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駐成都總領館關閉 學者：中以關係見裂痕
2026 年 8 月 8 日
全球去美元化今年以来有加速趋势，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是美元“武器化”，即美国滥用美元地位，对它不喜欢的国家进行制裁，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以及俄富豪在美国的资产。这使得一些专制国家的官员和富豪，还有那些自感可能被美国盯向的人，对将资产放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安全。 美元“武器化”所导致的去美元化也引起美国政商两界关注。比如，财长叶伦承认，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正在给美元带来影响，甚至可能危及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特斯拉主人、大富豪马斯克发推评论，如果将一种货币 “武器化”的次数足够多，其他国家就会停止使用它。对美元“武器化”最担忧的国家，应该算中国了。美国会前不久通过的554法案提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将公布中共官员和富豪在美国的资产和存款，并将制裁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一消息公布后，很多评论认为，美国的这一行动能有力震慑中共，阻止中共武力犯台。 我倒没有这么乐观。若仅仅是公布和冻结中国的官员和富豪在美的资产和银行存款，其在阻止中共武统台湾的问题上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除非届时将中国的近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近9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一并冻结和作废，或许才会起作用。但如果真到这一步，中国可能也会将西方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和资产冻结，有人计算，后者折合成美元高达5万多亿，比中国的外储和美债加起来还多。 当然，西方企业在中国的资产多以实物和技术的形式存在，不像外储和国债的流动性强，可以随时变现。而且中国冻结西企的在华资产，西方国家也会冻结中国企业在它们的投资和资产。这就是双方报复。中国总的损失还是会比西方多。不过，鉴于这种双方报复的数额巨大，我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未必会像对待俄罗斯一样，也冻结中国的外储，没收中国的国债。 可话又说回来，正预感到美国会走这一步，中国在攻打台湾前会大幅减少外储，抛售美债。中国已经连续多月在卖美债，从原先全球持有美债最多的国家变成第二，不足9000亿美元了。 单就冻结中国官员和富豪的在美财产来看，威慑效果是很有限的，原因在于，能够给习近平施加一定压力的中央委员及以上官员的在美财产，特别是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等，不会太多。过去，中国的官员尤其贪官，喜欢把赃款往美国转移，觉得美国是保险柜。企业家和富豪也一样。但自习上台后，加大反腐，严查官员财产，在党内强化财产申报制，虽然该申报不对社会以及党内公布，而掌握在中共各级纪委和领导干部手上，但客观来讲，这个申报还是很严，条目细化，官员个人和亲属在外国的财产都要申报，如若瞒报，查出来会受处罚。在这种政治高压下，相信高层官员还敢往美国和西方国家转移资产的不多。尤其是政治局层级，包括副国级在内的中共高官，习肯定会明确要求他们及其家属不准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开设银行和股票帐户等。至于习本人，为起表率，是不太可能在美国或瑞士的银行有存款的。他几年前就把在美国哈佛念书的女儿召回国，为的就是阻别人的嘴。 当然，不排除还会有中共的高官以各种方式将资产往美国或西方国家转移。但在美国去年开启制裁俄罗斯官员和富豪的模式后，尤其在美国国会出台554法案后，不等习近平的严令，他们自己可能就得考虑从美国转移资产了。等到中共真打台湾，还在美国有财产的中共高官应该很少。 退一步，即便在美国有财产的中共高官很多，他们是否能够施压习也是存疑的。为什么这么说？若他们在牵制习上可以发挥作用，习也不至于走到今天。习的内外政策可以说首先不符合党内多数官员的利益，但他们对他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让他失控。何况，对中共官员将在国内通过各种非法和看似合法手段得来的资产存放海外，中国百姓从来是很气愤的，他们对美国国会通过冻结中共高官和富豪财产的法律拍手称快，认为是帮了习反腐大忙，有所谓民意做后盾，习根本不会怕高官们的联手施压。 中共高官在美有大量资产的不多，但是副省部级及以下官员在美和西方国家有资产的总量会不少。可这部分官员对中央的政策所能起的作用更有限，他们更多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圈人，不可能去给习施压。 假如台海战争爆发，美国对中共高官和富豪的资产冻结，受影响最大的另一群体是中国的富豪。相对官员在转移财产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禁忌，企业家和富豪就少一点。改革以来，后者一直在把国内赚到的钱转移国外，存入瑞士的银行等，习上台后，尤其在他的第二任期，财产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现在他们发觉，放在美国和瑞士等地的银行存款和有价证券也不安全了。过去瑞士被认为是各种赃款的天堂，瑞士的银行从来不问存款人的来源，所以中国的贪官和富豪喜欢把钱存放在瑞士。然而这次瑞士打破100多年的中立国规矩，配合美国制裁俄罗斯，以致也让自己的银行出了问题，瑞信发生危机的一大原因是原来在那儿存款的很多有钱人纷纷把钱取出来，导致它的资产储备不足。这些把钱转出瑞信的有钱人应该也有一部分是中国的官员和富豪。 我这几天听到一个朋友说起他的企业家朋友，最近在做的就是两件事：回国以及从美国转移资产。朋友的身边经常有一帮“润”在美国的中国企业家，他们基本上把资产都转移出来了，去年的状态是吃饭聊天，处观望状态，但今年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发生变化，再次拥抱经济后，找他聊天的少了，纷纷回去。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忙著把一部分资产从美国转移出去，觉得不安全。转移到哪儿呢？不是新加坡而是香港。认为新加坡也不安全，关键时候，新加坡还是要听美国的；香港这个灯下瞎的地方眼下反而是安全的。因为中共要稳住香港，不能让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倒下，所以暂时不会对资产采取限制措施。 从这个别事例来看，虽然从美国转移资产的中国企业家可能还不是普遍行为，但也许预示著一种趋势，对美国保护来自专制和敌对国的富豪的个人财产越来越不放心。美国和西方冻结俄罗斯富豪资产的举措确实引起了争议。既然保护个人私产被视为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立国的基础，现在只是因为这些富豪来自对美不友好的国家，就有可能资产被冻结，当然会令他们不安心。事实上，就中国的情况言，那些把资产转移海外以及“润”出来的企业家和富豪，多半对习还是很不满的，用实际行动“投奔”自由世界，现在他们的资产却因为中国政府的举措有可能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有违契约自由的精神。故美国此举是否明智，可以讨论。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正是在通过对当年“西路军”的历史的发掘，得出了“党内斗争如此的复杂而残酷无情”的结论。 相比于李新，当年刘亚洲在其有关“西路军”史实的著述内容中，根本未着眼于揭露党内斗争之残酷无情，或者说“追责毛泽东”的角度，只是更多着墨于西路军牺牲将士们的惨烈和幸存者的苦难。但这也正是习近平在内部讲话中所严厉批判的所谓“拿党史国史说事”，“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 在《解放–女性与长征》一文中，刘亚洲回忆说：岳父（生前）不能看有关西路军的书籍和影视作品。那惨烈的情景一直噬着他的心。他曾对我讲：“石窝分兵时，我和李特、徐帅在山坡上开会，点着篝火，往下一看，真惨哪！密密麻麻，全是红军的尸体。”岳父语调尚平静，我心却悸动了。鼻翅发酸。 按照刘亚洲提供的史料统计，当年参加长征的女性人数，红一、二方面军约六十名，红四方面军近三千人。1932年，红四方面军建川陕苏区，发现当地男性深受烟毒之害，而女性承担着艰苦的劳动，有反压迫的要求，她们在体力和精神上都具备了成为红色军人的条件，于是建立了通江妇女独立营，长征前扩编为妇女独立师……。 刘亚洲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三十年来，我不断接触西路军史料，被那些川籍女红军的壮举深深震撼。她们何来如此坚强的意志？只能有一个原因，缘于她们深重的苦难。男权社会最大特征就是无情压榨女性。女性境遇最悲惨，这从长征的战场上也可见一斑。西路军一个女战士掉了队，大家找到她时，她全身上下被割了上百刀，从头到脚已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却还未断气。一次，妇女独立团经过一个激战过的战场，看见被俘的女红军受尽凌辱的遗体，一个女战士一头撞上岩石自杀。 后来，女子独立师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多数战死，少部分滞留当地，被马匪军糟蹋或嫁人，更大的苦难开始了。2006年，我听说在河西走廊还剩下十六名西路军女战士，都已经回民化，生活异常困苦。我刚得一笔稿费，于是带十六万元赶赴河西。我来到一个叫邬秀莲的女红军家里，她有一个五岁的孙子，因为穷，只有孩子生病时才给他做了一碗“二米饭”。孙子说：“我不吃小米，我要吃大米。”邬秀莲一面流泪，一面从“二米饭”中拣出大米，一粒一粒喂孙子吃。村头垃圾里有两分钱，孙子捡回去给奶奶。奶奶大怒，命他立即扔回去。孙子在前面走，邬秀莲颤巍巍地跟在后面。 刘亚洲介绍说：苦难给予中国女性非凡的勇气。