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

（接上期）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6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8月22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8月5日，毛泽东说：“59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9月1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 9月3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 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 。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1954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凁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 《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1962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9月8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 。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1962年10月后，各省纷纷按照毛泽东的新调门，向北京提供各地阶级斗争尖锐、资本主义严重复辟的材料。四川、山东将困难时期出现的“反动儿歌”的资料搜集完毕，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的经验问世，4月，河北邢台经验上报。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平地掀起，接着就是“四清运动”。 四、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1963年5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1963年9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8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1960年12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 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 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6月到8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8月1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 “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 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 “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8月1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  9月1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  10月12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11月12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10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1964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35年以后的著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1963年11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7月5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1963年8月19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8月27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1960年12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1960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20% ，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 毛泽东在1960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1960年11月15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余”的手中夺过来。 从1960年到1961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1958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1960年3月23日和30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960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1960年6月14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1958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分子。为什么残余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1960年12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12月25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90%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10%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70%的基本群众。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 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1960年12月20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142人，有12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31%的人有贪污行为，有30%的人挪用公款，有38%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36000多斤，猪肉4100多斤，油626斤，蛋431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196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 1961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80年代划归佳木斯市，90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1958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1960年同1958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21%，劳动力减少了24.7%，大牲畜减少了30.5%，粮食产量减少了71%，商品粮减少了84%，社员收入减少了94.7%。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1958年以来，全社共有300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60多户。 1960年10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1961年2月15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 中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13名委员当中，有6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15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 “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1960年就吃了12头猪，4000斤大米白面，喝了200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11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1961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1961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1963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未完待续）  

（接上期） 报告经过修改，1月22日拿出第二稿，24日，毛泽东看过后，表示“赞成这个方向”。1月25日，刘少奇在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26日下午，毛泽东决定，这个报告作为书面文件发给大家，27日下午开会，由刘少奇作口头报告。 刘熬了一个通宵写了提纲，提纲在大会前经毛泽东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下午2时开会，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报告。报告长达3个小时，其中有些内容是毛泽东最不爱听的。 第一，认为“大跃进”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造成了一个大马鞍形。讲话还对当前经济困难作了较严重的估计。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的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以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第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是“三份天灾，七分人祸”。一是天灾，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还有一条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对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第三，成绩和错误的比例用“三七开”代替了毛泽东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过去我们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插话，这种地方少），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翻箱倒柜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 第四，认为对这几年的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有些事情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应当负起责任。 第五，认为“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能进一步作出结论。  刘少奇在讲话中，毛泽东有不少插话。当刘少奇说到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饿了两年饭，毛泽东插话：“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毛泽东只承认“有不少的人害过浮肿病”，不承认饿死人。更不承认大量饿死人。而刘少奇对饿死人看得很重。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口头讲话显然是不满意的。事隔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3日，毛在同阿尔巴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说：“多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是没有公开化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中国就有可能变颜色。这篇讲话当时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经看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当时看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从刘少奇的报告中看到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问题。 七千人大会原计划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31日结束，可是29日下午代表们反映话还没有说完，还有一肚子气。毛泽东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会议接着开下去。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他十分坚决地、充分地、并且以空前的高调肯定了“三面红旗”，还说大饥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说“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他不仅把毛泽东在三年大饥荒中的责任洗刷得一干二净，还对毛泽东极力神化。他说： 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讲话时正是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听了这些话，一定会有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他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3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讲话稿以后，立即批给田家英和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讲话没有正面讲大饥荒问题，却大讲民主集中制。这是毛泽东阐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讲话，似乎这几年出了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结果。毛泽东把“民主”和“集中”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强调“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坏呢？因为集中是有制度保证的，而民主却没有制度保证，它只是领导人的恩赐。民主是对当权者的约束。约束总是不舒服的。作为个人，总是对上要求民主，对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集中，它本来就是专制制度的一张遮羞布。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也讲民主，但更强调集中。他说：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从林彪和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可知，毛泽东讲集中，还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说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现在要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对刘少奇没有正面回击，但还是用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作了论证。