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多城限制示威并延长宵禁 警方加强部署应对周末抗议
2026 年 10 月 23 日
（接上期） 四、中国学者的研究结果 蒋正华的研究 蒋正华研究的结论是，在三年大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由于蒋正华的这个结论已被国内主流意见接纳，所以，我作一详细介绍。 蒋正华的研究是在李成瑞的推动下进行的。李成瑞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干部，是副部级高官，直到晚年还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1956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李先念秘书多年，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他在统计局长任期内，主持了1982年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因此对人口问题有相当深的研究。1985年6月，李成瑞赴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国际人口科学研究会的第二十届大会。在这次会上，他结识了科尔、班久蒂和卡洛等国际著名学者，同他们交谈中产生了研究中国大饥荒期间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愿望。回来以后，他向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提议，将这个问题列入了国家研究课题。经过多方“招贤”，最后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接受了任务。 蒋正华，1937年10月生，1958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电机系，1958-1980年在该校自动控制系任教，1980-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研究院读研究生，回国后在西安交大系统工程研究所任讲师。1984年在西安交大建立人口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成立一年多，就接受了李成瑞的这个课题。蒋正华和他的助手李南的研究的结论是，三年大饥荒时期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700万人，远远低于国外学者的估计。蒋正华的研究成果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评审后，得到了认可。 李成瑞在他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一文中认为，和国外学者比起来，蒋正华的研究“科学性更高一些”。他接受我的采访时，也一再推荐蒋正华的研究。 由于此时的蒋正华已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算是国家领导人，找他采访很困难。于是，我找到了蒋正华就这个问题发有的所有文章。但是，我看到了他提供了三组完全不同的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数字（后来我向李成瑞提起此事，李似乎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是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的数据。（以蒋正华和李南的名义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供的论文《中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校正》、用西安交通大学讲义专用纸手抄稿复印件，也是这组数据。）二是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 上以《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为题的文章中的数据。 三是袁永熙主篇的《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617页上的数据，李成瑞对我说，这部分内容是他和蒋正华二人合写的，数字是蒋正华的。现列出三组数字列表如下： 表格 表格 蒋正华以历年的生命表为基础，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其中，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同时按这6年预期寿命的正常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为6602万人。二者相减，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697万人，约1700万人。 读者可能看到，蒋正华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国外学者低，主要不是他估计的死亡人口少，而是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口多。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这和科尔的估计的8626万人仅少327万人），他估计的正常死亡人数高达6602万人（这个数比科尔的5840万人高出662万人）。 我不知道6602万人这个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用蒋正华提出1958年到1963年总共死亡人数为8299万人；用他修正后的死亡率求出正常死亡率，再用他修正后的每年平均人口数，算出每年的正常死亡数；总死亡数减去正常死亡数，就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我们起点用1955，1956，1957三年平均数，终点取1964，1965，1966三年平均数，用他提出的三组死亡率分别计算： 按西安交大学报数据计算： 正常死亡率＝[（12.68+12.80+13.01）/3+(12.64+10.86+9.60)/3]/2=11.93（‰） 按11.93‰正常死亡率，用蒋正华修正后的历年年中人口，可以算出每年正常死亡人数，6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4685万人。蒋正华算出的6年死亡总数8626万人减去4685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3941万人。 按《中国人口.总论》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4.10‰，由此计算出的6年正常死亡人数为5538.5万人；则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760万人； 按《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数据计算的正常死亡率为17.36‰，6年正常死亡人口为6818.8万人。6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1478万人。 蒋正华在1987年发表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此文收在《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上）一文中正式公布大饥荒年代非正常死亡1700万，原因在于这篇文章中他公布的大饥荒以前各年的死亡率比前两组数字要高得多，从而算出正常死亡人数高，非正常死亡就自然少了。 上面我用蒋正华估计的总死亡人口，用蒋正华修正后的死亡率算出正常死亡人口，从而求出非正常死亡人口。 我再换一种方法验算，还是用蒋正华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修订后的每年平均人口，计算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年中人口 某年少出生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当年年中人口 由于他提提供了三组数据，我们还得计算三次，其结果如下： 用蒋正华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计算：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36-11.93）×64354＝92.03（万人） 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7.29-11.93）×64999＝348.39（万人） 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32.40-11.93）×65504＝1340.86（万人） 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6.52-11.93）×64932＝298.03（万人） 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3.60-11.93）×65489＝109.36（万人） 在1958年到1961年四年间，非正常死亡为2188.67万人。 用西安交大学报数据可以算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2821万人（1958年为377.1万人，1959年为674.7万人，1960年为883万人，1961年为886.3万人）。大饥荒对人口的总影响为5009.9万人。 用蒋正华《中国人口.总论》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337万人（1958年为204万，1959年为317.2万，1960年为1124.7万，1961年为681.1万），少出生人口为2868.5万人（1958年为359.1万，1959年为568.1万，1960年为875.1万，1961年为1066.2万）。大饥荒对人口总影响为5205.5万人。 用《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中的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四年非正常死亡总数为2209.9万人（1958年173.1万，1958年620.1万，1960年830.8万，1961年455.2万，1962年30.8万）。四年少出生人数为2748.9万人。大饥荒对人口总减少为4958.8万人。 以上用蒋正华的数据从不同的角度计算，都不能得出非正常死亡1700万的结果。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 为什么蒋正华同一种方法得出三组不同的数据？为什么提出与前一组数据不同的数据时，不作为什么不同的说明？为什么用他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都远远超过他的1700万的结论？2002年6月我曾就此写信向蒋正华求教，他没有答复。此时，我冒昧猜测，蒋正华最早用《西安交大学报》的数据算出非正常死亡超出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过多，就提出了后两组数据。后两组数据主要是提高正常死亡率，其目的是用提高正常死亡率的办法来减少非正常死亡数，从而减少政治风险。他发表的三组数据中，官方性最浓的《中国人口年鉴，1987》上正常死亡率最高，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他做的毕竟是国家下达的课题啊！ 我不愿意停留在猜测上，2005年6月再一次将三年以前的信寄给蒋正华，10月19日，终于收到了他的回信（手写，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信签，信签抬头是黑字，显然发给我的是复印件）。为了供读者研究，现将此信全文公布如下： 继绳同志： 收到来函，以事烦未即复为歉。 中国经济困难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动情况是国内外都关心的的问题，也是我们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一段往事。