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終結」：Coles黃油雞烤雞即將下架
2026 年 10 月 24 日
（接上期） 195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中共中央的按語是： 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這實際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在廬山會議以來，在反右傾，鼓幹勁，保衛黨的總路線鬥爭中，已開始把這些反動的、醜惡的東西大量地揭露出來，請你們認真注意，徹底加以批判。 這個文件不僅把1959年春夏的一些糾偏措施全部否定，還說成是「猖狂地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 在城市反右傾的同時，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兩條道路的鬥爭。中共中央還多次批示、轉發各地的鬥爭經驗，說「這場鬥爭是十年來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是一場很激烈很深刻的階級鬥爭。」「農村中一部分富裕中農和幹部當中的少數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並且根本反對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如果不把一部分富裕中農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進一步鞏固，農業的繼續大躍進和貫徹執行黨的匯流排路也是不可能的。」 在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把1958年以來出現的嚴重問題，都說成是「右傾」造成的。中共四川省綿陽地委的一篇報告中說：「綿竹縣興隆公社是全縣土地最肥沃、水利條件最好的米麥之鄉，但是在以黨委書記丁仁發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害下，糧食竟減產30.8%，生豬減少51%，耕牛死亡12%，社員出勤率只有50%。又如青川縣蘇河公社，因為資本主義傾向嚴重，田地荒蕪，連年減產，疾病流行….」報告說，反右傾運動就是要「給鐵打的人民公社再包一層鋼，給大躍進的車子再加足油！」這樣以左反左，後果越來越嚴重。 在這場鬥爭中有多少人受到批判？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 顯然，這個數字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全部。 1962年5月11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甄別平反時說：「現在全國已經甄別平反的地區，是有數目的。譬如河南40萬，實際不止。全國估計總有一千萬。影響的人數總有幾千萬。」 反右傾鬥爭使幾千萬人受到影響。1957年反右派鬥爭，封住了知識分子的嘴；廬山會議封住了高級幹部的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又封住了更多人的嘴。從此以後，中國就成了真正的「一言堂」了，全國只有一聲音，就是毛澤東的聲音。不管他說什麼，都是「最高指示」。對他說的話，「理解要執行，不理解發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反右傾鬥爭是和保衛「三面紅旗」結合在一起的，因1959年上半年有所收斂的「共產風」，「浮誇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又重新颳了起來。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反瞞產私分相結合，和完成糧食徵購任務相結合，這更加劇了農村糧食短缺，加劇了饑荒。 因此，1959年繼續餓死人，1960年出現了餓死人的高峰，1961年飢餓死亡的情況還在繼續。這時毛澤東才說： 廬山會議後，我們錯在什麼地方呢？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紀要、上海會議十八條的精神，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要搞到連隊，地方不要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有一點悔過之意，但他對錯誤的認識多麼膚淺！ 第二十二章 糧食問題 要研究中國的大饑荒，必須研究中國的糧食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糧食短缺就成為十分突出的問題。用國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業化，增加了城市對糧食的需求；強制性的農業集體化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減少了糧食的供給。糧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資源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對極為短缺的糧食，中央政府對其生產和分配實行直接管理。控制越嚴密，糧食越短缺；糧食越短缺，控制更加嚴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進行著一次又一次的「糧食戰爭」：這種「戰爭」每年一次，到1959年以後，天天、月月都有。這是政府和農民的戰爭，是工業和農業的戰爭，是城市和農村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傷亡的大多是農民。被國家機器嚴密控制了的農民是弱者。為了糧食，農民成了政府無限壓榨的對象。政府一感到糧食緊張，「徵購任務必須完成」這句號令，就會迅速被政權機器物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這種物質力量層層放大，到農民那裡就成了巨大的災難。 1958年以後的大饑荒，是在糧食統購統銷的制度背景下出現的。統購統銷，消滅了糧食市場，扼殺了使糧食增加產量的市場動力；統購統銷，剝奪了農民取得食物的權利，每一餐飯都仰仗政府供應。集體經濟，又剝奪了農民通過個人的加倍勞動，生產食物的權利。統購統銷和集體經濟又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必然。從這個意義上說，大饑荒是計劃經濟制度的必然。 一、統購統銷以前的糧食情況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城鎮總人口由1949年的5765萬增加到1954年的8249萬，5年增長了43%。 而糧食部統計的1953年城鎮人口為9182萬，這是從糧食供應的角度統計的，比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的數字多一些。以糧食為原料的工業的發展，對糧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國家對糧食的徵收和統購數由1950年的355億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億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還不能滿足城市的需要。中央14個直轄市（京、津、沈、旅大、撫順、鞍山、本溪、長春、哈爾濱、西安、上海、武漢、廣州、重慶）的糧食銷售量，以1950年為100，1951年為147，1952年為228，糧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銳。 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這個糧食年度內，國家的糧食收支出現了40億斤的赤字。6月30日，國庫存糧由145億斤減少到105億斤，特別是各大城市糧食庫存大幅度減少。隨著工業建設的發展，城市人口繼續大幅度增加，糧食供應形勢日益嚴峻。1953年6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的糧食組的結論是：問題很大，辦法不多，真有點難以為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結束了幾十年的戰爭，加上土地改革，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是逐年增加的，糧食產量以1949年為100，則1950年為117，1951年為128，1952年為145，1953年稍高於1952年，1953年糧食產量已超過戰前最高年度的10%。但是，國家徵購的增長高於糧食產量的增長。而國家徵購的增長又趕不上城市對糧食需求的增長。1953年，需要國家供應的商品糧的人口為24788萬人，需要商品糧總數為659億斤。詳見表22-1，此外還有軍糧和出口糧食。國家徵購糧食721億斤，和1952年相比，產量只增加1.44%，而徵購數量卻提高了20.1%。 表22-1 1953年城鄉需要商品糧供應的人口和數量（貿易糧） 表格22-1 表22-2可以反映出國家徵購數食數量急劇增長的情況。國家從農民手中拿走的糧食（農業稅-即徵收加上收購），1950年占產量的13.45%，1953年增加到21.77%。這是統購統銷以前的數，我們將會看到，在以後的年代，這個比重將會大度提高。 表22-2 1950-1953年全國糧食徵購與產量的比較（單位：億斤） 表格22-2 當時糧食緊張，除了城市人口和工業用糧增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糧食進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麵粉工業的原料有相當一部分是進口小麥。據交通大學研究所的調查統計，從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進口洋麥2516956擔，上海麵粉工業所用的洋麥占其麵粉產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個半月用洋麥作原料。自1931年以後，洋麥入口激增，低價傾銷我國。上海進口洋麥數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個月中有10個月用洋麥作原料。 1949年以後，停止了洋麥進口，還有少量糧食出口。糧食部長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自豪地說：「我們扭轉了50多年來依賴洋米、洋麥的進口趨勢，米麥反而有一些出口」。 為了搞好糧食平衡，1952年成立糧食部。像財政部收錢、保證財政收支平衡一樣，糧食部收糧，保證糧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儘可能多收，儘可能少賣。在統購統銷之前，糧食部和糧食商人爭糧，統購統銷以後，糧食部就和農民爭糧。糧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糧食收購和銷售情況。糧食部成立之初，還沒有進行城鄉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沒有搞統購統銷，還有糧商，有糧食自由市場。因此，國家必須和私商爭糧。來自公糧徵收和市場收購的比例，1951-1952年度為61：39，1952-1953年度為56：44。當時估算，1953-1954年度，國家需要掌握糧食700多億斤，除了農業稅可以拿到275億斤以外，還需要收購431億斤（上年度實際收購243億斤）。光靠市場收購這麼多糧食是不可能的。 