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敌罕见联手 逼阿尔巴尼斯交出“甜瓜门”文件
2026 年 8 月 14 日
从2008年以来，每年人们都会在5月12日来纪念汶川地震，我也写过几篇文章。 但是今年格外不同。早上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视频，是主持人宁远当年在四川电视台的播报。她字正腔圆地播报每个城市的死亡数字，却又难以控制地哽咽了。 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电视看了这段视频，今年是第二次看。上次看的时候没有流泪，而今年则热泪盈眶。 这并不意味着今年的我内心柔软，而当初是铁石心肠。相反，像一个朋友所说的，2008年在成都人们虽然感到巨大的悲痛，内心仍然是软的，而今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则让人困惑。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已经来成都在媒体工作了三年，正处在职业的倦怠期，想着辞职到外地发展。地震是我留在成都的理由。我还记得“国家哀悼日”那天下午的2点28分，我在盐市口，突然听到警报响起，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全部停下，汽车鸣笛，而人们都站在原地。 时间仿佛静止，而我则在巨大的悲伤中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成都人”。从那时开始，我就打消了要离开的想法。 今年母亲节那天，一位上海朋友的母亲在福建老家去世，他终其所能，未能从上海回福建见母亲最后一面。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从福建县城考入复旦大学，那时想的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而现在却不能回乡看望母亲，那是何种的悲痛。 读他写的文章，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对我们来说，漫长的“少年时代”终结了，乐观消失了。 和另外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交流。他说：“你也想办法离开吧，去日本或者泰国。” 这就是今年和2008年的区别。 2008年在成都，距离灾难现场很近，每天在报社的稿库看大量灾难照片，非常难过，看到那些遇难的孩子，也会非常气愤。 但是，你又分明能感到一种“团结”。很多外地朋友为四川捐款，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元年”“公益元年”——一种很明显的向心力，在灾难中，你能感到生长的力量。 从“遇难人数”来说，疫情中死亡的人数和地震远远不能比。如果考量经济影响，上海疫情对经济的打击，要比2008年重得多。几亿人不同程度地“静默”，破坏的是经济的内在结构。 地震之后的4万亿新政，虽然争议很大，但是至少人们相信一切都可以“重建”。 那个美好的上海还可以“重建”吗？人们为什么会在意外滩是不是长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标志，长了草的外滩，就像地震后的“废墟”一样。有很多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离开，他们还会回来吗？有很多上海中产“重新考虑”，他们会留下吗？ 疫情对人心的重创，却可能比8级地震还要厉害，而人心的“重建”，又是难上加难。最重要的是，人们似乎感受不到什么生长的希望。在上海疫情之前，就流行“躺平”，而上海一疫之后，“摆烂”和“润学”，又成为了网络热词。 14年前的电视视频中，宁远非常悲伤。她后来从电视台辞职了，自己写作、染布，设计服装。和一个朋友交流，我们都认为现在的宁远比2008年还好看——这就是自由生长所带来的活力。她的变化，也部分代表2008年地震后的成都和四川：恢复，生长，创造。 最最重要的，是希望。而到2022年，又到了重新打量一切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尽管已经过去了14年，但每每到5月12日这天，汶川地震仍旧是媒体记者们绕不开的话题。 有人说，经常怀旧意味着衰老。但其实媒体人都明白，为什么汶川地震时的经历和报道，会令人无法忘记。 因为，那里的废墟中埋有每个去过灾难现场的记者的一份哀思。 社交媒体曾流传一则未经权威方面确认的数据：汶川地震时，中国媒体共派出2031个记者奔赴灾区；发回的报道更是不计其数。 那时的传统媒体，虽一样面对桎梏，尚有勇气尝试突破，或有耀眼时刻。岁月蹉跎，14年过去，很多当年赶赴灾区的记者或已转型或已离开，但他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无不忠诚地记录着那段沉甸甸的历史。 就在今天，“汶川地震时你在干什么？”成为网络热议词条，14年纪念之际，我们来听听当年那些参与报道的记者经历过的故事。 资深媒体人冯翔 2008年5月12日，沈阳。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27岁，在沈阳的一家都市报做社会新闻记者。地震的那一我刻毫无察觉，据说东北地区都没有震感。我是地震后过了一会儿，看网络才知道地震消息的。然后相关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刷新，死亡人数从一千多上升到几千甚至更多。当时很忧心，没见过这么大的事情，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的一些文字。 当时还不知道能否去采访，报社暂时也没有派人。过了几天才开始派记者以各种名义跟着救灾队去，比如跑消防的跟着消防队，跑医疗的跟着卫生厅……我是作为志愿者领队，带着几个志愿者去的。去的时间比较晚，没见到那些惨烈的场面，更多的是参与后续的一些事情。 冯翔担任志愿者，活动结束后跟医生、记者一起合影。 去了以后发现，当地媒体和负责对接志愿者的团委根本没办法安排这么多志愿者，所以只能见缝插针，自己辗转找活儿。比如帮老百姓搭帐篷、搬运物资、转运伤员一类。捎带也写写报道，除了这些，还有报道本省对口援建的一些进展，和灾区一些因为地震出名的人和物。 2008年5月，作为志愿者，在绵阳火车站参与伤员转运。 在灾区采访期间，我先后去了汶川、安县、都江堰、什邡、江油等地，但都不太深入。在灾区采访的第一感受是，这场灾难确实触目惊心，灾区满目疮痍，像整体拆迁的街区一样，那些倒塌的瓦砾能想见当时的惨烈。那时年轻胆大，不知道害怕，还冒着余震去六层的危楼里采访。再后来就不敢了。尼泊尔地震的时候，一旦有余震我都会第一时间往外跑。 整个采访经过，印象深的地方很多。那是我第一次去四川。四川风景的美丽，人民的坚韧，都出乎我意料。更意外的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没想到的事情，比如某个抗震典型被证明是假造的，某个救灾很出名的官员落马了，震中失去妻子的男人再婚了又离婚了，等等。 2008年5月，冯翔在绵阳九州体育馆采访疏散的灾民。 