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遺體在北京火化 胡錦濤缺席 現場「戒嚴」
2026 年 8 月 18 日
前段时间，著名的反美斗士，“眉山贱客”陈平教授，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在美国的豪宅，一时间人设崩塌，也让粉丝们懵逼了，没想到崇拜已久的偶像竟然是一个“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两面人。 为了抚慰粉丝受伤的心灵，陈平发了一篇《为什么我在美国批评美国？回答真诚发问的朋友》的文章，试图为他的两面人生活辩解。 陈平的这篇文章让一个人不高兴了。 谁呢？ 乔木。 乔木和陈平，一个是前著名公知，赴美后转型为反美斗士；一个是老牌反美斗士，与铲荣、吸金等人齐名的八大家之一。 乔木写了一篇雄文，向前辈陈平发难。 两个反美斗士掐架，搅动了我这颗爱八卦的心。 在仔细阅读了陈平和乔木的文章后，总结一下，乔木主要驳斥了陈平的两个观点： 一、对于陈平声称的“在中国月入2000元人民币比在美国月入3000美元活的舒服得多”，乔木表示“完全不同意”。 乔木认为，2000元人民币，无论按汇率、还是在各自国家的购买力，都不如3000美元。 即使是住在中国物价最便宜的地方，2000元人民币也没法和3000美元比。 在美国，可以花800到1000美元就让四口之家吃得很好。 微博截图 二、陈平为了说明美国的水深火热，也为了让粉丝相信自己赴美国不是为了生活，说自己的身体就是在美国被搞垮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美国的大楼安装了中央空调，自己工作太玩命，总是忘记了吃饭，结果导致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一。 微博截图 乔木对此完全不同意，那是陈平自己不注意饮食休息、身体得病，不能归咎于美国的中央空调。 微博截图 在驳斥了陈平的这两个主要观点以后，乔木还不忘冷嘲热讽一番。 嘲讽陈平的这篇自我洗白的文章“标题很真诚，内容很仓促，写得很失败”“避重就轻，既看不出思想，也没有文采，闪烁其词间一种笨拙的凡尔赛体”。 按理来说，乔木和陈平，两人都是坚守在水深火热的美帝体验生活，然后通过批评美帝来收割国内韭菜的知名大V，“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何乔木要特意撰文向陈平发难呢？ 个人分析，陈平的文章让乔木难堪了。 首先，乔木和陈平，两人的经历不同。陈平是在中国退休以后赴美国生活的，拿中国工资；乔木是辞去国内的工作后去美国的。乔木在国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工资远远超过2000元。 如果陈平的“2000元人民币比3000美元更幸福”成立，乔木在国内要比在美国生活幸福得多。 抛弃国内的幸福生活，远赴美国，而且呆在美国不回来，乔木不就是傻逼了吗？ 其次，乔木和陈平，两人身体也不同。陈平身体瘦，看上去是一副病殃殃的样子；乔木一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样子，怎么看都不象是一个病人。 如果陈平的“美国生活水深火热，能把人的身体搞垮”成立，乔木也得给身体整点毛病出来才行，那可太不划算了。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所以乔木才要对前辈陈平发难。不过，乔木在看到陈平的文章有100多人打赏后，放心了，对继续收割国内韭菜更有信心了。 “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谎话说多了总有露馅的时候。” 乔木和陈平，在我看来，两位其实是一丘之貉，都是“反美是生活、赴美是生活”的两面人，半斤八两，不相上下。 不过，我倒是乐意看到他们互相掐架，比费心费力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嘴脸，要省心省力得多。 对于这些两面人，有个女作家说的好： 闪人！把地盘留给狗。让它们自己狂吠，过不多久，它们就会因为吠声高低不同骨头分配不同，而相互自咬。而你呢，在家喝茶看书下馆子吃饭，这就是常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有个叫王兆山的“山东作协副主席”一夜成名，因为他“代死去的难民”发表幸福感言，“纵做鬼也幸福”。 紧接着大名鼎鼎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含泪劝告”死难学生的父母，要他们别再喊冤添乱，要“将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 这两个人很快成为全国人民口诛笔伐的对象，网友总结为“南有余含泪，北有王幸福”。这种看上去是“从大局出发”“稳定压倒一切”的“文化助拳”，透露出对于生命的极度冷漠，严重超出了正常人的情感阈值，因而成为过街老鼠。 无行文人在愚民和媚权方面之所以常常用力过猛，多是因为别无他长，于“建功立业”和“文治武功”难有实质性建树，所以必须要在一些重要节点上把握机遇，不仅带头吹牛拍马，而且一律往顶格走，完全来不及照顾最起码的常识和最基本的逻辑，自然也顾不上自家最后的一点点脸面。 无行文人更大的危害，就在于他们一步步拉低社会底线，降低人们对于无耻的敏感度。比如说，教育人们吃草皮树叶比吃米饭馒头更幸福，必然让人义愤填膺，但再往后就得说吃垃圾泥巴最光荣才能让人如此生气，而只要持续如此这般胡说八道下去，到某一天就是说吃便便才是人生赢家，也都没人反驳了。 所谓的“岁月静好”，就是由无耻文人“代人幸福”和“强灌鸡汤”共同营造的。 