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署指中國銀行逃稅近24億 相關通報引爆輿論
2026 年 6 月 25 日
中共中央3月10日發出學習「習選」一、二卷的通知，這在中共黨魁出版「選讀」（文選）的歷史上還是頭一遭。這也是習近平在2017年10月「入駐」中共黨章但只有空洞的行動指南概念之後，中共中央給出了具體的共產黨宣言的高級摹本——可說是中共操作手冊。習近平出版必讀著述，顯示中共意識形態破產之後，他想要刷新中共的理論，欲超越毛澤東，然而，中共在習近平時代號角吹得越響，窮途末路來得越近，現在到了在棺材中敲打蓋子了。 其實，中共黨魁在任期間言論集結出書早已成為慣例，但都是黨魁卸任之後。毛澤東當年為搞個人崇拜，也只是以「選集」的方式定名，此後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均是以「文選」而名之，唯有習近平被冠以「習近平著作選讀」，著作一詞在毛澤東頭上都不曾應用，而習近平著作，毫不避諱的是個人崇拜的「載體」。難怪有人說這或是第二次文革將來臨——從統一思想開始，然後是大清洗，黨內整風等一系列動作，都將會以「習選」為鋼鞭、為指導、為標準。 中共意識形態新架構？ 2004年《九評共產黨》橫空出世，中共意識形態被刨根問底，九大邪惡基因昭然若揭。中共在歷經從烏雲之巔盪落在泥淖的過程中，經營更加慘淡，隨後九評編輯部出版的《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等鴻篇巨著，瀝青了中共並不是一種理論體系或學說，揭示了其本質來源及反人類、反宇宙的本相，於是中共內部的官員發出了質疑、動搖、否定之聲從此不絕於縷。 唯物主義、進化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無論其哲學基礎還是空泛的共產主義概念都處在風雨飄搖中，習近平在不能夠完全碾壓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上，又不能擺脫共產主義窠臼而打造全新理論的前提下，非常想要營造出一套完善的理論，用於切實指導中共，這才有了習近平在2012年到2022年的10年間，推出的以舊翻新的種種說法，外媒也總是對這些「重要講話」而講話，一言以蔽之：沒有新內容。但總體上講，在一個違反宇宙定律的框架內，不遵循人類普世價值，要締造「全息」動態範本，還真是痴人之夢。 從黨魁「文選」看習近平得了什麼前車之鑒？ 對習近平而言，「毛選」已經過了「保質期」，從1951年10月12日「毛選」第一卷出版發行，到華國鋒打算出版毛選第六卷，繼續推崇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產物時，在鄧小平的干預下「流產」了，表面看是中央決定不再堅持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但實際上，三度被打倒的鄧小平為取代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提升威權力而大費周章。 為了復出，鄧小平不惜「卧薪嘗膽」，兩次給華國鋒寫信表忠，在肉麻的吹捧以及承諾中，讓不諳中共政治的華國鋒信以為真，鄧小平卻在背後「詆毀」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拉幫結夥，最終讓其兩封信被中共中央當年十五號檔轉發，鄧小平狡黠的兩面「斡旋」運作後，一大筐職務得以恢復，其中包括最重要的黨政軍職務，政治局常委，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乃至共軍總參謀長職務。 鄧小平也率先從軍隊入手，借「平反冤、假、錯案」，將軍隊牢牢掌控在其手中，隨後也才能以「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方式，完全架空華國鋒，並從意識形態層面，對華國鋒發難，最終將華國鋒送入墳場，成為一個過渡，否定了其當真擔任過「英明領袖」的歷史，擔任過中共總書記的華國鋒被刪除了，自然也不會有文選。 說白了。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上成就了一個最出格的時代，這也是許多研究者撓頭的中共獨裁政體的特殊案例——操控中央的「中顧委」，前無古人，在幫規中找不到出處。 鄧小平時期，也可說是一個「軍管」時期，1982年到1987年，鄧小平在軍委主席位置上，發號司令，當然，鄧小平的另一個並不關鍵的職務是全國政協主席，他反而在這個位置上「大有作為」。在國務院，鄧小平也從來沒有坐正，因此，鄧小平成為中共的實際掌門人直到過世，中共都並未給予鄧小平謚號，也沒有對其加冕，而冠以「同志」稱呼。 鄧小平理論的出現以及被定位，是建立在「鄧小平文選」基礎上的，「鄧選」1989年8月20日在全國公開發行，1993年鄧選第三卷出籠。 江澤民效仿鄧小平，也出版了三卷「江選」，而胡錦濤則被修辭避諱，雖然其出版了《胡錦濤文選》三卷，但沒人說這是「胡選」，漢語真是精深，偶然就是必然，說胡選就沒錯。 如果說鄧選是毛選的升級版本，並形成了一整套體系，並迅速具有中共黑幫幫規黨章的「行動指南」效力，那麼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就是中共走向徹底敗落的污穢產物，好在這一產物昭告了中共的邪教本質。胡錦濤在毫無建樹的前提下，只好更加抽象的用科學強化中共的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根基。科學發展觀更加空洞無物。 有意思的是，2013年習近平在出版胡錦濤的「胡選」時，也是相當隆重，不但稱這是重大決定，還說成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且具有重大現實、深遠歷史「意義」——習近平還了個胡錦濤裸退的天大人情，目前胡錦濤早就下架了——開個會還差點被架出去。 區別在於，鄧選、江選、胡選都是在新華社以報導形式通告出來的，也都是他們本人不在位不謀其政後，中共「加封」謚號的方式出版其言論的。 （全文轉載自看中國，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澳大利亞地方政府與商業團體近日陸續走訪中國，澳中關係似逐漸回暖。專家認為，隨著工黨的對華政策的緩和，地方也開始與中國恢復經貿往來，但國際局勢與基本價值觀等差異使澳中不再互相信任。 堪培拉對華友善 地方積極恢復澳中經貿往來 一個由15名澳大利亞公司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員組成的代表團下周將訪問中國，4月23日開始對香港、天津、深圳的工業和商業中心進行6天訪問。這將是三年來澳大利亞第一個訪問中國的行業代表團。 繼上月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州長(Daniel Andrews)訪中後，西澳州州長麥高恩(（Mark McGowan)也於4月17日抵中進行5天訪問，希望與中方討論取消貿易限制「重建關係」。 西澳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教授陳傑認為，自從去年習近平與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在印度尼西亞會面，隨之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訪問北京，接著近期貿易官員訪華，澳中之間已經形成「從貿易回暖開始恢復關係」的大氣候。