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多城限制示威并延长宵禁 警方加强部署应对周末抗议
2026 年 10 月 23 日
（接上期）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共中央的按语是： 今年五六七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这实际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庐山会议以来，在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总路线斗争中，已开始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大量地揭露出来，请你们认真注意，彻底加以批判。 这个文件不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纠偏措施全部否定，还说成是“猖狂地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倾的同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共中央还多次批示、转发各地的斗争经验，说“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供给制和公共食堂，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和党的领导，并且根本反对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继续大跃进和贯彻执行党的总线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把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都说成是“右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绵阳地委的一篇报告中说：“绵竹县兴隆公社是全县土地最肥沃、水利条件最好的米麦之乡，但是在以党委书记丁仁发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害下，粮食竟减产30.8%，生猪减少51%，耕牛死亡12%，社员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县苏河公社，因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田地荒芜，连年减产，疾病流行….”报告说，反右倾运动就是要“给铁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层钢，给大跃进的车子再加足油！”这样以左反左，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这场斗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 显然，这个数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甄别平反时说：“现在全国已经甄别平反的地区，是有数目的。譬如河南40万，实际不止。全国估计总有一千万。影响的人数总有几千万。”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影响。1957年反右派斗争，封住了知识分子的嘴；庐山会议封住了高级干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从此以后，中国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国只有一声音，就是毛泽东的声音。不管他说什么，都是“最高指示”。对他说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发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敛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又重新刮了起来。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瞒产私分相结合，和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相结合，这更加剧了农村粮食短缺，加剧了饥荒。 因此，1959年继续饿死人，1960年出现了饿死人的高峰，1961年饥饿死亡的情况还在继续。这时毛泽东才说： 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纪要、上海会议十八条的精神，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要搞到连队，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有一点悔过之意，但他对错误的认识多么肤浅！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一、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 而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 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6月30日，国库存粮由145亿斤减少到105亿斤，特别是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详见表22-1，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22-1 1953年城乡需要商品粮供应的人口和数量（贸易粮） 表格22-1 表22-2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数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农业税-即征收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7%。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将会大度提高。 表22-2 1950-1953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单位：亿斤） 表格22-2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作原料。 1949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和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61：39，1952-1953年度为56：44。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二、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从陈云肩担两个“炸药包”的体验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想为其被统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政权不是万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难很难的。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轻视了这种困难。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1亿万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表22-3 1956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单位：市斤） 表格22-3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1954年9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年7月-1954年6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据： 4月6日库存为477.93亿斤； 4月9日库存为469.61亿斤； 4月12日库存为465.79亿斤； 4月15日库存为456.52亿斤； 4月19日库存为446.42亿斤； 4月23日库存为434.50亿斤； 4月28日库存为422.81亿斤； 4月30日库存为416.56亿斤； 5月6日库存为400.54亿斤； 5月10日库存为389.43亿斤； 5月13日库存为378.96亿斤； 5月17日库存为370.20亿斤； 5月20日库存为360.77亿斤； 5月24日库存为352.84亿斤； 5月27日库存为346.02亿斤； 6月10日库存为317.38亿斤； 6月22日库存为301.98亿斤； 6月30日库存为298.92亿斤。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477.93亿斤逐日降到298.92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309.8亿斤，收购569.73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879.53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 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逐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共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 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俱，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 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 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 。