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老紅衛兵
2026 年 7 月 18 日
（接上期） 1959年5月，彭德懷到東歐國家訪問，6月中旬回到北京。在匈牙利訪問時，了解到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肅反擴大化和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所致。匈牙利領導人卡達爾接見他時，彭德懷感慨地說：「敵人並不可怕，最怕的是黨的路線不正確和黨的作風脫離群眾，這是我們最深刻的體會。」在羅馬尼亞時，他給總參謀長黃克誠打電話，專門詢問了國內的經濟情況。 6月13日，彭德懷出國回京，他對國內問題十分關注，認真看了內部參考，把自己認為嚴重的情況都圈出來，送給主席看，數量很多。6月底彭德懷收到了到廬山開會的通知，他不想去，讓黃克誠去，黃克誠說：「中央通知你，沒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評，心裡不舒服？」彭說，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覺得彆扭。他後來還是開會去了。 北京到廬山開會的高級幹部們先從北京乘火車到武漢，再從武漢乘船到九江上廬山。6月27日到7月1日，在北京赴武漢的火車上，彭德懷、張聞天、賀龍、康生等同乘一節車箱，車上交談很隨便。彭德懷都談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40公斤肉，還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會要請紅軍來的。 後來，他的這些話都被認為是重要的政治錯誤，而嚴加批判。 在「神仙會」期間，彭德懷在西北組連續作了七次發言，坦率地講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一些是關係到毛澤東的內容。如： 「1957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禽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一點。」「主席家鄉那個公社，去年提的增產數，實際沒那麼多，我了解實際只增產16%。我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公社只增產14%，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公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這件事。我看他是談過。」（7月3日上午）「去年忽視了《工作方法六十條》中的一切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沒有經過試驗。」「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因為黨的威信高。……與人民利益相一致的事情我們可以做到，如除四害，但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事，如砸鍋，在一定的時候也可以做到，因為黨在群眾中威信高。」「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自我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一下。」（7月4日上午）「從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全民辦工業，限額以下搞了13000多個，現在怎麼辦？」「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7月6日上午）「人民公社我認為辦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7月7日上午）「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規律，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7月8日上午）「什麼『算賬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擴大言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7月9日上午）「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的威信，只建立個人的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7月8日上午）等等。柯慶施把彭的這些尖銳發言，送給了毛澤東。這些話，在原來的西北組《簡報》中刪去了，後來批判彭德懷時，又整理出來，當作批判的材料。 據彭德懷說，在「神仙會」階段，周小舟到彭的住處談過兩次。第一次談話是周向彭談了湖南的工業情況。還談了水利建設的成就。過了兩天，周小舟第二次來談。說去年糧食數字造了假。還談到公共食堂的問題。彭對周說，這些問題應當如實地向主席反映。周說昨天向主席談了一些。 李銳在日記中記載這兩次談話的時間和內容， 第一次是7月5日，周介紹了湖南的一些情況。彭德懷除了向周小舟重複他在西北小組的發言以外（周小舟在中南組，沒有聽到他的發言），還談到，今年1月毛澤東找幾個人討論鋼鐵指標，陳雲認為2000萬噸指標不可能完成。說毛澤東以個人名義直接寫信給基層幹部，不知是否經過中央。還說他從歐洲回來向毛澤東彙報，談到鐵托左右幾十個人跑到阿爾巴尼亞去了，這時毛澤東臉色頓然發紅。還對周說在中央常委之間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地開展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彭對周說，有些意見想找毛主席談，又怕講錯，引起不滿，由於自己性格，言詞生硬，容易頂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誤會。不過，「犯上」了頂多撤職，也不要緊，黃克誠可當國防部長。第二次是7月12日上午，是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三人談話之後。他們三人都感到毛是能聽不同意見的。周對彭說，我們講話很隨便，主席都聽進去了，希望彭也找主席談一談。彭說怕談不好，有些意見還不成熟，在西北組上沒有談，有些談了《簡報》上也沒有登。因此想寫一封信。小舟贊成寫信。 7月12日下午彭德懷又覺得寫信不易，還不如當面談一次。他下午到毛澤東住處去了一次，毛澤東正在睡覺，沒有談成。又想到會議幾天內要結束，於是下決心寫信。 13日中午，彭德懷手持擬好的提綱，向隨從參謀口述了詳細內容。記錄整理以後，他親自修改兩遍，參謀謄了兩次，於14日下午送給毛澤東。也許彭德懷自己不會想到，這封信引起如此軒然大波，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 彭德懷在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他接著談到「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 彭德懷還肯定：「1958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解決」 彭德懷還從另一個角度肯定了大躍進：「在1958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談到「全民鍊鋼鐵」，彭德懷說：「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了一筆學費（貼補20餘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在這裡，彭德懷說「有失有得」，把「失」字放在前面，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接著，彭德懷談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據我看，1958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接著，彭德懷指出了「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他認為「政治挂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可以說，彭德懷這封信既沒有鋒芒畢露，也沒有直抒胸臆，在講缺點以前先講成績，講缺點留有餘地，並且一再肯定「三面紅旗」。像德懷這樣敢說話的人尚且如此，可見，當時的政治氣氛之壓抑，「神仙會」大概也「神」不起來。沒想到這樣平和的信，毛澤東卻不能容忍。他收到彭的信以後，7月16日，加上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這個標題，批示：「印各同志參考」。彭德懷沒有想到這封本來是給毛澤東個人參考的信成了公開發表的「意見書」。7月18日，在小組會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信，申明這封信這封信是倉促寫成的，而沒有完全寫明意思 ，覆水難收。善於整人的康生，就在意見書下發的當天，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字條：「我斗膽建議，不能姑息」。 信發下去以後，與會者多數人基本上是同意這封信的，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有些人對第二部分意見較多，認為講得過於嚴重了；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則是個別人。胡喬木、周小舟、李銳很支持彭德懷的信。一機部部長趙爾陸、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21日在第四組發言時都積極地肯定了彭德懷的信。陶魯笳說：我們目前需要彭總這種精神，信中某些內容容易引起誤會，可以不必爭論，主要應看精神。賈拓夫在第三組發言中也表示，彭總的意見書總的是好的，總的是同意的，這會推動大會的討論。軍隊幹部萬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懷的信。 後來，有這類發言的人都受到批評和追究。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應召於7月17日上山（毛澤東7月16日讓劉少奇、周恩來、楊尚昆寫信讓調來的，同時調上山的還有林彪、彭真、陳毅、宋任窮、安子文等）。把黃克誠召上山來，是毛澤東向彭德懷發起攻擊的一步棋。如果在廬山上批判彭德懷，黃克誠在北京掌握軍隊，毛澤東感到不安全。把黃召上山來，不僅解了北京之憂，還可以一網打盡。黃克誠上山的當晚，彭告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給黃看。黃克誠看後說：「這封信提的意見我贊成，但寫得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樣幹什麼？」彭說：「實際情況那麼嚴重，會上沒有人敢說尖銳的話，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視。」18日，周小舟、周惠、李銳去看望黃克誠，他們三人都談到在會上有一種壓力，不能多說缺點。黃克誠說：「在書記處會上我也說過，我黃克誠總算是一個敢講話的人，但現在也不大好講了」。在這期間，黃克誠和大躍進的激進派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發火說：「你是不是吃了狗肉，發熱了，這樣來勁！你要知道，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們的。」黃克誠說：「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黃說「反兵」的本意是和譚震林的意見相反，後來受批判時說成是「畜意謀反」。 在毛澤東發起反擊以前，與會者的發言中批評彭德懷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陳正人、程子華、賀龍等人。陳正人有這樣的態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產主義試點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慶施的影響，在會議期間，他與柯慶施住一棟房子。在毛髮起反擊以前，柯慶施和李井泉卻沒有在會上對彭的信發表意見。7月21日賀龍在小組全上發言說：「目前主要問題是幹勁不足，而不頭腦發熱和虛報。」他批評彭德懷的信說：「我們的缺點不到一個指頭。這麼大國家，這麼多人，工作中有一點缺點、錯誤，這有什麼奇怪的？而且缺點、錯誤很快糾正。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因此，我對彭總給主席的信，覺得在總的估計上是不恰當的，是把問題說得過於嚴重。」接著賀龍揭發了一件事：「我記得彭總在火車上曾說過，『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這當然把問題說得過火了。」 賀龍把火車上的私下閑談拿到政治鬥爭的桌面上了，這個揭發非常要害。23日毛澤東講話中說：「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這句很重的話就是針對這個揭發的。 彭德懷和毛澤東這裡說的「紅軍」是指中國工農紅軍，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鄧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談話中 ，談到廬山會議時，卻在紅軍前面加上了「蘇聯」二字，硬說彭德懷要請蘇聯紅軍來解決中國問題。看來，鄧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後，還堅持彭德懷有「裡通外國」的罪名。 賀龍給彭德懷這麼重重的一擊，大概是出於倆人的關係原因。8月16日，毛澤東在批判彭德懷的講話中有這麼一段話：「過去彭德懷對賀龍不信任，甘泗淇到華北局去請示，回來的時候，他們五人寫了一封信給我，說賀龍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學習。哪不是讓蕭克代替嗎？六軍團、二軍團是兩個山頭。在雲陽，反山頭主義就是反賀龍。賀龍是有缺點，但要看大處：對敵鬥爭堅決，忠於黨，忠於人民。有這三條就好。」 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也整過劉伯承、肖克等高級將領。我還記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會議期間，我與同事陳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採訪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肖克上將，肖克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訓，談到大躍進餓死人的情況。我接他的話薦說：對大躍進，彭德懷還是講了些實話。沒想到肖克說：「別提彭德懷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說彭德懷和林彪一起整劉伯承。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麼批評彭德懷的，還是在80年代，彭德懷已經平反、在社會上備受稱讚的時候。高級將領來自不同的「山頭」，他們之間有種種矛盾和成見。高級將領之間不團結，對毛澤東的地位來說是最安全的。毛澤東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 在7月17日，彭德懷的信交上去兩天以後，下午5時到10時，毛澤東還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胡喬木、田家英5人去談了5個小時。他們在一起吃飯，喝茅台酒，頻頻舉杯，談笑風生。當時給李銳的感覺是「這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完全轉向左派，更沒有立意發起一場反擊」。 從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澤東沒有流露出反擊彭德懷的意思。但當時會議的形勢，猶如廬山氣象：密雲不雨，氣壓很低，雲霧繚繞，山上的人都不識廬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澤東心中。 事有湊巧，彭德懷回國不久的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蘭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發表講話中談到，蘇聯在內戰剛結束時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備經濟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所以這些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我們就不搞了，就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認為，赫魯曉夫7月18日的講話讓毛澤東佔了理，這是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原因。 麥克法誇爾的說法是不對的。蘇聯《真理報》7月21日才發表赫魯曉夫講話的全文，只有這個全文中才有批評人民公社的話。新華社7月27日在《內部參考》2831期以《赫魯曉夫談蘇聯過去的公社》為題刊出，胡喬木7月28日才將這期《內部參考》送給毛澤東，毛澤東7月29日就批給與會人員參閱。也就是說，毛澤東知道赫魯曉夫7月18日的講話是在7月23日講話以後。毛澤東7月16日就把彭德懷的信當作「意見書」批給大會，而且對會議作了兩個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編組；二是調援兵上山，這些顯示毛此時已露殺機，這時赫魯曉夫還沒有發表講話。中國作家權延赤也寫過與麥克法誇爾類似的文字，他說，在蘇聯批評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以後，在毛看來，「『意見書』本身的內容已不是問題的焦點，對全局事業而言，他的威信，共產黨的領導權，以及黨的凝聚力，變成了問題的焦點，這些是遠比彭德懷命運更為重要的大事。」 言外之意，毛澤東整彭德懷是出於大局。40年以後的1998年，鄧力群也持這一看法，他談到廬山會議時說：「蘇聯的報刊，領導人的講話，指責我們的錯誤，這些說法同彭德懷的說法大同小異。因此，引起懷疑：里外互相呼應。」 根據我上面列出的時間順序，權延赤和鄧力群的說法也是與事實相悖的。 三、毛澤東翻臉倒乾坤 李銳的書中只講了他們這些對「三面紅旗」有意見的人的一些活動，沒有講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動。這些人的活動李銳是不知道的。7月21日，這時距毛澤東的反擊只有兩天，由於左派的活動，對彭德懷信的指責的聲音已經逐步升高，左派說這封信主要是「針對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動和言論對毛澤東有多大影響，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覺特別敏銳的人已經聞到了某種氣味。張聞天準備這天在第二組(通稱華東組，組長柯慶施)發言，得悉風聲已緊的胡喬木，早晨打電話給張聞天，提醒他少講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鍊鋼和得不償失問題。 張聞天不顧這些，卻作了長達3小時的發言。在發言過程中，組長柯慶施和其他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示不同意見。張聞天毫不讓步，按照自己的提綱，一直把話講完。 張聞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學美國。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同年派往蘇聯學習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同年9月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任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長徵到達遵義時，他支持毛澤東，參與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隨後，他代替博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他的總書記職務一直擔任到1943年，不過，後幾年由於毛澤東專權，他的總書記只是名義而已。在延安期間，他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先後任駐蘇聯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麥克法誇爾認為，張聞天是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三面紅旗」的主要策劃者，而彭是配角。 就這個問題我專門問過廬山會議的參加者李銳（時任毛澤東的秘書）和姚力文（時任劉少奇的秘書），他們都認為麥克法誇爾這個說法只是他個人猜想，與事實不符。 張聞天對「三面紅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論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經濟學家。他在3個小時的發言中，張聞天講了13個問題：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面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制關係；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係。發言對大躍進以來暴露的嚴重問題及其後果作了系統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銳，針對性強，幾乎毫無顧忌。他強調，對產生問題的原因「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當從思想方法和作風上去探討」，領導經濟「光靠政治挂帥不行，還要根據客觀規律辦事」。他認為1958年以來出現的這些問題關鍵在於健全黨內民主生活。他說：「主席常說，要敢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領導上要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便於下面敢於發表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自由的局面。」發言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他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評最多之處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句話，就是支持彭這封信的人，也認為這句話不妥當。張聞天卻說：「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麼樣，可以考慮。