章乃器在上述發言中認為：「我國糧食問題的本質，反映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小農經濟和自由市場的矛盾；反映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道路與農民自發勢力的矛盾……歸根結底，是反映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之間的矛盾」。作為一名黨外人士的糧食部長章乃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的這一看法，顯然是代表了當時權力主流的看法。這種看法表明，統購統銷和農業集體化是計劃經濟的需要，這勢必加劇政府對農民的壓榨。 二、統購統銷以後農民基本沒吃飽過 面對糧食短缺的尖銳矛盾，毛澤東讓中央財經委員會拿出辦法。中財委負責人陳雲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時，各城市糧食進一步緊張，此時陳雲顧不得養病，急忙趕回北京。中財委開始提出8種方案，最後選定統購統銷的方案。陳雲1981年回憶說：「我下決心搞統購統銷，鑽了兩個禮拜。那時候許多同志不贊成……到了十月一號，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跟毛主席講，不搞這個我們沒有出路。」 所謂統購統銷就是藉助政權的強力，把全部糧食都置於政府控制之下。農民生產的糧食全部賣給國家，所需要的糧食全部由國家供應。農民自己食用的數量也得由國家批准後才能留下。全國城鎮5000多萬個家庭每家一個糧本，憑糧本供應糧食。在市面上沒有國家的糧票買不到一口吃的。這種作法當然會引起農民的強烈不滿。1953年10月10日，在全國糧食會議上陳雲說：「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後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一個，都是危險傢伙。」 在專制制度下，剝奪和保障是並存的。中央政權剝奪了老百姓的勞動成果，但給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從陳雲肩擔兩個「炸藥包」的體驗可以看到，一個政權想為其被統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難的。政權不是萬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難很難的。所有的國家主義者都輕視了這種困難。 1953年10月2日晚，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了陳雲的彙報，採納了陳雲的建議。除國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糧食買賣。農民的糧食只能賣給國家，不能賣給他人。《中共中央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中規定，「所有收購量和供應量，收購標準和供應標準，收購價格和供應價格等，都必須由中央統一規定或經中央批准」。統購統銷不僅是解決城市糧食問題的手段，也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全國自耕農戶有1億萬幾千萬戶。國家直接向一家一戶收購糧食遇到了技術上的困難。於是，把分散的農戶組成合作社就成為必要。農業集體化，不僅是社會主義理想的需要，也是糧食統購統銷的需要，即國家控制糧食資源的需要。 在統購統銷中，國家規定了城鎮人口每月的糧食定量。各省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餘地，在國務院規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糧食定量略低於國家的定量。 表22-3 1956年每人每月的糧食定量（單位：市斤） 表格22-3 今天看來，城鎮這個定量並不低。但當年副食供應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糧食是人們熱量的主要來源。雖然城鎮居民總是感到飢腸轆轆，但對農民來說，這種有保證的糧食定量是一種求之不得的特權。 統購統銷是1953年12月實行的。在農村的口號是，把餘糧賣給國家。實際上，地方官員為了超額完成徵購任務以顯示自己的政績，農民賣掉的不是餘糧，而是被強制性地把口糧、飼料和種子也賣掉了。 1954年9月，糧食部長章乃器在上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關於糧食問題的發言中說，1953年7月-1954年6月糧食年度，糧食收購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77.78%，1954年6月底以前的庫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這僅是統購統銷實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長說糧食庫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51%，這是事實的一面。但是，還有事實的另一面，即由於糧食需求增加，使庫存逐日減少。當時，糧食部和中央財經辦公室提供了1954年全國糧食庫存減少的數據： 4月6日庫存為477.93億斤； 4月9日庫存為469.61億斤； 4月12日庫存為465.79億斤； 4月15日庫存為456.52億斤； 4月19日庫存為446.42億斤； 4月23日庫存為434.50億斤； 4月28日庫存為422.81億斤； 4月30日庫存為416.56億斤； 5月6日庫存為400.54億斤； 5月10日庫存為389.43億斤； 5月13日庫存為378.96億斤； 5月17日庫存為370.20億斤； 5月20日庫存為360.77億斤； 5月24日庫存為352.84億斤； 5月27日庫存為346.02億斤； 6月10日庫存為317.38億斤； 6月22日庫存為301.98億斤； 6月30日庫存為298.92億斤。 中央財經辦公室和糧食部緊鑼密鼓地向中央提出這樣一組數字，有如一次次警報，可見當時主管糧食的幹部們心情之急。國家領導人眼看著全國糧食庫存從477.93億斤逐日降到298.92億斤，心裡也一定無比焦急。這種焦急的心情將轉化為加強對糧食的統購力度，轉化為統購指標的提高。 第二年，統購任務進一步提高，1954年6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給糧食部的計劃是：徵收309.8億斤，收購569.73億斤（指標分配到各大區）。二者合計879.53億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1.98%， ，而1954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災。 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在湖北省浠水縣農村，那時由於打場後糧食全部被強迫賣給國家了，秋收後一個多月，農民就沒有吃的。這時鄉政府不得不再開供應糧食的條子，農民拿著條子去買糧食。每到星期天，我們這些小學生都到三里以外的鄉政府去排長隊開條子，每次只開五斤到十斤。我們拿著這寶貴的條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糧庫去排隊買糧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來，我的家鄉還算幸運的。為了完成過高的徵購任務，有的地方，對沒有完成徵購任務的農民隨便扣上種種「帽子」進行鬥爭。封門、搜查、捆綁、吊打的情況在不少地方均有發生。有關文獻記載：「廣東省新會縣蓮溪鄉黨支部在縣委負責同志指示下捆綁農民，全鄉捆綁了八九個人，鄉幹部拿著秤挨家挨戶收糧食，不賣的當場綁起來。將一名用糧食餵鴨子的中農進行鬥爭。甚至沒收了不賣餘糧的農民的土地證。高要縣第九區在購糧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戶。湖南全省因購糧問題被迫自殺者111人。」 據糧食部統計，1954年統購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殺566人，自殺未逐35人，送糧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殺。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顯然，這個數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5年2月2日《華南分局關於目前農村緊張情況與措施的報告》反映實行糧食統購以後，農村的緊張情況：一，在購糧運動後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發生農民大量殺豬殺鴨的情況。二，在中山、新會、南海等部分地區，發生農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證，認為這些土地產量低，負擔不起購糧任務；三，農民吃不飽，生產積極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農民對糧食問題顧慮很大，中山縣港口鎮附近的農民在晚間偷偷去看糧倉中的糧食是否運走，農民看到調運糧食的船開走後站在河邊哭泣。沒有領到購糧證的缺糧戶到幹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對黨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種不滿情緒。「辛苦一年沒得吃」，「共產黨好是好，但是現在整死了」。這篇報告還透露曾發生過群眾性暴亂事件――「中山港口事件」。 1955年4月22日，國務院第一辦公室提供的幾篇題為《關於農村糧食緊張情況的調查》中反映，山東鄆城縣按實際產量只能購餘糧2022萬斤，上級下達了3300萬斤任務，實際完成2900萬斤。由於任務過重，幹部強迫命令，比較普遍對群眾捆打遊街。三區一副區長在彭庄鄉陳庄領導秋購中，造成自殺3起。區幹部在楊庄集逼糧，打8人，扒衣服挨凍16人，嚇跑3人，一些群眾不敢在家裡睡覺。鄆城縣自統購統銷以來，曾發生兩起群眾騷亂。浙江金華地區在糧食徵購中，違法情況嚴重。據東陽、義烏、浦江、金華、蘭溪、壽昌、建德、湯溪、淳安等9個縣統計，共有570名幹部有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行為。其表現：搜倉、封倉、封碾257戶；非法關押、鬥爭、捆綁、吊打、刑訊逼供農民178人，罰款24戶。 浙江省1954年糧食產量141億斤，徵購共51億斤，佔總產量的36%強。由於統購糧食任務重，農民頂牛，幹部強迫命令。1955年糧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掃了幾年尾欠。全省公糧完成112%。統購中頂牛，死了134人。龍游縣因糧食供應不足餓死4人。衢州地委副書記到開化縣一個村了解，全村72戶，只有3戶有飯吃，農民吃樹皮、草根，臉色青腫。開化縣126個村，這樣的村有39個。農民說：「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出來了。」杭縣開擴大幹部會，鄉村幹部哭的就有20多個。上面批資本主義尾巴，群眾罵不實事求是。 另一報告也反映了浙江統購統銷以後的情況：「現在豬、羊減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賣傢俱，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呈不穩之象。」 在統購統銷初期，出現了大量的反抗和嚴厲懲罰。