看过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这些当初目睹灾难的记者也变了。不再那么热血，那么理想化，对人性和国情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然，更大的变化是，绝大部分人都改行了。 前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 康少见 2008年5月12日下午，北京。 那时候的信息传播主途径，还不是社交网络，那时候没有微博微信，没有4G网络，更没有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而是报纸和电视以及转载消息的门户互联网和BBS论坛。 当时我是京华时报负责突发新闻版面的编辑，京华时报那时候是北京最红火的都市报。下午正是大家刚刚上班讨论选题的时间段。在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前街1号5楼我的工位，我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摇晃。我知道地震了，要么是近处震级不大的地震，要么是远处震级非常大的地震。 平台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赶紧安排记者问国家地震局，同时安排记者监控国外的地震信息网站以及门户网站。 很快消息传来，噩耗。 8级或者接近8级的地震破坏性有多大，唐山有过先例，我们都清楚。国内民房的抗震强度，川西的人口密度和山区环境，我们也清楚。 办公室平台上一片慌乱，也一片恐惧。我们知道，这是国殇，可能几十万人的生命，会被危及。 地震发生后，我们的直接感受就是：要去现场。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要求抵达现场，毕竟，在现场，对记者来讲是最重要的事。但能不能去，去多少文字和摄影记者，谁都没底。 一方面，是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去了会不会被追究？会不会要求人员撤回？ 另一方面，是谁去？怎么去？去地震灾区，可不是去别的地方，安全性如何保障？ 但请战声一片。有的记者甚至说，如果报社不同意去，就直接自己休假强行抵达现场。很快报社管理层紧急会议，达成共识，同意安排记者去采访，但要低调。 接下来，就是抽调对突发新闻报道最有经验的同事了。深度报道部和突发新闻部门的老记者为主，组成采访队伍，部门主任亲自带队。我彼时已做了5年突发新闻报道，刚做编辑没几天，也赶赴现场。 当时我们是两名文字记者跟一名摄影记者一组，一行5组近20人在第二天抵达成都。14日一早，5组人每组赶赴一个县级地域。 当时的4个特重灾区，我去了相对消息最少的彭州。同行的，有当时报社的突发新闻部副主任时光，摄影记者周民，我统筹采访和写稿。在彭州两三天后，我又去了映秀，帮忙抬出最后搜救出来的幸存者马元江。 康少见在映秀小学旁边的街道上。 对于灾难，因为见过太多，我没有太多恐惧。但是在彭州银厂沟谢家店子，看到几公里山崩将一片农家乐掩埋得仅剩半扇木墙，一个小队的人仅3人幸存，那种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之前的脆弱感，很难用言语形容。 大悲无泪。 在映秀的废墟前，当一对从山里逃出的50来岁的大哥用一口破锅煮着仅剩的一块腊肉，切一片吃一片，还互相劝着说：喝两口酒会好受一点。然后其中一位“面无表情”的陈述着怎么背着逝去的老母亲翻山越岭，直到最后实在走不动，只能将老母亲就地垒石安葬的经历时，我只敢以回头抽烟擦脸来掩饰着不敢当着两人面流出的泪水。 前来转运马元江的直升机到达映秀后，康少见帮忙将直升机上带来的物资送进临时战地医院帐篷。 在512之后，我又作为编辑参与过雅安地震和云南彝良地震的报道，每一次，我都会特别关注民房抗震问题。地震是天灾，但房子结实一点，少危及生命，总是可以做到的。地震带民房抗震能力很差的现状，多少年能够扭转？我希望国家重视，越早扭转越好。 前《中国经营报》四川记者站记者 二筒视频创始人 彭戈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当时《中国经营报》四川记者站正连线北京总部、华东、华南等记者站开周一视频例会。突然，感觉楼层似水浪式波动。片刻我即反应过来是地震了，而且是震级不小的地震。当时便和大楼人员一起撤下楼，来到街面。随即得到消息，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汶川、都江堰伤亡惨重，心中既震惊又茫然。但又迅疾意识到，前往震区的采访马上就要开始。 确认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报社当即安排以四川站作为基地站，率先开展采访。站里同事（周远征、党鹏、张明）根据从各方收集反馈回来的消息，分成几路前往都江堰——映秀、彭州、北川等重点灾区采访。当天下午就通过各种方式往灾区出发。报社随后从北京总部和上海、广州等记者站派遣同事前往成都支援。汇聚了大量的记者，对重灾区的重点区域进行突进和深入采访，突击性采访持续了近一个月。 我当天傍晚出发，前往都江堰采访。在成都西门一家几乎被抢购一空的超市里购买了一些面包和火腿肠，找到一辆救灾物资车前往都江堰。都江堰灾情极为惨烈。从河滨商业街到新建小学再到石油小区，都是四处成行成排垮塌的建筑。石油小区的楼房在垮塌之后，从外面看过去仿佛一个放大的建筑模型。每一层客厅、卧室像被纵向剖开。每一层的结构和家具布局都很相似，看着魔幻又诡异。同时会看到垮塌处半截掩埋的尸体。惊心动魄、惨痛难耐。 因为找不到车，我步行辗转在都江堰多个重点受灾地点进行采访。当夜下雨，都江堰市区一片黑暗。凌晨3点，我在成都过来救灾的公交车上和警察一起熬过那个夜晚。 在都江堰及周边乡镇采访两天后，我和同事一起从都江堰跟随救援部队，徒步前往映秀采访。沿途道路垮塌、余震不断、山石频落。晚上9点走到阿坝铝厂时，和上千人的各路救援团队挤在岷江河滩度过了一夜。次日晨，赶往映秀进行接下来的数日采访…… 在后来的很多日子里，我都会回想起一个场景：夜晚，都江堰聚源中学。在地震中，聚源中学遇难师生有240多名。学校的操场上摆放着一具具孩子的尸体。一排、两排、三排……身上遮挡着白布或油布，一动不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悲痛欲绝的家长点燃纸钱，久久的跪在泥地上。或者抱着孩子，嘶哑着嗓子，撕心裂肺的痛哭，无比凄凉。站在操场边，我的眼泪也混合着雨水，不住流淌。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的无情、特别的操蛋。 资深媒体人，前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吕宗恕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汶川地震，转眼14年。 虽然我已不再年少，但这一场震惊世界的灾难，至今我历历在目。 2008年，我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一名资深记者。受编辑安排，前往成都采访一个颇为敏感的新闻选题，采访被中途叫停。 抱着不能白去一趟的心理，我继续找新的深度报道选题。 