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抵美开启国事访问 特朗普罕见亲赴机场迎接
2026 年 9 月 24 日
20年春节武汉城夜空中响起了一阵敲锣声，一对母女因敲锣得救。 21年深秋，瑞丽敲锣声响彻神州大地，但有官员说那响的不对，我们无需援助。 是谁不需要援助，是官员还是百姓不需要？不正视历史何谈展望未来，一个方方日记就被扣上递刀子的帽子，可以理解哪个城市敢再说需要援助。 微博上有位曾经大骂方方者，很不幸自己得了重病，需要社会的帮助，亲身经历了病痛和没钱难看病的苦难，对现实有了重新的认识。 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亲身经历封城的苦，才能理解别人的难呢？日记递刀子我没看到，也没看到官方有此论调，但网络喷子的刀子却大行其道。 单独骂方方勉强可以理解为他们认知不够或不同，但把人家隐私扒了个遍，有的没有的全放网上来，什么别墅违法，又什么参加过红卫兵，又是和西方合作冲诺贝尔文学奖而去，有一件是真的吗？有一件被官方证实吗？ 更恶劣的是谁跟方方近就要扒谁打击谁，陈行甲不就为方方捐款搭个桥吗？这下从递刀子改成逃兵了。 一群网络暴徒在微博演绎着网络暴力，为国？为民？我昨就没看出来呢，倒是自己以此为由头赚得盆满钵满的，这钱就这么好花？ 大家会惊奇地发现，老崔有热度骂老崔，韩红有热度骂韩红，方方有热度骂方方，张文宏有热度骂张医生，更神奇的是干此事的都是同一群人。这难道是高贵的灵魂各有不同，肮脏的灵魂千篇一律？ 难怪瑞丽的锣声不如抓嫖声响，当有一天再大的锣声大家都充耳不闻时，那么世界将是一片寂静，是寂静不是安静。死一般的寂静，不是真死是心死了。 悄悄是错敲的锣，沉默是失衡的秤。不用认同我的观点，我不需要。呵……呵……呵！ （全文转自微博@唠唠就唠唠）
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 市场经济使什么人受益最大？是富人吗？不是！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爱迪生发明了灯泡，给每个人都带来便利。但灯泡的价值对富人来讲要比穷人小得多，因为富人有钱，即使没有灯泡，他可以点很多蜡烛，而穷人一根都买不起。 再比如现在有了电视，每个人都可以看明星唱的歌、演的戏，而过去只有少数富有的人、皇宫贵族才能享受现场直播式的演出。 汽车也是这样，过去富人可以坐轿子，现在普通人都可以有汽车作为代步工具，坐奥迪车与开夏利车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坐轿子与步行之间的差距。 所有新产品、新技术都是这样。外卖给普通人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微信公号让普通人可以变成自媒体人。 没错，有些新成品一开始只有富人消费，被认为是奢侈品，但随着成本的下降，很快就变成了大部分人的必需品。 富人不过是为普通人支付了新产品的研发费用而已。 所以说，市场经济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老百姓，不是特权阶层。 至少从消费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平等了。 消费者为什么能买得起企业家生产的产品？ 因为企业家在产品市场上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同时，在要素市场上为消费者创造了挣取收入的机会。 在市场经济中，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 工资来自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工作是谁创造的？ 企业家！一个社会的工作机会不是给定的，而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没有企业家，大部分人就没有了工作机会，也就没有了收入。 进一步讲，工人能赚多少工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能力，因为工人生产率的高低与企业家的能力有关。 同样一个人，在能力高的企业家手下创造的价值比在能力低的企业家手下大。 所以，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人数越多、能力越高，工人的工资收入就越高。 这是发达国家普通工薪阶层的生活水平甚至高于发展中国家一些精英阶层的原因，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愿意移民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 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工人是企业家养活的。 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自己养活自己。 但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工人的工作机会确实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 这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很能说明问题。 计划经济体制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0%，城市出生的人在城市仍然找不到就业机会，政府不得不把两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 改革开放后，数以亿计的农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业还不时遇到招工难的问题。 跨地区数据表明，企业家越多的地区，就业人数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越高。 因此，提高工薪阶层收入的最好办法是让企业家活动更自由，市场竞争更激烈，而不是相反！ 消灭了企业家，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会回到赤贫状态。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经济学教授，原文已被删除）
