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再放寬購房門檻 網民酸：放開也沒人搶
2026 年 8 月 8 日
全球去美元化今年以來有加速趨勢，造成這一現象的一個原因是美元「武器化」，即美國濫用美元地位，對它不喜歡的國家進行制裁，特別是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凍結俄羅斯央行的外匯儲備以及俄富豪在美國的資產。這使得一些專制國家的官員和富豪，還有那些自感可能被美國盯向的人，對將資產放在美國和西方國家不安全。 美元「武器化」所導致的去美元化也引起美國政商兩界關注。比如，財長葉倫承認，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正在給美元帶來影響，甚至可能危及美元在國際貿易中的主導地位。特斯拉主人、大富豪馬斯克發推評論，如果將一種貨幣 「武器化」的次數足夠多，其他國家就會停止使用它。對美元「武器化」最擔憂的國家，應該算中國了。美國會前不久通過的554法案提到，如果中共入侵台灣，將公布中共官員和富豪在美國的資產和存款，並將制裁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這一消息公布後，很多評論認為，美國的這一行動能有力震懾中共，阻止中共武力犯台。 我倒沒有這麼樂觀。若僅僅是公布和凍結中國的官員和富豪在美的資產和銀行存款，其在阻止中共武統台灣的問題上能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除非屆時將中國的近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以及近9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一併凍結和作廢，或許才會起作用。但如果真到這一步，中國可能也會將西方企業在中國的投資和資產凍結，有人計算，後者摺合成美元高達5萬多億，比中國的外儲和美債加起來還多。 當然，西方企業在中國的資產多以實物和技術的形式存在，不像外儲和國債的流動性強，可以隨時變現。而且中國凍結西企的在華資產，西方國家也會凍結中國企業在它們的投資和資產。這就是雙方報復。中國總的損失還是會比西方多。不過，鑒於這種雙方報復的數額巨大，我認為美國和西方國家未必會像對待俄羅斯一樣，也凍結中國的外儲，沒收中國的國債。 可話又說回來，正預感到美國會走這一步，中國在攻打台灣前會大幅減少外儲，拋售美債。中國已經連續多月在賣美債，從原先全球持有美債最多的國家變成第二，不足9000億美元了。 單就凍結中國官員和富豪的在美財產來看，威懾效果是很有限的，原因在於，能夠給習近平施加一定壓力的中央委員及以上官員的在美財產，特別是銀行存款和有價證券等，不會太多。過去，中國的官員尤其貪官，喜歡把贓款往美國轉移，覺得美國是保險柜。企業家和富豪也一樣。但自習上台後，加大反腐，嚴查官員財產，在黨內強化財產申報制，雖然該申報不對社會以及黨內公布，而掌握在中共各級紀委和領導幹部手上，但客觀來講，這個申報還是很嚴，條目細化，官員個人和親屬在外國的財產都要申報，如若瞞報，查出來會受處罰。在這種政治高壓下，相信高層官員還敢往美國和西方國家轉移資產的不多。尤其是政治局層級，包括副國級在內的中共高官，習肯定會明確要求他們及其家屬不準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開設銀行和股票帳戶等。至於習本人，為起表率，是不太可能在美國或瑞士的銀行有存款的。他幾年前就把在美國哈佛念書的女兒召回國，為的就是阻別人的嘴。 當然，不排除還會有中共的高官以各種方式將資產往美國或西方國家轉移。但在美國去年開啟制裁俄羅斯官員和富豪的模式後，尤其在美國國會出台554法案後，不等習近平的嚴令，他們自己可能就得考慮從美國轉移資產了。等到中共真打台灣，還在美國有財產的中共高官應該很少。 退一步，即便在美國有財產的中共高官很多，他們是否能夠施壓習也是存疑的。為什麼這麼說？若他們在牽制習上可以發揮作用，習也不至於走到今天。習的內外政策可以說首先不符合黨內多數官員的利益，但他們對他無可奈何，只能眼睜睜讓他失控。何況，對中共官員將在國內通過各種非法和看似合法手段得來的資產存放海外，中國百姓從來是很氣憤的，他們對美國國會通過凍結中共高官和富豪財產的法律拍手稱快，認為是幫了習反腐大忙，有所謂民意做後盾，習根本不會怕高官們的聯手施壓。 中共高官在美有大量資產的不多，但是副省部級及以下官員在美和西方國家有資產的總量會不少。可這部分官員對中央的政策所能起的作用更有限，他們更多是政策的執行者而非決策圈人，不可能去給習施壓。 假如台海戰爭爆發，美國對中共高官和富豪的資產凍結，受影響最大的另一群體是中國的富豪。相對官員在轉移財產的過程中會有很多禁忌，企業家和富豪就少一點。改革以來，後者一直在把國內賺到的錢轉移國外，存入瑞士的銀行等，習上台後，尤其在他的第二任期，財產轉移的速度大大加快。但是現在他們發覺，放在美國和瑞士等地的銀行存款和有價證券也不安全了。過去瑞士被認為是各種贓款的天堂，瑞士的銀行從來不問存款人的來源，所以中國的貪官和富豪喜歡把錢存放在瑞士。然而這次瑞士打破100多年的中立國規矩，配合美國制裁俄羅斯，以致也讓自己的銀行出了問題，瑞信發生危機的一大原因是原來在那兒存款的很多有錢人紛紛把錢取出來，導致它的資產儲備不足。這些把錢轉出瑞信的有錢人應該也有一部分是中國的官員和富豪。 我這幾天聽到一個朋友說起他的企業家朋友，最近在做的就是兩件事：回國以及從美國轉移資產。朋友的身邊經常有一幫「潤」在美國的中國企業家，他們基本上把資產都轉移出來了，去年的狀態是吃飯聊天，處觀望狀態，但今年在中國政府的政策發生變化，再次擁抱經濟後，找他聊天的少了，紛紛回去。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忙著把一部分資產從美國轉移出去，覺得不安全。轉移到哪兒呢？不是新加坡而是香港。認為新加坡也不安全，關鍵時候，新加坡還是要聽美國的；香港這個燈下瞎的地方眼下反而是安全的。因為中共要穩住香港，不能讓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倒下，所以暫時不會對資產採取限制措施。 從這個別事例來看，雖然從美國轉移資產的中國企業家可能還不是普遍行為，但也許預示著一種趨勢，對美國保護來自專制和敵對國的富豪的個人財產越來越不放心。美國和西方凍結俄羅斯富豪資產的舉措確實引起了爭議。既然保護個人私產被視為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則，也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立國的基礎，現在只是因為這些富豪來自對美不友好的國家，就有可能資產被凍結，當然會令他們不安心。事實上，就中國的情況言，那些把資產轉移海外以及「潤」出來的企業家和富豪，多半對習還是很不滿的，用實際行動「投奔」自由世界，現在他們的資產卻因為中國政府的舉措有可能受到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制裁，有違契約自由的精神。故美國此舉是否明智，可以討論。 （※作者為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介紹了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正是在通過對當年「西路軍」的歷史的發掘，得出了「黨內鬥爭如此的複雜而殘酷無情」的結論。 相比於李新，當年劉亞洲在其有關「西路軍」史實的著述內容中，根本未著眼於揭露黨內鬥爭之殘酷無情，或者說「追責毛澤東」的角度，只是更多著墨於西路軍犧牲將士們的慘烈和倖存者的苦難。但這也正是習近平在內部講話中所嚴厲批判的所謂「拿黨史國史說事」，「以偏概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把形勢說得一片漆黑」……。 在《解放–女性與長征》一文中，劉亞洲回憶說：岳父（生前）不能看有關西路軍的書籍和影視作品。那慘烈的情景一直噬著他的心。他曾對我講：「石窩分兵時，我和李特、徐帥在山坡上開會，點著篝火，往下一看，真慘哪！密密麻麻，全是紅軍的屍體。」岳父語調尚平靜，我心卻悸動了。鼻翅發酸。 按照劉亞洲提供的史料統計，當年參加長征的女性人數，紅一、二方面軍約六十名，紅四方面軍近三千人。1932年，紅四方面軍建川陝蘇區，發現當地男性深受煙毒之害，而女性承擔著艱苦的勞動，有反壓迫的要求，她們在體力和精神上都具備了成為紅色軍人的條件，於是建立了通江婦女獨立營，長征前擴編為婦女獨立師……。 劉亞洲在這篇文章中還寫道：三十年來，我不斷接觸西路軍史料，被那些川籍女紅軍的壯舉深深震撼。她們何來如此堅強的意志？只能有一個原因，緣於她們深重的苦難。男權社會最大特徵就是無情壓榨女性。女性境遇最悲慘，這從長征的戰場上也可見一斑。西路軍一個女戰士掉了隊，大家找到她時，她全身上下被割了上百刀，從頭到腳已沒有一塊完整的皮膚，卻還未斷氣。一次，婦女獨立團經過一個激戰過的戰場，看見被俘的女紅軍受盡凌辱的遺體，一個女戰士一頭撞上岩石自殺。 後來，女子獨立師在河西走廊全軍覆沒，多數戰死，少部分滯留當地，被馬匪軍糟蹋或嫁人，更大的苦難開始了。2006年，我聽說在河西走廊還剩下十六名西路軍女戰士，都已經回民化，生活異常困苦。我剛得一筆稿費，於是帶十六萬元趕赴河西。我來到一個叫鄔秀蓮的女紅軍家裡，她有一個五歲的孫子，因為窮，只有孩子生病時才給他做了一碗「二米飯」。孫子說：「我不吃小米，我要吃大米。」鄔秀蓮一面流淚，一面從「二米飯」中揀出大米，一粒一粒喂孫子吃。村頭垃圾里有兩分錢，孫子撿回去給奶奶。奶奶大怒，命他立即扔回去。孫子在前面走，鄔秀蓮顫巍巍地跟在後面。 劉亞洲介紹說：苦難給予中國女性非凡的勇氣。