但是，『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張聞天發言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說，我今天講了三個鐘頭，支持了你。彭德懷把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後告張「你講得很全面。」 在批判張聞天的時候，有人說他的這個發言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有人對他的這個發言作了精心統計：全文9000多字，講成績的只270多個字。用了39個「但」字，只有一個好「但」，其餘都是壞「但」。 張聞天當時是外交部副部長。他是6月30日離京赴廬山參加會議的。乘同一車廂的有彭德懷、賀龍、康生等。上廬山後，住東谷河東路177號，同彭德懷住的河東路176號是近鄰。7月2日到16日，張聞天被編在華北組。他在小組發言說：大躍進給外交部門的工作造成被動，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會議初期，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他對身邊的秘書說：小高爐鍊鋼是無效勞動，國民經濟比例失調，按勞分配原則不能破壞等看法。還說，現在是驕傲了，就像當年斯大林說的勝利沖昏頭腦。7月12日，他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彭說：我們西北組也是這樣。張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毛澤東同志從中國歷史中學了不少好的東西，但是也學了些舊中國統治階級的權術。要防止斯大林後期的錯誤。 7月上、中旬，彭、張二人在飯前飯後還有若干交談。其中曾講，政治局會議很少討論，一般只做個大報告，實際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懷給毛的信送出。此前張散步到彭處，得悉彭將寫信，對彭所說的寫信是希望把問題攤開、搞得深些表示贊成。彭要張看信，張不看。彭念給張聽，張沒聽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張聞天被編入第二組（華東組）。7月18日，張準備在小組會上發言，開始準備發言提綱。 7月19日，張聞天出席小組會議後，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時相遇的還有周小舟、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李銳。交談中大家都感到有壓力，認為應當肯定成績之後，缺點也可以講。胡喬木說：主席也是主張講一講缺點的。同日，在田家英處吃飯後，邀周小舟到住處交談。 7月下旬某一天，張聞天約戎子和到住處閑談。得知國家給土鐵生產補貼了40億元時說：問題主要還不在於這40億，而在於9000萬人上山對農業生產造成的影響。 7月20日前後在準備發言過程中，張聞天接田家英電話，田勸說，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別講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話後張聞天對秘書說：「不去管他！」接著繼續準備提綱。後來又接胡喬木電話，說毛要向彭開火，勸張少說。同時秘書也感到發言與會上對彭批評的氣氛不合，擔心會挨批評。但張不顧一切要講。 李銳認為，「使毛澤東作23日講話的原因很多，張聞天這個長篇尖銳的發言，可能是最後的一副催化劑。」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的報告中談到：「據榆次市、太谷縣的材料，五級幹部會議經過三天的鳴放，有觀潮派、算賬派的言論甚至反動言論的人佔10%左右。估計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言論是屬於發牢騷的性質。」毛註：「牢騷也吧，反動言論也吧，放出來就好。牢騷是一定要讓人發的，當然發者無罪。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到孤立，他們自己會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裡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現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會議上，4月5日，毛澤東在講話中抱怨他的下屬「不大批評我的缺點」，提倡海瑞精神。他說： 海瑞寫給皇帝的那封信，那麼尖銳，非常不客氣。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們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樣勇敢。我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看了。同時也勸你（指周恩來）看，你看了沒有？（周恩來答：看了） 彭德懷的這封信和海瑞給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氣得多了。勸彭德懷學海瑞的毛澤東，是怎對待彭德懷這封信的呢？怎樣對待張聞天等人的批評呢？ 7月22日，毛澤東找幾個人談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不滿。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他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著總路線，對著毛主席的。當天晚上，毛主席同劉少奇、周恩來商量準備第二天開大會。 7月23日早晨，通知大家開會，聽主席講話。毛澤東講話的內容事前沒有跟常委討論，常委們也和大家一樣，也是早晨得到通知，事先也不知道講話什麼。 毛澤東在講話中一開頭就說他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次會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這大概是指緊跟他的京官和省委書記。「我跟這些同志談過，勸過他們，要聽壞話，好話、壞話，兩種話都要聽嘛。」他講的另一種傾向是：「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集中表現在江西省委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麼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塌糊塗。」他說：「越講得一塌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神州不會下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髮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緊張。我看沒有什麼緊張的。」 會上發給與會者的江西黨校、廣東軍區等材料，以及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等人的言論上，本來沒有加按語，有人還以為是批「左」的材料，毛澤東現在明確列為反面教材。接著，他針對彭德懷的信中說幹部脫離群眾和「小資產階級狂熱」的批評說：「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點，不那麼多。」「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 他講到共產風、講到一平調，他說：「用了一個多月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 （未完待續）
曾經的中共政權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當年利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機會向全世界展現了他政治上的「大度」。但事實上長公子鄧朴方文革中被迫害致癱一事，令他鄧小平內心對這個政權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及其夫人江青的仇恨一直都是刻骨銘心。 上周撰寫《歷史故事：鄧朴方和他曾經的「康華共和國」》和《鄧朴方和他的康華是如何涉足「六·四」事件處理》兩文時，媒體上炒得最為火爆的以許家印為故事主角的中國房市令筆者不由得想起了曾經讀到過的一則四十年前的鄧小平「就想買房」的故事。說的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時候，鄧小平看到北京前三門修建很漂亮的馬路和宿舍樓，有感而發，對隨行人員說：「你們說房子將來可不可以作為商品？我看將來會作為商品。如果將來買房子的話，我要給我大兒子買一套，他是因為我而受傷的，其他的孩子我就不管了。」 相關報道中描述說：鄧小平的這番話，在九十年代的時候，他的大兒子鄧朴方才從別人口中聽到，他才深刻了解到，他父親心中，其實有著極其深重的傷痕。 鄧小平對自己的長子鄧朴方曾經寄予的厚望可以從一九六二年，，也就是鄧朴方十八歲的那年講起。當時的應該屆高中畢業生鄧朴方所在學校北京男十三中接到上級通知，分配給該校一部分「保送」應屆高中畢業生進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名額。所謂「保送」，就是不經過全國統一的升學考試，直接進入大學就讀。 按照慣例，這種特權名額都是要分配給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的高級幹部子女的，而男十三中的六二屆高中畢業生中，數鄧朴方爸爸的官階最高，所以校方明白這種「保送」名額實際上就是沖著鄧朴方來的，立刻心領神會地將鄧朴方安排為「保送」候選人里的第一個。沒想到自恃才高的鄧朴方反而因此感覺傷了自尊心，說自己每門功課的成績平均90分，為什麼還要保送？於是他和同班同學俞敏聲等一起參加全國統一高考。結果鄧朴方如 物理系一班團支部書記。從那以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對自己的長子的滿意度便超過了百分之一百。誰知鄧朴方的黨員預備期未滿，「文革」就開始了。 當時的鄧小平很快成為鬥爭核心，和劉少奇並列中國第一號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家子女也就此被捲入政治風暴的漩渦中心。鄧朴方以及在中央美院的姐姐鄧林和在北大物理系的妹妹鄧楠都在各自的學校受到了批判和管制，江青指使的造反派們試圖從他們身上拿到父親鄧小平的罪證。 一天，鬱悶不已的鄧朴方和一位同窗散步到頤和園的後湖，坐在山腰的樹林里借酒澆愁。酒後吐真言道：「『文化大革命』打倒這麼多人，毛主席這麼搞，必定要騎虎難下……。林彪、江青這樣干是不會有好下場的，他們一定要垮台。也許要有很長的時間，國家怎麼能經得起他們這樣鬧！」 很快，鄧朴方的這番酒後真言被傳到已經受到毛澤東和江青力挺的北大造反派總頭目聶元梓那裡。她先是派人對鄧朴方、鄧楠進行跟蹤調查，接著便將兄妹二人分別關押在物理大樓的兩間實驗室里，進行背對背的誘供、逼供。鄧朴方拒不開口交待，造反派們便對鄧朴方施用各種酷刑，讓他無法吃、無法睡、無法坐、無法站，並要求鄧朴方以揭發父親鄧小平、母親卓琳的「罪行」為獲取自由的交換條件，否則就是「死路一條」。 這種非人的磨難一直持續了五個月之久，實在不能繼續忍受下去的鄧朴方選擇了「死路一條」。於1968年5月某日寫下一份絕命書後從8米高的三層樓的里的一個廁所窗戶一躍而下，身體在空中被一根鐵絲於腰部攔了一下背部先落地，導致脊骨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斷。 事發後幾經輾轉，鄧朴方才於一九六九年春被送進北京有名的高幹醫院三零一醫院。但很快便有林彪按照毛澤東的旨意，發出了意在譴送大批老幹部出京的「一號戰備命令」。於是，鄧朴方不但得不到應有的治療，鄧小平去江西之前甚至沒有到醫院看看自己孩子的權利。而當時的北大「軍宣隊」仍不肯放過鄧朴方，竟然把他從醫院裡趕出去，送往條件極差的北京郊區清河社會救濟院。 日後的鄧朴方向手下康華公司的小兄弟們說到他發起成立中國殘聯的動機時回憶：當我被架進福利院一間小屋時，一股難以忍受的大小便氣味熏得我直流眼淚，髒兮兮的床上用品已經用了好幾個月。一個小屋裡住了十一個殘廢人，冬天沒有暖氣，只有一個小煤球爐子，燒不多久就滅了……。小屋裡彷彿象個冰窟，床上的被褥十分單薄，每天夜裡被凍醒。我下肢癱瘓了，但上肢還靈活有力。每天會咬著牙和別人一起用鐵絲編織字紙簍，每編出一個簍底可以賺一分錢，編出一個簍幫賺四分錢，一個月拚命干也只能掙到四、五塊人民幣。 當時這家救濟院的生活標準還是五十年代規定的，每人每月七元五角人民幣伙食費。每當救濟院里開飯的時候，護理員老大爺拖著兩條長長的鼻涕，遞給鄧朴方半碗白水熬白菜加一個黑糊糊的饅頭。 在清河救濟院半年時間後，鄧朴方在天津的小姑，當時是現役軍人的鄧先群終於找到了他。 鄧小平是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往江西南昌的。出發時經鄧小平再三要求， ，親人中只能有患高血壓的夫人卓琳和繼母夏老太太同行。 到江西兩年後的鄧小平收到鄧先群的信，鄧小平夫婦這才知道失聯已經近四年的長子早已經完全癱瘓了。於是鄧小平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表示自己此生對黨別無所求，只希望允許將重殘的大兒子接到身邊自己護理。 以下是一個採訪過鄧朴方本人的中國大陸作者曾經的描述：……兩名持槍看守押解著自己手搖輪椅的鄧朴方到了江西，與分離了四年的父親重聚。當天晚上，鄧小平和卓琳圍在兒子床邊，幫他脫下又臭又髒的衣服。鄧朴方比劃著告訴父母:「從胸口以下，都不是我的了。已經完全沒有知覺。」 卓琳和夏老太太都忍不住哭了，鄧小平卻凝視著兒子的殘體，不發一語。誰也不知道他想的是什麼，但可以猜測，如果此時他在分析誰是令他的長公子致殘的罪魁禍首，絕不會想到林彪頭上，而是毛澤東夫婦。 在江西期間的鄧朴方成天躺在床上，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不能自控。南昌是有名的大火爐，天氣十分炎熱，鄧朴方每天都得擦澡、換衣服。鄧小平的繼母夏倍根當時已經七十多歲了，每天燒飯菜已經夠忙的了:卓琳體質甚差，所以照料鄧朴方的任務，每天都由當時已經六十五歲的鄧小平承擔。每天上午勞動回來，鄧小平都要先去看看兒子。吃完午飯就要幫助鄧朴方擦澡，從木床上搬下，幫他翻身，在熱騰騰的蒸汽中一遍又一遍地替兒子擦身，絕不馬虎。天天如此，從不間斷……。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鄧小平與繼母夏氏及妻子卓琳回到北京。鄧朴方也有幸被送進三零一醫院。 此次復出後的鄧小平在一次會議上見到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馬天水時，問起上海骨科方面對治療截癱病人有無良方，馬氏當面回絕了他。此後，卓琳雖然在上海找到了願意為鄧朴方治療的名醫，整個過程卻是背著馬天水及當時上海市的主要負責人進行的。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病亡後，隨著江青等人的倒台，馬天水及其他江青在上海的追隨者亦很快入獄。在獄中得知鄧小平再次復出的消息後，知道鄧小平絕不會輕饒他的馬天水隨即便有了神經錯亂的表現，整日狂呼革命口號…… 接下來發生的故事就是鄧朴方被送到加拿大手術，當時加拿大政府支付了全部醫療費用。由時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親自批准。這個特魯多就是曾經被習近平當面狠狠羞辱的現任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父親。 回顧一九八零年年末的兩、三個月時間裡，當時的鄧小平只關心兩件事情，一件是鄧朴方在加拿大的手術和術後恢復情況，另一件便是對江青等人的審判。審判負責人之一黃王昆曾回憶，鄧小平對當時的審判錄相一次不少地認真觀看，正式宣布判處江青「死緩」的那一天，鄧小平還與其他中共政要特別趕到公安部大院，聚在一處秘密會議室聽里收看現場實況。可見，在如何處置江青的問題上，他鄧小平不可能不把在這件事情上的決策與自己兒子的「文革」遭遇及殘疾現狀聯繫在一起。 當年為採訪鄧小平的義大利著名記者法拉奇擔任現場翻譯的施燕華回憶說：法拉奇問：「（您被下放江西勞動）當時您是否非常氣憤，希望報仇？」 鄧小平笑說：「我這個人從來不大喜歡氣憤。因為這是政治問題，沒有氣憤的必要，氣憤也不解決問題。」 施燕華描述說：當時的法拉奇露出欽佩而又迷惑的神氣，當然她是難以理解一位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胸懷的。這是一個在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歷盡磨難的人，又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說的話。他本人和家人都曾遭受很大的冤屈，但他不是從個人恩怨來看這個問題，而是從政治的高度，從國家、民族的前途來考慮問題。我當時聽了鄧小平的話都很感動。 但是事實上，當時的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這種所謂「以德報怨」僅僅是局限在讓天安門城樓上的毛像繼續懸掛和不同意拆除毛澤東紀念堂兩件事上，當年要不是陳雲力阻，毛夫人江青的腦袋早就被鄧小平砍了。除了對江青一度想置於死地，對毛澤東的後代他鄧小平也曾百般刁難，甚至讓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女兒李訥「失去自由」長達五年時間。 在中共內部，所謂「陳雲同志曾力排眾議反對判江青死刑」的故事盡人皆知，主要依據之一是著名中共黨史專家陳東林發表的《陳云為何力排眾議反對殺江青？》一文。文中記載：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判江青死刑。陳雲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鬥爭終究是一次黨內鬥爭。」有人說：「黨內鬥爭也可以殺。」陳雲說：「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後代不好辦。」 這裡所說的「政治局開會討論」，「主張判江青死刑」的「許多同志」，包括了鄧小平，華國鋒，王震和韋國清等。筆者也聽到過當時的政治局委員鄧穎超和烏蘭夫也都是主殺派。對中共「文革」史多少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這兩個人對毛澤東和江青夫婦的仇恨都可以用無以復加來形容。 前中組部常務副部長、中顧委委員李銳生前曾著文披露，1989年4月5日下午兩點半，胡耀邦在他與世長辭的前十天，約李銳到會計司衚衕家中長談7個半小時，在這次最後的長談中，胡耀邦談到處理”四人幫”的問題：”大家一致贊成公審，最初鄧小平主張江青、張春橋應處死刑，立即執行。葉帥和我、趙紫陽等都反對，徐帥堅決反對，陳雲說，如只我一票反對，也要記錄在案。主張殺頭的鄧小平最後也同意大家的意見了。 筆者也就此向幾位內部人士，包括陳雲二公子陳方的朋友討論過，按照陳方朋友的說法，徐帥是第一個提出反對小平死刑意見的，陳雲接著徐帥的話，在政治局會議上向鄧小平等 「主殺派」很不客氣地說：「如果你們堅決要殺，請在會議記錄里寫上『陳雲同志不同意』」。繼而又有胡耀邦等人斗膽拒看鄧小平臉色行事， 一一表態「刀下留人」。 當時一度因為鄧小平堅持所謂「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並以當時的「著名民主黨派代表」屈武的一封給中共中央的「主殺信」為例，導致政治局為此事議了兩天，最終決定把江青和張春橋判處死緩，其實是用「刀下留人」否定了鄧小平和另外幾個主殺派的意見。 按照陳方朋友的說法，八十年代之後，鄧小平和陳雲第一次擺上檯面的分歧就是這次「殺不殺江青」 的黨內激辯。當時那次政治局會議的討論過程中，陳雲除了強調黨內鬥爭不能開殺戒的理由，還因為一句「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令鄧小平長時間裡鬱悶不已。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李銳先生在美國哈佛訪問期間，筆者也曾向李銳先生詢問過此事，李銳先生說，自己最寄希望的長子文革跳樓自殺落下高度截癱，他鄧小平當然恨江青不死（大意）。 沒把江青立即處死，，鄧小平心中的惡氣自然沒有出盡。終日看著自己兒子坐在輪椅上的那付樣子，對毛氏夫婦的冤讎肯定還要被時時勾起。沒有機會便罷，只要一有機會，他鄧小平還是按捺不住他與毛氏夫婦的這段私仇。於是，報複目標自然轉到了毛澤東與江青的後代李訥身上。具體的內容，留待本專欄下篇文章繼續向聽眾和讀者們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皎潔如玉的月光灑在貌美如玉的佳人衣袖上，她像個天真的孩子般獨自採摘梅花，之後又笑盈盈地撚著花枝，邁著小碎步，穿過深深庭院走回卧室。一路上暗香瀰漫，倩影搖曳，笑靨迷人。 她為何在這靜謐的夜晚獨自采梅？是想將這嫣紅的梅花送給誰？又有何事逗得她滿面春風？不妨追隨美妙的宋詞，穿越回那明月當空的夜晚，走近詞中佳麗超凡脫俗之美。 「玉人和月摘梅花」 開頭描繪的美人月下摘梅花的場景來自賀鑄〈浣溪沙〉： 樓角初消一縷霞，淡黃楊柳暗棲鴉。玉人和月摘梅花。 笑撚粉香歸洞戶，更垂簾幕護窗紗。東風寒似夜來些。 這是一首小令，雖字數不多，但營造的意境若仙境般美妙，用字細緻且傳神，給讀者身臨其境之感，彷彿那初春佳麗就在眼前。 更值得品讀的是，詞人描繪的這位美人不同於平庸女子，她純真得像小孩，卻也典雅高潔，遺世獨立，這種不凡的氣質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賀鑄這闋詞不單寫景頌人，實際上有更深層的含義，與其說該佳人是他筆下的一名愛慕的女子，不如說她更象徵他的人生理想、他所追尋的精神境界以及他本人的縮影。 接下來我們不妨從寫作的角度，欣賞該詞的用字和寫法，從中也可以學到很多。 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楊慎對這闋詞評價極高，贊之「句句綺麗，字字清新」。首句「樓角初消一縷霞」，開場便是不凡之筆！歷代詩詞寫夕陽西下的有很多，而賀鑄在此沒有流於俗套，他選取的不是整棟樓被夕陽照射的畫面，也不只是單一的夕陽，而是樓的一角在陽光漸漸消失之際變暗的畫面。有點像攝影，沒有把景物都擠在同一照片里，而是對樓做了不露全貌的處理。「樓角」、「消」、「一縷」能使讀者腦海中立即產生好似親眼目睹的畫面——夜幕降臨前，晚霞在天際消失，檐角因變暗也彷彿行將隱匿。 （圖：Adobe Stock） 「淡黃楊柳暗棲鴉」寫雛鴉棲息在初春尚淡黃的柳樹中。「暗」字用得好，既和「淡黃」一樣點出時間，也似前句寫晚霞消逝，營造出朦朧的意境。南宋文學家胡仔評價該句「寫景可謂造微入妙」。 後面「玉人和月摘梅花」看似普通，但細品才更體會其如畫之美。民國詞學家唐圭璋說：「月下玉人，月下梅花，相映愈美」。該句妙在明月、梅花、佳人是相映的，月與花更襯人美。 下片，這位佳人一邊笑，一邊撚著飄香的花瓣和花枝回到自己的房間，然後放下窗帘緊緊遮擋窗紗。「笑撚粉香歸洞戶，更垂簾幕護窗紗」二句感情色彩躍然紙上，也把女主人公的性格表現得活靈活現，同時令讀者產生聯想，留有餘味。 大家可能都會好奇：她只一個人摘花，為何笑得如此開心？是純粹因為摘到了喜愛的花，還是因為想起了什麼事？詞人沒有透露，留予讀者猜想空間，該女子也被蒙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但無論是何種原因，我們都能看出她的可愛與純真。 （圖：Adobe Stock） 回到房間後，她放下窗帘，從一個「護」字可看出她把窗戶遮得很嚴實，一方面是因為冷，「東風寒似夜來些」也點明了原因；另一方面，她非常注重保護自己的隱私空間，我們可以隱約感受到這是她平時的習慣動作，足見她謹慎端重且潔身自愛。 唐圭璋稱讚該詞下片「生動活潑，如聞如見」。的確，這短短三句，越讀越覺有味。值得一提的是「粉香」二字，代指的是花。假如此處還寫「花」字，就會出現用字重複的問題。以粉香代花，視覺和嗅覺兼具，可令讀者更覺身臨其境。 聊到這裡，順便說一說宋詞代字的講究。詞很注重含蓄之美。宋人沈義父《樂府指迷》值得參考，曰「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如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台、灞岸等字。