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八十五)

(接上期)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面对遍地的饿殍,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他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6000亿斤。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气氛中召开的,会议以后,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共产内等“五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1959年4月23日)。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山东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俘在发展。其实,当时饥荒正在迅速发展。26日,毛泽东批示:“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关于信阳事件的调查材料。这个材料说信阳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批了十几个字:“请刘周今日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他还是把信阳事件当个别问题处理,当一般工作中的问题来处理。也没有在粮食征购问题上松口。

在粮食征购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方面,1958-1859粮食年度征购数达1125.44亿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大饥荒全面出现的1959年,不但没有减少粮食征购,征购数反而比上一粮食年度高出88.85亿斤,高出比例为7.89%。(从生产年度看,1959年的征购数比1958年高出103.18亿斤,高出比例为9.45%)。而返销给农村的粮食,1959-1960粮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亿斤。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1959-1960年,国家不仅没有救济,反而从农村多拿走粮食67.56亿斤。(见表20-1,表20-2)在饥民口中夺粮,是一件十分残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现了本书前面所介绍的鲜血淋淋的反瞒产私分的大规模惨剧。直到大饥荒发生了一年半以后的1960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粮食征购数。1960-1961年度,粮食征购数从上一年度的1214.29亿斤,降低到780.84亿斤,降低了433.6亿斤(从生产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342.53亿斤),但向农民返销的粮食也减少了164.4亿斤,实际农民负担只减轻了269.2亿斤。

表20-1大饥荒时期国家对农村粮食的征购和销售 单位:贸易粮,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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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2  生产年度的粮食征购数单位:贸易粮,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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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不仅在粮食征购上不让步,1960年1月,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中共中央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粮食征购从1959年夏粮登场时计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经收到1142亿斤(贸易粮),比中央批准的计划1075.8亿斤超过了6%,按粮食季度计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亿斤,完成计划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粮,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我们预计1959-1960粮食年度,收到1200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转这个文件中写道:“中央认为,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跃进的基础上,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20-3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由此可见这个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20-3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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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1960年6月30日,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和表20-3中的297.71亿斤差不多。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河北18.26亿斤;山西8.16亿斤;内蒙5.49亿斤;辽宁7.89亿斤;吉林5.08亿斤;黑龙江20.41亿斤;陕西15.96亿斤;甘肃4.81亿斤;宁夏0.72亿斤;青海1.25亿斤;新疆4.45亿斤;山东22.44亿斤;安徽7.05亿斤;浙江12.37亿斤;福建2.72亿斤;河南25.07亿斤;湖北13.22亿斤;江西7.14亿斤;广东7.40亿斤;广西2.84亿斤;四川41.61亿斤;贵州11.49亿斤;云南17.43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当信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在信阳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在信阳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如果开仓放粮,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800万信阳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根本不会饿死人!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准备用于何处?为什么见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却大量出口粮食。按生产年度计,与1957年相比,1959年的粮食产量减少了2500万吨 ,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比1957年的209.26万吨多了一倍以上(见表20-4)。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达415.75万吨,这是“贸易粮”,每吨“贸易粮”相当于1.2吨原粮。415.75万吨贸易粮相当于500万吨原粮。留给农民的口粮都是原粮,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又称白薯、红薯、甘薯、红苕。由于本书引用各地档案资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称不一)。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1957年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标准算,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1959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1960年也进口很少,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见表20-5)

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当时农村已经饿殍遍地,没有饲料,猪长得又瘦又小,几十斤就收购走了。李先念说:“今年一季度2.6万吨猪的出口任务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这样不行。请各省委考虑,既要很好地说服,也要加一点命令。”李先念抱怨说:“猪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猪而是狗猪。香港挖苦我们,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说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为什么卖掉呢。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说:一是交不了货,二是交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质量太次。”谈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务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要采取断然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县狮子公社虎峰大队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蛋时,不是按社员实有的鸡和可能生的蛋来摊派,而是按人头下指标,不管有鸡无鸡,不管鸡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节,将任务层层下达,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谁家拿不出鸡蛋,食堂就不让谁吃饭。六队社员柯政国没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饭。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6个鸡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饭。除了扣饭以外,完不成鸡蛋任务,还不准买盐、煤油、烟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竟不经社员同意,到社员家强行捉鸡。捉鸡经常是深更半夜进行,弄得鸡飞狗叫,人心惶惶。 