外国学者对这几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的推算是以1957年或在此前死亡率与1964年前后死亡率或1964年死亡率为基准，估计其间正常死亡率水平，与实际死亡率之差即非正常死亡数。这样的估计有两个最大的误差，第一，每个年龄人口死亡率不同，采用总死亡率不能考虑到1957年到1964年中国不同年龄人口死亡率变化模式的影响。当时的死亡率水平下，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较快，其它年龄段死亡率变化较少，或基本不变。第二，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老年人相对较多，因为这部分人受不利生活条件冲击较为严重，逃离最不利的环境的能力也差。因此，有的学者获得的计算结果高于实际。我们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获得了很好的数据，在第四、五两次人口普查后，我们都做过数据分析，发现这两次普查数据质量都不及三普，因此我认为可利用的详尽的死亡率分年龄资料仍以这次最可靠。我们利用1982年数据构建了年龄别的生命表，并利用优化拟合的回推技术，再现了历史上各年的生命表，据此计算1957年到1965年的死亡率与非正常死亡率之差从方法学而言比外国学者更加严密，我们的优势是成瑞同志大力支持，提供了三普的微观个人数据。 三组数字有所不同的原因是优化拟合回推时，需要采取历史上的时点的基准数，优化技术也可以有总体优化和年龄组优化的不同准则。历史上的基点可以用一年的死亡率，也可以用一年前后的平均值为准，也可以对每一年的死亡率都进行拟合，最早在西安交大学报上发表的就是采用总体优化和时点基准计算的结果，年鉴数据发表时，我们已经用总体拟合了历史上每一年的死亡率，生命表的结构就有了变化。“中国人口.总论”的数字计算中，我们在优化技术上又进行了改进，采取了分年龄组的优化方法，从方法学上看是最严密的，我个人认为这个结果是我可以推荐你作为参考的基准。因我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要待我有机会再来整理。现在的印象三次计算相差不过200万左右，1700万是取其整大数，待我找到原始材料当可提供直到个位数的计算结果。 以上情况供您参考，您在退休后仍关心国家大事，拳拳之心令人起敬。匆匆，顺祝 秋安 蒋正华 17/10，2005 蒋正华的回信没有完全解释我的疑惑。蒋正华说用三组数据计算的结果相差不过200万人，我在上面用三数字分别计算的结果的差异显然超出了200万。他说三组数字其所以不同，是因为对数字不同的的“优化”。蒋正华的“优化”的技术的问题，人口统计学者会作出科学的评判。三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蒋正华的1700万为国内的主流所接受，被视为权威数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个数字偏低了很多。 丁抒的研究 研究三年大饥荒人口减少的第二位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丁抒。他认为： 一，如果有可靠的死亡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前一年年底人口数 二，如果有可靠的出生率。则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该年年底人口-[1＋（出生率-正常死亡率）] ×前一年底人口数 由于没有可靠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他将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10.08‰），如果不发生大饥荒，死亡率应当是逐年下降的，选1957年的死亡率作为各年正常死亡率，不会低估正常死亡率，从而不会高估非正常死亡率。他认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62年的出生率可信（37.01‰）。由于不能得到每年可靠的死亡率，他只能用上述第二个公式计算。 丁抒计算的结果是，从1958年到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3500万人。这个数是以统计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数字为依据的计算结果。 然而，丁抒不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总人口数据，因为统计局公布的年底人口数和人口增长率互相矛盾。但他认为他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增长率比较可信。他同意金辉的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所以，丁抒以人口增长率为依据，推算出则非正常死亡为4400万。（丁抒：《人祸》附录：“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丁先生远在国外，他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他的叙述中，对中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形成过程不甚了解，还相信什么“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我觉得其计算结果不可靠，只能作参考。 金辉的研究 上海的金辉先生也提出了一个数字。1993年，金辉先生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年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先生虽然计算方法不同，但还是用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并没有对数据进行修正，他的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陈一咨的数据 [英]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在他的：《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一书中透露，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谘曾告诉他，体改所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大饥荒年代，大约有4300万人死于饥饿，另有一份提供中央领导参阅的资料认为，这个数字是5000万到6000万。这份资料的准确性得不到检验，迄今少为人引用。 曹树基的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他的作法是，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地灾前灾后人口，藉以再求出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具体作法是：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所得为减少人口或称全部减少人口，再加净迁移人口，所得为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它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并借此求得各省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而求得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他研究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 我阅读了曹树基的专著《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我觉得他以清代的“府”为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比较可取，这可以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多次行政区划的变化造成的影响。他的方法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 五、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 我在这里要重点介绍介绍另外一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位学者就是王维志。 王维志，1955年到1959年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学习人口统计专业，1959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后，一直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20世纪六十年代初王维志曾到一些省去核实人口数据，了解了更多的实际情况。80年代以后，到中国社会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他对中国人口统计的理论和实践十分熟悉。王维志认为，蒋正华提供的1700万非正常死亡数据偏小，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他的研究结果是，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300万-3500万人。 王维志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对已经公布的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数据进行了修正。 表格 中国政府已公布的上述数字相互矛盾，三年累计，按总人口增加数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算，却增加622万人，两者差额为757万人。究竟哪个对呢？王维志认为，这两笔数都有问题。他分析，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增长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249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根据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减少1486万人。这就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数重新估计。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变动计算，人口增加677万人。1960年和1961年共减少2163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1348万人多减少815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815万人调整到1960年和1961年两年里。即将1960年的原统计总人口减少1000万调为1500万，1961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调整为663万。见表23-13。 表格 公安部公布的三年的出生人口是：1959年1647.4万人，1960年1389.3万人，1961年1188.6万人。 如前所述，当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口可以得到国家的供应指标，出生人口漏报较少，所以假定这些数字是准确的。当年的出生人口减去当年的自然增长人口，就是当年的死亡人口： 1959年死亡人口=1647.4-667＝980.4万人 1960年死亡人口=1389.3-（-1500）＝2889.3万人 1961年死亡人口=1188.6-（-663）＝1851.6万人 三年总死亡人数是以上三项相加，即5721.3万人。在这总死亡人口中，扣除正常死亡人口，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1958年死亡人口为781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页），王维志仅粗略估算，将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则1959-1961年三年正常死亡为2343万人，总死亡人数5721.3万人中扣除正常死亡的2343万人，则非正常死亡为：5721.3-2343＝3367.9万人。