西路军因被当作“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而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其中命运最悲惨的是妇女团战士，她们遭受了三重折磨：新中国成立前，遭受敌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新中国成立后，她们被视为叛徒饱受歧视；同时她们还遭受封建主义“贞节”观的折磨…… 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时所作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对待问题必须持正确态度，不能遇到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就全盘否定自己的历史和奋斗。” 习近平还说：“现在，在一些单位和一些人那里，党的意识淡漠了，党性原则讲得少了。有的对党的政治纪律、宣传纪律置若罔闻，根本不当一回事；有的还专门挑那些党已经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来说事，口无遮拦，毫无顾忌，受到敌对势力追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习近平这里所说的“问题”，就包括了对“文革”、对“反右”……,以及对“西路军”等历史遗案的评价问题。习近平在这篇讲话中开列出的“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的内容之一是“宣扬西方价值观”；之二就是“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并警告全党上下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给以回击，政权将会因此瓦解。 习近平这里抨击的所谓“专拿党史国史说事”，当然不是单指刘亚洲一人。但笔者在习近平这篇讲话被“泄密”后不久，确实听刘亚伟的朋友说过，曾经担任过王震秘书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向习近平和时任中共宣传总管刘云山“反映了刘亚洲‘专门揭露黑暗面’的严重问题”。 但事实上无论是刘亚洲还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等人所揭露出来的那些内容，远还没有纵深到触目惊心处。笔者本人年轻时在当年中共西路军浴血沙场的甘肃河西走廊地区生活了十六年，熟知许多西路军的血泪故事，见过无数西路军死者的累累白骨，也了解过一些幸存者日后数十年来的悲惨遭遇。 刘亚洲文章中说他到河西走廊寻找流落当地的西路军女战士的时间是2006年，而笔者亲眼目睹西路军女战士悲惨遭遇的时间，比他刘亚洲早了整整三十年。 徐向前、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中共西路军当年战败的甘肃永昌、高台等地都位于祁连山北郦，山南是现青海省境。 一九七六年以前，永昌县城东一直有一片绵延十几华里的乱坟岗，少说也有上万座。当地上岁数的老乡们回忆说: 当年与中共西路军作战的主要是国民党政权的地方武装“马家军”，分属马步芳和马洪逵两股。而承担与中共西路军作战主攻任务的主要是马洪逵部。因为这支军队全部都由回族士兵组成，所以当地人称他们为“回回兵”。 “马回回的骑兵就是在这片坟地上围住了共产党的红军。回回兵杀人比杀羊还麻利，再加上他们省下子弹能换大烟土，所以，死了的红军没有几个是被用枪打的，大多是马刀劈死或者战马踩死的。” 死者或身首分离，或残腿缺臂。男人被取心挖眼者有之；女人被活活奸死者有之，被刀劈马踏致死，死后又被奸尸者亦有之……。“那个阵势，着实怕人的很!” 惨案发生的几十年之后，一个当时亲眼目睹过马家军屠杀中共西路军将士场面的当地老人一说起那件事情仍还是满脸惊恐的表情。 血战结束以后，马洪逵挥师乘胜向西追击，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几天后，当地人实在受不了尸体的腐臭味道和野狗恶狼的日夜嚎叫，鸣锣召集各户青壮劳力出工就地掩埋尸体。 因为懒得挖坑，所以哪里有尸体就在哪里就地堆起一堆土来，成千上万个坟堆就是这样起来的。一个小的坟堆里可能埋一个，两个；一个大的坟堆里埋五个、八个不等，埋十来个的也有。 老乡们说，回回兵当然也有死的，但比红军少多了。平均埋十个尸体里最多有一个回回兵的。他们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具尸体，只是还记得当时周围几个村的人家家都吃回回兵的死马肉。连着几十天还吃不完。 就在这片乱坟岗中间，当年坐落着中共建政之后为“专政”的需要建立起来的甘肃省最大的劳改农场——土佛寺劳改农场。其中的一个劳改中队关的全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西北甘肃、宁夏、青海几省捕获的国民党低级战犯(团级以下，连级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马步芳、马洪逵的旧部。 从落入中共之手开始，这些人没有节日，没有假期。没法出工的雨雪天才是他们的休息日。平时见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休息时就一人倚一座坟堆卷支烟抽。服刑时间最长者，前后伴着这无数个坟丘渡过了自己一生中的二十四个春秋。 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像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被党的教育感化政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真的从内心深处向他们脚下的无数冤魂千万次的忏悔；诚心诚意地“要用劳动改造的汗水洗刷沾满自己双手的红军烈士鲜血”；发自肺腑地感谢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念旧恶，没有让他们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可惜，他们无法想象当年他们欠下的血债实际上正是他们千恩万谢的毛泽东借刀杀人、剪除异己之过。不然，又该作何感想!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笔者来到了坐落在祁连山半山腰的一个叫祁家庄的生产队，当时属于永昌县南坝公社。刚被接进村的时候，正好碰上一个姑娘牵着她的盲眼爷爷在路边卖唱。从口音可以听出他们是从被共产党称为“革命老区”的陇东两当、会宁一带来的——当年习仲勋在这里发迹，中共红一方面军(即毛泽东率领的所谓“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也是在这一带。 在毛泽东时代，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几乎到处可见从习仲勋当年建立的“革命老区”来的要饭者，而且手里都持有盖着某某公社“革命委员会”大印的“介绍信”……。 盲眼老汉一遍一遍地用《陇东道情》的调子唱道:“一唱毛主席，吃饭就想起了你，大米白面有地是，肚子吃得饱饱地；二唱毛主席，行路就想起了你……” 每唱完一遍，就跪起身来向围观者哀告着:“人都饿得路也走不动了，行行好给上些吃的吧，给上些吃的吧!” 姑娘则把手里的一只破碗伸向每个人的脸前。 姑娘少说有十三、四岁了，但下身没有穿裤子，上身一件千补百纳的破棉袄上垂下一块烂布条用以摭羞。 几个自己也是衣不遮体的小伙子猥亵地调笑那姑娘:“丫头，你把袄往上撩一下就给你个馍馍。” 在村子里，笔者听到一个老妇人说话居然是四川口音，生产队长介绍说，这老婆子来我们这搭已经四十年了，刚来的时候，头上的虱子都滚成了蛋蛋，两个脚磨烂了的地方爬满了下蛆的苍蝇。身上没件衣服，就是一条破毛毡中间开个洞从头上套下来裹着身子。她现在的丈夫那个时候是这村里最穷的一个，一直没有钱买彩礼娶婆姨，所以就把她要了。 四十年过去后，村里仍然也没一人知道这个当年的女红军战士到底叫什么名字。因为收容他的男人姓焦，所以从老人到孩子都称她“焦家婆姨”。 “她怎么也没生养?”我问。 “红军被打败以后，象焦家婆姨这样的女共产党只要落到马匪手里，哪个都要被几十个回回兵轮着日(奸污的意思)过，身子都坏了，哪还能养出孩子?”队长回答说。 在公社里，，我问民政干事，为什么政府对焦家婆姨那样的人不能给点照顾。民政干事告诉我，整个永昌县里几乎每个公社都有这样的人，仅南坝一个公社就有二十多个，多数都是女的。政府一是没法证明这些人的真正来历；二是上面从来没有指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象焦家婆姨只能凭一口四川话证明自己的来历，别的公社还有几个身上至今保藏着当年的共产党党证的老婆子呢。那党证虽说是马粪纸印的，但上面确实也画着镰刀斧头。公社干部要替她们把党证送到省档案馆核对，可她们都死活不肯交。 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中国共产党当年也还曾有过党证。 当年的这个“焦家婆姨”并不是最惨的。另外一个生产队召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大会”时，笔者亲耳听到被押上台接受批判的“黑五类分子”，一个“戴帽子”的“富农婆”在会上坚持辩白说她当年是红军战士，被马匪打散以前入了党，还交过一次党费。因为她当时被打伤后躺在死尸堆里，所以幸免没有被回回兵捕获。当地人把她救活后即就地下嫁，没成想她嫁的这个人在共产党1949年发动“土地改革”时，因为有二十多亩地被定成了富农成分，她本人也成了“富农婆”。 每次开斗争会，她都要哭诉解放前她跟着那个富农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天天挨打受骂，原因是那富农接她回去的当天晚上发现她早已经被“破了瓜”(即不是处女)。 贫下中农们由此要求她控诉国民党匪帮对她的迫害，她却坚持说自己从没有被回回兵糟蹋过，被“破了瓜”是因为在革命队伍里的时候被首长召去“关心首长身体健康”所导致。首长亲口跟她说过，革命成功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娶她为妻。她到底没有等到这一天是她自己没有福气，但也不应该把她当成坏人对待。 因为这番言论，贫下中农们认为她态度不老实，所以别的“地富分子”大都陆续被“摘了帽子”(即恢复其公民权)了，只有她仍然还是“阶级敌人”。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被统称作“黑五类分子”，要接受“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管制。