西路軍因被當作「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而長期受到不公正對待，其中命運最悲慘的是婦女團戰士，她們遭受了三重摺磨：新中國成立前，遭受敵人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新中國成立後，她們被視為叛徒飽受歧視；同時她們還遭受封建主義「貞節」觀的折磨…… 習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出席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時所作的講話中有這樣一段內容：「對待問題必須持正確態度，不能遇到一些問題就全盤否定自己的道路、理論、制度，就全盤否定自己的歷史和奮鬥。」 習近平還說：「現在，在一些單位和一些人那裡，黨的意識淡漠了，黨性原則講得少了。有的對黨的政治紀律、宣傳紀律置若罔聞，根本不當一回事；有的還專門挑那些黨已經明確規定的政治原則來說事，口無遮攔，毫無顧忌，受到敵對勢力追捧，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習近平這裡所說的「問題」，就包括了對「文革」、對「反右」……,以及對「西路軍」等歷史遺案的評價問題。習近平在這篇講話中開列出的「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鬥爭和較量」的內容之一是「宣揚西方價值觀」；之二就是「專拿黨史國史說事」….,並警告全黨上下如再不採取果斷措施給以回擊，政權將會因此瓦解。 習近平這裡抨擊的所謂「專拿黨史國史說事」，當然不是單指劉亞洲一人。但筆者在習近平這篇講話被「泄密」後不久，確實聽劉亞偉的朋友說過，曾經擔任過王震秘書的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向習近平和時任中共宣傳總管劉雲山「反映了劉亞洲『專門揭露黑暗面』的嚴重問題」。 但事實上無論是劉亞洲還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前副主任李新等人所揭露出來的那些內容，遠還沒有縱深到觸目驚心處。筆者本人年輕時在當年中共西路軍浴血沙場的甘肅河西走廊地區生活了十六年，熟知許多西路軍的血淚故事，見過無數西路軍死者的累累白骨，也了解過一些倖存者日後數十年來的悲慘遭遇。 劉亞洲文章中說他到河西走廊尋找流落當地的西路軍女戰士的時間是2006年，而筆者親眼目睹西路軍女戰士悲慘遭遇的時間，比他劉亞洲早了整整三十年。 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為首的中共西路軍當年戰敗的甘肅永昌、高台等地都位於祁連山北酈，山南是現青海省境。 一九七六年以前，永昌縣城東一直有一片綿延十幾華里的亂墳崗，少說也有上萬座。當地上歲數的老鄉們回憶說: 當年與中共西路軍作戰的主要是國民黨政權的地方武裝「馬家軍」，分屬馬步芳和馬洪逵兩股。而承擔與中共西路軍作戰主攻任務的主要是馬洪逵部。因為這支軍隊全部都由回族士兵組成，所以當地人稱他們為「回回兵」。 「馬回回的騎兵就是在這片墳地上圍住了共產黨的紅軍。回回兵殺人比殺羊還麻利，再加上他們省下子彈能換大煙土，所以，死了的紅軍沒有幾個是被用槍打的，大多是馬刀劈死或者戰馬踩死的。」 死者或身首分離，或殘腿缺臂。男人被取心挖眼者有之；女人被活活奸死者有之，被刀劈馬踏致死，死後又被奸屍者亦有之……。「那個陣勢，著實怕人的很!」 慘案發生的幾十年之後，一個當時親眼目睹過馬家軍屠殺中共西路軍將士場面的當地老人一說起那件事情仍還是滿臉驚恐的表情。 血戰結束以後，馬洪逵揮師乘勝向西追擊，留下了漫山遍野的屍體。幾天後，當地人實在受不了屍體的腐臭味道和野狗惡狼的日夜嚎叫，鳴鑼召集各戶青壯勞力出工就地掩埋屍體。 因為懶得挖坑，所以哪裡有屍體就在哪裡就地堆起一堆土來，成千上萬個墳堆就是這樣起來的。一個小的墳堆里可能埋一個，兩個；一個大的墳堆里埋五個、八個不等，埋十來個的也有。 老鄉們說，回回兵當然也有死的，但比紅軍少多了。平均埋十個屍體里最多有一個回回兵的。他們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具屍體，只是還記得當時周圍幾個村的人家家都吃回回兵的死馬肉。連著幾十天還吃不完。 就在這片亂墳崗中間，當年坐落著中共建政之後為「專政」的需要建立起來的甘肅省最大的勞改農場——土佛寺勞改農場。其中的一個勞改中隊關的全是一九四九年底中共在西北甘肅、寧夏、青海幾省捕獲的國民黨低級戰犯(團級以下，連級以上)，其中相當一部分都是馬步芳、馬洪逵的舊部。 從落入中共之手開始，這些人沒有節日，沒有假期。沒法出工的雨雪天才是他們的休息日。平時見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休息時就一人倚一座墳堆卷支煙抽。服刑時間最長者，前後伴著這無數個墳丘渡過了自己一生中的二十四個春秋。 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像共產黨所宣傳的那樣，「被黨的教育感化政策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真的從內心深處向他們腳下的無數冤魂千萬次的懺悔；誠心誠意地「要用勞動改造的汗水洗刷沾滿自己雙手的紅軍烈士鮮血」；發自肺腑地感謝共產黨和偉大領袖毛主席不念舊惡，沒有讓他們以血還血，以命抵命。可惜，他們無法想像當年他們欠下的血債實際上正是他們千恩萬謝的毛澤東借刀殺人、剪除異己之過。不然，又該作何感想!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夏天，筆者來到了坐落在祁連山半山腰的一個叫祁家莊的生產隊，當時屬於永昌縣南壩公社。剛被接進村的時候，正好碰上一個姑娘牽著她的盲眼爺爺在路邊賣唱。從口音可以聽出他們是從被共產黨稱為「革命老區」的隴東兩當、會寧一帶來的——當年習仲勛在這裡發跡，中共紅一方面軍(即毛澤東率領的所謂「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也是在這一帶。 在毛澤東時代，甘肅河西走廊一帶幾乎到處可見從習仲勛當年建立的「革命老區」來的要飯者，而且手裡都持有蓋著某某公社「革命委員會」大印的「介紹信」……。 盲眼老漢一遍一遍地用《隴東道情》的調子唱道:「一唱毛主席，吃飯就想起了你，大米白面有地是，肚子吃得飽飽地；二唱毛主席，行路就想起了你……」 每唱完一遍，就跪起身來向圍觀者哀告著:「人都餓得路也走不動了，行行好給上些吃的吧，給上些吃的吧!」 姑娘則把手裡的一隻破碗伸向每個人的臉前。 姑娘少說有十三、四歲了，但下身沒有穿褲子，上身一件千補百納的破棉襖上垂下一塊爛布條用以摭羞。 幾個自己也是衣不遮體的小夥子猥褻地調笑那姑娘:「丫頭，你把襖往上撩一下就給你個饃饃。」 在村子裡，筆者聽到一個老婦人說話居然是四川口音，生產隊長介紹說，這老婆子來我們這搭已經四十年了，剛來的時候，頭上的虱子都滾成了蛋蛋，兩個腳磨爛了的地方爬滿了下蛆的蒼蠅。身上沒件衣服，就是一條破毛氈中間開個洞從頭上套下來裹著身子。她現在的丈夫那個時候是這村裡最窮的一個，一直沒有錢買彩禮娶婆姨，所以就把她要了。 四十年過去後，村裡仍然也沒一人知道這個當年的女紅軍戰士到底叫什麼名字。因為收容他的男人姓焦，所以從老人到孩子都稱她「焦家婆姨」。 「她怎麼也沒生養?」我問。 「紅軍被打敗以後，象焦家婆姨這樣的女共產黨只要落到馬匪手裡，哪個都要被幾十個回回兵輪著日(姦汙的意思)過，身子都壞了，哪還能養出孩子?」隊長回答說。 在公社裡，，我問民政幹事，為什麼政府對焦家婆姨那樣的人不能給點照顧。民政幹事告訴我，整個永昌縣裡幾乎每個公社都有這樣的人，僅南壩一個公社就有二十多個，多數都是女的。政府一是沒法證明這些人的真正來歷；二是上面從來沒有指示應該如何對待他們。象焦家婆姨只能憑一口四川話證明自己的來歷，別的公社還有幾個身上至今保藏著當年的共產黨黨證的老婆子呢。那黨證雖說是馬糞紙印的，但上面確實也畫著鐮刀斧頭。公社幹部要替她們把黨證送到省檔案館核對，可她們都死活不肯交。 當時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中國共產黨當年也還曾有過黨證。 當年的這個「焦家婆姨」並不是最慘的。另外一個生產隊召開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大會」時，筆者親耳聽到被押上台接受批判的「黑五類分子」，一個「戴帽子」的「富農婆」在會上堅持辯白說她當年是紅軍戰士，被馬匪打散以前入了黨，還交過一次黨費。因為她當時被打傷後躺在死屍堆里，所以倖免沒有被回回兵捕獲。當地人把她救活後即就地下嫁，沒成想她嫁的這個人在共產黨1949年發動「土地改革」時，因為有二十多畝地被定成了富農成分，她本人也成了「富農婆」。 每次開鬥爭會，她都要哭訴解放前她跟著那個富農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天天挨打受罵，原因是那富農接她回去的當天晚上發現她早已經被「破了瓜」(即不是處女)。 貧下中農們由此要求她控訴國民黨匪幫對她的迫害，她卻堅持說自己從沒有被回回兵糟蹋過，被「破了瓜」是因為在革命隊伍里的時候被首長召去「關心首長身體健康」所導致。首長親口跟她說過，革命成功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娶她為妻。她到底沒有等到這一天是她自己沒有福氣，但也不應該把她當成壞人對待。 因為這番言論，貧下中農們認為她態度不老實，所以別的「地富分子」大都陸續被「摘了帽子」(即恢復其公民權)了，只有她仍然還是「階級敵人」。 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包括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被統稱作「黑五類分子」，要接受「無產階級群眾專政」的管制。