5月12日这天，已在成都出差多日的我，按计划去成都中医药大学采访。那天中午，天气凉爽，成都街头四处可见打麻将、喝茶聊天的川府市民。 走到接近采访目的地的路上，突然，很多身穿睡衣的市民从楼道里冲上街头，他们神色慌张，有些人还在大声呼喊，但听不清具体在喊什么。 那一刻，我立即停下脚步，顺手拦住了一名往前冲的男子，“发生了什么事？”他头也没有回的甩了一句，“发生地震了**！**” 成都有地震？成都会发生地震？成都哪里发生了地震？震中在哪里？震级多少？彼时，我脑子里全是这样几个问题在打转。作为一名曾采访过九江地震、普洱地震的调查报道记者，我很快发现自己的手机网络已经中断，街头座机前开始排起了打电话报平安的长队。 还来不及联系位于北京的编辑部，我决定停下了手头选题，开始投入地震采访和拍照。我用佳能EOS40D数码相机记录下了数百张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但至今没有公开的地震现场照片。 在一条记不得名字的街巷，我看到了地面的裂痕，还有从墙头坠落在地的砖头瓦片。 在一所中学门口，我看到了很多前来接孩子的家长，他们个个惊恐万分。 确认震中是汶川映秀后，我准备乘车前往，哪知从成都去都江堰的交通已经中断。在一位好心市民的帮助下，我搭乘他的摩托车从成都市中心抵达了成灌高速的成都入口。之后，辗转几趟，才到达灾情严重的都江堰。 前往震中映秀的采访途中。 印象特别深的，快到都江堰城区的时候，天空中逐渐响起一阵比一阵大的机器轰鸣声，只见十几架军用直升机几乎贴着地面，朝往事后得知灾难更严重的汶川方向飞去。 在都江堰一处因地震坍塌的农贸市场，我见到了一名受困废墟的年轻女子，她大部分身体被压在残垣断壁下，长发蓬散，满头灰尘，用双手支撑着身体，等待救援。在她旁边，一名男子试图把她从废墟拉出来，但无能为力。那名被困女子的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求生欲望与本能，让我时常想起。那时，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个画面。跟男子一起，我们朝着四处大喊救人，但没人回应。地震过后有一天，我在天涯博客上发了一段文字，希望能找到一些被困女子的消息。 离开农贸市场后的当晚，我在都江堰市公安局大院里，近距离看到国务院汶川地震应急救灾前线指挥部现场调度，目睹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种种忧心神情，还看到他面前桌子上一张信纸上的一个4位数。彼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后来很快获知，那是汶川地震第一天上报并公布发布的遇难者统计人数。 大约晚上11点半，我从都江堰赶回成都，找网吧发稿发图片回北京。第二天出版的新京报第二版，发了我在成都拍到的地震照片。后来，全球几家主要媒体头版也转发了我拍的都江堰受困女子新闻图片。 整个汶川地震采访，我从5月12日开始，历时40多天，那是一段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采访。 从都江堰水库开始，沿岷江滑坡体徒手步行，到汶川映秀，是当时为数不多最早抵达震中的非本地媒体记者。 与灾民一起，我亲历救援直升机转送伤员，见证地震恐惧与生命逝去。 后来，我好一阵子变得特别容易泪目，哪怕听到小孩的哭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传媒特训营”，作者：蒋伟）
5月12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 从此前倡导“非紧急非必要不出境”，到“严格执行从严从紧政策”，政策措辞的这种变化，无疑是重要的信号，在春夏之交阴雨连绵时节传来的这个消息，会让整个社会感受到阵阵寒意。 这个政策首先存在语义问题，官方并没有详细说明政策具体措施以及执行标准，“严格从紧非必要”这类主管色彩浓重的措辞，意味着执行环节中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会让公民在应对时无所适从。 这个政策也存在逻辑问题。如果担心入境带来疫情传播风险，而实施严格管控，那尚且可以说符合某种逻辑。事实上这种严格限制早就开始了，航班大量削减，严苛的防疫管控措施，都使得回国通道变成蜀道， 近三年时间中国公民回国的艰辛历程，就是这种政策血泪代价的见证。 网络图片 但为什么在严格执行入境限制三年之后，要强调限制中国公民出境呢？有人会说，中国公民出境之后肯定会入境，因此为了减少入境压力，不如同时限制出境，但这种理由是简单粗暴的。公民出境目的包括求学、就医、经商、旅行、探亲访友等等多种目的，各种目的的紧迫性和日期行程安排不同，出境人群并不会同等程度的在特定时间段内转化为入境人群，卡住入境一道关口就足矣，为何要限制人员出境呢？再说，在目前这种入境措施之下，需要出境的人员肯定有其紧迫性目的。 此外，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朝鲜立即关闭了国境，几乎没有任何人员出入，然而最近奥米克戎依然在朝鲜爆发，说明关闭国境并不能阻止疫情传播。 网络图片 当然，上述出入境政策的调整，最重要的问题是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如前所述，公民选择出境肯定有其紧迫性目的，不存在“非必要”的问题。再说，“必要不必要”从来都是自主判断而不是他者判断，是个体判断而不是集体判断，更不是官方判断。这个判断权利一旦让渡出去，就是一条通往荒谬之路，上海封城期间一些小区团购活动，就出现了牛奶，可乐或咖啡是否必需品的争论，个体选择权都变成可有可无的奢侈品了。而按照官方“非必要不出境”的逻辑，层层加码之下，衍生出了非必要不出省不出市不出县不出村不出小区的种种神奇规定，最后足不出户变成了必须遵守的义务。 遗憾的是，对政策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追问，最后总是被埋在404的废墟里。 不过，“非必要不出境”这个政策带来的困惑和不安，总会让人猜想，除了疫情防控目的，这个政策是否承载了其他意图？ 下列几组数据或许可以提供某种启发。 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2795亿美元，进口494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146亿美元，服务贸易和集成电路、石油进口并列中国三大贸易逆差项目。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下降至950亿美元左右，同比减少1200亿美元。 2021年受新冠疫情影响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为643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900亿美元左右。 