即三年饿死3378.3万人。 其实，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781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数为724.9＊3＝2174.7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5721.3万人扣除2174.7万人，则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 按王维志的修订数，1960年的死亡率应为44.33‰，而不是统计年鉴上的25.43‰。44.33‰这个死亡率和班久蒂估计的44.60‰、卡洛的40.76‰接近，高于科尔的38.8‰，更高于蒋正华的31.25‰（《中国人口•总论》数）、31.58‰（李成瑞书中数）和32.40‰（《西安交大学报》数）。 王维志上述工作是以他多年的实际经验和亲身体验对统计数字进行调整的。他是学统计的，当然熟悉数学工具，但他没有用复杂的数学计算。他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 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万到3500万之间，他们三人用的方法不同，却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但是，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因为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有饿死人的现象。曹树基的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的人口死亡无法发觉。有些地区计算中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年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是，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人），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据我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调查，我认为，同所有中外学者的数字比较，3600万这个数字比较接近实际，但还是低于实际。例如，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数在1200万人（本书前面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797万）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革期间下放安徽时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本书前用省的官方数据计算结果为226万）。在大饥荒期间曾负责亳县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梁志远（他当时担任亳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亲身经历证明，非正常死亡统计数据远远低于实际情况（见本书《安徽不安》一章）。亲历者提供的数据远远多于现有的各种统计数据，也高于王维志的数据。 在人口减少中，本书计算没有考虑各省净迁出人口。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少一些。但不会少很多。这是因为流动人口的数量是有限的。据当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提供人的数字，1960年全国流动人口最多，省内流动人口为600万人，省际流动远远小于这个数。 省内流动不会影响我上述各省非正常死亡数字，省际流动对我上述计算有一些影响。因此，我将廖伯康、安子文、梁志远等亲历者所说的情况抵消省际流动的数字。全国非正常死亡还是按3600万计。 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1958年8月16日到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1958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17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8月31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 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 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1957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369亿美元，日本只有297亿美元。1961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农业跃进 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196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1936年的3000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1967年粮食总产量只有4374亿斤。1996年才突破1万亿斤，以后一直在1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30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1957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1957年10月的两三千万人，到1958年1月，增加到1亿人左右。到1958年4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130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250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1米厚、66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 1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1958年，全国人口为659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5303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2.65亿人，即每2.65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4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35334万亩，比解放后8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29.3%。 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80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1958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1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20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1957年相比，1961年粮食产量下降了24.3%（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26.4%――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51.2%，三种油料下降了57.1%，，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28.8%，中小农具减少了25%，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40%左右。 1959-1961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1960年和1961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1960年农业总产值低于1952年。详见表24-1。 表格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未完待续）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侵朝日军精锐于釜山登陆，之后仅半个多月就攻占了王京，六月攻陷平壤，短短两个月就占领朝鲜近乎全部国土。 消息传至大明，朝廷热议，主要分两派观点：一：朝鲜是兵家必争的门户，应立刻出兵援助，虽日本现在进攻的只是朝鲜，真正目标却是大明，就算明、朝两国合力抗日也难说必胜。二：朝鲜是大明的藩国，只有小弟为大哥服务的道理，哪有大哥要为小弟服务的。 最终主战派占据上风，万历皇帝拍板决定出兵援朝，君臣达成一致。尽管万历二十年左右大明出现各种问题，但应该肯定此时对外抗敌的果断，这是万历朝鲜战争获胜的基础因素。《明史纪事本末》载：“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遣行人薛潘谕其王以匡复大义，扬言大兵十万，已擐甲至。”明廷一面严肃告诉朝鲜国王要负起保卫疆土的责任，望风而逃不该是国君应有的行为；一面安慰说将派十万大军施援。 但明军主力还没那么快集结。上期提到，自万历二十年二月宁夏哱拜叛乱，明军的聚焦点在西部。而且就在日军于朝鲜土地上烧杀抢掠时，大明的重量级人物、万历皇帝的得力骁将李如松正在宁夏平叛。李如松四月接到任命到宁夏统领兵马，所幸平叛耗时不久且大获全胜。九月，兵部接到来自宁夏的捷报，皇帝与朝廷大悦。平哱拜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李如松这一征全胜后，接下来便是奔赴朝鲜参加第二大征。 （图：Adobe Stock） 在讲李如松赴朝鲜后叱咤风云的事迹前，我先介绍一下这位英雄和他的家庭。 将门虎子 李如松在晚明军事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名声甚至远播海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如松在万历年间被任命为提督，是大明自15世纪中叶以来第一个担任掌军提督的武将。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变后，抑武风气愈加严重，这样做有利有弊。弊是导致武将可以不必动脑，因受文官压制而失去锐气。李如松则是智勇双全的难得将才，《明史》说他“骁果敢战，少从父谙兵机”。他有武将应有的血性，从不阿谀奉承；在军中讲义气，每当拿到战利品，没等登记便将其赏给士兵；甚至有时自负跋扈。他打仗时一马当先，很受将士欢迎，却屡遭弹劾。 有官员担忧李如松成为下一个造反的非汉族武将，他们主要考虑的是唐朝安禄山的教训。《明史纪事本末》说：“时言者谓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进狼。”他们这个家族祖上曾逃往朝鲜避难，后来内附至辽东，此时已十分显赫，手握重兵。 李如松可谓将门虎子，整个家庭人才济济，不亚于宋朝杨家将。他父亲李成梁最厉害，《明史》赞誉“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李成梁的儿子中，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皆坐到总兵官的位置，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皆为参将。 （图：Adobe Stock） 李家父子虽高调，却忠于大明。万历皇帝力排众议重用李如松，暂不论万历其他方面多糟糕，单论对李如松用人不疑这点是非常明智的。 