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 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 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三、“大跃进”前粮食就很紧张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李先念在这个会上介绍了1956-1957年度粮食收支情况。这个年度计划征购801亿斤，实际征购了833亿斤，实际征购数比上一年度的860亿斤减少了27亿斤，因为这一年灾害较大。在粮食支出方面，销售计划是743亿斤，实际销售833亿斤。比计划多销了90亿斤。 比上一年实际销售多出了132亿斤。多销了粮食是因为灾年。另两项支出是出口和军粮。出口计划是48亿斤（包括大豆），实际出口43.76亿斤，军粮计划是23亿斤，实际是17.2亿斤。以上三项支出总共为894亿斤，比收入（即征购）多出了61亿斤，只好挖库存填平。去年6月底库存为427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减少到366亿斤，连一个灾年都应付不了。库存再不能减少了。 李先念说，现在城镇人口逐年增加，今后城镇的粮食供应每年大约要增加二三十亿斤，即每年销量要增加6%左右。怎么办？一要坚持“三定”（即一级一级政府向下定产量，定收购数，定销量）为基础；二要增产增购；三要坚持统一调度；四要坚持先公后私；五要严格控制销量；六要加强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六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加强政府对粮食的控制，多征购，少销售。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 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中央这样坚决地压缩销量、确保库存增加45亿斤，是迫于形势的压力。1956-1957年度，粮食收入（即征购）只超过计划19.2亿斤，而销售却超过计划77亿斤，使得出口计划没有完成。国家库存减少过多。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奕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表22-4 “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单位：亿斤） 表格22-4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10个百分点左右。从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70亿斤粮食，后两个年度的征收数不得不下降。由于每年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销给农村的粮食高达40%以上。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国家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表22-5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单位：亿斤） 表格22-5 在“大跃进”以前，在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每年有40多亿斤粮食出口，用于换取外汇进口设备。这些粮食都是从农民的牙缝里挤出来的。 表22-6 “大跃进”以前粮食出口情况（单位：亿斤） 表格22-6 1957年，在粮食征购中国家和农民间多年的“顶牛”现象有所发展。各地要求提高农村用粮标准的呼声很高，有的地方发生农民集体抢粮，不少地方出现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鲁、豫、皖、苏（北）五省“顶牛”现象最为尖锐。城市反右派斗争，农村也开展“大辩论”。农村“大辩论”的主题是“明辨粮食问题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两个地区的“粮食统购统销问题辩论要点”是：一，粮食统购统销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粮标准低不低？国家是不是卡农民？三，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要不要完成？增产应不应该增购？四、计划用粮和节约用粮能不能做到？通过大辩论，益阳超额完成了早稻、中稻征购任务。 明为辩论，实际是为征购粮食施加政治压力。对上述辩论题目谁要作出与政府意见不一的回答，谁就要成为被“辩论”的对象。当时中央和地方报纸上发表大量的文章和新闻报道。例如：《统购统销好得很――驳右派分子》，《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舆论工具告诉农民：再“顶牛”就有当右派的危险。 （未完待续）
隆庆四年（1570年）冬季，一名年轻的蒙古贵族带著家人及亲信十馀人骑马来到大明边关城下，说要向明朝投降。投降的起因很简单，也很有趣——自己心爱的姑娘被亲爷爷俺答抢走了！ 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敏锐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这不是一般的纳降，它要么引发重大的危机，要么成为重大的契机！于是他即刻将此事告知宣大、山西军务总督王崇古，提醒道：“机不可失也！”王崇古闻讯，知晓事关重大，与方逢时商议，欲以此人要挟俺答。 一起爷孙俩争老婆的家庭矛盾何以上升至军事与外交重大事件？他们争抢的女人是谁？张居正与王崇古、方逢时又将如何应对这一外交事件？ 上期讲到张居正在国防上的卓越成就，本期作为国防话题的插曲，透过一段好笑且极富启迪意义的故事，进一步了解张居正等人的智慧与才华。该事件堪称外交谈判的教科书级范例，至今仍值得许多政商界人士参考，也是晚明历史上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案例。 下面就来详细讲一讲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期讲戚继光守边的时候提到过俺答。俺答是16世纪蒙古族中的一个汗，他南征北战，经常南下侵犯大明边塞。特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他率蒙古军包围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开放边贸，史称“庚戌之变”。所幸那次进犯没有攻破北京，也没有引发亡国的影响，因为蒙古军队掳掠后自行撤退了。虽然北京和整个大明王朝之后照常运作，但“庚戌之变”给君臣百姓心理上留下的影响仍然可观。从那以后，大明与俺答时战时和，伤害力大，侮辱性也强，嘉靖皇帝甚至因此“终夜绕床，不能安寝”。 庚戌之变20年后，那个追求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已经驾崩数年了，隆庆帝在高拱和张居正等能臣辅佐下迎来回升之势。隆庆年间虽然张居正尚未开始改革，也不是内阁首辅，但兵部许多事由他负责，从隆庆一朝开始，大明边防已有改善，今非昔比。像上文提及的王崇古、方逢时等军事人才受到重用，明蒙双方易势，俺答已经难以像之前那样嚣张。不过，要想彻底解决俺答问题，仍需要合适的时机与合适的人。 如今，天助大明，合适的人和时机都出现了。 （图：Adobe Stock） 俺答有一个孙子名叫把汉那吉，幼年丧父，从小跟著奶奶长大。俗话说，上帝为你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把汉那吉虽然从小失去父爱，但有幸组建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娶妻后又爱上一位美貌多才的女子——也儿克兔，于是聘她为侧妻。《明史纪事本末》称也儿克兔是俺答长女哑不害所生，但该说法受到史学界质疑，有学者称事实根本就不是娶外孙女。此争议非本文重点，不多提。 也儿克兔这个名字可能不容易记，但她还有一个名垂青史的响亮汉名：三娘子。如果您没听过她的汉名，不要紧，有一座城市您一定知道——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也被称为“三娘子城”，因为该城就是她协助俺答建的，她后来也长期住在此处。 三娘子不是一般的美女，她不仅继承了蒙古人善骑射的传统，也仰慕汉文化，饱读诗书，聪慧过人。原本她与把汉那吉之间可能将有一段长久的婚姻，但爷爷俺答也喜欢上她，横刀夺爱。《明史》对喜欢的原因写得干脆明了：“俺答见其美，夺之。”原来纯属垂涎美色。 把汉那吉被爷爷横插一脚，闷闷不乐，越想越气，于是早吴三桂70多年演绎“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有了开头降明的那一幕。 （图：Adobe Stock） 王崇古和方逢时经商议后写出一份报告，但还没来及递至朝廷，张居正的信函就到了。他在信中催问：“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望即密示，以伸所闻。”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效率之高、情报能力和责任心之强以及远见卓识，他也敏锐意识到这绝非一次普通的来降。 王方二人向朝廷上奏疏，阐述了建议之策： “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圉。