又詠書，如曰銀鉤空滿，便是書字了，不必更說書字。玉筋雙垂，便是淚了，不必更說淚。如綠雲繚繞，隱然髻發；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曉，如教初學小兒，說破這是甚物事，方見妙處。往往淺學俗流，多不曉此妙用，指為不分曉，乃欲直捷說破，卻是賺人與耍曲矣。如說情，不可太露。」當然，這個意思不是說但凡出現桃、柳等字的宋詞都不是佳作，而是說用字不宜太直白。如果刻意用一堆代字，那便是炫耀文采了，即走向另一種極端。但詞真的很忌諱寫得太露。 （圖：Adobe Stock） 回到賀鑄的這闋〈浣溪沙〉，不只是愛慕那麼簡單。結合賀鑄其他詞的特點，這位月下玉人的不俗是他曲高和寡的形象縮影，似寫女子而不限女子，更多的是精神高度。賀鑄性格耿直，最看不慣趨炎附勢，是孤單的高潔之士，就像〈青玉案〉里那位凌波女子，抑或是〈感皇恩〉里「羅襪塵生步」的佳人。 宋詞里還有哪些在明月下展現不凡氣質的佳人呢？以下兩位是心靈美與琴聲美的代表。 「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 相傳南宋著名才女楊妹子曾作〈訴衷情〉一首： 閑中一弄七弦琴，此曲少知音。多因淡然無味，不比鄭聲淫。 松院靜，竹樓深，夜沉沉。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 該詞較易理解，寫的是志高趣雅的主人公獨自彈琴，她彈奏的多是陽春白雪之類的古曲，俗世之人難以欣賞。 大多數人愛聽像流行歌曲那樣的鄭衛之音，也被稱為靡靡之音。《禮記·樂記》說：「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訴衷情〉詞中所言的鄭聲指的就是鄭衛之音。可惜，她偏愛德音雅樂，而世人偏愛鄭衛之音，怎可能多知音？「不比鄭聲淫」起到的是反話效果，從而襯託詞人之高尚、不與世俗同流合污。 結尾「清風拂軫，明月當軒，誰會幽心」，詞中有畫，畫中有詞。或許惟有清風明月理解她的一片冰心。 （圖：Adobe Stock） 楊妹子的身份至今尚無定論，有說她是宋寧宗皇后，有說是寧宗皇后的妹妹。但她的確多才多藝，既擅長詩詞，亦精通書法和繪畫。 「盡漢妃一曲，江空月靜」 張先〈翦牡丹〉詞中的「金鳳響雙槽」，堪比白居易〈琵琶行〉詩中的琵琶女！ 〈翦牡丹·舟中聞雙琵琶〉 野綠連空，天青垂水，素色溶漾都凈。柳徑無人，墮絮飛無影。汀洲日落人歸，修巾薄袂，擷香拾翠相競。如解凌波，泊煙渚春暝。 彩絛朱索新整。宿綉屏、畫船風定。金鳳響雙槽，彈出今古幽思誰省。玉盤大小亂珠迸。酒上妝面，花艷眉相併。重聽。盡漢妃一曲，江空月靜。 看似字句平淡，實則功力極深！好似攝影，張先對美女的幾處特寫十分細緻、生動。「修巾薄袂，擷香拾翠相競」，長長的巾帶與薄薄的衣袖隨風搖擺，這些結伴的佳人爭相採摘香草，此處借用曹植《洛神賦》「或采明珠，或拾翠羽」，令人不禁聯想到天仙般的美。 （圖：Adobe Stock） 夜幕降臨，她們又經過一番梳妝打扮，比擷香拾翠時更美了，此時開始彈奏琵琶，將滿心難以言表的情感全都融入琴聲，近乎要彈出古往今來的所有幽怨！ 但即使彈得動聽無比，又有幾人能明白呢？有幸在今晚遇見知音，於是隔船邀醉，借酒消愁。詞人對琵琶女面部也做了特寫——「酒上妝面，花艷眉相併」，縱然已不勝酒力，花容卻依然美麗，頗有東坡筆下「醉臉春融」之韻。「眉相併」指琵琶女猶有心事，眉頭緊鎖，醉酒仍未能消愁。 既然仍未釋懷，不如再彈一曲，與難得的知音共享。這裡的「漢妃一曲」指的是琴曲《昭君怨》，漢妃指王昭君。儘管相隔千年，琵琶女與王昭君卻有著相近的鄉愁。琵琶女這些年背井離鄉的辛酸苦辣、悲歡離合，惟有付諸音樂，打破這夜的寂靜。 一曲過後，江面依舊無垠，明月依舊高懸，詞人以景作結，與錢起「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及東坡「人不見，數峰青」異曲同工，言有盡而意無窮。 （圖：Adobe Stock） 詞中不乏以景語結的佳例，這樣的效果是可使餘韻延綿，意味深長。比如溫庭筠「不知征馬幾時歸。海棠花謝也，雨霏霏」，李重元「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又如李白「西風殘照，漢家陵闕」，說不盡的情感盡收於短短數字中。 今天的月下佳人話題先聊到這裡，以後再分享更多妙語如雲的好作品。我是清簫，下期再會！
（接上期） 1960年1月7日到17日，正是農村大量餓死人的時候，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面對遍地的餓殍，毛澤東繼續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他在會上說：「廬山會議以後很靈，生產月月高漲，看來今年至少不弱於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我們準備分幾個階段，把我們這個國家搞強大起來，把人民進步起來，把物質力量搞強大起來。」 這個會議批准了國家國家計委《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了今後三年和八年的設想。會議認為，196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1959年形勢更好；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0萬噸，糧食產量6000億斤。八年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同時要基本完成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過渡。會議還要求大辦食堂，試辦和推廣城市人民公社。上海一月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的氣氛中召開的，會議以後，全國各地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壓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共產內等「五風」又嚴重泛濫起來。 下面繼續送上來欺騙毛澤東的報告。《內務部關於各地加強工作春荒有所好轉的報告》（1959年4月23日）。報告說，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經在全省的範圍內停止發展，山東農民外流現象大部分已經停止，浮腫現象開始下降，但少數地區春荒俘在發展。其實，當時饑荒正在迅速發展。26日，毛澤東批示：「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 1960年10月26日，毛澤東看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材料。這個材料說信陽地區餓死了幾十萬人，並介紹了農村的慘狀。毛澤東只是輕描淡寫地批了十幾個字：「請劉周今日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他還是把信陽事件當個別問題處理，當一般工作中的問題來處理。也沒有在糧食徵購問題上鬆口。 在糧食徵購和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方面，1958-1859糧食年度徵購數達1125.44億斤，比上一年度高出22.32%，大饑荒全面出現的1959年，不但沒有減少糧食徵購，徵購數反而比上一糧食年度高出88.85億斤，高出比例為7.89%。（從生產年度看，1959年的徵購數比1958年高出103.18億斤，高出比例為9.45%）。而返銷給農村的糧食，1959-1960糧食年度只比上一年度多21.29億斤。也就是說，在大饑荒全面爆發的1959-1960年，國家不僅沒有救濟，反而從農村多拿走糧食67.56億斤。（見表20-1，表20-2）在饑民口中奪糧，是一件十分殘酷的、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因而出現了本書前面所介紹的鮮血淋淋的反瞞產私分的大規模慘劇。直到大饑荒發生了一年半以後的1960年秋，才不得不降低了糧食徵購數。1960-1961年度，糧食徵購數從上一年度的1214.29億斤，降低到780.84億斤，降低了433.6億斤（從生產年度看，1960年只比上一年降低了342.53億斤），但向農民返銷的糧食也減少了164.4億斤，實際農民負擔只減輕了269.2億斤。 表20-1大饑荒時期國家對農村糧食的徵購和銷售 單位：貿易糧，億斤 表格 表20-2 生產年度的糧食徵購數單位：貿易糧，億斤 表格 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不僅在糧食徵購上不讓步，1960年1月，大批農民正在餓死的時候，中共中央不僅沒有考慮開倉放糧，反而刻意繼續增加國家糧食庫存。中共中央在糧食部的一份報告說：「糧食徵購從1959年夏糧登場時計算起，到1959年12月，已經收到1142億斤（貿易糧），比中央批准的計劃1075.8億斤超過了6%，按糧食季度計算，到1959年12月25日止，已收到1016億斤，完成計劃的94%，再加上1960年五六月的新夏糧，肯定可以超額完成計劃。我們預計1959-1960糧食年度，收到1200億斤糧食是完全可能的。」中在批轉這個文件中寫道：「中央認為，在今後糧食生產繼續躍進的基礎上，逐漸增加國家糧食儲備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餓死人最多的1960年，國家還有數百億斤糧食庫存，卻沒有大規模地開倉放糧救人。 從表20-3的糧食庫存數中可以看出，幾千萬人是守著幾百億斤糧食庫存餓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年。在這期間，庫存糧食最高達887.03億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億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為嚴重的時候，這時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這是貿易糧，摺合原糧為482億斤，按當時口糧標準計算，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如果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由此可見這個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20-3大饑荒年代糧食庫存（貿易糧，億斤） 表格 糧食部另一個數字說1960年6月30日，全國糧食庫存為301.48億斤，和表20-3中的297.71億斤差不多。這301.48億斤糧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億斤；天津1.15億斤；上海2.53億斤；河北18.26億斤；山西8.16億斤；內蒙5.49億斤；遼寧7.89億斤；吉林5.08億斤；黑龍江20.41億斤；陝西15.96億斤；甘肅4.81億斤；寧夏0.72億斤；青海1.25億斤；新疆4.45億斤；山東22.44億斤；安徽7.05億斤；浙江12.37億斤；福建2.72億斤；河南25.07億斤；湖北13.22億斤；江西7.14億斤；廣東7.40億斤；廣西2.84億斤；四川41.61億斤；貴州11.49億斤；雲南17.43億斤。 從這些庫存數字可以看出，當信陽100多萬人死於飢餓時，在信陽所在的河南省至少有25.07億斤糧食存在庫里，在信陽附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22億斤糧食存在庫里。如果開倉放糧，僅動用這兩個省的庫存，800萬信陽人，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糧食，根本不會餓死人！國家千方百計的增加糧食庫存，準備用於何處？為什麼見死不救？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在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卻大量出口糧食。按生產年度計，與1957年相比，1959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2500萬噸 ，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比1957年的209.26萬噸多了一倍以上（見表20-4）。這一年，中國的糧食出口創歷史最高紀錄，達415.75萬噸，這是「貿易糧」，每噸「貿易糧」相當於1.2噸原糧。415.75萬噸貿易糧相當於500萬噸原糧。留給農民的口糧都是原糧，其中大部分還是山芋（又稱白薯、紅薯、甘薯、紅苕。由於本書引用各地檔案資料，所以在各章中名稱不一）。1959-1961年農村人均年消費糧食量為164公斤，1957年為204.5公斤。按1957年的標準算，500萬噸原糧足夠2450萬人吃一年。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還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1959年幾乎沒有進口糧食，1960年也進口很少，直到大饑荒發生以後的第三年，才開始進口糧食及少量砂糖。而進口食品都是供應給城市。（見表20-5） 在這期間，不僅出口糧食，還出口了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1959年4月19日，在中央召開的全國電話會議上，李先念講了四個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豬和蛋出口的問題」。當時農村已經餓殍遍地，沒有飼料，豬長得又瘦又小，幾十斤就收購走了。李先念說：「今年一季度2.6萬噸豬的出口任務只完成一萬零幾十噸，這樣不行。請各省委考慮，既要很好地說服，也要加一點命令。」李先念抱怨說：「豬出得很不好，出的不是豬而是狗豬。香港挖苦我們，把我們出口的豬燒掉了，說有瘟病，不然三四十斤為什麼賣掉呢。捷克總理西羅基給周總理寫信抗議，說：一是交不了貨，二是交來的不敢在市場上出售，質量太次。」談到蛋，李先念也抱怨出口任務完成得不好。他要求商業系統「來一個突擊收購運動」，「要採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 為了從農民嘴邊擠出食品出口，在收購中出現了大規模的暴行。四川省壁山縣獅子公社虎峰大隊在1960年4月收購雞和蛋時，不是按社員實有的雞和可能生的蛋來攤派，而是按人頭下指標，不管有雞無雞，不管雞下不下蛋，不管是不是下蛋季節，將任務層層下達，社員完不成任務就要受到懲罰。誰家拿不出雞蛋，食堂就不讓誰吃飯。六隊社員柯政國沒有蛋上交，全家7口人被扣飯。他母親到親戚家借了6個雞蛋上交了才解除扣飯。除了扣飯以外，完不成雞蛋任務，還不準買鹽、煤油、煙等日用必需品。有的供銷社幹部和生產隊幹部，為了完成雞蛋徵購任務，竟不經社員同意，到社員家強行捉雞。捉雞經常是深更半夜進行，弄得雞飛狗叫，人心惶惶。 表20-4 1956-1965年間中國的食品出口 表格 商業部黨組提供的肉、蛋、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數字是：1959年商業部系統供應出口的任務完成了303000萬元，占出口計劃的110.8%。比1958年供應出口實績增長了28.9%，其中，豬肉供應出口23.3萬噸，是建國以來出口最多的一年；凍牛羊肉2萬噸，為出口計劃的125%；鮮蛋出口5200多萬斤，冰蛋出口6208噸；活家禽出口954萬隻，凍家禽出口7022噸。此外，還出口蘋果10.2萬噸，桔柑9.1萬噸。 表20-5 1956-1965年間中國進口的食品數（萬噸，原糧） 表格 從表20-4中可看到，1959年到1960年，在全國餓殍遍地的時候，中國出口了多少食品！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饑民！但是，當時的中國的領導人卻沒有想到饑民，想到的只是外匯和進口機器。為什麼拋饑民於不顧而急於進口機器，是因為沒有放棄大躍進的指導思想。 由於在政策調整中不能放棄「三面紅旗」，所以在經濟建設中，「大躍進」的思想始終存在。直到1960年，還保持著很高的經濟指標。 1958年大鍊鋼鐵全面搞亂國民經濟以後，10月，在第七次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1959年「為生產3000萬噸鋼而奮鬥」的口號。後來到武昌會議上定為2000萬噸，對外公布1800萬噸。以後看到不行，1959年三四月，在上海會議上降到1650萬噸。年末實際完成1387萬噸。1960年又提出了鋼產量1800萬噸的指標。到了經濟嚴重困難的1960年，國家經委年初就提出「開門紅、滿堂紅、月月紅、紅到底」的口號。七月份蘇聯撤走專家，為了反擊「蘇修」，咬著牙要「爭氣鋼」，鋼產量不是搞1800萬噸，而是要搞2000萬噸。除鋼以外，1960年，由於反右傾的影響，其它工業生產的指標也是居高不下。固定資產投資最能表現國民經濟的冷熱程度。1960年，固定資產投資達416.58億，不僅高於1959年，還比大躍進的1958年高出49%。在固定資產投資中，93%是基本建設投資。全國到處是基建工地。到1961年被迫下馬，到處是半截子工程。 表20-6 大饑荒年代前後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單位：億元 表格 現在回過頭來看，對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場和責任田。但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做出的無奈的選擇。而自留地、責任田中的大多數是農民背著政府做的，縣以下幹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央和省級不知道搞責任田的面有這麼廣。從1958年過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標）是形勢所迫，但對阻止形勢進一步惡化起了作用。在這期間，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傾。這場政治鬥爭，加劇了災難。對中國共產黨挽救危局如此無力，羅隆基有一段精闢的談話：「他們知道出了毛病，但到現在還不知道毛病出在哪裡，檢查糾正沒有觸及到基本問題，訂的措施沒有抓住要點，只會把事情愈搞愈糟，毛病癒出愈多…….共產黨講唯物，實際上最唯心，說的是客觀規律，實際上最不尊重客觀規律。他們現在拿著1848年的資本論，解決1958年的問題。這是一個什麼制度？平心而論，我要對人類負責，就不能同意這個制度。」羅說：「物資供應如此緊張，不是一時的，而是永久的，是社會制度造成的。」這段話本來是羅隆基在私下說的，後來被人打小報告送到毛澤東手裡。毛澤東把它當作反動言論。1959年7月19日，毛澤東批給廬山會議的參加者，作為反面教材。羅隆基還說：「目前物資供應如此緊張，是古今中外所沒有過的大亂子。依我看，1956年就把事情搞壞了，私營工商業改造有毛病，大工廠只能解決大問題，日常生活問題要靠小工廠來解決，現在只見其大而不見其小。私營工商業改造以後，又來了個反右，反右以後又接著搞政治挂帥、大躍進、人民公社。」 半個世紀以後，人們才知道，羅隆基的這些「反動言論」，是遠見卓識的金石之言。 第二十一章 廬山之變 1959年的廬山會議，從7月2日到8月16日，一共開了46天。8月2日以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為八屆八中全會。 如果沒有廬山會議，按照1959年上半年糾偏的勢頭，1959年下半年就可能消除1958年造成的大混亂，饑荒就可能止於1959年。如果是這樣，餓死人數只有已經發生的人數的30%，即可以減少70%的死亡。按照各省官方公布的人口數據計算，如果沒有廬山會議，非正常死亡人數只有665萬人， 可以少餓死1467萬人（見本書「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一章）。 廬山會議，不僅使1959年春天的一切糾錯措施剎車，還使1958年的那種錯誤政策更加嚴重泛濫，從而使大饑荒加劇並延長到三四年之久。 廬山會議是極權制度的產物，不僅維護了極權制度，而且強化了極權制度。 一、神仙會暗藏殺機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以後，大躍進狂潮席捲全國，造成了全局性的混亂。為了挽回危局，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6月，8個月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採取了一系列糾正措施。 按照這一段時間的政策邏輯，廬山會議應當是在這些糾偏政策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調整。到了1959年六、七月，大躍進的高溫已經下降，領導人們也冷靜下來了。他們需要總結這一段時間的經驗教訓，安排今、明兩年的任務和各項工作。當然，這些任務和工作安排是狂熱過後較為冷靜的安排。參加廬山會議的人們認為，廬山會議的初衷應當是糾左的。 不過，這些糾左措施，是在一個重要的前題下進行的，即不僅不能傷及「三面紅旗」，還要在維護和高舉「三面紅旗」。在糾正錯誤時必須堅持一個總體估計：如果1958年以來的工作是十個指頭，其成績則是九個指頭，缺點和錯誤只不過是一個指頭。另外，在安排任務時雖然要比上一年冷靜，但也不能泄氣。「氣可鼓而不可泄」，這是毛澤東當時常說的話。 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是複雜的，既認為1958年打了敗仗，應糾正錯誤，又怕自己在政治上丟分，甚至失去領導地位。他最怕被人說成路線錯誤。因為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看，只要是路線錯誤，就得改組黨中央的領導機關。路線錯誤頭子是不可能改正錯誤的，只有下台。而下台的錯誤路線的頭子，都沒有好下場。如果真到了這種地步，他就可能要步陳獨秀、張國燾、王明、博古、李立三的後塵。而這些倒霉的人，是他經常用來教育部下的反面教員。他的支持者也極力維護毛澤東這個最敏感的部分，誰的發言略有涉及路線、政治等內容，必群起而攻，大加韃伐。 過去經濟工作由陳雲主管。1958年，毛澤東和譚震林、田家英一起談話，談到經濟形勢和有關問題時，毛澤東突然說起，還拍了桌子：「只有陳雲能管經濟，我就不能管？」1958年毛澤東走到前台直接管經濟，結果碰了大釘子，捅了大漏子。1959年他對吳冷西說：「搞經濟，我們這些人恐怕不行了。」還說；「去年是打了一次敗仗。」又說：「沉重的心情直到5月後才開始好轉」。 此外，在1959年春夏，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領導人發出的一些糾錯政策，毛澤東雖然沒有說什麼，但從心裡是不愉快的，認為是右傾的。 可見，在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的心情不只是沉重，應當還有酸楚、焦慮、不滿。處在極權頂點的毛澤東，有這種複雜的心態，對他的部下是非常危險的。一旦發作出來，就會傷人。 1959年6月12-13日，在頤年堂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檢討了1958年的錯誤。他說：「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毛澤東還詳細地談到他在田裡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第三天才找到起義的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他還說：「人不要不如豬，撞了牆就要轉彎。」看來，毛澤東是認了錯，是準備「轉彎」的。但是，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認識是很膚淺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他說：「去年（1958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划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6月29日，毛澤東在武昌他乘坐的船上，召集了各協作區主任開了個小會，有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張德生、歐陽欽、林鐵等。