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決定：「對破壞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反革命分子，應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治罪」。 雲南在統購統銷實行初期，發生過批鬥農民，導致多起死人事件，也發生過暴力抗拒。 四川省德昌縣在1954年成立「保衛糧食統購統銷辦公室，」召開群眾大會25次，判決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 。1953年四川石柱縣法院與公安局組成「保衛收購辦公室」召開公判大會9次，判處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 1954年福建省邵武縣發生群眾騷亂，定性為「反革命煽動群眾，破壞糧食統購統銷」，逮捕114人，16人被處決，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 大量的農民反抗事例表明，農村糧食的確緊張。糧食部門怎樣看農村糧食緊張呢？1955年糧食部為李先念副總理起草的報告 中是這樣說的： 有人認為，今年春季，我國農村糧食情況的某些緊張，主要是由於國家統購的糧食過多了。是不是這樣的呢？不是的……兩年來糧食統購數量我認為沒有超過農民可能的限度。我們供應給農村的糧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還要我們多銷，那是說不過去的。」報告列舉了地主、富農鬧糧的例子後接著說：「農民叫喊缺糧食是虛假的，都是農民自發勢力的叫喊。」「糧食緊張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糧食32億斤，1954年出口39億斤，為了進口機器設備，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糧食部門這種與事實不符的看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左右了國家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不管農民怎樣發出飢餓的哀嚎，上面都當成是自發勢力的叫喊，而當時認為農民中間的「自發勢力」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勢力，甚至當作反革命煽動的結果。情況最嚴重的可能要算廣西。由於虛報產量，徵購過多，1955年廣西餓死的人數以千計。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據統計，1957年6月國務院52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1956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同時，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1956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一舟撤銷黨內外職務，3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有的幹部不服，認為餓死人是統購統銷造成的。說這些話的幹部被開除黨籍。 三、「大躍進」前糧食就很緊張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國糧食工作會議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開，會議由陳雲、李先念主持。這是1957年的第二次糧食會議。不當家不知柴米貴。這兩位主管糧食的最高領導人深受糧食緊張之累。陳雲首先在會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億斤庫存。虧得四川調入了50多億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國可供調撥的糧食極少，已經發生了調度不靈的情況。如果再遇到一個災荒就不行了。現在看來，國家的糧食庫存，要能夠應付兩個災年才行。我們能夠對付兩個災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穩定的。 兩個災年需要多少庫存呢？這次會上分析，國家應付一個災年需要430億-450億斤庫存，應付兩個災年需要480億-500億斤庫存，最好能有600億斤庫存。 李先念在這個會上介紹了1956-1957年度糧食收支情況。這個年度計劃徵購801億斤，實際徵購了833億斤，實際徵購數比上一年度的860億斤減少了27億斤，因為這一年災害較大。在糧食支出方面，銷售計劃是743億斤，實際銷售833億斤。比計劃多銷了90億斤。 比上一年實際銷售多出了132億斤。多銷了糧食是因為災年。另兩項支出是出口和軍糧。出口計劃是48億斤（包括大豆），實際出口43.76億斤，軍糧計劃是23億斤，實際是17.2億斤。以上三項支出總共為894億斤，比收入（即徵購）多出了61億斤，只好挖庫存填平。去年6月底庫存為427億斤，今年6月底庫存減少到366億斤，連一個災年都應付不了。庫存再不能減少了。 李先念說，現在城鎮人口逐年增加，今後城鎮的糧食供應每年大約要增加二三十億斤，即每年銷量要增加6%左右。怎麼辦？一要堅持「三定」（即一級一級政府向下定產量，定收購數，定銷量）為基礎；二要增產增購；三要堅持統一調度；四要堅持先公後私；五要嚴格控制銷量；六要加強政治工作。明眼人一看便知，這六條歸結起來就是一條：加強政府對糧食的控制，多徵購，少銷售。 當時全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陳雲在8月31日的講話中說，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和糧食購銷工作結合起來，用社會主義教育推動糧食收購工作。乘著社會主義教育和年景較好的機會，應當多收一點糧食。陳雲傳達毛主席的話說，正常年景糧食徵購不得少於850億斤。 這次會議初步認定1957-1958年度糧食徵購計劃為856.32億斤（貿易糧），銷售計劃為757.20億斤，財政供應糧食（即軍糧）18億斤，出口36億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億斤補進庫存。1斤貿易糧大約相當於1.15斤到1.2斤原糧（這個折算範圍依原糧質量好壞而定）。國家徵購的都是貿易糧，而給農民的口糧都以原糧計算。社會主義教育實際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把大批判和糧食徵購結合起來，強化了徵收過程的暴力性。 但是，糧食會議上定的計劃遇到各省的抵制。經過中央和地方反覆討價還價，在1957年9月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國家對糧食徵購計劃減少到852億斤，銷售提高到767億斤，再加上出口和軍糧支出，庫存只能增加31億斤。陳雲在會上說，據農業部估計，1957年全國糧食產量可達3685億-3700億斤，比上一年增產35億-50億斤。從中央到省到專、縣，層層下達季度、月度統購統銷指標，專、縣兩級只能執行，不能改變指標。省里可以改變指標，即對中央下達的徵購指標稍加提高，對中央下達的銷售指標稍加壓縮，為省里留下一定的調劑餘地，省里改變指標可以先斬後奏。又經過和各省領導人的討價還價，原來的852億斤的徵購指標還是不能落實，減為847億斤。李先念根據毛主席「壓縮銷量」的指示，將銷量由原來的767億斤，減為748億斤。軍糧18億斤和出口36億斤不變。中央與地方的這一輪博弈，中央取勝：中央庫存增加計劃由原來的31億斤增加到45億斤。 中央這樣堅決地壓縮銷量、確保庫存增加45億斤，是迫於形勢的壓力。1956-1957年度，糧食收入（即徵購）只超過計劃19.2億斤，而銷售卻超過計劃77億斤，使得出口計劃沒有完成。國家庫存減少過多。 進入1958年，糧食購銷形勢使中央政府更加焦慮。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做好糧食購銷工作的指示》（中發[58]104），這個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任務相當艱巨，現在個別地方有些農民開始鬧糧，其中有些是真缺糧，有些是假缺糧。中央要求銷售糧食力爭不要突破計劃，收購糧力爭超額完成任務。在這期間，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後的實際結果是，徵購920.11億斤，銷售842.09億斤。徵購比計劃增多，銷售比計劃減少。在博奕中還是中央佔優勢。 表22-4 「大躍進」以前糧食產量和徵購情況（單位：億斤） 表格22-4 統購統銷以後，徵購糧食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比實行統購統銷以前提高了10個百分點左右。從表22-4中可以看出，1954-1955年度徵購比重最大，多收了70億斤糧食，後兩個年度的徵收數不得不下降。由於每年征了「過頭糧」，不得不再返銷給農村。每年銷給農村的糧食高達40%以上。這些糧食在城鄉之間往返運輸，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儘管浪費，國家先把糧食抓到手比較穩妥，「過頭糧」還是年年征。返銷給農民的糧食比「過頭糧」要少。 表22-5 「大躍進」前返銷回農村的糧食數（單位：億斤） 表格22-5 在「大躍進」以前，在糧食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每年有40多億斤糧食出口，用於換取外匯進口設備。這些糧食都是從農民的牙縫裡擠出來的。 表22-6 「大躍進」以前糧食出口情況（單位：億斤） 表格22-6 1957年，在糧食徵購中國家和農民間多年的「頂牛」現象有所發展。各地要求提高農村用糧標準的呼聲很高，有的地方發生農民集體搶糧，不少地方出現成群逃荒，耕牛瘦弱病死。冀、魯、豫、皖、蘇（北）五省「頂牛」現象最為尖銳。城市反右派鬥爭，農村也開展「大辯論」。農村「大辯論」的主題是「明辨糧食問題上的大是大非」。例如，湘西兩個地區的「糧食統購統銷問題辯論要點」是：一，糧食統購統銷好不好？要不要？二，口糧標準低不低？國家是不是卡農民？三，糧食統購統銷任務要不要完成？增產應不應該增購？四、計劃用糧和節約用糧能不能做到？通過大辯論，益陽超額完成了早稻、中稻徵購任務。 明為辯論，實際是為徵購糧食施加政治壓力。對上述辯論題目誰要作出與政府意見不一的回答，誰就要成為被「辯論」的對象。當時中央和地方報紙上發表大量的文章和新聞報道。例如：《統購統銷好得很――駁右派分子》，《反對統購統銷就是反對社會主義》。 輿論工具告訴農民：再「頂牛」就有當右派的危險。 （未完待續）