评价人物常以“大节”“小节”而论，“大节”者，多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与尊严。比如文人再怎么献媚犯贱，但只要没有投敌卖国，都算“大节无亏”。而如周作人之类汉奸文人，无论文章学术如何高标清隽，个人生活如何清正廉洁，都是板上钉钉的“大节有亏”。 投敌叛国之所以让人深恶痛绝，是因为它会给同胞带来灾难，降低整个民族的生存境遇和精神标高。从更宏大的角度而言，事实上也是人这一物种低劣的一个明证。 但是，献媚取宠就真的比投敌叛国危害更小吗？ 譬如南辕北辙，如果驾车者仅仅是为了牟利，或者因为违心迎合，那或许还不算多大的罪恶。但如果这车上乘坐的是一乡之父老，或者引领的是一地之生民，则这阿谀迎合或者“沉默是金”事实上就是最大的罪恶，就是“大节有亏”。 再譬如你明明是个有科学常识的人，但你为了表忠心，论证“一个人是可以背起一座泰山的”，那你tmd还不是“祸在当下罪遗千秋”？ 前几天写了篇文章，批驳某教授对于杜甫《石壕吏》的解读。其主要的观点就是为“石壕吏”洗白，说他是为“咱们的军队”征兵，所以是正确的。甚至将老妪的苦难悲惨解读为英雄主义，这种美化苦难讴歌牺牲的说辞，本质上是鼓励非人性的东西。其危害之巨大之剧烈，比三鹿奶粉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算三鹿奶粉，在其兴起、鼎盛和衰落的过程当中，多少人为其摇旗呐喊和游说说情，这些人就不是“大节有亏”？ 洗脑背书，刻板说教，本质上是降低一个民族的智商，迷乱一国国民的心智。为了讨好权力，获取现实利益，却将一种不诚信、不内省、不独立思考的风气遗留给子孙后代。还有比这更大的危害吗？ 如果我们仅仅将吹牛拍马、邀宠献媚视为“小节”，则我们这个民族断无进步之可能。而如果我们仅仅将讳疾忌医视为一种需要护卫的“家丑”，则我们这个国家断无文明之未来。 当赵高“指鹿为马”的时候，当秦桧和赵构议定“莫须有”罪名的时候，当慈禧太后决定对黄毛蛮夷“大加挞伐”的时候，当袁大头决定黄袍加身的时候，那些因为胆怯而不敢吱声的人或许可以原谅，但鼓唇摇笔、争相称颂的，才是真正的民贼和国贼。其祸害还不仅仅限于当时，更将这种完全不要脸的气质融入了某种传统。 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难免助纣为虐。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良知尚存的“说客”。请努力不让我们自己融为黑暗的一部分。 暮色四合，栖身乡野，吟诗一首： 位卑岂敢言忧国，山雨秋风硬如铁。 书生济世长贻笑，斑斑竹简头颅血。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非常魏道）
都知道天津风味食品有三绝，而狗不理包子公认为“三绝”之首，2011年还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但今天打开资讯，看到的是“天津狗不理注销”、“狗不理决议解散”。 狗不理集团回应，注销的是天津狗不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而不是狗不理集团。据天眼查显示，天津狗不理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于3月17日被注销，注销原因为：决议解散。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曾经天津最有名的狗不理包子，已经退出天津的餐饮江湖了。 曾经作为天津最有名的食品狗不理包子，落到今天的地步，可谓咎由自取。因为它觉得自己发达起来后，越来越开始脱离人民群众，仿佛摇身一变，成为了食品中的贵族。 本来价格亲民的狗不理包子，变成一笼动辄三五十元，一个人不吃一两百元还吃不饱。 这哪里是包子，是鲍鱼还差不多。 关键自己贵也算了，似乎还要碜人民群众的牙，不合人民群众的胃口，让人民群众觉得没有一点味。 狗不理包子恐怕早就忘了，自己之所以能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就是因为自己贴近人民群众，理解人民群众的钱包还不够鼓，懂得人民群众喜爱的口味，真心实意真材实料，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但发达起来的狗不理包子，忘记了初心，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甚至背弃人民群众的渴求，故意把自己搞得价高难求，一阔就变脸，拒人民群众于千里之外。 结果呢，结果就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有人说狗不理集团还在，但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店都关门了，不经营狗不理包子的狗不理还是狗不理吗？ 狗不理包子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真正揭示了兴衰的背后，就是看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 狗不理包子的结局警示所有人，一切脱离人民群众的都将会衰落，一切背弃人民群众的都将会倒闭。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曹教授）
