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赡康养：走出小院拥抱自然，定期户外出游，解锁鲜活晚年
2026 年 6 月 25 日
中共中央3月10日发出学习“习选”一、二卷的通知，这在中共党魁出版“选读”（文选）的历史上还是头一遭。这也是习近平在2017年10月“入驻”中共党章但只有空洞的行动指南概念之后，中共中央给出了具体的共产党宣言的高级摹本——可说是中共操作手册。习近平出版必读著述，显示中共意识形态破产之后，他想要刷新中共的理论，欲超越毛泽东，然而，中共在习近平时代号角吹得越响，穷途末路来得越近，现在到了在棺材中敲打盖子了。 其实，中共党魁在任期间言论集结出书早已成为惯例，但都是党魁卸任之后。毛泽东当年为搞个人崇拜，也只是以“选集”的方式定名，此后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均是以“文选”而名之，唯有习近平被冠以“习近平著作选读”，著作一词在毛泽东头上都不曾应用，而习近平著作，毫不避讳的是个人崇拜的“载体”。难怪有人说这或是第二次文革将来临——从统一思想开始，然后是大清洗，党内整风等一系列动作，都将会以“习选”为钢鞭、为指导、为标准。 中共意识形态新架构？ 2004年《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中共意识形态被刨根问底，九大邪恶基因昭然若揭。中共在历经从乌云之巅荡落在泥淖的过程中，经营更加惨淡，随后九评编辑部出版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鸿篇巨著，沥青了中共并不是一种理论体系或学说，揭示了其本质来源及反人类、反宇宙的本相，于是中共内部的官员发出了质疑、动摇、否定之声从此不绝于缕。 唯物主义、进化论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无论其哲学基础还是空泛的共产主义概念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习近平在不能够完全碾压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又不能摆脱共产主义窠臼而打造全新理论的前提下，非常想要营造出一套完善的理论，用于切实指导中共，这才有了习近平在2012年到2022年的10年间，推出的以旧翻新的种种说法，外媒也总是对这些“重要讲话”而讲话，一言以蔽之：没有新内容。但总体上讲，在一个违反宇宙定律的框架内，不遵循人类普世价值，要缔造“全息”动态范本，还真是痴人之梦。 从党魁“文选”看习近平得了什么前车之鉴？ 对习近平而言，“毛选”已经过了“保质期”，从1951年10月12日“毛选”第一卷出版发行，到华国锋打算出版毛选第六卷，继续推崇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产物时，在邓小平的干预下“流产”了，表面看是中央决定不再坚持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实际上，三度被打倒的邓小平为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提升威权力而大费周章。 为了复出，邓小平不惜“卧薪尝胆”，两次给华国锋写信表忠，在肉麻的吹捧以及承诺中，让不谙中共政治的华国锋信以为真，邓小平却在背后“诋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拉帮结伙，最终让其两封信被中共中央当年十五号档转发，邓小平狡黠的两面“斡旋”运作后，一大筐职务得以恢复，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党政军职务，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乃至共军总参谋长职务。 邓小平也率先从军队入手，借“平反冤、假、错案”，将军队牢牢掌控在其手中，随后也才能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方式，完全架空华国锋，并从意识形态层面，对华国锋发难，最终将华国锋送入坟场，成为一个过渡，否定了其当真担任过“英明领袖”的历史，担任过中共总书记的华国锋被删除了，自然也不会有文选。 说白了。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成就了一个最出格的时代，这也是许多研究者挠头的中共独裁政体的特殊案例——操控中央的“中顾委”，前无古人，在帮规中找不到出处。 邓小平时期，也可说是一个“军管”时期，1982年到1987年，邓小平在军委主席位置上，发号司令，当然，邓小平的另一个并不关键的职务是全国政协主席，他反而在这个位置上“大有作为”。在国务院，邓小平也从来没有坐正，因此，邓小平成为中共的实际掌门人直到过世，中共都并未给予邓小平谥号，也没有对其加冕，而冠以“同志”称呼。 邓小平理论的出现以及被定位，是建立在“邓小平文选”基础上的，“邓选”1989年8月20日在全国公开发行，1993年邓选第三卷出笼。 江泽民效仿邓小平，也出版了三卷“江选”，而胡锦涛则被修辞避讳，虽然其出版了《胡锦涛文选》三卷，但没人说这是“胡选”，汉语真是精深，偶然就是必然，说胡选就没错。 如果说邓选是毛选的升级版本，并形成了一整套体系，并迅速具有中共黑帮帮规党章的“行动指南”效力，那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就是中共走向彻底败落的污秽产物，好在这一产物昭告了中共的邪教本质。胡锦涛在毫无建树的前提下，只好更加抽象的用科学强化中共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根基。科学发展观更加空洞无物。 有意思的是，2013年习近平在出版胡锦涛的“胡选”时，也是相当隆重，不但称这是重大决定，还说成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且具有重大现实、深远历史“意义”——习近平还了个胡锦涛裸退的天大人情，目前胡锦涛早就下架了——开个会还差点被架出去。 区别在于，邓选、江选、胡选都是在新华社以报导形式通告出来的，也都是他们本人不在位不谋其政后，中共“加封”谥号的方式出版其言论的。 （全文转载自看中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与商业团体近日陆续走访中国，澳中关系似逐渐回暖。专家认为，随着工党的对华政策的缓和，地方也开始与中国恢复经贸往来，但国际局势与基本价值观等差异使澳中不再互相信任。 堪培拉对华友善 地方积极恢复澳中经贸往来 一个由15名澳大利亚公司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下周将访问中国，4月23日开始对香港、天津、深圳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进行6天访问。这将是三年来澳大利亚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行业代表团。 继上月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Daniel Andrews)访中后，西澳州州长麦高恩(（Mark McGowan)也于4月17日抵中进行5天访问，希望与中方讨论取消贸易限制“重建关系”。 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认为，自从去年习近平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印度尼西亚会面，随之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访问北京，接着近期贸易官员访华，澳中之间已经形成“从贸易回暖开始恢复关系”的大气候。