「黨的政策」規定他們同被監外執行的刑事犯同等待遇，但實際上還不如。 表現好的「黑五類」可以被「摘掉分子帽子」，結束管制，不再被當作「階級敵人」對待。但政治上被歧視實際上是終身的，而且還要殃及子女。 後續的介紹內容，留給我們本專欄的下篇文章。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盧沙野預設的聽眾不是西方世界，而是習近平 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晚，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接受法國媒體訪問，電視主持人羅契賓問及烏克蘭問題，他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根據國際法，這些前蘇聯國家沒有有效地位，因為沒有國際協議以具體化他們的主權國家地位。」盧沙野還說，必須由中國人決定台灣的命運，堅稱唯有「對台灣人實施新疆式的再教育」才能「清除分離主義」。隨後，當主持人提及毛澤東屠殺數百萬人民（其實是數千萬）時，他更怒嗆主持人沒讀過書、是拿八卦消息來詭辯，宛如一匹威風凜凜的戰狼，恨不得立刻將對方撕成碎片。 盧沙野的這番言論具有重大地緣政治意義，幾乎等於否定從前蘇聯獨立出來的十四個國家的主權地位，而這些國家全都與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如果這些國家不是主權國家，中國為何與之建交呢？ 中亞的那幾個帶有「斯坦」後綴的國家，在政治和軍事上依賴俄羅斯，在經濟上依賴中國，從「一帶一路」中獲利甚多，自然不會發出抗議。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的外長紛紛向中國提出抗議。立陶宛外交部長藍斯柏吉斯在推特發文表示：「如果還有人仍想知道為何波羅的海國家不相信中國能『調解烏克蘭和平』，這裡有位中國大使主張克里米亞是俄國的，而我們國家的國界沒有法源。」拉脫維亞外交部長林克維奇斯譴責說：「中國駐法大使有關國際法和國家主權的評論令人完全無法接受。我們要求中方作出解釋，並完全收回這份聲明。」愛沙尼亞外長薩克納則稱這種說法是「錯誤且對歷史的誤解」。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也譴責此言「令人無法接受」。 法國輿論也為之嘩然，馬克龍訪華的「成就」被大大沖淡。蒙田研究所顧問高德蒙等多名學者指出，盧沙野的論述意外揭露了北京對俄烏戰爭的真正態度。歐洲價值安全政策中心執行總監楊雅嚳指出，「該是時候認清中國是俄羅斯的盟友，必須受到制裁和懲罰」。開放外交研究所創辦人費里雍呼籲說，法國外交部應當召見盧沙野，「提醒他我們主權國家是如何運作的，無論是基於道德或是策略考量」。法國戰略研究基金會學者特魯斯評論說，「我如果是北京政府，讓他搭乘下一趟班機立即回國」。 儘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盧沙野的言論是其「個人意見」，而非中國的官方政策，試圖以此為此事降溫，但按照中共內部的權力邏輯，盧沙野不僅不會受到批評乃至降職、免職，更大的可能是，等風頭過去後，他反倒能得到習近平的豐厚獎賞。這不是他第一次下注成功——此前他在任駐加拿大大使時，就對孟晚舟案發表強硬言論，譴責加拿大政府甘當美國的走狗。於是，他很快升任地位更重要的駐法國大使。 盧沙野不是口無遮攔的匹夫，他是精通權謀術、步步為營、錙銖必較的高級官僚。他不會胡言亂語，自找麻煩，讓自己丟掉烏紗帽。他的每一句公開發言都是有的放矢、恰到好處。他一點也不擔心觸怒觀看電視節目的法國人及西方人——在他眼中，這些人都是無足輕重的無名小卒（nobody）。他心目中的潛在聽眾只有一個，那就是坐鎮中南海的習近平，他只需要討好習近平一個人就夠了，因為決定他命運的只有習近平一個人。 盧野沙就是習近平如臂使指的「分身」 盧野沙當然不會被習近平召回，這只是西方人對中國體制太過善意的想像。只有長期在中國生活過的人，才能洞悉中國體制的運作模式。對此事件，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和美國海軍學院教授余茂春都有精準的解讀。 矢板明夫指出：「盧沙野畢業於專門培養外交官的『外交學院』，有多年駐外的經驗。能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升到副部長級的駐法國大使，說明他絕不是口無遮攔的大嘴巴，他最知道『什麼時候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在獨裁體制下，官員胡亂髮表意見，那可不是鬧著玩的，盧沙野對媒體講的內容，應該是習近平政權的認識，他甚至有可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授權。」矢板明夫還表示：「盧沙野也不是第一次語驚四座，一年多前他提出了應該要對統一後的台灣人進行『再教育』，也在國際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但他卻毫髮無損。而且盧沙野還是最近中國外交部的『大功臣』，前不久法國總統馬克宏訪問中國、按照中國提供的劇本發表了一通演說，給足了習近平面子，這和盧沙野事先在水面下做的溝通準備工作是分不開的，相信盧沙野應該得到了內部的表揚。說不定回國升正部級的可能性都有了。」 余茂春也認為，盧沙野認為烏克蘭等十四個前蘇聯國家沒有主權國家地位，並非一時說漏嘴，而是反映了中共內部對國際局勢的一些根本的看法。「中共對國際局勢的看法就是：整個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導的，對共產主義國家，像中國，是敵視的。所以鄧小平說要韜光養晦、要卧薪嘗膽，翅膀硬了之後，就要改變這種局勢。那麼習近平現在就覺得，《國際法》和二戰以來存在的世界秩序，中共要去推翻。盧沙野講的這些話反映出這種心態。」余茂春進而指出：「中國要去重新塑造世界秩序，習近平講得很多了，叫『全球治理體制』，他覺得中國要起主導的作用。最近幾年，中共的外交官非常活躍，在國際論壇上也不再遮掩，上電視台去為自己國家的政策辯護。中共高官說出的話反映的是共產黨的鬥爭意識、共產黨所持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 早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政治局專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在講話中稱中共要推進「全球治理體制改革」。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指出，中國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潛台詞就是說，「美國方案」已經過時失效了。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聲稱「中國方案」為各國「指明人間正道」，進而推出所謂的「全過程民主」，與西方「選舉程序民主」打擂台。 二零一九年五月，中共黨報《人民日報》連續刊發九篇署名「鐘聲」的反美評論。這一系列評論認為，從無視規則、零和博弈、逆勢而動、拒絕競爭、唯我獨尊，到雙重標準、言而無信、一意孤行、自作聰明，倘若美方由著性子定要「一條道走到黑」，那就是選擇了一條自棄之路，這條路註定只有一個終點，那就是失敗！當年，毛澤東點名由鄧小平主持完成反蘇「九評」時，每一篇在發表前毛都親自修訂；如今，習近平是否如毛那樣對反美「新九評」字斟句酌，外人不得而知，但正如盧沙說出的是習近平的心裡話，此反美「新九評」也盡顯習近平躊躇滿志、睥睨天下的豪情壯志。深得毛澤東思想精髓的習近平，已然要像毛那樣「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要重建一套由中國主導的「國際新秩序」了。 在此意義上，中國不再假扮「負責任的戰略夥伴」，而以「破壞-重建者」自居，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大破大立」。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指出，美中比美蘇更接近「熱戰」，至於深度方面，美中對抗甚至可以叫做「寒戰」——因為當年蘇聯被禁錮在鐵幕後面，並未深深嵌入西方的貿易體系；而今天的中國已搭上全球化順風車二十多年，並且在西方不知不覺的情況下一步步蠶食鯨吞，改變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若干規則。美國不能繼續對中國抱以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必須正面應對這一「超納粹」政權的挑戰。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4月26日，習近平應約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通話後雙方立刻行動：中國迅速公布將派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李輝赴烏克蘭等國訪問，就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同各方溝通；澤連斯基則任命帕夫洛·里亞比金為新任烏克蘭駐華大使。自中國在2月提出烏克蘭和平建議12點方案以來，美媒已經判定中國要與美國爭奪世界影響力。消息甫出，《華爾街日報》（WSJ）再次評論：《習近平與澤連斯基通話，再展中國扮演全球和平締造者雄心》，這比此前認為中國要「扮演世界大國這一角色」更進一步。