他們準備一起從武昌動身，上廬山開會。 在赴廬山的船上召開的會上，毛澤東提出了19個問題請大家討論。這19個問題除了國際問題是周恩來建議加上的以外，其它都出自毛澤東一人。這19個問題是：1，讀書，高級幹部讀《政治經濟學》第三版下冊，縣級讀《好人好事》、《壞人壞事》、《中央政策和工作方法文件》；2，形勢；3，今年任務；4明年的任務；5，四年的任務；6，宣傳問題；7，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8，群眾路線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9，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管理制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10，體制問題，即下放了的人權、工權、財權、商權要收回，由中央、省兩級控制，反對無政府主義；11，協作區關係問題；12，公社食堂問題；13，學會過日子問題，富日子當窮日子過；14，三定政策，糧食定產、定購、定銷，三年不變；15，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16，使生產小隊成為半基本核算單位；17，農村黨團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18，團結問題，中央至縣委；19，國際問題。 在這19個問題中，最為核心的是對形勢估計和對1958年的評價。對這個核心問題，毛澤東已經定了調子：「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 在當時那種制度下，毛澤東的意志是不能違背的。既然毛澤東給糾正1958年的錯誤定了調子，划了範圍。誰不按這個調了說話，誰超越了他劃定的範圍，誰就可能遭到滅頂之災。 毛澤東不乏支持者，在毛澤東的周圍和封疆大吏中，有一批人是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上海的柯慶施，四川的李井泉，是毛澤東權力在地方的兩個支柱。他們兩人不僅是封疆大吏，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地方官員中僅有的兩名政治局委員。在北京的高官中，林彪、康生，是堅決肯定「三面紅旗」、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在南寧會議上因馬鞍形問題受到批評的周恩來，這次也是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的。他不是不了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可能是出於維護團結，也可能是出於自保。其他大部分官員都是採取自保而隨風倒的態度。另外，軍隊的高級幹部由於來自不同的「山頭」，在過去的黨內鬥爭中又結下了舊怨，如果有新的政治鬥爭，也是報復舊怨的好機會。還有一些政治投機者、政治陰謀者，也總是依仗毛的權勢，在整人中求得晉陞的機會。 6月23日，毛澤東在周小舟的陪同下考察湖南時得出了「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的結論。還回到了闊別32年的家鄉。28日赴武漢，29日乘船到達廬山。登山後他賦詩一首： 登廬山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飛峙大江邊， 躍上蔥蘢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雲橫九派浮黃鶴， 浪下三吳起白煙。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澤東的心境總是那樣豪邁、廣闊而俯視一切。他為什麼想起了陶淵明？是想到自己萬一政治鬥爭失敗，走退隱歸田之路，還是想把政治對手推向遠離權力中心的桃花源？ 如果在民主政治制度下，毛澤東這次是很可能下台的。當時可以說是民怨沸騰。專制制度下的官員們通常是報喜不報憂的，但當時毛澤東卻收到了不少批評「三面紅旗」的材料，這些材料已收集起來作為廬山會議的參閱文件：1959年5月，江西省委黨校80多名縣委一級幹部在「鳴放」中，把「三面紅旗」說得一無是處。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報告反映，一些軍隊幹部的批評矛頭直指中央：「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國務院秘書廳的幹部在學習中對人民公社、大辦鋼鐵等也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天津各區黨員「比較一致否定大躍進」，對大辦鋼鐵、人民公社提出了懷疑和指責。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更為尖銳。這些是選送到會上的材料還是經過處理的，下面幹部反對「三面紅旗」的呼聲比這些材料要強烈得多。 就是在毛澤東周圍的人，相當多的人並不承認「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認為1958年的問題很嚴重。6月27日到7月1日，到廬山開會的中央領導人，從北京乘專車到武漢，然後乘船到九江。在這列專車上的高級幹部們自由交談，1958年的大躍進中的問題是重要談話資料。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國務院副總理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坐在一起。陸定一上山前曾奉周恩來之命調查過大鍊鋼鐵的問題。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弄虛作假的現象很普遍，「小土群」、「小洋群」的辦法煉鐵是極大的浪費，大批壯勞動力去煉鐵了，地里的莊稼沒有收，等等。他向彭德懷談了這些情況，彭德懷十分關心這些事。 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月，通過《廬山會議諸問題議定記錄》後，下山各司其職。當時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為是反左的，2003年4月本書作者同當年參加廬山會議的李銳交談時說：「連柯慶施帶上山來的材料也是反左的，會議轉向以後他不得不再讓上海送反右的材料。」 毛澤東的思想深處是不是這麼想的？看來不是那麼簡單，毛澤東已經看到了自己所處的危機，有人對「三面紅旗」提出了質疑。7月10日下午，毛澤東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最關心的是對形勢的估計，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三面紅旗」的看法。他警告說：「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致，黨內就不能團結，這是關係到全黨、全民的大問題。」 看來，毛澤東是想糾正大躍進中的一些具體錯誤，但不「三面紅旗」的問題，不容許有批評意見。 頭幾天，會議的開法是「暢所欲言，各抒己見」，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人們稱為「神仙會」。與會者講了不少大躍進帶來的問題，批評的聲音較強。有些天真的人真想「暢所欲言」。毛澤東真願意讓大家「暢所欲言」嗎？真願意硬著頭皮聽批評嗎？不是。在7月23日的講話中就很明確表示反對批評的態度：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好幾十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農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假如辦10件事，9 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既然毛澤東從根本上反對批評1958年，為什麼還要開「神仙會」呢？那是引蛇出洞。引蛇出洞的辦法1956年用了一次，結果大獲全勝，把五六十萬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打成了右派分子。在1959年三四月的上海會議上，毛澤東大講海瑞，提倡海瑞精神，還把《明史》「海瑞傳」送給彭德懷，讓彭向海瑞學習。就是在這次上海會議會上，毛澤東還談到彭德懷，他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僅跟彭德懷一個人這樣，跟其它同志也是這樣，」這不僅僅是引蛇出洞，還暗藏殺機。在毛澤東心中，彭德懷是一個不聽話的人。黃克誠說：「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地說：「老總，咱們訂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黃克誠說，可惜彭德懷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先引誘彭德懷「犯我」，然後再將「犯人」的重武器打向彭德懷。 在會議的最初幾天，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發言中承認河南共產風、浮誇風很厲害，影響全國，特向各省道歉。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了湖北的一些實際情況，心情顯得很沉重。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認為總的形勢不能太樂觀。有些人也對大躍進提出了種種批評。但在批評的同時，有些人維護大躍進，經常打斷批評者的發言。這使得一些想批評者感到有壓力，覺得不能暢所欲言。打斷發言的人除了保衛自己工作成績的「諸候」以外，還有羅瑞卿大將、譚震林副總理等人。 在會議參閱文件中，有幾份否定「三面紅旗」的資料。如《李雲仲仲同志的意見書》，江西省委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四十二軍政治部的報告，各民主黨派的一些負責人對「三面紅旗」的批評，等。毛澤東都不加表態地批給與會者參閱。 有些參加會議的人看到所發的這些文件，強化了「廬山會議要反左」的看法。其實，這些文件也是為了「引蛇出洞」。毛澤東在7月10日和16日還兩次召見他的幾位「右派朋友」談話，他們是周小舟，周惠、李銳、田家英等，談話是輕鬆愉快的。講了很多「私房話」、「知心話」。書生李銳天真地感到：「山中半夏沐春風，隨意交談吐寸衷」，「登樓再度群言堂」，「都覺暢懷言已盡」。實際這兩次談話是火力偵察，看一看反對他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了解一下反對者的動靜。毛澤東多次說他有幾個右派朋友，其實，他的那些右派朋友都沒有好下場。毛澤東熟讀中國古籍，對君王之術爛熟於心。經過江西肅AB團、延安整風、高饒事件、反右鬥爭等一系列實踐，毛澤東整反對派的技術已經得心應手，爐火純青。 說是半個月的會，已經開到超過了半個月，也沒有散會的意思。除了毛澤東以外，誰也不知道會如何繼續開下去。會議進程和內容全在毛澤東一人心中。毛澤東也不事先透露他的意圖，都是臨時發表講話，引導會議走向。而他的講話事先沒跟任何人商量，也不向人事先透露，都是突然襲擊。這就是中國當時政治制度的特點。 二、彭德懷為民請命 彭德懷是毛澤東在井崗山時期的戰友，那時兩人關係很密切，彭要找毛澤東談事推門就進，直呼「老毛」，如果毛澤東在睡覺，就揭開被子和他說話。1949年以後毛澤東已位處九鼎之尊，彭德懷還沒有想到退居臣下，不喜歡叫「萬歲」，不喜歡唱《東方紅》，不習慣稱「主席」，還是稱「老毛」。這在中國皇權制度中已經犯下大忌。 在「大躍進」的時候，彭德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大躍進剛剛開始時，他也曾興高采烈，積極得很。但他接觸實際以後，幾個月就改變了看法。 1958年11月的武昌會議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在討論公布1958年糧棉數字時，有的人說糧食產量在1萬億斤以上。彭說糧沒有那麼多。譚震林對他客氣地提出了批評：「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後來毛澤東說公布7500億斤，彭同意了，但心中還有懷疑。 武昌會議閉幕後，彭德懷到湖南考察，他覺得糧食產量沒有公布的那麼多。在平江縣他還發現了數字造假的情況。他認為按公布的糧食產量確定的1200億斤的徵購任務太重。在株洲，他給中央發了一個電報，說不能徵購1200億斤糧食，只能徵購900億斤。在湖南考察時發現農民挨餓的情況，連「幸福院」的老人一天也只能吃二三兩米。有一位紅軍時期的傷殘老戰士，暗中遞給他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谷撒地，薯葉枯，青壯鍊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農民悲慘的生活，幹部們的胡作非為，是他在湖南老家親眼目睹的。上廬山以後，他怎能昧著良心不「鼓嚨胡」？他在湖南考察是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陪同的。後來這成了周小舟的一條罪狀：為彭德懷提供「炮彈」。 （未完待續）
（接上期） 共產風共颳了五次的江蘇省曲唐公社胡庄大隊。十二條下達後，強調退賠兌現。當然，要完全兌現是很難的。只要兌現一點農民就感激不盡。七隊社員劉文彬退賠得到了13元錢，高興得不得了，說：「再不好好生產，就對不起毛主席。」七隊社員馬金榮退回了兩件農具，高興地說：「做夢也想不到拿去的東西還能拿回來。」兌現的第二天早上，隊長的喇叭還沒有喊，社員已經到齊，個個爭做重活，一會兒功夫就把公路兩邊全都種上了蠶豆。 1961年2月4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洛陽地委關於退賠的報告。這個文件介紹了靈寶縣大王公社「政策兌現」的情況。時任洛陽地委書記的紀登奎親自到這個公社抓中共中央「十二條」的落實。層層召開「兌現會」。但是，「各大隊兌現退賠的財物合計，只佔平調總數的23%」，退賠中最困難的是，大辦鋼鐵的虧損，興修水利的虧損，公社無法向大隊退賠。於是，「地縣社工作組決定，在元月1日，又召開第二次兌現會，除了大辦鋼鐵和修水利平調的財產以外，其它基本上退賠徹底了。」中共中央將大王公社的退賠經驗向全國介紹。 要求各地「充分發動群眾，真正依靠貧僱農和下中農，經過幾次嚴肅的鬥爭」來搞退賠工作。實際上，鬥爭再嚴肅，公社也無法退賠已經消耗了的財物。例如，直到1961年6月，四川省眉縣大辦鋼鐵中平調走的財物，基本沒有退賠；大辦水利、大辦交通的調走的財物，只退賠了一小部分。 中共四川省委退賠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提出，在退賠中，縣、公社一級沒有錢退賠，要求財政拿錢出來；而財政又拿不出錢。各地工商部門組織生產出一部分退賠物資，但由於平調單位沒有現金支付，以致這批物資積存起來，退不到社、隊和社員手中。 有些地方在退賠時定了很多限制。江蘇省東台縣盧南大隊規定：「在退賠時，苗豬和小肉豬退還給社員，母豬還是全部歸集體飼養，以免發展資本主義。」「糾正共產風是人民內部的事，地主富農沒有參加運動的權利，對地主富農被颳走的物資，暫不清算」。 據1961年8月統計，全國平調總數為250億元（較原來估算的111億元增加了1.4倍），已退賠了的占平調總數的20%-30%。經過退賠，大部分人相信今後「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像個過日子的樣子了。」但是，退賠普遍不徹底，據各地統計，實際退賠到社員手中的，只佔平調數字的20%-30%，其中實物退賠很少。有的地方又發生了新的平調現象。在1961年夏收中，有的地方還沒收群眾自留地產的小麥，頂上交任務；有的把自留地產的糧食頂分配口糧食。 五、擴大農民自由，但執行中遇到意識形態障礙 集體組織不能保證農民的生活，只好給社員一點自由，讓他們自找生路。從1959年春夏之交開始，對農民的某些政策開始鬆綁。 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為改變牲豬頭數大量減少的問題，採取公社各級集體養豬和社員家庭私養並重的方針，兩條腿走路，雞、鴨也是如此，為此，必須分配社員一定的自留地，按人口計算，不超過每人平均佔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豬計算，每頭豬撥給一分或二分自留地。 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四點指示：一，社員私養的豬羊雞鴨兔賣得價款歸社員個人所有，為了經營自留地和養豬羊雞鴨兔，每月給社員放假幾天；二，恢復自留地，不管喂不餵豬，都給自留地。自留地的產品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但自留地不準社員出賣、出租和私自轉讓；三，鼓勵社員利用零星空閑時間，把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土地利用起來。這些土地誰種誰收，不征公糧，不派統購任務。四、房前屋後的零星樹木（包括竹木果樹）歸社員私有。 恢復自留地和家庭飼養以後，又放開了農村集市貿易（有的地方稱為「自由市場」），以調節農民家庭種養產品的餘缺。以江蘇省為例，集市貿易是1960年底和1961年初允許恢復的。到1962年有了一定的發展，幾年不見的生畺、百合、荷藕、荸薺、茨菇都有賣的了。農村集市貿易的商品流通量，大致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15%左右。集市貿易剛開放時，食品的價格比國家牌價高出兩倍以上，高價格剌激生產，使東西逐漸多了起來，價格也下降了，到1962年6月，食品只比國家牌價只高出百分之幾十。 雖然開放了自由市場，但還是把自由市場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黨內規定，黨員幹部不得到自由市場上買東西。 這些政策是受農民歡迎的。但是在執行過程中，如果出現偏向農民利益的情況（即偏右），各級黨委立即制止。中共廣東省委很快發現並糾正了農村副產品自給部分過多的現象。《宣教動態》1959年第60期發表了廣東省委的作法，8月1日，毛澤東就作了批示，認為「這是一個大問題，必須一律採取措施，改變現狀」。中共中央於8月19日轉發了這個材料和毛澤東的批示，要求「適當限制自給部分，儘可能按照城鄉需要增加商品部分」，「切實做好農副產品的收購工作」。 這實際是壓農民的肚皮，讓農民不吃，保城市、保出口。 實際上，有些地區並沒有按中央5%的要求給足自留地。江蘇省全省平均只佔4.7%，有的地方不足4%。一部分幹部認為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是資本主義」，怕影響集體生產，怕社員搞「自發」，對於恢復自留地的規定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 四川省根本沒有執行中央關於自留地的指示。 六、實行責任田，僅是暫時措施 在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村實行生產資料公有、集體勞動、統一經營、統一分配的原則。怎麼分配？按工分分配。工分掙得越多，分得的勞動報酬就越多。開始是「死分死記」，壯勞動力勞動一天記12分，普通勞動力勞動一天記10分，婦女和幾童勞動按勞動能力不同，一天記5分或6分不等。但「死分死記」的辦法造成出工不出力。後來又發展為「死分活評」。每天勞動以後，晚上開會評工分。但評工分時拉不開面子，很難評出真正的勞動成果。後來又發展為「定額包工」的辦法。這一畝地交給你鋤，鋤完了，再檢查一下，如果合格，就給你30分。從包工發展到包產到組，最後發展到包產到戶。所謂包產到戶，就是這塊地包給一個家庭，上交集體1000斤，多餘的歸自己。責任越明確，勞動和分配掛鉤越緊密，勞動積極性就越高。包產到戶也叫「責任田」。但是，包產到戶主要生產過程是家庭經營，打破了集體經濟統一經營、集體勞動、統一分配的原則，因而被認為瓦解集體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 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有些地方實行種種變相的包產到戶。這實際是生產隊自發搞起來的，1959年5-7月就出現了。1961年初春安徽省委推廣，安徽10戶農民中有8戶參加包產到戶。當時把分到農戶的田稱為「救命田」。各地也先後採取了同樣的措施。如甘肅的臨夏、浙江和四川局部，參加包產到戶的農戶十中有七。廣西龍勝、福建連城和貴州全省，十中有四。廣東、湖南、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也有大體同樣的比重。到了1962年5月，劉少奇和鄧小平都認定，全國包產到戶者至少已佔總數的20%。 「救命田」的形式是不一樣的。例如，廣西出現了7種形式：1，分田到戶；2，包產到戶；3，「公私合營」，即早造私人種，晚造集體種；4，「井田制」，即徵購田集體種，口糧田個人種。有的實行三三制：即口糧田，上交田，照顧田；5，「抓大頭」，即畲地分到戶，水田集體種；6，山田，遠田，壞田分到戶，誰種誰收；7，化整為零，即過小地劃分生產隊，有的成了兄弟隊、父子隊。江蘇省有些地方在全部農活包到戶的同時，還以「定田到戶，超產獎勵」的辦法，實行了全部或部分農作物（如山芋等）包產到戶。 然而，包產到戶是和共產黨的理想相悖的，也是與集體化的方針相悖的。在三年饑荒以前的1956年，浙江省永嘉縣委農業書記李雲河和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就在這個縣的燎原合作社搞過包產到戶的試驗。從生產看效果非常好。當時毛澤東認為，「包產到戶是方向問題」。1958年初，李雲河成了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消職務，勞動改造。戴潔天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返農村。 在三年大饑荒中，挽救危機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包產到戶。如果沒有這項措施，可能還要餓死更多的人。但是，對這是群眾的自發的救命措施，省、縣級領導人只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只有安徽的曾希聖1961年才明確支持並推廣，不過，曾希聖也是採取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辦法，對外稱「包工包產責任制」，實際搞的是「包產到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包產到戶的態度微妙而多變。在1959年，由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饑荒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對剛露頭的包產到戶極力打壓。1959年11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揭穿「包產到戶」的真面目》，指出，「包產到戶這種毒草必須連根拔掉，一丁點也不許留！」同年12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包產到戶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的文章，把反包產到戶和反右傾結合在一起。 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的《關於立即糾正把全部農活包到戶和包產到戶的通知》，中共中央的按語中說，「把全部或者大部農活包工到戶或者包產到戶的作法，實際是在農村中反對社會主義道路、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作法，凡有這種意見和活動的地方，都必須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關於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河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是9月29日寫的，並作如下批語： 這個報告所反映的情況很值得注意。