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九十一）

（接上期）

不管怎样加大征购力度，政府总感到粮食紧张。因此，中央政府又采取了一系列减少粮食供应的措施。

1957年5月17日粮食部发文 ，对牲畜的饲料实行定量供应。北京有组织的专业运输骡马每月每头供应饲料180斤，驴供应饲料90斤，零散大牲畜减半供应。在饲料供应上，对牲畜也限制单干，鼓励集体化。麸皮、玉米皮一斤折粮一斤，榨油后的豆饼每斤折粮一斤。　

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发出文件：《国务院关于统购统销的补充规定》中写道：“1955年实行的粮食‘三定’所规定的留粮标准不得提高，国家核定的粮食收购数量不得减少，定销数字不增加。灾区人民的口粮标准应该适当降低，收成较差的地区的农民口粮标准也应该比平常年景有所降低。”

由于粮食紧张，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大地方比例更大一些。 1958年2月21日，刘少奇从河北省拿来各种百分比的红薯面和小麦面掺和做的馍十多个，给中央领导人尝一尝。大家尝了以后觉得好吃。建议粮食部全国统一安排。1958年3月7日，粮食部党组全面安排薯类生产和销售。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农村和城市销售粮食搭配10%-20%的薯干或薯面。 

1958年春天，农村缺粮问题相当严重。4月17日到19日，中央办公厅听取了安徽、河北、山东、广西、广东、甘肃、山西、四川、江苏、吉林、辽宁、湖南、福建、内蒙古、云南16个省的电话汇报，得知这些省都发生了缺粮、断粮、闹粮情况。安徽130万人缺粮。山东农村有67万多人断粮。广东仅15个县断粮的就有69万多人。甘肃21个县缺粮，其中最严重的县饿死735人。 

在“大跃进”以前，粮食短缺问题就相当严重。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1958年5月8日写的《对今后五年粮食局势的展望》中说：“过去几年粮食工作是很紧张的，冬季抓统购，春季抓统销，夏季既要抓统销，又要抓夏粮统购，工作稍一放松，粮食局势就会出问题。这是因为，粮食产需矛盾非常尖锐。”“原来认为，要经过十几年的紧张，才能争取粮食情况的好转，而粮食问题的根本解决，则要到更远的将来。”

四、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

由于“大跃进”期间“五风”成灾，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粮食总产量1956年就达到3855亿斤，1958年估计为4000亿斤，1959-1963年，一直在3400亿斤以下，最低的一年即1960年只有2870亿斤，低于1951年。到1965年才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

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粮食总产量一下子吹到8500亿斤。

表22-7  大饥荒年代及前后年代的粮食产量（亿斤）

人们通常认为，1958年粮食“放卫星”只是下面干部的荒唐，是下面干部欺骗中央。实际上，这种荒唐行为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最早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一句话，党报立即紧跟，马上宣传“丰收的例子”，就放起了“卫星”。上面有高产的希望和急切心理，并且听不进“保守”的意见，下面就千方百计地迎合上级的意图。毛泽东希望亩产1万斤，下面就会送来亩产10万斤的好消息。浮夸，实际上是对上层意志的迎合和夸大。而这种迎合和夸大是权力机器的利害所逼。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人民日报》先出现的是河南省遂平县“放卫星”的报道，说是亩产小麦2015斤。

遂平县假话只不过是全国假话大合唱中的一个音符。翻开1958年的《人民日报》真叫人大开眼界：在一版显著地位不断地用特号字（有时套红）登出小麦创高产的新闻，不断地为假话推波助澜 ：

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 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

6月9日，湖北谷城乐民公社亩产2357斤；湖北襄阳，700万亩小麦亩产1500–2000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六座楼公社，亩产2394斤；

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

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 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帐派”应及时猛省了。