这表明他对刘少奇说的“‘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的话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会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会上也对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始终守住两道防线：一是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二是对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会决议向各省传达以后，基层干部不满意，在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甘肃省在讨论中，省委党校的干部说：“硬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人搞饭吃，还没有粮食，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现在才知道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说：“几年来不仅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搞坏了，不仅物质上搞坏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坏了。”省财贸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区域广，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的指导思想没有问题。”《甘肃日报》印刷厂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像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边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少，从下面找问题多。”有人在发言中直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不妥当，对下面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人民公社，说这与一大二公无关；大办钢铁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省粮食厅解仙清同志说：“毛主席说过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轻工办公室主任杜西林说：“我听到老百姓骂毛主席，说主席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还说：毛主席钻到哪个洞里去了，下面发生这么多问题，他知道不知道？”党群系统的干部说：“甘肃饿死人，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这样的简报各省都有。毛泽东看了这些简报会有什么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惧的力量，如果不强力反击，他的地位就很危险。 七千人大会显现出中共高层的严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还是持怀疑态度。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第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人祸。毛泽东有时也说过人祸，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区，即“三分之一”地区。第二，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对几年以来形势的估计。刘少奇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重于毛，对形势的估计没有毛那么乐观。第三，对大饥荒责任的看法，刘少奇、彭真等，比较看重毛泽东的责任；而林彪、周恩来等，为毛泽东开脱和洗刷。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谁支持他，谁反对他，他是会深深地记在心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一次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倒谁”心里初步有了底。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不少文献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一散会，毛泽东就去武汉了。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西楼会议”是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陈云2月26日的讲话中把严峻形势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幅度的减产；其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不相适应；其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其四，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以及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 鉴于前三年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怕把困难估计过重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慨，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 毛泽东曾要求他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刘却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计困难。是不是刘有意和毛作对呢？不是。 在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重要物资统收统配。“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为了从中央财政治和中央统配物资中多分一块蛋糕，各地经济业务部门总是向中央业务部门叫困难。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说形势大好，但向中央业务部门要东西，也是寸步不让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面前说粮食够吃，但为了减少四川省的征购任务，曾和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多次讨价还价（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所以，主管实际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总觉得困难很大。毛泽东不管这些具体事，听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见，感受到困难的压力比刘少奇、周恩来要小一些。“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其二，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经减少了1000万，1962年再减少1000万。其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其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其五，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五月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 邓子恢主张适当地扩大自留地。对各地的包产到户，实际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1959年春天，采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庐山会议后全都否定了，这一次“退够”的措施，毛泽东会同意吗？对一贯主张“冒进是马列主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积极平衡，不要消极平衡”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容忍刘少奇等人的调整吗？刘少奇心里没底，还是要请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凉爽的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下来向毛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  2003年9月25日，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书作者谈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西楼会义后不久，陈云到了上海。让陈国栋、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务，陈云说：你们到一些省去看看，农村真实情况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干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发表意见，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粮食产区，看到的情况是，集体的大田几乎荒芜，而自留地里粮食作物长势非常好。农民是靠自留地吃饭的。他们到上海向陈云谈了所看到的情形。陈云说：“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陈云告诫他们几人回北京以后什么也不要说。还是陈云亲自向毛谈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七月陈云向毛汇报的那些事。  并没有像刘少奇预计的那样雷霆已过。一旦度过了难关，毛泽东就重新发难。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毛泽东之所以对1962年的调整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视为阶级斗争，视为要推翻他。这种看法终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1958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1961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  1961年到1962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4月11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半。邓子恢认为安徽省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试试看。”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代表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也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陈云7月向毛汇报时，也讲过重新让农民分田的事。如本书前面所说的，正是这些“倒退”才是走出饥荒、减少死亡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这和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中，还有一股“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1月27日的口头讲话中，特别讲到彭德怀问题。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删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大约1100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庐山会议其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阴谋篡党。等等。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的这些诬陷之词以后，倍感委曲，不得不奋起为自己申辩。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1962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上了一个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之为“八万言书”）。这个“八万言书”不仅否定了刘少奇上述诬陷，还把庐山会议以及其后对他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怀翻案，这是毛泽东很不愉快的事。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其它方面也一改过去紧张的状况，开始出现松动和宽松。如对冤假错案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让步，对民主党派有所尊重，等。在这些松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头”情况，使毛不快。如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讲了一些尊重知识分子的话，陈毅还提出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陈的“脱帽加冕”引起了上层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强烈反对“脱帽加冕”的说法。直到1979年，陆定一才在这个问题上认错，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是“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1962年2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送上去的。这封信有五点内容：1）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2）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3）我们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4）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5）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 “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却密切注视北京。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1962年3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的这番话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对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酝酿着反击复辟。 从统购统销到农业集体化；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斗争；这一系政策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高压下，这股反对力量只是一股潜流。身居权力最高层的毛泽东，是会感受到这股潜流的压力的。1958年以后，几千万人饿死，这是一桩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红旗”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党内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力量成了对毛泽东的离心力，而且离心力有日益强大之势。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4天（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但预备会开了29天（8月26日至9月23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7月25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8月6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 。他又在8月9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以及前后与其相似的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有些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8月9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8月11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8月15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20日） 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来看，他根本没有接受大跃进以来的教训。1958年冬以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工作，但对这几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8月5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8月6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8月9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 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未完待续）  