隆慶四年（1570年）冬季，一名年輕的蒙古貴族帶著家人及親信十餘人騎馬來到大明邊關城下，說要向明朝投降。投降的起因很簡單，也很有趣——自己心愛的姑娘被親爺爺俺答搶走了！ 明朝大同巡撫方逢時敏銳嗅到了不同尋常的氣息——這不是一般的納降，它要麼引發重大的危機，要麼成為重大的契機！於是他即刻將此事告知宣大、山西軍務總督王崇古，提醒道：「機不可失也！」王崇古聞訊，知曉事關重大，與方逢時商議，欲以此人要挾俺答。 一起爺孫倆爭老婆的家庭矛盾何以上升至軍事與外交重大事件？他們爭搶的女人是誰？張居正與王崇古、方逢時又將如何應對這一外交事件？ 上期講到張居正在國防上的卓越成就，本期作為國防話題的插曲，透過一段好笑且極富啟迪意義的故事，進一步了解張居正等人的智慧與才華。該事件堪稱外交談判的教科書級範例，至今仍值得許多政商界人士參考，也是晚明歷史上和平解決爭端的成功案例。 下面就來詳細講一講究竟是怎麼回事。 上期講戚繼光守邊的時候提到過俺答。俺答是16世紀蒙古族中的一個汗，他南征北戰，經常南下侵犯大明邊塞。特別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他率蒙古軍包圍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開放邊貿，史稱「庚戌之變」。所幸那次進犯沒有攻破北京，也沒有引發亡國的影響，因為蒙古軍隊擄掠後自行撤退了。雖然北京和整個大明王朝之後照常運作，但「庚戌之變」給君臣百姓心理上留下的影響仍然可觀。從那以後，大明與俺答時戰時和，傷害力大，侮辱性也強，嘉靖皇帝甚至因此「終夜繞床，不能安寢」。 庚戌之變20年後，那個追求長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已經駕崩數年了，隆慶帝在高拱和張居正等能臣輔佐下迎來回升之勢。隆慶年間雖然張居正尚未開始改革，也不是內閣首輔，但兵部許多事由他負責，從隆慶一朝開始，大明邊防已有改善，今非昔比。像上文提及的王崇古、方逢時等軍事人才受到重用，明蒙雙方易勢，俺答已經難以像之前那樣囂張。不過，要想徹底解決俺答問題，仍需要合適的時機與合適的人。 如今，天助大明，合適的人和時機都出現了。 （圖：Adobe Stock） 俺答有一個孫子名叫把漢那吉，幼年喪父，從小跟著奶奶長大。俗話說，上帝為你關閉一扇門的同時，一定會給你打開一扇窗，把漢那吉雖然從小失去父愛，但有幸組建一個幸福的小家庭，娶妻後又愛上一位美貌多才的女子——也兒克兔，於是聘她為側妻。《明史紀事本末》稱也兒克兔是俺答長女啞不害所生，但該說法受到史學界質疑，有學者稱事實根本就不是娶外孫女。此爭議非本文重點，不多提。 也兒克兔這個名字可能不容易記，但她還有一個名垂青史的響亮漢名：三娘子。如果您沒聽過她的漢名，不要緊，有一座城市您一定知道——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也被稱為「三娘子城」，因為該城就是她協助俺答建的，她後來也長期住在此處。 三娘子不是一般的美女，她不僅繼承了蒙古人善騎射的傳統，也仰慕漢文化，飽讀詩書，聰慧過人。原本她與把漢那吉之間可能將有一段長久的婚姻，但爺爺俺答也喜歡上她，橫刀奪愛。《明史》對喜歡的原因寫得乾脆明了：「俺答見其美，奪之。」原來純屬垂涎美色。 把漢那吉被爺爺橫插一腳，悶悶不樂，越想越氣，於是早吳三桂70多年演繹「衝冠一怒為紅顏」，便有了開頭降明的那一幕。 （圖：Adobe Stock） 王崇古和方逢時經商議後寫出一份報告，但還沒來及遞至朝廷，張居正的信函就到了。他在信中催問：「彼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望即密示，以伸所聞。」由此可見張居正的效率之高、情報能力和責任心之強以及遠見卓識，他也敏銳意識到這絕非一次普通的來降。 王方二人向朝廷上奏疏，闡述了建議之策： 「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為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眾繼降者，處之塞下，即令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愛必有其眾。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眾，自為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仇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為無策。」 （圖：Adobe Stock） 概括來說，表達了這幾點意思： 1、要好好利用此機會穩住把漢那吉，將其作為隨時可以用於談判的人質，給他官當，同時也防有詐。 2、上策是以這個人質要求俺答引渡之前投奔蒙古的叛徒，並送還被擄掠的國民，雙方開通貿易，達成和解。 3、再者採取中策，威脅說要將人質殺死，使俺答不敢輕舉妄動。 4、萬一俺答索性不管孫子的死活，那也依然善待把漢那吉，像漢代對待烏桓那樣，讓他也形成一個部落，以後使他與俺答的兒子相爭，我大明可坐收漁翁之利。 此奏疏一石激起千層浪，朝廷一時議論紛紛。御史饒仁侃、武尚賢和葉夢熊認為敵情叵測，對王崇古的建議表示反對。葉夢熊還引用了宋朝接受郭藥師投降的歷史，說當年郭藥師跟契丹人鬧矛盾，率部歸順北宋，宋人原以為是好事，沒想到後來他又率眾投降金國，而且還成了金軍攻宋的先鋒，所以現在要吸取北宋的前車之鑒。 不過，高拱和張居正力挺王崇古的建議，稱應該授予把漢那吉官位，讓他安心留住。最後的決定是，封把漢那吉為明朝的指揮使，並賜他緋衣一襲。事實證明，張居正和高拱的力挺是明智的，既應該沉穩，也不可像庚戌之變那時怯弱畏戰。 我們現在回看當時的爭論，或許會覺得不以為然，但當時有個客觀環境值得一提，即自嘉靖年間起，但凡牽涉俺答問題的官員基本上都沒好下場，所以誰敢主動直面俺答問題，可謂相當勇敢了。 俺答聽說孫子跑到明軍那邊，大為震驚；把漢那吉的奶奶一克哈屯也焦急萬分，生怕孫子有什麼閃失，日夜哭泣，催促老伴趕緊救人。俺答畢竟不是吃素的，調兵遣將，大軍壓境，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圖：Adobe Stock） 在這緊急關頭，張居正臨危不亂，吩咐方逢時找一名談判好手赴俺答軍營。方逢時於是派遣百戶鮑崇德與俺答談判。您或許從未聽過鮑崇德的名字，但他接下來談判過程之精彩，不亞於燭之武退秦師。 鮑崇德隻身踏入蒙軍營帳，但見蒙古壯士身材魁梧，嚴陣以待，氣勢凌人。而鮑崇德毫不畏懼，放聲笑道：「莫非大王心虛，才擺出這陣仗壯膽？」 俺答一聽，怒髮衝冠，厲聲喝道：「哼！你難道不怕我殺了你？你可知，一旦我軍與你們開戰，你們又要死多少鎮將！」 面對俺答殺氣騰騰，鮑崇德依舊泰然自若：「我們的鎮將和您的愛孫，誰重誰輕，大王可要掂量清楚！若您發兵，恐怕只會讓他死得更快。大王現在兵臨城下，難道是來給愛孫收屍的么？舉世皆說您重情重義，難道您想從此背上逼死親孫的惡名嗎？」 俺答一時接不上話。鮑崇德趁熱打鐵，看硬招見效，便施起軟招：「令孫此次來訪，我們聖上很高興，給他封官厚待，這還不是看在大王您的面子上給的嘛？」 俺答聽到美言，怒氣消下幾分，但仍懷疑孫子是否早已被害，便派使者前去打探。明朝那邊，王崇古安排把漢那吉身穿緋袍金帶與蒙古使者見面，使者回營後轉告，俺答喜出望外。 鮑崇德見俺答喜上眉梢，於是趁勝追擊說：「何不化干戈為玉帛？」俺答同意了，但又追問何時放他愛孫回家。 鮑崇德笑道：「現在即可放人，不過我們有個條件，可否請您將趙全那幾個叛賊交還給我們？」趙全何許人也？原來，他是雁北地區白蓮教教首，反叛大明，投奔俺答，對大明邊塞燒殺搶掠，而且幫助蒙軍出謀劃策。俺答之所以了解敵情，多虧身邊有趙全這些漢奸。 要俺答放走趙全，他多少有些猶豫。鮑崇德進一步勸道：「失去一個趙全，世上還有更多趙全；但如果失去孫子，還能復活一個嗎？大王您若捨棄趙全，不僅能換回愛孫，還能得到更大的收穫——我們皇上還會同意封貢互市！」 互市二字正中俺答下懷。無論是昔日嘉靖年間還是現在，他們蒙古人打仗主要就是為了財富，貿易是和平獲財的方式，戰爭是掠奪財富的途徑，若不費兵卒便能實現長遠利益，正符合蒙人的心愿。但是否得不償失，俺答仍在斟酌。 鮑崇德見他躊躇，突然臉色一變，施禮告辭，轉身要走。俺答見狀趕忙挽留，贈他一匹駿馬、一頓美餐，然後才為他送行。 （圖：Adobe Stock） 整個談判過程，鮑崇德皆控制局面，不落被動，軟硬兼施，言語切中要害，深曉對方關心的根本利益，引導對方衡量得失輕重，氣場與說理均不輸，亦懂得欲擒故縱，皆是值得後人借鑒的技巧。 最終，俺答決定交出趙全等叛徒。明方為表誠意，送人質入俺答營中，令其大受感動。俺答隨後宣誓：「戰爭皆因趙全等人挑起。我的愛孫投降漢人，這是老天要讓漢蒙和好。若大明天子封我為王，以後我沾天子的光稱雄稱霸，誰敢不從我的號令？我發誓永遠守好北邊，絕不再生禍患。孫子繼承王爵，優厚待遇皆來自大明，定不會忍心背叛！」 隆慶皇帝「封俺答為順義王，賜紅蟒衣一襲」，「兵部采崇古議，定市令。秋市成，凡得馬五百餘匹，賜俺答等彩幣有差。」（《明史》） 值得一提的是，三娘子也勸過俺答與明方達成和解，被明朝敕封為「忠順夫人」，在此後30多年內也繼續為漢蒙和平做出許多貢獻。 （圖源：Adobe Stock） 這是晚明史上成功且不屈辱的一次和談。然而，歷史一旦經對比便容易令人唏噓——60年後，大明深陷於內外雙線戰火中，在滿清的侵略下淪落被動局面，楊嗣昌主張以議和為權宜之計，崇禎帝也想議和，卻猶豫寡斷，談判胎死腹中。此時的皇太極大不同於彼時的俺答，滿清的野心也不是封貢能填補的。這中間的變化以及未來的故事，將在以後的文章中逐漸展開。
收聽節目： dl.dropboxusercontent.com/s/hb8mx1tttszv0ur/SYL28_mixdown.mp3 主持人：木心 「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搖兮若流風之回雪。」 ——曹植《洛神賦》 1. 苧蘿山下，浣紗溪畔。 西子捧心，美艷沉魚。 朝為溪女，暮作宮妃。 終歸范蠡，同泛五湖。 2. 昭君落雁，矜驕艷色。 朔漠連天，馬啼紅顏。 燕支長寒，娥眉憔悴。 羌笛蕭蕭，流影殘殘。 千載琵琶，更訴何人？ 3. 雲鬢花顏，凝脂墨發。 千里紅塵，妃子一笑。 漁陽鞞鼓，滿城胡塵。 馬嵬驚變，終歸遊魂。 江水江花，宮鎖千門。 4. 好花風裊，畫堂香暖。 驚鴻閉月，宛轉輕身。 蝶衣舞罷，蓮步依穩。 空將泣笑，亂世佳人。 美人青史留名， 或紅顏薄命， 或亡國之名。 「自古至今，以女色亡國者，世皆罪於女。」 ——《墨子》 世人皆嘆： 夏亡以妺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 西子之幸， 妹喜、妲己、褒姒之不幸。 是非功過， 唯後世思之， 方不復其轍。 本期【拾遺錄】， 為你講述中國古時 那些明眸皓齒、胭脂潤面的女子， 賞輕雲之蔽月， 嘆流風之回雪。 如果您有哪些想在【拾遺錄】中聽到的故事， 歡迎告訴我們！ Email至[email protected] ，Facebook私信我們的粉絲專頁「希望之聲澳洲生活台」 （轉載自希望之聲澳洲生活台）
分享一本趣書——《酉陽雜俎》。看書名你可能第一念覺得距離很遠，但內容真的比名字生動太多了。 說起它的作者段成式，對現代人而言知名度不算很高，但在晚唐，他可是與李商隱、溫庭筠齊名的文人。段成式家世代為官，受家庭環境影響，知曉許多唐代貴族宮闈的秘史趣聞，而且博聞廣識，還把市井、神仙、僧道、輪迴、夢兆、預言、鬼怪、動物、草木等各種奇奇怪怪的事都寫進了書里，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寫不到的。 如果想了解大唐皇室的八卦、民間的傳說、百姓生活狀態和民俗，甚至三界內各種天長什麼樣子、天人和天女是怎樣生活的、唐朝人眼中的西方乃至非洲是怎樣的，都可以到這本書里盡情暢遊。對歷史愛好者而言，糾結故事的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從一個非主流的視角窺探那個包羅萬象、繁華開放的大唐。 以上介紹或許還是有點抽象，那我就列舉幾個好玩的翻譯一下。 （圖：Adobe Stock） 神仙居然躲進凡人的鼻孔里 唐順宗年間有個富商的寶貝女兒得了個怪病，鼻子長了兩塊息肉，一碰就超級痛，請各路名醫治卻怎樣都治不好。某天他家來了一位天竺僧人，自信滿滿地說：「你家千金的病其實不難治，我分分鐘就能搞定。」果然他輕輕鬆鬆就把息肉取走了，過程中女孩一點都不覺得疼。 這天竺僧人離開後不久，富商家門口又來了一位騎白馬的美男子，長得特別帥。 他問富商：「可曾有一個老外來過這裡？」然後富商就把前因經過講了一遍。這個美少男聽後非常沮喪，說：「唉！還是被那個老外搶先一步！天上有倆樂神逃跑到了凡間，天帝派我來抓人，他們倆躲到您家閨女的鼻孔里了，就是那兩塊息肉。沒想到那兩個逃犯被天竺僧抓走了，我撲個空，這下沒法交差了，回到天上後免不了受罰啊！」 （圖：Adobe Stock） 唐玄宗學隱身術沒學成，不是因為他學渣，而是老師故意為之！ 唐玄宗身邊有個道士叫羅公遠，玄宗纏著他要學隱身術，結果沒全學會，身體總有一角藏不住。羅公遠解釋說：「其實是我故意沒有全部傳授，陛下您是身系天下安危的國君啊，本來就不該學這種東西，萬一學會了，您到處跑著玩怎麼辦？！若是跑到誰家裡被扣留了，那真是大件事喔！」 玄宗聽後怒罵羅公遠。羅公遠一看這情況，「我讓你看不見我，看你怎麼罵」，然後一會兒隱身進柱子里，一會兒又藏到玉礎里，一邊藏一邊教訓玄宗。玄宗叫人把玉礎劈碎，沒想到每個碎片里都有羅公遠的分身，玄宗看得頭暈眼花。最後玄宗架不住了，說「朕錯了，給你道個歉，別再折磨朕了。」之後羅公遠瞬間消失，不知去向。 （圖：Adobe Stock） 王勃寫作前要先鑽被窩 關於唐初著名大才子王勃，大家想必都耳熟能詳，但估計很少人知道他的怪癖。《酉陽雜俎》說相傳王勃每次寫碑頌前都會先躺床上鑽進被窩裡，還把臉蓋住，這種打腹稿的方式真是相當奇怪！他在被窩裡只躺了一小會兒功夫，跳出來後寫文章提筆一揮即成，不需任何修改！ 這王勃為啥這麼厲害呢？ 原來，他年少時做過一個夢，夢裡有人送給他許多丸墨，夢醒後再試，便發現文筆大有長進。這大概就是「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吧。 （圖：Adobe Stock） 武則天的侄子有千里眼順風耳 武則天有個侄子叫武攸緒，這個人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 武則天一家人都熱衷於政治，唯獨武攸緒自幼與世無爭，淡泊名利。後來在武家打壓李家的政治風暴中，武攸緒不僅不參與，而且放棄榮華，隱居嵩山，從此二十多年遠離紛爭。這是他的歷史形象。 那麼有關武攸緒的傳說和細節有哪些呢？ 《酉陽雜俎》說他隱居嵩山的時候只吃丹藥，不吃別的，而貴族們送給他的鹿皮衣和精美禮品他全不用，隨便往哪一擱就是許多年，以至於積滿灰塵。經過長時間的修行，他越來越有仙風道骨，目露紫光，眼睛耳朵都修到了超常地步，大白天就能看到夜晚才能見的星辰與月亮，也能聽到幾里之外的人正在說什麼話。 另外還有和美食、植物、龍虎、魚蟲有關的，比如南孝廉的離奇經歷，生魚片突然化作活蝴蝶，撲騰著翅膀飛走了；又比如唐代宗年間，成都人郭遠偶然發現樹木紋理呈現出「天下太平」四字，而且不是人為刻的。類似的故事太多太多太多。 開句玩笑，依照段成式的風格，咱們澳洲的藍花楹也可以延伸出眾多人物交織成的神話故事吧。
