同志过了一个生日”。 我们在本专栏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了项南向到厦门视察的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得到恩准。习近平到任后，随即主持自由港的调研工作。 关于习近平在福建的首位老领导项南当年是如何被以陈云为首的党内保守派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打击的故事，详见笔者二零一七年五月在本专栏接连发表的《打击改革派重臣陈云不择手段》、《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位时竟如此腐败》、《当年已经印行的特区货币缘何胎死腹中？》和《项南成功劝谏邓小平扩大特区全面开放沿海令陈云恨之入骨》等四篇文章。在此不再引述。 当年打击项南的同时，考虑到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胡平在对外开放上和项南一样大胆“冒进”，,刚刚调任福建省委副书记职务不久的贾庆林又是项南点的将，所以当时的陈云与项南之前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时任中组部顾问廖志高等人坚持不同意从时任福建省委班子中就地为项南选择替身。之所以将时任甘肃省长陈光毅调去，一是因为陈云爱将、在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便对陈光毅大力提拔的宋平起了作用;二是因为陈光毅和项南一样，原籍是福建。 而笔者在过去相关文章中没有介绍过的是，这位项南说起来也是“团派”出身。从中共建政之初项南即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先后担任过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胡耀邦领导的下团中央宣传部长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反右斗争中被迫去职，据说是时任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做了批示才被保留了党籍。 1992年，当时已经离开福建宁德地委书记岗位的习近平将在闽东工作两年的讲话、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叫《摆脱贫困》。他特地请项南为这本书作序，而此时的项南已因“晋江假药案“被陈云指示给以党内警告处分，黯然离开福建省委数年，回北京创办中国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会长。 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开过之后，党内曾有传说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本来是江泽民钦点的中央候补委员的候选人，就是因为陈云和宋平安排顶替项南福建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向中央密报习近平“丧失政治原则“让习近平失去了这次机会。所谓的”丧失政治原则“，指的就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让老领导项南为自己的书作序。当时习近平这本书在福建省委大院出现后，令陈光毅大为恼火。当时的福建省委内部人士也都知道陈光毅对习近平不大感冒，硬是不同意他进入福建省委常委，直到他自己的省委书记职务被项南的老部下贾庆林接替后，习近平在福建省的政治仕途立刻明朗起来。 就是因为接替项南省委书记职务的陈光毅对习近平不感冒，所以习近平日后也没有把他说成是令自己受益匪浅的“老领导”。而排在项南之后，被习近平称之为在福建的“老领导”的另一位“团派”出身者，即是王兆国。 当年习近平在中共政坛内被进一步重用之前，在福建省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共建政以来的第十四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登基之后，网上曾有一篇《历任福建省长你能说出几个？他们背后的故事更惊人！》的文章介绍说：福建第一任省长叶飞“文革”结束后，连续出任了两届（第六和第七）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当时的习仲勋同僚。 其实，严格来说，叶飞只是中共建政之后的福建省第二任省府一把手。只不过叶飞之前的中共首届福建省府一把手不叫省长，叫省政府主席。那位中共政权的福建省政府主席张鼎丞担任福建省主席时间不长就调中央工作，先任中组常务副部长，1953年开始出任最高检察长，官至副国级，1975年被安排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直至退休。 而自叶飞往后，福建省的第六任省长（革命委员会主任）韩先楚，从1983年6月开始出任全国人大副委长，但未任满一届便去世了。 而福建省的第十任省长王兆国刚上任时，头上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头衔还没有被来得及拿掉，日后回到北京被恢复了副国级待遇，先是出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然后是两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王兆国之后的历任福建省长和省委书记中又有多少先后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会本专栏下篇文章中一一介绍。本文要强调的是正是这个“团派”出身的王兆国，在福建省任职时即在省委内部竭力推荐习近平担当重任，而日后又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在“比选”党的主要领导人接班人培养对像时，没有把自己的一票投给和自己一样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出身的李克强，而是投给了“青帮”人选习近平。由此说来，习近平在他政治发迹的最关键一步，除了得益于“太子党”里的大哥大曾庆红， 也还从所谓的“团派”中获得了支持力量。更详细的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