我们都是俗人，有的摆脱不了物质追求上的俗，有的摆脱不了精神局限的俗。 前两天的文章都被封禁了，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的文章平时还是注意把握言论尺度的，不能说的永远不说，可以说的也只是委婉的说，随便说的更要谨慎的说。所以，对于前面两篇文章被封，并不是文章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触碰了敏感话题罢了。 每个职业都有层次划分的，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辅警的内心真实思想世界。 有一名辅警最近在微信群里发表了出格言论，还公然发出群成员的人身威胁。 他的言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辅警地位的鄙视和待遇的不满，表示要努力考上公务员，要骑在别人头上拉屎；二是做公务员不可能是服务底层百姓的；三是泄露出来基层派出所对公民随意施加权力的任性；四是认为考上公安正式编制就可以骑在别人头上，才能对得起十年寒窗苦读。 至于说出这些言论的人是不是辅警，目前还不确定，这种肮脏低俗的内心世界固然令我们惊讶，然而需要我们去深入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到底什么样的环境下才会产生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基层派出所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问题。 当前正在进行政法队伍整顿，那些滥用权力企图治理我们的人才是真正危害社会安定的根源，这种整顿应该常态化。 乖乖，这名辅警如果看到这篇文章，会不会给我们当地派出所发协助传唤函，然后开着警车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家里带走，站在标尺下面拿着自己的名字拍照，还要抽血输入危险人物资料库，在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在铁笼子里关上二十四小时。 权力是一副可以迷失人性的春药，剧毒无解危害无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律侠普法）
晴天霹雳：幼儿园下发打疫苗报名表 周三是在恐惧与愤怒中度过的，现在情绪稍稍稳定，才能坐下来写出我的心声。 起因是昨天幼儿园的群里，老师发了通知，教育当局要求给3～11岁的儿童打新冠疫苗。报名链接发出来以后，群里没人吭声。 到晚上，老师再一次@所有人，说不报名的话也要在电子文档上报名。我心想，不报名也要报名，这也太霸道了吧？点开瞧了一下，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是自愿原则，可以不打的。 网上流传的截图显示，多数家长都有同样的顾虑。 （网络图片） 但这样就往我的心里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因为你知道他会不会变成前一阵子多地施行的强制扎针，犹记得，当时很多城市规定，没打疫苗的不能进医院、商场等公共场所。因此3-11岁扎针，哪怕坚持自愿原则，也要担心，随着时间推移，当“自愿”到了一定的量，恐怕连自愿的权利也会丢掉。 既然是国家整体部署，决策为何不透明 查了不少资料发现，各地基本都是“不约而同”地在10月27日（周三）这天宣布消息的，湖北、广东、河北、青海、浙江、广西、海口、福建等等都有。其中，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和金华，都在周三这天把消息通过幼儿园等渠道，直接向家长宣布了消息。 给3-11岁的小孩子打新冠疫苗，其科学依据和行政依据是什么？查了半天，似乎没查到国家级机构的指示，仅查到笼统的这么一句： （网络图片） 多省的卫健委是有表态的，比如海南，就非常直白地说了，“据海南省卫健委消息：按照国家整体部署,海南省10月24日起全面启动3—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广东也是据此表述的。 既然有国家的整体部署，显然，这是一项由国家自上而下要推行的政策，各省遵命办事。 然而，这么一个事关上亿儿童身体安危的扎针计划、整体部署，它在之前似乎毫无征兆，媒体上也没吹过风，忽然就这样往下执行了。 其不仅相当之不透明，更像是一个拍脑袋决策。 必要性何在？科学性何在？ 媒体报道这个政策的时候，都是把自己当做卫健委的宣传机器，照本宣科，基本就是把执行方案照搬出去。 有些城市强调，让3-11岁孩子扎针，是因为前期有的地方疫情是发生在校园之类的。 这种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有上亿的孩子，如果有几十个孩子由于旅行或密接致病，正常要做的是做好旅行痕迹管理，当疫情发生的时候，正常隔离就行，为什么要让上亿的孩子陪绑？ 如果100个孩子生病，让1个亿的孩子扎针。是不是傻？ 算经济账，这是多大的成本和负担？一针按100元计，2针一共200元，一个亿的孩子就是200个亿。这钱是花谁的？不心疼吗？ 算健康账，这几款所谓被认定为“安全”的疫苗，它的实验数据公布了没有？样本量是多少？不良反应发生率是多少？别跟我说什么不良反应率低，真的低吗，低到什么程度？请你清晰的告诉我。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不良反应率，一个亿就会有1万个孩子有不良反应，那么这1万个家庭怎么办？这1万个孩子怎么办？这是能拍脑袋的事情吗？ 孩子们还在长身体的阶段，身体千变万化，经不起折腾。不成熟的疫苗，请不要拿小孩做实验。现在国家在提倡多生孩子，如果对于既有的孩子都不肯好好善待，那么这会打击生育意愿的，会让很多家长后悔把孩子生在这片土地上。 成年疫苗：效果做评估了吗？ 