表20-4  1956-1965年间中国的食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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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部党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1959年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完成了303000万元,占出口计划的110.8%。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绩增长了28.9%,其中,猪肉供应出口23.3万吨,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冻牛羊肉2万吨,为出口计划的125%;鲜蛋出口5200多万斤,冰蛋出口6208吨;活家禽出口954万只,冻家禽出口7022吨。此外,还出口苹果10.2万吨,桔柑9.1万吨。 

表20-5  1956-1965年间中国进口的食品数(万吨,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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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国饿殍遍地的时候,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饥民!但是,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却没有想到饥民,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为什么抛饥民于不顾而急于进口机器,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不能放弃“三面红旗”,所以在经济建设中,“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直到1960年,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年大炼钢铁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10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1959年“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对外公布1800万吨。以后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1960年又提出了钢产量1800万吨的指标。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1960年,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而是要搞2000万吨。除钢以外,1960年,由于反右倾的影响,其它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资产投资最能表现国民经济的冷热程度。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达416.58亿,不仅高于1959年,还比大跃进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资产投资中,93%是基本建设投资。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表20-6  大饥荒年代前后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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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过头来看,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责任田。但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县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从1958年过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标)是形势所迫,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他们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订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愈出愈多…….共产党讲唯物,实际上最唯心,说的是客观规律,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解决1958年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平心而论,我要对人类负责,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后来被人打小报告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1959年7月19日,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作为反面教材。罗隆基还说:“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又来了个反右,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知道,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是远见卓识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庐山之变

1959年的庐山会议,从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开了46天。8月2日以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为八届八中全会。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按照1959年上半年纠偏的势头,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乱,饥荒就可能止于1959年。如果是这样,饿死人数只有已经发生的人数的30%,即可以减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计算,如果没有庐山会议,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有665万人, 可以少饿死1467万人(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庐山会议,不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纠错措施刹车,还使1958年的那种错误政策更加严重泛滥,从而使大饥荒加剧并延长到三四年之久。

庐山会议是极权制度的产物,不仅维护了极权制度,而且强化了极权制度。

一、神仙会暗藏杀机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乱。为了挽回危局,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

按照这一段时间的政策逻辑,庐山会议应当是在这些纠偏政策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调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跃进的高温已经下降,领导人们也冷静下来了。他们需要总结这一段时间的经验教训,安排今、明两年的任务和各项工作。当然,这些任务和工作安排是狂热过后较为冷静的安排。参加庐山会议的人们认为,庐山会议的初衷应当是纠左的。

不过,这些纠左措施,是在一个重要的前题下进行的,即不仅不能伤及“三面红旗”,还要在维护和高举“三面红旗”。在纠正错误时必须坚持一个总体估计:如果1958年以来的工作是十个指头,其成绩则是九个指头,缺点和错误只不过是一个指头。另外,在安排任务时虽然要比上一年冷静,但也不能泄气。“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是毛泽东当时常说的话。

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认为1958年打了败仗,应纠正错误,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丢分,甚至失去领导地位。他最怕被人说成路线错误。因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只要是路线错误,就得改组党中央的领导机关。路线错误头子是不可能改正错误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错误路线的头子,都没有好下场。如果真到了这种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陈独秀、张国焘、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后尘。而这些倒霉的人,是他经常用来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员。他的支持者也极力维护毛泽东这个最敏感的部分,谁的发言略有涉及路线、政治等内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鞑伐。