（接上期）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首先将根本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管理权。一切生产部门将由整个社会来管理，也就是说，为了公共的利益按照总的计划和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竞争将被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消灭，而为联合所代替。因为个人管理工业的必然后果就是私有制，因为竞争不过是个别私有者管理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是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密切联系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代替它的是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共同协议来分配产品，即所谓财产共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有了资本和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却愈来愈多地变成了无产者，并且资产者的财富愈是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愈加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范围，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动。因此，现在废除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 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所有制越“公”越好、越“纯”越好的理论根源。“一大二公”的思想源远流长，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新中国建立以来，动用了各种舆论工具宣传全民所有制的理想，批判私有制的罪恶。成千上万的人把消灭私有制当作自己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这么美好的理想当然早一点实现比晚一点实现好。从这里可以找到毛泽东追求“一大二公”的思想根源。 近代实践证明，私有制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国有财富的执掌者必然成为国家的主人。国有人的经济不仅低效率，而且是和专制制度相匹配的。消灭了私有制，必然为专制制度奠定基础。 这个理想的第二项内容就是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 消灭了私有制以后怎么办呢？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 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无需给产品规定价值……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  后来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及时的指导。所谓计划指导，实际是一连串的错误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匮乏和贫困也就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计划就是法律，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所以，计划经济体制和民主不相容，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政治制度是极权制度。 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消费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分配问题。 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公式。  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排除了其它分配形式。如按资分配。因此，把拿利息当作剥削。中国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家把工厂交给了国家而拿很少的“定息”。但是即使如此，后来也被当成剥削的根据而一直受到政治歧视。 按劳分配，谁来分配？实践的结果是：分配者成了主人，接受分配的人成了奴隶。分配者可以随时剥夺接受分配者的生存资源。干部在公共食堂里随意对农民“扣饭”，就是分配者控制和奴役接受分配者最典型的一例。 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国民经济就能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经济危机将终止，剥削、阶级和阶级的对立将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人们将从金钱的奴隶变成社会的主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将变成平等的互助关系。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然而，这个美好的理想一经实践，就出现了和他们初衷相反的结果。 这个理想的第四项内容，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是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怎么办呢？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 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 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至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根本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的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马克思主义者设想，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当时他们没有说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从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很长很长。共产党执政时期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嘻笑怒骂”，“对意识形态的全面专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实践证明，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领袖专政。专政对象并不是什么“阶级敌人”，而是不愿意效忠领袖的人。 由于从古代的集体主义思想到近代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针对人的魔鬼性的，都针对社会不平等种种社会弊端的。因此，自古以来，这种思想体系就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处于下层的百姓是它的忠实信众，一些同情下层群众的知识分子，也极力宣扬它。从康有为到李大钊，都主张“大同”和“共产”。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个美好的理想，以各种通俗的或深奥的形式，向各种年龄、各种不同文化水平、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灌输。虽然在实践中，有些理想暂时不能实现，但作为未来的奋斗目标是不能动摇的，中国共产党还把对这种信仰是不是坚定，作为考察党员、任用干部的重要条件。 这样，共产主义信仰就成了1500万共产党员的集体信仰，还通过政权的强制，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都信奉这个集体信仰。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它的党员：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又是信仰。其实，科学和信仰是不相容的两回事。信仰通常中坚定的，而科学是要不断地发展和扬弃。信仰是心灵的，而科学需要实验去验证。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信仰，它就失去了科学性。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是可以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一个人如果只崇拜某个神，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务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为的目标和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 共产党的舆论控制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一大批人成了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徒。尤其是那些单纯幼稚的青年和文化低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宗教感情。 从古今中外的教派斗争中我们得知，凡是怀有极端宗教偏执的人们，通常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异教徒。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必然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大跃进年代（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大规模的残酷迫害。 三、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极权主义 最早将社会主义一词译作中文的是黎昌庶的《西洋杂志》，1877年黎昌庶随郭嵩焘出使英法，接着又转任德国和西班牙的使馆参赞。《西洋杂志》是他对欧洲的了解。这本书中两次提到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将Socialist一词译成“平会”，“会”是“会党”的意思，即当时中国民间结社。他将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平”字，与中国“均贫富”的传统思想有关。稍后，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中文著作对马克思的一些片断介绍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贫”、“均富”、“富民”的安民学说。1899年2月至5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中国人蔡尔康节译的英国哲学家基德（梁启超译为颉德）的《社会进化论》，将译著命名为《大同学》，用中国的“大同”思想来理解、介绍社会主义。１９０２年１０月，梁启超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一文中提及到“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马克思。提到马克思的“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 。不过，他认为马克思这种抑强济弱的思想，中国古已有之。他把王莽改制的作法也与此并列，还说：“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 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都曾著文介绍过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称赞马克思的某些思想，但认识各异，也不打算在中国实践。宋教仁认为共产主义实际是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等人本来是想把中国建成一个宪政国家，但当时相当多的人把那场革命当作一场种族革命。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旗帜上，“驱除鞑虏”放在第一位。“排满”是触发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汉人，既对清廷腐败不满，更恨它是“异族”统治。反对“异族”统治是宋、明以来的主流传统。 当年在武汉三镇经历过这场革命的老人回忆，当时不叫“辛亥革命”，而称“兴汉灭旗”，即振兴汉人，消灭旗人。当时杀戮了不少旗人。我的家乡距武汉只有100多公里，我在童年时（当时距辛亥革命仅30多年）多次听到这样一个传说：为了区别汉人和旗人，有些革命军抓住俘虏就让他念“六百六十六”，念出“陆伯陆司陆”的就放人。如果念出“溜百溜十溜”，最后一个“溜”字还没出口，就已人头落地。 1912 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发《逊位诏》，有人在明陵举案祭奠，以政权归汉来慰告朱家王朝在天之灵。在许多人心目中，“异族”统治已经结束，其他便无关紧要了。用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民众以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  这样狭隘的革命成功以后，就很难有制度创新了。大清帝国的旗号换上了中华民国的旗号，清帝国的专制制度以及它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官僚代理体制，以及清帝国的种种社会问题，几乎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中华民国的旗号之下。帝国的根基和灵魂并未随着满清的倒台而消失。中国进入了专制帝国崩溃后军阀混战的局面。 在混乱中，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断地寻找救国之路。二十世纪之初，达尔文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等源于西方的种种学说纷纷在中国登场，各自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解释，开出各自的药方，争取各自的信徒。 本来，英美等国家的思想、制度，也就是我上面所说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那时已经介绍到中国。当时，由华盛顿、杰弗逊等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制度，在不少国家已经成为现实。正如陈独秀在晚年（1940年）所说的，这套制度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  为什么中国没有选择西方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却从苏联那里接过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之路呢？这不是少数精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机缘。 首先，西方思想是和毒品鸦片同时进入中国的，是靠洋枪和大炮打开国门的，是与割地、赔款的耻辱和圆明园的废墟相联系的。这些，势必在中国人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近几年来，余英时等学者提出了与毛泽东这个看法不同的见解， 但是，中国和西方之间，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同文明的冲突必然会发生的。在西方野蛮性的市场扩张和两种文明冲突中，强者一方采取了令人遗憾的血腥、残暴、掠夺手段，当时的中国人感受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在外强入侵面前，势必民族独立压倒制度创新、主权压倒人权、集体主义压倒个人主义。 