旅行服务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领域，新冠疫情以来出国旅行大幅度减少，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是1.68亿， 2020年出境人次是2033万人次，同比下降87%， 而2021年出境人数估计是2500万人次，出境人数的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度下降，对比2019年的高峰，下降了1200亿美元。 在中国对外负债率不断攀升，净外汇储备额不断下降情况下，叠加美联储政策转向带来的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笔者相关论述），中国国际收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正受到冲击，在这种背景下，通过严格控制出境人数，减少资本外流，每年节省大概1200亿美元的外汇，自然成为充满诱惑力的政策选择。 不过毫无疑问，这种政策动机是短视的。公民正常出入境是确保经贸商务往来的重要一环，限制公民出境，会严重折损中国企业正常开展国际经贸的能力，进而影响中国的外汇创收，即使从功利主义角度来看，限制公民出境也是完全得不偿失的。 此外，这种政策效果最终可能适得其反，当人们感受到国门可能关闭的风险之际，肯定会有更强动力来对冲化解这种风险，无论是金融脱媒还是资产离岸，各种避险风潮会更加汹涌澎湃。而即使在严格的资本管制条件下，资本外流的通道其实依然很多，对于真正有能力和有需求的人，目前的资本管制措施是拦不住他们的。 其实，信心和安全感才是留住人和资本最重要的因素，以疫情防控名义限制人员和资本跨境流动，是典型的抽刀断水。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稻草和飞花”）
如果你去参加地震旅游，你肯定会去映秀震中。 现在，从都江堰到汶川映秀镇，高速公路汽车飞驰，只不过35~40分钟。如果你到了映秀镇，你肯定会去5·12祭坛。 映秀镇还没有为旅游开发做好准备，因此，你不可能找到到城里才有的百合。像5·12纪念仪式上轻轻放在花圈下的那朵白菊花，你也很难找到。 不过，你马上就看到，当地大妈在山间采来大捧琐细的小黄花，又一枝枝地整理为一束，你花几块钱，就能成全你的心情，而且，多少也支持了当地的经济。 如果你在5·12祭坛鞠躬默哀，你就走近了亡灵栖息之地。不远处，半山上， 初夏的绿草摇曳，你对废墟已经有很多想象，报纸上带来的震惊也已平息，你不见得会走过去，辨析那些墓碑。既然这里是震中，死去很多老百姓，也不足为奇。 即使你真的会走过去，把你手里的山花，轻轻放在你不认识的墓碑前，你依然不可能知晓，很久以前，就在你站立的地方，有两个小姑娘，也是一对小姐妹。 她们就在这里，远望山下美丽的风景。那是与她们的家相隔半小时的地方，座落在镇上坪地的映秀小学。那个学校，和很多乡镇学校一样，有高大和宽敞的教学楼，操场上飘扬着五星红旗。 两个小姑娘多么高兴地笑着，看着远方。春天的风吹拂她们的头发，姐姐马冯艳高举起右手，像是在说，妹妹四年级了。妹妹马茂丽似乎要往树后躲，她的笑容比起姐姐的爽朗，更多了一点甜蜜。 马冯艳的家在鱼子溪一组，她出生于 1994年9月11日，在映秀小学读6年级2班；妹妹比她小两岁，出生于 1996年10月21日，在同一小学4年级2班。 马冯艳是个懂事的孩子，她在小小的便签本上记下了这样的话： 一、不准不写作业； 二、不准和父母吵架； 三、不准黑夜出去玩； 四、不能晚回家； 五、不能做危险的事； 六、不能和妹妹吵架； 最重要一条，不能贪玩，要把学习，一定要搞好。 这些能做和不能做的事，通常来自爸爸妈妈的训诫；但马冯艳不止是个好孩子。小小的她，13 岁半的应届毕业生马冯艳，已经知道自己对学校、对社会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一位志愿者耀华到映秀镇时，走访了马冯艳的家，看到了她留在草稿本上的作文。耀华发现并为我们整理了这篇文稿： 建议书 尊敬的谭校长： 您好！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也是即将离开映小到漩中去读书的一名学生，要离开母校了，我对母校有些建议要提，就是希望您能把学校顶楼漏水的情况治理一下。 谭校长您知道么？当一些学生上课的时候总要担心着右边漏水的墙顶。那些学生害怕那小水珠会滴在自己的身上，会让自己的身上湿漉漉的，会得感冒，而还有一些同学在担心常被雨水泡过的墙顶会一不小心塌下来。 水珠滴到自己身上，而自己只顾着躲雨，所以注意力没用在学习上，致自己学习下降，所以在这我恳求谭校长您能把这墙漏水的问题解决。 谭校长我想，如果不是资金问题，肯定教学楼顶楼漏水的情况解决了吧？可自己没有像校长你那样的权力，所以只好让您出马，才能马到成功。 我早就想好了，校长您可以向教育局说明这些事情，我相信教育局长一定会出资金的，还可以向映秀富强的公司叫他们捐出一些资金。 希望谭校长身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建议人：马冯艳 2008年4月1日 马冯艳在建议书里已经开始担心危楼，这个担心，在她和她的同学们心里， 显然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她替校长想到，校长肯定也知道墙在漏水，只是找不到钱去修缮。因此她提出两个建议，一个是找主管部门申请钱，一个是找当地企业捐钱。 她可能怕校长不重视她的话，所以她提醒校长应该行使他所有的权力…… 小小的马冯艳啊，如果你能顺利毕业，你应该进入北京大学、哈佛大学， 进入这个世界最好的学校；甚至，如果我有一张票，我愿意选择你这样的公民去当教育部长。 因为，马冯艳在 14 岁的那一年，已经在思考如何保证校舍安全、减轻孩子们的痛苦，已经知道为有权力的人建言，提醒他们对公共事务应该尽到责任。 夏天快要到了，小姑姑用手机拍下神气的马冯艳快照。马冯艳将要升入漩口中学。 2009年5月12日，领导人就在这所学校的楼前放下一朵优雅的白菊，那楼严重倾斜，但没有坍塌。 他可能不知道你——小学生马冯艳的名字，还有你在一年前所写的这份建议书。 5·12之后，你的父亲曾经把你的这份建议交给阿坝州领导看，但他们没有汇报给上级。 不远处，那如泣如诉的小号，正把一曲思念传遍世界。而山岗上的鱼子溪，据说只有三十名代表到达现场，其余人概不能下山，因为干部说，怕坏人捣乱。 马冯艳的妈妈去了都江堰，她已经怀孕了。马冯艳的爸爸去了远山砍竹子， 他要给豆荚支架子。 马冯艳，你的母校将会无比的坚固，因为现在它已经有了很多很多钱。广东深圳证监局捐建的总投资超过你、也超过我对数字的理解：2951.6万元，你的新母校，能抗9级地震。 5·12大地震的第二年，我和友人谢贻卉来到马冯艳的家乡鱼子溪。我们等了两天，才等到马冯艳的爸爸回来。这样，我们在他的家里拍摄了马冯艳的遗物。 除了留在家里的草稿本和一张照片，其实没什么遗物，孩子们的书包、作业本都在学校。 地震发生时，马冯艳的爸爸飞奔至学校参与救援，几天后，他找到马冯艳的遗体。马冯艳的小妹妹、笑得甜甜的马茂丽，永远掩埋在废墟下，连遗体也没有找到。 马冯艳独自留在那片公墓。在那里，墓碑有几百个，埋了几千人；父母没有给马冯艳立碑。 如果你参加地震旅游，你肯定会去映秀震中；如果你到映秀震中，你肯定会去5·12祭坛。 其实就在你不远处，就有马冯艳的亲人。鱼子溪的奶奶、婆婆、左邻右舍，他们在你身旁，默默劳作。也许那个提一篮子山花、卖一杯矿泉水给你的，就是见过小学生马冯艳、还有埋在山岗上许多孩子的村民。 如果，你选择暑假出游，当你到达鱼子溪时；你也许还能见到半山上抱着奶娃子的婆婆，那个婴儿有可能是马冯艳新添的小弟弟或小妹妹。 