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

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4412斤；

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4535斤；

6月23日，湖北谷城先锋公社，4689斤；

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

9月22日，青海省柴达木海拔2797米的一个农场亩产8585斤6两。

从报纸上可以看出，《人民日报》简直是组织浮夸竞赛，后一个参赛者的“成绩” 总是比前一个参赛者要高，后一个吹牛者比前一个吹牛者胆子更大。

进入7月，《人民日报》又开始报道早稻亩产的高产卫星，开始新一轮浮夸竞赛：

7月12日，福建闽侯城门乡公社，3275斤；

7月18日，福建闽侯连板公社，5806斤；

7月26日，江西波阳，9195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春光公社，10597斤；

8月1日，湖北孝感长风公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阳高峰公社，16227斤；

8月13日，湖北麻城建国公社，36956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两；

9月5日，广东北部山区连县，60437斤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往山东寿张县的工作人员写回的信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到寿张县调查的工作人员是奉刘少奇之命派遣的。这句话一时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说假话的人胆子就越来越大，报上来的产量说越来越高。

作假者掩人耳目编造谎言，宣传机器捕风捉影散布谎言，疯狂的“卫星”大战把谎言变成灾难。全国群起效尤“后期移栽”的“先进经验”，造成惨重损失。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浮夸风中起了主导作用。它今天推波助澜，鼓励浮夸；明天施加政治压力，打压不相信浮夸的看法。当时吴冷西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新华社社长。2002年6月16日，吴冷西病逝，他的老同事穆青在纪念吴的文章中写道：“冷西同志不但是新闻界优秀的领导人，也是我党老一代新闻事业奠基人之一。”“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 新华社有人写的纪念文章中竟说吴冷西“用一生诠释两个字”：“真”和“严”。新华社和吴冷西同时代的老编辑私下议论：“吴冷西‘真’在何处？”“他的精神，他的品格经不起历史的考验。”“这样吹捧吴冷西，说明改革20多年了，中国的新闻界和吴冷西时代没有根本变化。”

党报宣传的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有被打成右倾的危险。在基层，谁怀疑，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当时的所谓“辩论”，是一种看法压制另一种看法，不让另一种看法说话。在城市就是对不同意见进行批驳，说人家怀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扣政治帽子。在农村，“辩论”不是口头上的争辩，而是人身摧残。

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邪风一旦形成，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就成为肆虐中国大地的恶风。

在人们对报纸上的“高产卫星”心怀疑虑的时候，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全国青年人崇拜的偶像钱学森，以科学的名义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他写道：

土地所能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著名科学家的文章以科学的权威扫除了人们的怀疑。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期间，李锐问毛泽东为何轻信粮食高产卫星，毛泽东回答说，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 2004年，李锐对本书作者说，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可能有推脱责任的意思，不完全是事实。　

科学家如此，官员的狂热和无知就更不足为奇了。195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红旗》杂志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认为广东水稻亩产可达一万斤。1958年8月11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论我国今年夏季的空前大丰收》，不仅肯定了所纸上的浮夸数字，还从政治高度肯定了这些数字的伟大意义。9月26日，以讲实话著称的副总理陈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广东番禺县访问记》的文章，说他亲眼看见了广东省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

如果说上述单产是个别现象的话，下面的报道就是全面大丰收了：8月22日，安徽省宣布自己是早稻平均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也宣布自己是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也宣布是千斤省。9月29日《人民日报》称：“甘肃粮食增产1倍多，粮食总产量可达200亿斤，比去年增长1.4倍，全省平均每人拥有粮食1540斤，至此，一向缺粮的甘肃省在粮食方面开始富裕起来了。”《人民日报》还报道，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一年增长69%，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长1倍。