點擊收聽節目： SYLChopin.mp3 主播：木心 不知不覺到了十一月份，我就想要不要做一期有關於11月的主題。 不知道為什麼，說到十一月，當時我腦子裡突然出現了一個詞是《十一月的肖邦》。 不過今天的主題和這張周董的專輯的內容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巧的是，最近剛好有個朋友和我說，他最近想重新練練鋼琴，然後呢，我們就從類比調侃李斯特和帕格尼尼，最後我問他，他心中的鋼琴首推是誰，他回答說是肖邦。 其實呢關於肖邦，可能對我們大部分人來說，是知道這是一位鋼琴家的名字，寫過很多我們耳熟能詳但可能記不住名字的鋼琴曲。 而我呢其實對鋼琴曲沒有什麼深入的研究，在重新系統聽了一遍之後，今天，便想和大家一起來聊一聊，有關肖邦， 一位鋼琴家、作曲家，和他存在那個輝煌的時代的故事。 李斯特和肖邦是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音樂家。肖邦因為波蘭受到沙俄的統治壓迫而遠走巴黎，在巴黎，他第一次遇到了李斯特。兩人一見如故，李斯特非常欣賞肖邦的音樂才華，並且願意幫助這個有才華但是還不被大眾所知道的年輕人。 於是，就有了下面這個有趣的故事。 當時的李斯特在巴黎已經有了一定的名氣，但是肖邦剛剛到巴黎，人生地不熟，沒什麼名氣，空有才華和大志向的他只能以教書為生。而李斯特下定決心不能讓這個有才華的年輕人就這樣被埋沒了，他一直在思考一個方法把肖邦推向大眾的視野。 有一天，巴黎的民眾在街上看到了李斯特演出的海報，和以往一樣，演奏會的門票全部售出。在演奏會上，等燈光全部滅掉之後後，「李斯特」的演奏開始了。不過，和以往似乎有點不一樣，今天「李斯特」的狀態似乎格外的好，琴聲吸引著所有的觀眾，一直到演奏結束，所有的觀眾都還沉浸在那美妙的琴聲當中，直到謝幕的時候，燈光逐漸亮起，觀眾才驚奇的發現坐在鋼琴前面的不是李斯特，而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這就是肖邦。 李斯特用這樣的方式將肖邦推薦到了大眾視野中，也改變了肖邦初來巴黎時的困境，在開始逐漸被大眾了解後，肖邦的音樂才華也逐漸的顯露出來，而他和李斯特成為了摯友。 談及肖邦，另外一個不得不提的名字，便是法國小說家喬治桑，因為她和肖邦的那段讓人嘆惋的愛戀。 說到喬治桑和肖邦的愛情，感覺各種各樣的說明、探討和言語互毆好像會層出不窮，所以呢，我覺得今天我還是不去討論這個歷史遺留性問題了。 因為就像所有的歷史一樣，數百年過去，人們無法得知曾經發生某些故事或其中細節，無法斷言某些事情的真假抑或是相關的對錯，有的可能只是在各種版本之下的推測和臆想。 就像有人說，喬治·桑點燃了肖邦的愛情之火，使他的創作天才燃燒起來。也有人說，是這個女人過於熱烈的愛情使肖邦的疾病更趨惡化，英年早逝。 不過，關於兩人的交往，可以分享他們的好友李斯特講述過的一個溫暖的小故事： 在某個冬日的下午，喬治桑出門給體弱多病的肖邦買葯。她剛出去沒多久天便下起雨來。肖邦一個人在家裡的擔心著喬治桑，坐立不安，便在鍵盤上試著用琴聲來模仿雨滴。 先是淅淅瀝瀝，舒緩中帶著憂慮；漸漸雨滴大起來了，琴聲隨之激越亢奮；隨後雨越下越大，琴聲翻騰起伏；最後雨慢慢停息，琴聲也歸於平靜，漸漸遠去。當喬治桑回到家，肖邦直接昏倒在她面前……這曲子就是《雨滴前奏曲》，肖邦24首前奏曲中最著名的一首。 肖邦的作品總給我一種沐浴在月光里的感覺，激情充盈卻不熾熱，細膩恬靜但不憂傷。 很多人說起十九世紀中期的巴黎，都是無限嚮往的，對於那樣一個燦爛到了讓人眼花繚亂的程度時代，我也是十分嚮往的。 那麼多的巨匠大師薈萃一堂，級別之高，成就之輝煌，恐怕是在文藝復興之後沒有哪個時代、哪個城市可與之相比。 也許，是上帝安排一場藝術史上少有的盛宴罷吧。當音樂、文字等等藝術形式能夠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地點發生碰撞，廣義狹義上，藝術真正成為了他們的語言。 如果，當聽到這些音符、看到這些文字的我們，在聽到、看到後，知道了曾經有一個時代被藝術珍視也同樣珍視、呵護了藝術，或許，我們所在的今天對音樂和文字的追求也會少一些有關重複的爭議，多一些有關品格的考究吧。 ——————— 點歌環節 王先生來信： 點歌： 林俊傑《醉赤壁》 他想表達的心聲： 「我一直覺得記憶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特別是在大學選擇生物專業之後。我們通常記住一件事，一個地方，總是會通過味道，聲音。而這些載體所承載的記憶 我們會把這段故事裡苦澀的部分漸漸剔除，只剩下甜蜜。 於我而言，我一直對我的朋友，對我的學生說，我最難忘的是初中。而我聽歌數目最多的時候也是初中，因為午休後點歌唱歌的十分鐘，我聽了許許多多之前沒聽過的歌。而印象最深的應該是林俊傑的《醉赤壁》吧。 那個時候古風歌曲十分的流行，周杰倫的青花瓷，煙花易冷都很火。但是感覺林俊傑的這首歌曲才把中國人骨子裡那種金戈鐵馬和兒女情長相衝擊的無奈描寫的淋漓盡致。 揮劍轉身，鮮血如紅唇，策馬嘯西風的肅殺卻恰恰抵不過一個情字。而這首歌又恰恰是在青春期那一個剛剛懵懂的時候。而從那之後，我知道了有一種美叫做別離。說個有意思的，我給我的學生提過這首歌，這首我們覺得很新的歌，學生卻問：這是首多老的歌了！ （轉載自希望之聲澳洲生活台）
聖誕節，那個魔法的季節，即將降臨，而悉尼歌劇院的音樂大廳將再次成為充滿歡樂和音樂的中心舞台。Carols at the House音樂會即將如期而至，600名合唱團成員和交響樂團齊聚一堂，為觀眾獻上一場令人陶醉的音樂盛宴。 這場音樂會不僅是一場音樂盛宴，更是悉尼聖誕季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載著深刻的文化意義和節日傳統，是一次跨越文化、宗教和年齡的音樂體驗，將人們團結在一起，分享歡樂和溫情。通過演繹經典聖誕頌歌和澳大利亞的獨特聖誕音樂，Carols at the House音樂會用音樂的力量，讓人們在這個特殊的季節里感受到團聚和善意的真正意義。 而此次，我們也非常榮幸地採訪到了本次音樂會的指揮Elizabeth Scott，請她分享這次活動的特別之處。 Elizabeth Scott（圖：提供） 看傳媒記者：您是如何開啟您的職業生涯的？ Elizabeth Scott：我在悉尼音樂學院學長笛，但我一直熱愛歌唱。後來，我在匈牙利攻讀音樂研究研究生時，大學規定我必須學習合唱指揮，因此我開始了這方面的學習。幾年後回到澳大利亞，我有幸成為悉尼費爾哈莫尼亞合唱團的助理合唱指揮，擔任布Brett Weymark的副手。過去的18年里，Brett一直是我的傑出導師。 看傳媒記者：在悉尼歌劇院的音樂大廳，指揮一場擁有600名合唱團成員和一個交響樂團的演出，對您來說這次演出有什麼挑戰和樂趣呢？ Elizabeth Scott：合唱的歌聲具有強大的力量，當如此龐大的音樂力量聚集在一起時，對於每個參與演出的人來說，這都是一次非常深刻的體驗，當然也包括觀眾。當您看到和聽到這麼多人共同努力創造一件美麗的作品，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至於挑戰，我相信只要我們在音樂會前充分排練，我們就能做到更好。悉尼歌劇院的新音響效果非常出色，交響樂團將充滿活力，而600名合唱團成員的聲音將翱翔在其上。 看傳媒記者：那麼，您是如何為如此大規模的演出做準備的呢？ Elizabeth Scott：只有四個字，大量排練！這次音樂會涉及三支合唱團：VOX，也就是我們的青年合唱團；交響合唱團，這是一個經常與悉尼交響樂團合作的100人合唱團；還有聖誕合唱團，這是一個專門為這些音樂會而組建的400人合唱團。這三支合唱團從10月中旬開始分別排練，然後在音樂會那周，我們會讓交響樂團加入排練，最後所有人在首場音樂會前兩天匯合。我相信只要每個人都對自己的部分非常熟悉，一切都會完美契合。 看傳媒記者：您是如何鼓勵觀眾積极參与音樂，沉浸在節日的氛圍中的呢？ Elizabeth Scott：我們的音樂會中包括一些廣為人知的聖誕頌歌，比如包括《鈴兒響叮噹》，觀眾將受邀與我們一起演唱。在音樂會中，我們會提供歌詞，他們可以跟隨合唱團和交響樂團一起演唱。今年特別之處在於，我們將演唱由Elena Kats Chernin和Kirli Saunders.創作的新版頌歌。觀眾將有機會在音樂會前學習這部新作品，並在周日那場的演出期間參與ABC電視台的直播活動。 看傳媒記者：在今年的曲目中，既有經典聖誕頌歌，又有一些新作品。您能分享一些您個人最喜愛的曲目以及它們對您來說有何特殊之處嗎？ Elizabeth Scott：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今年親自策划了曲目，所以這場音樂會全是我喜歡的作品！不過今年比較特別的是The Rutter Gloria ，是管弦樂和合唱團的完美結合，絕對是我最喜歡的曲目之一。 此外，還有一首特別的澳大利亞頌歌，是我一位非常有才華的朋友Luke Byrne寫的，它是根據澳大利亞作家Ruth Park的故事改編的，於 2018 年受悉尼愛樂合唱團委託創作，並在當年的”Carols at the House”音樂會上首次演奏。這首曲子中間有一段非常華麗的旋律，我真的很喜歡！ 在音樂與歡慶交融的夜晚，Carols at the House音樂會將帶領我們邁入聖誕的奇妙儀式。這是一個時刻，是將家人和朋友團聚在一起的時刻，是讓我們能夠與陌生人分享微笑和歌聲的時刻。讓我們一同慶祝這個特別的季節，迎接聖誕的到來。 日期：12月15日8pm；12月16日8pm；12月17日2pm 地點：悉尼歌劇院