上一屆的莫里森政府非常嚴厲地警告工黨執政的州政府應該將中國當成重要的威脅，還通過聯邦的立法將維多利亞州跟中國簽的一帶一路協議撕毀，因此工黨執政的州政府現在終於盼來與中國恢復交往的機會。 陳傑告訴美國之音:「現在以阿爾巴尼斯（Albanese）總理為首的聯邦政府對華採取非常友善的態度，中國也有意把澳大利亞當作像法國、德國一樣，就是可以離間的美國盟國，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兩大工黨州長去中國。」 陳傑指出，除了商貿合作，西澳大利亞與維多利亞州都公開表示，這次與中國交涉最關鍵的項目之一就是儘快使中國留學生迴流澳大利亞，往後地方政府與中國的交流應該會愈來愈頻繁。 澳中關係專家、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社會學博士秦晉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指出，許多澳大利亞的商界和工黨的地方首長正在排隊等著訪問中國，迫不及待地進入中國市場，故意忽視中國的問題。 他說:「中國的外在金玉仍然對澳大利亞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中國的敗絮其中澳洲(澳大利亞)人就看不懂了，或者壓根就不願意看。一個人一旦上了杆子，就是再不值錢的東西也會視作金不換。」 秦晉認為，澳中恢復商貿關係，對澳大利亞來說很可能是虛幻的。 澳大利亞在4月18日重申，在部長級會議後將致力改善與中國的農業關係。在外交關係逐漸解凍的情況下，澳大利亞樂見恢復大麥貿易取得的進展。 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馮崇義表示，許多農產品、龍蝦、紅酒等產業確實因為中國施加的貿易制裁與限制而受到很大的打擊，但是這些並非剛性需求，現在的中國對這些商品的購買力未必如預期。 他對美國之音說:「疫情後的中國跟疫情前的中國不一樣，其實它很多需求，除了剛才講的煤礦、鐵礦是剛需，還有做鋰電池的礦它需要，其他這些龍蝦、紅酒，它們屬於奢侈品，這些需求其實已經不是說不復存在，但是下降得很厲害了。」 馮崇義認為，澳大利亞對於與中國恢復商貿關係可獲得的利益，不宜過度期待，更不必寄望兩國關係會恢復到15年前的程度。 國際局勢已變 澳大利亞無法全面親中 澳中兩國關係在去年5月工黨執政後，出現了逐漸改善的跡象。黃英賢去年底曾經訪問中國，是2019年以來首次澳大利亞外長訪中，然而黃英賢4月17日表示，澳中關係最好的時候，是1996年到2007年由霍華德（John Howard）擔任澳大利亞總理的期間，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可能回到那時的蜜月期了。 前台灣駐澳代表林松煥認為，澳中經貿關係雖然將持續改善回溫，但是基於大環境已經發生重大的改變，澳中關係確實不可能如過去般友好。 他告訴美國之音:「這主要是因為全球地緣政治及世界戰略格局，已經在俄烏戰爭爆發、中國暗中支持俄羅斯、台海局勢日益緊張、世界民主自由對抗中俄專制極權儼然成形之後，情勢發生重大變化。」 林松煥表示，北京對澳大利亞已經產生戰略猜疑（Strategic Distrust)，尤其是在台海議題上並不信任澳大利亞。 他說:「北京也認為澳洲最近正式簽約購買澳英美聯盟（AUKUS）的8艘核燃料潛水艇，乃是澳洲確定要和美國及英國共同圍堵中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擴展，以及未來有可能介入台海衝突的敵對舉措。」 西澳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教授陳傑表示，雖然工黨政府不會像莫里森政府那樣時常提起中國最敏感的台灣議題，但會堅持AUKUS的路線。 他說:「現在這一屆傳統上對中國比較友好的澳洲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沒有必要像前一任政府那樣去瞎咋呼、故意挑釁中國，這和美國還是有一點不一樣。但是澳洲，哪怕現在是對華相當友好的阿爾巴尼斯政府加上它的華裔外長黃英賢，都不會對雙邊關係抱有太大的幻想，都在說蜜月期不會再來，該買的核潛艇一個都不能少，一邊對華恢復貿易關係，一邊龐大的代表團去印度。」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社會學博士秦晉表示，澳中破鏡重圓固然好，但是畢竟不是必然，習近平的笑臉之下核心還是戰狼外交，北京要賺足面子，堪培拉又不能以犧牲自己的面子和利益讓北京心滿意足，關係修復程度有限。 他說:「北京和堪培拉雙方都有讓步和意願。顯然北京只是希望澳洲走過去，自己乃高山一座，巍峨聳立巋然不動。工黨政府又不能做的過頭，一味迎合北京，還得拿腔拿調，保持一定的矜持。」 秦晉指出，除非澳大利亞前總理基廷重新捲土重來，再親善北京，哪怕與傳統盟友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翻臉也在所不惜，但在目前的國際局勢中不可能發生。 悉尼科技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教授馮崇義表示，中國的統戰力量在澳大利亞滲透極為嚴重，這兩三年來，澳大利亞從政府到社會都已經開始警戒，不可能如從前那樣信任中國。 他說:「不能繼續這樣下去，讓中國在澳大利亞如入無人之境，建立它的統戰體系。就是在整個媒體、整個學界、整個商界甚至於政界，在嚴重地影響澳大利亞的政治。特別是在華人小區裡頭，應該是百分之90、95以上都是掌握在親中共的、所謂的愛國僑人的手上。媒體也一樣，就華文媒體，幾乎都是親共的愛國僑人在掌控。」 馮崇義表示，澳大利亞社會已經覺醒，畢竟中國是不同的制度與價值觀，即使逐漸恢復商貿往來，也不值得信任。他指出，特別是楊恆鈞與成蕾兩位澳大利亞公民在中國被捕數年後至今仍未釋放，中國政府的作為讓澳大利亞社會無法接受。 呼籲重視人權無助於使中國釋放人質 因涉嫌「泄漏國家機密」在中國被捕的澳州華裔記者成蕾，去年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接受不公開審訊後，3月31日已滿一年仍未宣判。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對此表達深切關注。 前台灣駐澳代表林松煥表示，中國雖然不太信任澳大利亞，但基於戰略考慮，中國仍有必要拉攏澳大利亞，並離間澳英美聯盟（AUKUS）成員之間的互信。 他說:「中國將以被拘禁的楊恆鈞與成蕾為外交籌碼，暫不宣判，視實際情況及澳洲是否讓步，再於利益交換後，酌情釋放。」 林松煥認為，澳大利亞政府將持續以經貿與人權脫鉤、個案逐案處理的務實低調作法，處理中國大陸違法人權的問題，但其收效並不樂觀。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社會學博士秦晉指出，楊恆鈞與成蕾其實本無罪，是因為正好在北京對堪培拉最不滿的節骨眼上被作為報復的籌碼，因此澳大利亞任何重視人權的呼籲都沒有用。 他說:「澳洲可以參考加拿大兩位人質的獲釋。討論人權問題不會有助於兩位人質獲釋。就像綁匪綁票一樣，他們要的是贖金。指責綁匪違反人道毫無意義和作用，要麼交保釋金換取兩人的自由，要麼就要有殺手鐧能夠讓對手也感覺到疼痛。也就是說，澳洲必須有讓北京感到疼痛的利器。」