“党的政策”规定他们同被监外执行的刑事犯同等待遇，但实际上还不如。 表现好的“黑五类”可以被“摘掉分子帽子”，结束管制，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对待。但政治上被歧视实际上是终身的，而且还要殃及子女。 后续的介绍内容，留给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卢沙野预设的听众不是西方世界，而是习近平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接受法国媒体访问，电视主持人罗契宾问及乌克兰问题，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根据国际法，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卢沙野还说，必须由中国人决定台湾的命运，坚称唯有“对台湾人实施新疆式的再教育”才能“清除分离主义”。随后，当主持人提及毛泽东屠杀数百万人民（其实是数千万）时，他更怒呛主持人没读过书、是拿八卦消息来诡辩，宛如一匹威风凛凛的战狼，恨不得立刻将对方撕成碎片。 卢沙野的这番言论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几乎等于否定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十四个国家的主权地位，而这些国家全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这些国家不是主权国家，中国为何与之建交呢？ 中亚的那几个带有“斯坦”后缀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依赖俄罗斯，在经济上依赖中国，从“一带一路”中获利甚多，自然不会发出抗议。但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外长纷纷向中国提出抗议。立陶宛外交部长蓝斯柏吉斯在推特发文表示：“如果还有人仍想知道为何波罗的海国家不相信中国能‘调解乌克兰和平’，这里有位中国大使主张克里米亚是俄国的，而我们国家的国界没有法源。”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林克维奇斯谴责说：“中国驻法大使有关国际法和国家主权的评论令人完全无法接受。我们要求中方作出解释，并完全收回这份声明。”爱沙尼亚外长萨克纳则称这种说法是“错误且对历史的误解”。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也谴责此言“令人无法接受”。 法国舆论也为之哗然，马克龙访华的“成就”被大大冲淡。蒙田研究所顾问高德蒙等多名学者指出，卢沙野的论述意外揭露了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真正态度。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执行总监杨雅喾指出，“该是时候认清中国是俄罗斯的盟友，必须受到制裁和惩罚”。开放外交研究所创办人费里雍呼吁说，法国外交部应当召见卢沙野，“提醒他我们主权国家是如何运作的，无论是基于道德或是策略考量”。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特鲁斯评论说，“我如果是北京政府，让他搭乘下一趟班机立即回国”。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卢沙野的言论是其“个人意见”，而非中国的官方政策，试图以此为此事降温，但按照中共内部的权力逻辑，卢沙野不仅不会受到批评乃至降职、免职，更大的可能是，等风头过去后，他反倒能得到习近平的丰厚奖赏。这不是他第一次下注成功——此前他在任驻加拿大大使时，就对孟晚舟案发表强硬言论，谴责加拿大政府甘当美国的走狗。于是，他很快升任地位更重要的驻法国大使。 卢沙野不是口无遮拦的匹夫，他是精通权谋术、步步为营、锱铢必较的高级官僚。他不会胡言乱语，自找麻烦，让自己丢掉乌纱帽。他的每一句公开发言都是有的放矢、恰到好处。他一点也不担心触怒观看电视节目的法国人及西方人——在他眼中，这些人都是无足轻重的无名小卒（nobody）。他心目中的潜在听众只有一个，那就是坐镇中南海的习近平，他只需要讨好习近平一个人就够了，因为决定他命运的只有习近平一个人。 卢野沙就是习近平如臂使指的“分身” 卢野沙当然不会被习近平召回，这只是西方人对中国体制太过善意的想像。只有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的人，才能洞悉中国体制的运作模式。对此事件，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和美国海军学院教授余茂春都有精准的解读。 矢板明夫指出：“卢沙野毕业于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外交学院’，有多年驻外的经验。能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升到副部长级的驻法国大使，说明他绝不是口无遮拦的大嘴巴，他最知道‘什么时候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在独裁体制下，官员胡乱发表意见，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卢沙野对媒体讲的内容，应该是习近平政权的认识，他甚至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授权。”矢板明夫还表示：“卢沙野也不是第一次语惊四座，一年多前他提出了应该要对统一后的台湾人进行‘再教育’，也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他却毫发无损。而且卢沙野还是最近中国外交部的‘大功臣’，前不久法国总统马克宏访问中国、按照中国提供的剧本发表了一通演说，给足了习近平面子，这和卢沙野事先在水面下做的沟通准备工作是分不开的，相信卢沙野应该得到了内部的表扬。说不定回国升正部级的可能性都有了。” 余茂春也认为，卢沙野认为乌克兰等十四个前苏联国家没有主权国家地位，并非一时说漏嘴，而是反映了中共内部对国际局势的一些根本的看法。“中共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就是：整个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对共产主义国家，像中国，是敌视的。所以邓小平说要韬光养晦、要卧薪尝胆，翅膀硬了之后，就要改变这种局势。那么习近平现在就觉得，《国际法》和二战以来存在的世界秩序，中共要去推翻。卢沙野讲的这些话反映出这种心态。”余茂春进而指出：“中国要去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习近平讲得很多了，叫‘全球治理体制’，他觉得中国要起主导的作用。最近几年，中共的外交官非常活跃，在国际论坛上也不再遮掩，上电视台去为自己国家的政策辩护。中共高官说出的话反映的是共产党的斗争意识、共产党所持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 早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政治局专门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讲话中称中共要推进“全球治理体制改革”。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潜台词就是说，“美国方案”已经过时失效了。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声称“中国方案”为各国“指明人间正道”，进而推出所谓的“全过程民主”，与西方“选举程序民主”打擂台。 二零一九年五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九篇署名“钟声”的反美评论。这一系列评论认为，从无视规则、零和博弈、逆势而动、拒绝竞争、唯我独尊，到双重标准、言而无信、一意孤行、自作聪明，倘若美方由着性子定要“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是选择了一条自弃之路，这条路注定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失败！当年，毛泽东点名由邓小平主持完成反苏“九评”时，每一篇在发表前毛都亲自修订；如今，习近平是否如毛那样对反美“新九评”字斟句酌，外人不得而知，但正如卢沙说出的是习近平的心里话，此反美“新九评”也尽显习近平踌躇满志、睥睨天下的豪情壮志。深得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习近平，已然要像毛那样“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要重建一套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了。 在此意义上，中国不再假扮“负责任的战略伙伴”，而以“破坏-重建者”自居，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大破大立”。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指出，美中比美苏更接近“热战”，至于深度方面，美中对抗甚至可以叫做“寒战”——因为当年苏联被禁锢在铁幕后面，并未深深嵌入西方的贸易体系；而今天的中国已搭上全球化顺风车二十多年，并且在西方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一步步蚕食鲸吞，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若干规则。美国不能继续对中国抱以任何不切实际的期望，必须正面应对这一“超纳粹”政权的挑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26日，习近平应约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通话后双方立刻行动：中国迅速公布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赴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沟通；泽连斯基则任命帕夫洛·里亚比金为新任乌克兰驻华大使。