国家卫生健康委7月5日消息，截至7月4日，我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剂次突破13亿大关。这几乎都是给成年人打的。那么它们的效果怎么样？需要有一个绩效评估吧？如果拿不出这个绩效评估，冒然再给3-11岁身体弱小的孩子们打，这是不负责任的。 过去政府方面总是说，打了疫苗，能降低重症和死亡率。自从疫苗推广以来，发生了多波区域疫情了吧？其重症和死亡率是多少？其数据请公布一下，跟2020年没有疫苗的时期进行比较研究，看是不是真有什么用？ 假如没用，请别往孩子们身上打了好吗。 目前我国主要是通过严格的隔离来切断病毒传播，这一招简单粗暴，却是奏效的。如果疫苗真那么管用，十几亿剂疫苗打下去了，咋还要严防死守？既然已经严防死守了，为何还要打疫苗，连3岁孩子都不放过？ 我昨晚上在家庭会议上说了，如果学校硬性要求打这个疫苗，我不惜让孩子退学，教育虽然重要，但是保命更重要。 （全文转自记者视角）
疼痛 药又不够了，刀口隐隐作痛。在电话另一端，汪健梅的叙述混杂着呻吟，长一句短一句，沉重又虚弱。三个月前，她刚做完食道癌手术，胸部下方的刀口像牙刷柄那样长。 10月18日上午，汪健梅跟随旅行团在胡杨林景区游览。当晚，团里50多名游客被隔离在额济纳旗的胡杨小镇文化旅游产业园。至今，已过去十天。 药物在20日告急。汪健梅59岁，身患乳腺癌、食道癌，甲状腺也出了问题。出发前，她按照24日归程的计划，计算好药量，将这十多天的药装进贴身的包里。 时间一天一天在酒店过去，汪健梅的药不够了。她向导游求助，然后被带到酒店老板李龙面前。41岁的李龙一米八的个头，两百斤重，是个北方男人。他看着眼前“身高将近一米七但特别瘦”的汪健梅，想到同样患甲状腺癌的妹妹，没多说，答应帮忙。 10月20日中午1点19分，李龙发出一条求助朋友圈。几分钟后，这条求助动态下方有人留言，建议向疫情防控指挥部求助。随后，这条求助被大量转发。这一天，李龙收到不知名的询问短信和电话，起码二十多个。 李龙的朋友圈。讲述者供图 汪健梅的第一种药当天就被找到了。是一位陌生的本地医生打给李龙，说自己的爱人也患有乳腺癌。第二天，李龙在胡杨小镇的大门口取到了这瓶药。一名女护士穿着防护服，送来一个月的剂量。“不要钱。药不能停，按时吃。” 对方放下药就走。 用来治疗食道癌的第三种药，在发出求助后第七天才被找到，从西安被运送过来。因为断药，汪健梅的刀口愈发疼痛。而住在她隔壁楼的一位老人来自四川，这里的气候让她喉咙处的息肉变得难以忍受。接连几天，她直到凌晨四点才能勉强睡去。 隔离在胡杨小镇的上千游客大部分是老年人。半个多月前，胡杨林最好看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胡杨季的末端，旅游专列的票卖得便宜。李龙说，很多老人们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来。 这不是他第一次帮游客找药。大部分老人急需的是很普通的药，售价在十几元，用于常见的老年病症，如关节炎、痛风等。他们下车游玩期间，通常只会带当天的食物、衣服和药品，剩下的都留在专列上。 老刘18日清晨5点多从额济纳旗下车时，领队提醒，要等深夜1点半才能返回专列前往张掖。后来几天，61岁的老刘关节痛得无法入睡时，对自己没有随身带更多的药后悔至极，“一念之差酿成大错。” 老刘从南向北跨越了15个纬度见到千年胡杨林，抓紧时间用眼睛和手机记录美景。过去三年，他走过了全国十余个省份，登山、游湖、在藏区徒步，除非是像西北这样自由行难度较大的目的地，大多都是和老友自行制定攻略。每张游客照里，老刘都站得笔直，神采奕奕。 就是这样的老刘，缩在距离胡杨小镇4公里外的隔离酒店贝壳房里已经四五天，腿疼得无法走路，做核酸检测都要靠着借来的轮椅才能出门。 老刘的常用药。讲述者供图 李龙遇上一位患有哮喘的七旬大爷，几乎喘得换不过气。李龙拨通了门口的防疫热线，对方态度很好，但表示无能为力，建议打另一个电话。他顺着电话一个个打，打到将近第七八个，对方说，“再想解决就要找额济纳旗旗长了。” 李龙最终拿到旗长电话，并拨通了，这位哮喘老人被特批返回到“幸福号”专列上取药。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幸运。除此之外，没有人再被允许回专列。 房费 李龙的酒店距离胡杨小镇的园区大门口，只用走几百步。过去的十天里，来自南京、陕西、郑州等地的163位老人聚集在这里。这几栋公寓像密不透风的容器，缺药、没有截点的隔离期等等状况，让各种情绪在其中发酵。 据李龙说，园区里一共有四家如此进行隔离的酒店，容纳“幸福号”等多个旅游列车的上千游客。不同酒店的老人们在空地上遛弯时相遇，得知有人需要交房费，有人却不用，这又增加了很多人的不满。 往年10月8日到13日是景色最好的时候，房费通常涨到1280元，也会被迅速订满。这几天，李龙把最高标准是定在3天400元，仍然有老人来反复讨价还价。 更大的冲突在10月26日下午爆发。一位南京来的男游客对隔离安排不满，在空地上大声质问，围上来的老人越来越多，以至于之后有8名游客都拒绝继续支付房费。 一天上午，一对个子不高的老年夫妇来到前台。女人郭雨田开口问李龙，能不能将前一天未结清的房费减少一点。她的丈夫戴着口罩，安静地站在一旁。 李龙以为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在讨价还价。“我们不白住，水电费肯定要交上，但想留点钱吃饭。”怕李龙不信，郭雨田让丈夫摘下口罩。插在老人喉咙的套管露了出来——丈夫七十多岁，患有喉癌、冠心病等多种病症，药不能断，买药是更急迫的花费。 李龙一下红了眼眶，“房费不要了，一日三餐也免费提供。”郭雨田只是想来商量降一点房费，没想到李龙会这样回应，七十岁的人要给李龙下跪。那天的监控器拍下了这一切。 这对夫妇在入住酒店之前，并没有感到焦虑。他们以为48小时后就可以从酒店离开。直到在酒店住到第六天，钱不够了。他们14日从西安登上“幸福号”专列，两人身体都不大好，特意买了较贵的下铺，每人一趟3800元。出门时，他们另准备了1000多元作为路上的花费。 他们原定19日结束的旅行提前了一天被中止，不得不住进李龙这家酒店，除了200元一晚的房费，还要支付每人每天60元的餐费。入住三天后，房费被李龙降到了150/天，但即便如此，他们的钱仍然捉襟见肘。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李龙免费提供给郭雨田夫妇两份餐食，却被原封不动送了出来。