其次，中国专制制度统治的时间过长，在中国没有像西方产业革命以后的那种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在英国，16世纪资本主义就有相当的发展。而中国，专制制度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民间经济没有发展的余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出现比欧洲晚了一两百年。1872年，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成立。1883年出现了股份制。1883年至1887年，只有39家股份制企业。这些企业多数是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批准的，重要的企业是由皇帝批准的。但是，这些企业都窒息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中。在封建专制条件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起来，也不可能出现民主制度的主体阶层――中产阶层。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重农抑商”，把商人视为“四民之末”，市场经济是重商经济；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诸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不易吸收英美文化，而便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吸收英美文化更重要的阻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王权主义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意识。在广大底层群众中，形成了的“非参与意识”。人们畏惧王权，又崇拜王权，只能伏在君主脚下当顺民。在王权的束缚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没有对于自身权利的自觉。政治是极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甘心作王权统治下的良民。长期的专制制度造就了这种政治文化土壤，这种土壤又培育着专制政治。 可以想见，这样的文化土壤，对西方民主制度有一种自然的排斥。而来自苏联的集体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着较多的亲合力。 第四，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世界大战，经济危机，工人失业，贫富悬殊。当时，苏联和美国比较，显出了更多的优越性。1929年经济危机时，不少西方知识分子也赞扬苏联的制度。这种情形，对正在选择制度的中国显然会发生影响。 对于长期抑郁在儒家文化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股沁人心肺的新鲜空气。它那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使他们看到了远比儒家学说所描绘的更加明晰、更加精确、更加可信的图景。这个图景不仅有理想的魅力，有扶贫济困的正义之光，还给除统治者以下的各个阶层以巨大的利益诱惑。仅这些就会吸引众多的人为之奋斗终生。 按照列宁的学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再利用政权的力量，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可以集中国力实现超越式发展，可以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当时对苏联建设成就的宣传资料已经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的佐证。这种前景，对于处于落后挨打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暴力革命手段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可行的证据。毛泽东把农民起义当作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把太平天国这个近似邪教的组织当作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苏联式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流派称为“第二国际”（现代为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主张非暴力革命，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逐渐演生出社会主义。列宁称他们为“修正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革命，主张建立有严密组织、有铁的纪律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政党，主张用暴力剥夺有产者，取得政权以后，用行政强制推行经济的超越式发展，用暴力镇压反对者。因此，从苏联引进来的“主义”，更是带有专制的血腥。在中国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又把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翻译成具有中国乡土气息的思想体系。这种中国乡土气息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承袭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些价值观，用农民起义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秦始皇的政治体制推行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王权思想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躯壳在中国还魂。“五四”运动，倡导民主、科学、人权，结果事与愿违，引进的却是反民主、反人权的思想。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美好的理想最终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苏联的专制主义和中国王权思想的叠加。 于是，人类文明的第二条线与中国社会擦肩而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了中国的“国教”，毛泽东的极权制度在中国确立。三年大饥荒以及其它种种“人祸”接踵而来。 这一切，都是在似乎合理的历史逻辑中发生的。 第二十八章 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大事，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 1962年初，面对几千万人饿死、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中国高层的不同意见又一次浮出水面。如果说庐山会议毛泽东的主要对手是彭德怀，那么，现在毛泽东的主要对手则是刘少奇。毛、刘之间的斗争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一直持续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一、在七千人大会上高层出现分歧 刘少奇在1958年紧跟毛泽东，说了很多比毛泽东还要狂热的话。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认识的？我曾就此问题请教于刘少奇的秘书姚力文。姚回答说，可能是1961年回家乡调查，也可能更早一些。他1959年秋后就看到了生产力的大破坏，那时他对形势应当是清醒的，也许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也许是为了“党的团结”，也许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还是和毛泽东唱一样的调子。 然而，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唱出了和毛泽不一样的调子。 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没有得到切实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11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五级干部会议，统一思想，克服困难。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事后，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1961年11月22日，刘少奇看完报告初稿后，找到起草小组提出修改意见。刘说，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够接受教训。（二）这几年出现的问题，中央要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各省都有这样的事实。（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来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  这个报告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经过多次修改后逐渐清晰起来。 1962年1月8日和9日，刘少奇分两次（先送第一、二部分，后送第三部分）将报告的第一稿呈送给毛泽东。9日23时，又把第二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送给毛泽东（第三部分还没有改完）。但这时距开会只有一天。毛9日一夜未眠，看完了前两部分。10日上午10时毛作了批示，建议会议推迟3天作报告。在这三天讨论农村基本核算位和别的问题。但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他说第三部分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印发大会，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根据大家意见作修改，然后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成为正式报告。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为三级（中央、大局、省、地），后来毛泽东建议扩大为五级，即增加县级和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领导人。参加会议的有7118人，所以通称“七千人大会” 会议于1月11日正式开幕。以小组会议形式讨论刘少奇的报告稿（即上述报告）。讨论最初集中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把国家计划以外的经济活动都当作“分散主义”加以反对。陈云说：“什么叫计划经济，就是要集中统一。半计划就是无计划。” 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把反分散主义作为重点。但地方的代表们对分散主义有不同意见。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也有多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  由分散主义讨论到大跃进以来缺点和错误产生的原因，争论越来越激烈。 讨论中谈到“三面红旗”的问题时，大多数代表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反右倾以后，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代表说，“三面红旗”抽象地说是正确的，到了具体问题就不好说了。比如，这几年“大跃进”了，为什么却出现了粮食、市场紧张？西北地区的代表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质疑  代表们对刘少的报告稿提出了很多意见，出乎中央常委所料。柯庆施则从左的角度对稿子十分不满，说“越看越没劲”。毛泽东提出成立新的报告起草委员会。毛泽东说：“看来，这个稿子有些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他强调，委员会内可以充分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但是问题决定之后就要遵守。 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由21人组成：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柯庆施、李井泉、宋任穷、乌兰夫、陶铸、刘澜涛、王任重等。 在讨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的责任时，起草委员会出现了争论。1月18日，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讲到这里，邓小平插话说：毛主席说过，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好处，得不到教训。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账。 周恩来从维护毛泽东的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目前困难时期，要顶住，承担责任，全世界都指望着我们。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栽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力挽狂澜。现在要全党一心一德，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这是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 周恩来发言不久，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讲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未完待续）

（接上期） 八、约束人们行为的无形制度 制度可以分为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前面说的都是属于有形制度。无形制度是指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思想灌输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力，常常超过有形制度。 毛泽东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是由共产主义理想、阶级斗争学说、永不停息的斗争哲学、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牺牲个人保证集体的道德观等一系列的思想观念构成的。信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道德观等构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是通过所有的舆论工具长期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 几千年形成的以王权思想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其积淀比新形成的价值体系还要深厚。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君主是至高无上的。中国古代虽然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但从根本上说，重民，爱民不是目的，它是维护君权的一种手段，君主才是目的。 君主是全社会的宗法大家长，是法律和秩序的化身，是治乱兴亡的决定因素，是全社会的最高教化者（政教合一），是认识的最高裁决者。君即父，父即君，君尊臣卑，忠孝一体。臣民必须自觉认同为子为臣的卑贱地位和工具属性，恪守本分，尽心从事。王权主义与人格平等、个人尊严、个性独立是对立的，依附、盲从、奴性是王权主义的产物。 这种以王权为特征的文化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实行，已经深入到中国民间，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深处，它在随时随地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和共产党的价值体系相沟通，成为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例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传统思想中，把“仁”理解为“牺牲小我为大我”，把“义”理解为“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很大的精神力量。人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在迫害临近的时候，人们以欺骗求自保，以出卖朋友而换取自己的安全。在每一级权力阶梯上的人都具有两面性：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主人。