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因与为市，责令缚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遣归，策之上也。若遂桀骜称兵，不可理谕，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彼望生还，必惧我制其死命。志夺气沮，不敢大逞，然后徐行吾计，策之中也。若遂弃而不求，则当厚加资养，结以恩信。其部众继降者，处之塞下，即令把汉统领，略如汉置属国居乌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爱必有其众。因加把汉名号，令收集余众，自为一部。辛爱必忿争。彼两族相持，则两利俱存，若互相仇杀，则按兵称助。彼无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旧例安置海滨，使俺答日南望，侵扰不已；又或给配诸将，使之随营立功，彼素骄贵不受驱策，驾驭苟乖，必滋怨望，顿生飏去之心，终贻反噬之祸，均为无策。” （图：Adobe Stock） 概括来说，表达了这几点意思： 1、要好好利用此机会稳住把汉那吉，将其作为随时可以用于谈判的人质，给他官当，同时也防有诈。 2、上策是以这个人质要求俺答引渡之前投奔蒙古的叛徒，并送还被掳掠的国民，双方开通贸易，达成和解。 3、再者采取中策，威胁说要将人质杀死，使俺答不敢轻举妄动。 4、万一俺答索性不管孙子的死活，那也依然善待把汉那吉，像汉代对待乌桓那样，让他也形成一个部落，以后使他与俺答的儿子相争，我大明可坐收渔翁之利。 此奏疏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廷一时议论纷纷。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和叶梦熊认为敌情叵测，对王崇古的建议表示反对。叶梦熊还引用了宋朝接受郭药师投降的历史，说当年郭药师跟契丹人闹矛盾，率部归顺北宋，宋人原以为是好事，没想到后来他又率众投降金国，而且还成了金军攻宋的先锋，所以现在要吸取北宋的前车之鉴。 不过，高拱和张居正力挺王崇古的建议，称应该授予把汉那吉官位，让他安心留住。最后的决定是，封把汉那吉为明朝的指挥使，并赐他绯衣一袭。事实证明，张居正和高拱的力挺是明智的，既应该沉稳，也不可像庚戌之变那时怯弱畏战。 我们现在回看当时的争论，或许会觉得不以为然，但当时有个客观环境值得一提，即自嘉靖年间起，但凡牵涉俺答问题的官员基本上都没好下场，所以谁敢主动直面俺答问题，可谓相当勇敢了。 俺答听说孙子跑到明军那边，大为震惊；把汉那吉的奶奶一克哈屯也焦急万分，生怕孙子有什么闪失，日夜哭泣，催促老伴赶紧救人。俺答毕竟不是吃素的，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图：Adobe Stock） 在这紧急关头，张居正临危不乱，吩咐方逢时找一名谈判好手赴俺答军营。方逢时于是派遣百户鲍崇德与俺答谈判。您或许从未听过鲍崇德的名字，但他接下来谈判过程之精彩，不亚于烛之武退秦师。 鲍崇德只身踏入蒙军营帐，但见蒙古壮士身材魁梧，严阵以待，气势凌人。而鲍崇德毫不畏惧，放声笑道：“莫非大王心虚，才摆出这阵仗壮胆？” 俺答一听，怒发冲冠，厉声喝道：“哼！你难道不怕我杀了你？你可知，一旦我军与你们开战，你们又要死多少镇将！” 面对俺答杀气腾腾，鲍崇德依旧泰然自若：“我们的镇将和您的爱孙，谁重谁轻，大王可要掂量清楚！若您发兵，恐怕只会让他死得更快。大王现在兵临城下，难道是来给爱孙收尸的么？举世皆说您重情重义，难道您想从此背上逼死亲孙的恶名吗？” 俺答一时接不上话。鲍崇德趁热打铁，看硬招见效，便施起软招：“令孙此次来访，我们圣上很高兴，给他封官厚待，这还不是看在大王您的面子上给的嘛？” 俺答听到美言，怒气消下几分，但仍怀疑孙子是否早已被害，便派使者前去打探。明朝那边，王崇古安排把汉那吉身穿绯袍金带与蒙古使者见面，使者回营后转告，俺答喜出望外。 鲍崇德见俺答喜上眉梢，于是趁胜追击说：“何不化干戈为玉帛？”俺答同意了，但又追问何时放他爱孙回家。 鲍崇德笑道：“现在即可放人，不过我们有个条件，可否请您将赵全那几个叛贼交还给我们？”赵全何许人也？原来，他是雁北地区白莲教教首，反叛大明，投奔俺答，对大明边塞烧杀抢掠，而且帮助蒙军出谋划策。俺答之所以了解敌情，多亏身边有赵全这些汉奸。 要俺答放走赵全，他多少有些犹豫。鲍崇德进一步劝道：“失去一个赵全，世上还有更多赵全；但如果失去孙子，还能复活一个吗？大王您若舍弃赵全，不仅能换回爱孙，还能得到更大的收获——我们皇上还会同意封贡互市！” 互市二字正中俺答下怀。无论是昔日嘉靖年间还是现在，他们蒙古人打仗主要就是为了财富，贸易是和平获财的方式，战争是掠夺财富的途径，若不费兵卒便能实现长远利益，正符合蒙人的心愿。但是否得不偿失，俺答仍在斟酌。 鲍崇德见他踌躇，突然脸色一变，施礼告辞，转身要走。俺答见状赶忙挽留，赠他一匹骏马、一顿美餐，然后才为他送行。 （图：Adobe Stock） 整个谈判过程，鲍崇德皆控制局面，不落被动，软硬兼施，言语切中要害，深晓对方关心的根本利益，引导对方衡量得失轻重，气场与说理均不输，亦懂得欲擒故纵，皆是值得后人借鉴的技巧。 最终，俺答决定交出赵全等叛徒。明方为表诚意，送人质入俺答营中，令其大受感动。俺答随后宣誓：“战争皆因赵全等人挑起。我的爱孙投降汉人，这是老天要让汉蒙和好。若大明天子封我为王，以后我沾天子的光称雄称霸，谁敢不从我的号令？我发誓永远守好北边，绝不再生祸患。孙子继承王爵，优厚待遇皆来自大明，定不会忍心背叛！” 隆庆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兵部采崇古议，定市令。秋市成，凡得马五百馀匹，赐俺答等彩币有差。”（《明史》） 值得一提的是，三娘子也劝过俺答与明方达成和解，被明朝敕封为“忠顺夫人”，在此后30多年内也继续为汉蒙和平做出许多贡献。 （图源：Adobe Stock） 这是晚明史上成功且不屈辱的一次和谈。然而，历史一旦经对比便容易令人唏嘘——60年后，大明深陷于内外双线战火中，在满清的侵略下沦落被动局面，杨嗣昌主张以议和为权宜之计，崇祯帝也想议和，却犹豫寡断，谈判胎死腹中。此时的皇太极大不同于彼时的俺答，满清的野心也不是封贡能填补的。这中间的变化以及未来的故事，将在以后的文章中逐渐展开。
收听节目： dl.dropboxusercontent.com/s/hb8mx1tttszv0ur/SYL28_mixdown.mp3 主持人：木心 “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曹植《洛神赋》 1. 苎萝山下，浣纱溪畔。 西子捧心，美艳沉鱼。 朝为溪女，暮作宫妃。 终归范蠡，同泛五湖。 2. 昭君落雁，矜骄艳色。 朔漠连天，马啼红颜。 燕支长寒，娥眉憔悴。 羌笛萧萧，流影残残。 千载琵琶，更诉何人？ 3. 云鬓花颜，凝脂墨发。 千里红尘，妃子一笑。 渔阳鞞鼓，满城胡尘。 马嵬惊变，终归游魂。 江水江花，宫锁千门。 4. 好花风袅，画堂香暖。 惊鸿闭月，宛转轻身。 蝶衣舞罢，莲步依稳。 空将泣笑，乱世佳人。 美人青史留名， 或红颜薄命， 或亡国之名。 “自古至今，以女色亡国者，世皆罪于女。” ——《墨子》 世人皆叹： 夏亡以妺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 西子之幸， 妹喜、妲己、褒姒之不幸。 是非功过， 唯后世思之， 方不复其辙。 本期【拾遗录】， 为你讲述中国古时 那些明眸皓齿、胭脂润面的女子， 赏轻云之蔽月， 叹流风之回雪。 如果您有哪些想在【拾遗录】中听到的故事， 欢迎告诉我们！ Email至[email protected] ，Facebook私信我们的粉丝专页“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分享一本趣书——《酉阳杂俎》。看书名你可能第一念觉得距离很远，但内容真的比名字生动太多了。 说起它的作者段成式，对现代人而言知名度不算很高，但在晚唐，他可是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文人。段成式家世代为官，受家庭环境影响，知晓许多唐代贵族宫闱的秘史趣闻，而且博闻广识，还把市井、神仙、僧道、轮回、梦兆、预言、鬼怪、动物、草木等各种奇奇怪怪的事都写进了书里，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写不到的。 如果想了解大唐皇室的八卦、民间的传说、百姓生活状态和民俗，甚至三界内各种天长什么样子、天人和天女是怎样生活的、唐朝人眼中的西方乃至非洲是怎样的，都可以到这本书里尽情畅游。对历史爱好者而言，纠结故事的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从一个非主流的视角窥探那个包罗万象、繁华开放的大唐。 以上介绍或许还是有点抽象，那我就列举几个好玩的翻译一下。 （图：Adobe Stock） 神仙居然躲进凡人的鼻孔里 唐顺宗年间有个富商的宝贝女儿得了个怪病，鼻子长了两块息肉，一碰就超级痛，请各路名医治却怎样都治不好。某天他家来了一位天竺僧人，自信满满地说：“你家千金的病其实不难治，我分分钟就能搞定。”果然他轻轻松松就把息肉取走了，过程中女孩一点都不觉得疼。 这天竺僧人离开后不久，富商家门口又来了一位骑白马的美男子，长得特别帅。 他问富商：“可曾有一个老外来过这里？”然后富商就把前因经过讲了一遍。这个美少男听后非常沮丧，说：“唉！还是被那个老外抢先一步！天上有俩乐神逃跑到了凡间，天帝派我来抓人，他们俩躲到您家闺女的鼻孔里了，就是那两块息肉。没想到那两个逃犯被天竺僧抓走了，我扑个空，这下没法交差了，回到天上后免不了受罚啊！” （图：Adobe Stock） 唐玄宗学隐身术没学成，不是因为他学渣，而是老师故意为之！ 唐玄宗身边有个道士叫罗公远，玄宗缠著他要学隐身术，结果没全学会，身体总有一角藏不住。罗公远解释说：“其实是我故意没有全部传授，陛下您是身系天下安危的国君啊，本来就不该学这种东西，万一学会了，您到处跑著玩怎么办？！若是跑到谁家里被扣留了，那真是大件事喔！” 玄宗听后怒骂罗公远。罗公远一看这情况，“我让你看不见我，看你怎么骂”，然后一会儿隐身进柱子里，一会儿又藏到玉础里，一边藏一边教训玄宗。玄宗叫人把玉础劈碎，没想到每个碎片里都有罗公远的分身，玄宗看得头晕眼花。最后玄宗架不住了，说“朕错了，给你道个歉，别再折磨朕了。”之后罗公远瞬间消失，不知去向。 （图：Adobe Stock） 王勃写作前要先钻被窝 关于唐初著名大才子王勃，大家想必都耳熟能详，但估计很少人知道他的怪癖。《酉阳杂俎》说相传王勃每次写碑颂前都会先躺床上钻进被窝里，还把脸盖住，这种打腹稿的方式真是相当奇怪！他在被窝里只躺了一小会儿功夫，跳出来后写文章提笔一挥即成，不需任何修改！ 这王勃为啥这么厉害呢？ 原来，他年少时做过一个梦，梦里有人送给他许多丸墨，梦醒后再试，便发现文笔大有长进。这大概就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吧。 （图：Adobe Stock） 武则天的侄子有千里眼顺风耳 武则天有个侄子叫武攸绪，这个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武则天一家人都热衷于政治，唯独武攸绪自幼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后来在武家打压李家的政治风暴中，武攸绪不仅不参与，而且放弃荣华，隐居嵩山，从此二十多年远离纷争。这是他的历史形象。 那么有关武攸绪的传说和细节有哪些呢？ 《酉阳杂俎》说他隐居嵩山的时候只吃丹药，不吃别的，而贵族们送给他的鹿皮衣和精美礼品他全不用，随便往哪一搁就是许多年，以至于积满灰尘。经过长时间的修行，他越来越有仙风道骨，目露紫光，眼睛耳朵都修到了超常地步，大白天就能看到夜晚才能见的星辰与月亮，也能听到几里之外的人正在说什么话。 另外还有和美食、植物、龙虎、鱼虫有关的，比如南孝廉的离奇经历，生鱼片突然化作活蝴蝶，扑腾著翅膀飞走了；又比如唐代宗年间，成都人郭远偶然发现树木纹理呈现出“天下太平”四字，而且不是人为刻的。类似的故事太多太多太多。 开句玩笑，依照段成式的风格，咱们澳洲的蓝花楹也可以延伸出众多人物交织成的神话故事吧。