在中國，城管沒完，農管又登場。號稱「農業綜合行政執法隊伍」的農管，是共產中國2023年的新名詞、新武裝。農管一出現，農村就不得安寧。到處傳來驚人視頻和畫面： 不準農民種蔬菜、水果、經濟作物，強令改種穀物、玉米、番薯。「叫你種什麼就種什麼！」農管隊不僅動手打人，而且還動手拔起農民的蔬菜。不準農民自行殺豬，否則每頭豬被罰款8萬多人民幣。農管隊動手抓雞抓鴨、運走豬只，擅自賣掉，款項不知所終。不準農民在魚塘四周種玉米、豆角，不準農民在自家門前樹上栓繩子曬被子，聲稱有礙觀瞻。農管在農民的田地里動手砍樹、推倒樹，遭憤怒的男主人持長棍打翻在地…… 據稱，農管隊早在2018年就成立，一直沒有大動靜。今年忽然開始大動作，明顯對應習近平超期連任、習家軍全面奪權之後，可以肆無忌憚地推行極左路線。農管突如其來，人們不禁要問，所謂農管，究竟管什麼？管得有多寬？中共官方回答：農管隊主要是打擊”侵農害農”等違法行為，不會干擾農民的正常生產生活。但，其實際行為，卻恰恰就是侵農害農、干擾和破壞農民的正常生產生活。 還是農管們自己說了實話：「你說我們農管算什麼？你們交管管不了的，我們管。你們城管管不了的，我們也要管。王權特許，先斬後奏，這就是農管。」其中，「王權特許，先斬後奏」這類話，並非一般農管人員說得出來，必定來自內部文件。可見，中共高層和黨媒故作為農民服務，唱白臉；但在內部，已經下達「狠狠整」的最高指示，由基層農管人員唱黑臉。 官方宣稱，農管將對全國農業農村實行執法監管，涵蓋種子、農藥、獸葯、飼料、農機、動植物檢疫防疫、農產品質量安全、漁政等所有領域；並監查監管農民生活。管的範圍，可謂應有盡有，無所不包。按照中國人的口頭禪，真可謂「管閑事」、「管得寬」。 農管，首先讓人聯想到城管。在城市，中共開啟了城管和小販的互斗、互害和互殺機制，政府雖為城管背書，但城管和小販一樣，都成為受害者和犧牲品。如今，在農村，中共開啟農管和農民的互斗、互害和互殺機制，政府雖為農管背書，但農管和農民一樣，都必將淪為受害者和犧牲品。 其次，農管讓人聯想到白衛兵。當習近平下令極端封城、極端清零，就迅速組建起龐大的白衛兵，到處圍堵圍困民眾，到處施暴抓人，造成大量次生災難和非疫情死亡。如今，習近平下令整肅農村，各地農管隊迅速成立，並急劇擴大規模。僅在湖北省，就初具5000人規模。農管隊一出現，就有制服、有徽標，並全副武裝，擁有電警棍、捆綁繩、盾牌、防彈衣等全套攻防設備，仿如手持尚方寶劍的執法隊伍，可見來頭不小。 再次，農管讓人聯想到中國當下的經濟危機。習當局收刮民財，即中國網民所說的「割韭菜」、「開人礦」。收颳了民企，開始收刮平民；收颳了城市，開始收刮農村；收颳了工人 ，開始收刮農民。就在農管隊大舉出動，如土匪下山、鬼子進村、全面突襲圍剿各地農村的同時，習當局宣布啟動2023年「穩糧保供」專項行動。用意不言而喻。經濟危機背後，是糧食危機；糧食危機背後，是戰爭機制。 武打明星成龍有言：「中國人是需要管的。」連生長在香港的成龍（屬極少數的香港人）都有這種腦筋，更不用說盤踞皇城北京的習近平、王滬寧、蔡奇等人。於是，在網管和城管之後，就來了農管。企圖從此管住農民、管死農民。 由此，讓人聯想到兩千多年前的秦國，商鞅變法，厲行富國強兵，同時管死人民，故意讓人民陷入貧窮、弱小、愚昧，以供統治者任意驅使，充當戰爭炮灰。習近平意在發動台海大戰、甚至不惜與美國決戰，故而急忙忙趕造戰爭體制、製造戰爭氣氛。今日能強種強征糧食，明日就能強抓強征壯丁。這，大概才是成立、壯大和武裝農管隊的真正目的。 圖謀發動台海戰爭、圖謀以武力手段強奪台灣的習近平們，包括獻計商鞅模式的王滬寧們，或許應該多懂些歷史。作為春秋戰國的一員，秦國，存活了近700年；但，作為大一統的秦朝，卻只存活了14年。其中的哲理可謂深奧。 從商鞅變法之日起，秦國窮其百年功夫，到處點起戰火，干戈連年，血流成河，屍積如山，最終吞併六國，建成大一統的秦王朝。從秦國到秦朝，從一國到大一統，結果呢？一統天下的秦王朝，僅僅苟延了14年，就遭人民起義推翻，轉瞬間消失於歷史的風塵。不義之財，最易耗盡；不義之國，最易崩塌。歷史教訓，不可不謂深刻。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中國去年底宣布疫情管控逐步鬆綁以來，中國的經濟多被看好會逐步復甦或有大幅成長，甚至帶動全球經濟的成長，然而，在美國半導體出口管制持續趨嚴的當下，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已受到限制，同時，中國過去龐大的智慧型手機產業也因為手機需求下滑而導致獲利持續衰退，因此，中國經濟是否可因疫情趨緩而復甦，仍不確定。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本月公布的資料顯示，中國零售銷售與工業生產分別年增10.6%與3.9%，均較前二月高，但是，固定資產投資為5.1%，較過去二個月低，整體而言，中國今年第一季的經濟成長率為4.5%，高於預估的4%。 中國經濟的不確定因素多 雖然中國第一季的經濟較預期為高，但是，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月底(3月27號)仍宣布全面降准1碼（降低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利率0.25個百分點），這顯示中國經濟不確定仍高，因此，中國人行需要持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來挹注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避免發生流動性危機。中國經濟不確定性增加，進而導致流動性危機發生的可能原因為：一、自2021年以來，中國恆大地產破產所引發的房地開發商破產與爛尾樓問題仍未被解決；二、全球供應鏈的重組使得中國當地廠商與外商投資降低，資金撤離中國的需求極大；三、中國就業市場的新增工作機會大幅降低。 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趨勢下，中國出口降低的趨勢已不可逆，中國民間投資與外人直接投資的需求也將會較過去大幅降低，當中國本土廠商與外國廠商的投資都降低時，中國未來新增的就業機會也會大幅減少。特別在2019年底爆發武漢肺炎疫情以來，需多中國企業也因為疫情封城措施而退出市場，就台灣廠商而言，包含八方雲集與瓦城等業者均退出中國餐飲市場，85度Ｃ在去年也關閉15家中國分店，在疫情逐步趨緩之際，餐飲業者退出中國市場的原因可能很多，但廠商對中國內需市場的預期悲觀應是重要原因。 通貨緊縮可能性愈來愈高 當廠商與消費者對未來預期悲觀，則影響民間需求的投資與消費均會降低，當民間需求的減幅擴大而引發物價下跌時，則可能發生通貨緊縮。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其國內3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年增率為0.7%，創下18個月來新低，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則年減2.5%，連續六個月負成長，中國國內物價的現況，與主要國家中央銀行面臨通貨膨脹而大幅升息的現象有顯著的差異，如美國聯準會為了對抗通膨從去年3月至今已升息19碼（4.75%），中國則持續降低存款準備率。 