明朝的末代皇帝——以其年號而被稱為崇禎帝的明思宗朱由檢，在我國歷史上的歷代亡國之君中，是最受後世輿論同情乃至讚揚的一個人。 清代纂修的《明史》稱頌他「承神（宗）、熹（宗）之後，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盛德度越千古，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 這樣的評價，簡直可與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媲美，較之周赧、漢獻之流，真有天壤之別了。 崇禎帝本人對自己的「天縱英明」也是非常得意的。在他看來，自己當政期間的國事日非、政局昏暗、遍地餓殍、兵荒馬亂，全該由老天爺和臣下負責。他為此喜怒無常，對臣下懲罰嚴酷。十七年間換了五十多名宰相，死於非命的大臣數以百計，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他跑到煤山上吊之前，還恨恨地大罵「諸臣誤朕」，自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 但是，當時的人民群眾對這個「英明」君主卻並不怎樣恭維。李自成曾發布檄文，痛斥崇禎帝「昏主不仁，寵宦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 張獻忠曾布告兩湖，把崇禎帝斥為「朱賊」。後來李自成兵臨北京時，曾致函崇禎帝令其投降，書中有「君非甚暗」之語。有人說這表明李自成對崇禎頗有好感，其實，這不過是勸降用的外交辭令，比較客氣罷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想來你還不至於糊塗到」連明朝快完蛋了都看不出來吧！ 那麼，崇禎究竟是怎樣一個「英明」的君主呢？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人們可以了解一二。 一、首先是他的「節儉」 崇禎帝的「節儉」很有些名氣，他不僅愛搞什麼「撤御膳」之類的名堂，而且對國家經費的開支也很「節省」。崇禎二年，為「省」下幾十萬兩銀子而裁撤驛站，使成千上萬的驛卒失業，他們被迫造反；崇禎四年，大批起義的饑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員籲請朝廷予以賑濟，「節儉」的崇禎帝扭捏著才批了十萬兩銀子，結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受招撫的饑民在災荒中無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亂」。至於剋扣、拖欠軍餉造成嘩變的事，那就不勝枚舉了。 當然，皇帝也有難處，他在位期間幾乎年年哭窮，賦稅加派一加再加，從快餓死的百姓嘴裡「節省」下越來越多的錢來還不夠，又多次號召皇親國戚、勛貴大臣，要他們「急公憂國」，捐助餉銀，但他們個個叫窮，一毛不拔。 崇禎帝的岳父周奎被糾纏不過，暗中向女兒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兩銀子，周奎不僅一分錢不出，還把女兒送來的銀子扣下了兩千兩，只拿三千兩「捐」了出來。後來李自成進京，把周奎抓來「拷掠」，光現銀一下子就抄出來五十三萬兩！ 當時貴族中像這樣要錢不要命的守財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擁滿庫金銀於圍城之中，任憑官屬哭求，決不肯出一分錢幫助守城，結果城破後人做了刀下鬼，錢財也為農民軍所得。 為什麼這些貴族吝嗇到這種地步？原來他們有崇禎帝這個榜樣。崇禎年間戶部以餉銀不濟，多次請皇帝動用「內帑」（皇帝私人金庫），崇禎帝都苦著臉說「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時還擠出眼淚來。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華再次苦勸他說： 「國都快亡了，皇上還吝惜這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盡捐內帑，也怕來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還怕沒有錢嗎？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 但是崇禎帝仍然捨不得掏腰包。結果李自成進京後，繳獲的宮中「內帑」多達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黃金一百五十萬兩，相當於全國三年的田賦收入！如此「節儉」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二、其次是他的善於弄權 崇禎帝不像他祖父萬曆帝、哥哥天啟帝那樣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機獨斷」的美名。但他不但剛愎自用、拒諫成習，而且虛榮心極重。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擔風險的決斷，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縱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 典型的如崇禎十五年，崇禎帝為擺脫兩面作戰的困境，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清議和，事泄後輿論嘩然，崇禎帝立即處死陳新甲，把一切責任都推在他身上，並打腫臉充胖子地斷絕了和議。 由於他一貫朝令夕改，不負責任，飾非有術，諉過於人，結果把滿朝大臣都訓練成了只唱高調而不敢提出實際建議的圓滑官僚。 崇禎十七年初，崇禎眼見農民軍逼近北京，想棄關外土地，把防禦清兵的吳三桂部調來對付農民軍，但又死要面子，想重施故技，授意臣下提出這個建議並為他承擔責任。 沒想到大臣們都學乖了，個個裝聾作啞，無人理會他的暗示。崇禎帝硬著頭皮拖了一個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終於顧不得臉面，恨恨地把臣下痛罵一頓之後自己做了調吳三桂入關的決定，然而這時已來不及了。 崇禎帝對臣下如此玩弄權術，怎能得到可用之材？這就難怪他覺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閹黨」可惡，還要用宦官去監視大臣。像袁崇煥這樣的抗清名將，清（後金）略施反間之計，就假崇禎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虧嘉靖、萬曆這些昏君不像崇禎帝那樣「英明」，否則戚繼光、張居正等輩能否善終也很難說！ 三、最後再談談他的「殉社稷」 崇禎帝「蒙難不辱」，拒絕南逃而甘與社稷共存亡，是他最得封建史家頌揚的一點，他因此得到了「烈皇帝」的美稱；但實際上，崇禎帝並沒有那麼強硬。 早在大順農民軍東渡黃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肅宗溜之大吉，曾多次秘密召見主張「南遷圖存」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計劃，還苦著臉說：「朕有此意已久，無人贊同，所以拖到現在，怎麼辦呢？」這時離農民軍攻克北京尚有兩個月之久。 但是，崇禎帝這次仍想讓諸臣替自己撐面子，讓他們提出南逃建議，而大臣們偏又不敢做日後的替罪羊，都唯唯諾諾，有的竟然還唱「皇上自然守社稷」的高調，而主張讓太子去南方「監國」。這令人想起唐肅宗監國後登基自立、廢黜父親的舊史，自然只能招來崇禎的斥責。到了二月間，農民軍在北上的同時又分兵東進，長垣、青縣先後被佔領，運河被切斷，崇禎帝想跑也跑不掉了。 儘管如此，崇禎帝仍未放棄求生的努力，當李自成派人勸他投降時，他始終未表示拒絕，並寫了「再與他談」的手諭，讓李自成派來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於他死要面子，遲遲下不了投降的決心，結果農民軍規定的期限已到，大軍攻入內城，崇禎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殺了。 總之，崇禎帝的真實形象實在並不像封建文人描寫的那樣光彩。他的昏庸雖然表現形式與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有別，卻也活活地勾畫出了一幅腐朽的畫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勢所趨，積重難返，但與崇禎的貪吝短視、昏庸無能、措置失宜也不無關係。 那麼，舊時的文獻為何要把他描繪為「英明」之主呢？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崇禎帝即位之初，處置了閹黨，為一大批東林黨的地主階級文人士大夫平了反，因此在那個時代的文人心中，他的地位是很高的。而無論如何，他死於「流寇」之手這一事實，更增加了地主階級士大夫對他的同情。 但最重要的，則是清王朝的渲染。我們知道，清王朝雖早就有入主中原的企圖，但畢竟後來不是直接從明朝手中，而是打著替明復仇的旗號從農民軍手中奪得了天下，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像歷代新王朝一樣貶低前代末世的統治。 相反，越是抬高崇禎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團結、安撫前明地主階級的作用，越能顯出清朝入關「為崇禎帝復仇，討平流寇」的「偉大」，越能體現出「自古得國之正，無如我朝」。 因此，他們何樂而不為呢？然而流風餘韻所及，竟使今日的一些歷史文學作品，乃至史學論著，都為崇禎帝這個「明主而未遇其時」的「悲劇」而大加感慨，這真是需要一辯的事了。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地緣與文明）
「聽說從浙江調來了三千將士。哎呀，那些南方人，來我們北方駐守，恐怕會水土不服吧，不知道那小身板能不能扛住呢？又如何能執行得了軍令呢？哈哈哈哈！」 在北方將士不屑與質疑的目光下，戚繼光所率三千浙兵列隊郊外，不動如山。此時，天公彷彿有意給北方將士一個教訓，霎時電閃雷鳴，烏雲密布，天昏地暗。戚繼光見此情形，心想：「爾等竟看不起我戚家軍，今日正是機會叫你們好好見識！」隨後嚴肅地說道：「何為軍令如山，且看我這三千將士！」說罷頭也不回就離開了，留下三千戚家軍站在原地。 頃刻間，天上降下瓢潑大雨，當地的士兵連忙找地方避雨，唯有三千戚家軍巋然不動，任憑密集的雨點砸在身上。北方將士見狀大驚，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如林如山的浙兵。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過去了，從早上直到日落，這支戚家軍在大雨中站了一整日，無一人擅自避雨，亦無一人體力不支，他們好似不是血肉之軀，而化作了不畏暴雨的磐石。 的確，在戚家軍心中，只有軍令，沒有風雨。 《明史》記載：「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屢創奇蹟的戚家軍，以實際表現給北疆將士上了一堂終生難忘的課。 而戚繼光能夠到北方建功立業，正得益於張居正力排眾議的重用。 （圖：Adobe Stock） 上期筆者重點介紹了張居正改革的經濟成效，本期接著談他的政治改革、國防成果和用人之道。 之前簡單提到了張居正開創的考成法，本期詳細介紹。這項舉措真是太厲害了，無論對於當時的政治還是對於我們現代人開公司、做生意而言，考成法都是值得借鑒的。假如張居正死後考成法能一直延續，大明王朝後來一系列悲劇可能得以避免。具體是怎麼回事呢？下面筆者會用儘可能淺顯易懂的語言向各位介紹什麼叫考成法以及其重大作用。 其實早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已經制定了很完備而且嚴格的制度，他不單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還是個法律專家。當時的《大明會典》是很重視考核的，但歷史總是有這樣一個規律：再好的規矩，過一、兩百年後到王朝末期時都會淪為形式，名存實亡。萬曆元年，張居正提出考成法，要解決的就是制度流於形式或淪為官員爭權奪利的手段等問題。 明朝一直以來都有京察和大計——北京的官每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地方官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大計。但到後期，這種考察是不夠的，工作效率依然低下，未能盡職的官員仍繼續摸魚。面對這種現象，張居正創造了一種更加完善的考評制度： 六部必須清楚地登記工作計劃、未來要完成什麼目標、具體在工作中做了什麼事，每完成一件登記一件，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都必須寫清楚，要求官員必須在期限內辦事，沒完成的也要申報。