点击收听节目： SYLChopin.mp3 主播：木心 不知不觉到了十一月份，我就想要不要做一期有关于11月的主题。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十一月，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词是《十一月的肖邦》。 不过今天的主题和这张周董的专辑的内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巧的是，最近刚好有个朋友和我说，他最近想重新练练钢琴，然后呢，我们就从类比调侃李斯特和帕格尼尼，最后我问他，他心中的钢琴首推是谁，他回答说是肖邦。 其实呢关于肖邦，可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是知道这是一位钢琴家的名字，写过很多我们耳熟能详但可能记不住名字的钢琴曲。 而我呢其实对钢琴曲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在重新系统听了一遍之后，今天，便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肖邦， 一位钢琴家、作曲家，和他存在那个辉煌的时代的故事。 李斯特和肖邦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音乐家。肖邦因为波兰受到沙俄的统治压迫而远走巴黎，在巴黎，他第一次遇到了李斯特。两人一见如故，李斯特非常欣赏肖邦的音乐才华，并且愿意帮助这个有才华但是还不被大众所知道的年轻人。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有趣的故事。 当时的李斯特在巴黎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但是肖邦刚刚到巴黎，人生地不熟，没什么名气，空有才华和大志向的他只能以教书为生。而李斯特下定决心不能让这个有才华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埋没了，他一直在思考一个方法把肖邦推向大众的视野。 有一天，巴黎的民众在街上看到了李斯特演出的海报，和以往一样，演奏会的门票全部售出。在演奏会上，等灯光全部灭掉之后后，“李斯特”的演奏开始了。不过，和以往似乎有点不一样，今天“李斯特”的状态似乎格外的好，琴声吸引着所有的观众，一直到演奏结束，所有的观众都还沉浸在那美妙的琴声当中，直到谢幕的时候，灯光逐渐亮起，观众才惊奇的发现坐在钢琴前面的不是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这就是肖邦。 李斯特用这样的方式将肖邦推荐到了大众视野中，也改变了肖邦初来巴黎时的困境，在开始逐渐被大众了解后，肖邦的音乐才华也逐渐的显露出来，而他和李斯特成为了挚友。 谈及肖邦，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便是法国小说家乔治桑，因为她和肖邦的那段让人叹惋的爱恋。 说到乔治桑和肖邦的爱情，感觉各种各样的说明、探讨和言语互殴好像会层出不穷，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还是不去讨论这个历史遗留性问题了。 因为就像所有的历史一样，数百年过去，人们无法得知曾经发生某些故事或其中细节，无法断言某些事情的真假抑或是相关的对错，有的可能只是在各种版本之下的推测和臆想。 就像有人说，乔治·桑点燃了肖邦的爱情之火，使他的创作天才燃烧起来。也有人说，是这个女人过于热烈的爱情使肖邦的疾病更趋恶化，英年早逝。 不过，关于两人的交往，可以分享他们的好友李斯特讲述过的一个温暖的小故事： 在某个冬日的下午，乔治桑出门给体弱多病的肖邦买药。她刚出去没多久天便下起雨来。肖邦一个人在家里的担心着乔治桑，坐立不安，便在键盘上试着用琴声来模仿雨滴。 先是淅淅沥沥，舒缓中带着忧虑；渐渐雨滴大起来了，琴声随之激越亢奋；随后雨越下越大，琴声翻腾起伏；最后雨慢慢停息，琴声也归于平静，渐渐远去。当乔治桑回到家，肖邦直接昏倒在她面前……这曲子就是《雨滴前奏曲》，肖邦24首前奏曲中最著名的一首。 肖邦的作品总给我一种沐浴在月光里的感觉，激情充盈却不炽热，细腻恬静但不忧伤。 很多人说起十九世纪中期的巴黎，都是无限向往的，对于那样一个灿烂到了让人眼花缭乱的程度时代，我也是十分向往的。 那么多的巨匠大师荟萃一堂，级别之高，成就之辉煌，恐怕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没有哪个时代、哪个城市可与之相比。 也许，是上帝安排一场艺术史上少有的盛宴罢吧。当音乐、文字等等艺术形式能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点发生碰撞，广义狭义上，艺术真正成为了他们的语言。 如果，当听到这些音符、看到这些文字的我们，在听到、看到后，知道了曾经有一个时代被艺术珍视也同样珍视、呵护了艺术，或许，我们所在的今天对音乐和文字的追求也会少一些有关重复的争议，多一些有关品格的考究吧。 ——————— 点歌环节 王先生来信： 点歌： 林俊杰《醉赤壁》 他想表达的心声： “我一直觉得记忆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特别是在大学选择生物专业之后。我们通常记住一件事，一个地方，总是会通过味道，声音。而这些载体所承载的记忆 我们会把这段故事里苦涩的部分渐渐剔除，只剩下甜蜜。 于我而言，我一直对我的朋友，对我的学生说，我最难忘的是初中。而我听歌数目最多的时候也是初中，因为午休后点歌唱歌的十分钟，我听了许许多多之前没听过的歌。而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林俊杰的《醉赤壁》吧。 那个时候古风歌曲十分的流行，周杰伦的青花瓷，烟花易冷都很火。但是感觉林俊杰的这首歌曲才把中国人骨子里那种金戈铁马和儿女情长相冲击的无奈描写的淋漓尽致。 挥剑转身，鲜血如红唇，策马啸西风的肃杀却恰恰抵不过一个情字。而这首歌又恰恰是在青春期那一个刚刚懵懂的时候。而从那之后，我知道了有一种美叫做别离。说个有意思的，我给我的学生提过这首歌，这首我们觉得很新的歌，学生却问：这是首多老的歌了！ （转载自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圣诞节，那个魔法的季节，即将降临，而悉尼歌剧院的音乐大厅将再次成为充满欢乐和音乐的中心舞台。Carols at the House音乐会即将如期而至，600名合唱团成员和交响乐团齐聚一堂，为观众献上一场令人陶醉的音乐盛宴。 这场音乐会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更是悉尼圣诞季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和节日传统，是一次跨越文化、宗教和年龄的音乐体验，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分享欢乐和温情。通过演绎经典圣诞颂歌和澳大利亚的独特圣诞音乐，Carols at the House音乐会用音乐的力量，让人们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感受到团聚和善意的真正意义。 而此次，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采访到了本次音乐会的指挥Elizabeth Scott，请她分享这次活动的特别之处。 Elizabeth Scott（图：提供） 看传媒记者：您是如何开启您的职业生涯的？ Elizabeth Scott：我在悉尼音乐学院学长笛，但我一直热爱歌唱。后来，我在匈牙利攻读音乐研究研究生时，大学规定我必须学习合唱指挥，因此我开始了这方面的学习。几年后回到澳大利亚，我有幸成为悉尼费尔哈莫尼亚合唱团的助理合唱指挥，担任布Brett Weymark的副手。过去的18年里，Brett一直是我的杰出导师。 看传媒记者：在悉尼歌剧院的音乐大厅，指挥一场拥有600名合唱团成员和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对您来说这次演出有什么挑战和乐趣呢？ Elizabeth Scott：合唱的歌声具有强大的力量，当如此庞大的音乐力量聚集在一起时，对于每个参与演出的人来说，这都是一次非常深刻的体验，当然也包括观众。当您看到和听到这么多人共同努力创造一件美丽的作品，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至于挑战，我相信只要我们在音乐会前充分排练，我们就能做到更好。悉尼歌剧院的新音响效果非常出色，交响乐团将充满活力，而600名合唱团成员的声音将翱翔在其上。 看传媒记者：那么，您是如何为如此大规模的演出做准备的呢？ Elizabeth Scott：只有四个字，大量排练！这次音乐会涉及三支合唱团：VOX，也就是我们的青年合唱团；交响合唱团，这是一个经常与悉尼交响乐团合作的100人合唱团；还有圣诞合唱团，这是一个专门为这些音乐会而组建的400人合唱团。