曲折抗战 缓兵和谈 在李如松援朝大军渡鸭绿江前，大明的先头部队进展不顺，惨丧五千兵马。 1592年七月，明军游击史儒带领辽东两千兵马进入朝鲜，想从日军手中夺回平壤。可惜他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 最保险的做法应该是先联系当地朝军，摸清地理环境和敌情，然后汇报给后面的明军，但大抵因为所率辽东兵英勇善战，所以他敢直接向平壤进军。结果“不谙地利，且霖雨，马奔逸不止，儒战死。”（《明史纪事本末》） 偏逢下雨，条件不利于骑兵，且不熟悉地理环境，史儒的军队被日军全灭。 其后，副总兵祖承训率三千兵马进入朝鲜，一度攻到平壤城下，但遭遇日军强势反扑。当时日本有一种战术叫三段击，持鸟铳轮换射击，弥补了弹药装填速度慢的弊端。 祖承训三千兵马很快丧命，最后“仅以身免”（《明史纪事本末》）。祖承训逃回后汇报前线战况，一时震惊朝廷。此时明朝更意识到这些日军大不同于昔日东南的倭寇。但大明不缺火器，在之后李如松的攻城战中，热兵器将发挥重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万历朝鲜战争中，热兵器都占据重要地位。明廷此后加强重视，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辽东备倭军务的经略。 （图：Adobe Stock） 当时日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日军第一军团的统帅小西行长很清楚之前和明军只是小打小闹，明方真正的大部队不容小觑；而且朝方李舜臣所率海军对日军造成不小的打击，日方在海上不占优势。于是小西行长打算以和谈为缓兵之计，暂使明军麻痹大意。《明史纪事本末》称：“诈谓不敢与中国抗，以缓我师。” 八月，小西行长派使者见宋应昌，说日方不愿与大明为敌，不妨进行谈判。小西行长既是日本战国名将，也有经商经历。商人思维重变通，和谈与否就看是否利益最大化。 同时明方也需要缓兵之计。兵部尚书石星认为首战出师不利，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谈吧。朝廷便开始张榜招贤，寻找精通日语和日本国情的人才。不久后有个嘉兴人应募，名叫沈惟敬。他不仅懂日语，也会武功、跟日本人做过生意、有打倭寇的经验，嘉靖年间曾将总督胡宗宪从乱军中救出。假如这是一次公司招聘，他的履历可谓相当丰富了。 获得头衔后，沈惟敬入日军营和小西行长展开谈判。他责问日本为何侵略，之后双方约定停战五十日。这五十日过后，沈惟敬又一次凭口才说服小西行长延续停战。小西行长表示，愿意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归朝鲜。沈惟敬对这个谈判结果很满意，但朝廷对日本是不太相信的，“廷议以倭多变诈，未可信。”（《明史纪事本末》） 沈惟敬在敌营内毫无惧色，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他回应称，唐朝的郭子仪单骑就能说退敌兵。 （图：Adobe Stock） 沈惟敬的谈判有重要意义，至少他为明军争取到充足的调兵、军械和粮草筹备时间。 “春来杀气心犹壮 此去妖氛骨已寒” 大明集结的援朝东征军分三大部分，代表当时全国最精锐的部队：1、辽东铁骑；2、南方兵，其中最强的是戚家军；3、宣府、大同、蓟镇、保定等北部守边将士。 十二月，朝廷任李如松为东征提督，万历皇帝特赏大军白银十万两作为犒慰。李如松内心并不高兴，因为沈惟敬的和谈结果令他怒发冲冠——大同江以南的朝鲜国土尽归日本，岂有此理？！李如松当即骂沈惟敬奸邪，要斩他。这时身旁的参军劝李如松息怒，说“藉惟敬绐倭封而阴袭之，奇计也。”意思是留著沈惟敬，可以用他制造假象迷惑日军。李如松同意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军誓师东渡。四万大军行至鸭绿江时，放眼望去，天水一色，万山群峰出没云海。监军刘黄裳慷慨誓言：“此汝曹封侯地也！” 到达朝鲜后，李如松题诗一首，赠予朝鲜领议政柳成龙： 提兵星夜到江干，为说三韩国未安。明主日悬旌节报，微臣夜释酒杯欢。 春来杀气心犹壮，此去妖氛骨已寒。谈笑敢言非胜算，梦中常忆跨征鞍。 （图：Adobe Stock） 渡江援朝之时，李如松43岁。刚在西北大捷，得知东北有难，立刻中断庆宴，星夜兼程赴前线，只为精忠报国。他道正月春来，明军气盛，必将荡尽倭寇；与君谈笑风生并非因为胜券在握，回想半生戎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惟有初心坚定不改。 拔刀相见的谈判 李如松派沈惟敬告知小西行长，将举行册封小西行长的封典，实际上是打算借此机会攻城。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李如松大军抵达肃宁馆。小西行长听闻后，派20名牙将找李如松谈判。有意思的是这次谈判很快就演变为武斗。 20名日方代表在会面时出言不逊。李如松是脾气很倔的人，下令将他们绑起来。这20人突然拔刀，双方展开格斗，最后明军只逮到3人，其馀17人逃走。 （图：Adobe Stock） 逃回去的17人将经过告知了小西行长。小西行长对沈惟敬说，肯定有什么误会，于是派亲信到明军营再谈判一次。这次双方都很和气，李如松以礼相待，约定正月六日在平壤城下会面。 李如松智取平壤 互不上当 无论是小西行长还是李如松，都知道封典和谈判是计。正月六日，李如松抵达平壤城下，小西行长站在风月楼上，日军身穿花衣夹道欢迎。 与花衣喜庆氛围大不同的是，李如松在城下安排将士准备攻城。明军犹豫之际，日军发现不对劲，立即关闭城门进入防守状态。《明史纪事本末》称：“行长伫风月楼候瞻龙节，倭俱花衣，夹道迎候。如松分布将士，整营入城。诸将逡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 双方都在施障眼法。小西行长不亲自出城，日军摆出迎接受封的架势，其实是想引诱李如松进入埋伏圈，但未能成功，因为李如松就是来攻城的。这是双方在平壤过招的第一回合，不分胜负。 下一回合由日军发起：夜晚，日军偷袭李如柏的军营，没能得逞，当夜就被击退。 一月八日黎明，大决战拉开序幕。 平壤城上日军火枪、弓箭、重石、沸水齐下，弹林箭雨，战况惨烈。李如松亲自督军主攻东南门，并派“朝鲜兵”攻西南门，杨元攻小西门，李如柏攻大西门。 （图：Adobe Stock） 斩逃兵 因为明军攻城重点在东南，所以日军其他城门的军力往此处增援，这里的明军最危险。当时有些明兵看到头上密集的箭矢，心生怯意，开始向后溃逃。 李如松当即冲上前，手中利剑一挥，将逃在最前面的士兵斩于马下。其他士兵见此，大为震动，不敢再退却。同时李如松又招募死士援梯钩攀城直上。《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都记载了如松斩逃兵一事。 史书还纪录了这样一幕：李如松的战马中弹，立刻换马继续作战。马又掉进堑中，但他锐气丝毫不减，手提缰绳一跃而出，继续投入紧张的战事中。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平壤城正打得激烈时，其北边的牡丹峰上驻有一支日军，与平壤形成犄角之势。他们准备瞅准时机下山袭击明军，却突然发现，不知从哪冒出一群明军悄然攻上山来。 率领这支明军的老将名叫吴惟忠，是戚家军的好汉。在指挥时，吴惟忠胸部中弹，不顾伤痛仍一边高喊一边督战。这队明军很快就占领了牡丹峰。 （图：Adobe Stock） 卸伪装 露真甲 反转最大的是西南门。攻西南的“朝鲜兵”像霜打的茄子，攻城很不积极。城上的日军坐看他们的笑话，觉得这边守城任务太轻松，因此很多日军调往别处。突然，城下的“朝鲜兵”动作加快，脱下外衣。日军定睛一瞧，里面穿的分明是明军铠甲！于是仓促应战，但为时已晚。 原来，李如松提前安排祖承训等明军穿上朝鲜兵的军装，用以迷惑日军，因为日军看不起朝鲜兵，定会轻敌，防守空虚。 西门也采取了类似的迷惑战术。明军起初攻城节奏不快，突然后方将重炮推上前，在猛轰之下炸破城门，李如柏旋即率兵攻入城中。 当时大明有约100门大将军炮运往朝鲜战场，重炮方面比日军更有优势。明军还配有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小型火炮。朝鲜《宣祖实录》载：“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 （图：Adobe Stock） 毒火箭 明军还采用三波“火攻”：毒火箭、火箭、重炮。第一波先将毒火箭射入城中。很多日军躲进室内，因此明军再射一波火箭，房屋著火后日军被迫逃到室外。然后明军用大炮轰这些跑到室外的日军。 明军告捷 随著形势越来越有利，明军士气高涨，前赴后继。据朝鲜《宣祖实录》：“辰时接战，巳初陷城矣。”换算成现在的时间，早上7点至9点间开始攻城，9 点多攻陷，可见速度之快。 之后小西行长带日军残馀趁夜色渡江逃向龙山，行至半路，忽然从偏僻处冲出一支明军，原来李宁、查大受率精兵三千早已埋伏在此。日军再度受挫，明军趁胜追击，后来小西行长逃回王京时只剩下几千人。据日本的记载，平壤之战日军损失1万多人。《明史纪事本末》称：“是役凡得级千二百八十五，馀死于火及从城东跳溺无算……潜伏江东僻路，获级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 李如松此战获胜最重要的原因是知己知彼及各火器配合使用。他战前已将地形掌握得一清二楚，敏锐看出牡丹峰的重要性，且熟知日军轻视朝鲜兵的心理。 然而不久后，他将在碧蹄馆经历前所未有的惊魂苦战，与日本武士展开更激烈的对决；大明神箭手李如梅也将大显身手。请见下期。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年至1598年，大明和日本在朝鲜展开了两场惊心动魄的对决，中方称其为“万历朝鲜战争”，韩国称之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之“文禄庆长之役”。万历朝鲜战争是16世纪东亚最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对明朝、日本影响巨大。 对于大明，与之前应对东南沿海倭寇不同，此次赴朝抗日是两国正规军的交战。早在朱元璋开国时，倭寇就已骚扰大明沿海，这些人主要是日本海盗，以走私为主，伤害与规模不大。但明朝后期，特别是嘉靖年间尤为严重。原本明朝一直与日本保持官方勘合贸易，然而嘉靖二年，日本有两派势力在宁波争贡，殃及当地居民，且有明军官战死，史称“宁波之乱”。因此明朝中止了与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从此倭寇更加猖獗。嘉靖年间倭寇的组成人员也发生变化，《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倭寇之中有很多是中国南方人，真正的日本人占比反而少。这些倭寇不属于正规军。明朝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下平息倭乱。 然而侵略朝鲜的日军是身经百战、从日本战国时代磨练出的军队，对大明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万历朝鲜战争分前后两个阶段，两次都以明方胜利收场，虽然告捷，却消耗明朝大量财力，且当时大明最精锐的辽东兵损失很大，这些都是加速大明衰落的重要因素。万历朝鲜战争的胜利可谓是明朝军事最后的辉煌。甚至明亡后有朝鲜人自责说是他们拖累了大明，不过这只是片面之见，还有其他加速明朝衰亡的因素比此更关键。 在这场跨国作战中，大明诸多英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下面将带大家穿越层层硝烟，走近400年前明、日、朝三国间的金戈铁马、风云往事，综合各史料详细讲述过程及影响。 （图：Adobe Stock） 暗流涌动 欲知朝鲜硝烟之始，先从日本一代枭雄丰臣秀吉说起。 自1467年起日本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延续一百多年。16世纪中叶，一个名为织田信长的大名在群雄中脱颖而出。在他的追随者中，贱民出身的丰臣秀吉凭借建功步步高升。 1582年六月爆发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起兵谋反，信长死于熊熊烈火中。丰臣秀吉得知信长噩耗后讨伐明智光秀，势力迅速壮大，成为信长的实际继承者。1585年秀吉担任关白（类似宰相），经过征伐统一日本，成为日本最高实权统治者。 《明史》也对丰臣秀吉的称霸统一之路有所记载：“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杀，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还兵诛之，威名益振。寻废信长三子，僭称关白，尽有其众”；“于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 丰臣秀吉（图源：Kano Mitsunobu） 虽内乱解决，但自古战争机器出于惯性往往难以即刻停止。日本当时军队长期靠打仗吃饭，突然进入和平时期，在那时统治者看来无论是解散还是搁置都不合适，战争的惯性很容易引发叛乱，所以丰臣秀吉决定将注意力引向海外。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明朝在隆庆年间解除海禁，对外开放极大促进中国商业发展，但考虑到之前沿海倭寇猖獗，所以仍将日本列入贸易“黑名单”。