老两口把午饭省了些下来，留到晚上。他们跟李龙说，给别人吧，能省就省一点。 志愿者在送餐。讲述者供图 这对老夫妻始终没有跟子女提起在这里的经济问题。这次出游的钱，多数是他们这一年攒的退休金，外加子女贴补的一些。郭雨田的儿子养育了一对双胞胎，“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这胡杨林究竟有什么魅力呢？让老人们不顾一切地来看——李龙不理解。 “离开父母的孩子” 滞留的不少老人们都说，10月18日那天是难得的好天气，没风，挺暖和。大家原本还要去看那里著名的“怪树林”。为此，很多人感到有些可惜。但汪健梅觉得，看过了最想看的胡杨林已经足够幸运。 七年前，汪健梅患上了乳腺癌。今年复查时，癌细胞转移到了食管上。同时，她的甲状腺也出了问题。 医生告诉她，趁身体还可以，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吧。她计划这次旅途结束后要进行放疗，“以后还能不能出来？大概不能了吧。” 去年，汪健梅的儿子患肝癌过世，她的丈夫也早在几年前离世，一家三口只剩汪健梅，带着86岁的母亲。50岁时她从工厂的操作工岗位上退了休，一个月领着3000元退休金，在社区是无保户，每个月看病的钱要花掉2000多元。姐姐从北京来看她，商量着出去散散心。汪健梅从来没去过草原，就想去内蒙古看看胡杨林。 最终，母亲为汪健梅买了旅游专列的票，12天里的路费和酒店一共4000多元，姐姐承担她路途中的其他花费。10月12日，姐妹俩从南京出发，登上了西北旅游专列“幸福号”。这趟专列的倒数第二站就是额济纳旗，按照计划24日可以返回南京。现在，已退休的姐姐身上只剩150元。因为找药的事，她想做面锦旗给酒店老板李龙，但哪儿也出不去。 广州人老刘对旅行的爱，萌发自十年前女儿的毕业旅行，“我想，等到你老爸不用上班了，也要去玩。” 即使有过对于疫情反复的担心，但打完疫苗、做完核酸，也还是出发了，因为此前的旅途都很顺利。 按照原计划，他和朋友们10月12日从广州出发到郑州，乘大西北专列经陕西、宁夏、内蒙再到甘肃，应该在22日登上返程的火车。 18日午饭时，有人开始感觉气氛的古怪：隐约听到别人谈起疫情，商贩们也陆续撤摊了。老刘所在的团原定下午2点多在胡杨林景区门口集合，被推迟到了5点，用餐也被改为在路边吃盒饭。 他们此前的行程也有过变动——因为出现确诊病例，专列没有在原计划的西安停靠，但这趟西北游还在正常继续。大家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以为这次是要召集大家上专列做核酸，没想到导游告知“因不可抗力无法返回专列，要尽快自费订房。” 那天早晨，汪健梅从旅游团的大巴下来，进了胡杨林，她一直感叹漂亮。也是快到中午时分，导游突然通知，景区被封锁了。 一切开始变得混乱起来。人们被分批接出去做核酸检测，有人闲逛，有人等待。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汪健梅才出了景区，并得知要被带去酒店隔离。她感到崩溃，刚刚过去的南京疫情让她明白，她大概很难如期回家了。 腿脚不好的母亲怎么办？自己的药不够怎么办？治疗怎么办？这些问题绕在汪健梅的脑子里。 自从18日额济纳旗实行封闭管理以来，胡杨小镇文化旅游产业园里的餐厅也相继关闭。最后只有扈瑞新的焖锅店在营业。宾馆老板们纷纷找到他，希望能为滞留游客供应。 正在准备盒饭的扈瑞新。讲述者供图 那天以后，扈瑞新的一天从早上6点半开始，他做好花卷、馒头、稀饭、鸡蛋，然后准备盒饭，直到下午2点才能休息2小时，之后接着做晚饭，忙到晚上10点。原本旺季旅游时价格三四十元的盒饭，扈瑞新都以每份25元卖出。 10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发布公告，自当日起，对滞留在酒店、宾馆的游客提供餐食、药品、防控物资等配送服务，每日为滞留游客提供一次免费餐食，各类物品免收配送费用。 老刘在24日吃到了免费的午餐，但提供的盒饭多用羊肉和鸡精粉，嘌呤高，他担心会加剧痛风。除了急需的药物，有时候厕纸、牙膏等生活用品也不够。有团友只随身带了两个口罩，洗了用用了又洗，直到滞留的第九天才收到了新送来的口罩。 一位老年游客收到的免费午餐。讲述者供图 没有关于何时能回家的消息，老人们对额济纳旗疫情的了解主要来自新闻，但没有无线网，他们都在省着流量用，“就像离开父母的孩子一样”。 最需要的还是药，老刘回忆自己登记了不下三次，但药物迟迟没送来。滞留前几天，老刘还每天发一条关于胡杨林的朋友圈，药吃完了，拍的照片也发完了。 26日，原本通知晚上10点做第五次核酸检测，团友推着老刘到屋外等了半天也没有车来接。一些人熬不住先睡了，老刘一直在屋里熬到夜里3点才等到检测，“我睡不睡觉都一个样，没有药，昼夜难眠。” 等待 封城以后，扈瑞新的饭店进货变得越来越难。按照以往，他通常是从300多公里外的酒泉进货，封城以来，只能从2000多公里外的临河、银川拉来食材。 “以前五六毛能买到的，现在都要两三块，像黄瓜、西兰花平时两三块钱，现在十块甚至十五块一斤。”扈瑞新一次性进了一周的货。“大部分都是政府帮忙拿，我们也出不去，菜车管控得也很严，基本就土豆、白菜、包菜、萝卜四样，别的菜进不来。” 额济纳旗市区的路上，包车师傅焦育杰很难看到和他的17座九龙商务车一样的大车。他这辆车每天都穿行在城市的药店、超市、取餐点，载上50多位游客的餐食、药物、生活用品，再送回酒店。 和焦育杰一起住在龙腾宾馆的还有一个53人的旅游团，也全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来自全国各地。取餐点的工作人员联系宾馆，建议他们有车可以自己去拿，因为取餐点人手不足，送过来可能得下午两三点了。 焦育杰想着，这么晚菜可能都凉了，决定和导游一起去取餐配送。之后每天中午12点过后，老人们都会在窗口趴着等他们的车回来，然后依次下楼领餐。领完一波，他们再继续去另一个取餐点取餐，送到其他客人所在的酒店。 后来，焦育杰的车还承载着更多的任务。导游每天都会在微信群里发起接龙，让游客们写下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药品，焦育杰和他第二天再去集体购买。 “买的药就是关于高血压、糖尿病、乳腺癌的，有时要跑好几家药店才能找到，有些处方药只能去医院买。”焦育杰发现开门的药店越来越少，最开始有七八家，直到现在，街上已经没有一家开门的药店。 