这三支合唱团从10月中旬开始分别排练，然后在音乐会那周，我们会让交响乐团加入排练，最后所有人在首场音乐会前两天汇合。我相信只要每个人都对自己的部分非常熟悉，一切都会完美契合。 看传媒记者：您是如何鼓励观众积极参与音乐，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的呢？ Elizabeth Scott：我们的音乐会中包括一些广为人知的圣诞颂歌，比如包括《铃儿响叮当》，观众将受邀与我们一起演唱。在音乐会中，我们会提供歌词，他们可以跟随合唱团和交响乐团一起演唱。今年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将演唱由Elena Kats Chernin和Kirli Saunders.创作的新版颂歌。观众将有机会在音乐会前学习这部新作品，并在周日那场的演出期间参与ABC电视台的直播活动。 看传媒记者：在今年的曲目中，既有经典圣诞颂歌，又有一些新作品。您能分享一些您个人最喜爱的曲目以及它们对您来说有何特殊之处吗？ Elizabeth Scott：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今年亲自策划了曲目，所以这场音乐会全是我喜欢的作品！不过今年比较特别的是The Rutter Gloria ，是管弦乐和合唱团的完美结合，绝对是我最喜欢的曲目之一。 此外，还有一首特别的澳大利亚颂歌，是我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朋友Luke Byrne写的，它是根据澳大利亚作家Ruth Park的故事改编的，于 2018 年受悉尼爱乐合唱团委托创作，并在当年的”Carols at the House”音乐会上首次演奏。这首曲子中间有一段非常华丽的旋律，我真的很喜欢！ 在音乐与欢庆交融的夜晚，Carols at the House音乐会将带领我们迈入圣诞的奇妙仪式。这是一个时刻，是将家人和朋友团聚在一起的时刻，是让我们能够与陌生人分享微笑和歌声的时刻。让我们一同庆祝这个特别的季节，迎接圣诞的到来。 日期：12月15日8pm；12月16日8pm；12月17日2pm 地点：悉尼歌剧院
明朝的末代皇帝——以其年号而被称为崇祯帝的明思宗朱由检，在我国历史上的历代亡国之君中，是最受后世舆论同情乃至赞扬的一个人。 清代纂修的《明史》称颂他“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这样的评价，简直可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媲美，较之周赧、汉献之流，真有天壤之别了。 崇祯帝本人对自己的“天纵英明”也是非常得意的。在他看来，自己当政期间的国事日非、政局昏暗、遍地饿殍、兵荒马乱，全该由老天爷和臣下负责。他为此喜怒无常，对臣下惩罚严酷。十七年间换了五十多名宰相，死于非命的大臣数以百计，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跑到煤山上吊之前，还恨恨地大骂“诸臣误朕”，自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但是，当时的人民群众对这个“英明”君主却并不怎样恭维。李自成曾发布檄文，痛斥崇祯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 张献忠曾布告两湖，把崇祯帝斥为“朱贼”。后来李自成兵临北京时，曾致函崇祯帝令其投降，书中有“君非甚暗”之语。有人说这表明李自成对崇祯颇有好感，其实，这不过是劝降用的外交辞令，比较客气罢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想来你还不至于糊涂到”连明朝快完蛋了都看不出来吧！ 那么，崇祯究竟是怎样一个“英明”的君主呢？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人们可以了解一二。 一、首先是他的“节俭” 崇祯帝的“节俭”很有些名气，他不仅爱搞什么“撤御膳”之类的名堂，而且对国家经费的开支也很“节省”。崇祯二年，为“省”下几十万两银子而裁撤驿站，使成千上万的驿卒失业，他们被迫造反；崇祯四年，大批起义的饥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员吁请朝廷予以赈济，“节俭”的崇祯帝扭捏着才批了十万两银子，结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受招抚的饥民在灾荒中无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乱”。至于克扣、拖欠军饷造成哗变的事，那就不胜枚举了。 当然，皇帝也有难处，他在位期间几乎年年哭穷，赋税加派一加再加，从快饿死的百姓嘴里“节省”下越来越多的钱来还不够，又多次号召皇亲国戚、勋贵大臣，要他们“急公忧国”，捐助饷银，但他们个个叫穷，一毛不拔。 崇祯帝的岳父周奎被纠缠不过，暗中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两银子，周奎不仅一分钱不出，还把女儿送来的银子扣下了两千两，只拿三千两“捐”了出来。后来李自成进京，把周奎抓来“拷掠”，光现银一下子就抄出来五十三万两！ 当时贵族中像这样要钱不要命的守财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拥满库金银于围城之中，任凭官属哭求，决不肯出一分钱帮助守城，结果城破后人做了刀下鬼，钱财也为农民军所得。 为什么这些贵族吝啬到这种地步？原来他们有崇祯帝这个榜样。崇祯年间户部以饷银不济，多次请皇帝动用“内帑”（皇帝私人金库），崇祯帝都苦着脸说“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时还挤出眼泪来。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华再次苦劝他说： “国都快亡了，皇上还吝惜这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尽捐内帑，也怕来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还怕没有钱吗？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 但是崇祯帝仍然舍不得掏腰包。结果李自成进京后，缴获的宫中“内帑”多达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相当于全国三年的田赋收入！如此“节俭”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二、其次是他的善于弄权 崇祯帝不像他祖父万历帝、哥哥天启帝那样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机独断”的美名。但他不但刚愎自用、拒谏成习，而且虚荣心极重。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担风险的决断，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纵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 典型的如崇祯十五年，崇祯帝为摆脱两面作战的困境，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与清议和，事泄后舆论哗然，崇祯帝立即处死陈新甲，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他身上，并打肿脸充胖子地断绝了和议。 由于他一贯朝令夕改，不负责任，饰非有术，诿过于人，结果把满朝大臣都训练成了只唱高调而不敢提出实际建议的圆滑官僚。 崇祯十七年初，崇祯眼见农民军逼近北京，想弃关外土地，把防御清兵的吴三桂部调来对付农民军，但又死要面子，想重施故技，授意臣下提出这个建议并为他承担责任。 没想到大臣们都学乖了，个个装聋作哑，无人理会他的暗示。崇祯帝硬着头皮拖了一个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终于顾不得脸面，恨恨地把臣下痛骂一顿之后自己做了调吴三桂入关的决定，然而这时已来不及了。 崇祯帝对臣下如此玩弄权术，怎能得到可用之材？这就难怪他觉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阉党”可恶，还要用宦官去监视大臣。像袁崇焕这样的抗清名将，清（后金）略施反间之计，就假崇祯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亏嘉靖、万历这些昏君不像崇祯帝那样“英明”，否则戚继光、张居正等辈能否善终也很难说！ 三、最后再谈谈他的“殉社稷” 崇祯帝“蒙难不辱”，拒绝南逃而甘与社稷共存亡，是他最得封建史家颂扬的一点，他因此得到了“烈皇帝”的美称；但实际上，崇祯帝并没有那么强硬。 早在大顺农民军东渡黄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肃宗溜之大吉，曾多次秘密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计划，还苦着脸说：“朕有此意已久，无人赞同，所以拖到现在，怎么办呢？”这时离农民军攻克北京尚有两个月之久。 但是，崇祯帝这次仍想让诸臣替自己撑面子，让他们提出南逃建议，而大臣们偏又不敢做日后的替罪羊，都唯唯诺诺，有的竟然还唱“皇上自然守社稷”的高调，而主张让太子去南方“监国”。这令人想起唐肃宗监国后登基自立、废黜父亲的旧史，自然只能招来崇祯的斥责。到了二月间，农民军在北上的同时又分兵东进，长垣、青县先后被占领，运河被切断，崇祯帝想跑也跑不掉了。 尽管如此，崇祯帝仍未放弃求生的努力，当李自成派人劝他投降时，他始终未表示拒绝，并写了“再与他谈”的手谕，让李自成派来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于他死要面子，迟迟下不了投降的决心，结果农民军规定的期限已到，大军攻入内城，崇祯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杀了。 总之，崇祯帝的真实形象实在并不像封建文人描写的那样光彩。