中國在2022年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2%，台灣、南韓與新加坡分別為2.95%、5.1%與6.1%，美國與歐元區則分別為8%與8.4%。除了中國外，上述國家的物價均是在各國央行已採取升息政策下的結果，令人好奇的是，即使中國可以控制人民幣的幣值穩定，且向俄羅斯購買廉價石油，但其所面對的大宗物資漲幅仍應與世界各國一樣，均須面對輸入性通膨所帶來的物價上漲，但是，中國物價卻是相當穩定的低。 若再考慮中國人行持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方向，人民幣的值壓力更大，中國面對輸入性通膨的壓力只會擴大，中國的物價應會更高，但中國官方統計的物價指數仍低。 雖然中國統計局認為中國物價低的原因為基期太高，但基期因素是普遍現象，因此，若中國的物價統計數據正確無誤，則可以合理解釋，貨幣供給大幅增加的寬鬆貨幣仍可維持物價平穩的原因，應是民間需求的大幅降低，使得貨幣需求減少，只有在貨幣供給增幅仍大於貨幣需求減幅的情況下，中國的物價才可能微幅上漲，未來，若中國需求持續減少，則物價將會下跌，即人民最不樂見的通貨緊縮將會發生。 （※作者為淡江大學產業經濟與經濟學系合聘教授。全文轉自上報）
曾經被江澤民選中為三十個軍中重點培養對象之一的劉亞洲在一場內部演講中所表現出來的張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證明他絕對沒可能得寵於「武大開店「心態經營自己幹部隊伍的習近平。 我們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中已經向讀者和聽眾們介紹過了筆者能夠查找到的中國大陸上的點名批判劉亞洲的文章，是2007年首刊於《求索閣》雜誌的文章《評判劉亞洲的文化和思想的超限戰》。當時的劉亞洲還只是空軍中將軍銜，官拜解放軍空軍副政治委員兼紀委書記，並因此職務而在中共十七大上被安排為中紀委委員。 十七大就是習近平從中央委員直升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一屆黨代會。 這篇打響了批劉第一槍的文章作者顯然不是毛派老左，僅一小粉紅而已。不過，雖說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但這位小粉紅當時還是不敢以真名示人，只敢以「佚名」的筆名發表之。 該文章一開始就說：「我對劉亞洲的關注，始於很多年以前，而不是現在在網上，在我還讀中學時候，對軍事、國際政治和外交都很感興趣，因此劉亞洲所著的《惡魔導演的戰爭》，《攻擊、攻擊、再攻擊》等軍事著作拜讀過多篇（好像還有關於格瑞那達、敘利亞等題材的軍事文學著作），當時我國與美國處於一種相對的蜜月狀態，而且本人也還年輕，也就對劉亞洲的著作局限于軍事方面的理解。最近，《金門戰役檢討》、《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對話》、《大國策》、《「二把手」劉少奇》等等劉亞洲的文章不斷見諸於網路，直到最近據說在05年1月02日在昆明軍區的講話《信念與道德》，一一讀過之後，心裡有一種感覺，劉亞洲在此時此刻在網路上以本名不斷發布文章（無疑劉亞洲的空軍中將、副政委的身份決不會不引人注目的），絕非簡單之事，他的文章所表達觀點和要達到的目的也絕非一個簡單的軍事變革而已。」 這位「佚名」作者繼續說道：「表面上，劉亞洲是通過對近幾年的美國和西方的軍事、經濟、文化的全球化的浪潮的分析中看到了我國和我軍的不足，提出了很多要解放思想、改革的觀點，也以一個熱愛國家的軍人自居，可是在這些文章的背後，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和觀點背後，真正透漏出來的卻是一種骨子裡的「崇美、恐美」情節，到了《信念與道德》中，已經上升到了從文化和文明高度向美國為首的西方全面「投降」的程度了。誠然，在中國，像劉亞洲一樣有相同情結的人不在少數，這也是中國近幾年來改革開放、自由民主的一種體現，我也懶得去說。可是，以劉亞洲的特殊身份，他的觀點在軍內、民間乃至在中央決策層的影響，卻是我等普通百姓所不能不注意到的。」 這篇文章里著重批判的劉亞洲的作品《信念與道德》，其實是劉亞洲本從沒有發表過的一篇內部講話的錄音稿整理，內容似乎沒有主題，讀起來感覺比較零亂。而且錄音整理之後通過網路傳播開來，似乎也不是劉亞洲的初衷。由劉亞洲本人編輯整理後授權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劉亞洲文集》一至九卷里似乎也沒有收錄此文。 推算一下，劉亞洲發表該講話的時間不是2005年，而是2002年11或12月，是當時任職成都空軍政委的劉亞洲在本部隊的內部講話。他在講話一開始就說：「今天，本來是要到大禮堂給大家講話的，但我嫌那個地方太大。我一個人孤單單地坐在主席台上，你們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樣我們之間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選擇這個大教室，就是想拉近與同志們的距離。我不是做你們大家已經習慣的、傳統意義上的報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麼一講，你們就那麼一聽，也不要記，也不要錄音。講錯的地方我自己負責。與其他領導同志給你們做的報告相比，我講的東西起點低，沒高度、也沒什麼深度，不像他們的報告又是『高舉 』，又是『深入』的，氣勢恢宏。我總是從小處著手。今天，我主要講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信念問題，第二個是道德問題。」 日後，有中國大陸的毛左發表的批判文章里痛斥劉亞洲這是在赤裸裸地諷刺習近平，但事實上當時的劉亞洲講這番講話時，中共總書記還是江澤民，而習近平當時的職務還只是浙江省委書記，剛剛在十六大上由上屆中央候補委員升格為中央委員。 相比於當時的習近平，劉亞洲的成都空軍政委是正軍級，不過已經被當時以江澤民為主席的中央軍委內部定為重點培養的三十名正軍職幹部之一。 劉亞洲自己在這篇講話里透露說：去年（應該是指2001年），經中央軍委和江主席批准，國防大學舉辦了一個正軍職幹部培訓班，俗稱”龍班”，從全軍挑選了三十名正軍職以上的幹部去學習，空軍有三個：我，空軍何為榮副參謀長，沈空許其亮司令員。何和許都是飛行員中的佼佼者。他們都是我的首長，都對我有提攜之恩。入校的第一個星期，其它學員都在研究學校的規章制度、研究教師啊，課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個人。我不研究學校，我研究人。當他們熟悉學校以後，我也已經熟悉了他們。我得出結論：第一，雖然部隊中還有好的人沒有來，但來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將來的軍委領導、總部領導，很可能從這三十個人中產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不加強學習和修養，充其量也就是軍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稱為軍事家、政治家。這就是者與家的關係……。 劉亞洲這裡所說的「甚至更高」，當然指的就是軍委副主席。被劉亞洲文中提到的三個空軍軍官之一何為榮較少為外界所知，他是在參加這個「將軍班」之後以幾個月即被從正軍級晉陞副大軍區級，官至當時的空軍參謀長。 