日本国土面积与物产有其局限性，加之当时白银开采量大，所以日本人希望以骤增的白银购买中国大量商品。但官方渠道走不通，走私也遭打击，日本便开始磨刀霍霍，图谋攻占整个大明帝国。 丰臣秀吉的计划是先以朝鲜为跳板，进而吞并中国，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方面，为清扫海上的障碍，日本要求琉球（今冲绳）、吕宋（今菲律宾）等国向其纳贡。《明史》载：“威胁琉球、吕宋、暹罗、佛郎机诸国，皆使奉贡。”琉球本是明朝的属国，日本担心琉球向北京透露情报，因此制止该国向明朝继续进贡，野心已经摆在台面上了。 另一方面，丰臣秀吉重新改编军队，分为九大军团；招募新兵；修建战船。《明史》载：“益大治兵甲，缮舟舰，与其下谋，入中国北京者用朝鲜人为导，入浙闽沿海郡县者用唐人为导。” （图：Adobe Stock） 那么，此时的大明和朝鲜情报是否及时？又在做什么？ 华侨急救国 朝廷竟无暇 我们先看一看大明帝国的准备状况。对于日本的蠢蠢欲动，明廷自然收到了情报，却不著急，倒是普通百姓比朝廷更著急。 万历皇帝和百官在忙什么？我在之前的文章谈到“争国本”，朝廷在为太子问题纠结、争论，万历皇帝不断拖延立皇长子为储君，无暇顾及海外之事，更没有重视日本的变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官员觉得日本距离远，想攻大明也没那么容易。另外，这时距张居正病逝已有十年，改革被废止，接任的内阁首辅张四维、申时行都较平庸，张居正雷厉风行的时代越行越远，国家又逐渐回到散漫状态。经济上，张居正改革为国库带来的丰厚收入也在消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爆发前，海外明人的救国行动及忧国忧民的态度。 （图：Adobe Stock） 有一位住在琉球的商人陈甲立即和琉球官员郑迥商议，希望能将消息带到故乡，提醒明廷早做准备。即使这样他还不放心，于是亲自回到福建，将所知所闻告诉福建巡抚赵参鲁。赵参鲁进而转告朝廷。兵部并没有太重视，但也做了些事，传递公文问朝鲜国王李昖有没有这回事。 朝鲜和日本往来密切，民间应该早就知道。“釜山与日本对马岛相望，时有倭户往来互市，通婚姻。”（《明史纪事本末》）而且万历十九年（1591年）五月，日本使者抵达朝鲜，说：下一年的春季将进攻大明，希望借道朝鲜。所谓“借道”就是占领，春秋时晋国要灭虢国，先向虞国借道，之后虞国还能存活吗？ 《明史纪事本末》载：“时朝鲜王李昖湎于酒，弛备”；“时朝鲜承平久”。朝鲜主要问题不是情报不畅，而是太平日子过惯了，军备废弛，君主安逸。朝鲜虽然在军事防御方面做了准备，但因长年太平，军民抱怨杞人忧天，进展十分缓慢。 （图：Adobe Stock） 有意思的是朝鲜国王李昖一开始的反应：“王但深辨向导之诬，亦不知其谋己也。”（《明史》）李昖向大明回复说，所谓日本要以朝鲜为向导攻打大明，应该只是谣言。 然而，朝鲜有一项举措非常正确，即破格提拔了一位看似平凡的县监李舜臣。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以感天动地之举，在大海上保家卫国，名垂青史，成为朝鲜人的英雄。 日本有一位华侨名叫许仪后，冒生命危险向大明传递情报。他原是大明的医生，后来被倭寇掳掠到日本，从此在日本娶妻生子。日本萨摩藩的藩主岛津义久的孩子生病，许仪后以高超医术救其一命，从此他成为岛津义久的御医。 1587年，岛津义久向丰臣秀吉投降，之后参与谋划侵略朝鲜。许仪后在他身边，自然得知此事。因担忧大明有难，而自己不便行走，许仪后于是联系了另一位在日华人朱均旺，托他送信至大明。 许仪后的信写得非常详细，而且预言准确。信中包含丰臣秀吉的简介、日军武器和兵力，称日军不习水战、不敌火攻，并预言日军进攻时间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春夏之间。 日本为防泄密，严禁商船出海并严查当地华侨。许仪后利用与岛津义久之间的关系，请求岛津放走一艘商船，因此朱均旺得以登船返回大明。临别之际，许仪后赠给朱均旺一首诗，最后两句写道：“霜台若问尘中事，惟道斯民苦尚忧。” （图：Adobe Stock） 许仪后和朱均旺传递的消息非常可贵。随著情报越来越多，明朝开始重视，另一面朝鲜向明廷通报了日本借道侵略之言以及侵犯时间。明廷因此向中国沿海军队发布警告，称要加紧备战防范日军。《明史》载：“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关白平秀吉声言明年三月来犯，诏兵部申饬海防。” 明朝确实逐渐认真起来，但不遂人愿的是，命运又安排一起事故导致明朝分身乏术——1592年二月宁夏出事，武官哱拜叛乱，朝廷要立即调兵平叛。 日寇渡海火速攻城 1592年春，侵朝日军2万人跨海攻占釜山，战争正式打响。《明史》载：“二十年四月遣其将清正、行长、义智，僧玄苏、宗逸等，将舟师数百艘，由对马岛渡海陷朝鲜之釜山。”朝鲜兵败如山倒，日军在釜山展开大屠杀。此前丰臣秀吉曾下令禁止入朝后伤害平民、掳掠财富，但这只是形式而已，事实上，杀红眼的日军对手无寸铁的百姓毫不留情。一时间，釜山血流成河，被杀的平民和战俘多达3万人。 日军登陆釜山（图：公有领域） 之后，由小西行长带领的第一军团、由加藤清正带领的第二军团分路北上，很快就直逼王京（今首尔）。朝兵望风溃败。身为一国之主的李昖弃城而逃，直奔平壤。 不仅放弃王京，他还下达了一道荒唐的指令，让次子暂代他管理国事，像极了宋徽宗仓促传位于钦宗之举，极不负责。国已不国，儿子继位后上哪治国？李昖还担心平壤不够保险，再奔义州，并派遣一批又一批使者不断向大明求救。《明史纪事本末》称“请援之使，络绎于路”。国君逃窜只会更一步瓦解军心，《明史》载：“倭遂入王京，执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可怜朝鲜大半河山沦入人间地狱。 当时朝鲜向明称臣，历任国王继位都需要大明批准，且每年进贡。小弟国破家亡，大哥不能不管。尽管大明最初轻敌，但接下来做得相当好，发兵援朝，力挽狂澜。期间，堪称明朝版“杨家将”的李如松兄弟将在朝鲜登场，在东亚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另，虽戚继光已故，但戚家军仍在，这些好男儿也将跨过鸭绿江，在寒风中书写精忠报国的伟绩，再展大明雄风。 （图：Adobe Stock） 当大明最强之师对决日本战国名将，会碰撞出怎样的悲壮故事与英雄豪情？个中风云往事，请见下回分解！
上面介绍的是“不全饥饿”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大饥荒期间，部分地区的中国农民处于间断性“完全饥饿”状态。“完全饥饿”可分为“饮水全饥饿”和“不饮水全饥饿”，前一种完全饥饿可以喝到水。大饥荒年代的农民都是属于“饮水全饥饿”。 饮水全饥饿的整个过程通常可分为三期：1，兴奋期，约3到4天；2，抑制期，约35-40天；3，麻痹期，约2-3天。 兴奋期以消耗机体内储存的糖原为主；糖原消耗殆尽，就转为以分解脂肪为主。机体能量80%以上靠分解脂肪获得；到末期时，由于脂肪消耗殆尽，同时代谢调节机能发生了深刻的障碍，组织蛋白质急剧地被分解。因此上述三个时期也可称为：1，最初适应期；2，最大适应期；3，濒死前障碍期。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水肿较不突出，在早期可能发生水盐丧失。到了后期，当血浆蛋白减少、血液胶体渗透压降低时可以出现水肿。但它并不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完全饥饿的脏器形态改变没有不全饥饿明显，尤其是心脏一般并不萎缩。就各器官的重量丧失程度而言，心脏重量减少得最慢。但是心脏的收缩力的减小与其重量的减轻并不成比例。心脏的重量虽然减少得慢，但心力衰竭并不慢，因为心力还与糖的供应有关。所以，相当多的饥饿者死于心力衰竭。完全饥饿100天时，脂肪消耗了97%，脾消耗了60%，肝消耗了53.7%，睾丸消耗了40%，肌肉消耗了30.7%，血液消耗了30.7%，肾消耗了25.9%，皮肤消耗了20.6%，肠消耗了18%，肺消耗了17.7%，胰腺消耗了17%，骨消耗了13.9%，神经系统消耗了3.9%，心脏消耗了3.6%。最为重要的器官消耗得最少。 和不全饥饿相比，完全饥饿时往往体重丧失更多，达40%-50%或50%以上时才死亡。 人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活动能力下降，而在一段时间内，其本能的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超过一千起 ，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读者在本书上篇中已经看到，在各省的章节中记录了很多人吃人的事件。 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好手拿计算器，一边看，一边算，否则一头雾水。 一、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1958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1958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1962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计算中，从1958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1982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1959年67207万人，1960年为66207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1960年人口比1959年整整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1955年到1986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1986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1984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1983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23-1。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1958-1962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1957年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本年底人口）/2）。 2、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 “大跃进”，1957年和1964年间的人口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3、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820多万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12.28+11.40+10.80)/3+(10.04+9.50+8.83)/3}/2‰=10.47‰ 正常出生率＝{(32.60+31.90+34.03)/3+(39.14+37.88+35.05)/3}/2‰=35.10‰ 表23-1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65324×（11.98-10.47）‰＝98.6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74.4万人，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97.94万人，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94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1960年的死亡率为6.8‰比1957年的6.0‰上升不多。但1960年的出生率为27.6‰，1961年的出生率只有22.4‰，比1957年的45.6‰下降了很大的幅度。 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14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 1958年少出生人口为：65324×（35.10-29.22）‰＝385.4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1959年少出生人口为687.3万人，1960年少出生人口为949.9万人，1961年少出生人口为1127.8万人。