如今，鱼子溪的奶奶、婆婆在马冯艳小姐妹曾经欢笑的树下，眺望山下穿越映秀镇的滚滚人流。映秀小学废墟已经成为旅游景点，这里依然飘扬起一面国旗。 此外，为了使废墟看起来更像废墟的样子，原来清除过的场地，又被倒入了从其他地方挪移过来的废墟瓦砾。 马冯艳的这封建议书手稿，静静地留在她的家里。 它原本不是写给爸爸妈妈的，它应该被看做一份无比重要的手稿，作为 5·12 大地震中价值无上的遗物而被收藏珍存。 因为，这实际上是映秀小学的学生、一个未成年的中国公民，写给这个国家的遗书。 它目前还没有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在民间的地震博物馆， 也找不到这份手稿。 尽管，在我看来，它应该由最了不起的艺术家，以青铜材料永远铭记。 当然，亲爱的读者，你也许和我一样，什么也做不到，那么，可不可以请求你，当你读到马冯艳这封建议书时，做一点你能做到的小事—— 给鱼子溪马冯艳的爸爸妈妈，寄一份小小礼物： 也许，一套婴儿服、一盒安全的奶粉、一个儿童玩具…… 或者，你仅仅是寄一张感谢卡，告诉他们：我们多么感谢他们，给中国和世界贡献过如此可爱的公民马冯艳； 告诉他们，我们永远不能容忍因校舍垮塌而让孩子丧身的悲剧； 告诉他们，我们怀念他们可爱的女儿， 我们将永远记住她们的名字：映秀小学学生马冯艳、马茂丽。 邮政编码：623003 地址：四川汶川映秀镇鱼子溪一组 马冯艳的父亲：马道葵 母亲：冯明玉 艾晓明 2009年5月29日于广州 后记： 这篇文章最初写于2009年5月29日，我在地震周年祭时重返震区。 我的朋友谢贻卉驾车，我们一起从成都去了汶川映秀。那里已经成了一片旅游景点，穿过一批批游客，我们上山走访了马冯艳的父母，也看到了这封信的手稿。 如今，地震十四年后，马冯艳的弟弟或者妹妹，应该也有十三岁了吧？ 我想念和我一起走过震区的朋友，也很想念那些对我们讲出悲伤故事的家长们。今天重发这篇旧文，作为对孩子们的纪念。 2022 年 5 月 12 日 作者艾晓明，学者，纪录片工作者。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告别的年代2021”）
2022年的春天，因为有国内外的大事发生，注定载入史册。我个人也一样，欲独善其身而不能，最近经历过的一个“48小时”，注定铭刻于心，终身难忘。 1 3月9日，我从上海到了杭州，算是躲过了魔都此后两个月的静态管理。虽然有家不能回，但看着魔都兄弟们的困境，还是觉得自己有幸做了个正确的决定。之后是全国两会、冬残奥会，我一直在寻找到北京的窗口期。终于在4月27日顺利抵京，准备把积攒了几个月的工作集中处理一下，没想到“自投罗网”，一头扎进帝都的疫情防控高潮。 先在三元桥住了两天酒店，目睹了朝阳区防疫的方兴未艾，T先生和F先生说，你赶紧搬到西城区来，这里是政治文化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比较安全。听人劝吃饱饭，我在朝阳全面上演管控前的窗口期，于4月30号搬到金融街的酒店，当年曾在金融街战斗过十几年，也算故地重游。T&F先生为了表示欢迎，说要请我堂食一顿（后面才知道堂食是多么奢侈）。 入住金融街，感觉美美哒，北京的天气也异常配合，蓝天白云是我在帝都工作时很少享受过的，五一放假，喧闹的金融街一下子清静下来，我独享空无一人的绿地花园，每天还有智友美食相伴，谈人生谈哲学谈战略谈经济谈金融，何其美哉！ 没想到第二天，5月1日，全市停止堂食，与T&F先生的餐聚也戛然而止，于是我的帝都旅居每天变成两点一线：上午酒店门口晒太阳，下午走500米做核酸（做核酸成为每日必备，优先级高于吃饭睡觉上厕所）。每隔半小时必须干的事不是喝水，是刷手机健康宝和核酸报告，保码成为第一要务，“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无健康宝，一切都得抛”。有一个正常的健康宝，比健康更重要！ 安然无恙地在金融街住了4天，每天认真做核酸，从收费做到免费，因为帝都开始大规模全民核酸，我享受到了政策红利。生活很美好，每天阳光、绿地、水果、核酸，好健康的生活啊，不能堂食也好，正好趁机减减肥。在帝都日益严峻的防控中，我独处金融街似乎是世外桃源。 然而故事从此急转直下，进入惊魂48小时。 2 5月4日早上8点，我又例行走出酒店，准备赶早去捅个核酸，然后晒太阳，欢度一下青年节，展望一下人生未来，思考一下第二天上班开工的重大战略。走出酒店大门，习惯成自然地刷了一下手机健康宝，被惊到了，居然喜提“弹窗3”一枚。 弹窗（图：微信） 此时的尴尬是，酒店回不去了，任何场所进不去了，每天捅核酸的地方也不能去了，有了弹窗必须去指定地点捅核酸，指定地点在哪里一头雾水。我一分钟秒变成了在帝都无处可归的游魂！ 隔着酒店大门，紧急和大堂经理沟通，他们一听我“喜提弹窗”，立马高度警戒：你是万万不能再进来的，否则酒店会被封掉。于是隔着10米我这个槛外游魂和槛内人沟通，怎么才能申诉把我的弹窗消除掉。 混乱的48小时开启了。此时不要问我为什么出弹窗，不要质疑我都来北京10天了，天天做核酸为什么还出弹窗？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也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如何申诉解除弹窗成为第一要务！于是各路大神支招： 方案一，打12345电话（事实证明永远打不通）；方案二，微信北京12345申诉（事实证明是与系统自说自话，还得等待它不知何时受理）；方案三，找居住地居委会（我没有住家，任何一个居委会都如临大敌把我拒之门外——你不是我们驻地人员）；方案四，通过酒店向文旅局申报（可酒店苦苦哀求千万别通过我们申报，为了你好，一申报你就得被疾控中心拉走，我们酒店也得被封控）。 一瞬间，五四青年节阳光灿烂的早上，我站在空荡荡的金融大街上，被困在弹窗里。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把我无处可归的状态告诉T&F先生后，他们第一时间两肋插刀，不到20分钟两位开车到了酒店门口，坚定地站在我身边，这绝对是真爱！我上一秒秒变homeless，这一秒来了两个护法金刚！ 既然站在街上也解决不了问题，不能让你流落街头，先上车，T&F表现出了大无畏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勇于担当的绅士风度。既然带着弹窗市里不容，我们拉你去郊区，一边吹风爬长城一边想办法。我的三毛流浪记立马不悲催了，还充满了喜乐安逸，有护法金刚在，妥妥地安心，先郊区游走起。 3 帝都的五四，蓝天白云，因为每日核酸检测管控，外地人来不了，本地人不出门，所以一路畅通，郊区更是没什么人。我们一路畅谈半个多小时就到了延庆的长城脚下，那个美啊，从独享金融街花园，变成了独享绿水青山水长城！ 三个人一鼓作气爬上长城，吹着没人吹过的风，路过没人路过的烽火台，瞬间有了大好青年意气风发的味道！T先生忍不住赋诗：尽管暮年对残阳，青春之心仍激荡！F先生也在手机上找出那篇著名的《年轻》，三人站在长城之巅高声诵读。一时间三人发了少年狂，管他弹窗不弹窗！ 然而，现实不仅有美好，更多是惊扰。从在长城上接到第一个电话开始，对我的“追查令”如十二面金牌滚滚而来。大数据果然厉害，我的弹窗状态，因为手机定位已被精准推送到了延庆疾控中心。北京这轮疫情防控以来，延庆一例没有，我的到来让他们如临大敌。后面的故事也确实证明，我让延庆各级领导各个部门操碎了心。 第一个电话来自长城脚下的某镇居委会，小伙子太紧张，都有点结巴了：“你在哪里？