过去经济工作由陈云主管。1958年,毛泽东和谭震林、田家英一起谈话,谈到经济形势和有关问题时,毛泽东突然说起,还拍了桌子:“只有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泽东走到前台直接管经济,结果碰了大钉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对吴冷西说:“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还说;“去年是打了一次败仗。”又说:“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后才开始好转”。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发出的一些纠错政策,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从心里是不愉快的,认为是右倾的。 可见,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的心情不只是沉重,应当还有酸楚、焦虑、不满。处在极权顶点的毛泽东,有这种复杂的心态,对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发作出来,就会伤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检讨了1958年的错误。他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毛泽东还详细地谈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第三天才找到起义的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他还说:“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看来,毛泽东是认了错,是准备“转弯”的。但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认识是很肤浅的,没有触及到根本问题。他说:“去年(1958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 在赴庐山的船上召开的会上,毛泽东提出了19个问题请大家讨论。这19个问题除了国际问题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泽东一人。这19个问题是:1,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下册,县级读《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势;3,今年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8,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即下放了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要收回,由中央、省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11,协作区关系问题;12,公社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14,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19,国际问题。 

在这19个问题中,最为核心的是对形势估计和对1958年的评价。对这个核心问题,毛泽东已经定了调子:“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在当时那种制度下,毛泽东的意志是不能违背的。既然毛泽东给纠正1958年的错误定了调子,划了范围。谁不按这个调了说话,谁超越了他划定的范围,谁就可能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乏支持者,在毛泽东的周围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泽东权力在地方的两个支柱。他们两人不仅是封疆大吏,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地方官员中仅有的两名政治局委员。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坚决肯定“三面红旗”、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在南宁会议上因马鞍形问题受到批评的周恩来,这次也是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可能是出于维护团结,也可能是出于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员都是采取自保而随风倒的态度。另外,军队的高级干部由于来自不同的“山头”,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又结下了旧怨,如果有新的政治斗争,也是报复旧怨的好机会。还有一些政治投机者、政治阴谋者,也总是依仗毛的权势,在整人中求得晋升的机会。

6月23日,毛泽东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时得出了“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结论。还回到了阔别32年的家乡。28日赴武汉,29日乘船到达庐山。登山后他赋诗一首:

登庐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的心境总是那样豪迈、广阔而俯视一切。他为什么想起了陶渊明?是想到自己万一政治斗争失败,走退隐归田之路,还是想把政治对手推向远离权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泽东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当时可以说是民怨沸腾。专制制度下的官员们通常是报喜不报忧的,但当时毛泽东却收到了不少批评“三面红旗”的材料,这些材料已收集起来作为庐山会议的参阅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党校80多名县委一级干部在“鸣放”中,把“三面红旗”说得一无是处。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反映,一些军队干部的批评矛头直指中央:“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学习中对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区党员“比较一致否定大跃进”,对大办钢铁、人民公社提出了怀疑和指责。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更为尖锐。这些是选送到会上的材料还是经过处理的,下面干部反对“三面红旗”的呼声比这些材料要强烈得多。

就是在毛泽东周围的人,相当多的人并不承认“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认为1958年的问题很严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庐山开会的中央领导人,从北京乘专车到武汉,然后乘船到九江。在这列专车上的高级干部们自由交谈,1958年的大跃进中的问题是重要谈话资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坐在一起。陆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来之命调查过大炼钢铁的问题。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弄虚作假的现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办法炼铁是极大的浪费,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铁了,地里的庄稼没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怀谈了这些情况,彭德怀十分关心这些事。 

按照原来的安排,会议开半个月,通过《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记录》后,下山各司其职。当时参加会议的人都认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书作者同当年参加庐山会议的李锐交谈时说:“连柯庆施带上山来的材料也是反左的,会议转向以后他不得不再让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泽东的思想深处是不是这么想的?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毛泽东已经看到了自己所处的危机,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质疑。7月10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最关心的是对形势的估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他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大问题。” 看来,毛泽东是想纠正大跃进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但不“三面红旗”的问题,不容许有批评意见。