大饥荒期间共少出生人口3150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1619.9＋3150）万人，即4770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23-1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有了1957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1961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饥荒，使得1961年底只有65859万人。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1955年、1956年、1957年和1964年、1965年、1966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24.38‰。以1957年底人口64653万人为基数，按这个自然增长率，1961年底应有人口为71192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71192-65859）万人，即5333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563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1959年、1960年、1961年总人口比正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 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从图23-1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二、用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官方数据)为例，广东8.43‰，云南却高达16.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8‰。不考虑地区差别，用统一的标准估计中国全国的情况，必然存在较大误差。前面我们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了计算，现在，我们用各省数据进行计算。 各省的数据来自《中国人口》这一套书。《中国人口》每省一分册，包括香港和澳门，共32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的领导下，组成专门编辑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各省分册由各省组织有关人员编写。1986年以后陆续出版。各省的数据也是经各省官方审定的，非正常死亡数据也是缩小了的，但比国家官方数据接近实际一些。我从除了西藏、台湾的28本书中，将各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数据抄录如表23-2。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根据表23-2中的数据，采用本章前面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算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取前三年（1955，1956，1957）和后三年（1963，1965，1966）的算术平均数。计算结果如表23-3。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由表23-3计算结果可知，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了5318万人（其中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少出生3220万人）。各省的死亡率数据基本上是以官方统计为基础的。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人们有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少省份对数进行了一些修正。应当比原有的统计数更接近实际一些。但是，即使到了八十年代，饿死人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有些省份用这些数据计算出的非正常死亡据，比调查者的数字偏小。例如，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非正常死亡是300万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500万人（见本书第四章“安徽不安”）。而我上述计算的结果只有226万人。薄一波对赵健民说山东饿死300万人，这里计算的结果只有184.43万人。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认为，四川省饿死1200万人，上表中只有787万人。《福建党史月刊》2001年第1期载文认为， 福建省三年非正常死亡万人数为22万人，少出生65万人，该文是用省公安厅的数字计算的。而表23-3中福建非正常死亡只有18万人。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当年在省里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八十年代还在该省或在中央担任要职，他有可能干预这些省份的死亡数据，以减轻其历史责任。我在调查中发现过这种情况。所以，用各省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虽然比国家统计局的数要接近实际一些，但还是一个比实际情况缩小了的数据。 根据各省官方数据计算，早在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万，至1960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109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年为300万人，至196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42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三、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1960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2300万，莫舍估计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100万至3000万之间。希尔估计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3000万，同时有3300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为1958-1963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700万。杰勒德•卡罗特认为，1958-1963年有2700万人过量死亡，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1960年，死亡人口为4090万。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23-4。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1958到1962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1953年和1964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1953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姓别、民族等基本特征。1964年的人口普查在1953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九项。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100万人口中的约30万名15至67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1940年以来的41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著名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重估历年出生率。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如表23-5。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1955-1957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1964-1966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22.33＋20.11＋18.12）/3＋（12.45＋11.61＋11.12）/3}‰/2=15.96‰ 正常出生率为： {（43.04＋39.89＋43.25）/3＋（40.29＋38.98＋39.83）/3}‰/2＝40.88‰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为300.1万人，1959年为386.8万人，1960年为1833.5万人，1961年为456.7万人。1958-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87.1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1958年199.7万，1959年为803.4万，1960年为921.33万，1961年为1195.1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3119.5万人。 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2987.1＋3119.5）万人，即6106.6万人。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用同样的办法，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6.2‰，正常出生率为40.2‰。即： 正常死亡率： {（22.4＋20.8＋19.0）/3＋（13..5＋11.1＋10.4）/3}‰/2＝16.2‰ 正常出生率： {(41.3＋40.2＋41.1)/3＋（40.7＋39.7＋38.3）/3}‰/2＝40.2‰ 用科尔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1958年：64522×（20.4-16.2）＝271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463万人；1960年为1468万人，1961年为278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81万人。 少出生人口：1958年：64522×（40.2-37.7）＝161.3万人，同样可以算出1959年为776.3万人，1960年为974.9万人，1961年为1155.8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3068.3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5549.3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人口数(以1954年底总人口60266万为基数)。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依据表23-8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1954年总人口为基数，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15.96‰，正常出生率为39.87‰。1958-1962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850.9万（1958年为130.3万，1959年214.0万，1960年1632.8万，1961年721.4万，1962年为152.4万）。四年少出生人口3197.85万（1958年为237.8万，1959年834.5万，1960年936.2万，1961年1184.1万，1962年为5.25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即6048.8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中国大饥荒年代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未完待续）