多年来为粮食而发愁的粮食部也高兴起来。他们向中央的报告写道：“过去我们以为粮食大量增产、粮食状况根本好转是10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看，三、四年后粮食状况就能根本好转。三、四年后粮食产量可达6000亿斤（包括大豆），人均900斤，比现在增长50%。” 粮食部党组1958年8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更为乐观：“据各地汇报的材料来看，今年全国粮食产量预计为6283亿斤，比去年的3899亿斤增加2384亿斤，增长61.44%。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谁就是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是一顶不轻的政治帽子。在信阳，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 于是，浮夸风越刮越严重。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下面的浮夸，而且在于相当多的中央领导人以致中央工作会议，竟相信这种天方夜谭的高产记录。1958年8月29日，毛泽东对这些高产“卫星”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但相信还是主要方面。他对1958年粮食成倍增长深信不疑。1958年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对王任重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翻，明年还可能翻一翻，这样我们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一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1958年11月16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两人联合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交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8500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幅度一般比地县报的数字少10%-30%。下面报产，有浮夸的，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了些折扣，8500亿斤是比较可靠的；退一步讲，总不会少于7500亿斤，可以照此数公布。这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还多一点，这是很大的跃进。这一点必须肯定，不能为少数虚报浮夸现象以及某些缺点错误而动摇这个总的估计。”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对待数字的态度是认真的，各省也注意了数字的真实性。但是，这些自认为“认真”的高官们却是被下面干部“认真地”骗了一把。而下面干部其所以骗上面，也是上面逼出来的。有了8500亿斤这个数字，这两位农业领导人乐观地说：“1958年粮食增产较多，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以后，可以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300-500斤储备粮……这样做，减少了集中储备所引起的仓房设备等困难”。也是有了上面的数字，“意见”中谈到下一年的计划时说：“1959年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4亿亩左右，比1958年减少了20%以上。但粮食产量计划定为10500亿斤，城乡人口人均粮食2000斤。”

高产神话不仅扫除了主管农业的高官们多年粮食紧张的愁苦，也使毛泽东对粮食的状况十分乐观。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他相信了县委书记张国忠的假话，高兴地说：“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要求干部不要只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 还说：“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还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 

毛泽东担心粮食多了，进而提出了种植方面的对策：少种，高产，多收。1958年9月底，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也提倡“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植树，三分之一休闲”，“少种、多收”。 。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文规定：“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理论推翻了。……耕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农作物面积缩小到三分之一左右，而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值物，实行大地园田化。” 高产不容易，少种是最容易的，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自然是少收。上面这么说，下面就行动。这一行动又和瞎指挥结合起来。江苏省曲塘公社胡庄大队为了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精神，1958年秋种全大队只种耕地面积的54.5%，社员看到大片良田抛荒十分痛心，瞒着干部直到腊月三十夜还偷种了200多亩。 但是，不是所有被干部抛荒的土地社员都偷种了。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所不惜1960年2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说：“1959年播种面积比1958年少17700万亩，即减少10%弱。 这大概是1959年粮食减产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以后，还引出中国科学院的一场闹剧。8月6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人说：“主席说钢铁产量超过英国，粮食也要大大增产，过不了几年，全国人民每年有3000斤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粮食多了要研究用途。”经过紧张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把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任务下达给6个与化学和生物学有关的研究所。它们是：在长春的应用化学所，在大连的石油研究所（即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在北京的化学所，在上海的有机化学所、生物化学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停止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课题，抽调了一大批科研人员，于8月25日正式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课题。这些课题进行不到一年，花了很多投资，取得了不小成果。此时，研究“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科学家们也饿得发慌。于是，20多个与生物有关的研究所的数百名研究人员被紧急动员起来，转而进行代食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代食品成果。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党中央、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

五、残酷的高征购

粮食高产的神话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大吃大喝；二是高征购。大吃大喝是在1958年秋季短暂时间，但也是造成1959年大饥荒的一个原因。有些地方“吃饭放卫星”，“甩开膀子干，敞开肚皮吃”，一天三顿干饭。个别地方还开“流水席”，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当时我上高中，利用暑假搞勤工俭学，帮邮局送信，在一次从浠水县城到洗马镇送信的路上，正碰上一个公共食堂开午饭，食堂墙上挂着“吃饭不要钱”的红布横幅。我也试着走进了食堂，管理人员二话不说，就给我一个大碗让我随便吃。我饱吃了一顿白米饭，享受了一次“共产主义”的美餐。在我家所在的八一大队，食堂还为农民炸油条吃。过去农民连节日也吃不上油条。