上一届的莫里森政府非常严厉地警告工党执政的州政府应该将中国当成重要的威胁，还通过联邦的立法将维多利亚州跟中国签的一带一路协议撕毁，因此工党执政的州政府现在终于盼来与中国恢复交往的机会。 陈杰告诉美国之音:“现在以阿尔巴尼斯（Albanese）总理为首的联邦政府对华采取非常友善的态度，中国也有意把澳大利亚当作像法国、德国一样，就是可以离间的美国盟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大工党州长去中国。” 陈杰指出，除了商贸合作，西澳大利亚与维多利亚州都公开表示，这次与中国交涉最关键的项目之一就是尽快使中国留学生回流澳大利亚，往后地方政府与中国的交流应该会愈来愈频繁。 澳中关系专家、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晋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许多澳大利亚的商界和工党的地方首长正在排队等着访问中国，迫不及待地进入中国市场，故意忽视中国的问题。 他说:“中国的外在金玉仍然对澳大利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中国的败絮其中澳洲(澳大利亚)人就看不懂了，或者压根就不愿意看。一个人一旦上了杆子，就是再不值钱的东西也会视作金不换。” 秦晋认为，澳中恢复商贸关系，对澳大利亚来说很可能是虚幻的。 澳大利亚在4月18日重申，在部长级会议后将致力改善与中国的农业关系。在外交关系逐渐解冻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乐见恢复大麦贸易取得的进展。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许多农产品、龙虾、红酒等产业确实因为中国施加的贸易制裁与限制而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这些并非刚性需求，现在的中国对这些商品的购买力未必如预期。 他对美国之音说:“疫情后的中国跟疫情前的中国不一样，其实它很多需求，除了刚才讲的煤矿、铁矿是刚需，还有做锂电池的矿它需要，其他这些龙虾、红酒，它们属于奢侈品，这些需求其实已经不是说不复存在，但是下降得很厉害了。” 冯崇义认为，澳大利亚对于与中国恢复商贸关系可获得的利益，不宜过度期待，更不必寄望两国关系会恢复到15年前的程度。 国际局势已变 澳大利亚无法全面亲中 澳中两国关系在去年5月工党执政后，出现了逐渐改善的迹象。黄英贤去年底曾经访问中国，是2019年以来首次澳大利亚外长访中，然而黄英贤4月17日表示，澳中关系最好的时候，是1996年到2007年由霍华德（John Howard）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期间，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回到那时的蜜月期了。 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认为，澳中经贸关系虽然将持续改善回温，但是基于大环境已经发生重大的改变，澳中关系确实不可能如过去般友好。 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地缘政治及世界战略格局，已经在俄乌战争爆发、中国暗中支持俄罗斯、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世界民主自由对抗中俄专制极权俨然成形之后，情势发生重大变化。” 林松焕表示，北京对澳大利亚已经产生战略猜疑（Strategic Distrust)，尤其是在台海议题上并不信任澳大利亚。 他说:“北京也认为澳洲最近正式签约购买澳英美联盟（AUKUS）的8艘核燃料潜水艇，乃是澳洲确定要和美国及英国共同围堵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展，以及未来有可能介入台海冲突的敌对举措。” 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表示，虽然工党政府不会像莫里森政府那样时常提起中国最敏感的台湾议题，但会坚持AUKUS的路线。 他说:“现在这一届传统上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澳洲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必要像前一任政府那样去瞎咋呼、故意挑衅中国，这和美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澳洲，哪怕现在是对华相当友好的阿尔巴尼斯政府加上它的华裔外长黄英贤，都不会对双边关系抱有太大的幻想，都在说蜜月期不会再来，该买的核潜艇一个都不能少，一边对华恢复贸易关系，一边庞大的代表团去印度。”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晋表示，澳中破镜重圆固然好，但是毕竟不是必然，习近平的笑脸之下核心还是战狼外交，北京要赚足面子，堪培拉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面子和利益让北京心满意足，关系修复程度有限。 他说:“北京和堪培拉双方都有让步和意愿。显然北京只是希望澳洲走过去，自己乃高山一座，巍峨耸立岿然不动。工党政府又不能做的过头，一味迎合北京，还得拿腔拿调，保持一定的矜持。” 秦晋指出，除非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重新卷土重来，再亲善北京，哪怕与传统盟友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翻脸也在所不惜，但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中不可能发生。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国的统战力量在澳大利亚渗透极为严重，这两三年来，澳大利亚从政府到社会都已经开始警戒，不可能如从前那样信任中国。 他说:“不能继续这样下去，让中国在澳大利亚如入无人之境，建立它的统战体系。就是在整个媒体、整个学界、整个商界甚至于政界，在严重地影响澳大利亚的政治。特别是在华人小区里头，应该是百分之90、95以上都是掌握在亲中共的、所谓的爱国侨人的手上。媒体也一样，就华文媒体，几乎都是亲共的爱国侨人在掌控。” 冯崇义表示，澳大利亚社会已经觉醒，毕竟中国是不同的制度与价值观，即使逐渐恢复商贸往来，也不值得信任。他指出，特别是杨恒钧与成蕾两位澳大利亚公民在中国被捕数年后至今仍未释放，中国政府的作为让澳大利亚社会无法接受。 呼吁重视人权无助于使中国释放人质 因涉嫌“泄漏国家机密”在中国被捕的澳州华裔记者成蕾，去年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不公开审讯后，3月31日已满一年仍未宣判。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对此表达深切关注。 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表示，中国虽然不太信任澳大利亚，但基于战略考虑，中国仍有必要拉拢澳大利亚，并离间澳英美联盟（AUKUS）成员之间的互信。 他说:“中国将以被拘禁的杨恒钧与成蕾为外交筹码，暂不宣判，视实际情况及澳洲是否让步，再于利益交换后，酌情释放。” 林松焕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将持续以经贸与人权脱钩、个案逐案处理的务实低调作法，处理中国大陆违法人权的问题，但其收效并不乐观。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博士秦晋指出，杨恒钧与成蕾其实本无罪，是因为正好在北京对堪培拉最不满的节骨眼上被作为报复的筹码，因此澳大利亚任何重视人权的呼吁都没有用。 他说:“澳洲可以参考加拿大两位人质的获释。讨论人权问题不会有助于两位人质获释。就像绑匪绑票一样，他们要的是赎金。指责绑匪违反人道毫无意义和作用，要么交保释金换取两人的自由，要么就要有杀手锏能够让对手也感觉到疼痛。也就是说，澳洲必须有让北京感到疼痛的利器。”