一 有一次，某老哥一时兴起，也想搞个脱口秀节目，约了几个朋友给出主意。 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半天，抓耳挠腮，琢磨着能聊什么，一致都觉得：难，非常难，什么话题都难，因为这一届观众很易怒，聊什么话题都得激怒了他们，给自己惹一身臊。后来大家商量，第一期就弄个写毛笔字的话题，这总安全吧，佛系吧，不激怒观众了吧。 结果一位晚到的嘉宾听说之后，大吃一惊：毛笔字？这怎么行？书法啊，中国古典文化啊，你们敢拿古典文化说事？一准得激怒了观众。 我们恍然大悟，抹着心口说，好险、好险。 瞧见没？吐槽、脱口秀这事，压根就不适合我国国情。 好比我的主业是读金庸，金庸小说里有一位最爱吐槽的是谁？叫做司徒千钟。喝了酒就吐槽。 此公最终结局如何？熟悉金庸小说的就知道，是被作为观众的峨眉派用炸弹给活活炸死了。金庸老爷子早就点醒了我们：吐槽，那根本就不适合江湖的湖情。 二 老爷子的提醒，后来无数次被证明了。能吐槽啥？啥也不能。吐槽女人那固然绝对是不行的，后来一个叫杨笠的吐槽男人也出事。以为吐槽足球篮球准可以了吧，而且是范志毅来总可以了吧，结果如何？照样不行。 观众之中，你不是激怒这一撮，就是激怒那一撮，中国人又多，尤其是不好玩的人多，随便一撮就是成千上万，哪一撮你惹得起？哪一撮你都惹不起。 就说范志毅娱乐节目上吐槽周琦这事吧，居然那么多人庄严地批判起来，什么不允许揭痛苦的疮疤啊，什么国足国篮不容戏谑啊，什么运动员应该好好训练而不是互相伤害啊…… 就好奇想问几句： 足球也好，篮球也罢，我们当荣誉目前是不行了，那我们当乐子也不行？ 既然暂时提供不了成绩了，给我们提供一点段子也不行？ 我们自己都没吐槽，我们看人家范志毅吐槽也不行？ 别人吐槽不行，换前辈去吐槽、名宿去吐槽也不行？ 网上匿名喷可以，有名有姓走到前台、事先还沟通过的就不行？ 不过是一场秀嘛，娱乐节目嘛，被吐槽的周琦自己都乐意，你们不乐意。你们是周琦的爹啊？ 弱弱问一句，周琦带女朋友回家，是回他自己家还是回你家啊？ 三 我们的很多事，闹到最后都让人觉得格外不好玩。为什么不好玩？一言以蔽之，就是爹多。 还真以为吐槽大会就是个娱乐呢，以为屏幕前的许多观众真是观众呢。原来搞错了，那不是观众，那就是爹。爹的面前没有娱乐。 周琦啊，那不是观众在看你，那是千百个爹在注视着你啊。范志毅，罚你回去抄《倚天屠龙记》，把司徒千钟那一段抄一百遍，用脚抄，好好记住啥叫峨眉派。 有时候，你看看我们的一些观众，看看我们一些国人一些同胞，会有个什么印象？就是特别不好玩，怎么都哄不好。 又活像是漫山遍野的九斤老太、七斤嫂，一天到晚，表情阴郁，神色紧张，眉头深蹙，到吐槽大会上找敌人，捍卫足球篮球的庄严不可侵犯，替人周琦当爹地。 他们的常用句式是：“幽默固然是不妨，然而……但是……坚决不容调侃……”这世上什么事是坚决不容调侃的？地震中的死难者不容调侃，烈士不容调侃，这是理儿。啥时候打球也容不得调侃了，而且还是打输了？ 打输了脾气都这么大，这要是打赢了，不得供起来啊？ 四 看见不止一个气冲冲的声音说，范志毅的调侃“没有半点正能量”。这是啥？这是一种病，叫做“劣质正能量中毒”。 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都记得一种东西叫“麦乳精”，风靡一时。这些大爷们就好比青少年阶段喝多了麦乳精，胃口不知不觉麦乳精化了，再也喝不下别的了，什么鲜奶果汁魔爪都喝不下了，一喝就啐：呸，没有半点正能量！ 抱歉拿了麦乳精打比方，给麦乳精作个揖，其实麦乳精在副食品匮乏的年代作出了历史的贡献。 说回那期节目，本来明明挺正能量的，调侃之中有当头棒喝，有醍醐灌顶，督促周琦珍惜天赋、好好训练、爱篮球、知耻后勇，怎么就不是正能量了？周琦自己接受调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很富于幽默精神，怎么就不正能量了？明明挺正能量的。一场秀看下来，我对周琦的印象都好了不少。 可是有人他就识别不出这种正能量，他们觉得正能量只能是一个套路：范志毅先充分肯定篮球的成绩，肯定球员的拼搏精神，再中肯提出三点意见，最后呼吁大家为篮球足球加油，然后周琦走上台表示为国争光的决心，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非觉得这才叫正能量，这是啥？这就是劣质正能量中毒。 有的东西，明明不是政治的，非要搞出点政治；有些东西本来很幽默的，非要搞成大家无趣；自己怎么裸奔都可以，看见别人的比基尼就大怒起来，非追着给人套一秋裤，还自以为自己很深刻很正能量，像郭德纲讲的：非和说相声的过不去。 人家打着快板儿呢，你非跑上台去给抢下来，上刻一个“拼搏”，下刻一个“奋进”，你至于不至于？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吃了一天的瓜，终于等到了铿锵有力、真正具有震慑力的质问。 3月12日，一条“江苏女辅警与多人发生关系敲诈获刑”的消息在网络流传，逐渐发酵。 此消息来源为江苏省灌南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显示江苏省连云港市90后女辅警许艳，从19岁开始，相继和9名（其中2人无公职）男性发生性关系，完事后以怀孕向这9名男性索取”经济补偿”，共计372.6万元。在已知涉案的男性当中，包括小学校长、政府机关工会主席、医院副院长，公安局副局长与派出所所长。检察院一审判决，许艳有期徒刑13年，罚金500万元。 1994年出生，5年时间，与9名公职人员发生不正当关系，先后索要共计372.6万元款项，被判13年，罚款500万元…… 这每一个数字，都震撼人心。震惊的同时，也给公众留下了太多疑问。 1. 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正式实施。 依据该办法，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外，最高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一般均应在互联网公布。 