自中国在2月提出乌克兰和平建议12点方案以来，美媒已经判定中国要与美国争夺世界影响力。消息甫出，《华尔街日报》（WSJ）再次评论：《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再展中国扮演全球和平缔造者雄心》，这比此前认为中国要“扮演世界大国这一角色”更进一步。不过，近两月WSJ与《纽约时报》多篇类似评析读下来，我觉得醒悟太迟，美国如果能够提早十年认识到这点并采取相应行动，世界局势或是另一番光景。 韬光养晦的转折点并非今朝，在十年前 《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WSJ，3/23/2023）一文指出：“随着习近平开始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中国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上表现得越发大胆，长期以来采用的韬光养晦策略发生转变”，除了介入俄乌冲突以及沙特与伊朗的纷争，过去几周，习近平还提出了拓展其对世界愿景的三项新倡议，分别是《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全球安全倡议》(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和《全球文明倡议》(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这三项倡议虽然缺乏具体内容，但其广泛的理念寻求将中国定位为这样一个国家：那些警惕于美国霸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与中国做生意，可以向中国寻求安全保证，可以从中国这里获得尊重。 文章提出的论据很正确，都是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判断的时间点错了，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策略不是在习近平统治时期，而是在外界认为很温和的胡锦涛时期。尽管这种放弃是个渐进的过程，但却有非常明显的标志性事件。那就是2011年夏威夷APEC峰会，在这次峰会上，北京非常明确地发出国际战略新定位信号，要从“与国际接轨”转变为要“主导国际规则”。 在2011年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参与制订，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 对于这次碰撞，国际媒体集中报道“Obama to China: ‘Enough’s Enough’”，却忽视了庞森官阶虽然不高，但他的话却并非个人意见，没在意中国国内官媒对庞森答奥巴马的话一片欢呼，《中国外交部强硬宣言：中国无义务遵守他国“准则”》这篇报道充斥各大网站。我当时写文章指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后来者，大多数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都在中国未加入前就已经成立，这些组织的规则包括《联合国宪章》，中国都未加入制订，如果按庞森的表态行事，中国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 美国忽视中国两度要成为“国际规则主导者”的声明 此后，中国持续不断发出中国要成为国际规则主导者的信号。2014年APEC峰会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中国赢得区域反腐主导权，北京将此看作一项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承认，人民网当年11月8日发表《中国为什么如此看重APEC：从被融入者变成主导者》，认为“2014年APEC会议是中国改写国际游戏规则的开始”。 北京对中国国际新战略这两次重要的表态，美国并未真正重视，严重低估了中国想改变国际规则的决心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任职的8年内，他只在2011年APEC峰会上，对中国不遵守国际规则表达过一次强烈不满，但对华战略仍然不变。2015年9月25日，奥巴马在白宫欢迎习近平时仍然致辞：“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以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负责任参与者角色的中国的崛起”——这是美国长期奉行的“接触、影响、引导中国进入西方体系”的对华政策的经典表述，美国朝野显然没在意中国在2011与2014年两次APEC峰会上的明确声明，未意识到中国不仅不想被美国“引导进入西方体系”（即“与国际接轨”），还要改写并主导国际规则。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的韬光养晦，事实上在胡锦涛后期已经结束，只是西方社会有意忽视。 迟到的认识与被动的应对 只有到了现阶段，中国明确挑战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美国拜登政府才开始考虑如何应付这种挑战，媒体的焦虑显然比白宫更甚。《纽约时报》4月21日发表《习近平如何“双管齐下”应对美国》，该文指出中国如今同时使用两种手法对付美国，一方面公开诋毁美国，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盟友的联系，还获得了马克龙的的强烈回应——主张欧洲要有战略自主性。巴西总统卢拉对华态度也非常积极，今年3月29日，中巴两国宣布达成双方贸易以本国货币结算，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介的协议。在4月中旬的访华行程中，卢拉称中国是当今世界政治、经贸、科技等各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卢拉还表示，巴西致力于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战略高度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 对习近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会见了六位世界各地的领导人，WSJ在4月18日的《习近平寻求以一连串外交活动撼动大西洋两岸的团结》做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正探寻西方共识中的裂痕，并加强与老朋友的关系，寻求抗击他所说的中国遭受的遏制。而马克龙提出欧洲战略自主，严重挑拨了欧盟与美国的关系。 WSJ在《中国开始扮演世界大国角色》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谋求大国角色的主要动作就是充当国际冲突的调停人。在中东地区，中国显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国促成沙特-伊朗这对多年仇敌坐下来谈判，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形成严重挑战，文中引用Mastro（著名智库美国企业研究研究员）评论：这一成果足以让美国感到非常尴尬，中国还试图向世界表明，中国不是威胁，美国才是。在《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上升，达成多项能源协议》（WSJ，4月22日）一文中，则分析了中国在中东影响力增强的影响：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成为影响力更大的斡旋者，与中东各方达成的交易将使中国政府能够实现能源供应的多样化，并获得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中国的公司也有机会在长期由西方公司所主导的能源行业的多个领域接触到技术专长。 除此之外，中国还踌躇满志的准备促进巴以和谈。4月17日，中国外长秦刚与巴以两国外长通电话时，称中方对当前以巴紧张局势感到担忧，根本出路是恢复和谈，并鼓励以巴双方拿出政治勇气，迈出恢复和谈的步伐，中方愿为此提供便利——为了促进巴以和谈，美国花过无数力气，还颁发过好几届诺贝尔和平奖给以巴两国领导人。 美国现在有了迟到的认识，但却正逢一个大坎：2024年总统大选。鉴于美国国内现在处于价值观严重对立，矛盾尖锐，执政的民主党需要全力应付大选，能否有效应付中国这些咄咄逼人的挑战，有待观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据报广东省准备动员三十万知识青年，重走上山下乡之路，其实这都是广东地方官拍马屁的招数，本身没有可操作性，只是借此显示他们没有躺平，还在努力做事而已。 习近平是毛时代的上山下乡知青，曾标榜自己挑二百斤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真神人也，笔者在农村秋收时用尽吃奶力气，挑一百四十斤，走十米田间路，已经受不了）。此外又吹嘘他经常走十里山路到邻村知青点去借外国文学名著，还举出一串各国著名作家的名字。可惜他读那么多世界名著，并没有从各国历史文化那里汲取一点精神营养，英美法俄的近现代文学名著里，那些民胞物与的人性关怀，平等开明的理想情操，他都没有丝毫“得著”，否则，也不会有他独裁统治下的今日中国了。 广东地方官推出知青下乡，还要订立三十万名额以示规模巨大，目的只在取悦习近平，表示他们正致力解决社会难题，表示他们从习近平个人的“光辉历史”里找到施政方向。 现在的地方官，一心只为自己的仕途操心，根本不理会真实的社会情况，也不考虑政策扰民，更不会周详研究政策的可行性。一个政策推出来，讲得天花龙凤，动静很大，结果通常偃旗息鼓无疾而终，而官方与民间，也从来没有人去追问政策落实的情况，没有就没有了。 当年汪洋刚到广东担任省委书记，就提出“腾笼换鸟”的政策，意在赶走低端工业，引入高端工业，当时我在某报写专栏，就曾质疑这个政策的可行性。经济活动都是市场决定的，什么企业来什么企业走，自有不得不如此的经济与社会规律决定，不是人为操弄的。把旧的鸟赶走，新的鸟不来，那鸟笼岂不是要空在那里？ 三十万知青大军下乡，目的是解决城市大学毕业生待业的难题，但把他们赶到乡下去，能解决他们的职业难题吗？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不只是糊口，更重要的是一生的理想，个人价值的实现。