有次，一个70多岁的老人发现焦育杰买回的高血压药只剩30多天过期，坚持要退货。焦育杰又回头找到药店老板商量，最后对方同意了。 但第二天，焦育杰开车出去时，市区的多条道路都已经封闭，一块块彩钢板堵在路口，一眼望去，街上的门店基本都关闭了，只有防疫人员和警察忙碌着。焦育杰绕了1个多小时，最后向交警说明情况，才得以到达那家药店，但那里也大门紧闭。“药店老板说隔离着，出不来，也退不成了。” 而去医院取药，要比到药店拿药慢许多。疫情发生后，额济纳旗设置蒙医医院作为非隔离医院，提供“线上购药缴费，线下送药上门”。医院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医生要了解滞留旅客的病情，再开出药方。 如果药一直不来该怎么办？老刘尽量不去想。朋友借来风筝在营地里放，老刘关节疼得厉害，只能在边上看着。“他总是笑话我，笑我腿疼。他身体很棒，” 老刘有点气不过，“但是最近吃得太燥热啦，他痔疮犯了。” “我们现在被困在这里，还期盼着哪天突然下一场漫天的鹅毛大雪，因为我们是南方人，都没有见过下大雪。”他笑起来，“你看我们，思想多幼稚啊。” （文中汪健梅、郭雨田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官场八卦历来最受关注，被疫情困在家里的这两年，要不是有赖小民和史文清的花花事儿可供消遣，整个社会的抑郁指数得上升多少个百分点啊！ 这或许也是此类贪官真正为社会提供的福利了。 眼下落马的傅政华之所以惹得骂声一片，除了罪有应得之外，恐怕也与其尚未为大众提供桃色话题大有关系：如此昏昏欲睡的躺平时代，你他妈落网了也不让大伙娱乐娱乐？ 相比男性贪官的“后宫三千”和“补肾秘方”，大伙儿其实对女贪官的私生活更感兴趣。 话说某地接连爆出女一号与各色人等有染的丑闻，其中最夸张的是女一号居然上了自己的男司机，乖乖，这可让当地多少司机、秘书、勤杂工、送水工想入非非啊！ 还有某县委书记，曾经当众说自己都是“靠能力上来的”，她甚至说：如果要靠姿色的话，你们都可以见证我哪有什么姿色？ 这话听上去确实也很诚恳，因为她长相、身段确实都明显有点“对不起观众”。事实也证明了她的清白：她确实没有性贿赂男领导，她只是接受男下属的性贿赂而已！ 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巾帼不让须眉”也算是一大佳话。据说南京市栖霞区区长助理潘某某其事发后，就被查出至少与150名“小鲜肉”发生过性关系。 过去只知道男性贪官喜欢写“性爱日记”，没想到潘女士也有这个雅好。她将小鲜肉们的姓名以及与他们交往的过程、细节都一一记录下来。本来是“不可描述”的事情，经她这么一描述，自然就成了市井中和酒桌上口口相传的佳话。 网络图片 据说此人有上百个妻妾。 据说在其辖区，懂行的老板都晓得如何投其所好。一般都会在宴请她时给安排年轻帅哥，一番觥筹交错加颠鸾倒凤下来，也就没有什么不好办的事情了。 过去只知道湖南有个叫蒋某某的厅级女官身手了得，战绩辉煌。不过从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多是她屈从男性世界，以自己的肉身为炸弹进行攻关。而且此人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也给所在单位带来了很好的效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也算得上是个“悲情英雄”，舍肉身为集体。 真正让人振奋的其实还是潘女士这种。虽说此前也有深圳公安局某分局的女局长安惠君，但她下手的多是自己的男部属。与赖小民、李亿龙、史文清、张二江这些大花魁们相比，安局长明显要算是保守人士了。 当然，这限于公开的报道。那些没有公开的，就不好臆测了。就老魏听闻过的某些女领导的绯闻，也足够写一本“女版西门庆传”了。至于就连自己的男司机都不放过的，确实体现了平易近人的好作风啊。 感谢网络时代，让我们在享受明星隐私（陈冠希艳照门之类）之余，还能分享各级大佬头目们的风流韵事。不久前浙江温州有个副局长被组织考察了，一激动之下就在工作群里叫女下属“宝贝”，而女下属也立即回应“抱抱宝贝”，热情火辣的亲热对话让一众同事看得春心荡漾。 十多年前流行玩微博时，江苏溧阳卫生局长的“开房微博”一度引发全国网民的集体狂欢。局座错将微博当QQ，还颇为自得地提醒情人说：“手机短信不安全还是多用微博”。他这厢急吼吼地叫春，天涯社区那边无数人在眼巴巴地守着看现场直播，这活色生香的美好往事，至今想起来都让人热血沸腾啊！ 广西来宾的韩峰局长一度奉献过系列“日记”，其详略得当的叙述，生动细致的刻画，画龙点睛的评议，对于男女之事的点染与烘托，真正达到了极高的境地。业内外人士公认足以荣获鲁迅文学奖，甚至秒杀先前的诸多获奖作家。 说实话，老魏真还有点不太理解那些对社会心怀不满的人，也不理解为什么抑郁症患者的比例在年年攀升，你你你去地球上哪个角落能找到如此之多的娱乐事件？权力、情色、金钱、隐私，这些赏心悦目的故事要素，无不充斥我们的生活空间，给予我们以没有上限的巨大幸福感和获得感。 如果是“生活是艺术之源”的话，别看诺贝尔文学奖目前与中国本土作家关系不大，只有一个靠“丰乳肥臀”获奖的莫言。但但身处这个信息丰富、姿态各异的社会中，迟早有一天中国作家必然包囊历届诺奖，势头必然比奥运会上拿金牌还强劲。不信就等着瞧吧。 网络至少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女资源正在整体性向钱权开放。多年前去某盛产美女的一个地方，想象中大街上都是美女，哪知非常让人失望。有高人一语道破，说美女怎么可能在大街上啊，人家都在夜总会的KTV包厢里、在桑拿房、在老板给安置的金丝鸟巢里呢。 网络图片 史文清常常垂涎下属的妻子。 至今我都非常佩服这哥们，你想想随你什么美女之乡，有赖小民的巨网张布，怎么可能还留在家乡？ 我一度主张这哥们写一篇《中国美女的分布报告》，发表在中国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上（估计这个不会出版面费了吧），然后评一个中国美女学教授，那学术前景和市场前景都应相当可观，也或许可以借此分一杯羹吧？ 如今，无论哪个阶层、哪个行业的美女，基本上都有着指向明显的流动趋势。那些作为“无主财产”的单身美女咱就不去说了，即便是身在家庭的美女，也受到权力磁场的巨大吸引——哪个贪官事发时不牵扯出无数为人妻者？ 美女们为什么会集体攀附权力？