截至2020年8月30日18时，中国裁判文书网文书总量突破1亿篇，访问总量近480亿次。 一起普通的“连环”敲诈勒索案，依法应该公布，而且理应在互联网公布吧？ 公开的目的，是不是为了给公众看？是不是表明要接受社会监督？是不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那么，对于这样一份已经公开的判决书，为什么一开始阻止一些网友去转发传播呢？而且是通过一对一打电话沟通的方式？这种方式妥吗？ 事实上，恐怕也正是由于这种微妙的沟通方式，进一步刺激了舆情吧？当地不妨对照反思，处置舆情的思路是否从一开始就错了？ 2. 公安局副局长、派出所所长、卫生院副院长、小学校长……这么多公职人员牵涉其中，而且不少都处于重要岗位，甚至是执法岗位，这说明什么？ 当地的某些生态，是否出了问题？这明明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深刻剖析、刮骨疗毒，就别藏着掖着了吧？ 现在，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成了一起公共事件，舆论关注强烈，犯了纪律的公职人员有没有被处理？具体是如何处理的？这个问题，目前只有一个初步答案。 舆情发酵到一定程度后，灌云县公安局工作人员表示，部分被敲诈者已被处理，“具体处理结果不清楚”。 灌云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则转达县纪委的回复，“已对相关公职人员进行了处理，但具体处理结果暂不便透露。” 一个“不清楚”，一个“不便透露”，是托词还是有什么难言？这不仅没有让公众心中疑团揭开，反而更困惑了：有什么不便透露的呢？ 公众的知情权，不仅事关公平正义，也事关当地的法治形象，“不便透露”显得不够妥当吧？ 3. 在9组“关系”中，刘某乙曾经和许艳有过两段关系：一段是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向刘某乙索要人民币20万元后，双方不再联系”。 然而，2018年3月至2019年4月，两人再次发生关系，刘某乙再次被索要钱财。 这种“二次发生”的纠缠关系，吃瓜群众都听过太多，尤其是娱乐圈有不少类似的瓜，它们的区别在哪里？感情纠纷和违法犯罪的边界在哪里？ 不妨借此机会，给吃瓜群众普个瓜，哦不，普个法吧？ 4. 通过判决书可以发现，敲诈金额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比如，派出所所长孙某，三次被索要100万；从派出所所长升任分局副局长的刘某乙，先给了20万元，后又被索要108万。 一座小县城的公务员，出手如此阔绰，不太可能是正常的工资收入吧？来源是否正当？ 据媒体报道，刘某乙已经因受贿罪被判两年六个月。那么其他人的财产来源，有没有调查呢？结果如何？ 5. 9组关系中，第一个是明确写了“许艳谎称其母亲李某甲知道其怀孕欲找孙某讨要说法”，其他案例则没有说明“谎称”。那么这些案例中，许艳是谎称，还是真的确有其事呢？ 如第9例，判决书也没有说明，“怀孕流产”是否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如裁判书所表述的，“怀孕流产补偿”“分手补偿”，那么什么是合理的补偿？什么情况下可以上升到敲诈？二者的界限在哪里？ 可不可以借着这次舆情，给网民上上法律课？ 6. 2013年，国办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 明确指出，依法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是人民政府密切联系群众、转变政风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举措。 同时也强调，与公众期望相比，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政府信息公开不主动、不及时，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等问题，易使公众产生误解或质疑，给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 2016年，国办再次下发《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通知再次强调： 与互联网对政府治理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一些地方和部门仍存在工作理念不适应、工作机制不完善、舆情回应不到位、回应效果不理想等问题。 《通知》还特意提及，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且产生较大影响的、涉及民生领域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舆情等，是各地区各部门需重点回应的政务舆情。 试问，这一波舆情中，当地的回应合格吗？是否有不足的地方需要反思和改进？ 面对新华社的质问，当地需不需要由更高一级或者更权威的部门，来一次总结或统一回应？然后，开展一下后续处理工作？ 请回答。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与归随笔，文章有适当删减）