他的昏庸虽然表现形式与其他朝代的亡国之君有别，却也活活地勾画出了一幅腐朽的画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势所趋，积重难返，但与崇祯的贪吝短视、昏庸无能、措置失宜也不无关系。 那么，旧时的文献为何要把他描绘为“英明”之主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崇祯帝即位之初，处置了阉党，为一大批东林党的地主阶级文人士大夫平了反，因此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心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而无论如何，他死于“流寇”之手这一事实，更增加了地主阶级士大夫对他的同情。 但最重要的，则是清王朝的渲染。我们知道，清王朝虽早就有入主中原的企图，但毕竟后来不是直接从明朝手中，而是打着替明复仇的旗号从农民军手中夺得了天下，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像历代新王朝一样贬低前代末世的统治。 相反，越是抬高崇祯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团结、安抚前明地主阶级的作用，越能显出清朝入关“为崇祯帝复仇，讨平流寇”的“伟大”，越能体现出“自古得国之正，无如我朝”。 因此，他们何乐而不为呢？然而流风余韵所及，竟使今日的一些历史文学作品，乃至史学论著，都为崇祯帝这个“明主而未遇其时”的“悲剧”而大加感慨，这真是需要一辩的事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地缘与文明）
“听说从浙江调来了三千将士。哎呀，那些南方人，来我们北方驻守，恐怕会水土不服吧，不知道那小身板能不能扛住呢？又如何能执行得了军令呢？哈哈哈哈！” 在北方将士不屑与质疑的目光下，戚继光所率三千浙兵列队郊外，不动如山。此时，天公仿佛有意给北方将士一个教训，霎时电闪雷鸣，乌云密布，天昏地暗。戚继光见此情形，心想：“尔等竟看不起我戚家军，今日正是机会叫你们好好见识！”随后严肃地说道：“何为军令如山，且看我这三千将士！”说罢头也不回就离开了，留下三千戚家军站在原地。 顷刻间，天上降下瓢泼大雨，当地的士兵连忙找地方避雨，唯有三千戚家军岿然不动，任凭密集的雨点砸在身上。北方将士见状大惊，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如林如山的浙兵。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过去了，从早上直到日落，这支戚家军在大雨中站了一整日，无一人擅自避雨，亦无一人体力不支，他们好似不是血肉之躯，而化作了不畏暴雨的磐石。 的确，在戚家军心中，只有军令，没有风雨。 《明史》记载：“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屡创奇迹的戚家军，以实际表现给北疆将士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 而戚继光能够到北方建功立业，正得益于张居正力排众议的重用。 （图：Adobe Stock） 上期笔者重点介绍了张居正改革的经济成效，本期接著谈他的政治改革、国防成果和用人之道。 之前简单提到了张居正开创的考成法，本期详细介绍。这项举措真是太厉害了，无论对于当时的政治还是对于我们现代人开公司、做生意而言，考成法都是值得借鉴的。假如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能一直延续，大明王朝后来一系列悲剧可能得以避免。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下面笔者会用尽可能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各位介绍什么叫考成法以及其重大作用。 其实早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已经制定了很完备而且严格的制度，他不单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是个法律专家。当时的《大明会典》是很重视考核的，但历史总是有这样一个规律：再好的规矩，过一、两百年后到王朝末期时都会沦为形式，名存实亡。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要解决的就是制度流于形式或沦为官员争权夺利的手段等问题。 明朝一直以来都有京察和大计——北京的官每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地方官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大计。但到后期，这种考察是不够的，工作效率依然低下，未能尽职的官员仍继续摸鱼。面对这种现象，张居正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善的考评制度： 六部必须清楚地登记工作计划、未来要完成什么目标、具体在工作中做了什么事，每完成一件登记一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必须写清楚，要求官员必须在期限内办事，没完成的也要申报。登记计划、目标、实事、数据的这个本子叫作“考成簿”。 六部是行政执行机构，包括吏、户、礼、工、刑、兵，每个部门各司其职。单行政执行机构登记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两份，一份要交给内阁，一份要交给六科，这个过程叫作备案。 六科和六部是对应的，是负责监察约制六部的机构，通俗点说就是提意见的。明朝的言官是相当“厉害”的，这里指的“厉害”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活在明代官场上如果被言官猛烈抨击，那下场可能相当悲惨。言官本身是能起到重要积极作用的，但随著时间推移，逐步变成了党同伐异、政客们为私利乱“咬人”的“武器”。张居正现在要求六科言官别再乱咬人，想提意见就要有理有据地提，依照“考成簿”每旬每月仔细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后提出该怎样奖励或惩罚的建议。六科可以要求六部每隔多长时间上报一次执行进度，对没能做到的人议处。其实言官本来就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张居正如此做也是因为希望言官恢复到正轨上。 除六科外，内阁也要阅读“考成簿”，对六部和六科的官员每季做一次小考察，每年做一次大考察。 （图：Adobe Stock）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环环相扣的机制——内阁考察六科和六部，六科监督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简而言之，便是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向内阁负责。 具体效果是什么呢？ 其实以前国家一直都重视考核，但此次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 考评不再依赖六部之一的吏部； 考核的内容更加量化，都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一目了然，而且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项； 不拘一格用人才，不管出身和资历如何，只要依“考成法”成绩优秀就能得到重用； 裁掉大量不合格的官员。数据显示，张居正主政期间，裁掉的冗员占万历年间总数的十分之三。 可想而知，整个官场不只是改头换面了，那简直是脱胎换骨。在考成法的鞭策下，效率大幅提升，懒散之风消退，更多人才获得重用。《明史》记载：“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说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更直观地感受到当时席卷全国的变化。张居正专门在皇帝读书的文华殿里放置了十二个大屏风，但不是用来增添文艺气息的，而是在屏风上写了各地官员的名字，名单大约每十天换一波，专门给万历皇帝看。大家想一想，每10天一次人事变动并告知皇帝是什么概念！ 万里长城拒胡马 张居正用的都是哪些人才？从国防方面举例，北方边塞有戚继光、李成梁、谭纶三大名将，其中李成梁就是因为考成法而高升的一员悍将；戚继光和谭纶之前在南方的抗倭战争中立下战功。如今，“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明史》）辽东有成梁，蓟门有继光，在他们的防守之下，大明边疆多年安然无事。 张居正重用这三人的时期是晚明军事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可以借王昌龄的诗句形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时的戚继光、李成梁、谭纶就好比汉代的李广。而后来八旗铁蹄践踏大明疆土时，明人怎不怀念当年如长城般坚守边塞的名将？！ 戚继光像（图：公有领域） 说到戚继光，许多朋友想必听说过他是抗倭名将，嘉靖年间就已战功累累，当时倭寇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戚虎”，戚家军更可谓是创造了军事史上的神话。讲他抗倭的事迹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重点讲一讲他后来在北方抗击蒙古人的战功以及他和张居正的关系。 这里不得不称赞张居正会用人！在军事上，不管外界怎么议论，坚决信任戚继光这位千古奇才。现在我们读史书时都知道张居正调戚继光北上是明智之举，但当时跟现在不同，当局者迷，一切都是未知数。隆庆年间，有言官激烈反对让戚继光守北疆，觉得戚家军这些南方人打倭寇可以，但恐怕敌不过北方少数民族的精锐骑兵。张居正立即对隆庆皇帝说，他敢以自己的前途担保戚继光绝不是那种只局限在一处地方的人才，可谓力排众议。 后来他对戚继光信任到什么程度？“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明史》）张居正事事都和戚继光商议，把想刁难戚继光的人都调走，使他跟同事的关系都很好，没人捣乱，给他充分的空间发挥才华、实现抱负。 