头几天,会议的开法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人们称为“神仙会”。与会者讲了不少大跃进带来的问题,批评的声音较强。有些天真的人真想“畅所欲言”。毛泽东真愿意让大家“畅所欲言”吗?真愿意硬着头皮听批评吗?不是。在7月23日的讲话中就很明确表示反对批评的态度: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好几十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农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假如办10件事,9 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既然毛泽东从根本上反对批评1958年,为什么还要开“神仙会”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办法1956年用了一次,结果大获全胜,把五六十万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大讲海瑞,提倡海瑞精神,还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让彭向海瑞学习。就是在这次上海会议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彭德怀,他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仅跟彭德怀一个人这样,跟其它同志也是这样,”这不仅仅是引蛇出洞,还暗藏杀机。在毛泽东心中,彭德怀是一个不听话的人。黄克诚说:“早有一次,主席对彭开玩笑地说:“老总,咱们订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黄克诚说,可惜彭德怀并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说就说。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先引诱彭德怀“犯我”,然后再将“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怀。

在会议的最初几天,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发言中承认河南共产风、浮夸风很厉害,影响全国,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了湖北的一些实际情况,心情显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认为总的形势不能太乐观。有些人也对大跃进提出了种种批评。但在批评的同时,有些人维护大跃进,经常打断批评者的发言。这使得一些想批评者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能畅所欲言。打断发言的人除了保卫自己工作成绩的“诸候”以外,还有罗瑞卿大将、谭震林副总理等人。

在会议参阅文件中,有几份否定“三面红旗”的资料。如《李云仲仲同志的意见书》,江西省委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政治部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等。毛泽东都不加表态地批给与会者参阅。 有些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所发的这些文件,强化了“庐山会议要反左”的看法。其实,这些文件也是为了“引蛇出洞”。毛泽东在7月10日和16日还两次召见他的几位“右派朋友”谈话,他们是周小舟,周惠、李锐、田家英等,谈话是轻松愉快的。讲了很多“私房话”、“知心话”。书生李锐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风,随意交谈吐寸衷”,“登楼再度群言堂”,“都觉畅怀言已尽”。实际这两次谈话是火力侦察,看一看反对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对者的动静。毛泽东多次说他有几个右派朋友,其实,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君王之术烂熟于心。经过江西肃AB团、延安整风、高饶事件、反右斗争等一系列实践,毛泽东整反对派的技术已经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说是半个月的会,已经开到超过了半个月,也没有散会的意思。除了毛泽东以外,谁也不知道会如何继续开下去。会议进程和内容全在毛泽东一人心中。毛泽东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图,都是临时发表讲话,引导会议走向。而他的讲话事先没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袭击。这就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特点。

二、彭德怀为民请命

彭德怀是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的战友,那时两人关系很密切,彭要找毛泽东谈事推门就进,直呼“老毛”,如果毛泽东在睡觉,就揭开被子和他说话。1949年以后毛泽东已位处九鼎之尊,彭德怀还没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欢叫“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习惯称“主席”,还是称“老毛”。这在中国皇权制度中已经犯下大忌。

在“大跃进”的时候,彭德怀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大跃进刚刚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他接触实际以后,几个月就改变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在讨论公布1958年粮棉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产量在1万亿斤以上。彭说粮没有那么多。谭震林对他客气地提出了批评:“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后来毛泽东说公布7500亿斤,彭同意了,但心中还有怀疑。 武昌会议闭幕后,彭德怀到湖南考察,他觉得粮食产量没有公布的那么多。在平江县他还发现了数字造假的情况。他认为按公布的粮食产量确定的1200亿斤的征购任务太重。在株洲,他给中央发了一个电报,说不能征购1200亿斤粮食,只能征购900亿斤。在湖南考察时发现农民挨饿的情况,连“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两米。有一位红军时期的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农民悲惨的生活,干部们的胡作非为,是他在湖南老家亲眼目睹的。上庐山以后,他怎能昧着良心不“鼓咙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同的。后来这成了周小舟的一条罪状:为彭德怀提供“炮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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