把年轻人赶到乡下，不可能再叫他们去务农（连农民工都不肯务农了，何况大城市的独生子女？），只是让他们去挤占中小城市的就业机会。然后，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又要被赶到基层小乡镇，基层小乡镇的年轻人，又要被赶到农村，那农村失业的农民工呢？他们岂不是要面对更残酷的命运？ 所以整个政策根本狗屁不通，只是鬼画符的自欺欺人，也只有习近平这种心性的人，才会被底下这帮昏官糊弄过去。 当年知青下乡，根本不是毛泽东所说的“知识青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很有必要”，根本是要解决文革后数千万红卫兵在城市闲散，没有工作机会，国家要花钱养活他们，又担心他们在城市生事作乱，因此把他们都赶到农村。让强力劳动摧毁他们的心志，让困苦的生活磨灭他们的理想，如此共产党的江山才坐得安稳。 今日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在城市工作生活皆无著落，日子久了难免生事，成为政府的后顾之忧，因此把他们赶到基层乡镇和农村去，分散管理，免得在大城市成为动乱根源。 但今日农村与五十年前已天差地别。当年是集体经济，生产队长集权，一个村子安置十来个知青，有公家的房子可供居住，与农民一起出工，干的是集体的农活，集体计工分，秋收分配口粮，安置上没有太大困难。现在三十万知青下乡，叫早已私有化的乡村如何接待？ 回看历史，最先从中共统治下觉醒起来的，就是知青一代。文革被老毛利用，打生打死，文革未结束，又被老毛用完即弃，从“革命先锋”变成“被教育对象”，在农村吃足苦头，看不到未来，人人精神苦闷，内心不满。再加上大量空闲时间看书，私下质疑现实，就那样为改革开放积累了思想启蒙，又成为八九六四学运的社会基础。 中共党没有接受历史教训，三十万知青下乡，又是在为自己培养新一代的掘墓人。 广东推出三十万知青下乡的政策后，全国大多数省市未有样学样，证明各地官僚们对这一政策的可行性都持怀疑态度。再往后，广东又将如何推动？如何强迫诱使﹑软硬兼施？又有多少城市青年会接受这样的安排，那就拭目以待了。 习近平自己做过知青，他的“光辉形象”启发了广东地方官，重推知青下乡，只不过是一种曲线献媚的手段而已。广东省委不会当真，习近平也不会当真，我们也大可不必当真。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尽管中国穷兵黩武，军费连年高涨，海军舰队迅速扩张，但用中国海军的数量和吨位，就能够准确评估它的实力吗？对一个拥有成熟海军的大国来说，大型军舰的多寡，确实是衡量其海上军力的基本参考。但是，对一个菜鸟海军来说，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笔者1月23日在本台发表的文章《中共对台威胁，实力究竟如何？》，介绍了中国海军主力战舰的“三无”（无经验、无资料、无专业人员）状态。今天这篇文章进一步介绍中国海军训练的形式化和“走秀”化现象。 一、为什么美国认为中国攻台军力不逮？ 中共如果目前要打台湾，它真能做到吗？中共宣称，按照海军的军舰数量和吨位，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海军力量。但是，军舰是非常复杂的机械组合，其武器系统就更加复杂；能不能有效地操纵新型大舰，取决于全体舰员的整体素质，而训练舰员则需要舰上军官的高水准和长久时日。要把一支海军建成战力充分的部队，实非一时之功。 二战时期唯一快速建军的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当时也号称世界第二。那不是自我吹嘘，而是用海战中消灭英军的远东舰队、与美军太平洋舰队一度打成平手的实绩证明了的。日本海军的快速成军，首先靠的是在欧洲订购大批战舰，再自行仿制；更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当时的高级军官都在英国接受过海军学院的正规教育，或曾担任驻外海军武官，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和战略分析能力，英文都非常流利。也就是说，日本海军精英的战略和战术基本素质，是从英国直接引进的。日本海军照搬了英国海军的所有条令，甚至军官的舰上餐饮基本西式，采用着正装就餐之礼仪，以及军乐队的配置，全都是模仿自英军。 即便能走这样的捷径，日本海军也看出了舰载机决定海战胜负的海战战略转变，却还是苦练十几年之后才形成了战力。而中共海军完全没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海军的高级军官，只能在摸索中自我培养，没有国外受训或就职的经历，其视界、眼光、海军条令方面的知识、对各国海军作战经验的了解，都是“野路子”。这样的速成海军，在大型军舰的舰员训练、舰队日常训练和作战训练方面，天然地存在巨大的短板。而这样的短板，当海军舰队一旦投入作战，将无疑是致命的。 最近美国的一家与军方关系很深的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报告，题目是《打赢系统战：中国对美中军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这份报告的结论是，解放军在与美国军力差距的自我评估上，自认有许多不足之处；与美国相比，它认为自己是能力较弱的一方，因为它在“信息战和体系作战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进步”。 这份报告指出，由于解放军的组织文化及改进措施的制度复杂性，必要的改革落实得不够快，而且很可能也需要更多时间，这尤其影响到解放军与其基准参照物美军的军力对比。报告说：“这些自我评估促使中国对有关潜在大国冲突、也就是因台湾地位的冲突的风险，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 二、武统不通，启动和统？ 当下中共对台湾志在必得，与习近平内政无望、又急求建功的心态有很大关系。今天台海两边的关系，因为习近平的急功近利，而变得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同。毛邓时代，中国的海军只是近岸小艇小舰，实际上不具备攻台能力，所以中共在古宁头战败之后，除了炮击金门之外，并没有武力进攻台湾的计划；江泽民时代也基本上如此；一直到习近平当权的年代，中共海军才迅速膨胀，于是，武力攻台的战略构想就形成了雏形。 时过境迁，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自认的所谓“九二共识”，不管两岸作何种解释，早已成为昨日黄花。台湾最近出现了“对中共多顺从，两岸就会和平”之类的说法，这是故意歪曲中共的对台意图。习近平对台湾的对共“温情派”之要求，其实非常清楚，即“尽快统一，交出台湾，铲除民国”。前两年中共在策略上侧重武统威胁，最近开始启动和平统一，手法各异，目标不变。中共的军机、军舰扰台，实际上是当前暗中谋划和平统一的配合策略。 为什么现在中共开始侧重和平统一？不仅仅是因为，如此实施，中共就没有任何代价；更重要的是，中共领会到了美国阻挡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意志。《自由亚洲电台》3月2日报道，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印太安全问题举办了研讨会。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Ely Ratner）和国防部负责南亚与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福特（Lindsey Ford）等军方高层参加了会议。瑞特纳在发言中指出，美国与盟友会持续强化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军事吓阻能力。他引述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Kathleen Hicks）的话说：“（我们希望）当北京的领导人起床时，他们会知道，今天不是侵略的日子。我们的分析是，中国领导人现在确实是这么想。美国的吓阻强效且有力，我们希望能一直维持这样。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 当时有与会者提问，美国国防部是否有信心持续吓阻中国，让中国在2030年前不敢攻打台湾？瑞特纳对此给予了正面回应：“是的，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不会很简单，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中国的军事能力正在增强，中国的企图心也是。但我们会继续强化吓阻能力，让中国知道，侵略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是北京所无法承受的。” 最近，美国的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给国会的2023年《年度威胁评估报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说，“2023年，北京将持续施压，并可能提供一些诱因，使台湾朝统一方向移动，中国使用有协调的、全政府式的工具来展示实力，并强迫它的近邻默许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区陆地、海洋和空中的声索，以及它对台湾所宣称的主权”。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有关“美国在全球面临的威胁”的听证会上也说，“我认为，中国偏好和平统一是真的，因为那避免了试图以武力解决这个议题的风险和高代价”。 三、山东号航母编队演习的真实任务 最近，从中共再度环台军演来看，它出动了山东号航母编队到台湾的东南海域活动。外界观察，似乎这次的演习好像有一点象是例行公事，摆摆样子就算了。事实是，最近中共军方媒体披露，山东号的这次演习，其实只是初级训练而已。 中国海军虽然已经有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航母在服役，但辽宁号是训练航母，没有能力承担战斗任务。因此，山东号航母就是中共目前唯一的作战航母。那这艘作战航母目前处于什么样的训练水平呢？它下水不久，就已经能承担作战任务了吗？ 4月10日中共的央视引用共军东部战区发布的新闻，以“山东舰首次参加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为题，简单介绍了山东号航母编队的训练内容。