什么位置？住哪里了？”我说：“我没法住啊，有弹窗哪里也进不去，在野长城上吹风呢。”小伙子说：“你赶紧下来，找个位置，我们疾控中心得去车把你拉走定点隔离。” 天啊，要被拉走隔离？脑海中浮现出各种方仓怪相，出了一身冷汗。万万使不得呀，我不就是出了个弹窗吗？天天做核酸都是阴性，又不是“羊”，也没密接，为啥要拉走隔离？小伙子说：“这是政策规定！没得解释。”之后各色部门人员给我的围追电话，话术高度一致——政策规定！ 由于我在山上，他们肯定不能把车开到长城上，所以要求我下来后告知具体位置，他们来车拉我。从此开启了每15分钟一次的电话追踪，有居委会的、有卫健委的、有疾控中心的、有区政府办的……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告诉我们具体位置，别动，派车去拉你隔离。 此时和市区的沟通也陷入了悖论——我没有住在社区，所有社区居委会既不欢迎我也不能帮我申诉解除弹窗，说我是“社会面”的，不归他们管，也千万别来。这才理解“社会面”的意思就是无处可归谁都不管。 作为“社会面”的一员，可以住酒店，酒店不通过居委会而通过文旅局申报解除弹窗，可问题是我现在有弹窗，所有酒店按照“政策规定”不让入住。我这个社会人，掉进了“社会面”的缝里。 前一阵还是站在长城之巅“一览众山小上下五千年”，突然发现自己被真空了。T&F再次表现出了大无畏担当精神，三个人成立了临时小组，F先生任书记，紧急席地研究磋商，先分析政策、形势，推演各种接下来的可能性。 三个臭皮匠讨论后形成一致决定：1、肯定不能在延庆被拉走隔离；2、明确下一步战略方向：必须回到市区解决问题；3、提出具体工作举措：住到他们家里，通过居委会申报；4、拟订了应对围追电话的话术口径：马上离开延庆返回市区。 临时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在烽火台上熊熊燃烧，有组织有方向有举措，立马感觉无比强大，三个人忍不住叉腰迎风肃立，一副山河已定的豪情。 然而现实不给豪情面子。T&F的社区居委会断然否决了我们的行动计划：有弹窗绝对不能进社区！如果进来全家封控隔离14天！三人组重新研究出路，一个基本原则是肯定不能被拉走隔离，在此基础上多方调动资源，寻求PlanB、C、D…… 此时延庆的各路电话还在源源而至，按既定话术，我告诉他们要离开延庆返回市区，听得出他们如释重负，但一定要追问回市区的具体位置，因为他们要把我的数据发到相应的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才算彻底完成。可此时我确实不知道回到市区能去哪里，所以一边在荒山野岭游走，一边接着每15分钟一次的围追电话，一边调度联系市里的各路兄弟寻求解决之道。顺便看了长城落日，讨论了俄乌战争，研判了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4 太阳西下，我们否决了在长城上露营的幻想，下了山，此时高频电话终于耗尽了手机电池，“围追令”再也不响了。三人组再次研究，在市里没有确定落脚点前，先就近找个酒店住下。当然我是不能住酒店的，我以壮士断腕的豪情决定：不能给酒店添麻烦，我住车里！之前在网上看到魔都有人露宿桥洞的图片，原来竟是真的，若没有朋友，我岂不是也要露宿山野？ T&F很仗义地陪我散步聊天熬到半夜，缩短了我独自在车里的时间。第二天早上8点多手机充好电开机，瞬间收到了几十个来电短信提示，还没看明白咋回事，电话就打进来了——延庆疾控中心。电话里一连串炮轰：“你在哪里？电话为什么打不通？我们区里疫情防控各级领导和部门一夜都没下班，一直在联系你！”我给吓到了，赶紧说对不起手机没电了，在车里待了一晚。 对方又说：“车在什么位置，我们马上来拉你隔离。”吓得我赶紧说：“我们已经出发往市里走了，已经上高速了。”对方紧追不舍：“去市里哪里？必须告诉我具体地址！”我说：“正在联系，联系好了告诉你。” 至此，我才知道我给延庆人民添了多大麻烦，从区领导到街道，太辛苦了，基层工作人员实在不容易！又想想，如果不是手机没电，他们昨晚挖地三尺也要把我找到拉走吧，看来延庆是不能待了，即便是在车上。我立马把T&F两位叫来，开车出发返城，回市区的高速公路一路畅通，我第一次觉得不堵车也很烦人，因为路的那头还没有目的地，只能边走边联系。 人品好没办法，就在往市区逃还要应对围追电话的路上，上帝派来了天使！一个多年之前的同事向我伸出了救援之手：他们新开了一家商务酒店，没什么人，可以接纳我，就算隔离在他的酒店，帮我向文旅局申报解除弹窗！ 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啊，赶紧让他发了酒店地址，我们直奔而去！此时延庆追击电话打来，我把刚刚到手的地址告诉了他，电话里几乎都能听到他们喜极雀跃的笑声，我这个皮球终于有了去处，他们紧绷了两天的神经放松了，温柔地和我说了很多客气话，强调了他们的难处，表达了一直围追打电话的不好意思，最后，让我给他们的工作做个评价。我果断地点击了1号——很好！ 感谢延庆人民，你们辛苦了！ 5 我们顺利到达朋友的酒店，我向T&F挥手告别，让他们回家，我有人接手了，你们可以歇歇啦。感谢两位，在我流落街头时，对我不抛弃不放弃，并肩同行，锻炼了我的身体、放松了我的精神、愉悦了我的心情、拓展了我的视野，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探讨了我的天道战略！有友如此，夫复何求！ 我进了酒店，第一时间通过酒店系统录入申请，上传身份证、手机号、来京车票、弹窗截图，还有之前每天的核酸检测报告。提交申请后，又立刻到酒店旁边最近的检测点享受了一次免费核酸。回到酒店房间进入自我隔离状态，在微信上给T&F汇报进展，进了朋友圈才欣喜地看到原来弹窗一片片，弹友遍京城！我不是孤军奋战，我是“弹3”，还有一大批“弹4”！帝都，已经是弹窗天下！ 忐忑地等待，如同初恋时等男朋友信息一样，每几分钟就得刷一次手机，看我的健康宝有没从弹窗里跳出来。一直到晚上，弹窗岿然不动！ 朋友说，可能明天还得申报一次。看来系统太忙，部门太忙，人手太忙，我这个皮球还得静静等待。就在无奈准备睡觉时，5月5日22：09，我的弹窗神奇地不见啦！赶紧再刷一遍，我的亲亲的健康宝啊，正常啦！！！ 我一下从床上跳起来，赶紧截图，发给T&F，发给酒店朋友，哈哈，健康啦！T&F迅速给我发来贺电，喜大普奔，立马邀请我继续搬回金融街。此刻的我，从没有这样喜悦过，这是一种重获自由的喜悦！想冲到大街上去吹吹风，想呼朋唤友，想宣告我的自由！解除了弹窗，恢复了自由，暗自决定明天一早起来就奔高铁，打道回府，免生事端再来弹窗。 空荡荡的北京南站 一晚上也没睡好，还是继续高频刷手机，就怕再蹦出个窗来。失而复得之后的喜悦是短暂的，更长久的是得而怕失的担忧。 6日早上8点，再看一眼健康宝，确定正常无弹窗，心生欢喜。突然电话响了，居委会继续围追，延庆把我这个球踢了过来，这边居委会不知道我已经通过酒店向文旅局申报了，更不知道我的弹窗已经解除了，还在紧张围追我。听完我的解释后，长出了一口气，要了一个“很好”的评价，感谢我的配合。 刚刚放下手机，又有来电，这次是流调审核，又把给居委会的话重复了一遍，对方也如释重负，感谢配合，要了个评价。我坐等第三个第四个电话，没有再响。 我默默分析了一下，处理弹窗这件事牵扯居委会、文旅局、卫健委、防控中心等跨部门，看来他们的数据是相互不能实时打通的，信息传递是滞后的，各个部门又要一丝不苟严格执行工作流程，所以为了我这个皮球，动用了这么多政府资源和人力，被政府追着服务的体验这还是第一次！ 