說起來，這個何為榮出生於1949年，許其亮出生於1950年，相比他們兩人，出生於1952年的劉亞洲當時相對更具年齡優勢。 查許其亮的官方簡歷，其中一句是1999－2004年任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兼瀋陽軍區空軍司令員（其間：2001.03－2001.07國防大學正軍職以上幹部培訓班學習）。 劉亞洲在這份講話里兩次提到了許其亮。他在講話是最後一部分里說道：很多同志對我國的幹部年齡制度有微詞。年齡制度是對民主選拔幹部機制諸多踐踏中比較厲害的一種。應惟才是舉，而非惟年齡是舉。有人五十歲就不行了。托爾斯泰八十歲還寫出了《戰爭與和平》。幹部用早了也不妥。用幹部像打槍一樣，有個”拋物線”，要取”最佳值”。我給你們舉沈空許其亮司令員的例子。許司令有大氣，胸懷寬闊如海。有政治頭腦。我說我是政治幹部中懂軍事的人。許司令員是軍事幹部中懂政治的人。他四十四歲就當了大軍區副職，馬上就十個年頭了。”大限”已到，年紀尚輕。我對一個總政徐才厚主任說：許其亮如果退了，那將是人民解放軍的笑話。他以大區副職之身退下來，竟還不到一個師長的最高服役年限。師長最高服役年齡是五十五歲。這正是一個男人最成熟的時期。 話里話外，明顯可以看出身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女婿的劉亞洲對許其亮的巴結之嫌。事實上當時的許其亮雖然暫時還是副大軍區級，但他已經是十四和十五兩屆中央候補委員，也就是說比當今聖上習近平還早了五年成為中央候補委員，而且也是和習近平一樣在十六大上成為中央委員。所以在當時被劉亞洲在內部講話中極盡誇讚的許其亮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一個因為任職年滿十年從大區副職退下來的「如果」。 而後來呢，許其亮這個被劉亞洲稱讚為「軍事幹部中懂政治的人」，竟真是被習近平相中並提升為軍中政治總管。此人在胡錦濤時代被從瀋陽軍區副司令員兼空軍司令員提升至副總參謀長，然後於2007年回到空軍任司令員並晉陞空軍上將銜。 在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和習近平晉陞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許其亮「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成為軍隊主要領導人之一。 2012年11月，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在正式宣布習近平接班胡錦濤的同時，決定增補許其亮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晉陞副國級，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從此開始他領導主管全軍政治工作的十年歷史。。 在同年11月15日舉行的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許其亮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2017年10月25日，許其亮在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副主席。2022年10月22日，72歲的許其亮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後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並在今年3月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卸任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一職退休。 至此，比劉亞洲年長兩歲的許其亮結束了他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中共軍旅生涯。而比他年輕兩歲的劉亞洲，不但沒有因為是「政治幹部中懂軍事的一個」而被習近平重用，反而是在年滿六十五歲的當年被習近平下令直接「一退到底」。 請注意，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被安排繼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從上屆中央軍委（第二）副主席成為（第一）副主席的許其亮在當時的習近平眼中無疑是軍內最倚重的人物，所以十九大召開之前的軍內人事大調整，無疑是他許其亮在習近平親自領導下主抓。所以說劉亞洲此前對他許其亮的阿諛似乎並未奏效，更大的可能是習近平對劉亞洲不感冒所以許其與亮即使曾經與劉亞洲是惺惺惜惺惺，此時也是愛莫能助。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一句，凡是在兩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間因為年齡卸任或者退役的省級地方黨政一把手也好，軍區大軍區正職（正戰區職）軍政主官也好，「退下來」的同時，正常待遇是被臨時安排進入全國政協或者全國人大。原因就是他們這批人當時大都還具備當屆中央委員的身份，失去這一身份還要等下屆黨代會的召開。而在下屆黨代會召開之前，總得讓他們有一個具體的職務，政協常委也好，全國人大的某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也好。 所以說，像2017年初的劉亞洲那樣， 被宣布退役之後就只剩下個十八屆中央委員的空「銜」，等於是一種變相的政治處分。 完成這篇文章之前讀到鄧聿文的文章《劉亞洲因為何事開罪習近平？》文中說：「劉是2017年在國防大學政委的任上退的，值得注意的是，他退的時候，到省部級65歲的退休年齡尚差幾月。雖然未到點即退也常發生，但一般都會安排在二線過渡一下，而劉沒有安排，直接退下來。也許這並不能特別說明什麼，可能和他在軍中任職有關，軍隊高官退下來一般都不會安排在人大政協任職……。 聿文兄所言差矣！筆者已經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里舉出了比他劉亞洲早一年退役的劉源，被宣布退役的當天即被宣布增補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另外，筆者在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也還舉出與 劉亞洲同齡也是同時被宣布退役的孫建國海軍上將，賈廷安上將、王教成上將的例子，都能證明劉亞洲當時已經被習近平給以「不公正」的待遇了。 有觀點認為:「劉亞洲與江澤民派系走得比較近，是他被拿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劉亞洲是在江澤民時代發跡，升任少將、中將。他的岳父李先念做過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江澤民就是李先念和陳雲推薦給鄧小平從而當上總書記的。」 