文/清箫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诉说长安的壮丽；“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见证洛阳的悠久；“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是古都南京的写照；“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是汴京繁华的缩影。长安、洛阳、金陵、北平、汴梁、咸阳、临安、成都等，不同的古都承载著不同朝代的繁华记忆。那么，从地理的角度看，哪座古都选址最佳？ 中国历史有一个规律，大一统王朝的国都基本上都在北方。我们先来厘一下古代有哪些属于大一统朝代。 史学界大多认为夏、商、周不算是大一统。夏、商的国都都在中原。西周施行双都制，分首都和陪都，定都镐京（位于今陕西，即后来的长安），并以洛阳为陪都。东周迁都至洛阳，诸侯争霸，天下大乱。 真正的大一统从秦朝开始。秦定都咸阳，位于今陕西。 西汉刘邦起初定都洛阳，受张良提醒，最终决定向西迁都，因咸阳宫被毁，所以在咸阳城南建长安城作为国都。西汉和东汉间王莽政变，建立短暂的新朝，建都常安（即原先的长安）。东汉迁都至洛阳。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演变为家喻户晓的魏蜀吴三国，之后由西晋结束乱世，定都洛阳。东晋、南北朝战火频仍，直至隋朝才再度统一。 隋文帝定都大兴城，隋炀帝迁都洛阳。之后唐朝建立在隋基础上，将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唐中间有一个武周，以洛阳为“神都”，之后还政于李家，李唐得以延续。 （图：Adobe Stock） 北宋定都汴梁（开封）。而南宋不属于大一统。 元朝第一个首都是上都，位于今内蒙古。后来因为要兼顾南方大片疆域，于是以燕京为中都，之后中都改名叫大都，位置在今北京。 明初短时间呈现“一国三都”——南京、汴梁、中都。元大都被改名为北平，但那时的“北京”不在北平，而是将汴梁作为“北京”。明太祖朱元璋在凤阳建中都，主要是因为自己出生于此。朱元璋皇宫建于南京，但定都问题他纠结过一段时间，最后放弃迁都计划。所以洪武、建文至永乐迁都之前，南京是明朝的京师。 永乐帝朱棣从南京迁都至北平，分南直隶和北直隶。北平此后成为京师、皇帝和中央政府所在。南京成为留都，虚设中央政府，所以北京有的六部等机构南京也有，只差一个实权统治者，官员基本都是闲职。明朝大部分时间国都在北京。 清朝的前身叫后金，努尔哈赤最初定赫图阿拉为都城，后迁都至辽阳，尊赫图阿拉为兴京；之后又迁都至沈阳。后来皇太极改沈阳为盛京，建立清朝，那时清尚未入关。顺治入关以后，清继续以北京为国都，逐步统一全国。 综合来看，大一统朝代只有秦朝、西汉、新朝、东汉、西晋、隋朝、唐朝、武周、北宋、元朝、明朝、清朝。其中挑选出持续较久、综合国力最强的朝代，应属两汉、唐、元、明、清，经济与军事实力均强。只算进入统一阶段后决定且持续久的国都，不外乎长安、北京、洛阳。 （图：Adobe Stock） 这三座都城的共同特点是： 1、从自然地理角度看都靠近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以西或以北是游牧民族活跃区，同时又邻近中原经济发达与粮食盛产地。 这样的优势是：既得繁华之地，亦得北方彪悍民风，和平时期容易富裕，战争时期容易得强兵、勇将和宝马，兼顾经济与军事。 2、有前代的基础。 长安——十三朝古都，最早溯至西周，再到秦汉，虽位置有变，但移动范围不大。之后唐又以隋为基础，将长安推向巅峰；北京——元以金为基础，而元大都又为明燕王府和永乐迁都提供基础；洛阳——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十三朝古都，其基础之深不言而喻。 下面分别来看长安、洛阳、北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长安 长安城名字怎样变化不重要，最重要是地处关中。人们印象中往往觉得西北贫困，但关中不同，最早的“天府”称号其实指的就是关中。苏秦曾称赞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多饶”。 军事上看，关中可进可退。万一关东发生战乱，“南有巴蜀之饶”，可以从蜀地获取粮食；“北有胡苑之利”，可以从游牧民族区买马或养马，增强骑兵作战力。 表面看关中太偏西，实际上其水陆交通发达，向东有函谷道、向东南有武关道、向东北有蒲关道。函谷道可达黄河中下游和江淮之间，进而可上辽东、下江南。在西北方向，越过陇山、穿过河西走廊可到达西域，这便是大名鼎鼎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 关中居上游。张良说：“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西、南、北有高地阻挡侵略，东面可透过孔道控御下游、中原乃至江淮，形成高屋建瓴的优势。 （图：Adobe Stock） 关中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隋末柴孝和曾劝李密不要执著攻洛阳，而应该以关中为主要目标。他说：“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一旦错失良机，就像咬不到自己的肚脐眼，恐怕再无机会占据关中。李密意识到了，却没有这么做。 当时李渊、李世民父子远虑且果断，将关中视为首要目标。中途遇到困境，李世民甚至著急地喊醒已就寝的父亲，哭号著强调绝不能退兵，终于说动李渊，可见李世民眼光长远，明辨大局。霍邑之战时，为了不拖延攻向关中的进度，他们采取激将法将敌军逼出。李渊得以建立大唐，当初对关中的战略坚定是至关重要的。 （图：Adobe Stock） 此外，关中还有天险可守。潼关是“东大门”，可阻挡东边敌军进攻，一旦潼关失守，长安就岌岌可危了。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被杨国忠和唐玄宗逼迫出潼关作战，结果惨败而归，近二十万唐军全军覆没。可见虽然潼关是个绝佳的屏障，但最高决策人（皇帝）很可能犯糊涂，因为只守不打难免受奸臣小人非议。而且潼关也不是入关中的必经之路，不等于上保险栓。实际上隋唐长安多次被攻破。 长安的最大弊端在于运输物资难。本来渭河非常便利，但江南物资运向长安不便。唐中期后南方经济地位愈发重要，例如假若有大量物资需要从扬州运来，到洛阳就得花很长时间，然后再经陆路，最后经渭河，成本太高。鉴于经济重心南移，长安不再适合作为国都。 （图：Adobe Stock） 秦汉时，西北的游牧民族威胁严重，但唐朝及五代十国的游牧民族威胁主要来自东北，特别是五代以后的契丹人，所以此时关中“阻三面而守”意义就没以前那么大了。 洛阳 从自然地理上看，洛阳位于中原的咽喉，所以可谓是核心地区的心脏。东出虎牢关可见华北平原；西出函谷关便到达关中要地；南出广成关则临荆楚；北有中原的动脉黄河。隋朝建大运河后，更巩固了洛阳的中心地位。称洛阳是国际大都市并不夸张，粮食、瓷器、丝绸，无论是供给国内还是西域，都以洛阳为集散中心。 洛阳在黄河支流洛河旁，地势较高，因此很少受洪灾影响。“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利于农业；三面环山，一面黄河，有天然屏障可抵御侵略。 洛阳（图：Adobe Stock） 说到屏障，其实洛阳不及长安封闭，所以更容易受到军事威胁。作为重要交通枢纽，洛阳一旦失守，东西、南北的物资运输便成重大问题。 北京 北方游牧民族以燕为都并不奇怪，这里重点分析大明迁都至燕的意义。 明朝刚建立时虽赶走元人，但未解决边患，本来定都南京远离蒙古侵扰，按理应是安全的决策，永乐皇帝何必北迁？其实迁都到北平不仅和永乐皇帝曾是燕王有关，而且背后大有学问。 定都东南容易偏安一隅，尽管占据经济繁华地，却远离中原和边塞，尤其因有长江隔断南北，难免安逸。在冷兵器时代，南京只得经济之利，却难获军事之利。上文也提到过，国都最好兼顾富庶与兵强。以北平为京师，就是要将军事重心北移，天子守国门，培养帝王将相与社稷共存亡的意志。这一带盛产燕赵奇侠之士，上易于经营东北，下易于控御华北。 （图：Adobe Stock） 以北平为京师、另以南京为留都的决策实在太厉害！一个在北得精兵强将、彪悍民风；一个在南是全国经济中心、税收的主要来源地，以东南经济养西北军事。丘濬有评：“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需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五代至宋，燕云十六州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威胁中原的契丹、女真皆出于东北。北宋并不弱，无奈燕云十六州在五代时就被后晋皇帝石敬瑭割给契丹，宋太祖、太宗一心收复燕云，都未能成功。北宋恰因为缺少燕云构成的战略纵深而陷入被动。燕云十六州范围大概是今北京、天津海河以北，及山西、河北北部，北宋没有燕云十六州，相当于中原以北失去大片屏障。假如北宋能掌控燕云，未必选汴梁为都。 金灭辽后，部分州短暂回到宋朝手中，但转瞬又被金人夺去。直至明朝，燕云十六州才重归汉人王朝。好不容易得来的战略纵深当然要重点坚守。自永乐迁都直至明亡前的200年间，尽管有也先、俺答、八旗兵临城下，北京却没有一次被攻破过，唯一的一次即1644年李自成占领京师，崇祯自缢与国都共亡。 （图：Adobe Stock） 1449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也先兵临京师。于谦力主战，反南迁，英勇领导京师保卫战。只要守住北京，瓦剌便不敢轻易绕道南下，因为那样容易陷入前后夹击中。由于1449年这场北京保卫战的成功，北宋靖康耻没有在大明重演，证明最危险的国都地址有时也是最安全的，取决于作战决心。 而北京离南方经济重心太远则是一大隐患。 历史发展到唐后期已出现“扬一益二”的局面，到南宋时经济重心完成南移，自此东南繁华程度超过北方。明、清两朝东南已成为北京朝廷的主要财源，大不同于以前。譬如先秦时提到南方人，往往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山多耕地少，要在落后环境中创业，北方人一般都不愿到南方生活。晋衣冠南渡、隋朝开大运河、唐末乱世、北宋灭亡对南方繁华、人口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图：Adobe Stock） 清朝末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镇江威胁到京杭大运河的运输，清廷因畏惧江南财赋遭切断而妥协，便是典型的经、政中心分离弊端，太依赖大运河的漕运。但在当时难抵坚船利炮的情况下，假使政、经中心在一起恐怕也是无助。 回看明朝刚灭亡时，南明弘光朝廷沉醉于联清平寇的美梦中，觉得大顺才是大明的直接仇敌，殊不知满清占领北京后主要目光不会聚焦在对付大顺，而在南下攻取财源地。那时北方政权若想长久，必要趁早攻占东南，因为国都和经济重心是分离的。彼时清军势如破竹，倘若南明团结强盛，南北分离对清的负面影响将更加明显。 以上都在讨论大一统王朝，那么如果不看前秦、北周、南宋、蜀汉、东晋、南唐等非大一统王朝会否不公平？其实，即使全部衡量，最终脱颖而出的依然是长安、洛阳、北京。 举例言，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经济文化繁荣，然而定都南京的王朝几乎都是短命，且几乎没有一个能北上统一天下，比如孙吴、东晋，以及南朝刘宋、齐、梁、陈，还有五代十国的南唐。做到从南京北伐统一天下的只有朱元璋。 （图：Adobe Stock） 至于南宋，可谓是五千年历史上南方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但可惜最终只能遥望中原。南宋国都是临安（杭州），有临时之意，事实上长期偏安一隅，尽管打过多次胜仗，有中兴四将，还有端平更化，却再也没迁回汴京。当时文人讽刺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一个历史规律：南攻易成，北伐极难。理论上定都南方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却也极易安逸丧志。进入川蜀也是同样的道理，将士心理上会觉得天险可保无恙，何必卖命。兵法讲“置之死地而后生”不无道理。 哪处国都选址最佳，最主要衡量对当时时代的顺应度。对于秦和西汉，关中之地最符合时代需求。而中晚唐南方经济渐超过北方时，偏远之地便不再合适。永乐迁都北平符合一时需求，在当时看来最佳，但明末边防、练兵废弛，定都再好又怎样改变亡国命运？ 很难纵向评选最好的国都，但较易选出最有眼光智慧之举，我认为是张良建议刘邦迁都关中，以及永乐帝力排众议迁都北平，均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月下诗仙赋》 庚子年观神韵晚会“李白遇仙”节目有感。 泠泠雅乐，隐隐桂香，皎皎玉壶，庐山之上。将醉未醉，欲罢犹尝，与君同酌，月下影双。 昔太白，生如凤兮歌如狂，饮醴泉兮览溟苍；登名山兮访五岳，守道心兮溢华章。寻仙梦吴越，一夜渡镜湖；瀛洲千里外，我自御风游。然路途巉岩，感浮世之虚渺，望青云之琼楼；叹为欢之须臾，观诸事之东流。 终悟：桑梓不在尘，一枕黄粱梦；何妨驭白鹿，烟霭寄馀生。 瑶台镜，照孤影，金樽空，诗兴满。 心定如磐，洞天訇然中开；思洁若水，仙娥翩然下凡。 孚尹明达，得见霓裳鸾凤；处心积虑，失闻九韶清征。 世人多知诗仙妙笔，难明佳句奥义，惜哉！ 古今多少墨客，尽求炳炳烺烺，尘埃遍体之馀，不见脱俗华章。 流芳之语，生于美心；珠玑之作，始于雅致。 青莲笔下，仙境非呓语，今有几人知？ 故道是：一念天冠地屦，万象皆由心生。