不過，近兩月WSJ與《紐約時報》多篇類似評析讀下來，我覺得醒悟太遲，美國如果能夠提早十年認識到這點並採取相應行動，世界局勢或是另一番光景。 韜光養晦的轉折點並非今朝，在十年前 《中國開始扮演世界大國角色》（WSJ，3/23/2023）一文指出：「隨著習近平開始第三個國家主席任期，中國在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上表現得越發大膽，長期以來採用的韜光養晦策略發生轉變」，除了介入俄烏衝突以及沙特與伊朗的紛爭，過去幾周，習近平還提出了拓展其對世界願景的三項新倡議，分別是《全球發展倡議》(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全球安全倡議》(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和《全球文明倡議》(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這三項倡議雖然缺乏具體內容，但其廣泛的理念尋求將中國定位為這樣一個國家：那些警惕於美國霸權的國家和地區可以與中國做生意，可以向中國尋求安全保證，可以從中國這裡獲得尊重。 文章提出的論據很正確，都是眼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但判斷的時間點錯了，中國放棄韜光養晦的策略不是在習近平統治時期，而是在外界認為很溫和的胡錦濤時期。儘管這种放棄是個漸進的過程，但卻有非常明顯的標誌性事件。那就是2011年夏威夷APEC峰會，在這次峰會上，北京非常明確地發出國際戰略新定位信號，要從「與國際接軌」轉變為要「主導國際規則」。 在2011年夏威夷峰會上，一向對北京友好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要求中國「停止玩弄國際體系」，「要象成年人那樣行事」， 並表示對中國這類行為「受夠了」。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龐森在回應奧巴馬這一批評時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議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參與制訂，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 對於這次碰撞，國際媒體集中報道「Obama to China: ‘Enough’s Enough’」，卻忽視了龐森官階雖然不高，但他的話卻並非個人意見，沒在意中國國內官媒對龐森答奧巴馬的話一片歡呼，《中國外交部強硬宣言：中國無義務遵守他國「準則」》這篇報道充斥各大網站。我當時寫文章指出，中國是國際社會的後來者，大多數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都在中國未加入前就已經成立，這些組織的規則包括《聯合國憲章》，中國都未加入制訂，如果按龐森的表態行事，中國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 美國忽視中國兩度要成為「國際規則主導者」的聲明 此後，中國持續不斷發出中國要成為國際規則主導者的信號。2014年APEC峰會通過《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APEC反腐執法合作網路，中國贏得區域反腐主導權，北京將此看作一項非常重要的國際政治承認，人民網當年11月8日發表《中國為什麼如此看重APEC：從被融入者變成主導者》，認為「2014年APEC會議是中國改寫國際遊戲規則的開始」。 北京對中國國際新戰略這兩次重要的表態，美國並未真正重視，嚴重低估了中國想改變國際規則的決心 。在美國總統奧巴馬任職的8年內，他只在2011年APEC峰會上，對中國不遵守國際規則表達過一次強烈不滿，但對華戰略仍然不變。2015年9月25日，奧巴馬在白宮歡迎習近平時仍然致辭：「美國歡迎一個和平、穩定、繁榮，以及在國際事務中扮演一個負責任參與者角色的中國的崛起」——這是美國長期奉行的「接觸、影響、引導中國進入西方體系」的對華政策的經典表述，美國朝野顯然沒在意中國在2011與2014年兩次APEC峰會上的明確聲明，未意識到中國不僅不想被美國「引導進入西方體系」（即「與國際接軌」），還要改寫並主導國際規則。 以上事實說明，中國的韜光養晦，事實上在胡錦濤後期已經結束，只是西方社會有意忽視。 遲到的認識與被動的應對 只有到了現階段，中國明確挑戰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美國拜登政府才開始考慮如何應付這種挑戰，媒體的焦慮顯然比白宮更甚。《紐約時報》4月21日發表《習近平如何「雙管齊下」應對美國》，該文指出中國如今同時使用兩種手法對付美國，一方面公開詆毀美國，另一方面加強與美國盟友的聯繫，還獲得了馬克龍的的強烈回應——主張歐洲要有戰略自主性。巴西總統盧拉對華態度也非常積極，今年3月29日，中巴兩國宣布達成雙方貿易以本國貨幣結算，不再使用美元作為中介的協議。在4月中旬的訪華行程中，盧拉稱中國是當今世界政治、經貿、科技等各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盧拉還表示，巴西致力於從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戰略高度與中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 對習近平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會見了六位世界各地的領導人，WSJ在4月18日的《習近平尋求以一連串外交活動撼動大西洋兩岸的團結》做了總結，認為習近平正探尋西方共識中的裂痕，並加強與老朋友的關係，尋求抗擊他所說的中國遭受的遏制。而馬克龍提出歐洲戰略自主，嚴重挑撥了歐盟與美國的關係。 WSJ在《中國開始扮演世界大國角色》一文中，明確指出，中國謀求大國角色的主要動作就是充當國際衝突的調停人。在中東地區，中國顯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中國促成沙特-伊朗這對多年仇敵坐下來談判，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形成嚴重挑戰，文中引用Mastro（著名智庫美國企業研究研究員）評論：這一成果足以讓美國感到非常尷尬，中國還試圖向世界表明，中國不是威脅，美國才是。在《中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上升，達成多項能源協議》（WSJ，4月22日）一文中，則分析了中國在中東影響力增強的影響：隨著中國在中東地區成為影響力更大的斡旋者，與中東各方達成的交易將使中國政府能夠實現能源供應的多樣化，並獲得戰略優勢，與此同時，中國的公司也有機會在長期由西方公司所主導的能源行業的多個領域接觸到技術專長。 除此之外，中國還躊躇滿志的準備促進巴以和談。4月17日，中國外長秦剛與巴以兩國外長通電話時，稱中方對當前以巴緊張局勢感到擔憂，根本出路是恢復和談，並鼓勵以巴雙方拿出政治勇氣，邁出恢復和談的步伐，中方願為此提供便利——為了促進巴以和談，美國花過無數力氣，還頒發過好幾屆諾貝爾和平獎給以巴兩國領導人。 美國現在有了遲到的認識，但卻正逢一個大坎：2024年總統大選。鑒於美國國內現在處於價值觀嚴重對立，矛盾尖銳，執政的民主黨需要全力應付大選，能否有效應付中國這些咄咄逼人的挑戰，有待觀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據報廣東省準備動員三十萬知識青年，重走上山下鄉之路，其實這都是廣東地方官拍馬屁的招數，本身沒有可操作性，只是藉此顯示他們沒有躺平，還在努力做事而已。 習近平是毛時代的上山下鄉知青，曾標榜自己挑二百斤走十里山路不換肩（真神人也，筆者在農村秋收時用盡吃奶力氣，挑一百四十斤，走十米田間路，已經受不了）。此外又吹噓他經常走十里山路到鄰村知青點去借外國文學名著，還舉出一串各國著名作家的名字。可惜他讀那麼多世界名著，並沒有從各國歷史文化那裡汲取一點精神營養，英美法俄的近現代文學名著里，那些民胞物與的人性關懷，平等開明的理想情操，他都沒有絲毫「得著」，否則，也不會有他獨裁統治下的今日中國了。 廣東地方官推出知青下鄉，還要訂立三十萬名額以示規模巨大，目的只在取悅習近平，表示他們正致力解決社會難題，表示他們從習近平個人的「光輝歷史」里找到施政方向。 現在的地方官，一心只為自己的仕途操心，根本不理會真實的社會情況，也不考慮政策擾民，更不會周詳研究政策的可行性。一個政策推出來，講得天花龍鳳，動靜很大，結果通常偃旗息鼓無疾而終，而官方與民間，也從來沒有人去追問政策落實的情況，沒有就沒有了。 當年汪洋剛到廣東擔任省委書記，就提出「騰籠換鳥」的政策，意在趕走低端工業，引入高端工業，當時我在某報寫專欄，就曾質疑這個政策的可行性。經濟活動都是市場決定的，什麼企業來什麼企業走，自有不得不如此的經濟與社會規律決定，不是人為操弄的。把舊的鳥趕走，新的鳥不來，那鳥籠豈不是要空在那裡？ 三十萬知青大軍下鄉，目的是解決城市大學畢業生待業的難題，但把他們趕到鄉下去，能解決他們的職業難題嗎？一個人的職業選擇，不只是糊口，更重要的是一生的理想，個人價值的實現。把年輕人趕到鄉下，不可能再叫他們去務農（連農民工都不肯務農了，何況大城市的獨生子女？），只是讓他們去擠佔中小城市的就業機會。然後，中小城市的年輕人，又要被趕到基層小鄉鎮，基層小鄉鎮的年輕人，又要被趕到農村，那農村失業的農民工呢？他們豈不是要面對更殘酷的命運？ 所以整個政策根本狗屁不通，只是鬼畫符的自欺欺人，也只有習近平這種心性的人，才會被底下這幫昏官糊弄過去。 