筆者對把習近平與江澤民對立的分析一向不以為然，但一定要把劉亞洲說成所謂「親江派 」的話，如上劉亞洲二十年前的這篇內部講話中透露出的關鍵內容之一，他當年成為重點培養的三十名正軍職幹部之一併進入專門開設的培訓班接受了為期半年的「政治孵化」，毫無疑問是江澤民的欽點。 至於習近平對他劉亞洲的不感冒，筆者相信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劉亞洲的「張狂」甚至一度有點「自我膨脹」，絕非習近平所能容忍和接納。。 劉亞洲在這次演講中說：但如果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不加強學習和修養，充其量也就是軍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稱為軍事家、政治家。這就是者與家的關係。這些人(即當時被江澤民親自選定定進入「培訓班」的包括劉亞洲本人在內的30個時任正軍職軍官)是我們這代軍人的化身。在他們身上可以折射出整個軍隊。有一些人已經接近頂峰了，但還差一個台階。可就這麼一個台階，終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們這批高級幹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條：獨立思考，逆向思維，敢於說不。敢於說不決不是不服從命令，聽從指揮，恰恰是更好的服從命令聽指揮。列寧早就說過：不折不扣地貫徹上級的意圖是最好的消極怠工。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樣，是流動狀態的。你不讓它流動，這水就變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態又是自由的形態。人世間最具有自由形態的東西就是水。哪兒都能去。哪兒都敢去。無孔不入嘛。人的思想應當也是這樣的。過去蘇聯共產黨的教訓，以及我黨的歷史經驗，都告訴我們，忽略人的思想和強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講過：我們黨要養一批敢於胡思亂想的人。總政聯絡部部長岳楓，就是葉劍英的兒子，一舉手說： “我報名！”美國蘭德公司有一條著名的宗旨：”保護怪論”。怪論往往過一段時間就變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誡我們要解放思想。我常對你們說，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連思想都沒有，解放個什麼去！讓人們胡思亂想並不一定是壞事…… 讀罷這一段，相信每一個人都明白了一直都是以「武大郞開店」心態考察和檢驗自己的幹部隊伍的習近平，怎麼可能容得下劉亞洲這種口無遮攔的「幹部子女」。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就在作家龍應台於《紐約時報》刊出《在台灣，朋友間開始反目》 一文，講述北京政府未對台灣開出一槍一彈，卻已經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矛盾分裂之際，傳出台灣《八旗文化》出版社總編輯富察延賀（李延賀）在今年3月返中探親後，至今音訊全無，可能在上海遭中共國安單位秘密拘捕。兩件事同時發生，當然告訴台灣人某些事情。 富察延賀，中國瀋陽人，文學博士，曾在上海從事圖書與媒體工作。他認識台籍妻子後，2009年依親移居台灣，並擔任《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下轄的《八旗文化》總編輯。過去10多年來，《八旗文化》在富察的主導下做得有聲有色，其推出「中國觀察」「另眼看歷史」「世界史」等書系，重新解構歷史，也顛覆了傳統的中國史觀，其中包括史學家劉仲敬的《中國窪地》、《逆轉的東亞史》；裴敏欣的《出賣中國》；日本法學博士熊倉潤的《新疆》；何清漣的《紅色滲透》、《中國：潰而不崩》等等，多是不見容於共產黨當局的出版品。 據聞，富察原有中國籍，不過，來台十數年之後，他已經成功申請到中華民國國籍，此次回到中國，就是要完成最後一道程序，放棄他的中國國籍。不料，他3月回到中國後在上海遭到中國警方拘捕，隨即下落不明，直到美籍中國流亡作家貝嶺在臉書揭露此事，才引發台灣社會廣泛關注。 富察遭拘禁，但到底身犯何罪？要關多久？外界一無所悉，所以第一時間家屬希望能夠低調營救。如今事情在台灣爆開，但到底是低調營救好，或是高調累積政治壓力為佳，由於不了解中共企圖，沒人說得准。特別是，台灣的出版人出版了批評中共的書而身系囹圄，這形同對台灣言論出版自由的一次重擊，最近許多主張「台灣不挑釁，戰爭就不會來」的反戰人士，會怎麼評論「富察事件」呢？ 回到近年來屢屢在台灣疾呼「反戰」的龍應台。2006年元月，創刊於10多年前北京《中國青年報》旗下的《冰點》周刊經常發表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的文章，攻擊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因此遭共產黨宣布停刊。停刊事件觸動了台灣作家龍應台心中的警鈴，她當時在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一篇〈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長文，嚴厲抨擊《冰點》事件，茲摘錄若干片段於下： 「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物件，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麼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麼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麼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麼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當時的龍應台以「文明」為引，抨擊共產黨停刊《冰點》周刊的決定，字字句句擲地有聲。而「文明」必是放諸四海皆準，《冰點》因言獲罪被勒令停刊，本質上與一位在台灣的出版人出版了不見容於共產黨史觀的叢書而遭到拘禁毫無二致。17年前龍應台為了《冰點》停刊事件勃然而怒、為文聲援；如今，一位自我期許捍衛台灣出版自由，做出小型市場與在地化可能的出版人在返回中國竟遭到羈押，其對台灣文化圈出版界的寒蟬效應不問可知，也讓人好奇17年後的龍應台如何看待這樣一場「文明」的危機？ 事實上，回望過去20年的共產黨領導，出身共青團的胡錦濤任內雖然發生若干查封報刊，打壓民間社會的作法，但其領導風格較之於現今的習近平共產黨還相對寬鬆。如果17年前的龍應台認為「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裡，代表一種逆流」；那，17年後再面對一個言論更為收緊、權力更為集中，以及一個已經是萬馬齊喑、不容任何異見的中國社會，習近平這三個字又代表什麼？在「價值認同」（龍應台用語）完全相悖的情況下，兩岸何來坦誠交流，更遑論所謂的融合統一。 所謂的「北京未發一槍一彈，但已經為台灣社會帶來裂痕」的說法，不但將共產黨去責任化，還將台灣之於兩岸關係簡化為「戰爭」與「和平」的抉擇，當然不是事情的全貌。