由于大办钢铁，大办水利，留在农业上的只有老年、妇女和儿童，已经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不能收。湖北省五六百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留在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很少，有的乡只留下几个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还提“秋收放卫星”，庄稼熟了不收割，等着放卫星的时候，“青黄一齐割”，个别地方甚至出现腊月二十七还割谷子的怪现象。收获上浪费，一般要丢失一成左右，有些地方，棉花、花生、红苕丢失二三成。 

对农民致命的打击是高征购。由于把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估为8500亿斤，公布数为7500亿斤（两三年后粮食部的数字是3980亿斤，1980年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4000亿斤，实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征购指标也就水涨船高。1958-1959粮食年度（1958年7月1日到1959年6月30日），实际征购粮食1113.35亿斤，比上一年度多征购了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粮食实际产量按4000亿斤算，只比上年增长0.26%。 1113.35亿斤比正常年景的850亿斤高出263.35亿斤。

高征购的直接后果是挤占农民的口粮。福建省1959年全省粮食总产比1957年下降12.2%，而从农村净征购（征购扣减返销）的粮食却比上年增长40.9%，1960年比1957年粮食总产量减少11.45亿公斤，而粮食净征购量却比1957年增加1.4亿公斤。粮食净征购占全省粮食总产量的比例，1957年为16.8%，1959年、1960年分别上升到31.9%、27.2%。全省人均口粮水平从1957年的294公斤，下降到1959年的240公斤，1960年只215公斤，再加上当时限制甚至不准农村公社社员个人经营农副业生产，使全省出现了严重的粮食危机。根据省公安厅与省统计局资料统计， 1959年到1961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87万人。 福建当时并不是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尚且如此，其它省份可想而知。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通栏标题：“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这是动用400多名劳动力把其它已成熟的稻子移栽在第二生产队1.016亩的水田上造出的假典型。干部造假，农民糟殃。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时间内，仅第二生产队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饿死了70多人，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见了建国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们建国一社的光，牵连我们的粮食也卖超了。” 

农民没有这多粮食，征购自然遇到困难。1958年10月4日，粮食部党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中说：“今年粮食大丰收，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可是粮食购销调运情况很不好。从今年7月1日到9月底，全国征购粮食26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9亿斤，销售粮食211亿斤，比去年同期多22亿斤。其中城市多销10亿斤，农村多销12亿斤。全国9月底，粮食库存418亿斤，比去年同期减少了68亿斤。有17个省市库存减少，其中津、京、辽、吉库存最为薄弱。”

 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从1959年春天开始，农村大批饿死人。由于地方官员隐瞒和缩小死亡数字，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59年2月21日，谭震林在晋、冀、鲁、豫、陕、川、鄂、苏、皖、京十省市小麦座谈会的总结上说：“现在粮食问题主要是心理状态，并不是实际上有什么粮食问题。河南整社还没有结束，据说就搞出来成百亿斤粮食。为什么这样的丰收他们还要打一些埋伏？这是一个心理状态。” 谭震林其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上层有这么一股舆论。

1959年1月27日，广东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了《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的舆论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粮食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这个报告介绍，雷南县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以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广东省委在赵紫阳的报告上的批语中强调“去年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1959年2月22日，毛泽东对赵紫阳的报告作了长篇批示，认为“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毛泽东在批语中肯定了雷南县的两条政策。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当时经常列席广东省委常委会，是知道广东反瞒产私分的。他在2003年8月对本书作者说：反瞒产私分是陶铸的意见，赵是支持的，当时只有陈郁夫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其他人都是支持的。陶在东莞反瞒产，赵在湛江反瞒。赵比陶缓和得多。陶整人，赵不主张整人。不过，到了在四月份，陶铸看到农民真的没粮食，主动停止了反瞒产运动。

无独有偶，1959年2月，国家计委办的供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第九期发表了《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的调查报告（见本书第＊页“安徽不安”一章――页数待编完后定，致编辑先生）。毛泽东不知底细，2月28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长篇批示。他认为只有实行“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才能解决瞒产私分的问题。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郑州会议上，虽然各地闹粮食的严重情况不断传来，但中共中央还不承认缺粮。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说：

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该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在这里，毛泽东认识到公社所有制还不行，要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是，毛泽东还不相信粮食不足，不相信农民挨饿。认为只要所有制调整了，粮食就会来。