當年知青下鄉，根本不是毛澤東所說的「知識青下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教育，很有必要」，根本是要解決文革後數千萬紅衛兵在城市閑散，沒有工作機會，國家要花錢養活他們，又擔心他們在城市生事作亂，因此把他們都趕到農村。讓強力勞動摧毀他們的心志，讓困苦的生活磨滅他們的理想，如此共產黨的江山才坐得安穩。 今日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在城市工作生活皆無著落，日子久了難免生事，成為政府的後顧之憂，因此把他們趕到基層鄉鎮和農村去，分散管理，免得在大城市成為動亂根源。 但今日農村與五十年前已天差地別。當年是集體經濟，生產隊長集權，一個村子安置十來個知青，有公家的房子可供居住，與農民一起出工，乾的是集體的農活，集體計工分，秋收分配口糧，安置上沒有太大困難。現在三十萬知青下鄉，叫早已私有化的鄉村如何接待？ 回看歷史，最先從中共統治下覺醒起來的，就是知青一代。文革被老毛利用，打生打死，文革未結束，又被老毛用完即棄，從「革命先鋒」變成「被教育對象」，在農村吃足苦頭，看不到未來，人人精神苦悶，內心不滿。再加上大量空閑時間看書，私下質疑現實，就那樣為改革開放積累了思想啟蒙，又成為八九六四學運的社會基礎。 中共黨沒有接受歷史教訓，三十萬知青下鄉，又是在為自己培養新一代的掘墓人。 廣東推出三十萬知青下鄉的政策後，全國大多數省市未有樣學樣，證明各地官僚們對這一政策的可行性都持懷疑態度。再往後，廣東又將如何推動？如何強迫誘使﹑軟硬兼施？又有多少城市青年會接受這樣的安排，那就拭目以待了。 習近平自己做過知青，他的「光輝形象」啟發了廣東地方官，重推知青下鄉，只不過是一種曲線獻媚的手段而已。廣東省委不會當真，習近平也不會當真，我們也大可不必當真。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文章轉自作者臉書）
儘管中國窮兵黷武，軍費連年高漲，海軍艦隊迅速擴張，但用中國海軍的數量和噸位，就能夠準確評估它的實力嗎？對一個擁有成熟海軍的大國來說，大型軍艦的多寡，確實是衡量其海上軍力的基本參考。但是，對一個菜鳥海軍來說，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筆者1月23日在本台發表的文章《中共對台威脅，實力究竟如何？》，介紹了中國海軍主力戰艦的「三無」（無經驗、無資料、無專業人員）狀態。今天這篇文章進一步介紹中國海軍訓練的形式化和「走秀」化現象。 一、為什麼美國認為中國攻台軍力不逮？ 中共如果目前要打台灣，它真能做到嗎？中共宣稱，按照海軍的軍艦數量和噸位，它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的海軍力量。但是，軍艦是非常複雜的機械組合，其武器系統就更加複雜；能不能有效地操縱新型大艦，取決於全體艦員的整體素質，而訓練艦員則需要艦上軍官的高水準和長久時日。要把一支海軍建成戰力充分的部隊，實非一時之功。 二戰時期唯一快速建軍的大日本帝國聯合艦隊，當時也號稱世界第二。那不是自我吹噓，而是用海戰中消滅英軍的遠東艦隊、與美軍太平洋艦隊一度打成平手的實績證明了的。日本海軍的快速成軍，首先靠的是在歐洲訂購大批戰艦，再自行仿製；更重要的是，日本海軍當時的高級軍官都在英國接受過海軍學院的正規教育，或曾擔任駐外海軍武官，積累了豐富的國際經驗和戰略分析能力，英文都非常流利。也就是說，日本海軍精英的戰略和戰術基本素質，是從英國直接引進的。日本海軍照搬了英國海軍的所有條令，甚至軍官的艦上餐飲基本西式，採用著正裝就餐之禮儀，以及軍樂隊的配置，全都是模仿自英軍。 即便能走這樣的捷徑，日本海軍也看出了艦載機決定海戰勝負的海戰戰略轉變，卻還是苦練十幾年之後才形成了戰力。而中共海軍完全沒有這樣的條件，尤其是海軍的高級軍官，只能在摸索中自我培養，沒有國外受訓或就職的經歷，其視界、眼光、海軍條令方面的知識、對各國海軍作戰經驗的了解，都是「野路子」。這樣的速成海軍，在大型軍艦的艦員訓練、艦隊日常訓練和作戰訓練方面，天然地存在巨大的短板。而這樣的短板，當海軍艦隊一旦投入作戰，將無疑是致命的。 最近美國的一家與軍方關係很深的智庫蘭德公司發表了一份報告，題目是《打贏系統戰：中國對美中軍事平衡的看法》(Gaining Victory in Systems Warfare: China』s Perspective on the U.S.-China Military Balance)。這份報告的結論是，解放軍在與美國軍力差距的自我評估上，自認有許多不足之處；與美國相比，它認為自己是能力較弱的一方，因為它在「信息戰和體系作戰方面只取得了有限的進步」。 這份報告指出，由於解放軍的組織文化及改進措施的制度複雜性，必要的改革落實得不夠快，而且很可能也需要更多時間，這尤其影響到解放軍與其基準參照物美軍的軍力對比。報告說：「這些自我評估促使中國對有關潛在大國衝突、也就是因台灣地位的衝突的風險，得出非常不同的看法。」 二、武統不通，啟動和統？ 當下中共對台灣志在必得，與習近平內政無望、又急求建功的心態有很大關係。今天台海兩邊的關係，因為習近平的急功近利，而變得與歷史上任何時期都不同。毛鄧時代，中國的海軍只是近岸小艇小艦，實際上不具備攻台能力，所以中共在古寧頭戰敗之後，除了炮擊金門之外，並沒有武力進攻台灣的計劃；江澤民時代也基本上如此；一直到習近平當權的年代，中共海軍才迅速膨脹，於是，武力攻台的戰略構想就形成了雛形。 時過境遷，上個世紀90年代台灣自認的所謂「九二共識」，不管兩岸作何種解釋，早已成為昨日黃花。台灣最近出現了「對中共多順從，兩岸就會和平」之類的說法，這是故意歪曲中共的對台意圖。習近平對台灣的對共「溫情派」之要求，其實非常清楚，即「儘快統一，交出台灣，剷除民國」。前兩年中共在策略上側重武統威脅，最近開始啟動和平統一，手法各異，目標不變。中共的軍機、軍艦擾台，實際上是當前暗中謀劃和平統一的配合策略。 為什麼現在中共開始側重和平統一？不僅僅是因為，如此實施，中共就沒有任何代價；更重要的是，中共領會到了美國阻擋中共武力統一台灣的意志。《自由亞洲電台》3月2日報道，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針對印太安全問題舉辦了研討會。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Ely Ratner）和國防部負責南亞與東南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福特（Lindsey Ford）等軍方高層參加了會議。瑞特納在發言中指出，美國與盟友會持續強化在印太地區對中國的軍事嚇阻能力。他引述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Kathleen Hicks）的話說：「（我們希望）當北京的領導人起床時，他們會知道，今天不是侵略的日子。我們的分析是，中國領導人現在確實是這麼想。美國的嚇阻強效且有力，我們希望能一直維持這樣。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 當時有與會者提問，美國國防部是否有信心持續嚇阻中國，讓中國在2030年前不敢攻打台灣？瑞特納對此給予了正面回應：「是的，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這不會很簡單，我們會遇到很多挑戰，中國的軍事能力正在增強，中國的企圖心也是。但我們會繼續強化嚇阻能力，讓中國知道，侵略需要付出極大的成本，這是北京所無法承受的。」 最近，美國的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提交給國會的2023年《年度威脅評估報告》(20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中說，「2023年，北京將持續施壓，並可能提供一些誘因，使台灣朝統一方向移動，中國使用有協調的、全政府式的工具來展示實力，並強迫它的近鄰默許它的偏好，包括它在地區陸地、海洋和空中的聲索，以及它對台灣所宣稱的主權」。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埃夫麗爾·海恩斯(Avril Haines)3月8日在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有關「美國在全球面臨的威脅」的聽證會上也說，「我認為，中國偏好和平統一是真的，因為那避免了試圖以武力解決這個議題的風險和高代價」。 三、山東號航母編隊演習的真實任務 最近，從中共再度環台軍演來看，它出動了山東號航母編隊到台灣的東南海域活動。外界觀察，似乎這次的演習好像有一點象是例行公事，擺擺樣子就算了。事實是，最近中共軍方媒體披露，山東號的這次演習，其實只是初級訓練而已。 中國海軍雖然已經有遼寧號和山東號兩艘航母在服役，但遼寧號是訓練航母，沒有能力承擔戰鬥任務。因此，山東號航母就是中共目前唯一的作戰航母。那這艘作戰航母目前處於什麼樣的訓練水平呢？它下水不久，就已經能承擔作戰任務了嗎？ 4月10日中共的央視引用共軍東部戰區發布的新聞，以「山東艦首次參加環台島戰備警巡和『聯合利劍』演習」為題，簡單介紹了山東號航母編隊的訓練內容。據這一報道，共軍東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指揮了這次演習，有多個軍種、兵種參與。筆者認為，中共官媒所說的多軍種，應該是以海軍為主、空軍配合；所謂的多兵種，除了空軍的電子偵察機和電戰指揮機之外，還包括了山東號的艦載機航空兵和水下的核潛艇等軍種。 這條新聞指出，此次航母編隊的演習任務是模擬實施聯合封控、信火打擊。筆者的解讀是，其「聯合封控」的任務是用水面、空中和水下的飛機和艦船，對台灣東南部巴士海峽實施封控演練；其「信火打擊」指的是對台灣和美軍實行電子信號干擾和火力打擊。 如果單從其演習任務來看，這支航母編隊似乎已經具有了初步的攻擊型戰力；但從演習的具體目標來看，就不是那麼回事了。