河南省委候補委員、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同志和洛陽地委第一書記王慧智同志，借著整社和包工包產的機會，推行所謂「地段責任制」，重新丈量土地、定界碑，主張把土地、牲畜、農具、勞力等，按戶包給家長，在家長指導下幹活，他們讚揚所謂「滿地人，不成群」的單幹景象。他們想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倒退為「一小二私」的互助組或單幹戶。這裡明顯暴露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實質，是根本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種思想直接反映的是一部分富裕中農的要求。但是，歸根結底，最後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實質是反黨反人民的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如果不徹底地加以肅清，黨的總路線是不可能順利貫徹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對於這種思想，各地黨委應找出一批典型材料，組織黨員幹部進行深入徹底地揭發和批判，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險惡面目徹底揭露，把他們的市場縮小得小而又小，把一切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徹底搞臭，以保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貫徹執行。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批評「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 也是在10月15日，中共中央轉發湖南省委關於在十個公社中選擇十個大隊整社試點即進行兩條道路鬥爭的經驗，中共中央的按語說：「目前農村中正在進行著一場兩條道路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 在當時那種意識形態條件下，在政權機構內部反對「救命田」的力量相當強大。有些領導人，批判右傾比毛澤東還要堅決。據對有關文獻的分析，中共中央上述四個報告的按語，除湖南這個報告經過毛澤東的修改以外，其它都不是出自毛澤東之手。 到了1960年底，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才真正知道饑荒的嚴重程度，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才以生產責任制的名義默許包產到戶，但不明確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不同時間對曾希聖說的三句話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包產到戶的微妙態度：1961年3月15日說：「你試驗嘛！搞壞了檢查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產10億斤糧食，那就是一件大好事。」1961年7月說：「你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1961年12月說：「生產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指責任田）變回來。」 1960年以後，由於大量餓死人，中共中央再沒有打壓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在各地發展很快。到1962年秋後，饑荒稍有緩解，中共中央就明確表示，包產到戶是資本主義道路，下令各地「改正」。 原來搞包產到戶比較多的地方，為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就千方百計地淡化包產到戶的情況。廣西桂林地區龍勝縣是搞包產到戶比較有名的地方。1962年6月6日到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陶鑄和王任重，到龍勝縣聽彙報，召開座談會。他們寫的《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在廣西龍勝縣舉行的座談紀要》中寫道：「情況表明，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目前形勢的主流。同時確有一部分貧下中農對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暫時的動搖；也確實還有一小部分地富分子和少數富裕中農留戀資本主義道路，積極進行單幹。但這不是主流。原來估計全縣有60%甚至70%的生產隊單幹了。事實上單幹並沒有那麼多。那是因為界限不清，把那些正確地採取田間管理責任制和其它基本上仍是集體經營的生產隊，都算到單幹裡面去了。」這個報告表明，在最困難的時刻，中國農民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很需要這樣的報告，7月22日，毛澤東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各同志。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 為了推動改正「責任田」，1962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安徽改正「責任田」情況》為題，向全國轉發了安徽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的總結。這個文件介紹，據最近統計，安徽省已改正「責任田」的生產隊有60100多個，占實行「責任田」生產隊總數的23%。這個文件說，從改正責任田過程中揭發出來的大量材料說明，實行責任田雖然不到兩年，但是已經暴露出來許多嚴重惡果：生產資料支配權已逐漸轉移到個人手裡，生產資料所有權發生很大變化；生產上不能統一計劃，不能統一使用勞動力；統一分配受到破壞，集體和國家利益受到損害；四，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農民中個人主義、自私觀念日益發展，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逐漸削弱。 改正責任田的過程是一次批判資本主義的過程，當初實行責任田的積極分子，從死亡線上救助農民的基層幹部，卻遭受到打擊。這種打擊不僅在改正的過程中，在以後的「四清」和「文革」中，還加倍清算這筆政治帳。 七、下放城鎮職工，減小糧食壓力 糧食徵購是為了滿足城鎮的需要。工業上得太快，城鎮人口增長太快，使農業不堪重負。陳雲說，三年來招收職工2500多萬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億3千萬，現在看來，並不恰當。 大躍進中，各地上的工業項目太多，造成物資、財政十分緊張。因此，「下馬」一些工業建設項目，精簡城鎮人口，是解決糧食不足和緩解緊張氣氛的一個必要措施。陳雲對此作過精確的計算，他說，下鄉1000萬人可以少供應糧食45億斤，下鄉2000萬人就可以少供應糧食90億斤。 在大躍進中，由於要儘快地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大批農民進城當了工人，成了吃商品糧的人。他們由農民身份變成了工人身份，他們的社會地位上升。但是好景不長，糧食一緊張，他們就成了精簡下放的對象，又由工人變成了農民，社會地位下降。千萬個家庭由此經歷了一次悲歡離合。陳雲建議，「凡是近三年從農村來的，一般地都要動員他們回去。那裡來的，就回到那裡去」。 精簡職工從1959年在一些地方就開始了。但精簡人數不算很多，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三面紅旗」重新高高舉起，各地又進一步招工。由於國民經濟嚴重困難，資金和原料不足，一些工廠無法開工，大批工廠被迫關、停、並、轉，一些基建目被迫停止，成千上萬的工人無事可做。大規模精簡職工是從1961年伴隨著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開始的。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5月31日，陳雲在會上作了「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發言。他說，要解決糧食緊張問題，有四條：第一，繼續調整黨在農村的政策，如貫徹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等；第二，工業要大力支援農業；第三，進口糧食，但沒有外匯，沒有運輸力量；第四，動員城市人口下鄉。以上四條，第一條是基本的，第二、第三兩條有時間和數量的限制，第四條則是必不可少的，非採取不可。 中央接受了陳雲的建議，196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提出在1960年的基礎上，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核實城市人口和糧食供應的緊急指示》。中央一聲令下，各地加緊執行，大批城市居民扶老攜幼回到了農村。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下達《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又加強了城鎮人口下放的工作。 當年到底有多少城鎮人口下放到農村？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簡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簡工作的意見報告》中說，從1961年到1963年，全國減少職工1833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口減少2800萬人。 在中國當時那種制度下，不管做什麼事，中央一聲令下，各地總是要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指標。下放城鎮人口任務也是如此。吉林省的下放指標是81.2萬人，實際下放98.0萬。 河南省任務是109.9萬人，實際下放120.6萬人。 福建省的任務是87.3萬人，實際下放94.5萬人。 除了近三年進城農民以外，城市中其它弱勢群體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上海市在1961年到1963年間，將社會閑散戶和無固定工作戶計6000戶、2.6萬人遷往安徽農村。 在齊齊哈爾市，1960年下放了11.4萬人，其中在城裡的盲流3.5萬人，無固定職業的5.6萬人。 在有些地方，勞改、勞教人家屬，如果在農村有家的，也要下放，這種家庭里超過16歲的學生，也是下放對象。 在精簡職工、壓縮城市人口的過程中，涉及到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因而遇到一些阻力。被精簡的職工，有的是城市戶口，在農村無依無靠；有的早就脫離農村，在城裡已經成家立業；如果下鄉務農，不僅生產勞動、衣食住行等方面實際困難很多，而且農村並不歡迎他們。因此，精簡職工的阻力很大。以安徽省蚌埠市為例，1961年計劃壓縮城市人口35600人，到10月底，只完成任務28390人，很難完成當年計劃。11月份市委召開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把剩下的指標進一步下達到各個部門，要求所有的企業事業單位，摸底排隊，落實計劃，該停的停，該並的並，該減的減，把一切可以精簡的人員，迅速壓回農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完成了1961年的計劃，1962又下達了25000人的計劃。 有些地方在精簡過程中還出了些小亂子，如江蘇省常州市大明紡織廠1962年5月20日到23日，70名安排下放回農村的老工人，集體鬧事，經過幾天的說服工作，事態沒有擴大，這70名工人還是老老實實地回農村去了。 也有的城市，一些確定去農村的城市人口並沒有去農村，而是逗留在城市通過種種不合法的手段謀生。但總的說來，兩千多萬人從城市下放到農村，沒有出什麼大亂子，是很不容易的，這隻有在中國的制度下才能做到。毛澤東曾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實際上，這幾千萬人回到農村，留下了大量的遺留問題，受害者中的部分人，幾十年來一直上訪告狀，70年代，我在新華社天津分社工作時，就接待過不少這樣的來訪者，以求得到公正的解決，但很少有如願者。 八、整風整社，把責任推給基層幹部 上述糾錯措施，都是針對「三面紅旗」中過激的問題，事實上正是「三面紅旗」造成了大饑荒。所以，一糾錯，就會傷及「三面紅旗」，一傷及「三面紅旗」，就觸動了毛澤東等人最敏感的神經，認為有一股「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認為大量餓死農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紅旗」，而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來自何方？毛澤東認為，在上層來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在基層則來自地、富、反、壞、右。他們反對「三面紅旗」，是他們造成了農村的嚴重問題。自從1960年底信陽事件在黨的高層揭露以後，毛澤東就把過去九分之一（「一個指頭」）的問題改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問題。而這三分之一的問題是基層幹部中壞人掌權造成的。這就把農民受摧殘的原因歸罪於基層幹部。 1960年11月10日， 中央精簡幹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關於中央一級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的報告》。11月15日，毛澤東在這個報告上批示：「一定要在五個月內把三分之一地區的形勢扭轉過來，爭取1961年的農業大豐收。」「全國大好形勢，佔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的佔三分之一地區。五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扭轉過來。共產黨要有這樣一種本領，五個月工作的轉變，一定要爭取1961年農業大豐收，一切壞人壞事都改過來，邪氣下降，正氣上升。」在同一報告上，毛澤東批給周恩來一句話：「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 196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在《關於山東、河南、甘肅和貴州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問題的指示》中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革命補課問題。其中寫道： 山東、河南、甘肅三省某些地區所發生的嚴重情況，你們已有所知。現將中央監委工作情況反映215號轉發給你們。這個反映中描述的貴州省的遵義和畢節地區的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嚴重情況、特別是幹部中極其嚴重的鋪張浪費、貪污腐化、破壞黨章、違法亂紀、不顧人民死活的情況，有些簡直不能令人想像，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報復。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最激烈的表現。要知道，中國農村人口中還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屬，連同城市的資產階級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家屬，總共佔全國人口10%左右。他們中間絕大多數人都經過不同程度的社會主義改造，現在已經生活在農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在種種企業、事業、學校、機關、部隊中，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組織中。因此，我們有絕對必要改造他們。但是，他們中間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也天天在影響和腐蝕我們。其中，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堅決的最隱蔽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極端仇視，有意識地隨時都在準備「借屍還魂」篡奪領導，實行報復和瘋狂掙扎。毛澤東同志說，我們不僅要繼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且還要徹底完成民主革命的未了任務。革命勝利，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生產關係的改變，經過一定時間是可以實現的，而上層建築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則需要更多的時間。只要我們領導疏忽麻痹，政策出了偏差，反革命分子利用鑽進來的機會，把我們中間的革命動搖、意志薄弱的人拖過去，使部分地區、單位、至少個別地區、單位黨的領導變質，隨著也就極大地破壞現在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個材料揭發的事實中，已有不少明證。由此可見，整個社會改造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階級鬥爭任務。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決不會自動放棄他們絕望的破壞和掙扎，我們對他們萬萬疏忽麻痹不得。孫中山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們可以拿來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沒有從制度、政策、指導思想方面尋找大饑荒的原因，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歸罪於早已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的地、富、反、壞、右。說是因「民主革命不徹底」，而使階級敵人篡奪基層領導權。這顯然是違背事實。河南信陽是革命老區，民主革命就很徹底。但也被毛澤東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典型。因此，一些餓死人較多的地方，都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就是像土地改革時期那樣，像鬥爭地主惡霸一樣鬥爭基層幹部，讓農下中農申冤訴苦，然後全面奪權。（見本書「禍起中原」一章中「信陽事件」）本書作者在九十年代到甘肅、四川、廣東等地了解當年情況時得知，在民主革命補課中，也像信陽一樣，有大批農村基層幹部受到摧殘。 1962年10月，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組對據四川省合川縣作一了次調查，調查結果是：由於反瞞產私分、反右傾、整風整社等運動，農村幹部受打擊的面很廣：全縣共有幹部25283人，自1959年到1961年，共處理了5184人，占幹部總數的20.5%。其中，公社黨委書記被處理的佔60%，大隊正副書記被處理的佔57.2%，生產隊正副隊長被處理的佔24.8%。 中國農村的基層幹部中，的確有一批流氓地痞，他們藉助國家政權，狐假虎威，欺壓百姓。但其中多數人是在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才傷害了農民。有些人在執行中過激了些，才對農民造成了更嚴重的傷害。這中間雖然有幹部素質低下的原因，但其責任應在中央，而不能讓一些基層幹部當替罪羊。 九、幾個重大錯誤一直堅持到底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一波三折地調整極左政策，也曾下令糾正農村幹部作風，改變1958年大躍進中一些過激的作法，但是，在幾個重大的問題上，沒有採取切實措施。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糧食問題上對農民見死不救，繼續高徵購，繼續出口，從而加劇了饑荒；二是在建設速度和經濟指標上，繼續堅持大躍進，遲遲得不到調整。 1958年冬就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1959年春天餓死人更多。也就是說1959年春天，大饑荒已經全面出現。面對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執政者在糧食上沒有採取應急救助措施，反而繼續從農民口裡剝奪糧食，繼續出口糧食。 國務院秘書廳1959年4月6日，送上了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的報告，4月9日，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況統計表，說有2517萬人無飯吃。毛澤東於4月17日作了批示，只採取兩項措施：一是將這兩個材料印30份，15份在3日內送到15省委第一書記手中，請他們迅速處理；二是給15省在京開會的人大代表每人一份。毛澤東認為這是「暫時的（兩個月）緊急危機」。 對這麼大面積的危機，毛澤東沒有採取全局性的措施，還是當作局部問題交給地方自己處理。特別是沒有在糧食上鬆口。 （未完待續）