估计不会再有人给我打电话了，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和北京大数据局对接一下，帮他们把数字政府和数字社会的系统建设优化升级，要达到浙江标准。 至此，我的帝都弹窗记终于消停了，想着给T&F发个微信，约个午饭庆祝一下。新的故事来了：F先生弹窗了，“弹窗4”。果然是人生无弹窗不完美！三人组迅速线上集结，分析原因，研究政策，“弹窗3”和“弹窗4”的政策不同，要制定应对策略，明确实施步骤。 有了之前的团队作战经验，三人组这次决策高效精准细致。同时结合《新闻联播》重要精神，预判了京城防疫大方向后，为防患于未然，迅速部署三人下一步行动方案：我，立马滚蛋，离开京城；T先生，虽然还没有喜提弹窗，但决不能侥幸，要提高政治站位，必须每天坚持捅核酸，自证青绿！F先生，弹窗解除前，必须坚决居家自我封闭，不允许出来乱溜达，要有公民意识和责任心，不给社区、居委会和政府添乱！ 当我在滚蛋的高铁上开始写下这段经历，F先生还在弹窗中，T先生在可能弹窗的路上，弹窗记还在未完待续…… 我把这篇弹窗记发给T&F先生，T先生睹文思人，诗兴难抑，赋诗一首，题为《七律·友人遇北京“弹窗”》： 青年节至遇弹窗， 帝都防疫不寻常。 街头无助去何处？ 人中有缘来此乡。 长城电急夕阳短， 公社酒美夜风长。 欲评此番曲折事， 立夏已过细思量。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近期，与新冠病毒相关的消毒话题频繁登上热搜。在后台，我们也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提问。 许多网友在关注防疫进展的同时，也希望知道新冠病毒在体外环境中能存活多久，日常怎样对自己的居家环境进行消杀，以及什么情况需要进行消毒、如何避免过度消毒等。 我们针对其中 7 个常见问题整理出了这些干货，帮助大家理解新冠病毒在环境中的存活方式，更科学地进行消毒。 1 新冠病毒离开人体后能活多久？ 新冠病毒本身无法独立生存，离开宿主细胞就会逐渐失活。目前认为，在不做任何消毒的前提下，在无生命物体表面，接近于正常环境下，新冠病毒的存活时间最长是 6～9 天。 但现实中具体能活多久，有两个问题要考虑： ➊ 检测出病毒核酸，不代表病毒还有活性 判断环境中是否存在病毒，最常用的检测方式是核酸。但核酸只是病毒身体的一部分，阳性不等于有活病毒存在，病毒已经死亡留下这部分核酸也是核酸阳性。 多数对环境的检测，说是某某物品表面病毒阳性，只是检测到了核酸，可能有活病毒存在而已。 ➋ 不同的环境条件，存活时间会变化 温度越低越恒温恒湿、越没有光照、物品表面越光滑，新冠病毒的存活时间相对越长。 曾经有在绝对黑暗、20 度恒温、50% 恒湿、绝对光滑表面的模拟环境下活到 28 天的最长试验记录，但该研究被学者批评为“设置条件与真实世界相差太大，制造了不必要恐慌”。 众多影响存活时间的因素中，有无阳光可能是最关键的。也有试验表明，在模拟阳光照射的条件下，不管是何种程度的阳光，都可以在几分钟内让物品表面的病毒大量失活。 2 新冠“物传人”存在吗？收到快递怎么处理 新冠病毒物传人存在，但不是疫情主要的传播途径。 目前被证实的几个案例，均是海外冷链导致的物传人，至今为止还没有被证实的国内快递导致传播的案例。大家日常收到的国内快递，不用过于恐慌。 新冠病毒物传人，需要过三关：➊ 病毒离开人体后有适宜的存活环境；➋ 在还有活性的时候，尽快接触到人；➌ 接触到人的活病毒足够多，能造成感染。 在极端条件下，确实有可能发生病毒通过物品表面再感染下一个人的情况，但在中国严格的防控（大批量检测、消杀、对外码头防疫闭环管理）面前，接触到危险快递并感染的概率很低。 但是，跟境外冷链快递密切接触的相关人员，确实存在一定风险。 根据以往的报道，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可以清楚确定来自于境外冷链产品的中国局部疫情有 6 次，只有北京新发地市场疫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区传播，其他几次都局限在海关、码头工人、海鲜加工厂等地。 如果你仍然对自己的快递有担心，延长存放时间、在户外拆封、拆封前酒精喷洒消毒、拆封前后戴口罩避免手接触口鼻、好好洗手，都是可以用的预防方式。 3 哪些消毒产品 能够杀灭新冠病毒？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晒太阳、通风、洗手就有用。 消毒剂的话，主流的高效和中效消毒剂在一定浓度下都能使病毒失活，包括： ➊ 消毒酒精（ 75% 乙醇）及异丙醇、正丙醇 ➋ 含氯消毒剂如次氯酸、84 消毒液、漂白粉、氯消毒片等 ➌ 二氧化氯； ➍ 过氧乙酸、过氧化氢； ➎ 碘酊、碘伏； ➏ 含溴消毒剂，如二溴海因； ➐ 季铵盐类消毒剂 这些消毒剂有不同的使用方法，有的适合消毒空气，有的适合消毒地面和物体表面，使用前需要看好说明书，科学使用。 有些消毒剂有一定毒性、腐蚀性，需要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合理划定消毒范围，避免过度消毒造成环境污染。 UV-C 波段的紫外线消毒灯也能有效杀灭新冠病毒，效果与酒精接近，但作用范围有限，使用时需要尽量让被消毒的区域完全暴露在紫外灯 1 至 2 米的距离之内。房屋大、遮挡多的话，紫外线灯消毒效果不佳。 4 什么情况下 需要进行环境消杀？ 根据国家相关防疫消杀政策，不同的场所，根据不同的暴露情况，消毒也是分级别的。 ➊ 没有与阳性病例直接接触的家庭和公共场所，可进行预防性消毒。 新冠病毒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在相对密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例如公共电梯、卫生间等。 预防性消毒的对象主要是各类环境物体表面、空气和手。 ➋ 感染者接触过的物品和空间可能成为“疫源地”，2021 年的相关指南中规定，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疫源地消毒。 疫源地消毒又分两大类： 随时消毒，是患者（传染源）还在疫源地的过程中随时进行的消毒； 终末消毒，是患者（传染源）走了之后的一次性消毒，确保终末消毒后的场所及其中的各种物品不再有病原体存在。 这些消毒场景有着不同的消毒目标和操作方式，也分别有专门的技术标准和指南进行指导。 ➌ 室外道路、室外空气及空旷区域环境无需进行消毒。 针对室外密集人群，尤其是排队做核酸的情况，目前相关的研究较为缺乏，暂时无法确定需不需要。 5 小区有阳性病例 自家要不要消毒？怎么做？ 首先要明确一点：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的家庭，不需要每天居家消毒，不用进行大范围的消杀处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公布的《新冠肺炎疫源地消毒技术指南》中指出，应进行终末消毒的对象，为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如果与阳性病例同小区，但不共用厨卫、排风系统，只需注意日常进行预防性消毒。许多有效的家庭预防性消毒方法，并不需要使用化学消毒剂。 通风、日常保洁和勤洗手，是最重要的预防性消毒措施。