在中国，城管没完，农管又登场。号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农管，是共产中国2023年的新名词、新武装。农管一出现，农村就不得安宁。到处传来惊人视频和画面： 不准农民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强令改种谷物、玉米、番薯。“叫你种什么就种什么！”农管队不仅动手打人，而且还动手拔起农民的蔬菜。不准农民自行杀猪，否则每头猪被罚款8万多人民币。农管队动手抓鸡抓鸭、运走猪只，擅自卖掉，款项不知所终。不准农民在鱼塘四周种玉米、豆角，不准农民在自家门前树上栓绳子晒被子，声称有碍观瞻。农管在农民的田地里动手砍树、推倒树，遭愤怒的男主人持长棍打翻在地…… 据称，农管队早在2018年就成立，一直没有大动静。今年忽然开始大动作，明显对应习近平超期连任、习家军全面夺权之后，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极左路线。农管突如其来，人们不禁要问，所谓农管，究竟管什么？管得有多宽？中共官方回答：农管队主要是打击”侵农害农”等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但，其实际行为，却恰恰就是侵农害农、干扰和破坏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还是农管们自己说了实话：“你说我们农管算什么？你们交管管不了的，我们管。你们城管管不了的，我们也要管。王权特许，先斩后奏，这就是农管。”其中，“王权特许，先斩后奏”这类话，并非一般农管人员说得出来，必定来自内部文件。可见，中共高层和党媒故作为农民服务，唱白脸；但在内部，已经下达“狠狠整”的最高指示，由基层农管人员唱黑脸。 官方宣称，农管将对全国农业农村实行执法监管，涵盖种子、农药、兽药、饲料、农机、动植物检疫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渔政等所有领域；并监查监管农民生活。管的范围，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按照中国人的口头禅，真可谓“管闲事”、“管得宽”。 农管，首先让人联想到城管。在城市，中共开启了城管和小贩的互斗、互害和互杀机制，政府虽为城管背书，但城管和小贩一样，都成为受害者和牺牲品。如今，在农村，中共开启农管和农民的互斗、互害和互杀机制，政府虽为农管背书，但农管和农民一样，都必将沦为受害者和牺牲品。 其次，农管让人联想到白卫兵。当习近平下令极端封城、极端清零，就迅速组建起庞大的白卫兵，到处围堵围困民众，到处施暴抓人，造成大量次生灾难和非疫情死亡。如今，习近平下令整肃农村，各地农管队迅速成立，并急剧扩大规模。仅在湖北省，就初具5000人规模。农管队一出现，就有制服、有徽标，并全副武装，拥有电警棍、捆绑绳、盾牌、防弹衣等全套攻防设备，仿如手持尚方宝剑的执法队伍，可见来头不小。 再次，农管让人联想到中国当下的经济危机。习当局收刮民财，即中国网民所说的“割韭菜”、“开人矿”。收刮了民企，开始收刮平民；收刮了城市，开始收刮农村；收刮了工人 ，开始收刮农民。就在农管队大举出动，如土匪下山、鬼子进村、全面突袭围剿各地农村的同时，习当局宣布启动2023年“稳粮保供”专项行动。用意不言而喻。经济危机背后，是粮食危机；粮食危机背后，是战争机制。 武打明星成龙有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连生长在香港的成龙（属极少数的香港人）都有这种脑筋，更不用说盘踞皇城北京的习近平、王沪宁、蔡奇等人。于是，在网管和城管之后，就来了农管。企图从此管住农民、管死农民。 由此，让人联想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商鞅变法，厉行富国强兵，同时管死人民，故意让人民陷入贫穷、弱小、愚昧，以供统治者任意驱使，充当战争炮灰。习近平意在发动台海大战、甚至不惜与美国决战，故而急忙忙赶造战争体制、制造战争气氛。今日能强种强征粮食，明日就能强抓强征壮丁。这，大概才是成立、壮大和武装农管队的真正目的。 图谋发动台海战争、图谋以武力手段强夺台湾的习近平们，包括献计商鞅模式的王沪宁们，或许应该多懂些历史。作为春秋战国的一员，秦国，存活了近700年；但，作为大一统的秦朝，却只存活了14年。其中的哲理可谓深奥。 从商鞅变法之日起，秦国穷其百年功夫，到处点起战火，干戈连年，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最终吞并六国，建成大一统的秦王朝。从秦国到秦朝，从一国到大一统，结果呢？一统天下的秦王朝，仅仅苟延了14年，就遭人民起义推翻，转瞬间消失于历史的风尘。不义之财，最易耗尽；不义之国，最易崩塌。历史教训，不可不谓深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中国去年底宣布疫情管控逐步松绑以来，中国的经济多被看好会逐步复苏或有大幅成长，甚至带动全球经济的成长，然而，在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持续趋严的当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已受到限制，同时，中国过去庞大的智慧型手机产业也因为手机需求下滑而导致获利持续衰退，因此，中国经济是否可因疫情趋缓而复苏，仍不确定。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本月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零售销售与工业生产分别年增10.6%与3.9%，均较前二月高，但是，固定资产投资为5.1%，较过去二个月低，整体而言，中国今年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为4.5%，高于预估的4%。 中国经济的不确定因素多 虽然中国第一季的经济较预期为高，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月底(3月27号)仍宣布全面降准1码（降低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利率0.25个百分点），这显示中国经济不确定仍高，因此，中国人行需要持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来挹注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避免发生流动性危机。中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导致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可能原因为：一、自2021年以来，中国恒大地产破产所引发的房地开发商破产与烂尾楼问题仍未被解决；二、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使得中国当地厂商与外商投资降低，资金撤离中国的需求极大；三、中国就业市场的新增工作机会大幅降低。 