表22-8  大饥荒时期国家调度粮食情况一览　单位：贸易粮，亿斤

高征购指标下达以后，农民算计了一下，按这个指标，口粮、饲料、种子都没有了，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些生产队的确私下藏了一些粮食，但数量不多。中央和省级干部过高地估计了这个数量，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还不相信没有粮食。有了这个错误的估计，中央和各省还继续加大粮食征购力度，征购指标一斤不能少。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上级对征购期限的紧迫要求，基层干部也顾不得按毛泽东所要求的从所有制上、从政策上做工作，通过反瞒产私分对农民的暴力掠夺是一条捷径。反瞒产私分和整风整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政治压力。可怜的中国农民，在深受饥饿的拆磨的同时，又遭受反瞒产私分的暴力摧残。本书在介绍各省情况的章节中，对反瞒产私分中出现的惨状进行了描述，这里再补充两个案例：

1959年，四川省荣县小春征购任务没有完成，10月2日，在长山区召开五级干部千余人的会议，反瞒产，落实征购任务。县委第一书记徐某布置斗争说：“群众真正起来打人，不要泼冷水。”长山区首先打人，县委立即表扬，并批评其他地区右倾。这个会上吊打了30多名社队干部，10多人致残，捕了3个公社干部。10月25日，又在钟鼓楼召开生产小队长以上的会议，规模为4000人。会议的内容是反右倾，查粮食。这个会有30多个分会场同时打人，会场严加警戒，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乐德公社14个公社干部中被吊打4人，撤职8人，受其它处分2人。该公社大小队干部被打的有142人，当场打死1人，打残病死1人。县委第一书记徐某等人提出“要粮不要人”、“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有粮不交者打”等的口号。会后，区、公社、生产队又层层打人。县里召开的会计会、医生会都打人，打人成风，“上级打下级，一级打一级，干部打群众，坏人打好人”。一些“敢打人”的干部被提拔重用，不敢打人的干部受到批评。于是，区、公社、生产队普遍设“警察”、“监狱”、“土劳改队”，任意对下级干部和群众进行殴打、逮捕、劳教、处分，并且普遍使用肉刑。据对长山、人和、刘家三个公社了解，就有7名小队长以上干部被打死。复兴公社三大队打死社员3人。（详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1959年12月9日，丰都县委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县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先打第一线(管区支书、大队长、会计、保管)，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中农”的主张。现场会上吊打7人，其中1　人当场打死。会后，区、乡先后召开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1179名干部被撤职。 

辽宁省铁岭泛河公社在查粮挖粮过程中宣布：“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谁藏一粒粮食，谁就是反革命”。有的在党员干部会上提出“没有杀人的心，就购不出粮食”。公社党委书记徐某在杨威楼片召开生产队支部书记会时，把绳子摆在桌子上，问大家：“你们认识这个东西不？有没有粮食看着办！”当场把药王庙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崔凤伍斗争得尿撒在裤子里。在药王庙召开的生产队队干部会上，第一小队队长刘春林生病没有来，徐广仁让人用手推车推到会上“辩论”。徐问刘：“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刘只好答：“大跃进了。”又问：“人民公社优越不？”刘答：“优越。”紧接着问：“那你为什么不拿粮食？”购粮干部（县委宣传部的）安某逼社员李墨林回家拿来70斤口粮，还要他再回去拿。李说这是逼人命，安就说李“破坏粮食运动”，送县公安局押了15天。购粮干部魏某（县农委股长）在药王庙生产队逼社员刘玉青拿粮，刘说没有粮。魏就把刘绑起来让其跪在地上，魏亲自用脚踢，还游街一天，刘被迫自杀，刘的老婆也逼疯了。魏在老河生产队开大会动员群众交粮时，叫社员跑步走，他站在台上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训话：“你们把粮食统统地拿来，粮食大大的有！”会后领着30多人到各家搜粮。公社秘书李兴民，在城南堡生产队立公堂，审讯逼粮。在1959年购粮过程中，全公社有67名干部打过人，被打的88人，被“辩论”的112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