据这一报道，共军东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指挥了这次演习，有多个军种、兵种参与。笔者认为，中共官媒所说的多军种，应该是以海军为主、空军配合；所谓的多兵种，除了空军的电子侦察机和电战指挥机之外，还包括了山东号的舰载机航空兵和水下的核潜艇等军种。 这条新闻指出，此次航母编队的演习任务是模拟实施联合封控、信火打击。笔者的解读是，其“联合封控”的任务是用水面、空中和水下的飞机和舰船，对台湾东南部巴士海峡实施封控演练；其“信火打击”指的是对台湾和美军实行电子信号干扰和火力打击。 如果单从其演习任务来看，这支航母编队似乎已经具有了初步的攻击型战力；但从演习的具体目标来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则新闻提到，此次演习的具体目标是，“全面检验部队在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的联合侦察、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 也就是说，这次山东号航母编队的演习，主要是试图达到三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其一，试验陆上的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与空中飞机、水面舰船、水下潜艇之间的战斗通讯联络，实现指挥中心对演习各单位的有效指挥；其二，试验空中飞机、水面舰船、水下潜艇之间的实时通讯联络，从而避免各自为战，实现这三部分战力的联合行动；其三，试验供给船队为水面舰船和水下潜艇的动态油料补给，所谓的动态补给，是指供给船与接收船舰在不停航、风急浪大的状态下完成油料的供应。 很明显，这样的演习仍然属于初级训练，并非战斗演练，而是海军远洋出海所必须的基本功训练。没有这样的基本功，这样的编队就算在编制上组成了，也不具备出海能力。从这一步出发，山东号航母编队的基本巡航训练，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而完成了巡航训练，才谈得上进一步的作战训练。这就是中共海军目前缺乏战力的证明。 四、习近平对海军的最新训示暴露了什么？ 4月13日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到广东湛江的南部战区海军机关作了训示。他的讲话当中提到了这样几点： 第一，习近平强调，海军“要深化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创新作战概念和战法训法”。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中共海军的演训至今都未能以战争状态和战斗训练来组织，也就是说，对战争的对象（当然不止包括台湾，也包括美、日海军）和战争的进程，以及战争对中共海军的要求及难度，缺乏战略层面的思考和认知；其二，中共海军的训练方法目前仍然是单纯的常规演练，所以有点象“摆拍”，虚练而不实用。 习近平讲话中强调的第二点是，“要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突出抓好重点课题专攻精练，提高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这句话有三层意思，其一，中共海军出海演练，它的假想敌预设显然十分浮夸，把中共的军力夸大到无与伦比，敌手一触即溃，所以缺乏与敌手海上对抗的实战构想和对战失败的自我评估；其二，中共海军的演练，往往只有浮于表面的动作，但是却没有精炼，这样的演习有点象假练；其三，中共海军现在的训练水平还有待提升，因为并没达到实战需要，因此也不具备针对敌手的实战能力。 习近平在这次训话中最后提出，“要大力发展新型作战力量和手段，把握新质战斗力建设特点规律，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这句话实际上讲出了中共海军的根本弱点，那就是，它虽然有一些新装备，比如舰载机、飞弹等，但这些装备的运用并没达到战时所需要的熟练程度，也与海军进入飞弹作战时代之后所需要的“新质战斗力”有很大差距；换句话讲，中共仍然在探索海军舰船进入海上战斗状态以后如何自保，又如何有效地形成“实战能力”。 习近平在湛江的这番讲话给了台湾一个启示：中共的战争准备，所谋甚大，绝不仅仅是攻击台湾而已；习近平所要的海军战力，主要不是针对台湾的，而是针对美军的，它在准备与美军和日军对抗。中共若和平统一台湾，不仅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长期的悲剧和痛苦，而且台湾将变成中共对外扩张的桥头堡，会被中共拖入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大地又发了神经，960万平方公里遍及城乡处处毁林造田，大批的林木山上山下尽数被毁，连同熟了的果园，丰收在望的麦田，还有竹园菜地，荷塘鱼池。推土机，挖掘机，机声隆隆，日夜不停，绿洲变荒漠，农民欲哭无泪。此为农村景象，都市也不能幸免，城市的公园，小区的绿地统统都被翻耕成田，居民敢怒不敢言。 在所有的疯狂中，成都造价百亿的绿道几天之内被推铲平更是刷新了记录。这条环城100公里的生态公园，串联了121个公园，拥有二万亩水系，341亿，费时6 年打造起来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绿道，被媒体称作：天府绿道再现蜀川画卷千年盛景的梦想。然而这一盛世梦境，成了黄土荒漠，要打造10万亩水田。有人统计，按10万亩水稻田最高收入计算，一年收入为7700万。换言之，341亿元的绿道成本，需要10万亩水稻田442.8年的收入方可平账。当然中共是不算经济账的，算的是政治账。那么是什么让曾经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习近平，忽然之间不要金山不要银山要土山了呢？这就是中共今年一号文件所再三强调的粮食安全。 中国目前年生产的粮食为6、8亿，每年消耗的粮食为7、8亿吨，缺口一亿吨，这个数字并不是很大，通过进口可以弥补，而且国际市场粮食价格要比中国粮食的收购价便宜得多，质量也好得多，完全不必为了自产自食而退林还耕，作出这样大的破坏。人们对与习近平的怪异与疯狂得出唯一的解释是习近平要开战。从现在的国际环境与文明来看，即使开战，封锁一切不会封锁粮食出口，这是最低的人道主义。当年大饥荒中苏对抗，中共称苏联逼着还债，只能将粮食产品作价运给苏联，实际情况是苏联提出暂缓还债，国际社会也希望出口粮食救中国人民于饥饿之中，但是中共为了面子，为了要与帝修反争一口气，不顾百姓死活而拒绝。再看看今天俄乌战争，乌克兰的粮食出口虽然出现了一些困难，但基本还是正常的。那么习近平为何作如是想，非要毁林造田不可呢？只能说习的思维还停留在毛式备战备荒的思维上，甚至停在一个老农式的思维上，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但是备战备荒，要打仗的是习近平，而不是美帝。两岸开打，要打的是中共，而不是自保的台湾。中国是如此之大，之强，在当今世界，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要打到中国来。 退林还耕的疯狂运动中，各级官员雷厉风行，他们是不是也是与习近平一样的思维呢，当然不是，他们知道利害关系，算得出账来，但他们算经济账更算政治账，算经济账，哪怕毁林后黄沙滔天，哪怕造出来的田颗粒无收与他没有一分钱的关系，算政治账，只要紧跟习近平的指示就是政治正确官途平安。当今的中国是习近平一人之中国，众人皆诺诺，无一人之谔谔。一人发神经全国皆疯。大凡只要有正常的头脑，稍许的常识都知道退林还耕，这个耕要多少年才能成耕，且习这个耕还是田不是地，又要多少水才能养地成田。退林还耕毁的是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林，习父习仲勋陵园那四万亩地却纹丝不动。 海外水利专家王维洛针对时下的退林还耕说：“退林（草）还耕、水稻上山的结果是大面积的水土流失，造成地质灾害”。98年中国发生洪灾，是大面积砍伐森林造成的恶果，痛定思痛，于是提出“退耕还林”。二十年过去了才初见成效，水灾得到稍稍遏制。现在重又“退林还耕”，二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但习近平是简单思维，顾头不顾脚。为备战而备粮，为了备粮而退林还耕，重蹈祸国覆辙。习近平不知道的是即使不顾沙暴，不顾水灾，天翻地覆粮食还是掐在西方国家手里，因为当今的种子大都是转基因，不能自产种子，种子还得依赖进口，中国的农业早就在新科技面前被淘汰出局。但是有人敢于给他提个弦吗，当然没有。习早已是孤家寡人。 西谚：上帝要其灭亡，先让其疯狂。退林还耕正是习近平的中共政权最后的疯狂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编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十大），被称为习近平终身担任中国领导人的加冕典礼，是中国权力剧场的一个关键事件。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别邀请史丹佛大学吴国光教授剖析二十大。他将制度置于历史中，从三个层次进行解析：梳理中共党代会职能及运作的历史与制度，二十大的特殊意义，二十大对中国下一步制度变迁的涵义。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具有三大职能：确定党纲、修改或制定党章、决定中共最高领导层。然而，这三大职能实际上仅为形式，首先，中共向来是“不守自己规矩的党”，自毛时期起至今，党纲或党章从未在下一次党代会召开前贯彻始终，其约束性很小，而且修改与否并无实质影响。再者，无论党纲或党章都是在任领导人操控下的产物。由此看来，领导人的产生及权力再分配，似乎才是党代会核心。吴国光在《权力的剧场：中共党代会的制度运作》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2018，中文大学出版社）。 党代会是自我授权的橡皮图章 众所皆知，党代会也无法决定权力再分配，只是为高层在会前决定好的方案背书。更具体地说，中共是以拿在手里的图章“自己给自己盖印”。就此而言，党代会一如吴国光著作中所称的“权力的剧场”。 权力再分配方案如何产生？吴国光直言，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宣称为“人民的政党”，权力再分配都是在极小的暗室中决定，绝大多数的党代会代表如同你我，都无从确知内容，更遑论参与分配。