戚继光和张居正的关系是蛮有争议的，后来张居正死后遭清算时戚继光也被作为依附他的同党受到牵连，但如果站在国防角度看，其实不必太指责张居正的做法，相反，张居正知晓孰重孰轻，有舍有得，一个戚继光可以顶多少人！相比之下，后来崇祯杀死袁崇焕，将孙传庭下狱，不听信卢象升上报的实情，可见领导的素质多么重要。 实际上戚继光也是凭实力立足的。从本文开头的故事已可以看出戚家军的风采，这正是戚继光“号令严，赏罚信”的成果（《明史》）。 举个例子，当时蒙古朵颜领主董狐狸（没错，他的人名就叫董狐狸）勾结土蛮，时而叛，时而降；虽然俺答已经朝贡大明，但小王子的后人依然拥兵十万，威胁蓟门。万历元年春季，两股势力计划入侵大明，而戚继光出其不意，打得蒙古军溃不成军，差点就能生擒董狐狸。 （图：Adobe Stock） 看看戚继光仗是怎么打的：面对蒙古铁骑，他想到的是百年以来几乎没人想到的奇招！他仅带八千兵迎战蒙古数万骑兵，还重新启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战车。要知道，战车这种武器早已因为笨重而被弃用了，为什么戚继光偏要复古呢？原来，他将复古武器与先进科技相结合，创造了一个蒙古人从未见过的战术。 这个战术思想和打倭寇时用的鸳鸯阵有点类似，都强调分工配合作战。戚继光成立了战车营，“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明史》）战车在战场上结成方阵，骑兵和步兵也在其中。战车营配备佛朗机火枪与佛朗机炮256挺，火铳512支，大将军炮8门；持火器的士兵多达1320人，占比逾64%。（《练兵实纪》） 蒙古军队的优势在于骑兵冲锋，明军如果拿步兵和骑兵硬刚，胜算不一定大。戚继光把战车挡在前面，骑兵冲击的优势就难以发挥，马撞铁战车就相当于鸡蛋撞石头。蒙古骑兵尚未冲锋之际，明军骑兵先从车阵缝隙里冲出，以动制静，杀了一波。待董狐狸回过神来，下令冲锋时，明军骑兵迅速撤回车阵内，又开启了以静制动的防守模式。等蒙古骑兵冲入射程范围后，明军战车后枪炮齐鸣，火器齐发。蒙古骑兵即使有靠近的，也冲不破明军坚固的车阵。 战车、火器、骑兵都发挥了作用，那么相对薄弱的步兵做什么呢？戚继光专门安排步兵用长长的拒马器阻挡蒙古骑兵的冲击，夹杂使用长袍和筤筅。筤筅这种兵器，熟悉抗倭战争的朋友们想必都知道，它由戚继光发明，其首有尖锐的矛头，侧面有数层多刃形附枝，专克日本武士刀，如今在北方也能派上用场。 （图：Adobe Stock） 《明史》称：“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戚继光在蓟门的这一支军队管理严明精细，武器犀利，军容是其他各边塞地区比不上的。又记载：“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事实证明，张居正调戚继光北上不是南橘北枳。 李成梁的战功也很显赫，以后讲到辽东时再细讲。 戚继光、李成梁等将才堪称帮助张居正中兴大明的“长城”。但其实张居正还有一个巨大贡献，就是真正的长城——安排戚继光和李成梁等人修建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长城。我们今天旅游时看到雄伟壮观的长城，可能很多人会联想到秦始皇建的，但它其实是明朝重新修建的，秦长城原先不是这个模样。明长城也不只是张居正这一代的努力成果，从洪武年间起，明人就已开始施工重修长城，张居正改革的期间功劳尤大。 可惜的是，张居正呕心沥血的十年改革成果最终没能阻止明朝在60年后灭亡的命运，他病逝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新政都遭万历皇帝废除。尤为可惜的是考成法，废除以后官僚体系又被打回了原形。值得一提的是，明军30多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战败，原因之一便是没了考成法的约束，犯了越权的错——兵科给事中赵兴邦越权干预地方军政权，不断催促进兵，大意中伏。 戚继光因受张居正案牵连被贬至广东，再没能返回北方边塞，大材小用，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之后又因遭弹劾被罢官还乡，连工作也丢了，晚年何等凄凉！ 戚继光离开蓟门之日，当地百姓为其罢市，依依不舍，哭声遍地。 路过广东梅岭时，他感慨万千，写下： 北去南来已白头， 逢人莫话旧时愁。 空馀庾岭关前月， 犹照渔阳塞外秋。 另有一首诗： 五岭山头月半弯， 照人今古去来还。 青袍芒履途中味， 白简朱缨天上班。 烟水情多鸥意惬， 长林风静鸟声闲。 依稀已觉黄粱熟， 却把梅关当玉关。 笔者读到“依稀已觉黄粱熟，却把梅关当玉关”时，也不禁热泪盈眶！ 想当年，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金戈铁马，不为私利，淡泊抒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图：Adobe Stock） 如今，一生为国为民的他，在望见梅关时，恍惚间，多么希望这里是当年卫国平寇的边塞，又多么渴望回到沙场前线。然而前方迎接他的，却是国家的冷落，亲人的离去。他被罢官后，有御史上疏建议再度重用他，却遭到了惩罚。 最终，一代英雄，白发苍苍，孤独辞世。 张居正与戚继光的下场，是大明的国殇。 （未完待续）
朱元璋的立国建制 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朱元璋过江，占领集庆，改集庆为应天府。集庆即今天的南京，为六朝故都，改称应天府，反映了朱元璋有称王的意图。集庆当年是孙吴立国之地，故于是年七月朱元璋自称吴国公，已经有要称王的表示。次年胡大海克徽州， 邓愈举荐朱升给朱元璋，朱升便向朱元璋讲了“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的建议。 为什么劝朱元璋缓称王? 那是为了免得招忌树敌，不要图虚名，要务实事，实事也就是高筑墙、广积粮，打好将来称王的基础。事不在于名，在于实。北边的韩林儿称小明王;西边的徐寿辉也很早就称帝，国号天完;东面在平江(苏州)的张 士诚很早就建国号为周，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张士诚复自 立为吴王。因为平江在战国时便是吴国的故都，朱元璋在次年(1364 年)便即吴王位，故当时有东吴、西吴之分。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才建国号为明，建元为洪武，足足推迟了十二年时间，这为朱元璋赢得了充分发展的时间。 有三重意义: 一、这个政治结构的权力从哪儿来; 二、这个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 三、这个政治结构的运作过程以及在这个运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组织形态则包括这个结构内部的决策机构、行政机构、军事机构、监察机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 这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内部，相互之间构成制衡关系。这样的组织 形态是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不断演化的部分。其在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又往往与在这个组织结构中活动的、不断变动的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的演化息息相关。同时在这个结构运作过程中，必然产生与运作程序、方式、手段相应的种种制度性的规范。这些制度规范，会有一些静态的见之于书面的相应程式，而这些程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又会产生各种非 规范性的习惯，一定时间以后，这些习惯也可能变成规范。此外，在实践中还会产生各种属于潜规则范围的程式，影响着实际的运作效果。故研究政治史，既要了解这个结构的历史渊源，还要了 解这个结构设计者的愿望与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对它既 要有静态的剖析，也要有动态的观察。 那么，这样一套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合法性有何根据呢?毛 泽东讲过我们的权力从哪儿来，是人民给的，即这个合法性是人民的意愿和授权。怎么给呢?是通过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赋予的，通过宪法来规定的。朱元璋作为皇帝当然不会有人民这个概念，其借以说明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根据是天命，所以诏令一个皇朝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政治结构的崛起，包含的第一句话便是“奉天承运”。皇帝办公的正殿叫作奉天殿，即帝位的那一天，皇帝要祀天地于南郊，北京的天坛便是祭天的地方。 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地的资格，有了功绩可以登泰山行封禅之礼，皇帝可以在泰山与天地相通，这也成为皇帝的特权。这只是名义 上，或者说是口头上书面上说的和礼仪上做的，实际则并非如此。这个权力是在逐鹿战争中抢来的，或者说天下是打出来的。打天 下的当然应该坐天下，而且要世代相传。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那时候关于天命的种种说辞，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神话。朱元璋的年号用“洪武”二字，其本质意义就是弘扬武力，它背后的实际 意义是说，天下是我靠武力抢来的，也得靠武力维持统治的稳定。 翻开《明史·太祖本纪》，其中说:“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 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还讲到 朱元璋出家为僧，“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 病已，失所在”。