当然，我无数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说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才都在官场中，就算以别的标准来选拔官员，绝大多数还是这些人。道理很简单，会搞关系的人聪明，能力强，点子多，所以你搞民主选举或者科举取士，一定还是这些人胜出。 咱们这个神奇的国度本来就适合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出笼，但这回我却很难说服自己：你敢说那些照稿子念还念得疙疙瘩瘩前言不搭后语的家伙是他妈的什么人才？ 老魏我常常非常纳闷，不是最优秀最智慧最有创造力的人成为社会的主导者，倒常常是最平庸最教条最没有是非立场的人在通吃一切（包括别人的妻子）？ 相信不少卷入贪官权色案的女性也有自己的爱情信仰与价值判断，但是在权力通吃的社会环境中，她又能拿什么去抵制？就如一个事发的县委副书记所说，所有的女人都是自愿的，只有一个不自愿，后来为了她老公的调动，也自愿了。 在每一个贪官事发时，都站着一大群张大着嘴看热闹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贪官红颜”的尴尬与狼狈，更是让人大呼痛快。鉴赏家们很难说没有因嫉妒而生的仇恨：谁叫你他妈的就只和领导上对咱看也不看一眼，这下好，有你瞧的了吧！ 殊不知，又有几个人的妻女、朋友、亲戚甚至情人不生活权力的诱惑之中？ 如果权力没有有效监督和制约，那么，最后必然就会无限扩展到每一个领域、每一处资源，这是权力的本性，也是人骨子深处的欲念。无论是广西的韩局长还是江苏的谢局长，他们只是按照权力的指引去做了他们的职位必然允许和鼓励他们去做的事情而已。 网络图片 电视台长微信群忘乎所以，与女下属调情。 老魏无意批评那些攀附权力的女人，她们中或许有极为寡廉鲜耻的人（这样的人大伙在生活就应该或多或少都见识过），但我相信大多数要么是错将权力当魅力，要么是出于可以被理解的虚荣甚至是现实的逼仄。贵为总统的克林顿泡妞，并没有为人家支付一分钱国家财政，也没有介绍任何工程或者赏赐官帽，乃是这个职位和他自身的魅力吸引了莱温斯基。尽管如此，媒体和独立检察官还是让他大丢其丑。 如果我们仅仅是抱着看A片的心态，欣赏权力者和“无耻女人”们的丑态，那我们其实是麻木的和低俗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无边界的权力对包括性资源在内的一切资源的步步紧逼，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全面失守。 这，才是每一起权色丑闻背后的深层真相。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非常魏道1，原文已被微信平台删除）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两名记者，他们是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和俄罗斯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 授予记者老魏没意见，但一看授予的理由，老魏可就不淡定了。居然是说他们为捍卫言论自由所做的努力，言下之意就是他们足够勇敢，致力于反抗强权。 作为一个资深爱国主义者，老魏再也想不起还有谁比我们的胡锡进胡总编更勇敢更捍卫言论自由的了：从业以来，他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坚持反抗美国强权，何曾有过“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谁不知道，作为世界头号大国，美国政府才是最大的强权，批评美国、反抗美国并且号召全世界人民一起来抵抗美国政府，这事菲律宾记者玛丽亚·雷萨和俄罗斯记者德米特里·穆拉托夫他们干过吗？ 当然会有人说，他胡编都杀气腾腾地鼓动发展一千枚核弹头，怎么能授予“和平奖”呢？ 这就是论者的无知了，以武力震慑武力，不正是和平之道吗？隔壁那谁谁谁，一直宣称搞核武器，米帝就不敢去打他，这不就很和平吗？要是他没有各种厉害的杀手锏，别说亡他们之心不死的国际敌人，单镇压国内的反对派就够呛，还怎么实现和平？ 还有人说，像胡编这种爱国调门特高的人，自己很可能拿了绿卡，子女和财产都在别的国家。那老魏就更敬佩他们了，你想想，人家都享有了别国的好处，但却坚持反对米帝，这不正是高尚独立的人品和勇敢无畏的专业素养吗？ 当然，仅仅授予咱一个和平奖还是远远不够的，照老魏看来，至少今年的全部奖项都应授予咱们中国人。 比如文学奖，完全可以授予“平安体诗歌”创始人、吉林省公安厅前副厅长贺电先生。老魏查遍人类数千年文学史，真还没见过此类文学体裁，虽然不敢说“后无来者”，但至少可以说“前无古人”。如此富有创意的一本“文集”，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传递的还是“平安”这样一种幸福吉祥的能量，得个诺贝尔奖过分吗？ 再比如物理学奖，不授予咱们“水变油”民科你好意思吗？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庞青年开发的“青年汽车”，宣称“不加油不充电只加水”，这是多么巨大的科技突破，只怕一个诺贝尔奖还不够表彰它的杰出！ 当然，最近火爆的还数广西南宁隆生达发电力科技公司，他们已经“突破了能量守恒定律”，湖南大学更是宣称制作芯片不需要光刻机了。这随便哪一项技术不比历届任何一个物理学家牛逼？ 网络图片 至于生物和医学奖，毫无疑义应该颁给郑州市春霖职业培训学校的郭平校长，人家煮熟的鸡蛋都能“返生”，轻而易举地孵出小鸡来，区区诺奖甚至都不足以匹配人家的伟大和杰出好不好？ 网络图片 大家应该都听说了，我国科学家最近还取得了一项惊人的科技突破，那就是“利用空气造面包”，据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马延和介绍，从空气到淀粉，仅用11步。历朝历代老百姓“喝西北风”的伟大构想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你说这是该给予化学奖呢还是经济学奖呢，或者两者同时给？ 老魏发誓，还真不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才偏袒胡锡进、贺电以及中国科学家们，而实在是因为他们无与伦比的成就，无论放在哪个舞台都光彩照人、卓尔无双。强烈呼吁诺奖评委会放下偏见，最好让以上各位大佬囊括各大奖项，也算是你们这些年来的一次大纠偏，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非常魏道1）