登記計劃、目標、實事、數據的這個本子叫作「考成簿」。 六部是行政執行機構，包括吏、戶、禮、工、刑、兵，每個部門各司其職。單行政執行機構登記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兩份，一份要交給內閣，一份要交給六科，這個過程叫作備案。 六科和六部是對應的，是負責監察約制六部的機構，通俗點說就是提意見的。明朝的言官是相當「厲害」的，這裡指的「厲害」可以是褒義也可以是貶義，活在明代官場上如果被言官猛烈抨擊，那下場可能相當悲慘。言官本身是能起到重要積極作用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變成了黨同伐異、政客們為私利亂「咬人」的「武器」。張居正現在要求六科言官別再亂咬人，想提意見就要有理有據地提，依照「考成簿」每旬每月仔細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後提出該怎樣獎勵或懲罰的建議。六科可以要求六部每隔多長時間上報一次執行進度，對沒能做到的人議處。其實言官本來就該起到這樣的作用，張居正如此做也是因為希望言官恢復到正軌上。 除六科外，內閣也要閱讀「考成簿」，對六部和六科的官員每季做一次小考察，每年做一次大考察。 （圖：Adobe Stock）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完善的、環環相扣的機制——內閣考察六科和六部，六科監督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撫按官。再簡而言之，便是六部向六科負責，六科向內閣負責。 具體效果是什麼呢？ 其實以前國家一直都重視考核，但此次改革與以往不同的是： 考評不再依賴六部之一的吏部； 考核的內容更加量化，都是實實在在的數字，一目了然，而且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事項； 不拘一格用人才，不管出身和資歷如何，只要依「考成法」成績優秀就能得到重用； 裁掉大量不合格的官員。數據顯示，張居正主政期間，裁掉的冗員占萬曆年間總數的十分之三。 可想而知，整個官場不只是改頭換面了，那簡直是脫胎換骨。在考成法的鞭策下，效率大幅提升，懶散之風消退，更多人才獲得重用。《明史》記載：「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為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說件事情，大家可能會更直觀地感受到當時席捲全國的變化。張居正專門在皇帝讀書的文華殿里放置了十二個大屏風，但不是用來增添文藝氣息的，而是在屏風上寫了各地官員的名字，名單大約每十天換一波，專門給萬曆皇帝看。大家想一想，每10天一次人事變動並告知皇帝是什麼概念！ 萬里長城拒胡馬 張居正用的都是哪些人才？從國防方面舉例，北方邊塞有戚繼光、李成梁、譚綸三大名將，其中李成梁就是因為考成法而高升的一員悍將；戚繼光和譚綸之前在南方的抗倭戰爭中立下戰功。如今，「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卻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明史》）遼東有成梁，薊門有繼光，在他們的防守之下，大明邊疆多年安然無事。 張居正重用這三人的時期是晚明軍事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可以借王昌齡的詩句形容：「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此時的戚繼光、李成梁、譚綸就好比漢代的李廣。而後來八旗鐵蹄踐踏大明疆土時，明人怎不懷念當年如長城般堅守邊塞的名將？！ 戚繼光像（圖：公有領域） 說到戚繼光，許多朋友想必聽說過他是抗倭名將，嘉靖年間就已戰功累累，當時倭寇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戚虎」，戚家軍更可謂是創造了軍事史上的神話。講他抗倭的事迹不是本文的重點，這裡重點講一講他後來在北方抗擊蒙古人的戰功以及他和張居正的關係。 這裡不得不稱讚張居正會用人！在軍事上，不管外界怎麼議論，堅決信任戚繼光這位千古奇才。現在我們讀史書時都知道張居正調戚繼光北上是明智之舉，但當時跟現在不同，當局者迷，一切都是未知數。隆慶年間，有言官激烈反對讓戚繼光守北疆，覺得戚家軍這些南方人打倭寇可以，但恐怕敵不過北方少數民族的精銳騎兵。張居正立即對隆慶皇帝說，他敢以自己的前途擔保戚繼光絕不是那種只局限在一處地方的人才，可謂力排眾議。 後來他對戚繼光信任到什麼程度？「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明史》）張居正事事都和戚繼光商議，把想刁難戚繼光的人都調走，使他跟同事的關係都很好，沒人搗亂，給他充分的空間發揮才華、實現抱負。 戚繼光和張居正的關係是蠻有爭議的，後來張居正死後遭清算時戚繼光也被作為依附他的同黨受到牽連，但如果站在國防角度看，其實不必太指責張居正的做法，相反，張居正知曉孰重孰輕，有舍有得，一個戚繼光可以頂多少人！相比之下，後來崇禎殺死袁崇煥，將孫傳庭下獄，不聽信盧象升上報的實情，可見領導的素質多麼重要。 實際上戚繼光也是憑實力立足的。從本文開頭的故事已可以看出戚家軍的風采，這正是戚繼光「號令嚴，賞罰信」的成果（《明史》）。 舉個例子，當時蒙古朵顏領主董狐狸（沒錯，他的人名就叫董狐狸）勾結土蠻，時而叛，時而降；雖然俺答已經朝貢大明，但小王子的後人依然擁兵十萬，威脅薊門。萬曆元年春季，兩股勢力計劃入侵大明，而戚繼光出其不意，打得蒙古軍潰不成軍，差點就能生擒董狐狸。 （圖：Adobe Stock） 看看戚繼光仗是怎麼打的：面對蒙古鐵騎，他想到的是百年以來幾乎沒人想到的奇招！他僅帶八千兵迎戰蒙古數萬騎兵，還重新啟用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戰車。要知道，戰車這種武器早已因為笨重而被棄用了，為什麼戚繼光偏要復古呢？原來，他將復古武器與先進科技相結合，創造了一個蒙古人從未見過的戰術。 這個戰術思想和打倭寇時用的鴛鴦陣有點類似，都強調分工配合作戰。戚繼光成立了戰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明史》）戰車在戰場上結成方陣，騎兵和步兵也在其中。戰車營配備佛朗機火槍與佛朗機炮256挺，火銃512支，大將軍炮8門；持火器的士兵多達1320人，佔比逾64%。（《練兵實紀》） 蒙古軍隊的優勢在於騎兵衝鋒，明軍如果拿步兵和騎兵硬剛，勝算不一定大。戚繼光把戰車擋在前面，騎兵衝擊的優勢就難以發揮，馬撞鐵戰車就相當於雞蛋撞石頭。蒙古騎兵尚未衝鋒之際，明軍騎兵先從車陣縫隙里衝出，以動制靜，殺了一波。待董狐狸回過神來，下令衝鋒時，明軍騎兵迅速撤回車陣內，又開啟了以靜制動的防守模式。等蒙古騎兵沖入射程範圍後，明軍戰車後槍炮齊鳴，火器齊發。蒙古騎兵即使有靠近的，也沖不破明軍堅固的車陣。 戰車、火器、騎兵都發揮了作用，那麼相對薄弱的步兵做什麼呢？戚繼光專門安排步兵用長長的拒馬器阻擋蒙古騎兵的衝擊，夾雜使用長袍和筤筅。筤筅這種兵器，熟悉抗倭戰爭的朋友們想必都知道，它由戚繼光發明，其首有尖銳的矛頭，側面有數層多刃形附枝，專克日本武士刀，如今在北方也能派上用場。 （圖：Adobe Stock） 《明史》稱：「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戚繼光在薊門的這一支軍隊管理嚴明精細，武器犀利，軍容是其他各邊塞地區比不上的。又記載：「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事實證明，張居正調戚繼光北上不是南橘北枳。 李成梁的戰功也很顯赫，以後講到遼東時再細講。 戚繼光、李成梁等將才堪稱幫助張居正中興大明的「長城」。但其實張居正還有一個巨大貢獻，就是真正的長城——安排戚繼光和李成梁等人修建從山海關至北京的長城。我們今天旅遊時看到雄偉壯觀的長城，可能很多人會聯想到秦始皇建的，但它其實是明朝重新修建的，秦長城原先不是這個模樣。明長城也不只是張居正這一代的努力成果，從洪武年間起，明人就已開始施工重修長城，張居正改革的期間功勞尤大。 可惜的是，張居正嘔心瀝血的十年改革成果最終沒能阻止明朝在60年後滅亡的命運，他病逝後，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新政都遭萬曆皇帝廢除。尤為可惜的是考成法，廢除以後官僚體系又被打回了原形。值得一提的是，明軍30多年後在薩爾滸之戰中戰敗，原因之一便是沒了考成法的約束，犯了越權的錯——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越權干預地方軍政權，不斷催促進兵，大意中伏。 戚繼光因受張居正案牽連被貶至廣東，再沒能返回北方邊塞，大材小用，報國無門，鬱郁不得志；之後又因遭彈劾被罷官還鄉，連工作也丟了，晚年何等凄涼！ 戚繼光離開薊門之日，當地百姓為其罷市，依依不捨，哭聲遍地。 路過廣東梅嶺時，他感慨萬千，寫下： 北去南來已白頭， 逢人莫話舊時愁。 空餘庾嶺關前月， 猶照漁陽塞外秋。 另有一首詩： 五嶺山頭月半彎， 照人今古去來還。 青袍芒履途中味， 白簡朱纓天上班。 煙水情多鷗意愜， 長林風靜鳥聲閑。 依稀已覺黃粱熟， 卻把梅關當玉關。 筆者讀到「依稀已覺黃粱熟，卻把梅關當玉關」時，也不禁熱淚盈眶！ 想當年，戚繼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金戈鐵馬，不為私利，淡泊抒志：「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圖：Adobe Stock） 如今，一生為國為民的他，在望見梅關時，恍惚間，多麼希望這裡是當年衛國平寇的邊塞，又多麼渴望回到沙場前線。然而前方迎接他的，卻是國家的冷落，親人的離去。他被罷官後，有御史上疏建議再度重用他，卻遭到了懲罰。 最終，一代英雄，白髮蒼蒼，孤獨辭世。 張居正與戚繼光的下場，是大明的國殤。 （未完待續）
朱元璋的立國建制 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朱元璋過江，佔領集慶，改集慶為應天府。集慶即今天的南京，為六朝故都，改稱應天府，反映了朱元璋有稱王的意圖。集慶當年是孫吳立國之地，故於是年七月朱元璋自稱吳國公，已經有要稱王的表示。次年胡大海克徽州， 鄧愈舉薦朱升給朱元璋，朱升便向朱元璋講了「高築牆、廣積糧、 緩稱王」的建議。 為什麼勸朱元璋緩稱王? 那是為了免得招忌樹敵，不要圖虛名，要務實事，實事也就是高築牆、廣積糧，打好將來稱王的基礎。事不在於名，在於實。北邊的韓林兒稱小明王;西邊的徐壽輝也很早就稱帝，國號天完;東面在平江(蘇州)的張 士誠很早就建國號為周，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張士誠復自 立為吳王。因為平江在戰國時便是吳國的故都，朱元璋在次年(1364 年)便即吳王位，故當時有東吳、西吳之分。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才建國號為明，建元為洪武，足足推遲了十二年時間，這為朱元璋贏得了充分發展的時間。 有三重意義: 一、這個政治結構的權力從哪兒來; 二、這個政治結構的組織形態; 三、這個政治結構的運作過程以及在這個運作過程中的人際關係。組織形態則包括這個結構內部的決策機構、行政機構、軍事機構、監察機構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層級結構， 這個複雜的有機結構內部，相互之間構成制衡關係。這樣的組織 形態是在運行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相對穩定的一面，又有不斷演化的部分。其在運行過程中的畸變，又往往與在這個組織結構中活動的、不斷變動的群體內部人際關係的演化息息相關。同時在這個結構運作過程中，必然產生與運作程序、方式、手段相應的種種制度性的規範。