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趋势下，中国出口降低的趋势已不可逆，中国民间投资与外人直接投资的需求也将会较过去大幅降低，当中国本土厂商与外国厂商的投资都降低时，中国未来新增的就业机会也会大幅减少。特别在2019年底爆发武汉肺炎疫情以来，需多中国企业也因为疫情封城措施而退出市场，就台湾厂商而言，包含八方云集与瓦城等业者均退出中国餐饮市场，85度Ｃ在去年也关闭15家中国分店，在疫情逐步趋缓之际，餐饮业者退出中国市场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厂商对中国内需市场的预期悲观应是重要原因。 通货紧缩可能性愈来愈高 当厂商与消费者对未来预期悲观，则影响民间需求的投资与消费均会降低，当民间需求的减幅扩大而引发物价下跌时，则可能发生通货紧缩。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其国内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年增率为0.7%，创下18个月来新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则年减2.5%，连续六个月负成长，中国国内物价的现况，与主要国家中央银行面临通货膨胀而大幅升息的现象有显著的差异，如美国联准会为了对抗通膨从去年3月至今已升息19码（4.75%），中国则持续降低存款准备率。 中国在2022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2%，台湾、南韩与新加坡分别为2.95%、5.1%与6.1%，美国与欧元区则分别为8%与8.4%。除了中国外，上述国家的物价均是在各国央行已采取升息政策下的结果，令人好奇的是，即使中国可以控制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且向俄罗斯购买廉价石油，但其所面对的大宗物资涨幅仍应与世界各国一样，均须面对输入性通膨所带来的物价上涨，但是，中国物价却是相当稳定的低。 若再考虑中国人行持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方向，人民币的值压力更大，中国面对输入性通膨的压力只会扩大，中国的物价应会更高，但中国官方统计的物价指数仍低。 虽然中国统计局认为中国物价低的原因为基期太高，但基期因素是普遍现象，因此，若中国的物价统计数据正确无误，则可以合理解释，货币供给大幅增加的宽松货币仍可维持物价平稳的原因，应是民间需求的大幅降低，使得货币需求减少，只有在货币供给增幅仍大于货币需求减幅的情况下，中国的物价才可能微幅上涨，未来，若中国需求持续减少，则物价将会下跌，即人民最不乐见的通货紧缩将会发生。 （※作者为淡江大学产业经济与经济学系合聘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曾经被江泽民选中为三十个军中重点培养对象之一的刘亚洲在一场内部演讲中所表现出来的张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证明他绝对没可能得宠于“武大开店“心态经营自己干部队伍的习近平。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过了笔者能够查找到的中国大陆上的点名批判刘亚洲的文章，是2007年首刊于《求索阁》杂志的文章《评判刘亚洲的文化和思想的超限战》。当时的刘亚洲还只是空军中将军衔，官拜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兼纪委书记，并因此职务而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安排为中纪委委员。 十七大就是习近平从中央委员直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一届党代会。 这篇打响了批刘第一枪的文章作者显然不是毛派老左，仅一小粉红而已。不过，虽说是“初生之犊不怕虎”，但这位小粉红当时还是不敢以真名示人，只敢以“佚名”的笔名发表之。 该文章一开始就说：“我对刘亚洲的关注，始于很多年以前，而不是现在在网上，在我还读中学时候，对军事、国际政治和外交都很感兴趣，因此刘亚洲所著的《恶魔导演的战争》，《攻击、攻击、再攻击》等军事著作拜读过多篇（好像还有关于格林纳达、叙利亚等题材的军事文学著作），当时我国与美国处于一种相对的蜜月状态，而且本人也还年轻，也就对刘亚洲的著作局限于军事方面的理解。最近，《金门战役检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对话》、《大国策》、《“二把手”刘少奇》等等刘亚洲的文章不断见诸于网络，直到最近据说在05年1月02日在昆明军区的讲话《信念与道德》，一一读过之后，心里有一种感觉，刘亚洲在此时此刻在网络上以本名不断发布文章（无疑刘亚洲的空军中将、副政委的身份决不会不引人注目的），绝非简单之事，他的文章所表达观点和要达到的目的也绝非一个简单的军事变革而已。” 这位“佚名”作者继续说道：“表面上，刘亚洲是通过对近几年的美国和西方的军事、经济、文化的全球化的浪潮的分析中看到了我国和我军的不足，提出了很多要解放思想、改革的观点，也以一个热爱国家的军人自居，可是在这些文章的背后，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和观点背后，真正透漏出来的却是一种骨子里的“崇美、恐美”情节，到了《信念与道德》中，已经上升到了从文化和文明高度向美国为首的西方全面“投降”的程度了。诚然，在中国，像刘亚洲一样有相同情结的人不在少数，这也是中国近几年来改革开放、自由民主的一种体现，我也懒得去说。可是，以刘亚洲的特殊身份，他的观点在军内、民间乃至在中央决策层的影响，却是我等普通百姓所不能不注意到的。” 这篇文章里着重批判的刘亚洲的作品《信念与道德》，其实是刘亚洲本从没有发表过的一篇内部讲话的录音稿整理，内容似乎没有主题，读起来感觉比较零乱。而且录音整理之后通过网络传播开来，似乎也不是刘亚洲的初衷。由刘亚洲本人编辑整理后授权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刘亚洲文集》一至九卷里似乎也没有收录此文。 推算一下，刘亚洲发表该讲话的时间不是2005年，而是2002年11或12月，是当时任职成都空军政委的刘亚洲在本部队的内部讲话。他在讲话一开始就说：“今天，本来是要到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的，但我嫌那个地方太大。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主席台上，你们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样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教室，就是想拉近与同志们的距离。我不是做你们大家已经习惯的、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么一讲，你们就那么一听，也不要记，也不要录音。讲错的地方我自己负责。与其他领导同志给你们做的报告相比，我讲的东西起点低，没高度、也没什么深度，不像他们的报告又是‘高举 ’，又是‘深入’的，气势恢宏。我总是从小处着手。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信念问题，第二个是道德问题。” 