喜愛唐詩宋詞的朋友們或許都知道，作詩填詞有很多講究，需力求嚴謹，非大學問者難成佳作。民國詞人詹安泰先生說過：「古詩作法，先講氣機，次講韻味，次講色澤。」「至韻味深厚，色澤精純，與性情、才氣、學養、經驗種種有關，非一蹴可幾也。」 隨著AI技術越來越發達，不少人開始向ChatGPT等軟體求助，有人對AI寫作能力讚不絕口，說只需稍加改寫，即可誕生數篇好文，工作效率大幅提升；亦有人認為，鑒於AI如此發達，以後創作者們不必再花錢請職業寫手寫劇本、小說與歌詞，AI之文采足矣。 筆者想說的是，不否認ChatGPT等軟體為人類帶來的貢獻，但論及文學創作，水平還差得遠；甚至可以預測，即使AI未來更加完美，也難以創作出絕佳作品。論原因，若一言以蔽之，即無心也。至於詳因，以下舉例淺聊。 嘗向ChatGPT下達指令，測驗其創作性能如何，命其以滿庭芳為詞牌、押魚韻作一闋詞。ChatGPT隨後回應： 「江水悠悠夢中流，柳垂蔓綠水如魚游。 簾影拂簾微風起，思君總是夢中愁。」 （圖：Adobe Stock） 瞬間笑暈！也許ChatGPT資料庫尚未收錄滿庭芳的格律，亦未明白押魚韻之意，總之這一回答完全不及格。那就暫且不談格律，將其視為給現代流行歌曲填的一小段歌詞，來評價它「寫」得到底怎樣吧。 「江水悠悠夢中流」尚可。「柳垂蔓綠水如魚游」邏輯不通——斷句無論斷成「柳垂蔓、綠水如魚游」還是「柳垂蔓綠、水如魚游」皆無實質意義，只是強行造句而已。 另外，「如魚游」三個平聲字相連，即使把它當成不考慮「三平尾」禁忌的自由文體來看，句尾多個平聲字相接依然是不太舒服的。因為，平聲字的特點是讀起來平和且悠長，若三、四個平聲堆在一起會顯得非常呆板，缺少變化，在句末體現不出結束感。大家可以試著念出聲，感受一下是不是這樣。 聊到這裡，順便談一個誤區。有人說，如果寫古體詩，就不必像近體詩和宋詞這樣受平仄束縛了，就像寫整齊的散文詩一樣自由呀。其實這種想法大錯特錯！哪裡用平合適，哪裡用仄合適，是相當有講究的，古體詩隨意用平仄看似沒毛病，但在內行眼中高下立見。用平聲字的地方，往往松一些；用仄聲字的地方，往往緊一些，講求鬆緊有度，不宜獃滯。好比作曲，我們平時聽音樂，時而緩，時而急，專業人士在營造鬆緊緩急方面都是仔細斟酌過的。 （圖：Adobe Stock） 再看「簾影拂簾微風起」，影怎能拂簾？不過拼湊耳。「思君總是夢中愁」有幾分韻味，估計是在晏小山「幾回魂夢與君同」基礎上產出的。 AI方面就先聊這麼多，接下來聊一聊滿庭芳這一詞牌以及填詞過程中通常應注意什麼。 滿庭芳有平韻、仄韻兩體，以晏小山〈滿庭芳·南苑吹花〉為正體，格律為： 「中仄平平，中平中仄，中平中仄平平。中平中仄，中仄仄平平。中仄中平中仄，中中仄、中仄平平。中平仄，中平中仄，中仄仄平平。 中平平仄仄，中平中仄，中仄平平。仄中中，中平中仄平平。中仄中平中仄，中中仄、中仄平平。平平仄，中平中仄，中仄仄平平。」 前後段各十句、四平韻。中表示可平可仄。其餘變體不在此逐一列述。 這裡想順帶強調寫宋詞時嚴守格律的重要性。不同詞牌的格律都是前人的精華，和音樂緊密相關，即使今人聽不到原先的旋律，僅朗讀也能深切感受到其中的抑揚之美，所以千萬不能小看聲調的重要性。 那麼，只做到聲美即可稱佳作嗎？非也。聲美僅是必要因素之一。清代詞人周濟說：「學詞先以用心為主，遇一事，見一物，即能沉思獨往，晏然終日，出手自然不凡。次則講色澤、音節。」真正的佳作是長期用心的結晶，雖然有天賦的成分，但思想境界、讀過多少書也起著關鍵作用。所以，AI「創作」的內容看似稍加修改後即可完善，但因為沒有心、沒有境，不是發自肺腑的真情實感，必定不能成佳作。 （圖：Adobe Stock） 詞有層次之分，實際上是一種修鍊。晚清詞學家況周頤總結得很好：「吾聽風雨，吾覽江山，當覺風雨江山外有萬不得已者，此萬不得已者即詞心也。而能以吾言寫吾心，即吾詞也。此萬不得已者由吾心醞釀而出，即吾詞之真也。非可強為，亦無庸強求，視吾心之醞釀何如耳。」詞心是一種悟，有人悟得淺，有人悟得深，高境界的人往往經歷過各種悲歡離合，在物質之外感受到了其他人未必體會到、而本人最清楚的東西，將其以詞的形式表達出來，卻能引起諸多讀者心靈深處的共鳴。 有了最根本的詞心，接著便是篇章、造句和選字，布局要非常周密，其難度未必亞於給電器安裝零件。 論章法，很多詞分上片和下片，或上片景，下片情；或上片情，下片景；或上片問，下片答等。採用哪種邏輯，可視情況而定，自由發揮，但不能亂。上片到下片的過渡往往是考驗之處，名家通常處理得非常自然，比如蘇東坡〈沁園春〉從「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到「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 匯字成句，匯句成篇，大體上篇章框架確定後，字和句通常是同時兼顧的。筆者建議，選字時先不必著急，最好先確定在句中哪個位置填哪種類型的字最合適，比如某處是填形容字還是動字更佳，哪裡填虛字等。 拿滿庭芳舉例，開頭的格律是「中仄平平，中平中仄，中平中仄平平」，它是一個「4，4，6」的格式。在宋詞中，這種四字句後面又跟一個四字句，通常是需要對仗的，譬如晏小山「南苑吹花，西樓題葉，故園歡事重重」；又如周邦彥「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 （圖：Adobe Stock） 不僅滿庭芳，宋詞里還有不少詞牌有類似的句式，望海潮這個詞牌也是如此。比如柳永的〈望海潮·東南形勝〉，對仗得相當美：「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 不過，不是所有宋詞逢此類句式就對仗。滿庭芳開頭「平仄平平，仄平平仄」是非常適宜對仗的，也是最能看出水準高低的地方。 再有一種是五字句。詞與詩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即詞屬於長短句，句的種類繁多，變化亦多。五言句後面緊跟的未必也是五言，可能跟的是四字、六字等。 如果遇到「5，4，4」的格式，可考慮以領字開頭。比如蘇東坡「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雲山摛錦，朝露漙漙」，其中「漸」即領字。 滿庭芳亦有「5，4，4」組合——「中平平仄仄，中平中仄，中仄平平」，但不是所有類似的都要硬套領字，建議靜心斟酌怎樣布局最合適。「中平中仄，中仄平平」是極適宜對仗的地方，不應放過。晏小山在此處填「年光還少味，開殘檻菊，落盡溪桐」，其中「開殘檻菊，落盡溪桐」便是對仗。 （圖：Pixabay） 選擇動字、形容字、名詞抑或虛字也須推敲琢磨，如果整篇都是單調的「形+名」組合，甚至是名詞的堆砌，質量則大打折扣。 動字尤關鍵，若用得妙，則可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比如賀鑄〈天香〉「煙絡橫林，山沉遠照，迤邐黃昏鐘鼓」，「絡」字甚妙，不落俗套。假如換作「籠」字，便顯得陳詞濫調。另從聲調角度看，前面的「煙」以及後面的「橫」、「林」皆為平聲，而「絡」字短脆有力，正適宜放在中間。若換成諸如「籠」等上聲字，則顯得無力，因為上聲太接近平聲。 又如秦觀〈滿庭芳·山抹微雲〉「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抹」字用得傳神新奇。他在此描寫的是山被微雲遮掩的景色，「抹」字能給人一種風景如畫的聯想，因為「抹」的本意就是以另一種顏色蓋住原先的底色。那淡淡的雲朵彷彿是誰拿筆輕點上去的，真可謂詞中有畫。 虛字若用得好，可使餘韻無窮。譬如宋代詞人姜白石〈疏影〉：「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選取不少虛字，「莫似」、「不管」、「早與」、「還教」、「又卻」、「等」、「已」分布於各句開頭，民國詞學家唐圭璋贊其空靈夭矯、餘韻無窮且曲折傳神。 那麼還有哪些字屬於虛字？諸如「正」、「但」、「甚」、「任」、「更能消」、「最無端」，和實字適當結合，均能起到調暢的效果。實字好比石頭，全部堆疊在一起會導致詞不通順，若堵塞一般；虛字好比流水，可疏通氣脈，使語句更加靈動活躍。 （圖：Adobe Stock） 此外，還有一種看似易填、實則不易的二字句，滿庭芳變體中就有此類句式。滿庭芳的二字句位於下片起始處，承上啟下。「2，3，4，4」的格式有一種層層遞進的感覺，彷彿情感層層加深。我們可以看一下蘇東坡是怎樣寫的：「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意思是，面對友人一片盛情，卻不知該說些什麼，人生究竟是為了什麼，總是奔波，來往如梭。「云何」二字雖簡短，卻承接上片友人邀請，下啟對人生坎坷不定的感慨。 本文暫時聊到這裡，當然詞的講究還有許多，以後再談。最後再溫馨提示幾句：創作自由，但也應嚴謹，誠如《詞源》所言：「詞中一個生硬字用不得，須是深加鍛煉，字字敲打得響，歌誦妥溜，方為本色語。」 文/清簫
（接上期） 毛澤東從中央領導思想上找「五風」一刮再刮的原因，而且他明確提出「人禍」問題，這是對的。但是，有一點他沒有說到，1960年「五風」比1958年持續時間更長的主要原因，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五風」難以糾正的主要原因也是因為有了政治上的限制：只能反「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 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糾正「五風」，各級幹部也聽命行事。在1960年底到1961年，按照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的精神，開展了整風整社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整風整社中，糾正「五風」是一個重要的內容。各地大搞清算、退賠，讓社員揭發批鬥幹部的「五風」行為。退賠、清算是不徹底的，只是表面文章，但是，在這些運動中，農村基層幹部真正受到了打擊。有人估計，在整風整社中，受批判鬥爭的幹部5%左右，受到黨紀處分的大約佔15%左右。這種政治運動的辦法雖然對共「五風」進行了有限的糾正，但同時，由於非程序化和非法制化的運動形式，使行政權力進一步神化，強化了極權制度的的危害。 「五風」 屢禁不止，最後不得不靠強權用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手段來解決，這是因為「五風」有深刻的制度基礎。30多年以後，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共產風」其所以連綿不斷，清理了又刮，邊清理邊刮，固然同清算、退賠不徹底，特別是同1959年廬山會議的反右傾有密切關係，但從根本上來說，還是在於人民公社本身存在的弊病和超階段空想論的影響。」 薄一波列出了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弊病：一是「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二是供給制和工資制度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三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四是政社合一的體制。薄一波這一點說得對，「五風」其所以產生，正是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和不切實際的理想。而且這種理想已經或正在制度化。但是不僅如此，產生「五風」的制度，不僅僅在人民公社這一層級上。整個國家制度，即極權制度，才是產生「五風」的真正根源。不解決制度問題，只在原有制度的框架里反「五風」，是不可能徹底的。以後的歷史證明，在大饑荒以後的歲月里，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後的21世紀初，除了「共產風」不再刮以外，其它四風依存在。到20世紀九十年代，甚至形成了「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新的「浮誇風」機制。 第二十章 執政者對危機的反應 任何一個政府，面對危機都會採取相應的對策。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面對全國性的大饑荒，也曾調整政策，糾正錯誤。這主要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之間的八個月。 毛澤東的一切糾偏措施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而「三面紅旗」恰恰是大饑荒的直接原因。毛澤東把執行「三面紅旗」的成績和問題說成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糾偏時只能談「一個指頭」不能傷及「九個指頭」。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毛澤東對錯誤的糾正是局部的，以不允許動搖三面紅旗為前提的。」 在廬山會議以後，連這個限度以內的糾正措施也廢除了。1960年又一次大躍進，又一次共產風，1961年又一次糾偏，但為時已晚，大饑荒持續了三四年。糾正錯誤的遲緩、波折、低效，不僅反映這個制度信息閉塞、機制僵化、領導專制等種種弊端，還反映這個制度缺乏有效的糾錯機制。 一、糾偏只有八個月，廬山會議一風吹 自1958年夏秋以來，由於大躍進搞亂了全局，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毛澤東的認識有了轉變，對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有所冷卻。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有所察覺。從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這八個月間，採取了一些糾正偏差、克服困難的措施。毛澤東首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統一領導層的認識。 一是1958年11月2日-10日，第一次鄭州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劃清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是集體所有制。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還要大發展。 二是11月21-27日，武昌會議。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強調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殘餘，如商品、貨幣、按勞分配，我們還要利用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 三是11月28-12月10日，八屆六中全會。這個會議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區別、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提出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相結合。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原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 四是1959年2月27-3月5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十四句話（見本書「人民公社」一章），堅持以生產隊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兩種傾向。重申價值規律、等價交換，揭示共產風就是無償佔有別人的成果。 五是1959年3月25-4月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上，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決定對「一平二調」的財產清算退賠，強調生產隊的部分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許可權。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經濟指標。 除了上述會議，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就包產問題、密植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機械化問題、講真話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糾正了偏激的看法。 但是，在上述會議和信件中，毛澤東除了講一些糾正偏差的話以外，也講了另一面的話。例如，他認為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是快了，但他還說「苦戰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不要發表，但不搞不好。」「母親肚裡有娃娃，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萌芽」。他還是想儘快地過渡到共產主義。他說過反對「一平二調」的話，但他也說過「公糧、積累、勞動力，都是調撥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萬雄師下江南，現在為什麼不能調人去勞動。」他認為「現在只能部分地調，全省全國調不行。」他主張在公社內部可以無償調撥，搞公社範圍內的「小全民所有制」。 他說過不能一下子否定價值法則，但也說過「價值法則是一個工具，只起計算作用，不起調節生產的作用。」 他講過要「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認為「商品生產制度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發展生產，為了農民，為了工農聯盟。」 在糾正1958年以來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要求宣傳部門繼續歌頌「三面紅旗」。對於1958年秋季以來出現的大量問題，毛澤東肯定了中共中央宣傳部1959年1月20日報批的《中央關於目前報刊宣傳工作的幾項通知》中的意見：對報刊工作的態度是，繼續對1958年大躍進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充分地宣傳，只宣傳成就和積極方面，一般不報道消極方面。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鑒於1956年反冒進時期，對工作的缺點，宣傳過多，給群眾熱情以很大打擊，造成了馬鞍形。而所謂缺點，事後檢查，不過是十個指頭的一個指頭，或者還不到一個指頭。那時卻有些人大驚小怪，驚惶失措，是一種左傾情緒的表現。這個教訓，千萬不要忘記。」 在轉變指導思想認識的基礎上，也採取了一些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的五條緊急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發展豬雞鵝鴨問題的指示》，6月1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於社員飼養家禽、家畜和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對農民的自留地和家庭養豬，有所放鬆。 指導思想的這些轉變和上述向農民讓步的具體措施，在廬山會議及以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全都「一風吹」。1959年9月29日，農業部黨組向中央、主席送交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指出五、六、七三個月內農村出現了一股右傾歪風：改變了「基本隊有制」，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包產到戶，實際是恢復單幹；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吹掉了部分供給制；吹掉公共食堂。 其實，農業部黨組指出的這些問題，正是在執行中共中央向農民讓步的政策的結果，即上述中共中央的在5月7日和6月11日發出的三個文件的結果。中共中央很快批轉了農業部黨組的這個報告，說農業部黨組揭露的這些問題「實際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要求「徹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其實，毛澤東對1959年五六月中共中央發出的幾個讓步文件早有看法。他的愛將李井泉1960年2月向地委書記就有所透露。李井泉說：「主席說，去年五六月份中央發的一些東西中，有的是有消極東西的。要檢查一下，然後對農村工作還要發一個指示。但是我們對這些東西的領會，應當從積極方面去理解。如在公共食堂問題上，應該積極辦好，就是允許自願，也是為了辦好。」 反右傾以後的1960年又是堅持大躍進方針的一年，這一年餓死人最多。1961年1月，八屆九中全會又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從大躍進中退回來。但是，在中國當時那種政治制度下，身處中央的決策者們很難得到下面的真實情況，他們發現問題總是要晚幾個月，而且他們知道的危機狀況比實際情況要輕得多。糾錯過程又和反右傾交叉，反右傾不僅阻礙糾錯，還助長錯誤。所以，中國共產黨雖然努力糾正錯誤，但大饑荒還是持續了三四年。 二、毛澤東獨自「唱低調」，別人還得唱高調 毛澤東不是一個遲鈍的人，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部分領導人和若干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3日下午，毛澤東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周小舟等9位省委書記的彙報時，就開始對這些高級幹部做「降溫」工作。說是「現在開的支票太大了，恐怕不好」。 4日，在聽取吳芝圃、王任重等議論十年規劃時，毛澤東說：「還是社會主義這個題目，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 5日，周小舟、舒同、曾希聖反映，群眾中有人怕廢除票子，怕歸公，因而銀行提款的多，發生了搶購。毛澤東說：「廢除貨幣，陳伯達就有這個傾向。北京現在亂得很，我們沒有章程，天下大亂。人民公社城市恐怕搞不了。」毛澤東還說，鋼鐵不去趕美，只趕英國。他還說：「我現在顧慮，我們在北戴河開那個口，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就由集體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講快了。」9日，針對一些人迴避商品經濟的傾向，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要發展」。他說；「現在有那麼一種傾向，就是共產主義越多越好，最好一兩年內就搞成共產主義。山東范縣說兩年進入共產主義，說得神乎其神，我是懷疑的。」 這次會議上，毛主席多次發表講話。他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著重講了「公社化」運動中發生的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他首先指出：現在的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等於全民所有制。將來達到全民所有制了，也不等於就是實現了共產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其次，他闡述了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經濟，批評了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而剝奪農民的錯誤做法。第三，針對各地「大躍進」、「大鍊鋼鐵」中所謂「白天一片人，晚上一片燈」、「挑燈夜戰，日夜苦幹」之類不顧群眾生活的錯誤做法，要求各地實行「勞逸結合」，貫徹「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會議期間，毛主席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要求認真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這兩本書，並建議廣大幹部讀一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但是，這樣的話只有毛澤東能說，別人說了就有右傾之嫌。所以，這些比較接近實際情況的話都是毛澤東先說出來。毛澤東說出了這些話，又被他的下級奉為「先知」、英明。由於批評反冒進、反右派等殘酷鬥爭，在各級幹部頭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雖然毛澤東說了這些話，也沒人敢付之實踐，還得繼續唱高調。例如，在1958年11月底到12月的武昌會議上，毛澤東講到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不能太快、要有條件的時候，劉少奇說，達到150元-200元的消費水平可以轉一批，將來分批轉，這樣有利，否則，等到消費水平更高了轉起來困難多，反而不利。彭真則認為，每人到150元-200元才可能過渡，太多了。如羅馬尼亞那樣，農民收入比工人收入高了就不好轉了。趁熱打鐵，早轉比晚轉好，三四年即可過渡。 高層有人如此繼續唱高調，到下面繼續唱高調的人就更多了。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對「三面紅旗」情有獨鍾，對「群眾運動」倍加愛護，大家都知道這是毛澤東的基調。現在毛澤東低調講話，大家看作暫時的，不是根本的。