在这个权力金字塔上，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这是错误的政策产生并顺利推行的条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面的错误会得到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放大”。 这里只有正反馈，没有纠错机制。权力的鞭子加上天堂的诱惑，使干部们失去了理智，变成了疯子、骗子，变成了用鞭子驱赶着奴隶的恶棍。 无形制度不仅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还形成一种广泛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是极权制度的社会根源之一。捷克前总统、著名学者哈维尔曾深刻地反省道：“在我谈到崩溃的道德环境时，我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全都顺从了这个制度，都把它当作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维持了它的运转。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个制度的存在负有责任，没有什么人只是一个受害者。是我们所有人制造了这部机器。” 九、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 专制制度首先压制的是地方豪强、社会能人。这样，使豪强不能欺压百姓，能人不能聚集财富。在专制制度下，处于社会最顶层的少数人可以任意消费和处置国家财富，但在高官以下的人，虽然可以按行政级次分享利益，但不允许官员以外的豪强存在，不允许政府以外的富人存在。这样，可以实现高官以外的社会公正。高官的特权是国家机密，老百姓是不知道的，与此相反，政府控制的舆论还不断地宣传官员们如何“廉洁奉公”。老百姓虽然受专制的高压，但心里不平的情绪很少。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多数群众虽然处于半饥半饱、衣衫褴褛的状态，但可以维持生命。生了病，也可以得到简单的医疗。如果年景好，经济情况好一些，群众生活可以略有改善。由于信息单一，老百姓不知道国外的情况，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虽然自己生活水平极度低下，但情绪上还满足，没有更多的奢求。如果没有更大的压迫，就不会有造反的要求。西方国家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过高估计了专制制度下群众的反抗情绪。在2003年的美伊战争中，美国人以为他们的大兵一到，伊人民就欢迎解放者。实际情况与美国人的期望相反，不仅没有大批的叛变者，也没有外逃的难民，而叛变者恰恰是接近萨达姆的上层人物。 极权制度使多数人利益受损，但很难有人出来为多数人的利益而挑战当局。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论证了这个思想：如果个人行动使整个集团增加利益，则可以假设个人付出成本与集体收益等价。但付出此成本的个人却只能获得集体收益中的极少份额。集团利益属于所有的人，集团越大，成员越趋向于搭便车而坐享其成。以致于“经济人”都不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动，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困境”。由于迫害，所谓“理性人”都不敢对暴政有任何微词。于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专制出现了。每个人都服从于权力的意志，无疑，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政权强大。  极权制度的超稳定性是因为政权以外的民间力量难以推翻它，这一点，在本书“大饥荒年代的社会震动和社会控制”一章中已有阐述。 十、这个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即使有最完美的人格，也难避免犯错误。 首先是他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他不可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把事情办好。一个人的脑袋代替了千百万人的脑袋，难免出现决策错误。他做出错事以后不仅没有人敢批评，还要阿谀奉承，小错会铸成大错，局部错误会演成全局错误。 更为重要的是，专制制度下的高层领导者常常受骗。他们得到的信息很多是假的。用假的信息作决策，哪有不犯错误的？在极权制度下，最高统治者垄断了一切信息，控制了一切舆论。他主观上想控制百姓的耳目，客观上也就封锁了自己的耳目。在这个制度下，信息只能纵向传播，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由于利害的诱导，下级总是反映对自己升迁有利的信息，只反映上级爱听的信息。最高领导人就是根据这些假信息作出决策的。1958年粮食“放卫星”的假信息，使毛泽东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并提出了“少种、高产、多收”的指导思想，使得大片耕地撂荒。 从1958年冬到1960年初，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出现。由于得到不全面、确切的信息，在毛泽东认为，这类情况是个别的、暂时的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庐山会议继续反右倾，把左的政策推向更左。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1960年春夏，在饥荒进一步全面加剧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省委书记那里得到的还是好消息。1960年2月24日，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中共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在全国推广了贵州省办公共食堂的经验。 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了兴修水利改造农田的大量喜讯，还说“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 2月27日、3月21日，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于社员的生活安排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 ，还总结形势无限好的几大表现。 3月5日，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大多数食堂办得很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培养了鸡……”3月5日，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向毛泽东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88%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市的汇报整理的报告说：“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  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曾对我说：你站在天坛圜丘的园心大喊一声，一会儿回音从四面传来。你听到的声音还是你自己的声音。天坛这个地方就象征我们的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听到的声音都是自己的回声。换言之，他发出什么信息，下面就会送来同类的信息。他不可能听到与他意志不一致的声音。 毛泽东有时相信一些谎言，有时对有些谎言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据毛的秘书叶子龙回忆，开始，毛泽东对“放卫星”的报道是相信的，对于粮食“放卫星”的浮夸报道，毛泽东都逐篇认真阅读，在一些地方还用红铅笔划了杠杠。 后来，对大跃进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看到了。他视察很多地方，尽管事先地方干部做了这样那样的“准备”，毛泽东对一些放卫星、说假话是有所察觉的。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公社领导人说这块地亩产10万斤。毛泽东不信，他指着一位市领导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都堆不出来么！”那位领导说：“他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他们让小孩往水稻上站。”毛泽东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啊！”  毛泽东对听不到真话也很苦恼。有一次他当着叶子龙的面，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为什么不说真话？到底为什么？” 据叶子龙回忆：“早在1958年1月份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听到的不完全是实话。”毛泽东找人了解情况，但听到的是一片好好好，没人讲问题。 为了摆脱假话的困扰，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亲自搞调查研究。毛让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分三个组搞调查，田去四川，胡去湖南，陈去浙江。刘少奇回老家湖南宁乡调查研究了40多天，周恩来去河北，陈云去青浦，朱去四川。没有这些调查就不可能做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 在这个制度下的领导人不仅容易犯错误，而且缺乏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最危险的制度，民主是最好的纠错机制。而极权制度出现错误后，只有最高统治者幡然悔悟，才能纠正错误；或者通过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改组领导机构，才能改弦更张。 在是否出现错误和纠正错误方面，制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坏制度下的好人主事，可以减少损失，但全局的损失难以发现和纠正。在大饥荒期间，由于主事的领导人素质不同，各省死人严重程度不同，但全国还是饿死几千万。相反，在好制度下的坏人主事，也会造成损失，但容易发现和纠正。坏人会很快会失去权力。 第二十七章 集体信仰――共产主义宗教 1958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口号铺天盖地，共产主义的狂潮席卷神州。一时，中国的多数人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振奋。正是在这美好理想的旗帜下，铸成了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但是，这共产主义的狂潮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少数人一时的疯狂。它源远流长，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极端化。为了探索这一理想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妨从它的源流说起。 一、对千古难题的探索 人是万物之灵，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高级动物，他自私、贪婪、残忍、淫荡，而且无休无尽，在这些恶劣的方面远远超过其它高级动物。但人有同情心，有关爱心，有自尊心，有思辨能力，这是其它高等动物不能企及的。所以，有人说人类“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说法是：“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人是群居的，有社会性。作为“魔鬼”的人经常和其社会性相冲突，而作为“天使”的人使他们和谐相处。为了维护其社会性，使其不至于相互残杀而自灭，人类的精英们一直想方设法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一面，因而出现了种种宗教，种种学说。然而，在这种种宗教、种种学说之间的相互斗争中，人类的魔鬼性表演得更加淋漓尽致，那些执行抑制人类魔鬼性的精英们，自己常常变成了更加可怕的魔鬼。1958-1961年三年间，这种执行者的魔鬼性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人类是智能高度发达的动物，正是智能的创造性才使人类社会从茹毛饮血发展为现代文明。尽管人类的创造是在社会中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和相互合作中发展的，但作为创造性的本源还是每一个人的脑力和体力。但是，人的创造性冲动常常与其魔鬼性相伴生。如果在抑制人类的魔鬼性的过程中，同时把个人的创造性抑制了，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停顿的危机。计划经济制度和与它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如何既抑制魔鬼性，又发挥其创造性，成了千古难题。 人是社会动物，如果没有社会，单个的人是无法生存的。和上一个难题相关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需要在一些共同的问题上众多的意志服从共同的意志。然而，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一旦形成，它就有可能成为“依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马克思语）。控制众人的权威如果得不到控制，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变成力量强大的魔鬼。毛泽东组织社会的方式就是运用秦始皇遗留下来的“控制者不受控制”的制度，它使得大大小小的权威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恶魔，大饥荒年代表现得最为突出。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也是人们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 人类社会对上述千古难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在长达数千年时间内，人类依靠超乎众人之上的最高权威力量来压制人性恶劣的一面。这个最高权威有的在人类之上，如上帝以及种种神；有的在人类之中，如“承受天命”的皇帝。通常是二者的结合。但控制最高权威、防止他不变为魔鬼的难题直到现代才在部分国家中得到解决。 与服从权威相适应的理念是崇尚集体主义，压抑个人主义。崇尚集体、压抑个体的思想在孔子和柏拉图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渊源。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个人的私欲，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礼”的规范之中。汉字中有一个“公”字，这个字是由“八”和“厶”组成的。“厶”即古“私”字，《说文解字》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 中国的“公”是和个人相背的，是表示抑制人的魔鬼性的。中国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说法，其本来意义是“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 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礼运第九》从“天下为公”出发，提出了“大同”世界的美好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大同”，是中国人几千年梦寐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 人类面临相同的问题，在交通极不发达的远古，相隔万里的异域也会有相似的探索。和孔子远隔万里的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 柏拉图承认的首要准则是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柏拉图主张“共有财产”。在同一书中，他写道： 妻子们、孩子们及其所有的奴隶们都有他们的一份共有财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尽可能地根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或个人行为。只要这点能做到，即便是自然造化为私人或个人的，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大家的共有财产。就像我们的眼睛、耳朵和手可以视、听和行动–好似它们不是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一样。所有的人被格式化，让他们能最大限度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让他们甚至在相同的时间内，对相同的事情感到欢喜或悲伤。所有这些法律因把国家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而更加完善。 为了实现“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柏拉图主张控制舆论，主张对文艺作品的检查制度。他甚至认为：“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  在中国，几千年来，是王权支配一切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王权是至上的，是无限的，没有任何有效的、有程序的制衡力量。