日后，有中国大陆的毛左发表的批判文章里痛斥刘亚洲这是在赤裸裸地讽刺习近平，但事实上当时的刘亚洲讲这番讲话时，中共总书记还是江泽民，而习近平当时的职务还只是浙江省委书记，刚刚在十六大上由上届中央候补委员升格为中央委员。 相比于当时的习近平，刘亚洲的成都空军政委是正军级，不过已经被当时以江泽民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内部定为重点培养的三十名正军职干部之一。 刘亚洲自己在这篇讲话里透露说：去年（应该是指2001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 刘亚洲这里所说的“甚至更高”，当然指的就是军委副主席。被刘亚洲文中提到的三个空军军官之一何为荣较少为外界所知，他是在参加这个“将军班”之后以几个月即被从正军级晋升副大军区级，官至当时的空军参谋长。 说起来，这个何为荣出生于1949年，许其亮出生于1950年，相比他们两人，出生于1952年的刘亚洲当时相对更具年龄优势。 查许其亮的官方简历，其中一句是1999－2004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其间：2001.03－2001.07国防大学正军职以上干部培训班学习）。 刘亚洲在这份讲话里两次提到了许其亮。他在讲话是最后一部分里说道：很多同志对我国的干部年龄制度有微词。年龄制度是对民主选拔干部机制诸多践踏中比较厉害的一种。应惟才是举，而非惟年龄是举。有人五十岁就不行了。托尔斯泰八十岁还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干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干部像打枪一样，有个”抛物线”，要取”最佳值”。我给你们举沈空许其亮司令员的例子。许司令有大气，胸怀宽阔如海。有政治头脑。我说我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人。许司令员是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岁就当了大军区副职，马上就十个年头了。”大限”已到，年纪尚轻。我对一个总政徐才厚主任说：许其亮如果退了，那将是人民解放军的笑话。他以大区副职之身退下来，竟还不到一个师长的最高服役年限。师长最高服役年龄是五十五岁。这正是一个男人最成熟的时期。 话里话外，明显可以看出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女婿的刘亚洲对许其亮的巴结之嫌。事实上当时的许其亮虽然暂时还是副大军区级，但他已经是十四和十五两届中央候补委员，也就是说比当今圣上习近平还早了五年成为中央候补委员，而且也是和习近平一样在十六大上成为中央委员。所以在当时被刘亚洲在内部讲话中极尽夸赞的许其亮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因为任职年满十年从大区副职退下来的“如果”。 而后来呢，许其亮这个被刘亚洲称赞为“军事干部中懂政治的人”，竟真是被习近平相中并提升为军中政治总管。此人在胡锦涛时代被从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提升至副总参谋长，然后于2007年回到空军任司令员并晋升空军上将衔。 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和习近平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许其亮“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成为军队主要领导人之一。 2012年11月，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在正式宣布习近平接班胡锦涛的同时，决定增补许其亮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晋升副国级，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此开始他领导主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十年历史。。 在同年11月15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许其亮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17年10月25日，许其亮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副主席。2022年10月22日，72岁的许其亮在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在今年3月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卸任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一职退休。 至此，比刘亚洲年长两岁的许其亮结束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军旅生涯。而比他年轻两岁的刘亚洲，不但没有因为是“政治干部中懂军事的一个”而被习近平重用，反而是在年满六十五岁的当年被习近平下令直接“一退到底”。 请注意，在201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被安排继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从上届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成为（第一）副主席的许其亮在当时的习近平眼中无疑是军内最倚重的人物，所以十九大召开之前的军内人事大调整，无疑是他许其亮在习近平亲自领导下主抓。所以说刘亚洲此前对他许其亮的阿谀似乎并未奏效，更大的可能是习近平对刘亚洲不感冒所以许其与亮即使曾经与刘亚洲是惺惺惜惺惺，此时也是爱莫能助。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句，凡是在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因为年龄卸任或者退役的省级地方党政一把手也好，军区大军区正职（正战区职）军政主官也好，“退下来”的同时，正常待遇是被临时安排进入全国政协或者全国人大。原因就是他们这批人当时大都还具备当届中央委员的身份，失去这一身份还要等下届党代会的召开。而在下届党代会召开之前，总得让他们有一个具体的职务，政协常委也好，全国人大的某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也好。 所以说，像2017年初的刘亚洲那样， 被宣布退役之后就只剩下个十八届中央委员的空“衔”，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政治处分。 完成这篇文章之前读到邓聿文的文章《刘亚洲因为何事开罪习近平？》文中说：“刘是2017年在国防大学政委的任上退的，值得注意的是，他退的时候，到省部级65岁的退休年龄尚差几月。虽然未到点即退也常发生，但一般都会安排在二线过渡一下，而刘没有安排，直接退下来。也许这并不能特别说明什么，可能和他在军中任职有关，军队高官退下来一般都不会安排在人大政协任职……。 聿文兄所言差矣！