何況毛澤東在講這些低調的話時，還講了另一面的話。報紙上還成天在歌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以，毛澤東雖然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下面也不敢真正落實。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對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的低調講話沒有認真傳達落實。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還認為反「三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是一時的事，而反右傾是長遠大事。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說：「有糾正高指標錯誤的過程中，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但是，我也感到毛主席有時又流露出欣賞高指標的情緒，似乎表現出一種矛盾的心理狀態。」 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見難以落實，就把糾正偏差的想法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他的想法告訴到生產小隊一級幹部。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致信給「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說「我想和你們商量幾個問題」。這封信一共講了六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為了反對高指標，他對生產隊的幹部說：「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只管現實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之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由於相信1958年糧食高產，認為糧食吃不完，幾位中央領導人提倡「少種、高產、多收」，主張減少種植面積。毛澤東告訴六級幹部，這種說法三年不可行，還是要多種。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收穫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要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毛澤東在這封信的最後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目標，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這句話表明，毛澤東還是希望達到較高的目標。唱低調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的聰明的下級早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想法，按照他的真實意圖行事。如吳芝圃、李井泉等。 毛澤東深知，底層幹部和農民與上層統治者的矛盾是很深的。他的常用手法是，越過中上層幹部，直接向底層發布他的意見，有時直接發動底層。這封信如此，以後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這樣造成的印象是：毛主席是英明的，事情就是各級幹部搞壞的。 問題發展到大批餓死人的程度，毛澤東深感到受了下面幹部的欺騙。1961年初，他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一方面，他直接組織和指導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率隊分別赴浙江、湖南、四川進行調查。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湖南、四川、北京等地調查研究。劉少奇回老家湖南寧鄉調查研究了40多天。這些調查，了解了不少農村真實情況。但為時已晚，大錯早已鑄成。 1960年，中共中央下決心在全國範圍內整頓「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幹部特殊化風。1960年11月3日，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批示信》（即十二條）向全國下達。這個文件的主要內容是： 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三，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四，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六，少扣多分，儘力做到90%的社員增加收入；七，堅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供給部分和工資部分三七開；八，從各方面節約勞動力，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九，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十，有領導有計劃地恢復農村集市，活躍農村經濟；十一，認真實行勞逸結合；十二，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 十二條下達後20多天，即1960年11月28日，毛澤東表示：「自己也曾經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他的這個意思是以中共中央的對一個報告的批示的形式說出來的，這個報告是中共甘肅省委1960年11月25日報告，批示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從中可以看作毛澤東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錯誤之一，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制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那一段開頭說：「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的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的時間。」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現在改正了，改為從現在起，至少（同志們注意，說的是至少）7年時間公社現行的所有制不變。即使將來變的時候，也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又規定從現在起，至少20年內社會主義制度（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堅決不變，20年後，是否能變，要看那時情況才能決定……總之，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公共積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過多。不是死規定幾年改變農村面貌，而是依據情況一步一步地改變農村面貌。 毛澤東這個自我批評的意思還是制止「共產風」。但是，有些地方「共產風」一直刮到1961年。這是因為共產主義這個美好的理想，在各級幹部中印象太深了。這是中國輿論工具的功勞；也是因為，實現共產主義，已經寫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上面，考核幹部的一個最重要的標準，是看他共產主義信仰是不是堅定。 三、所有制上退讓，但不能否定「一大二公」 瞞產私分的問題使毛澤東看到所有制一下子轉為全民所有是不行的。為了抑制所謂瞞產私分，毛澤東等人糾正不顧條件過急地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偏向，從所有制上退回來。把公社所有退回到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六次講話，重點講調整所有制。他說： 要基本消滅三級所有制（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之間的差別，把三級所有制變成一級所有制，即把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發展成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生產隊的經濟水平大體趨於平衡，而這需要幾年時間。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這個必不可少的過程，而不是什麼向農民讓步的問題。….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導農民脫離較小的集體所有制，通過較大的集體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一下子要求完成這個過程。 就在鄭州會議期間，1959年2月28日，毛澤東對《中共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的批語中說： 這裡應當加一句：又應當批判只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全國共有幾億人口之多），公社積累過多，社員分配過少，社辦、縣辦工業過多因而抽去人力過多，使生產隊人力過少，妨礙農業任務完成等「左」傾冒險主義思想。必須承認，目前實際上還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 為了貫徹鄭州會議精神，毛澤東建議各省召開六級幹部會議。1959年3月9日，他在寫給各省委書記的一封信中說：「我們已經有了明確的方針，把六級幹部迅速找來，把方針立刻放出去，三幾天內就會將大小矛盾轟開，就會獲得多數人的擁護。我們取得主動，觀潮派、算賬派無話可說。當然有一部分人想不通，罵我們開倒車。這些人會有幾天睡不好覺，吃不好飯。但也不過幾天而已。三幾天後，就會想通的。」 在毛澤東建議下，各省都召開了六級幹部會議（各縣召開了五級幹部會議）。按毛澤東的意見，也請了一部分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所謂「觀潮派」參加會議。安徽的六級幹部會從3月9日開始，18日結束，參加人數達1萬人，內有「觀潮派」1000多人。 廣東的會議參加者有16000人。這些會議都是落實「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方針，算1958年一平二調的帳，清退物資財產。例如，湖北省麻城縣召開萬人大會，搞「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縣、公社、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讓基層幹部把話說出來，做到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三個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毛澤東對湖北省委關於麻城縣萬人大會的三個報告都作了指示，充分肯定了麻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的作法。 但是，這只是口頭文章，實際上沒有兌現，如果真的兌現了「缺口糧的，立即供應」，那就不會餓死人。 不過，從公社所有制上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不能否定「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不能否定1958年的成績，不能否定人民公社。毛澤東在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中有言在先： 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通常所說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1958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正如北戴河會議和六中全會所說，這種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極大的優越性，是我們由農村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們由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最好形式。如果對於這樣一個根本問題發生懷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暴露自己。到了這個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在糾正大躍進的偏差中，幹部們頭上一直有一把懸劍，罪名有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觀潮派、算賬派、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這一把把懸劍使人們寧左勿右，阻礙著有限的糾錯政策的落實。在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人們對錯誤的估計只能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錯誤只是「一個指頭」，即只佔十分之一。超過了這個範圍，懸劍就可能落在自己的頭上。 四、搞退賠，僅是紙上文章 為了糾正「共產風」，除了所有制上退回去以外，還要求各地清退「共產風」中颳走農民的和生產小隊的財物。有些地方也賠了一些。如江蘇省東台縣唐洋公社盧南大隊，歸還社員小農具180件，苗豬、小豬、肉豬27頭，羊33隻，其它沒有償還的也計價，答應償還。 農民的房子已經拆了，重建是很困難的，拿走的東西大部分都揮霍了，退賠很不容易。由於中共中央多次督促，各地報上來不少公社退還給生產隊、生產隊退還給農民的數字。 這些數字大部分是虛誇的。清退工作1959年春天開始，但進展十分艱難，在以後的三年中，中共中央曾多次發文，強調退賠問題： 1959年2月鄭州會議以後的各省召開的六級幹部會上，清退是一個重點內容。1960年11月3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中的第二條就指出：「凡是人民公社成立以來，縣和縣以上各級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向社平調的房屋、傢具、土地、農具、車輛、家畜、家禽、農副產品和建築材料等等種種財物，都必須認真清理，堅決退還。」1961年6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徹底退賠的規定》中，說，中央1960年11月3日的緊急指示信和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會議紀要發出後，各地都進行了退賠工作，取得了成效，但總的來說退賠工作做得不徹底，再次強調，「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下最大決心，貫徹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反覆多次的指示，堅決糾正平調錯誤，全部、徹底進行退賠」。 中共中央這些指示在基層落實的情況怎麼樣呢？請看江蘇省的兩個資料。 1960年11月，江蘇省常熟縣莫城公社已經進行了「三反」，10日工作組進村與公社幹部開了會，11日、12日召開了小隊長以上幹部會。在這兩個會上都原原本本地傳達了「十二條」，並聯繫實際進行了討論。在食堂設立登記處，登記社員被「平調」的物資和去路，制定兌現方案。第二步是全面兌現階段。傳達後群眾普遍歡迎，認為毛主席英明。但是，群眾怕十二條不能兌現。幹部中有人有情緒。他們說：「搞一平二調時是上面刮起來的風，通不通，三分鐘，不通也得通。現在群眾批評，退物賠款難上加難，越想越冤。」「我們這些小兵小卒總是先挨當頭炮，刮共產風帶頭上陣，批共產風帶頭檢查。」 （未完待續）
（接上期） 五、幹部特殊化也成了風 由於政治經濟權力高度集中於各級黨委，幹部掌握著一切資源，權力的運用又沒有制衡，幹部們運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謀私是不可避免的事。在大饑荒期間，幹部特殊化主要表現在食品方面。幹部及其親屬多吃多佔，損公肥私比較普遍。幹部大吃大喝和農民的飢餓形成了強烈反差。本書在介紹各省情況時已有大量的介紹。這裡不再贅述。 六、「五風」是怎樣刮起來的 「五風」其所以成為全局性的災難，有颳風的，有跟風的。颳風的是風源，跟風使「五風」越刮越大，越刮越緊。 有人說風源是毛澤東，毛曾自己說過他是「始作俑者」；有人說風源是劉少奇，1958年夏秋之間，劉說過很多狂熱的話。不管怎麼樣，在當時中國那種制度下，下面刮不起影響全國的風潮。全國性風潮一般是由高層領導刮起來的，或者起源於地方（實際是地方官員揣磨中央的意圖而作為），然後由高層領導肯定或倡導刮向全國的。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對「五風」的形成過程講了一外故事：有一個人砌了一堵牆，粉刷得很乾凈，不讓任何人在牆上畫東西，他就在牆上寫了「此牆不準畫」。有一個人看了就寫了一句「我來畫一畫」，第三個人看了就寫了「你畫我也畫」，後來又一個人寫了「要畫大家畫」。這樣就成了一首詩：此牆不準畫，我來畫一畫，你畫我也畫，要畫大家畫。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這堵牆不是一個人弄髒的，「五風」不是某一個人刮起來的。 毛澤東「始作俑者」的事實本書已有充分的介紹。由於劉少奇在文革中受迫害蒙冤而死，出於對蒙冤者的同情，在以後的社會輿論和回憶文章中，常常把劉說成毛澤東的錯誤的反對者，是「右」的，是反「五風」的。其實不然。看了下面列舉劉少奇在1958年的一些言論，讀者就會知道，劉少奇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這方面的言論，本書其它章節已經有些介紹，這裡再作些補充：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織負責人的談話中說：「中宣部印了一本有關空想社會主義的資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為《大同書》寫的。康有為27歲（一說25歲）寫《大同書》，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等九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想法，在那時沒有實現的條件，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抓住了階級鬥爭，已經消滅階級或正在消滅階級的過程中，這樣，把空想社會主義者不能實現的空想實現了。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劉少奇這次還講到要消滅家庭。 在《大同書》中，康有為認為，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 1958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同《北京日報》編輯談話時說：「三、四十年之後，我看可到共產主義社會，你們看，要不要這麼長？」 「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現在開始實驗。恐怕不能像現在這樣，種地的凈種地，做工的凈做工，現在就要搞工農商學兵。」 1958年7月1日，劉少奇在首鋼視察時說：「總路線可以叫王法。只要不符合總路線的，通通破掉。」 1958年7月5日，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同工人談話時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就可以過」，「十五年超過美國的問題，其實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幹勁這麼大嘛！」「有這麼股勁，我看七八年就行。國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過英美就變成了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1958年7月19日，在天津地委向劉少奇彙報到高速度的糧食增產與生產基礎條件不相適應是當前一個重要矛盾時，劉少奇說：「鄉社合一怎麼樣啊，你們不是並社嗎，一鄉一社不好嗎？」「農業合作社，合在一塊，採取打亂平均的辦法，把道路一修，那個吃虧，那個佔便宜，好在你這裡土地多，大家搞的嘛，什麼你的。」「在並社時，『一鄉一社』、『政社合一』。」他說：「一個鄉一個社，將來是否叫社，農莊也包括不了，因為有工業、有學校、有商業、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實際上是共產主義的基層結構，這是組織起來的公社，有工業、有農業、有學校，生老病死都在這裡，這是共產主義公社。」 1958年8月6日，劉少奇派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帶著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河北省徐水縣搞共產主義公社試點，陳正人傳達了劉少奇同志關於搞試點的指示，還把康有為的《大同書》送給一些人。 中共徐水縣委作了一個《關於最近幾年全面躍進規劃草案》，送劉少奇看，少奇同志不僅在視察前看過，而且還記得非常清楚，於是少奇同志於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到徐水視察，作了許多深刻而全面的指示。由於徐水的公社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訴大家，全民所有制還並不是共產主義性質的……只有社會產品極大豐富了，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極大地提高和全民教育普及和提高，大家半天勞動半天學習文化，工農、城鄉以及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消失了，這才得以進入共產主義時代。不過，少奇同志對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熱情和幹勁，卻給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讚揚。 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少奇同志問鄉黨委書記：「秋後，即將實行糧食供給制，群眾擁護不擁護？」公社黨委書記連忙接上來說：「大家一聽說吃飯不要錢，都高興得跳了起來，有個老頭說，過去擔心受苦一輩子，怕吃不飽肚子，這下子可好了。」蘇州地委第一書記儲江同志在彙報中說：「群眾都非常贊成實行糧食供給制，他們說，『一個心思丟下了，一個心思又來了』。丟下的是幾千年愁吃愁穿的苦心思，又來的心思是怎樣把生產搞得更好，不然就對不起共產黨。」少奇同志對群眾的這兩句在，感到很有意思，他說：「這兩句話，兩個心思，很值得我們深思。有人擔心，實行糧食供給制，會不會增加懶人？蘇州農民的這兩句話，給我們作了最有力的回答。