被统治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个人都是国王的臣下和奴婢。王权思想就是专制思想。这种专制思想，由秦始皇构建的完整的制度而实体化。这种制度将所有的人都“格式化”了，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所谓“格式化”，就是消灭了个性。 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距今几百年前，对上述千古难题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工商文明的发展，从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 这“持之的故，言之面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 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 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 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等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 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利己主义是和利他主义相对应的。个人主义可以和利他主义相结合，用利他主义来抑制人类的魔鬼性。而利他主义也是出于人类的同情心和关爱心。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相结合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圣经》上说，“爱你的邻人”，不要“爱你的部落”），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 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就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了基本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发展，此后成长和发展为西方文明。也就是说，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 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 个人主义的美德是：尊重和宽容别人和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刚直不阿）；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这些美德减少了社会交往中的磨擦。 个人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任何人没有权力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博取无私的美名。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自己决定在自己认为必要的情况下，为他人做出牺牲，自己对这个决定的后果负完全责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  “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 从17世纪到19世纪，由于商业的发展，欧洲那种有严格组织的压抑个性的等级制度，在剧烈的社会震荡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一种新制度。在这种新制度下，个人从束缚他的种种习惯和成规中解放出来，个人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商业规范逐渐代替了等级规范，自由竞争逐渐代替了行政垄断，契约整合逐渐代替了行政整合。一旦除去了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类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大进步，生产力的大发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如是说。  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民主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保护个人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是国家的目的。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扩张，必须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这种制度不承认有“内圣外王”的超人，却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有魔鬼和天使的两面。因此，不能把管理社会的全权交给任何一个人，也不能交给一个不受外力制衡的独立的组织。任何权力都要受到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这些都是为了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 如上所述，人类是群居的，是有社会性的。除了协调人性以外，还有一个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在组织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种种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极而言之分为两类：一是自由民主制度，二是专制独裁制度。在二者之间，因民主和专制的程度不同，有着种种不同的情况。专制独裁制度通常是以代表大众利益的面目出现的。专制独裁制度的统治者总是宣称自己代表全民利益。 从人的生理本源上看，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人的动物性。看一看某些具有社会性动物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它们的领袖取得权力靠的是强力征服，维护权力靠的是强力镇压。其征服和镇压是极其残酷、极其血腥的。猴群如此，蜂群和蚁群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的进化，人性的成份逐渐增多，动物性成份逐渐减少。政权更迭方式和执政手段逐渐人性化。专制制度逐渐被民主制度取代。 二、共产主义探源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马克思对这些危机的概括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一是贫富悬殊，工人阶级贫困化，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个别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三是人和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谎言和真理，泪水和微笑，良心和尊严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金钱淹没了真理、正义和道德，埋葬了融洽与和谐。这些危机造成不停息的社会动荡，造成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对于这些弊端，自从资本主义出现那天起，文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用各自不同的理论武器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然而，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源泉大都来自古已有之的集体主义思想。 因此，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思想，在其发展中找到了新的社会实践依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它的现代形式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些天才人物作出了重要贡献。 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478-1533）出版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后人们简称为《乌托邦》的传世之作。这本不到10万字的小册子，使托马斯•莫尔名垂千古。莫尔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除了私有制度，一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于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签调换一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么黄金干什么用呢？“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隶。《乌托邦》的问世形成了一个的思想流派，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起源。  1602年，意大利人托马佐•康帕内拉（1568-1639）发表了《太阳城》。这是他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27年的囚禁中写成的著作之一。在“太阳城”里，居民建立了公社制度，由公社组织生产和分配。在那里，没有贫富之分，没有私有财产，一切产品都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分配，人人都能从公社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由祭司掌握政权。居民在集体食堂里用餐，食谱由医生安排。劳动是全民的义务，人人热爱劳动，劳动光荣。“太阳城”比乌托邦前进了一步，在那里没有仆人，没有奴隶。  18世纪末，法国人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提出了国民公社。国民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制。原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耕地和未开垦的土地等等，一律归国民公社所有。参加国民公社以自愿为原则，依靠公社的优越性，使私有者放弃财产加入公社。人人无条件地参加劳动。福利由大家享受，平均分配。为防止盲目生产和产品过剩，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19世纪初期，英国人罗伯特•欧文（1771-1858），法国人圣西门（1760-1825），法国人夏尔•傅立叶（1772-1837）使社会主义理想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把他们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提出工业资产和其它资本实行公有制，并且建立计划化社会。  所有的社会主义学说都认定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都主张消灭私有制，有的主张取消商品、货币，采取直接分配。马克思继承了在他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并加以发展。人们说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哪些方面变成了科学呢？恩格斯说： 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的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由此看来，马克思把空想变成科学，是指两个方面：一是对为什么要实现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明；二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出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即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最终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于“用黄金修建厕所”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怎样实行，实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马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然如此”。前者是理想的天堂，后者是历史的逻辑。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想的首要任务就是：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未完待续）

（接上期） 二、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 哈耶克说：“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他们想要引导社会努力所要达到的目标性质不同。但他们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不同，则在于他们都想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而拒绝承认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领域。”  怎样“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共产主义的“这个单一目标”呢？这就得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正是这样的经济体制。这个体制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自主领域。 在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 在城市，工商业都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各类物资全由国家控制。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57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占53.8%，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公私合营工业占26.3%，私人工业占0.1%，城镇个体工业占0.8%。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62.1%，集体所有制商业16.4%，公私合营商业占16%，个体商业只占2.7%，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为2.8%。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只有国家计划，没有市场。个人不可能在“国家分配”以外的渠道买到任何物资。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全都由国家下达计划。工厂建一个厕所也得层层报批，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动工。财政统收统支，产品统购包销，外贸统进统出，职工统招统配，工资全国统一制定级别、统一时间调整。 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集中到中央。其中，毛泽东的个人意见份量最重。例如，中国的很多经济指标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这样经济制度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架大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一方面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中枢支配，一方面对老百姓的生活资料实行各种形式的配给制。中国当时的制度不仅剥夺了老百姓获取食物的权利，也剥夺了百姓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食物的权力。 要使最高当局的经济指令畅通无阻，就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要使最高当局的指令不受干扰，就得清除“噪音”和“杂音”，实行舆论一律。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一切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必须信奉一个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党员必须执行一条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有的党员必须尊崇一个领袖–毛泽东。