自从9月3日从西藏回到西安，多数时候我的活动半径只在几百米之内：下楼吃米线，上楼写字，中间偶尔取包裹，远一点儿就是坐地铁+步行去看老爹，期间严格遵守带好口罩、保持距离的防疫规范，每次坐地铁都是走到最前面进第一节车厢——这是我的习惯，加上我跟正常人的作息时间刚好打颠倒，人家工作我睡觉，人家睡觉我工作，所以从来没有赶上过早高峰或者晚高峰。 而且此去西藏，在那么严格的检查之下，我一次核酸都没做，每次都是凭着一路绿码和远超14天没有风险记录的行程码拿脸硬蹭，给人家说好话求放行，在体温检测正常、查验所有的码都合格之后，也都获得了当地检疫人员的放行。 我确实很安全：白天骑摩托根本没有跟人打交道的机会，而黄昏住店没进门就带上口罩，在经过严格的防疫检验程序之后才被获准入住宾馆。 但是前几天我的健康码突然变成了黄色，同时收到两条短信，意思是我曾经经过高风险区域，现在必须把我的码变成黄色的，同时我必须居家隔离，最后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健康码会随着疫情的动态随时更新，请留意查看。 我所在的区域属于雁塔区，距离玄奘法师当年译经的大慈恩寺（大雁塔）只有几公里，而那几个将大西北搞得鸡犬不宁的上海游客刚好去大雁塔游玩了，所以西安市雁塔区的人瞬间就成了全国各地最不受待见的人，即使在西安周边，只要看到陕A的车牌，交警都会让你原路返回——你爱去哪儿就去哪儿，反正这里不让你通过。 颇有去年湖北车牌变成过街老鼠的味道。 这对我而言是个挺大的打击，因为我要吃饭就必须出小区，但是我一出去就回不来了，因为保安一看黄码肯定不会让我进小区，怎么办？当然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那个发短信的号码不是手机号，既回不了信息也回拨不了电话，码变成黄色之后页面上原来那些政务服务入口、专区服务、核酸采样点查询……这些都没了，只有一个大大的黄码和几句安全警示用语。 我觉得这种安排是非常不合理的——至少应该在页面上保留一个核酸检测点查询入口吧？ 总之看着那个光秃秃的页面和几句警告语，人瞬间有一种置身孤岛的感觉，虽然身边车来车往，熙熙攘攘，但是人家都有绿码，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你却举步维艰，超市不能进，餐馆不能进，电影院不能进，公交地铁不能坐，甚至连家都不能回，而回了家就再也出不去……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家人和朋友之后，告诉他们我不能回家，不能参加下周一的聚会之后，大家都劝我去做核酸检测。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的原因当然是建立在我对自己的行程完全了解以及我个人有着很强的防范意识和个人自律意识的基础之上，总之我干不出来那种明明自己感觉不舒服还到处乱跑的事情——我这辈子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给家人、朋友和身边人添麻烦，我能自己做的都自己做，能不麻烦别人的就不麻烦别人。 而且通知说得很清楚：我需要居家隔离，那我就待在办公室不出去好了，天天吃外卖好了…… 我认为核酸检测作为重要的常规防疫手段，它的存在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具体的应用人群和检测方式，却让我大为迷惑。 这种免费检测，是10人一组，十根棉签从十个人的口腔（或者鼻腔）里粘取粘液之后被放在同一个采集器里，如果这一组不幸有阳性的人，那这十个人会被按照实名制的信息立即被通知或者找到，然后采取措施。 也有收费的，每人60元（长安区的价格），队伍也是浩浩荡荡看不到头尾。 我看到几百人排队在做核酸检测，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健康码被变黄了，只好来做，人山人海的人群，人挤人人挨人，哪里有安全距离可言？队伍里要是有一个是阳性，那这会增加多少感染者？ 看到那个检测场景的时候，我心里充满恐惧，我咨询的时候都是远远站在队伍尾巴上隔着几步距离问最后一个人，问清楚就赶紧绕着队伍走了。 太害怕了。 这是我不愿意做核酸检测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本来是想证明自己是健康的，但是这个证明过程却有可能让我被感染。 在知道自己是安全的前提下，我对这种带有未经筛选就一律强制的做法，本能的持有反感。 我觉得这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反应，可能就是所谓的“公民的不服从”，当然，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居民”（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公民，至少是地球公民）。 这种内心深处的东西只属于自己，在当今中国把它写出来并告知读者，其实不是一个明智的事情，但这确实是我的真实感受。 当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劝你应该服从这种安排的时候，你内心的压力是极大的（我身边只有三个人支持我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念兄是最坚定的一个，感谢念兄）。 当这种服从不仅成为一种众人的选择，并且也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不服从将面临非常多的现实困难的时候，这种坚持就变成了一种力量悬殊的角力，犹如想拿一根柴棍支撑起一座大山。 