事實上，從外交打壓、軍機繞台、網軍入侵到如今拘捕富察，北京隨時隨地都在向台灣「開槍」。而台灣人深愛和平，只是努力追求有尊嚴有價值的和平；台灣人更在意「文明」，文明保障身而為人的基本權力，所以看到富察未經公開審訊隨即失去人身自由，心中格外地憤怒。台灣人在乎「價值認同」遠甚於「家國認同」，這一切寫就於17年前那篇給胡錦濤的公開信，但卻沒有一字一句見於龍應台這篇《紐約時報》投書里。 這一次，也請用文明說服我。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近日，中國連續出現年輕人輕生的新聞。據網路報道，3月19日至23日，在不到一周時間內，天津市7名中小學生輕生，原因據稱是家庭壓力或成績不佳。據社交媒體上很多家長表示，4月1日起，天津市緊急召開全市中小學家長會，排查學生的心理狀態。無獨有偶，4月4日，湖南張家界天門山，4名年齡在23到34歲的青年，相約在此跳崖輕生。據當地警方通報，四人分別來自河南、河北、福建、四川，通過網路聯繫到一起。在跳崖前，四人服了毒藥，並寫下了日期為4月2日的遺書。遺書內容很簡單，只有一句話，「本人xxx，具有民事行為能力，本人是輕生，與其他人無關。」據記者調查，四名死者均來自貧窮的農村家庭，對生活失去希望應該是他們集體輕生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天津中小學生連續輕生，還是張家界四青年集體跳崖，都反映出同一個問題：中國年輕世代未來的生存狀況堪憂。 中國自所謂的「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率平均超過兩位數，持續了超過三十年，國際社會紛紛將中國這段時期的高速發展稱為經濟奇蹟。但自2012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受結構性因素影響，開始放緩，疫情三年更加劇了經濟的頹勢。今年的人大會議上，時任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定為「5%左右」，這是三十年來最低的增長數字。恐怕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再也無法恢覆之前的高增長率。經濟疲軟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無法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據人社部統計，2023年大學畢業生將達到1158萬人，創歷史新高。由於現有的經濟無法吸納如此龐大的就業人口，很多年輕勞動力不得不投入到外賣、快遞、網約車等零工行業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截至2022年末，沒有簽署正式勞動合同的「靈活就業」人數達到2億人，約佔全部勞動人口的1/4。這些所謂「靈活就業」的人口，其中很多人處於待業、下崗或朝不保夕的打零工狀態。 面對這種現實，官方不得不創造新的話術，安撫焦慮的社會情緒。去年，官媒《光明日報》刊登文章《年輕人選擇靈活就業，無需過度憂慮》。文章中指出，當下中國年輕人不同於父祖輩，對單位、組織已不再抱有執念，追求的是「合興趣、匹配專業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生活間的平衡。文章稱，靈活就業是多數年輕人的主動選擇，外界無需過度憂慮。將被迫打零工說成是年輕人的自主選擇，宣傳部門也真是煞費苦心了。但宣傳無法徹底掩蓋現實，在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考公考編愈發火熱。年輕人也清楚，在這個一切資源被黨壟斷的社會，抱緊體制這棵大樹是唯一的出路。 生長在這樣的經濟低速增長時代，00後未來不管是就業還是生活，都將面臨嚴峻考驗，稍有不慎，就會成為新的都市貧困階層。而這樣的一代又是在網路中成長的一代，各種社交媒體把富裕生活的樣子赤裸裸地呈現在他們眼前。年輕人對於好的生活有具體的認知，但自己卻達不到。這種強烈的貧富對比會使00後乃至更年輕的一代陷入絕望，產生強烈的不公平感和幻滅感。但這種不公平感會導致他們走向何方，暫時還看不出來。00後背景差異和階級分化極大，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將會選擇反抗還是會忍受，甚至成為被統治者利用的政治力量，目前很難判斷，因而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一大變數。 （※作者成長於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學後即從事學運，參與和組織了1989年民主運動，後為此兩次坐牢達6年多時間。1998年被流放到美國，得以進入哈佛大學10年，先後得到東亞系碩士和歷史系博士學位。現在擔任「對話中國」智庫所長。政治上的溫和堅定的反對派，思想上的理想主義者，生活中的資深閱讀者。出版有政治評論和詩歌散文等書籍20餘本。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新冠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這是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日前看到一則消息，令人感到很不安。 《華爾街日報》4月13日刊文說，該報調查發現，中國30多個省、市或區，通常每季度發布一次的屍體火化數量的官方報告要麼消失了，要麼沒有按時更新。南京市從2020年第一季度以來，發布的每一份報告都刪除了遺體火化數這一項目。《華爾街日報》向中國民政部和南京市有關部門發出問詢，中國民政部和南京市有關部門都未作回應。 這是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它表明，中共當局要把新冠疫情死亡數據的隱瞞和造假進行到底。 按照中國衛健委公布的數據，中國死於新冠疫情的人數大約8.4萬人，其中大部分發生在取消清零之後，不包括最近解封后在醫院外死亡的人。這個數據太離譜，地球人沒人會信。倒是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講到了兩個相關數據，給出了不同的死亡數據。吳尊友在1月21日發文說，中國解封后已經有 80%的人口感染過新冠病毒。吳尊友在2月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麼中國在2022年12月6日解 封以來一個多月的病死人數就大約是：14億x80%x0.08%=89.6萬。也就是說，按照吳尊友估計新冠死亡人數89.6萬，就是中國衛健委公布數字的10倍。 不過，吳尊友給出的死亡數據仍然偏低。因為吳尊友說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這個數據，是國際平均病死率，由於在這段時期中國的 情況和其他國家的情況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我們不能把其他國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國際平均病死率，徑直地當成中國的病死率。