笔者已经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举出了比他刘亚洲早一年退役的刘源，被宣布退役的当天即被宣布增补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另外，笔者在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也还举出与 刘亚洲同龄也是同时被宣布退役的孙建国海军上将，贾廷安上将、王教成上将的例子，都能证明刘亚洲当时已经被习近平给以“不公正”的待遇了。 有观点认为:“刘亚洲与江泽民派系走得比较近，是他被拿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刘亚洲是在江泽民时代发迹，升任少将、中将。他的岳父李先念做过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江泽民就是李先念和陈云推荐给邓小平从而当上总书记的。” 笔者对把习近平与江泽民对立的分析一向不以为然，但一定要把刘亚洲说成所谓“亲江派 ”的话，如上刘亚洲二十年前的这篇内部讲话中透露出的关键内容之一，他当年成为重点培养的三十名正军职干部之一并进入专门开设的培训班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政治孵化”，毫无疑问是江泽民的钦点。 至于习近平对他刘亚洲的不感冒，笔者相信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刘亚洲的“张狂”甚至一度有点“自我膨胀”，绝非习近平所能容忍和接纳。。 刘亚洲在这次演讲中说：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即当时被江泽民亲自选定定进入“培训班”的包括刘亚洲本人在内的30个时任正军职军官)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宁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共产党的教训，以及我党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党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 “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去！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 读罢这一段，相信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一直都是以“武大郞开店”心态考察和检验自己的干部队伍的习近平，怎么可能容得下刘亚洲这种口无遮拦的“干部子女”。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就在作家龙应台于《纽约时报》刊出《在台湾，朋友间开始反目》 一文，讲述北京政府未对台湾开出一枪一弹，却已经造成台湾社会内部的矛盾分裂之际，传出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富察延贺（李延贺）在今年3月返中探亲后，至今音讯全无，可能在上海遭中共国安单位秘密拘捕。两件事同时发生，当然告诉台湾人某些事情。 富察延贺，中国沈阳人，文学博士，曾在上海从事图书与媒体工作。他认识台籍妻子后，2009年依亲移居台湾，并担任《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下辖的《八旗文化》总编辑。过去10多年来，《八旗文化》在富察的主导下做得有声有色，其推出“中国观察”“另眼看历史”“世界史”等书系，重新解构历史，也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史观，其中包括史学家刘仲敬的《中国洼地》、《逆转的东亚史》；裴敏欣的《出卖中国》；日本法学博士熊仓润的《新疆》；何清涟的《红色渗透》、《中国：溃而不崩》等等，多是不见容于共产党当局的出版品。 据闻，富察原有中国籍，不过，来台十数年之后，他已经成功申请到中华民国国籍，此次回到中国，就是要完成最后一道程序，放弃他的中国国籍。不料，他3月回到中国后在上海遭到中国警方拘捕，随即下落不明，直到美籍中国流亡作家贝岭在脸书揭露此事，才引发台湾社会广泛关注。 富察遭拘禁，但到底身犯何罪？要关多久？外界一无所悉，所以第一时间家属希望能够低调营救。如今事情在台湾爆开，但到底是低调营救好，或是高调累积政治压力为佳，由于不了解中共企图，没人说得准。特别是，台湾的出版人出版了批评中共的书而身系囹圄，这形同对台湾言论出版自由的一次重击，最近许多主张“台湾不挑衅，战争就不会来”的反战人士，会怎么评论“富察事件”呢？ 回到近年来屡屡在台湾疾呼“反战”的龙应台。2006年元月，创刊于10多年前北京《中国青年报》旗下的《冰点》周刊经常发表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的文章，攻击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因此遭共产党宣布停刊。停刊事件触动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心中的警铃，她当时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一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长文，严厉抨击《冰点》事件，兹摘录若干片段于下： “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物件，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著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当时的龙应台以“文明”为引，抨击共产党停刊《冰点》周刊的决定，字字句句掷地有声。而“文明”必是放诸四海皆准，《冰点》因言获罪被勒令停刊，本质上与一位在台湾的出版人出版了不见容于共产党史观的丛书而遭到拘禁毫无二致。17年前龙应台为了《冰点》停刊事件勃然而怒、为文声援；如今，一位自我期许捍卫台湾出版自由，做出小型市场与在地化可能的出版人在返回中国竟遭到羁押，其对台湾文化圈出版界的寒蝉效应不问可知，也让人好奇17年后的龙应台如何看待这样一场“文明”的危机？ 事实上，回望过去20年的共产党领导，出身共青团的胡锦涛任内虽然发生若干查封报刊，打压民间社会的作法，但其领导风格较之于现今的习近平共产党还相对宽松。如果17年前的龙应台认为“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代表一种逆流”；那，17年后再面对一个言论更为收紧、权力更为集中，以及一个已经是万马齐喑、不容任何异见的中国社会，习近平这三个字又代表什么？在“价值认同”（龙应台用语）完全相悖的情况下，两岸何来坦诚交流，更遑论所谓的融合统一。 所谓的“北京未发一枪一弹，但已经为台湾社会带来裂痕”的说法，不但将共产党去责任化，还将台湾之于两岸关系简化为“战争”与“和平”的抉择，当然不是事情的全貌。事实上，从外交打压、军机绕台、网军入侵到如今拘捕富察，北京随时随地都在向台湾“开枪”。而台湾人深爱和平，只是努力追求有尊严有价值的和平；台湾人更在意“文明”，文明保障身而为人的基本权力，所以看到富察未经公开审讯随即失去人身自由，心中格外地愤怒。台湾人在乎“价值认同”远甚于“家国认同”，这一切写就于17年前那篇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但却没有一字一句见于龙应台这篇《纽约时报》投书里。 这一次，也请用文明说服我。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中国连续出现年轻人轻生的新闻。