（接上期）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1959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1958年的大增产。4月19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1958-1959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3898亿斤，增长35%即5262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连360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1959-1960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5500亿斤。1959年11月2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征购指标定为1150亿斤，销售指标定为855亿斤。7月5日上午6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800亿斤，或810亿-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年度，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由于估产5000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1100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购粮食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 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购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同期多275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79亿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计划；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一年。 表22-9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19.66 505.19 526.48 362.09 268.45 下半年 134.03 201.01 166.93 132.67 57.16 三季度 84.06 102.20 101.14 84.47 53.24 七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十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1.86 十一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上半年 285.63 304.18 359.49 229.41 171.29 一季度 94.46 110.26 142.71 89.46 171.29 一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二季度 191.17 193.82 216.78 139.95 107.71 四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月 […]
文/清箫 众所周知，盗窃皇宫的财物是大罪。然而北宋一名民间女子偷走皇家金杯后不仅没受惩罚，反而得到皇帝的奖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的一个元宵夜，汴梁热闹非凡，千灯相照，万人齐聚，华灯如群花争芳斗艳，美丽迷人。街道上宝马雕车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胭脂香弥漫街巷。处处笙箫歌舞，声响如江涛翻涌。 元宵节在古代相当于情人节，有很多爱情故事发生在是夜。因为古代女性平时出门机会少，而元宵花灯的良辰美景正适合约会，所以这晚各家伉俪往往倾城而出。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女主也不例外，她和丈夫携手在人山人海中一边赏灯一边说笑，沉醉于大宋京都之繁华、琴瑟和鸣之欢乐。 当晚，皇帝宋徽宗也很高兴，登上城楼和楼下的百姓一起赏灯。近半夜时，徽宗叫来几个太监，吩咐他们拿出皇宫内的佳酿，倒入金杯里免费送给街上的百姓喝。 （图：Adobe Stock） 众人一听皇帝赐酒，怎不激动？大家齐呼“万岁”感谢皇恩浩荡，争先恐后地挤上前，个个都像脱缰的野马，抢著要品尝宫廷美酒是何味道。本就人潮涌动的街道霎时变得更加喧闹，谁能挤进人群内喝到酒，简直比中万元大奖还幸运。 我们的女主正值芳华，想必身手敏捷，反应极快，又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于是成为少数幸运儿之一。但见她红酥玉手端起金杯，一饮而尽，心中暗喜：“不愧是御酒，果真不寻常！”正要喊丈夫来一同分享这人间仙酿，转头一看，瞬间花容失色：“相公不在身边！” 她举目环视，四周尽是些眼睛紧盯美酒发光的生物，独不见丈夫那熟悉的面孔。看当时的拥挤程度，即使她相公被人群冲到几丈外也不足为奇。 情急之下，她将空金杯悄悄揣入怀里，在人潮中逆流穿梭寻夫。然而这一行为十分危险，基本上属于偷盗，因为皇帝只说送酒，没说送杯，众人喝完酒后仍须杯归原位。那么，她究竟为何知法犯法？难道是简单的见财起意？让我们接著往下看。 （图：Adobe Stock） 这名民女的偷杯之举当然逃不过卫兵的法眼，很快就被逮捕并押到宋徽宗面前。听闻卫兵的指控后，徽宗问她：“你为何盗金杯？” 民女虽心中有些紧张，但毕竟不理亏，于是镇定回答道：“回陛下，今晚人太多了，民女不慎和丈夫走散，虽有幸品尝陛下赐的美酒，但满嘴都是酒气，回去后丈夫和公婆恐怕会起疑心，我担心解释不清，所以壮胆偷金杯作为证据。”原来，她盗杯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不是趁乱跟其他男人混在一起。 更精彩的是，她解释完原因后随即作词一首： 《鹧鸪天》 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回头忽听传呼急，不觉鸳鸯两处分。 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金杯作证明。 （图：Adobe Stock） 徽宗知晓原委后开怀大笑，表示可以理解，并赞美其才华机敏，立即下令将该民女释放，不仅没有任何惩罚，还直接准许将金杯送给她，可谓皆大欢喜。 从这则故事可见这名民女的急才，更重要的是当时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在宋朝，词的发展深入寻常百姓家，这位无名氏即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她填这阕《鹧鸪天》不够严谨，水准亦不及名家顶尖之作，但能做到脱口而成，且整阕词叙事条理清晰，写景与阐理兼具，可谓相当厉害了。 其实词本来就是起源于民间，到北宋时民间填词成风，文官人人善词，皇帝全都爱词。说宋朝是中华文化的巅峰时期一点都不夸张，明代才子宋濂就有过这样的评价：“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近人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之盛一方面归功于科举制度健全公正及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时我们也当重视民间基础强厚的重要性。 （图：Adobe Stock） 高手在民间，这样的感言并非空话，其实诸多名人都由衷表达过。言及此，我想到明朝前七子之首、一度享有文坛盟主地位的李梦阳，他的诗广受追捧，甚至他走到哪里，粉丝们就拥到哪里。有一段时间他住在开封，粉丝跑去请求他教授如何写出好诗。然而面对粉丝的狂热，他只是淡然说道：“真诗乃在民间。”于是粉丝们亲自深入底层挖掘，一个月后感慨道，先生（李梦阳）所言极是，真诗果然都在民间。 所谓无名氏的诗词佳作及故事有很多，未来我也将继续与诸位分享不同朝代的一些小众作品。
《登楼赋》 （己亥年观神韵后，登剧院二楼，静坐窗旁，有感而赋。） 薰风乍谢，玉露初凝。沐身净体，亲闻仙声。余泪之泓，倾若东溟。故提拙笔，以抒心衷。 故国神州，彩溢华流，人敬神佛，天赋帝旒。永乐御侍，壮气吞北塞之秋；豆蔻罗裳，倩影曳南国之秀。琼台玉阁，璇霄丹阙；云海瑶天，碧水青山。美哉仙境，涤吾愚目；美哉雅乐，荡侬俗念！ 见佳侣之真情兮，余潸然而深思。溯鹣鲽之美满兮，命多舛而蒙迷。唯虔诚以敬神兮，付性命与天意。守山盟同海誓兮，心贞笃而匪石。观都市之软红兮，欲漫天而靡靡；忆古人之纯正兮，思无邪而怡怡。今神韵复传统兮，恢善德与正气。 洁心身且正襟兮，念素实而慈懿。 今夕甚短，曲尽犹恋；馀音绕梁，萦耳延绵。若醉画之佳人，似游月之太宗，神往圣境，流连忘返；扑朔迷离，亦真亦幻。丹青内独有天地，画卷外人眼蒙凡。复望霓虹，唯见锥刀之末；回看尘寰，只馀沤槿之欢。 （图源：神韵官网）
今天看曾仕强先生的视频，说关键的时候神佛会给你托梦，我将信将疑。刚才看电脑板，已经是2024年一月五日，我对每年的一月五日和三月五日都是铭记在心的。 1968年一月五日，是遇罗克被逮捕的日子，1970年3月5日是遇罗克英勇就义的日子。 忽然想起1968年早上那个梦，我浑身一机灵，我梦见四个警察在罗文家翻箱倒柜地抄家，我从梦中惊醒，胡乱梳洗了一下，穿上冬装，外面裹上海蓝色长毛绒领子的掐腰短棉大衣，戴上一条天蓝色绒毛围巾，匆忙向罗文家走去。 罗文家离我家很近，一站多点汽车路，都在东四北大街。罗文家在靠近东四十字路口，北京人称“四牌楼”的路西一个小胡同最里面。 罗文家胡同的旁边是我从小经常去的电影院之一“明星电影院”。电影院比较小，电影票比别处便宜。电影院南边是北京最热闹的步行街之一“隆福寺”。里面除了有两家电影院： “长春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外，好吃好玩的应有尽有。 那是我小时候的WONDERLAND ! 罗文后来还说：“咱们两家离得那么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 那个梦似幻似真，我被不祥的预感抓住三步并做两步窜进罗文家的小胡同，我没有注意到胡同口停着一辆崭新的黑色轿车。我经过罗文家门口的公共厕所向右拐进他家斑驳的总是敞开的红大门，径直蹬上北屋三极石台阶推门一看，不由惊呆了，和我梦中一模一样！ 几个警察弯腰翻东西的姿势都和我梦中吻合，他们并不野蛮，有条不紊，表情平静。比我梦中多了一位的是有位穿军装的军代表坐在遇伯父和遇伯母的席梦思双人床上，他对我的出现，似乎在意料之中。 遇伯父和他一个经常下围棋的老人朋友站在红木玻璃书柜前。遇伯父的表情严肃又坚毅，眼珠转了一下。 我哪儿见过这阵仗，不由自主吓哭了！ 这只是一部叙事诗的一个镜头。 今天让我新的感知是我的经历（人生唯一一次）印证了曾仕强先生的话语，关键时刻神佛会托梦给你。 我习惯地纪念一月五日时我还没联系今天看到的曾先生视频话语，进一步想起那个梦，才恍然大悟，我还怀疑什么，几十年前就已有亲身经历。 那个梦我以前也写过两次，今天重写又有了新的意义。 曾先生还说：人从该来的地方来，临终前的几分钟能说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就会到该去的地方去。了无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