因为管不住下半身，脱了裤子遭殃的男人很多，但是仅仅是想脱裤子但还没脱就遭殃的，那就不多了。最近政坛老鸟——63岁的纽约州州长库莫可谓十分郁闷。因为疫情期间的表现不如人意，在即将被州议会褫夺疫情期间的紧急权力的同时，居然有两个曾经的女下属跳出来，说库莫想睡她们，但没有得逞。 在汹汹的舆情之下，库莫很快服软，不仅承认了自己某些不得体的言行并道歉，还不得不授权州总检察长根据指控展开独立调查——授权下属调查自己，看上去刚正不阿，实际上满纸血泪。 大家都知道，在疫情期间，因为纽约州严峻的形势，库莫上镜率很高，他那些聊胜于无的防疫措施，被急的跳脚的川建国骂过好几次。但库莫根本不理会，经常反唇相讥。总统都拿他没办法。那么区区两个女下属，空口白牙，怎么居然就让库莫跪了呢？他真的睡了吗？ 我们来看看两个女性的指控都有什么。现年25岁夏洛特曾经在州长办公室工作，她说库莫曾经在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询问她的SEX生活情况，还问她是否曾经跟年长的男人发生SEX关系……来自领导的关怀被夏洛特认为是性骚扰，在甩手不干后，直接向上级告发，还把消息捅给媒体。 另一位供职于纽约州经济发展局的女职员博伊兰也在媒体上发文炮轰，指控库莫在办公室进行了一对一的会面的时候，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吻了她。还“动手触摸了我的腰、胳膊和大腿”。还说库莫提议和她“玩脱衣扑克”。 除此之外，还有三名仅仅和库莫有一面之交的女性也提出了指控。基本都是没有得逞的言行挑逗。 你看，这些指控，要是换个国家，这能算个事儿吗？领导询问一下你的SEX生活，想和你促膝长谈，那都应该算在亲民、关怀的范畴……这既没有“白日衣衫尽”，也没有事后不认账，你就这么不领情要把领导架在火上烤。王法何在啊。 在美国“性骚扰”绝不是“生活作风问题”，罚酒三杯就可以完事，而是被认定为一种歧视形式，触犯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款。视情节轻重，小则身败名裂，大则牢狱之灾。所以只要提出指控，就够对方喝一壶。这方面在很多州的立法上都有体现——比如在事发地纽约州，法律上甚至规定每个雇主目前都必须为雇员提供性骚扰预防培训。 这几名女性的指控很明显，都是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从法律证据上来说，是孤证。但就算这样，这些和州长隔着万千层级的女性，还是可以毫无顾忌的站出来，逼得库莫秒怂。认错都还不行，政坛对手穷追猛打，纽约州众议院已于3月11日授权对库莫进行弹劾调查。而州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已经发话如果库莫不识相主动辞职，将会发起对州长的弹劾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你说要是像当年克林顿一样，真的潜了莱温斯基，确实得了好处也就算了，可库莫这裤腰带都还没解开，就惹了这么一身骚，宝宝心里苦哇。 说起来库莫绝不是普通人，也算是政坛老鸟了，出身在政客世家。他老爸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当了12年的纽约州州长，而他再接再厉，从2010年开始也已经在纽约州连任三届，同样干了12年，他前妻叫做凯莉·肯尼迪——没错，就是大名鼎鼎的肯尼迪家族成员。父子两代深耕纽约州，同时还有政治联姻。说树大根深，人脉广泛绝对没有异议。这就是他完全可以不鸟总统的底气。 你说要培养这样一脸正气、根正苗红的干部多不容易，别的不说，单是竞选纽约州州长这种肥缺，不在政坛混个脸熟，再砸个几亿的资金，那都没可能。辛辛苦苦养了几十年的猪，居然被几根白菜拱了，冤，实在是冤呐。就没有人把这几根不听话的白菜拉出去判个十几年，罚个五百万吗？！ 当然和库莫比起来，更冤的宝宝也还有。比如加州州长纽森，因为他在居家令期间爆出违反禁令偷偷和朋友聚会，加上加州疫情防控不力，居然被民众联名要求罢免！目前联署已经超过190万，罢免公投即将展开……你说领导和朋友吃个饭咋了嘛，这都给你们草民发了好几轮真金白银了，你们还不领情，居然不让领导吃顿安生饭，嚷嚷要罢免，这不是让领导心寒吗。 所以潜伏在德州的陈剑客说美帝药丸是有道理的。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干部，仅仅因为工作方式方法甚至言行上的小小瑕疵，在还没有坐实的情况下，就给逼得官不聊生，身败名裂，这简直是自毁长城嘛！ 我劝库莫、纽森早点看清方向，弃暗投明，哪怕换个地方当个村长，不比窝囊的州长香吗？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反腐奇兵、连云港女辅警许艳与9名公职人员发生关系后敲诈的新闻确实很劲爆。但仔细读完之后，觉得这和国产传统的“仙人跳”还不尽相同，狗血的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细细解读简直有让人前列腺发炎的危险。 我们都知道辅警严格的说，在公安序列中只能算合同工。他实际上是公安机关在上级划拨的财政经费中自行安排的。在行政编、事业编、工勤编之下，地位不会太乐观。从职场层级的角度，人脉是肯定局限于底层的。但许艳这个小姑娘19岁加入辅警，23岁案发，4年间居然睡了2名公安局副局长、2名派出所所长、1名小学校长、1名机关工会主席、1名医院副院长还有2名无职级公务员。 虽然说都是在行政体制之内，但层级和行业跨度之大，显然超过了一个20出头的姑娘的活动范围。从正常的公务接触的角度，许艳是做不到的。唯一能够设想的可能就是，她作为一个花瓶，能够经常得到陪侍官场的觥筹交错的机会，进而得以搭上了各色人等。一个19岁的姑娘，被招入辅警，实际的工作可能啥都没干，成为专职陪酒陪睡。在这过程中洞悉了公务人员贪腥却怕事的普遍心理，继而把先献肉体再勒索的“仙人跳”发展成为事业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没有案发，也许还有其他的许艳正在前赴后继、奋发图强。仅仅把脏水泼给她们，就像骂苍蝇不铲粪堆一样。 