那么，当权者何以让数千人之党代会乖乖接受其权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权力的剧场》一书中所特别强调的，以“制度操控”创造的正当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历史可以分成五个阶段。阶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时期党章、党纲及领导人，都来自苏联共产国际，因此没有所谓的操控。 阶段二：1935年毛泽东掌权至1977年华国锋召开的十一大。此时期毛泽东发展出一套“操控技术”，使党代会代表接受“由在任领导人制定且既定权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权力继承者华国锋在1977年仍依此召开十一大。操控技术，稍后论及二十大时将会提及。 阶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泽东后的变革时期，党魁胡耀邦及赵紫阳曾经想推进党代会代表的自主性，进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或中国所称的“差额选举”。 注更多因此这两次党代会都出现了“虽高层既定权力分配方案总体被接受、然而却有个别人选被否决”的意外。此阶段党代会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识确实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说是提供了党代会代表表达政治自主的机会。 阶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后，党代会名义上并未取消差额选举，却一步步发展并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确保“将进入下届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层级的人选”当选中央委员。换言之，原先“候选人数大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制度”不再具有实质意义。 阶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处 《权力的剧场》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书于2014年底完稿，内容涵盖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译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补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吴国光于2017年底完成增订版的文稿。吴国光当时即认为，中共十九大可能开启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阶段”，随著2022年10月16日召开的二十大落幕，吴国光认为支持了此观点。简言之，这个新阶段回到阶段二的情况。何以如此？吴国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个关键问题来说明。 第二，习近平能否如其所愿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吴国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至少有10位可确定为习近平亲信，另5人中，有2人马屁拍得最响，包括曾言“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将个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鸿忠、陈全国。而当时政治局常委会中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和习素无渊源，若再加入仅短暂于上海和习有共事关系的韩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赵乐际及王沪宁，整体而言常委会并不合习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标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众人都低估了习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并未预期他会逼退李克强和汪洋二人，并组成当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总理人选。自毛泽东晚年起，接班问题都是历届党代会最重要的议题。1990年代起，更进一步实现接班部分制度化。那么，习近平是否会进行接班安排？吴国光认为，习不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见的未来不会将接班问题提至常委中。 第三，习近平如何达成人事掌控？总体而言，习近平已经在二十大达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为手段进行政治清洗，并且掌握枪杆子、刀把子外，习时期“靠共产党起家”的高层政治菁英，对党体制的依赖，使他们消极上不敢以下犯上，积极上造反的成本过高，皆为重要因素。对照之下，毛时期共产党靠许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据山头。 此外，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历史时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头路的意思），使军队事务集中于党最高领导人，再加上中共体制依靠“暴力”掌握游戏规则的本质，都为习近平奠定二十大权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础。简单来说，毛时期是“暴力+大脑”，邓时期是“暴力+肠胃”，习时期则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断升级的暴力控制）。 被阉割的市场经济 吴国光认为，二十大后将开启经济改革的倒退。习近平除延续第四历史时期对第三阶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阶段的“经济改革”也会走倒退路，例如，采取“被阉割了灵魂”的市场经济，但仍不会全盘走回计划经济。为何如此判断？因为第四阶段对第三阶段的“反攻倒算”，并未取消名义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实质阉割。因此，市场的灵魂为依法制进行经济之“自由竞争”。“被阉割”意指二十大后一段时间内，中共将采取“国家化”、“计画化”市场，经济决策能力将被上收、经济法制能力将被掏空，形成“大鸟笼制”，也就是陈云所提的“鸟笼制”：不能不让鸟儿飞，但也不能放出去飞，而是要有个范围（鸟笼）让鸟儿飞。 至于对外关系方面，将如何变化？中共会将姿态放软吗？会采取两手策略吗？吴国光判断，中共并不乐意和国际脱钩，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导权下，保留和国际间的来往。以前几年中美经济脱钩情况看来，习近平一方面希望从过往掌握美中经济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权力；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借由脱钩，威胁美国分散之资本，使美国资本进一步威胁美国政权，最终掌握美中经济主动权。从二十大结束至今，已可见到中国向美国资本伸出橄榄枝，试图影响美国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权，这种“两手策略”一向为中共所惯用。 吴介民提醒，中国当然不愿意切断和国际联系，而为了确保获取半导体技术等技术更需与发达国家维持经贸关系，但美国已注意到这一点，并采取围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吴国光所说的，中共一向借由影响美国矽谷及华尔街资本，进而影响美国政治的手法，但美国未来对中国高科技抵制将执行至何种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认为美中对抗战线仍悬而未决，。吴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国“铁了心”持续执行抵制中国高科技，对中国未来总体国力将极为不利。 中国不愿切断与全球经济关系 应如何理解二十大后看到习近平强调对外开放、西方合作？吴国光指出，仍要记得“他手里拿著刀子”，中国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将刀子捅进你的心脏”，生活于美国或民主国家者必须特别注意。他也补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见习近平对科技的重视，例如，至少有4至5名纯粹“军工帮”背景者进入政治局。此虽体现习近平重视军工管理经验，但军工国防发展并不讲究成本，而科技发展讲求创意，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或“军工举国体制”恐仍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引入华裔科学家可能在3至5年内不会改变，但长期而言，在技术持续进步下，中国和世界的科技发展距离将扩大。 对于吴国光的“二十大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结束”论点，吴介民表示同意并补充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有“内外环境的搭配”，除了对内放权（无论水平或垂直之放权），对外搭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从1980年代开始，美国对中国开放其国内消费品市场，正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基础。然而，习时代在资本过度积累下，采取与西方模式渐进改革相反的路径，反而采取更集中国家资本、大规模推动“中国制造2025”及“一带一路”等政策，试图以更大力道推动发展主义式国家政策。 