這則新聞提到，此次演習的具體目標是，「全面檢驗部隊在聯合作戰體系支撐下的聯合偵察、聯合指揮、聯合行動、聯合保障」。 也就是說，這次山東號航母編隊的演習，主要是試圖達到三個方面的具體目標：其一，試驗陸上的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與空中飛機、水面艦船、水下潛艇之間的戰鬥通訊聯絡，實現指揮中心對演習各單位的有效指揮；其二，試驗空中飛機、水面艦船、水下潛艇之間的實時通訊聯絡，從而避免各自為戰，實現這三部分戰力的聯合行動；其三，試驗供給船隊為水面艦船和水下潛艇的動態油料補給，所謂的動態補給，是指供給船與接收船艦在不停航、風急浪大的狀態下完成油料的供應。 很明顯，這樣的演習仍然屬於初級訓練，並非戰鬥演練，而是海軍遠洋出海所必須的基本功訓練。沒有這樣的基本功，這樣的編隊就算在編製上組成了，也不具備出海能力。從這一步出發，山東號航母編隊的基本巡航訓練，還有漫長的路要走；而完成了巡航訓練，才談得上進一步的作戰訓練。這就是中共海軍目前缺乏戰力的證明。 四、習近平對海軍的最新訓示暴露了什麼？ 4月13日中共官媒報道，習近平到廣東湛江的南部戰區海軍機關作了訓示。他的講話當中提到了這樣幾點： 第一，習近平強調，海軍「要深化戰爭和作戰問題研究，創新作戰概念和戰法訓法」。這句話有兩層意思，其一，中共海軍的演訓至今都未能以戰爭狀態和戰鬥訓練來組織，也就是說，對戰爭的對象（當然不止包括台灣，也包括美、日海軍）和戰爭的進程，以及戰爭對中共海軍的要求及難度，缺乏戰略層面的思考和認知；其二，中共海軍的訓練方法目前仍然是單純的常規演練，所以有點象「擺拍」，虛練而不實用。 習近平講話中強調的第二點是，「要加強實案化對抗性訓練，突出抓好重點課題專攻精練，提高訓練水平和實戰能力」。這句話有三層意思，其一，中共海軍出海演練，它的假想敵預設顯然十分浮誇，把中共的軍力誇大到無與倫比，敵手一觸即潰，所以缺乏與敵手海上對抗的實戰構想和對戰失敗的自我評估；其二，中共海軍的演練，往往只有浮於表面的動作，但是卻沒有精鍊，這樣的演習有點象假練；其三，中共海軍現在的訓練水平還有待提升，因為並沒達到實戰需要，因此也不具備針對敵手的實戰能力。 習近平在這次訓話中最後提出，「要大力發展新型作戰力量和手段，把握新質戰鬥力建設特點規律，推動新裝備新力量加快形成實戰能力」。這句話實際上講出了中共海軍的根本弱點，那就是，它雖然有一些新裝備，比如艦載機、飛彈等，但這些裝備的運用並沒達到戰時所需要的熟練程度，也與海軍進入飛彈作戰時代之後所需要的「新質戰鬥力」有很大差距；換句話講，中共仍然在探索海軍艦船進入海上戰鬥狀態以後如何自保，又如何有效地形成「實戰能力」。 習近平在湛江的這番講話給了台灣一個啟示：中共的戰爭準備，所謀甚大，絕不僅僅是攻擊台灣而已；習近平所要的海軍戰力，主要不是針對台灣的，而是針對美軍的，它在準備與美軍和日軍對抗。中共若和平統一台灣，不僅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長期的悲劇和痛苦，而且台灣將變成中共對外擴張的橋頭堡，會被中共拖入世界大戰的戰火之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最近，中國大地又發了神經，960萬平方公里遍及城鄉處處毀林造田，大批的林木山上山下盡數被毀，連同熟了的果園，豐收在望的麥田，還有竹園菜地，荷塘魚池。推土機，挖掘機，機聲隆隆，日夜不停，綠洲變荒漠，農民欲哭無淚。此為農村景象，都市也不能倖免，城市的公園，小區的綠地統統都被翻耕成田，居民敢怒不敢言。 在所有的瘋狂中，成都造價百億的綠道幾天之內被推剷平更是刷新了記錄。這條環城100公里的生態公園，串聯了121個公園，擁有二萬畝水系，341億，費時6 年打造起來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綠道，被媒體稱作：天府綠道再現蜀川畫卷千年盛景的夢想。然而這一盛世夢境，成了黃土荒漠，要打造10萬畝水田。有人統計，按10萬畝水稻田最高收入計算，一年收入為7700萬。換言之，341億元的綠道成本，需要10萬畝水稻田442.8年的收入方可平賬。當然中共是不算經濟賬的，算的是政治賬。那麼是什麼讓曾經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習近平，忽然之間不要金山不要銀山要土山了呢？這就是中共今年一號文件所再三強調的糧食安全。 中國目前年生產的糧食為6、8億，每年消耗的糧食為7、8億噸，缺口一億噸，這個數字並不是很大，通過進口可以彌補，而且國際市場糧食價格要比中國糧食的收購價便宜得多，質量也好得多，完全不必為了自產自食而退林還耕，作出這樣大的破壞。人們對與習近平的怪異與瘋狂得出唯一的解釋是習近平要開戰。從現在的國際環境與文明來看，即使開戰，封鎖一切不會封鎖糧食出口，這是最低的人道主義。當年大饑荒中蘇對抗，中共稱蘇聯逼著還債，只能將糧食產品作價運給蘇聯，實際情況是蘇聯提出暫緩還債，國際社會也希望出口糧食救中國人民於飢餓之中，但是中共為了面子，為了要與帝修反爭一口氣，不顧百姓死活而拒絕。再看看今天俄烏戰爭，烏克蘭的糧食出口雖然出現了一些困難，但基本還是正常的。那麼習近平為何作如是想，非要毀林造田不可呢？只能說習的思維還停留在毛式備戰備荒的思維上，甚至停在一個老農式的思維上，手中有糧，心中不慌。但是備戰備荒，要打仗的是習近平，而不是美帝。兩岸開打，要打的是中共，而不是自保的台灣。中國是如此之大，之強，在當今世界，可以說沒有一個國家會愚蠢到要打到中國來。 退林還耕的瘋狂運動中，各級官員雷厲風行，他們是不是也是與習近平一樣的思維呢，當然不是，他們知道利害關係，算得出賬來，但他們算經濟賬更算政治賬，算經濟賬，哪怕毀林後黃沙滔天，哪怕造出來的田顆粒無收與他沒有一分錢的關係，算政治賬，只要緊跟習近平的指示就是政治正確官途平安。當今的中國是習近平一人之中國，眾人皆諾諾，無一人之諤諤。一人發神經全國皆瘋。大凡只要有正常的頭腦，稍許的常識都知道退林還耕，這個耕要多少年才能成耕，且習這個耕還是田不是地，又要多少水才能養地成田。退林還耕毀的是老百姓休養生息的林，習父習仲勛陵園那四萬畝地卻紋絲不動。 海外水利專家王維洛針對時下的退林還耕說：「退林（草）還耕、水稻上山的結果是大面積的水土流失，造成地質災害」。98年中國發生洪災，是大面積砍伐森林造成的惡果，痛定思痛，於是提出「退耕還林」。二十年過去了才初見成效，水災得到稍稍遏制。現在重又「退林還耕」，二十年的心血付之東流。但習近平是簡單思維，顧頭不顧腳。為備戰而備糧，為了備糧而退林還耕，重蹈禍國覆轍。習近平不知道的是即使不顧沙暴，不顧水災，天翻地覆糧食還是掐在西方國家手裡，因為當今的種子大都是轉基因，不能自產種子，種子還得依賴進口，中國的農業早就在新科技面前被淘汰出局。但是有人敢於給他提個弦嗎，當然沒有。習早已是孤家寡人。 西諺：上帝要其滅亡，先讓其瘋狂。退林還耕正是習近平的中共政權最後的瘋狂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編按：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二十大），被稱為習近平終身擔任中國領導人的加冕典禮，是中國權力劇場的一個關鍵事件。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別邀請史丹佛大學吳國光教授剖析二十大。他將制度置於歷史中，從三個層次進行解析：梳理中共黨代會職能及運作的歷史與制度，二十大的特殊意義，二十大對中國下一步制度變遷的涵義。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簡稱黨代會）具有三大職能：確定黨綱、修改或制定黨章、決定中共最高領導層。然而，這三大職能實際上僅為形式，首先，中共向來是「不守自己規矩的黨」，自毛時期起至今，黨綱或黨章從未在下一次黨代會召開前貫徹始終，其約束性很小，而且修改與否並無實質影響。再者，無論黨綱或黨章都是在任領導人操控下的產物。由此看來，領導人的產生及權力再分配，似乎才是黨代會核心。吳國光在《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分析（2018，中文大學出版社）。 黨代會是自我授權的橡皮圖章 眾所皆知，黨代會也無法決定權力再分配，只是為高層在會前決定好的方案背書。更具體地說，中共是以拿在手裡的圖章「自己給自己蓋印」。就此而言，黨代會一如吳國光著作中所稱的「權力的劇場」。 權力再分配方案如何產生？吳國光直言，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宣稱為「人民的政黨」，權力再分配都是在極小的暗室中決定，絕大多數的黨代會代表如同你我，都無從確知內容，更遑論參與分配。那麼，當權者何以讓數千人之黨代會乖乖接受其權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權力的劇場》一書中所特彆強調的，以「制度操控」創造的正當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歷史可以分成五個階段。階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時期黨章、黨綱及領導人，都來自蘇聯共產國際，因此沒有所謂的操控。 階段二：1935年毛澤東掌權至1977年華國鋒召開的十一大。此時期毛澤東發展出一套「操控技術」，使黨代會代表接受「由在任領導人制定且既定權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權力繼承者華國鋒在1977年仍依此召開十一大。操控技術，稍後論及二十大時將會提及。 階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澤東後的變革時期，黨魁胡耀邦及趙紫陽曾經想推進黨代會代表的自主性，進行「有限的競爭性選舉」，或中國所稱的「差額選舉」。 注更多因此這兩次黨代會都出現了「雖高層既定權力分配方案總體被接受、然而卻有個別人選被否決」的意外。