试想一下，如果许艳不是地位卑微、无法擢升的辅警，而是正式编制的警察，位列体制内公务员，那么陪睡换来的可能就是“日后提拔”——比金钱更管用的权力，而不是还要用“仙人跳”这种老掉牙的招数来谋财。那么这种交易永远不会被发现，官场依然会其乐融融。 这样的粪堆，恐怕不是一天两天，一团两团。道貌岸然的政坛恩客们都需要这样的花瓶，只不过没料到花瓶碎了割了一地狗血。 更狗血的还在于，对比涉事的两份判决书，我们还可以看出许艳的事发，很可能跟她与其中一个恩客，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原副局长刘相兵案发有关。刘相兵在2019年6月被查，随即牵扯出许艳。他把一个讹自己的姑娘抛出来，作为受贿的某种动机解释，实在不愧是老江湖。 可笑的在于，刘局长已经在2016年被许艳敲诈了一回，居然在2018年、2019年再次上钩，这个智商也是十分感人的了。裤腰带松到就算被讹也在所不惜的水平，到底是来源于权力的自信还是财富的底气？ 诡异的还在于，刘相兵前后被许艳讹了128万之巨，但是在关于他的受贿认定中，说他在2013年至2019年，共受贿74.6万元。刘局长收的居然还没有被讹的多，亏空53.4万。这自掏腰包没理由吧？个中精彩只能看官各自想象了。 我查了一下事发地连云港灌云县的工资水平，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就业人员年均工资65435元。我们就算2013年就是这水平，那么刘局长要弥补亏空53.4万，相当于要多挣8年的工资，他一定是含辛茹苦挣了加班费，很感人。 利用公权谋私，痛惜“对不起给我荣誉的组织”的刘局长仅仅被判刑两年半，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利用肉体谋私，敲诈了370万许艳，则被判13年，不仅要全部退赃，而且重罚500万…… 不知道年轻的许艳拿什么来罚，再睡9个估计也睡不出来。在一地鸡毛之中，那些睡过她的恩客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石头，在另一场酒席中，满怀期待的窥视下一个许艳。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有代表建议，取消公务员报考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她认为不该有这种年龄歧视，重要的是看人的能力和认真工作的态度。 道理本来挺简单。守一君也由衷觉得这个建议好。不仅是因为反年龄歧视，还因为我一直以来对公务员的理解，本质就是一种服务性的职业。 说全部岗位可能不客观，但大多数基层岗位，不需要很强的创新能力，考验的就是耐心和执行力。年龄大一些，对自己、对社会认识更客观的人，做这些工作有可能更适合。 刚毕业的年轻人，很容易觉得乏味，觉得晋升空间小，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为啥不让他们去看呢？看完还愿意回来的，通常能把事做得更好。 可是去看看热搜下面的跟帖，发现自己挺傻挺天真。让合适的人选合适的职业，人间哪有这么理想。现实的人间，是不分老幼无论男女，都在想着争抢公务员这个香饽饽呢。 微博截图 35岁以上的人，想取消年龄门槛；看见专业要求和自身不符的，希望取消专业限制；看见只招应届的，希望取消应届限制…… 看完跟帖景观，眼前浮现的好像是一群嗷嗷待哺的饥民，仰头争抢悬挂在高空的白馒头。除了公务员难道找不到更好工作了？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真找不到。这才是最残酷的地方。 我突然明白，问题的症结，根本不在于具体某个限制条款是否合理。而是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供不应求的就业市场里，总是需要设置筛选的门槛。 换句话说，一个岗位非应届能做，超过35岁也能做，可是既然应届生都过剩，35岁以下的都人满为患，取消不取消门槛，又有什么意义？ 明白这个本质就知道，公务员的录取，一样是市场供求规律所支配的。只要在我们的社会中，公务员岗位还是受争抢的职位，只要无数年轻人挤破了头想进这道门，那些歧视性的门槛就一定存在。 就算表面上35岁的门槛取消了，现实招聘的时候还可以按照潜规则玩。总不能规定，每个单位必须配置多少比例的35岁以上的员工吧？ 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公务员成为万人争抢的职位，正常吗？如果粗略按社会分工来看，公务员是分蛋糕的，企业才是创造蛋糕的，当更多人抢着操刀分蛋糕，而没有太强的意愿去制造蛋糕，可能会越分越少。 就此而言，破除年龄歧视这些细节条款，可能治标不治本。真正有效的办法，是降低公务员岗位的“魅力值”。 比如，说了很多年的，公务员应该有退出机制，不能一入公门，无论干好干坏，都可以混一辈子；比如，在住房以及子女教育等层面，不该暗藏太多的隐形福利；比如在医疗和养老等领域，不该延续双轨制享受远超普通人的保障等。 让公务员回归公共服务的“普通职业”，供求关系自然会随之变动，各种歧视条款也就更可能被打破。如果继续神话公务员岗位，增加公务员含金量，那其他的建议和努力，都会是缘木求鱼。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声道）