对此，吴国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来是党国资本主义，仍应注意党、国之间的张力，而党国与资本主义间的张力更大，这也是习近平特别关注之处，从中国官方严词批判逆全球化现象，可窥知一二。至于随著中国经济体量渐增、挑战美国霸权动机增强，吴国光认为中国已公开在第三世界国家及美国盟国范围中发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评于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义。吴介民补充认为，中国试图借此重新划定世界势力范围的界线，并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本土之外”的“扩大版自力更生”，来描绘中国目前的经济总战略。 ▍听众提问 后疫情之开放困境？ 清华大学社会所陶逸骏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国除发展出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经济之外，更扩大许多和体制存在依附关系之群体，加上难以放开的困境，中国未来将如何运转？吴国光首先回应，无法忽略疫情运作背后可能存在安全及社会控制等考量，若确实如此，那么猜测控制体制完备即为放开之时。其次，习近平采取“底线思维”，意即以最差情况为准备，在此基础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内为其底线，“关键技术要攥在自己手里”等则为体现，从这个面向更能理解习近平的行事方式。 对于陶逸骏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两手策略回应包括台资或外资的情况，吴介民说明，过去采取一定开放程度的“寻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国整体发展前景不佳，“租金链”已经重组。若以习近平上台后广东要求包括台商在内的外资补缴社保、公积金等作为来看，原有租金链的分配机制已不再适用，此部分仍应密切观察。吴介民在回应线上提问时补充说明，在劳力密集产业上，中国技术已有所发展，因而限缩了传产台商的发展空间，身为台湾人的“身分资本”也已大江东去，近年中国对台商的需求著重于半导体产业上，希望借此提供短期优厚诱饵，吸引更多技术及人才。 吴国光则点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国前景，以及因为进入中国的竞争者减少，因此选择进入中国的“冒险家”群体。然而，若从日本于国际间因为天安门事件制裁中国时趁势进入中国市场的结果来看，整体而言，日本并未因此获利或改善中日关系。吴介民对于逆向操作、大赚机会财的情形也有类似观察，至于未来该怎么办？他建议台资应谨慎思考出路。 习家军的限制与危机？ 线上参与者提问习家军掌权后可能的危机是什么？吴国光指出，习家军已将胡江人马赶尽杀绝或边缘化，并且全面掌握高层领导权，然而“壮大的队伍就会继续分化”，是习家军下一步可能的发展。其中包括彭丽媛、陈希、蔡奇等人都有明显影响力，若李强入主后，亦可能于国务院再组建一批队伍。吴国光认为，此一分化可能是习近平所乐见的，因为各自和习有联系渠道，就可于内部进行相互监控。未来五年可预期干部年轻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习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后，权力再分配的竞争将会更明显。 习近平之意识形态工作？ 阳明交大戴瑜慧提问习近平如何看待并执行意识形态工作？吴国光认为，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正持续退化，因此习近平所讲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仅是透过放大资本主义弊端，以维护共产党于中国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内，中国近年各大学及以下各级学校学生开始学习“习概”，即习近平思想概论，长期而言前景令人担忧。陶逸骏以过去在和中国师生交往经验中发现学生熟稔运用“毛概”话语等情况补充说明，确实不能低估学习“习概”等政治课于未来可能产生的效果。 另外关于“中国对外宣传大布局”，吴国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国人及有意到中国做生意的洋人为对象，但随著海外中国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较不接受，加上中国经济问题增加、财力减少，整体而言效果将会降低。 结语 本次的演讲虽然是“里外前后”，吴国光提出，“里”你我都无法见得、“外”处处都有、“后”大家较为关注，但做学术研究仅能从“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吴国光在演讲中对党代会制度进行梳理，并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后可能制度变革。与谈人吴介民则从产业面切入观察与对话，呈现中国二十大后可能的发展及可持续关注点。这些观点，都为身处“新柏林围墙”另一侧的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共体制、领导人及其他相关行动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线上演讲。吴国光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陶逸骏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罗琪玟是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生。本场演讲由陶逸骏策划和主持，罗琪玟整理演讲稿。）
迪士尼是童心未泯的美国人所创造出的全球奇迹，从电视到电影，它不只充满娱乐性，还经常兼具教育和鼓舞人心功能，它所标榜的企业精神，更让自己仿若进步主义的觉醒者。近期它和佛罗里达州政府之间关于特许经营权的官司，就被形容成是进步的迪士尼，力抗保守的州长德桑蒂斯（DeSantis）。 事件起因德桑蒂斯任内通过了“禁止校园（幼稚园到三年级）教授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内容”法案（《教育父母权利法》Florida’s 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 Act,），迪士尼随后便发表公开信，反对这部所谓“不要说同性恋（Don’t Say Gay）”法，明显和州长持相反意见。 年初，德桑蒂斯再签署一项法案，打算直接收回迪士尼位在佛州（奥兰多）长期享有的园区特许经营权。迪士尼首席执行长鲍勃·艾格（Bob Iger）于是指控这是德桑蒂斯对迪士尼“不要说同性恋”言论的报复。 迪士尼一方自然援引了美国用以保障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不应该有任何一家公司因为政治观点遭到惩罚。而迪士尼为表现自己捍卫企业价值的勇气，当德桑蒂斯宣布可能在迪士尼乐园附近盖监狱以及另外征收道路费后，立刻于加州迪士尼园区举办了场盛大的LGBTQ活动，显现出一家企业对政治打击的无畏无惧。 总之，迪士尼相信自己始终是在引领（或呼应）美国大众走向更多元、包容的世界。 但若想将迪士尼标举的“进步价值”移师中国，问题就又复杂多了。且就在迪士尼力抗德桑蒂斯时，大家对它过去多次向“C级审查（C即China）”低头的经验，也还记忆犹新。 包括当初为何需要在电影《奇异博士》中，将原著漫画里的“藏族老魔法师”改为凯特尔白人？为什么远赴新疆拍摄《花木兰》时，完全无视已广为人知的“中共新疆再教育营事件”，片尾甚至还要感谢新疆官方协助拍摄？美国笔会曾提出一份综合描述美国电影制作人“如何避免激怒中国官员方针”，为什么迪士尼刚好首当其冲？以及质疑今天“不提台湾、不提中国少数民族、不反对中国政治主张”，是否也是迪士尼创作的审酌尺度？ 身为全球娱乐业巨擘，迪士尼“预想北京审查员在想什么，然后自我审查”的模式，曾为美国电影制作开了不少先例，甚而为美国之外的影业“树立了标准”，包括遇到中国，利润往往可置于原则之上。 直到去年《奇异博士》2上映，片中因为出现“法轮功”字样，未能登陆中国戏院，该片仍能在全球开出好票房，而这是否就代表迪士尼将不再对中国式审查让步？ 今年四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Members of a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针对美国影业的中国因素举办了听证。与会的迪士尼执行长艾格在答复其“中国市场法则”时曾说：“（迪士尼）高阶主管们试图要在中国审查文化和政治要求（与迪士尼电影内容）之间取得平衡。我们承认这之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判断，而且我们并不都是正确的…” 可以听得出来，迪士尼的“中国市场法则”仍处于模棱两可、语焉不详。今天，中共透过“市场准入”操作以推进它地缘政治目的手段，对美国诸多企业还是奏效的，即便如迪士尼这样庞大的企业体，也会陷入中国市场给出的两难，尤其迪士尼贩售的不只是一项商品、一个物件，还有基于美国言论自由下的文化、艺术创作，它和中国审查文化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平衡？而这样的平衡，实际成本效益又该如何计算拿捏？更何况中国式的内容审查经常是隐晦不明，多是有求于它者自行领略。就像《奇异博士》2是因为“法轮功”字样才未获准在中国上映，到今天也都还停留在“合理的推测”。 作为不少人童年回忆的遗产，迪士尼尽管经常建构出某种价值观套路，却能经由随后新的作品再打破它，包括王子拯救公主、白人优于有色人种、二元性向框架等等…有多少人长大后也都跟著迪士尼从那些刻板印象中一起“觉醒”了。只是，假若以艾格在上述听证的发言，去对照他因捍卫企业价值而杠上德桑蒂斯，等于是一边苦思著自己产品该如何取得和中国式审查的平衡，一边手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倡言企业言论自由，这就又让人看到一家跨国大企业的双面性格。而倘若迪士尼对中国式审查存在任何妥协退让，它今天如此高调力抗德桑蒂斯，各界又会做何评价？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