据网络报道，3月19日至23日，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天津市7名中小学生轻生，原因据称是家庭压力或成绩不佳。据社交媒体上很多家长表示，4月1日起，天津市紧急召开全市中小学家长会，排查学生的心理状态。无独有偶，4月4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4名年龄在23到34岁的青年，相约在此跳崖轻生。据当地警方通报，四人分别来自河南、河北、福建、四川，通过网络联系到一起。在跳崖前，四人服了毒药，并写下了日期为4月2日的遗书。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轻生，与其他人无关。”据记者调查，四名死者均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对生活失去希望应该是他们集体轻生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天津中小学生连续轻生，还是张家界四青年集体跳崖，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中国年轻世代未来的生存状况堪忧。 中国自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两位数，持续了超过三十年，国际社会纷纷将中国这段时期的高速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但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开始放缓，疫情三年更加剧了经济的颓势。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时任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这是三十年来最低的增长数字。恐怕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再也无法恢覆之前的高增长率。经济疲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据人社部统计，2023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由于现有的经济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很多年轻劳动力不得不投入到外卖、快递、网约车等零工行业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22年末，没有签署正式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人数达到2亿人，约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4。这些所谓“灵活就业”的人口，其中很多人处于待业、下岗或朝不保夕的打零工状态。 面对这种现实，官方不得不创造新的话术，安抚焦虑的社会情绪。去年，官媒《光明日报》刊登文章《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无需过度忧虑》。文章中指出，当下中国年轻人不同于父祖辈，对单位、组织已不再抱有执念，追求的是“合兴趣、匹配专业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生活间的平衡。文章称，灵活就业是多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外界无需过度忧虑。将被迫打零工说成是年轻人的自主选择，宣传部门也真是煞费苦心了。但宣传无法彻底掩盖现实，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考公考编愈发火热。年轻人也清楚，在这个一切资源被党垄断的社会，抱紧体制这棵大树是唯一的出路。 生长在这样的经济低速增长时代，00后未来不管是就业还是生活，都将面临严峻考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新的都市贫困阶层。而这样的一代又是在网络中成长的一代，各种社交媒体把富裕生活的样子赤裸裸地呈现在他们眼前。年轻人对于好的生活有具体的认知，但自己却达不到。这种强烈的贫富对比会使0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陷入绝望，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幻灭感。但这种不公平感会导致他们走向何方，暂时还看不出来。00后背景差异和阶级分化极大，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选择反抗还是会忍受，甚至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政治力量，目前很难判断，因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变数。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新冠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日前看到一则消息，令人感到很不安。 《华尔街日报》4月13日刊文说，该报调查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要么消失了，要么没有按时更新。南京市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都删除了遗体火化数这一项目。《华尔街日报》向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发出问询，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都未作回应。 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它表明，中共当局要把新冠疫情死亡数据的隐瞒和造假进行到底。 按照中国卫健委公布的数据，中国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大约8.4万人，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取消清零之后，不包括最近解封后在医院外死亡的人。这个数据太离谱，地球人没人会信。倒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讲到了两个相关数据，给出了不同的死亡数据。吴尊友在1月21日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 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 封以来一个多月的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4亿x80%x0.08%=89.6万。也就是说，按照吴尊友估计新冠死亡人数89.6万，就是中国卫健委公布数字的10倍。 不过，吴尊友给出的死亡数据仍然偏低。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 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 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这两条加在一起，就使得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 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 看来，中共当局在新冠疫情死亡数据上是不会说实话了。