我当然知道身边人都是为我好，而且是切切实实为我好，他们知道我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充满不服从精神的另类，所以他们担心我在这场自讨苦吃的对抗中被折断了精神之翼，并且内心备受煎熬的同时也被带来诸多生活上的不便利。 所以他们劝我妥协，他们说，这又不是疫苗，做一下没事儿，而且只要做了，想去哪里都行，就不这么受罪了——这些话非常有说服力。 我从一开始就打算妥协的。 我是肉身凡胎，必须得吃喝，也必须看望亲人、见朋友、看电影、去书店……哪儿哪儿都不让我进，我会崩溃的，我也不能想象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仅仅因为生活在一个新冠病人曾经来过的区域就被大数据判定为危险分子——多年前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情节，如今竟然应验在自己身上。 我不能不看老爹，如果他的小区不让我进，难道我能硬闯进去？保安会把我打出去，警察会把我投进小黑屋，我弄不过他们的，事实上在我的码变成黄色的一瞬间，我第一反应不是进不进超市电影院的事情，而是他们会不会一个电话打过去然后来人把我架走？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并不多余，昨天下午看到一个报道说某些区域如果连续两次发送通知之后还有人没做检测，健康码会被变成红色——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我想着不行就做一个吧，不然怎么办？ 昨天早上发动着摩托，打开刀哥发的链接，看看哪个检测点儿近，摩托车着车足有三分钟了，我还没出发，我在深秋的早晨走来走去，心想：你自己天天跟别人说要坚强，努力做自己，怎么这么快就怂了？这不是还没到最后一刻么？ 徘徊了有五六分钟，我拧动钥匙，熄火上楼。 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我在想我那些有公职的朋友：就这么点儿事我面临的压力就这么大，他们面临不服从就可能丢工作或者前途受影响的压力，又该如何？ 那一刻心里对这些朋友充满理解和同情：你们太难了，是真的难——面临生存，不屈服怎么办？ 但即使做了核酸检测，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我看未必。 我的好友有才（化名），昨天去北面某市被交警看到他的车牌是陕A，不由分说就被劝返，有才说我做核酸了，对方说不行，得48小时内的报告，你这都5天了（政府规定15天有效），只能原路返回，有才说，那你们咋不在网上公布一下？我这都跑了几百公里了你让我回去？警察很礼貌，说，对不起，我们只管执行，网上发通告的事儿我们管不了。 我分析他们不会发这个通告，因为政府规定是15天有效，但是执行到基层，层层加码之后就变成了48小时，这就是制度惯性：中央说建议，到了地方就成了必须。 为之奈何？ 看起来是执行得很严厉，但地方政府之间几乎又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有才没办法只好掉头，另外走了的线路，从西边某市下高速，这边又是另外一番情况：根本没人拦他查看核酸报告。 有才说，我要真是个携带者，那这不是就大摇大摆的进来了？ 所以你看，要么矫枉过正太扰民，要么形同虚设不负责，这就是现状。 央视前几天的抖音发送了一则消息称：从11月9日起韩国政府将采取“与新冠共存”的策略，将其视为和流感等同的传染病，下面的傻逼们留言对韩国进行嘲讽，我看了是满心悲哀——一百多年了，没有一丁点儿的长进。 防疫该不该？当然该，而且前期我们做得也很好，通过物理隔离把感染降到了最低，当然，这期间也发生了很多让人生气的事情，比如暴力封入户门、单元门等，所以也才有了敲锣女的表演。 但是随着疫情在全世界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很多在疫情上吃过亏的国家，现在正逐步正常化，欧洲杯人山人海的场面带给国人更多的震撼不只是足球赛的精彩，而是他们在疫情期间竟敢举办如此大规模的赛事，而赛后也并未暴发出大量感染的新闻，这说明张文宏前期的预测是成立的： 我们现在抗疫取得的成绩，主要是靠非医学手段，即行政手段，集中、隔离、封闭，压制生产和流通。当别人医学手段成熟大面积运用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落后，行政手段对付传染病不可持续。 现在，欧洲杯已经如火如荼了，而我们这边，只要出现几个零星病例，依然是如临大敌，动辄就是全民排队检测，再要么就是关闭车站或空港路线，乃至封路关店。 在行政手段和医学手段，以及照顾民生之间，是不是可以平衡一下？毕竟我们防疫是为了生产和生活，如果压制太厉害，对生产是非常不利的，而各级政府也一定知道我们体制的特点：上面说一句话提要求，下面使十二分力保乌纱，至于人民出行和生活便利，又有多少人真正关注？ 三天来每天都担心着会被找上门带走或者健康码进一步变成红色，每天顶着压力更新完公号之后就开始发呆，想躲出去又怕回不来，待在屋里又怕被找上门，再看到诸如昨天的武汉灭门案这样的新闻，让我更加睡不着又疲惫不堪。 但是好消息是我的健康码今天又自动恢复成绿码了，也许是监控到我根本没有乱跑，也许是疫情放松下来了，总之我现在可以自由活动了，为这事儿我今天专门去隔壁村子转了转，透透气，看看外面的世界，拍了一段视频分享给你们，如下。 疫情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像刚爆发时那么凶猛，但是很显然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也依然赞成在保障生产和流通的前提下继续严格防疫，尤其是一些人流密集场合和重要交通枢纽，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正视这个疫情？有些地方部门能不能不要借这个机会随意扩权扩到影响民众生活的地步？而有些企业也不要发疫情财？ 怎幺正视？我们在严格防疫的同时，不要过于恐慌，不要如临灭国之灾那样惶惶不可终日——该防疫就防疫，该生产就生产，该流通就流通，该旅游就旅游。 有病看病，没病生活，就这个样子，行不行？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秦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