由于中国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以，不仅共产党员这样做，也要求全民这样做。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是一个 “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内奉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党内不同意见很难发表，对党的领导人的权力制衡力量很微弱。这种“组织严密的、有铁的纪律的党”，和秦始皇建立的专制制度结合起来，就成为最高领导人实行专断的工具，成为极权政治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在城市按部门或单位建立组织，在农村按属地建立组织。这些组织与各级政府相平行（实际是凌驾在各同级国家行政机构之上），都设立了党委会，基层组织为党支部。名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代表大会制度，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党的主席凌驾于代表大会之上。他的意志就是党的意志，各级党代会只不过议事机构和表决机器。中央委员会内又产生政治局，政治局内又设常务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是掌握实权的领导机构，而政治局常委又在中共中央主席的领导之下。党中央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名义上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委员会，实际上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及常委均由上一级任命。在干部任命等一切重大问题上，党的第一把手有绝对的权力。地方党委会内也设常委，执掌日常实际权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特征是，一是它在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处于独立的执政地位。按照党的理论，共产党执政一直到国家消亡、共产主义实现为止。二是党的机构全部国家化了。党的专职干部就是国家干部，他们的工资由国家财政开支，党的活动经费也由国家财政支出。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实际上只有集中没有民主，民主只不过是集中的手段。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外再没有人敢于批评共产党。1959年党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党内也不敢批评领导人，不敢批评党的政策。各级都是一元化，一言堂，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家长，毛泽东是全党最大的家长。党的各级领导人既缺乏党外监督，又缺乏党内监督。从1957年以后，党内特权开始严重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看法靠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即通过协商、讨论，少数服从多数。在通常情况下，不同看法靠毛泽东“一锤定音”。而对重大问题的争论是靠“路线斗争”来解决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不同意见双方互不让步，最终是一批人战胜另一批人。执行“错误路线”的一批人下台，坚持“正确路线”的一批人上台。这种路线斗争是很残酷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为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自从毛泽东有着绝对权力以后，路线斗争常常成为他用来打击异己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唯一政治集团。中国虽然也有其它党派，但这些党派都不以取得执政地位为目的，都以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它们和中国共产党不是平等竞争的关系，而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它们被称之为“参政党”。这些民主党派的第一把手是中国共产党派进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有的民主党派内还设立中国共产党的“党组”，作为该党派的领导核心。从经济上，是靠共产党用国家财政拨款养活的。民主党派的干部也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命。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民主党派都不是政党，只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为共产党服务的社会团体。 在帝王社会，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皇帝，又用一个新皇帝来代替它。在政党社会，推翻了一个一党专政，又一个新的一党专政来代替它。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果呢？还是一党专政。只不过是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取代了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两个党在建立之初，都曾得到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都从苏联共产党那里吸取了组织经验，都是奉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原则。 四、用枪杆子保卫权力 军队是这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支柱。高度集权制度是靠军队来维持的。这支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6月到1950年6月，这支军队共歼灭蒋介石掌握的国民党军807万人，实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一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庞大军队。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末，即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有400万人。到1950年7月，又增加到500万人。1951年，人数为历史上最多，即611万人。朝鲜战争以后，还一直维持在400万人以上。一直到1985年6月，邓小平决定裁军100万，人数降低到330万人。 除了这支庞大的常备军以外，一旦战争需要还可以随时召集数以千万计的预备役军人。 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八十年代撤消）、防化兵和战略导弹部队。这支多兵种高度合成化的部队，其火力、防护力、突击力、机动力和快速反应能力都相当强大。 这是一支由庞大的军事科研队伍支撑的部队。全国有数以百计的国防科研机构、100多所军事院校和国防科研机构，几乎囊括了工科院校所有的优秀人才。 这是一支由整个国家的重工业为后盾的军队。毛泽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出于备战的需要。一旦需要，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汽车拖拉机工业很快就可以转为军事工业。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武器装备都是在民用工厂里通过“军工动员”的方式生产的。即动员民用工厂的力量、用民用工厂的资源生产武器，毛泽东时代的军费不包括“军工动员”的费用。 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毛泽东帝国，是“党指挥枪”。党指挥抢，不是一项空洞的原则，不仅是靠军官们对党的忠诚，而是靠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来保证的。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统帅全军。军事委员会主席由党中央主席兼任。军委主席对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都是中央军委的成员。军队的主要干部都由中央军委任命。各级军队都有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干部都是同级党委的成员。部队的重大事情都由党委讨论、批准。从上到下，党组织无处不在，无处不起领导作用。这些是“党指挥枪”的重要组织保证。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每一个战士都知道“党指挥枪”的原则。此外，毛泽东还吸收了中国历代的监军制的经验，并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监军办法： 一、兵无常帅，帅无常兵。军官调动频繁。这样，上级军官和下级军官之间，军官和战士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军官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 二、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军长和军长以下的各级带兵的军官，不能带领自己的部队移动。作战部队一个营的移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移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另一方面，有调兵权的人，不经批准，不能自已到一个部队里去带兵。调兵权和带兵权分离，使每一支军队只能在划定的驻防范围内活动，不可能进行中央给定以外的军事行动。 三、不能一个人单独调兵，军队调动由集体决定。中央军委调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当然，中央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四、军饷和装备由中央统一供给，不能就地筹饷。过去军阀割据，其中一个原因是军阀在自己管辖的地盘里筹饷，他可以在辖地内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地盘大，军饷就充足，就可以进一步扩充军队。因此就有军阀间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饷由总后勤部统一供给，一律“吃皇粮”。军队自己不能就地筹饷。 五、驻军和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分离，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分离。在军阀时代，地方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就是行政长官。他们既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和中央分庭抗礼，又凭借自己的行政职务，对百姓发号施令。毛泽东时代，地方长官没有军事力量，只能听命于中央；军事长官没有行政权力，不能号令百姓。中央对军事长官和行政长官分别控制，并让二者相互监督。这样，地方实行军事割据就无可能。虽然地方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兼任当地驻军政委、当地驻军主要负责人参加驻地党委，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沟通，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还是泾渭分明。 六、“双长制”，即同一部队有两个一把手。军长和政委都是一把手。二人平起平坐。两人都对上级党委负责。二人有相互制衡作用。他们很难齐心协力进行谋反。 七、司、政、后分立，军队里的作战指挥、干部和考核任免、后勤保障分别由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分别负责。三者都服从同级党委领导，同时接受上一级对口部门的业务指导。 八、强干弱枝。在军队部署上，首都附近的军事力量大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军事力量。万一个别地方出现问题，中央可以凭借具有压倒优势的首都军事力量讨伐叛逆。驻首都以外的部队（包括军事首长）带一支枪进入首都要经过批准。空、海军的飞机不能飞越首都上空。 由于军委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所以，说是党指挥枪，实际上是军委主席指挥枪，也就是毛泽东指挥枪，说到底还是毛泽东拿着枪来指挥党，再通过党控制全民。过去毛泽东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毛泽东用枪杆子来保卫自己的权力。 五、名为民主实为专制的政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北京市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集会。毛泽东站在天安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共和国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呢？毛泽东在和蒋介石的斗争中他曾多次提出过民主政治的口号，多次提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对民主的态度比过去显得不同了。1949年8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他把人类创造的现代政治制度――“议会制”和权力制衡的“三权分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毛泽东把国家组成分为国体和政体两个问题。他说，“国体是国家的阶级性质。国体问题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即国家政权的阶级支配问题。” 在中国应当由那个阶级来专政呢？在1940年2月，他主张“各个阶级联合专政”。到1949年6月，他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到了晚年，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当然，这三种提法有其一致的方面。关键在于对“人民”的解释上。如果把“人民”解释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如果强调在这个联合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则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的范围越来越小了，除了地、富、反、坏、右以外，在城市把知识分子当成资产阶级，在农村连富裕中农也受打击。实际上还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专政。毛泽东曾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人民”和“敌人”并没有严格而明确的法律界定。从毛泽东到一个村支部书记，都可以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敌人”，从而变成专政对象。 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是它的“政体”。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最高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了有权修改宪法、制定法律、行使立法权外，拥有产生并监督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权力。国家主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经国家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决定国家生活中的各种重大问题，如审查和批准国民经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批准省、市自治区区划，决定战争与和平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有国家元首制度。按照1954年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外国使节，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但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必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结合起来才能行使某些元首职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元首实际是国家主席和人大常委组成的集体。第一届人大届满以后，毛泽东再不愿意当国家主席，1958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就不设国家主席了。