第一，中國的國產疫苗的效力比 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國人感染過新冠的人相當少，這兩條加在一起，就使得面對同一種病毒，中國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國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 必然會比國際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數就絕不止89.6萬，而是要比這個數字高若干倍。 看來，中共當局在新冠疫情死亡數據上是不會說實話了。那麼，中國到底有多少人死於新冠疫情呢？於是有人提出，我們可以根據額外死亡的數據，推算出個大概。所謂「額外死亡人數」，就是用某段時期的實際死亡人數，減去以過去數據為基礎預測出的同期死亡人數而得。這是研究傳染病流行影響的常用手段。屍體火化數量的報告就是一個統計額外死亡的重要依據。 當然，在疫情期間屍體火化數量的增加的部分，並不直接都等於死於新冠。這中間，除了新冠導致的死亡之外，還有受醫療擠兌影響無法及時就醫而死於新冠以外疾病的，還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習慣變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惡化而死去的，還有因經濟困難而自殺的，等等。另外，在廣大農村，有很多地方的農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還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屍體火化的，這些死者都沒送進火化場，因此不在火化場火化的統計數字之內。與此同時，有些死亡又會減少，例如開車坐車的人大量減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會減少。 儘管如此，屍體火化數量的增加部分，畢竟給我們統計額外死亡，並進而估算新冠死亡的數據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中共當局十分明白這中間的道理，所以它要把很多地方的屍體火化數據刪除。當然，這種刪除也不一定是永久的，也許過一陣子又會重新顯示；但是那必然是經過精心篡改的。篡改數據不是件簡單的事。因為編造大謊言是個系統工程、配套工程，需要統一口徑。如果你這麼改，他那麼改，互相對不上口徑，整個謊言大廈就垮了。 中國的國家統計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統計數字，包括該年的死亡人數，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減的百分比。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年末，全國死亡人口1041萬人，比2021年增加27萬人。這個數據靠譜不靠譜呢？肯定不靠譜。我敢說，單單是把去年疫情海嘯以來全國各地屍體火化的數量和去年同期的死亡人數相比，就會遠遠超過27萬。——這就是當局為什麼要刪除各地屍體火化的數據。 （全文轉自北京之春）
蔡英文訪美期間，中共為報復美台深化外交，派出多艘軍鑒和海巡艦侵擾台灣。有一個新聞可能未受到廣泛注意，便是：「台灣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周一（10日）聲稱，由於美國與菲律賓最大型的『肩並肩』演習周二（11日）開始，所以北京急著草草結束包圍台島軍演，加上海象差，解放軍054A型導彈護衛艦舟山號用無線電聯絡在附近監控的台灣海巡艦，表示『麻煩你們（台灣海巡鑒）開靠近一點，讓我們多拍幾張』，他要交差了事。」 王定宇的曝料事後得到台灣國防部確認。 這可能是古今中外戰爭史上最大的笑話。兩軍交戰在即，中共每日氣勢洶洶，實施戰爭恫嚇，目的就是造成台灣社會普遍的恐慌情緒，對民進黨的親美反共政策造成壓力，同時為親共反美的國民黨助選。 基於這樣的政治目的，侵台共艦應該擺出實戰架勢，在與台灣海軍對峙時，至少有寸土不讓不惜一戰的決心，才能取得實際威懾的效果。不料共艦為拍照交差，竟反過來要求台艦照顧配合，如此化敵為友、有商有量的姿態，與習近平攻台的決心，相距十萬八千里。 另一邊廂，身為被侵擾對象的台灣海軍，並沒有向共艦提出拍攝要求，難道台艦沒有向上交差的需要？ 這件事可以當作笑話看，但實際上暴露了中共黨內軍內政府內瀰漫了一股腐敗氣息，欺上瞞下成為常態。基層黨官與軍隊幹部，沒有絲毫一往無前奉獻自己的精神，一心一意只在升官發財。而為升官發財，弄虛作假成為慣技，人人如此，不以為異。 海上氣象條件差，拍不到清晰照片，這都是客觀存在的現實條件，當日的氣象資料足以證實，拿一張模糊的照片交差，上級也不可能以此論罪。但舟山號艦長的想法不是這樣，他是想用一張清晰的照片，證明他已盡最大勇氣接近台艦，藉此搏取上級嘉獎。 如此利欲熏心的軍官，真正上到戰場一定貪生怕死，不能指望他身先士卒敢於犧牲。這件小事反映共軍士氣和軍隊的思想建設，把習近平的臉都丟到全世界去了。 前不久，中共中央出台了一份《關於加強巡視整改和成果運用的意見》，這份文件用意是加強對各級黨組織派出的不同名目的巡視組的監管。中央巡視組也出了不少醜聞，巡視組成員接受賄賂，高抬貴手掩護地方貪官，以致巡視組也不能信任，要訂立新的法規，管束和監督巡視組，防止巡視組私下作亂。 巡視組本來是去監管地方官的，但巡視組本身也缺乏監管，所以要訂立新的監管條例，也要對巡視組作定期不定期的巡視。那麼，新的巡視監管，又能保證執行到位不出紕漏嗎？顯然不可能，於是對新的高層次的巡視組，是否又要設立更高一級的巡視呢？ 照此類推，最高級的巡視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監管，那政治局常委又由誰來監管？沒有誰，就是習近平自己，因此習近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要督促七個常委學習自己的「思想」。 全中國九千萬黨員都不可信，都要靠習近平自己監管，這樣的黨該如何運作下去？ 最近中共中央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有人說是為黨內整風作輿論準備，這也有可能，但更大可能是，習近平深知他與基層脫節，各級黨官都對他實行消息封鎖，所訂政策脫離社會現實，所以要深入基層調研，了解真實民情，防範社會動亂。 世上沒有一種制度可以設計到滴水不漏足以防範貪官污吏，民主國家最有力的監督機制，就是新聞自由和人民的言論自由。只要賦予媒體監管政府的職能，媒體自可無孔不入地追尋一切政府弊端。而人民一旦擁有言論自由，隨時可以揭發官員的腐敗與惰政，政府本身就不需要擔心，所有的貪官污吏都隨時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 新聞與言論自由乃中共大忌，習近平對各級官員無一信任，唯一辦法只有挖空心思去監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日防夜防，家賊難防。 舟山艦艦長回航後不會有好果子吃，王定宇曝料後，對岸一定知道，這種在前方苟且交易的醜行，一定不容於當道。本來要請功，結果落得瀆職媾敵之嫌，這個艦長，可謂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