2月26上午，人社部副部长游钧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我国退休年龄总体偏低，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匹配，不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发展趋势，不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 游钧透露，目前人社部正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由于延迟退休涉及到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在方案的研究制定过程中，将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 游钧的表态意味着，千呼万唤之下，“延迟退休”这一次真的要来了。对此，许多网友似乎难以接受，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焦虑和担心。 此前，人社部曾表示：要在2017年年底推出延迟退休的方案，并且还将通过5年的过渡期，到2022年正式实施。但这个方案的公布一再推迟，可见内部争议之大。 得承认，“延迟退休”确实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实行“延迟退休”也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件事需要周密筹划，慎重实施，绝不可操之过急。 我认为，要想推行延迟退休，必须直面其中的六大焦点问题。 第一：延迟退休后，如何避免养老不公的加剧？延迟退休对于个人来说，似乎很公平，退得晚拿得多，比如延迟5年后，退休金可以增加40%。但对于不同群体而言，效果恐怕适得其反。 同样退休金多拿40%，普通企业职员、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三个群体，显然是天差地别，因为。后两者工资基数和养老金替代率要远远高于前者。结果，会不会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待遇更加悬殊，冲击社会的公平？ 第二：虽然总体看，我们的人均寿命是比以往大大增加，但具体到不同群体，差别其实很大，那些职场压力过大的群体，比如互联网996员工，比如工厂天天加班的一线员工，他们有多少人能熬到延迟退休？ 这些群体，即便能延迟退休，工资能拿多少年呢？国外一项研究显示，50岁退休的人，平均死亡年龄为86岁；55岁退休的人，平均死亡年龄为83.2岁；60岁退休的人，平均死亡年龄为76.8岁……一个人55岁后每工作一年，平均就会减少两年的寿命。 当然，这个研究只是一家之言，只能作为参考。但年龄越大，体力精力和抗压能力都不断降低，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大龄群体，首先需要的是保护，而非“人力资源开发”。 第三：国外实行延迟退休的重要原因，是因为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紧缺。但在中国，虽然也面临老龄化的挑战，但还不存在突出的劳动力紧缺，在此背景下，实施延迟退休，会不会导致大量岗位被老人占据，导致年轻人不得不承担更大就业压力？ 凑巧的是，人社部在表态“延迟退休”改革的同一天，还公布了另一个数字——今年高校毕业生909万，创历史新高。这样的形势无疑让人担忧，未来会不会出现“想退休的退不了，想上班的没岗位”的现象。 第四：由于目前整个社会存在严重的就业年龄歧视，导致40、50人员求职困难，一旦“延迟退休”，这些大龄群体，该如何谋生？这个问题，在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企，一般是不存在的，但对于其他就业群体而言，恐怕十分棘手。 有人甚至担心，未来延迟退休后，许多工作不稳定的人在40岁之后到退休之前，由于找不到工作，会陷入生活无着的状态，这恐怕绝非杞人忧天。 第五：许多父母退休后，都帮助自己的儿女带孩子，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年轻人的压力，让他们愿意生孩子。倘若父母们以后退休延迟了，谁来帮年轻人带孩子，这会不会导致年轻人更不愿意生育？ 所以，延迟退休，对于社会生育率会造成怎样的冲击，这一点考虑到了吗？有没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此若不加以正视，恐怕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六，80、90后已婚独生子女，未来要照顾四个老人。随着人口寿命的增加，子女照护父母的压力也在加大，五六十岁的子女，照顾七八十岁的父母将成为常态，但一旦子女要延迟退休了，他们年老的父母由谁照顾？ 其实，无论老人帮子女带孩子，还是子女退休后照顾老人，他们实际上处于退而不休的状态。显然，看似退休年龄较早，其实未必等于人力资源的浪费。 我大致想到以上六个问题，希望大家积极留言补充，让讨论更加深入，给相关部门决策提供更多参考。 毫无疑问，延迟退休改革不是不能推行，但时机恐怕还要往后再放一放，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行延迟退休之前，必须有相关的改革配套。否则将难解民众的后顾之忧，而只会让社会公平更受伤。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东北有多少人口？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辽宁、吉林、黑龙江各省人口分别为3572万、2256万、3266万，总数为9094万。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东北人口1.21亿，比1982年多三千多万。东北的户籍人口非但没减少，反而大幅增长。