這說明他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情緒更加高了，生產更加積極了。這就是人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的表現，是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更加提高的標誌。」 劉少奇在9月27日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的報告中，對上述「兩個心思」又作了進一步的強調。他說：「從馬克思以來，從提出共產主義制度這個理想以來，就有人反對。反對的一條理由就是認為實行共產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就不願工作了，就要懶下來…….我們實行供給制，也有人怕『干不幹，兩斤半』。勞動人民不是這麼想的。他們想到實行供給制以後，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農民這句話證明，實行糧食供給制，不是使人家更懶了，而是使人更勤勞。」 在同一次講話中，劉少奇說：「農民吃飯不要錢，搞供給制，鄉社幹部勢必跟著走，鄉幹部一改，縣幹部、省幹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著改。地方上改了，軍隊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黨員幹部會上說：「我經過河北、河南、江蘇，都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贊成分配製度：糧食供給制加上工資獎勵。」又說：「如果要說供給制，標兵在那裡？五億多農民就是我們的標兵。他站穩了，他實行了供給制，其它所有人都要向他看齊。各級幹部、軍隊，都要向農民看齊，向他們排隊。」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劉少奇到山東壽張視察，不僅鼓吹共產主義，還相信下面幹部說的假話，並加以鼓勵。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裡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說提出了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主觀唯心論的口號。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道：「那麼作真有效果嗎？哈哈！你們可以養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嗎！」劉少奇很支持密植，看過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說：「你們這裡種大畦子的方法不錯！只要畦跟畦之間留個小壠道，能進去人就行。要鋤草、間苗的話，可以作個寸把寬的小鋤，也可以用鑷子夾。」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劉少奇到江蘇視察，在常熟縣和平人民公社，他參觀中稻豐產實驗田，他問黨委書記：畝產可以打多少？回答說：可以打1萬斤。少奇同志笑著說：「1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 劉少奇同志一再讚揚各地從公社裡組織大批「遠征隊」上山採礦，到城市鍊鋼鐵的做法。他說：「現在各地方鍊鋼鐵、採礦石、修水利都是採取大搞群眾運動的辦法，各人自帶工具、自備糧食，或者實行糧食供給制，或者半供給半工資制，這辦法很好，一個鋼鐵基地就集中了幾千幾萬人……這是一種共產主義精神，是新的勞動工資制度的萌芽，它給我們今後新辦工廠的勞動制度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道路。」 劉少奇這段話不僅助長了各地的瞎指揮，還對勞動制度的改革進行了誤導。9月27日，他在南京向黨員幹部的講話中，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說：「江蘇省有300多萬人鍊鋼鐵，大多是從農村調去的。他們搭起棚子就干，情緒很高，不扯皮，不鬧待遇，也不鬧什麼勞動保險，什麼工資太少。江蘇省只有50萬產業工人，現在鍊鋼鐵的有300萬。哪個大呢？是300萬大。這就為我們創造了一種新的勞動制度。鍊鋼鐵可以這麼做，是不是開紗廠也可以這麼做？比如，這個廠要兩千名工人，請你們哪兩個縣調兩千工人……那麼機械廠是不是可以這樣做呢？……共產主義勞動是沒有報酬的，因為你橫豎有飯吃，有衣穿，各取所需，不需要另一個報酬，而且是沒有定額的。」 我這裡羅列劉少奇一系列引起「五風」的言論，並不是說，「五風」的風源是劉少奇。也不是為了減輕毛澤東的責任，而是說明，自從批評「反冒進」以後，當時中央領導集團中的多數人是和毛澤東一致的，是支持毛澤東的。其中，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調子一致，他們有時還說出比毛澤東更激進的話。20多年以後，鄧小平回顧當年的情況時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何止沒有反對？實際是火上加油，推波助瀾。如果要追究「五風」的風源的話，那就是整個中央領導集團。當然，說中央領導集團有意刮「五風」那也不符合事實。他們的言行也是理想、制度的必然。他們的這些言行一層一層地放大、扭曲，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更有制度的原因。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風源」來自中央領導集團。在高度集權的制度下，中央一有動靜，下面的跟風者會成千上萬、風起雲湧。 在龐大的跟風隊伍中，有幾種不同情況，一是自覺認同的；二是被迫自保的；三是投機鑽的；四是盲目無知的；五是混水摸魚的。 自覺認同者中有一批是懷有共產主義理想的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盲目無知者，相當一部分是「熱血青年」，他們深信在「共產主義教育」中學到的一切，深信報刊上關於大躍進宣傳。這兩部分人在知識水平上是高低不同的兩極，但在跟風上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真誠」的贊同，他們表現得自覺而虔誠。他們在跟風過程有一種參與神聖事業的自豪感，有一種實現理想目標的責任心。但是，這兩類人在這些方面的「深度」和「高度」顯然不同。自覺認同知識分子和高級幹部有號召力，能發動群眾，關鍵時刻能提出新的口號，新的說法推動運動深入。無知的「熱血青年」，最為激進，最容易把事情推向極端，也最具有破壞性。這兩批人是跟風力量的中堅。 熱血青年，腦子裡只有輿論所灌輸的共產主義信仰，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們很容易被上級領導發動起來，不顧一切地去保衛某種價值。為保衛這種價值，他們無所畏懼。這種無畏是以無知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的每次政治運動，都是熱血青年打衝鋒，這是毛澤東所掌握的一支具有摧毀性的力量。他們易衝動，往往把事情搞得過火，只要這種過火不破壞政府的目標，這種過火是允許的，甚至被認為是可愛的。 被迫自保而跟風的，是不得已而為之。不跟風有可能被認定為「態度」、「立場」有問題，有可能犯「方向」、「路線」錯誤。右傾的帽子就拿在上級的手上，是可以隨時給戴上的，誰也擔當不起。在這批人當中，多數人不激進，但也有一些品質不好的人，為了給自己營造更可靠的保護層，也說出一些過激的話，做出一些過激的事。開始有的地方放「高產衛星」，並不是所有的幹部都信以為真，許多地方領導人起初都持懷疑和觀望態度，到了「浮誇」者得到了中央的稱讚，感到自己再不跟風就有政治危險時，才跟風放起了「衛星」。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持否定、批判態度者，開始只是少數人，經過一段時間你看我、我看你，尤其是看最高領導人的態度後，才「同仇敵愾」掀起「反右傾」的風潮的。跟風者知道自己的行為違背現實，也違背自己的心愿，但是身不由己或無可奈何。其中，有良心的人，在跟風過程往往伴隨著痛苦與不安，伴隨著對風潮嚴重後果的擔憂與焦慮。 一些投機鑽營分子，跟風是為了投領導人所好，是向上爬的手段。這固然與個人品質有關，最根本的還是中國的幹部人事制度造成的。幹部提拔，人事任免，不通過民主選舉程序，全由領導人說了算。只要主要領導人喜歡，仕途就暢通無阻。在這種制度下，看到上級喜歡畝產1000斤，他就來一個畝產2000斤。他的言行舉止，完全是為了取得上面的好感與歡心。他使出渾身解數去跟風，以求仕途通達。 在農村有一批素質極差的人，在任何政治運動中，總是打頭陣。毛澤東的《湖南運動考察報告》中稱這種人為「痞子」。沒有這些「痞子」，運動就打不開局面。所以毛澤東對「痞子運動」持肯定態度。在土地改革以及以後的「四清運動」中，這些人被稱之為「勇敢分子」。在公社以下的農村幹部隊伍中，就有一些這樣的人，他們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表現得十分激進，以求混水摸魚。對農民進行拷打，捆綁，各種違反政策的事，就是這批人干出來的。但有些事不完全是「痞子」干出來的，彭秀梅就是一例。 彭梅秀是湖南省長沙縣天華大隊黨支部書記，她不是壞人，只是「三面紅旗」的一個積極推行者。她是全國三八紅旗手，湖南省勞動模範、省人大代表。土改以來的各種政治運動，她都是分子。１９５２年她串聯了左鄰右舍六戶農民組織了互助組。秋後，六戶農民家家增產。「彭梅秀互助組」被評為全縣的模範互助組。以後的合作化中，她又帶頭緊跟中央，組織了初級社、高級社。省報和地報還經常有她的報道。我這裡提到她還因為她和劉少奇直接發生過衝突，作為風源人物之一的劉少奇認識已經改變，而她還沒有轉變。《渴望真話•劉少奇在1961》一書對她作了生動的介紹。現摘錄如下： 在大鍊鋼鐵時，公社下達天華大隊上交林炭的任務很重，按這個指標，得把山上的林木砍光。大隊黨總支副書記段樹成建議不要上交這麼多。彭梅秀一口否定，上交任務一斤不少，結果幾個山頭都剃了光頭。後來又沒有煉出鋼鐵，段樹成說「這是得不償失」。上級強調棉田成片，但那片棉田中間有幾丘冷浸田不適合種棉花。小隊幹部請示段樹成。段樹成回答說：「因地制宜吧！」結果，大片棉田中，有幾丘田種了水稻。大隊有個茶園，由於蟲害和乾旱，有些茶樹枯死，在茶樹間有一些空地。段樹成讓社員在空地上栽上了紅薯，以補茶場工人糧食不足。彭梅秀就上面三件事把段樹成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日夜批鬥， 車輪戰術，留黨察看兩年。 劉少奇到天華召開各種座談會，討論六十條，重點聽取對公共食堂的見。彭梅秀也參加了一次座談會。劉少奇說，「我們今天討論公共食堂，剛才已經學習過六十條，請談談你的看法吧。」彭梅秀拿起桌上的一本六十條，翻了幾頁，說：「劉主席，我們今天不說辦不辦公共食堂的事！」劉少奇微笑著說：「為什麼呢？」彭梅秀揚著手裡的六十條說：「第34條講得很明白，一切有條件的地方，生產隊應該積極辦好公共食堂，天華怎麼沒有條件呢？省里都在天華開過座談會。即使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辦。要不然，還算什麼紅旗大隊？公共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拆散公共食堂就是拆社會主義牆腳，不辦，那還算什麼社會主義？」劉少奇笑了笑，說：「過去我們的宣傳有點過火，也不能說不辦公共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重要的是實事求是，看有不有利於群眾生活，有不有利於發展生產。紅旗大隊更應該實事求是！」彭梅秀不假思索地說：「別人辦不辦，我不管，反正天華的公共食堂要堅決辦，積極辦！」 彭梅秀文化水平低，不知天高地厚，連劉少奇也不放在眼裡。她得知劉少奇找她的「政敵」段樹成了解情況，很不滿意。在屋裡摔東西，擔桌子，暴跳如雷。她衝到劉少奇和段樹成談話的屋子，要進去，被劉少奇的警衛攔在門外。彭梅秀大喊大叫：「劉鬍子，你到天華來搞我的名堂，我不怕你！」 此後的幾天，彭梅秀越來越不像話，對中央調查組的工作設置重重障礙，長沙縣委不得不將她調到另一個大隊任黨支部書記。幾天以後，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長沙縣委書記李滿成等上領導人到天華大隊開會，劉少奇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宣布彭梅秀工作調動的決定，同時宣布為段樹成平反。並由段樹成擔任天華大隊領導。就在這個時候，彭梅秀闖到會場來了，她哭著，鬧著，在地上打滾，破口大罵「劉鬍子」。 應該說，彭梅秀這樣的人是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忠誠骨幹，是核心力量，中國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就是靠這樣一些人推動的。 「風源人物」和大批跟風者又通過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聯繫起來，使「五風」的蔓延有了組織依託。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核心人物，一層控制一層，一層效忠一層。每次運動，都是通過這種層層核心力量，通過種種會議，實行全民動員，大搞「群眾運動」。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群眾運動，把它作為推動一切工作的手段。不僅在政治工作中用群眾運動，就是在科學性很強的工業建設中，也大搞群眾運動。作為工業指導思想的「鞍鋼憲法」中，就有「大搞群眾運動」這一條。其實，在極權制度下，群眾運動實質就是運動群眾。群眾運動背後總是以最高權力的意志為背景的。最高權力人物「運動」群眾打擊自己的反對力量，推行自己的意志。群眾運動是依靠權力系統層層發動的，在運作過程中有權力的操縱。被「運動」的群眾常常失去理智，失掉分析和判斷能力，處於一種盲目的亢奮狀態，黨指向哪裡，就打向哪裡，就出現了「過火」行為。只要這種「過火」只要限定在一定程度之內，最高當權者是樂觀其成的。在「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往」思想的指引下，這種被「運動」起來的無知者，對一切反對力量和反對意見形成摧枯拉朽之勢。 有了風源，又有了跟風者，如果沒有輿工具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還不足以颳起持久的影響全國的「五風」。上面介紹的種種跟風人物，都是在輿論工具的鼓動下行動的。甚至風源人物也受到輿論工具的影響。這裡說的輿論工具，不僅是報紙、電台，還包括文藝工、教育、社會科學。輿論工具的動員作用是「五風」大面積成災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的新聞、文藝、教育、社會科學研究，都是中國共產黨嚴格控制下動員群眾的工具。在全體人民中樹立共產主義世界觀，批判一切非共產主義思想，是這些機構的任務。教育工作從很小的年齡就開始灌輸，在一張白紙上印上最初的印記；文藝工作者則編織動人的故事，改變人們的感情；社會科學研究，則用共產主義理論「武裝」群眾，從深層次改變人們的認識；而新聞則無時無地的用「事實」教育群眾，開成強大的攻勢。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都是知識分子。建國以來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多是針對知識分子的，一些獨立思考的人士幾乎被掃蕩以盡，能留在工作崗位上的，不是順從者就是沒有良知的文人，或者是建國以後中國共產黨培養的只知道共產主義不知道其它的年輕人。這些在輿論崗位上的知識分子在宣傳共產主義以及「三面紅旗」時，不僅幹勁十足，還富有創造性。 輿論工具說假話不臉紅，因為也是有理論根據的。 當時新聞界常用的理論是： 「現象和本質」。你看到的雖然是真實的，但只是表面現象，不是事物的本質。記者明明看到了真實情況，卻常以「不是事物的本質」的理由被編輯部否定。明明是與現實相悖的報道，卻因為它說出了事物的「本質」，而得到肯定。當然，什麼是本質，只有權力最大、地位最高的人才能把握。 「局部和全體」。不能只看一個局部，要從全局上看問題。你雖然看到了真實情況，如餓死了人，但這只是一個局部，不能代表整體情況。缺點只是「一個指頭」，而「九個指頭」是好的。你如果過份強調了局部，就有可能犯「否定整體」的錯誤。當然，普通百姓、一般記者，是不可能看到全局的，領導地位越高，全局眼光越好。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做事，說話，寫文章，要代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雖然你看到了眼前一些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雖然多數農民的現實利益受到了侵害，但這有利於他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誰能了解什麼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呢？普通百姓，小知識分子，當然沒有這個能力。只有最高當權者才有這個認識水平。 「事實選擇的階級性」。世間事物是十分複雜的，同一個問題包含著很多不同的事實。說話、寫文章就要選擇事實。選擇過程就體現了一個人的立場，體現了他代表誰的利益。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對「三面紅旗」懷有強烈階級感情的人，在寫文章、說話時，決不會選擇不利於無產階級的事實。而選擇「黑暗面」的事實，批評「三面紅旗」的人，他的立場、感情一定有問題。 這些「本質」、「整體」、「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的理論，把判斷是非的權力完全集中到最高領導人手裡，下面的人只能聽命從事。「事實選擇的階級性」既是方法，也是一把刀子，人們思考問題、寫文章時，只能選擇反映「光明」的事實，不能選擇反映「黑暗」的事實。所以，報紙上只能一片叫好，沒有一絲批評的聲音。 輿論一律，理論一律，文藝、教育也是一律。全國上下只有一個聲音，沒有「噪音」，沒有「雜音」。「五風」也就一致地颳了起來。 在思想輿論控制和信息封鎖的條件下，開動所有的輿論機器，長期宣傳一種價值，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崇高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的攻擊。 七、「五風」屢禁不止 對以「共產風」為主的「五風」，毛澤東在1958年底就有所察覺，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就指出「共產風」「引起了農民的極大恐慌」。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清理「共產風」，「五風」有所收斂，但不久又颳了起來，廬山會議反右傾以後颳得更厲害。 1960年11月3日，湖北省沔陽縣委報告，從1958年下半年以來，雖然對「共產風」年年處理，但始終沒有停止，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刮，而且越刮越嚴重。開始，只有縣、公社、生產隊刮，到後來，省、專兩級也刮，社員和社員之間也刮。開始刮大的，如土地、房屋、資金、糧食等，到後來，就像群眾說的，「見錢就要，見物就調，見屋就拆，見糧就挑」，「上至樹梢，下至浮土」什麼東西都刮到了。生產隊變成了「一口破鍋」、「一個爛攤子」。 9月18日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王延春給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省長張體學的信中說，在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自留地等問題最為嚴重。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許多生產隊粗算了一下，「共產風」的各項損失，人均達50元左右，多的達一百多元，相當於社員一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生產瞎指揮的問題，嚴重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這個公社的幹部，採取了靠電話統一指揮生產的辦法，公社統一安排農活，全社一齊行動，群眾稱為「一刀切」的領導方法。糧食方面較普遍的問題是征過頭糧。有的生產隊還幾次壓縮社員的自留地。社員的積極性受到嚴重挫傷，糧食連年減產。 毛澤東大概不僅看到來自湖北省沔陽縣的報告，中共中央再一次下定了剎住「五風」的決心。1960年11月15日，毛澤東起草了《中共中央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 發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報告一件，湖北省沔陽縣總結一件，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糾正錯誤後新情況報告一件，供你們參考。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省委自己全面徹底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經過試點然後分批推廣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下決心的問題，要地、縣、社三級下決心（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首先要省委一級下決心。現在是下決心糾正錯誤的時候了。只要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根據中央十二條指示，讓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即十二條），又把政策交給群眾，幾個月時間就可把局面轉過來。湖北的經驗就是明證。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將招集你們開會，聽取你們的彙報，請你們對自己的工作預作安排。 對「五風」一刮再刮的問題，毛澤東有過反思，他認為是中央自己思想混亂，而造成下面思想混亂。他說： 這幾年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一方面我們搞了十八條 ，十四句話， 也搞了六條指示 ，這些就是為了糾正「共產風」，糾正瞎指揮風；另一方面，又來了幾個大辦，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又大颳起「共產風」。這就是前後矛盾，對不起來。雖然我們沒有叫大家去平調，但沒有塞死漏洞。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很重要。以後不要前後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現在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是，廬山會議後，估計今年是好年成。一以為有了鄭州會議決議，有了上海會議十八條，「共產風」壓下去了，對一個指頭的問題作了解決；二以為反了右傾，鼓了幹勁；三以為幾個大辦就解決問題了；四以為年成逢單不利逢雙利。沒有料到，1960年天災更大了，人禍也來了。這人禍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調比1958年厲害，1958年只有四五個月，今年是一整年。敵人破壞也增加了，大辦也不靈了，「共產風」大颳了。問題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業，縣以上工業抽調了五千萬勞動力。1957年是2400萬，1958年是4400萬，1959年和1960年又增加了600萬，合計比1957年增加2600萬。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