這些制度規範，會有一些靜態的見之於書面的相應程式，而這些程式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又會產生各種非 規範性的習慣，一定時間以後，這些習慣也可能變成規範。此外，在實踐中還會產生各種屬於潛規則範圍的程式，影響著實際的運作效果。故研究政治史，既要了解這個結構的歷史淵源，還要了 解這個結構設計者的願望與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畸變，對它既 要有靜態的剖析，也要有動態的觀察。 那麼，這樣一套結構及其運作方式的合法性有何根據呢?毛 澤東講過我們的權力從哪兒來，是人民給的，即這個合法性是人民的意願和授權。怎麼給呢?是通過全國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賦予的，通過憲法來規定的。朱元璋作為皇帝當然不會有人民這個概念，其藉以說明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根據是天命，所以詔令一個皇朝的建立，實際上是一個新的政治結構的崛起，包含的第一句話便是「奉天承運」。皇帝辦公的正殿叫作奉天殿，即帝位的那一天，皇帝要祀天地於南郊，北京的天壇便是祭天的地方。 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地的資格，有了功績可以登泰山行封禪之禮，皇帝可以在泰山與天地相通，這也成為皇帝的特權。這只是名義 上，或者說是口頭上書面上說的和禮儀上做的，實際則並非如此。這個權力是在逐鹿戰爭中搶來的，或者說天下是打出來的。打天 下的當然應該坐天下，而且要世代相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那時候關於天命的種種說辭，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神話。朱元璋的年號用「洪武」二字，其本質意義就是弘揚武力，它背後的實際 意義是說，天下是我靠武力搶來的，也得靠武力維持統治的穩定。 翻開《明史·太祖本紀》，其中說:「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 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還講到 朱元璋出家為僧，「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與俱，護視甚至。 病已，失所在」。這些故事都是無法驗證的，是文人從《漢書·高 帝紀》中變著法子搬下來的，它實際上反映了朱元璋自比於劉邦。 《漢書·高帝紀》中雲:「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公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還講到劉邦為亭長，送徒驪山，途中，「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 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 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 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 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比較朱元璋與劉邦的故事，二者何其相似，這些神話都是為了說明其受天命的根據，編這些故事的目的是為了騙老百姓，證明其合法性而已。 他們做皇帝是天命所歸，沒有天命的人，休想搶奪他們的皇位。 如果去翻一下歷代正史中的本紀，那些靠逐鹿或宮廷政變而搶來 天下的帝王，幾乎都要假天命的故事來證明其合法性。故事人人 會編，戲法人人會變，只是巧妙不同而已。漢武帝在賢良對策中 所問的也就是天命的根據在哪裡。董仲舒及公孫弘的對策說的天 人關係，也就是天命論的歷史根據，說到底，都是為了證明漢代 帝王，特別是漢武帝的權力來自天命，有其合法性。 政權結構的組織形態，在中國歷史上換了那麼多朝代，基本 大同小異。毛澤東說過「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戰 國以後逐步形成，由秦始皇總具大成的。兩千多年來，儘管王朝 更替，政權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權層級式的專制主義行政體制沒 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後代總是繼承前朝的體制並略有變更。漢 承秦制，唐宋也是繼承秦漢的基本形態，用現代的術語，叫作路 徑依賴，略有變更則是根據當時形勢和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調整。 大明王朝的政治組織形態，在起點上還是繼承元朝的體制。 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佔領集慶以後，改集慶為應天府，置江南行中書 省，自總省事，置僚佐，這是沿用元朝地方行省的體制。到了至 正二十四年即吳王位時，便不再以地方行政機構自稱，而是建國稱王了。他建置百官，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 俞通海為平章政事，那都是沿襲元代建置的官僚結構和名稱。元代尚右，這時他亦尚右。洪武時，朱元璋為了使自己區別於元代， 由尚右改為尚左，這時李善長為左丞相，李善長的實際地位沒有 變化。所以說，變化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在名稱上的，實質 的變化當然也有，但不會很大。 從政權的組織形態上，元明之間，有繼承，亦有發展，而繼承是全局性的，發展只是局部性的修正。元代的政治組織形態， 有其從漠北游牧民族帶來的某些特徵，但其政權最基本的組織形 態則是沿襲唐宋舊制。元在中原地區的行政樞紐，從大斷事官機 構演變為中書省，以中書省掌全國之政務，這本來是漢及魏晉以 來的傳統。在中書省設左右丞相，以右為上，元代皇帝與宰相的 關係屬「委任責任」模式，宰相雖實行多相制，但相權往往集中 在一兩名宰相身上，由於宰相權重，故宰相易於專權。這個制度 規定下，皇權與相權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的，因人因事而異，往往取決於二者之間人事的變化。帝王是雄才大略者，那麼宰相的組織機構往往不能穩定。漢武帝劉徹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丞相只 有唯唯諾諾，才能善終於相位，如公孫弘便是這樣一個人物，《漢書·公孫弘傳》稱其任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 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續為相，「自蔡至慶， 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 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雲」。 君王雄才大略，宰相只能唯唯諾諾;反之，皇帝屬童稚或昏庸之輩，則往往出現宰相專權的局面。舉例來說，同一個宰相制度，同一個皇帝唐玄宗李 隆基在處理君相關係的問題時，前後便有不同。前期與宰相姚崇、 宋璟兩人相處是相得益彰，後期放手李林甫、楊國忠專權，則與 其荒於女色有關。楊貴妃這個悲劇無論從哪個視角看，責任都在 李隆基身上，唐玄宗荒廢了帝王必須擔當的角色。宰相制度的存 廢，亦是相對的，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集決策和行政權力於一 身，這隻能行之於一時，而其子孫倦怠時，宰相或者宦官的專權 就難以避免。相應的組織結構，在其運行過程中，往往因人、因事、 因時而發生各種變異，許多事物不能死摳書麵條文，還得看其實 際運行的情況，看相關人物的狀態，才能透過現象看清事物的本質。 決策與行政畢竟是不同的功能，皇權不能長期取代相權，反之相 權亦不能取代皇權，歷史便是在這個動態中演化，而組織形態亦 往往隨之變化。 關於廢除宰相制度的問題 關於明初的幾個宰相，劉基與朱元璋之間曾有一段對話，見 於《明史·劉基傳》:「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 長勛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 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 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 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 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 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 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 廣洋、惟庸皆敗。」 劉伯溫這一席話是發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議論了那麼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繼承人選，一個也不行， 請他出山也不願，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難保全自己了，儘管退隱 在山鄉，也難善終。從劉基與朱元璋的談話中還可以知道，這個 上層集團內部充滿著矛盾。明初大部分將相出身於淮西，過江以前就投身於朱元璋了，而劉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敗方 國珍以後，才參與朱元璋屬下的統治集團，自然有派系的分歧。 劉基評論的人物大都屬淮西集團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後來 胡惟庸派人毒死劉基的傳說。反之看，胡惟庸這個大案也就有了因頭了。 從這個故事可以知道，作為宰相這個角色，不僅需要具備實際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備平衡方方面面相互關係的能力，同時在這個基礎上能把事情辦好，讓上下左右對你都滿意才行。這 個要求可是相當高的啊!劉基不願蹚這個渾水也有他的道理，這 可是一個難以擺平的大江大海，難免有風浪來襲，出現翻船的局面。 說這個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層集團內部難以言說的種種復 雜的人事關係，一言不慎便會帶來滅門之禍。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以後，就想著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力，並 使子子孫孫都能牢牢掌握好皇權，不受各種力量的威脅。從秦漢 到宋元，直接威脅皇權甚至顛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這幾個方面: 一是相權的專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專權，如西漢 末年的王莽專權;一是宦官專權，如漢唐都是敗於宦官之禍患。 除了這三個因素之外，便是驕兵悍將的跋扈，北宋杯酒釋兵權處 置了這個問題，但北宋因此始終處於積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國 時，便希望在組織制度上處理好這些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