此階段黨代會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識確實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說是提供了黨代會代表表達政治自主的機會。 階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後，黨代會名義上並未取消差額選舉，卻一步步發展並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確保「將進入下屆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層級的人選」當選中央委員。換言之，原先「候選人數大於應選人數的差額選舉制度」不再具有實質意義。 階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處 《權力的劇場》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書於2014年底完稿，內容涵蓋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譯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補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吳國光於2017年底完成增訂版的文稿。吳國光當時即認為，中共十九大可能開啟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階段」，隨著2022年10月16日召開的二十大落幕，吳國光認為支持了此觀點。簡言之，這個新階段回到階段二的情況。何以如此？吳國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個關鍵問題來說明。 第二，習近平能否如其所願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吳國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至少有10位可確定為習近平親信，另5人中，有2人馬屁拍得最響，包括曾言「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將個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鴻忠、陳全國。而當時政治局常委會中李克強和汪洋二人和習素無淵源，若再加入僅短暫於上海和習有共事關係的韓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趙樂際及王滬寧，整體而言常委會並不合習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標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眾人都低估了習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並未預期他會逼退李克強和汪洋二人，並組成當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總理人選。自毛澤東晚年起，接班問題都是歷屆黨代會最重要的議題。1990年代起，更進一步實現接班部分制度化。那麼，習近平是否會進行接班安排？吳國光認為，習不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見的未來不會將接班問題提至常委中。 第三，習近平如何達成人事掌控？總體而言，習近平已經在二十大達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為手段進行政治清洗，並且掌握槍杆子、刀把子外，習時期「靠共產黨起家」的高層政治菁英，對黨體制的依賴，使他們消極上不敢以下犯上，積極上造反的成本過高，皆為重要因素。對照之下，毛時期共產黨靠許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據山頭。 此外，第四歷史時期對第三歷史時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頭路的意思），使軍隊事務集中於黨最高領導人，再加上中共體制依靠「暴力」掌握遊戲規則的本質，都為習近平奠定二十大權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礎。簡單來說，毛時期是「暴力+大腦」，鄧時期是「暴力+腸胃」，習時期則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斷升級的暴力控制）。 被閹割的市場經濟 吳國光認為，二十大後將開啟經濟改革的倒退。習近平除延續第四歷史時期對第三階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階段的「經濟改革」也會走倒退路，例如，採取「被閹割了靈魂」的市場經濟，但仍不會全盤走回計劃經濟。為何如此判斷？因為第四階段對第三階段的「反攻倒算」，並未取消名義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實質閹割。因此，市場的靈魂為依法制進行經濟之「自由競爭」。「被閹割」意指二十大後一段時間內，中共將採取「國家化」、「計畫化」市場，經濟決策能力將被上收、經濟法制能力將被掏空，形成「大鳥籠制」，也就是陳雲所提的「鳥籠制」：不能不讓鳥兒飛，但也不能放出去飛，而是要有個範圍（鳥籠）讓鳥兒飛。 至於對外關係方面，將如何變化？中共會將姿態放軟嗎？會採取兩手策略嗎？吳國光判斷，中共並不樂意和國際脫鉤，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導權下，保留和國際間的來往。以前幾年中美經濟脫鉤情況看來，習近平一方面希望從過往掌握美中經濟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權力；另一方面在國際上藉由脫鉤，威脅美國分散之資本，使美國資本進一步威脅美國政權，最終掌握美中經濟主動權。從二十大結束至今，已可見到中國向美國資本伸出橄欖枝，試圖影響美國資本進而影響美國政權，這種「兩手策略」一向為中共所慣用。 吳介民提醒，中國當然不願意切斷和國際聯繫，而為了確保獲取半導體技術等技術更需與發達國家維持經貿關係，但美國已注意到這一點，並採取圍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吳國光所說的，中共一向藉由影響美國矽谷及華爾街資本，進而影響美國政治的手法，但美國未來對中國高科技抵制將執行至何種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認為美中對抗戰線仍懸而未決，。吳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國「鐵了心」持續執行抵制中國高科技，對中國未來總體國力將極為不利。 中國不願切斷與全球經濟關係 應如何理解二十大後看到習近平強調對外開放、西方合作？吳國光指出，仍要記得「他手裡拿著刀子」，中國共產黨最擅長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將刀子捅進你的心臟」，生活於美國或民主國家者必須特別注意。他也補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見習近平對科技的重視，例如，至少有4至5名純粹「軍工幫」背景者進入政治局。此雖體現習近平重視軍工管理經驗，但軍工國防發展並不講究成本，而科技發展講求創意，因此「新型舉國體制」或「軍工舉國體制」恐仍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引入華裔科學家可能在3至5年內不會改變，但長期而言，在技術持續進步下，中國和世界的科技發展距離將擴大。 對於吳國光的「二十大為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束」論點，吳介民表示同意並補充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有「內外環境的搭配」，除了對內放權（無論水平或垂直之放權），對外搭上經濟全球化的順風車，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對中國開放其國內消費品市場，正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重要基礎。然而，習時代在資本過度積累下，採取與西方模式漸進改革相反的路徑，反而採取更集中國家資本、大規模推動「中國製造2025」及「一帶一路」等政策，試圖以更大力道推動發展主義式國家政策。 對此，吳國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來是黨國資本主義，仍應注意黨、國之間的張力，而黨國與資本主義間的張力更大，這也是習近平特別關注之處，從中國官方嚴詞批判逆全球化現象，可窺知一二。至於隨著中國經濟體量漸增、挑戰美國霸權動機增強，吳國光認為中國已公開在第三世界國家及美國盟國範圍中發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評於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義。吳介民補充認為，中國試圖藉此重新劃定世界勢力範圍的界線，並以「將勢力範圍擴展至中國本土之外」的「擴大版自力更生」，來描繪中國目前的經濟總戰略。 ▍聽眾提問 後疫情之開放困境？ 清華大學社會所陶逸駿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國除發展出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經濟之外，更擴大許多和體制存在依附關係之群體，加上難以放開的困境，中國未來將如何運轉？吳國光首先回應，無法忽略疫情運作背後可能存在安全及社會控制等考量，若確實如此，那麼猜測控制體制完備即為放開之時。其次，習近平採取「底線思維」，意即以最差情況為準備，在此基礎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內為其底線，「關鍵技術要攥在自己手裡」等則為體現，從這個面向更能理解習近平的行事方式。 對於陶逸駿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兩手策略回應包括台資或外資的情況，吳介民說明，過去採取一定開放程度的「尋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國整體發展前景不佳，「租金鏈」已經重組。若以習近平上台後廣東要求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補繳社保、公積金等作為來看，原有租金鏈的分配機制已不再適用，此部分仍應密切觀察。吳介民在回應線上提問時補充說明，在勞力密集產業上，中國技術已有所發展，因而限縮了傳產台商的發展空間，身為台灣人的「身分資本」也已大江東去，近年中國對台商的需求著重於半導體產業上，希望藉此提供短期優厚誘餌，吸引更多技術及人才。 吳國光則點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國前景，以及因為進入中國的競爭者減少，因此選擇進入中國的「冒險家」群體。然而，若從日本於國際間因為天安門事件制裁中國時趁勢進入中國市場的結果來看，整體而言，日本並未因此獲利或改善中日關係。吳介民對於逆向操作、大賺機會財的情形也有類似觀察，至於未來該怎麼辦？他建議台資應謹慎思考出路。 習家軍的限制與危機？ 線上參與者提問習家軍掌權後可能的危機是什麼？吳國光指出，習家軍已將胡江人馬趕盡殺絕或邊緣化，並且全面掌握高層領導權，然而「壯大的隊伍就會繼續分化」，是習家軍下一步可能的發展。其中包括彭麗媛、陳希、蔡奇等人都有明顯影響力，若李強入主後，亦可能於國務院再組建一批隊伍。吳國光認為，此一分化可能是習近平所樂見的，因為各自和習有聯繫渠道，就可於內部進行相互監控。未來五年可預期幹部年輕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習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後，權力再分配的競爭將會更明顯。 習近平之意識形態工作？ 陽明交大戴瑜慧提問習近平如何看待並執行意識形態工作？吳國光認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體系正持續退化，因此習近平所講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僅是透過放大資本主義弊端，以維護共產黨於中國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內，中國近年各大學及以下各級學校學生開始學習「習概」，即習近平思想概論，長期而言前景令人擔憂。陶逸駿以過去在和中國師生交往經驗中發現學生熟稔運用「毛概」話語等情況補充說明，確實不能低估學習「習概」等政治課於未來可能產生的效果。 另外關於「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吳國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國人及有意到中國做生意的洋人為對象，但隨著海外中國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較不接受，加上中國經濟問題增加、財力減少，整體而言效果將會降低。 結語 本次的演講雖然是「里外前後」，吳國光提出，「里」你我都無法見得、「外」處處都有、「後」大家較為關注，但做學術研究僅能從「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吳國光在演講中對黨代會制度進行梳理，並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後可能制度變革。與談人吳介民則從產業面切入觀察與對話，呈現中國二十大後可能的發展及可持續關注點。這些觀點，都為身處「新柏林圍牆」另一側的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共體制、領導人及其他相關行動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線上演講。吳國光是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陶逸駿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羅琪玟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本場演講由陶逸駿策劃和主持，羅琪玟整理演講稿。）
迪士尼是童心未泯的美國人所創造出的全球奇蹟，從電視到電影，它不只充滿娛樂性，還經常兼具教育和鼓舞人心功能，它所標榜的企業精神，更讓自己仿若進步主義的覺醒者。近期它和佛羅里達州政府之間關於特許經營權的官司，就被形容成是進步的迪士尼，力抗保守的州長德桑蒂斯（DeSantis）。 事件起因德桑蒂斯任內通過了「禁止校園（幼稚園到三年級）教授性取向和性別認同內容」法案（《教育父母權利法》Florida’s 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 Act,），迪士尼隨後便發表公開信，反對這部所謂「不要說同性戀（Don』t Say Gay）」法，明顯和州長持相反意見。 年初，德桑蒂斯再簽署一項法案，打算直接收回迪士尼位在佛州（奧蘭多）長期享有的園區特許經營權。迪士尼首席執行長鮑勃·艾格（Bob Iger）於是指控這是德桑蒂斯對迪士尼「不要說同性戀」言論的報復。 迪士尼一方自然援引了美國用以保障言論自由的憲法第一修正案，認為不應該有任何一家公司因為政治觀點遭到懲罰。而迪士尼為表現自己捍衛企業價值的勇氣，當德桑蒂斯宣布可能在迪士尼樂園附近蓋監獄以及另外徵收道路費後，立刻於加州迪士尼園區舉辦了場盛大的LGBTQ活動，顯現出一家企業對政治打擊的無畏無懼。 總之，迪士尼相信自己始終是在引領（或呼應）美國大眾走向更多元、包容的世界。 但若想將迪士尼標舉的「進步價值」移師中國，問題就又複雜多了。且就在迪士尼力抗德桑蒂斯時，大家對它過去多次向「C級審查（C即China）」低頭的經驗，也還記憶猶新。 包括當初為何需要在電影《奇異博士》中，將原著漫畫里的「藏族老魔法師」改為凱特爾白人？為什麼遠赴新疆拍攝《花木蘭》時，完全無視已廣為人知的「中共新疆再教育營事件」，片尾甚至還要感謝新疆官方協助拍攝？美國筆會曾提出一份綜合描述美國電影製作人「如何避免激怒中國官員方針」，為什麼迪士尼剛好首當其衝？以及質疑今天「不提台灣、不提中國少數民族、不反對中國政治主張」，是否也是迪士尼創作的審酌尺度？ 身為全球娛樂業巨擘，迪士尼「預想北京審查員在想什麼，然後自我審查」的模式，曾為美國電影製作開了不少先例，甚而為美國之外的影業「樹立了標準」，包括遇到中國，利潤往往可置於原則之上。 直到去年《奇異博士》2上映，片中因為出現「法輪功」字樣，未能登陸中國戲院，該片仍能在全球開出好票房，而這是否就代表迪士尼將不再對中國式審查讓步？ 今年四月，眾議院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Members of a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針對美國影業的中國因素舉辦了聽證。與會的迪士尼執行長艾格在答覆其「中國市場法則」時曾說：「（迪士尼）高階主管們試圖要在中國審查文化和政治要求（與迪士尼電影內容）之間取得平衡。我們承認這之中存在不同的價值判斷，而且我們並不都是正確的…」 可以聽得出來，迪士尼的「中國市場法則」仍處於模稜兩可、語焉不詳。今天，中共透過「市場准入」操作以推進它地緣政治目的手段，對美國諸多企業還是奏效的，即便如迪士尼這樣龐大的企業體，也會陷入中國市場給出的兩難，尤其迪士尼販售的不只是一項商品、一個物件，還有基於美國言論自由下的文化、藝術創作，它和中國審查文化究竟能夠達到什麼樣的平衡？而這樣的平衡，實際成本效益又該如何計算拿捏？更何況中國式的內容審查經常是隱晦不明，多是有求於它者自行領略。就像《奇異博士》2是因為「法輪功」字樣才未獲准在中國上映，到今天也都還停留在「合理的推測」。 作為不少人童年回憶的遺產，迪士尼儘管經常建構出某種價值觀套路，卻能經由隨後新的作品再打破它，包括王子拯救公主、白人優於有色人種、二元性向框架等等…有多少人長大後也都跟著迪士尼從那些刻板印象中一起「覺醒」了。只是，假若以艾格在上述聽證的發言，去對照他因捍衛企業價值而杠上德桑蒂斯，等於是一邊苦思著自己產品該如何取得和中國式審查的平衡，一邊手持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倡言企業言論自由，這就又讓人看到一家跨國大企業的雙面性格。而倘若迪士尼對中國式審查存在任何妥協退讓，它今天如此高調力抗德桑蒂斯，各界又會做何評價？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