以后，由于毛泽东自己不愿意当国家主席，又不让别人当国家主席，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就规定不设国家主席。《宪法》上的条款也得遵命毛泽东的个人意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中有“共和”两字。孟德斯鸠把国家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种。他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遵照法律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自己的意志来执政的政体。从《宪法》的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和”的，不是专制的。 中国当时只有两部法律，一部是《宪法》，一部是《婚姻法》。毛泽东（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可以置《宪法》而不顾，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1958年8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刘少奇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参考。南宁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反”，报纸一登，全国展开。）不能靠法律治理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是1400人的大会 (指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 治了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他说的“我们那一套”是指中国共产党那一套，“我们这一套”否定了“他们那一套”。“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党大还是国家大？党大。刘少奇反对法治，赞成人治。最后他还是被人治所害：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度，就被置之于死地。这是后话。 西方现代国家是议会政治，中国则是“会议政治”。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会议来决定一切重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会议的“决议”高于法律。然而，什么时候开会，会议讨论什么内容，用什么形式讨论，会议开多长时间，参加会议的人是没有决定权的，有关会议的一切完全听从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会议是贯彻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会议的“决议”实际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的文字表达。会议政治是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政治，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议会政治”和“会议政治”虽然只是调换了一个字的排列顺序，却发生了本质变化：“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会议政治”是专制政治。 中国共产党成千上万个党支部，深入到每一个工厂、车间、田头、地角和所有的机关、学校、居民委员会。在每一个基层单位和各级政权机构，党组织都凌驾于行政领导之上，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实施绝对领导。“工农商学兵，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各级党组织，第一把手又凌驾于组织之上。书记当家，委员们对书记如众星拱月。行政领导人对书记也只能俯首听命。名义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实际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党，而党权又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的手中。 这样一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形同虚设。《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是一纸空文。《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最高权力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选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际上，这些人事任免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先决定了的。《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国民经济计划，而这个计划是中国共产党内事先反复讨论过了的；《宪法》规定设立国防委员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虚设机构，军队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掌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实际上是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只不过是一枚橡皮图章而已。 在秦始皇的制度根基上嫁接列宁、斯大林制度，就被称为“革命政权”，反对这个政权的当然也是“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要受到严厉惩处。 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 与党权、政权、军权、经济权高度集中相适应的是舆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所有的人都被格式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抓紧“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打天下和治天下都要靠这两杆子。“笔杆子”就是一切舆论工具，抓紧“笔杆子”就是掌握动员资源，就是控制思想。把“笔杆子”和枪杆子并列，可见其对思想控制的重视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国的统一思想，要求全国人民完全地、永远地服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让每个人都知道，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的实现，牺牲小我，顾全大我是必要的、光荣的、高尚的，不愿做出牺牲是可耻的。关于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一个比前一个进步，后一个必然取代前一个，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个人利益，个人生命在历史规律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为此，一方面不让知识分子发表与共产主义不同的言论，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强力灌输共产主义。一切舆论工具，一切图书，一切讲坛，一切会议，都灌输共产主义理想，批判与之不同的思想。广大群众，特别是无知青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知道一种理论，使他们思想十分“纯洁”，他们的“爱憎”分明而强烈。这些“纯洁”的青年实际是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又是排斥、打击非共产主义思想的真诚、坚定、强大力量，在政治运动中他们是狂热分子，是制造过激行为的主力。共产主义理想是以“大我”消灭“小我”、以强权剥夺个性的最有说服力的、最合法的工具，是推行“一大二公”最有力的动员工具。为什么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共产风”刮了一阵又一阵，这是多年共产主义灌输的结果。 当时只有两张全国发行的大报，一张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另一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光明日报》。这两张报纸除了风格略有差异以外，指导思想完全一样。各省在省委直接领导下有一张报纸，除了省委审定的地方新闻以外，其它内容和《人民日报》没有不同。各家报纸的社长、总编辑全都是上级党委任命的。发什么，不发什么，全由上级党组织决定。党报的编辑记者要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为了避免犯错误，各省报纸的夜班编辑在每晚确定版面时都要打电话和《人民日报》夜班编辑“对表”，以求“版面语言”的一致。在相当多情况下，同一天全国所有的报纸的第一版的稿件、标题、排版几乎完全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也绝对是中共中央的喉舌。重要稿件虽然选题是上级定的，但稿件还要送审。审稿者要考虑的方面虽然很多，但是，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加强还是削弱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是降低还是提高领导人的威信，是决定稿件能否发表的最为根本的原则。外国的真实情况，工作中的负面情况，不让老百姓知道。老百姓不能收听境外电台的广播，除了国家设立强大的干扰电台以外，还以“偷听敌台”的罪名逮捕、判刑。偷听“美国之音”是了不得的罪名。那时老百姓很少有收音机，有收音机也不让有短波。 当时中国也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但研究的选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成果的发表，都由党的官员决定。研究人员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独立地研究，不能对真理进行追根问底的探讨。对官方意见的注释、论证，对官方错误的辩护，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当时也有一些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经济研究》等，但这些刊物牢牢地控制在党政官员手中，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工具。 全国各地图书馆，一些与中共中央意见不一致的书刊都拿下了书架，有的封存，有的销毁。文化艺术被当作革命事业这架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当时的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神化领袖、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是文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如果说，报刊从舆论上、社会科学从理论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的话，那么，文艺则从情感上动员人们忠于中国共产党，动员人们忠于毛泽东。中国的文艺在神化领袖方面起了其它舆论工具无可比拟的作用，中国的文艺是造神文艺。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以肯定的态度讲到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人，而“我们”比秦始皇“坑”的要多得多。这是实话实说。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初，几乎所有的高知大儒、学者专家都自觉地或被迫地放弃了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没有这样做、并且保全了性命的只有梁漱溟、陈寅恪等极少数人。在1956年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又对思想界进行了整肃，近60万不服从统一思想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一场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更加强了思想的“统一”。 在那个时代，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为同一目标服务，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一切与共产党不同的看法都被“格式化”，从而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实现了“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 那时，全国只有一个思想家，只有一个理论权威，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就是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既手握国家军政大权，又是国家最高的思想权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权威。这就实现了“政教合一”。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会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大批干部自认为是“为人类最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的重任在身，是替天行道，在忙得无暇进行说服的情况下，他们对不顺从者施暴是理所当然的。 在皇权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国度，人们视毛泽东的思想为权威，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央政权这个“神器”向全民灌输单一的价值，造就了众多的真诚的信奉者。所以，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人为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而农民却认为毛主席是英明的，中央是正确的，只是下面干部没搞好。 七、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 中国在帝王时代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但是，由于交通不便，鞭长莫及，还有王法不行的荒蛮之地。在毛泽东时代，借助现代的交通和通讯，真正实现了昔日帝王的梦想。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都喊同样的口号，都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都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由于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本书介绍了一些省份在三年饥荒时的情况，读者会看到，各地的情况竟如此相似，原因就在这里。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城市，是市――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居民组――居民。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和另一个城市相同的结构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在农村，是省――地――县――公社――大队――小队――社员。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相对应的层次角色。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使社会结构稳定，社会成员角色简单，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政府机构金字塔，城市结构金字塔，农村结构金字塔，交织成网络，构成金字塔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局限在这一网络的不同层级一个个网眼中。社会成员不能流动，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它既排斥民主，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也就完全消失了。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没有“化外”之民。著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你一定要活下去，那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去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