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那样。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的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全国人代会提出建议：恳请在东北率先全面放开生育政策。2021年2月18日，国家卫健委表示，已就全国人大代表《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作出答复：东北地区“可以探索”率先全面放开生育限制。 东北人口到底还有多少？竟然到了要全面放开生育的地步。从户籍人口数据，得不到答案。要看一个地方还有多少年轻人，只需要看一个数据，当地的小学生数量。 1980年到2014年，东三省普通小学在校生从1297.9万减少到473.9万，减少接近824万，减少63.5%。35年间，户籍人口多了三分之一，小学生数量却少了三分之二，只能说明年轻人都走了，在外成家立业，把孩子生在了外地。 2013年~2019年，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小学在校生人数又分别减少9.3万、17.63万和26.1万，合计减少53.03万人，总人数相比2013年下降了10.7%。其中四平市户籍人口216万，2013年小学生数量18.85万人，2019年仅剩9.56万人，下降49.3%。与另一个城市比，四平的情况还算好的。闻名全国的房子白菜价的黑龙江鹤岗市，自2012年至2017年之间的5年里，鹤岗户籍人口减少7.6万人，降至100.9万人。鹤岗市2017年小学招生3995人，在校生仅2.62万人。在东北地区经济和人口流动比较正常的大连市，2019年，户籍人口598.7万，小学生数量为49.6万。大连户籍人口为鹤岗6倍，小学生人数却是鹤岗19倍。因此，户籍人口只是停留在官方宣传的一个十分虚幻的数据，小学生数量才真正说明当地还有多少年轻人。 与东北相比，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小学生数量一直稳步增长。河北省2005年小学生人数为500万，2015年增长到了596万，增幅接近20%。江苏2005-2015年小学生的增幅为3%，福建增幅为5.5%。据一份政府统计报告，在参与统计的232个主要城市中，2014年-2017年小学生数量有58个城市下降，占1/4，其余174个城市增长。 根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东北地区每年的净迁出人口数达200万人，而那段时间，正是东北经济的高光时刻。2003年至2012年的10年间，东北三省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速达12.7%，而同期全国平均增速为10.7%。2008到2012四年间其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12.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将近三个百分点，一跃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区域。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却年均流失二百多万人口，近十年东北经济不景气，按照2010年人口迁出的趋势估算，近十年东北净流出人口远不止两千多万。 2019年辽宁60周岁及以上人口1075.7万人，吉林60周岁及以上551.11万人，黑龙江65岁及以上515.8万人，三省合计2142.6万人。 九十年代国企大下岗这20多年以来，假如东北净流出人口三千万，那么2019年东北60岁及以上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24%，属于深度老龄化社会。 据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严重老龄化。超级老龄化叠加年轻人大量流失，注定生育率不会高，2019年，东北出生人口最多的城市是沈阳市，户籍人口828万，但出生人数只有63159人，生育率0.78%；哈尔滨户籍人口1076万，出生人数53653人，生育率只有0.5%；长春户籍人口754万，出生人数57515人，生育率0.76%；大连户籍人口599万，出生人数49800人，生育率0.83%；绥化户籍人口522万，出生人数21900人，生育率0.42%；齐齐哈尔户籍人口527万，出生人数21858人，生育率0.41%；牡丹江户籍人口250万，出生人数11154人，生育率0.45%；佳木斯户籍人口232万，出生人数10858人，生育率0.46%；鸡西户籍人口169万，出生人数6607人，生育率0.39%；伊春户籍人口112万，出生人数3879人，生育率0.35%。东北的生育率，不仅远低于日本的1.3%，也远低于韩国的0.9%。 东北的低生育率，高比率人口流失，说到底还是经济和收入分配出了问题，不是放开生育能解决的。东北人口增长最快的时代，恰是日治时期，东北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人口，1936年1月，全东北人口3097万，到年底猛增到3701万人，1941年达到4229万人。如今的东北，底层的生存、就业尚成问题，奢谈放开生育，颇有何不食肉糜的意味。 （作者简介：普通中国百姓，政论爱好者，曾因个人经历、遭遇等而对中国国情有深思和认知。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