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疫情呢？于是有人提出，我们可以根据额外死亡的数据，推算出个大概。所谓“额外死亡人数”，就是用某段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减去以过去数据为基础预测出的同期死亡人数而得。这是研究传染病流行影响的常用手段。尸体火化数量的报告就是一个统计额外死亡的重要依据。 当然，在疫情期间尸体火化数量的增加的部分，并不直接都等于死于新冠。这中间，除了新冠导致的死亡之外，还有受医疗挤兑影响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于新冠以外疾病的，还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习惯变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恶化而死去的，还有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等等。另外，在广大农村，有很多地方的农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还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尸体火化的，这些死者都没送进火化场，因此不在火化场火化的统计数字之内。与此同时，有些死亡又会减少，例如开车坐车的人大量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会减少。 尽管如此，尸体火化数量的增加部分，毕竟给我们统计额外死亡，并进而估算新冠死亡的数据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中共当局十分明白这中间的道理，所以它要把很多地方的尸体火化数据删除。当然，这种删除也不一定是永久的，也许过一阵子又会重新显示；但是那必然是经过精心篡改的。篡改数据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编造大谎言是个系统工程、配套工程，需要统一口径。如果你这么改，他那么改，互相对不上口径，整个谎言大厦就垮了。 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统计数字，包括该年的死亡人数，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减的百分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这个数据靠谱不靠谱呢？肯定不靠谱。我敢说，单单是把去年疫情海啸以来全国各地尸体火化的数量和去年同期的死亡人数相比，就会远远超过27万。——这就是当局为什么要删除各地尸体火化的数据。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蔡英文访美期间，中共为报复美台深化外交，派出多艘军鉴和海巡舰侵扰台湾。有一个新闻可能未受到广泛注意，便是：“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周一（10日）声称，由于美国与菲律宾最大型的‘肩并肩’演习周二（11日）开始，所以北京急着草草结束包围台岛军演，加上海象差，解放军054A型导弹护卫舰舟山号用无线电联络在附近监控的台湾海巡舰，表示‘麻烦你们（台湾海巡鉴）开靠近一点，让我们多拍几张’，他要交差了事。” 王定宇的曝料事后得到台湾国防部确认。 这可能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大的笑话。两军交战在即，中共每日气势汹汹，实施战争恫吓，目的就是造成台湾社会普遍的恐慌情绪，对民进党的亲美反共政策造成压力，同时为亲共反美的国民党助选。 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侵台共舰应该摆出实战架势，在与台湾海军对峙时，至少有寸土不让不惜一战的决心，才能取得实际威慑的效果。不料共舰为拍照交差，竟反过来要求台舰照顾配合，如此化敌为友、有商有量的姿态，与习近平攻台的决心，相距十万八千里。 另一边厢，身为被侵扰对象的台湾海军，并没有向共舰提出拍摄要求，难道台舰没有向上交差的需要？ 这件事可以当作笑话看，但实际上暴露了中共党内军内政府内弥漫了一股腐败气息，欺上瞒下成为常态。基层党官与军队干部，没有丝毫一往无前奉献自己的精神，一心一意只在升官发财。而为升官发财，弄虚作假成为惯技，人人如此，不以为异。 海上气象条件差，拍不到清晰照片，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当日的气象资料足以证实，拿一张模糊的照片交差，上级也不可能以此论罪。但舟山号舰长的想法不是这样，他是想用一张清晰的照片，证明他已尽最大勇气接近台舰，借此搏取上级嘉奖。 如此利欲熏心的军官，真正上到战场一定贪生怕死，不能指望他身先士卒敢于牺牲。这件小事反映共军士气和军队的思想建设，把习近平的脸都丢到全世界去了。 前不久，中共中央出台了一份《关于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意见》，这份文件用意是加强对各级党组织派出的不同名目的巡视组的监管。中央巡视组也出了不少丑闻，巡视组成员接受贿赂，高抬贵手掩护地方贪官，以致巡视组也不能信任，要订立新的法规，管束和监督巡视组，防止巡视组私下作乱。 巡视组本来是去监管地方官的，但巡视组本身也缺乏监管，所以要订立新的监管条例，也要对巡视组作定期不定期的巡视。那么，新的巡视监管，又能保证执行到位不出纰漏吗？显然不可能，于是对新的高层次的巡视组，是否又要设立更高一级的巡视呢？ 照此类推，最高级的巡视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监管，那政治局常委又由谁来监管？没有谁，就是习近平自己，因此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要督促七个常委学习自己的“思想”。 全中国九千万党员都不可信，都要靠习近平自己监管，这样的党该如何运作下去？ 最近中共中央又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有人说是为党内整风作舆论准备，这也有可能，但更大可能是，习近平深知他与基层脱节，各级党官都对他实行消息封锁，所订政策脱离社会现实，所以要深入基层调研，了解真实民情，防范社会动乱。 世上没有一种制度可以设计到滴水不漏足以防范贪官污吏，民主国家最有力的监督机制，就是新闻自由和人民的言论自由。只要赋予媒体监管政府的职能，媒体自可无孔不入地追寻一切政府弊端。而人民一旦拥有言论自由，随时可以揭发官员的腐败与惰政，政府本身就不需要担心，所有的贪官污吏都随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新闻与言论自由乃中共大忌，习近平对各级官员无一信任，唯一办法只有挖空心思去监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舟山舰舰长回航后不会有好果子吃，王定宇曝料后，对岸一定知道，这种在前方苟且交易的丑行，一定不容于当道。本来要请功，结果落得渎职媾敌之嫌，这个舰长，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