这些故事都是无法验证的，是文人从《汉书·高 帝纪》中变着法子搬下来的，它实际上反映了朱元璋自比于刘邦。 《汉书·高帝纪》中云:“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公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还讲到刘邦为亭长，送徒骊山，途中，“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 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 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 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 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 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 比较朱元璋与刘邦的故事，二者何其相似，这些神话都是为了说明其受天命的根据，编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骗老百姓，证明其合法性而已。 他们做皇帝是天命所归，没有天命的人，休想抢夺他们的皇位。 如果去翻一下历代正史中的本纪，那些靠逐鹿或宫廷政变而抢来 天下的帝王，几乎都要假天命的故事来证明其合法性。故事人人 会编，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不同而已。汉武帝在贤良对策中 所问的也就是天命的根据在哪里。董仲舒及公孙弘的对策说的天 人关系，也就是天命论的历史根据，说到底，都是为了证明汉代 帝王，特别是汉武帝的权力来自天命，有其合法性。 政权结构的组织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换了那么多朝代，基本 大同小异。毛泽东说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战 国以后逐步形成，由秦始皇总具大成的。两千多年来，尽管王朝 更替，政权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权层级式的专制主义行政体制没 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代总是继承前朝的体制并略有变更。汉 承秦制，唐宋也是继承秦汉的基本形态，用现代的术语，叫作路 径依赖，略有变更则是根据当时形势和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调整。 大明王朝的政治组织形态，在起点上还是继承元朝的体制。 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占领集庆以后，改集庆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 省，自总省事，置僚佐，这是沿用元朝地方行省的体制。到了至 正二十四年即吴王位时，便不再以地方行政机构自称，而是建国称王了。他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 俞通海为平章政事，那都是沿袭元代建置的官僚结构和名称。元代尚右，这时他亦尚右。洪武时，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区别于元代， 由尚右改为尚左，这时李善长为左丞相，李善长的实际地位没有 变化。所以说，变化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在名称上的，实质 的变化当然也有，但不会很大。 从政权的组织形态上，元明之间，有继承，亦有发展，而继承是全局性的，发展只是局部性的修正。元代的政治组织形态， 有其从漠北游牧民族带来的某些特征，但其政权最基本的组织形 态则是沿袭唐宋旧制。元在中原地区的行政枢纽，从大断事官机 构演变为中书省，以中书省掌全国之政务，这本来是汉及魏晋以 来的传统。在中书省设左右丞相，以右为上，元代皇帝与宰相的 关系属“委任责任”模式，宰相虽实行多相制，但相权往往集中 在一两名宰相身上，由于宰相权重，故宰相易于专权。这个制度 规定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因人因事而异，往往取决于二者之间人事的变化。帝王是雄才大略者，那么宰相的组织机构往往不能稳定。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丞相只 有唯唯诺诺，才能善终于相位，如公孙弘便是这样一个人物，《汉书·公孙弘传》称其任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 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继续为相，“自蔡至庆， 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牦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君王雄才大略，宰相只能唯唯诺诺;反之，皇帝属童稚或昏庸之辈，则往往出现宰相专权的局面。举例来说，同一个宰相制度，同一个皇帝唐玄宗李 隆基在处理君相关系的问题时，前后便有不同。前期与宰相姚崇、 宋璟两人相处是相得益彰，后期放手李林甫、杨国忠专权，则与 其荒于女色有关。杨贵妃这个悲剧无论从哪个视角看，责任都在 李隆基身上，唐玄宗荒废了帝王必须担当的角色。宰相制度的存 废，亦是相对的，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集决策和行政权力于一 身，这只能行之于一时，而其子孙倦怠时，宰相或者宦官的专权 就难以避免。相应的组织结构，在其运行过程中，往往因人、因事、 因时而发生各种变异，许多事物不能死抠书面条文，还得看其实 际运行的情况，看相关人物的状态，才能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 决策与行政毕竟是不同的功能，皇权不能长期取代相权，反之相 权亦不能取代皇权，历史便是在这个动态中演化，而组织形态亦 往往随之变化。 关于废除宰相制度的问题 关于明初的几个宰相，刘基与朱元璋之间曾有一段对话，见 于《明史·刘基传》:“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 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 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 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 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 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 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 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 广洋、惟庸皆败。” 刘伯温这一席话是发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议论了那么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继承人选，一个也不行， 请他出山也不愿，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难保全自己了，尽管退隐 在山乡，也难善终。从刘基与朱元璋的谈话中还可以知道，这个 上层集团内部充满着矛盾。明初大部分将相出身于淮西，过江以前就投身于朱元璋了，而刘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败方 国珍以后，才参与朱元璋属下的统治集团，自然有派系的分歧。 刘基评论的人物大都属淮西集团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后来 胡惟庸派人毒死刘基的传说。反之看，胡惟庸这个大案也就有了因头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作为宰相这个角色，不仅需要具备实际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备平衡方方面面相互关系的能力，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能把事情办好，让上下左右对你都满意才行。这 个要求可是相当高的啊!刘基不愿蹚这个浑水也有他的道理，这 可是一个难以摆平的大江大海，难免有风浪来袭，出现翻船的局面。 说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层集团内部难以言说的种种复 杂的人事关系，一言不慎便会带来灭门之祸。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就想着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并 使子子孙孙都能牢牢掌握好皇权，不受各种力量的威胁。从秦汉 到宋元，直接威胁皇权甚至颠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一是相权的专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专权，如西汉 末年的王莽专权;一是宦官专权，如汉唐都是败于宦官之祸患。 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便是骄兵悍将的跋扈，北宋杯酒释兵权处 置了这个问题，但北宋因此始终处于积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国 时，便希望在组织制度上处理好这些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