它们不但能预防新冠，也能预防流感、普通感冒等多种呼吸道传染病，是每个家庭应当养成的习惯。 另外，煮沸、蒸汽、晒太阳等物理消毒方法往往比化学消毒更安全可靠，也是家庭消毒的首选。 具体家庭场景的预防性消毒，可参考以下方式： ➊ 空气消毒 通风。尽可能多开窗户，最大程度地通风。如果没有窗户或窗户太小，对外的排风扇也可以，但要记得每周清洗一次。循环风空气消毒机、高效空气过滤器（HPEA）等产品也有通风效果。 如果家中使用与户外连通的中央空调或新风机，经常开到最大通风量模式。同时，每半个月清洗消毒一次过滤器。 病毒在开放的空气中会很快稀释和失活，不用担心开窗通风会把病毒吹进来。 ➋ 日常保洁 地面和墙面不需要进行常规消毒，勤扫地、勤吸地即可。 沙发等软表面可以用肥皂水清洁。 洗衣服用热水，洗净后在阳光下暴晒 4 小时以上。 碗碟餐具用洗涤剂加流动水洗干净即可，必要时用蒸锅进行蒸汽消毒 20～30 分钟，有消毒柜的可以使用消毒柜。 保证浴室地漏有足够的积水，洗手池每次洗完后盖上下水盖，并留少量水。不密封的排水管道接头可用硅胶封住或胶带缠住。 ➌ 消毒剂使用 75% 酒精可以用于消毒物体表面和皮肤，以擦拭为主，推荐用于擦拭接触较多的地方，如开关、门把手、台面、扶手，以及手和手机、键盘等。 家庭中，含氯消毒液（如 84、氯消毒片）、含溴消毒液、过氧化物等一般不需要使用，只有家里可能成为疫源地——即确诊、密接、疑似感染，或可能造成暴露的邻居感染时才必要。不同产品、不同的消毒场景有不同的配制和使用要求，使用时看好说明书。 家中不建议进行消毒剂喷洒，建议用拖布拖或抹布擦拭。 消毒不怕腐蚀的表面时，可以用 1% 的过氧化氢湿巾进行擦拭，消毒效果好于酒精，但要记得戴手套。 […]
在无比的寡淡中，丁丁同志用冗长而潦草的11分钟发言，结束了没有胜利可讲的“胜利日”的阅兵和演讲。没有西方情报机构预言的“宣战”，没有之前一直强调的核武器，也没有要硬干到底的誓言。只有毫无新鲜感的如祥林嫂一般的对于西方阴谋俄国反击的老调。 在战场上俄军表现一塌糊涂，甚至扬言要在５月９日前拿下来的马里乌波尔钢铁厂依然顽强伫立的情况下，丁丁同志的心情我们都是理解的。我相信经过80天的战斗，如果他不是真的疯了的话，那么应该对战场真实的情况是有大概认知的，或者说，他现在也应该知道，这场仗，赢不了。也许纠结的只是，该如何在保证自己依然能掌控俄国的情况下，体面的和乌克兰及欧美讲和。 我们如果抛开立场因素，客观的分析目前丁丁同志的处境，应该说尽管千疮百孔但他还没有到绝路。萨达姆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战败后主动撤出科威特，虽然灰头土脸，但是还是牢牢把控着伊拉克，本身的权力没有受损，直到2001年美军直接出兵把他推翻。如果丁丁现在撤军乌克兰，恢复到2月24日前的状态，那么可以说在他苦心经营了22年的国度里，依然还是没有人能够威胁他的地位。虽然说全世界大部分人都对他咬牙切齿，但是他只要不出俄国，那拿他也没有办法。 也就是说，丁丁现在还是有退路可选的。但我们知道，丁丁的野心远超萨达姆，所以这个选项对于他，不啻于投降认输，很难。 比这个更难的，是让心疼丁丁同志的俄粉们认输。前几天有个号称“这也太解气了”俄粉编造的视频的火爆国内，说的是俄军在马里乌波尔的钢铁厂全歼乌军，还抓住了和乌军在一起的50多条“北约大鱼”，并言之凿凿声称这些大鱼包括什么北约陆军总司令、加大拿退役中将、美国总统拜登之子等……这条视频已获超过10万次转发，超10万次在看，近5万次点赞，超1000条评论。 这条低级的谣言，所用的视频其实是哥伦比亚警方和国际刑警组织5月4日押解大毒枭乌苏、将其引渡到美国的画面，画面中军警防弹衣上的“Policia”字样清晰可见，甚至还有国际刑警的标志。这么明显的视频，居然就被公然用来收割智商——关键是还成功让受众高潮了。 先不要说马里乌波尔的真实战况，但凡心智正常的人都应该想到，北约的大鱼如果要真的在乌克兰，那也应该在基辅指挥，怎么可能跑到重重包围的马里乌波尔？难道去那里的地下堡垒旅游吗？这种低级得不能再低级的谣言，如此受欢迎。让人感慨的不是造谣者的无知、无耻，而是受众的可笑、可悲。 所以说真爱俄国的，未必是俄国人，一定得是天天盼着俄国防部“好消息的”俄粉。那种急切的心情，就跟身残志坚的小春子看着皇帝不能完成洞房一样，捉急啊。 其实，不管俄粉们多么不愿意承认现实，在这场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战争中，俄国成为最大的输家都已经是事实。而最大的赢家，我之前说过，是美国。丁丁的大昏招，替美国实现了多个战略目标。可能战前连美国自己都想不到。 从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俄国一度成为美国头号遏制的战略目标，联合盟友对俄国进行了延续至今的经济制裁。但是受限于其他国家的牵制，这种制裁是有限的，并未触及俄国的根本。其后俄美两国在中东的叙利亚明战暗战，不断角力，难分胜负。从川普开始，美国的国家政治策略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头号遏制的目标发生改变，这种情况下，要同时和两个世界性大国对抗，显然是美国一家难以做到的。所以拜登上台伊始，延续了川普的亚太围堵战略，频频对丁丁示好，意图减轻双线对抗的压力。 在美、俄、中三家的暗战中，本来欧洲是乐于坐山观虎斗，从左右逢源中获取自己最大的利益的。克里米亚战争后美国对俄采取的制裁，很多欧洲盟友就是没有参与的，毕竟大部分都和俄国有紧密的能源合作。诸如德国、法国这一号对美国不满的，反而还为了小算盘更加刻意的拉拢俄国；即便在中美关系越发紧张，几至于剑拔弩张的情况下，欧洲之前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也不差，欧盟想要独立于美国的政策之外，成为世界另一极的思路也是公开的。默克尔力排众议，顶着美国的压力也要通过中欧的合作协议，其实就是这种思路的体现；而离心离德的北约，也因为缺乏实在的外部威胁，而屡屡被质疑存在的必要，美国在欧洲多年的防务投入，可谓费力不讨好。 所以说，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拜登接受的川普留下的外交遗产并不好，美国不仅要修复因为川普的“美国优先”、四处退群造成的盟友裂痕，更要同时和俄、中两个大国展开对抗和遏制，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只要欧洲和亚洲，包括澳洲之类的地区不和美国同步的话，美国的遏制和围堵始终是四处漏风，难有成效的。 而丁丁不顾一切发动的这场战争，瞬间都完美的替美国解决了一切的难题。 盟友方面，自二战之后，美国的盟友们就没有这么团结过，一致的唯美国马首是瞻，四十多国的防务大会，不仅扩大了美国的军事同盟，还又一次确立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俄国的威胁，让欧洲也如梦初醒，把北约从濒死状态变成了满血复活，多国重整军备，大大减轻了美国的防务负担，将来从欧洲完全抽身、专注于亚太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是没有费什么大劲，就借乌克兰之手和欧洲的一致对外，彻底解决了俄国这个宿敌，一箭三雕。 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在5月9日向苏联红军纪念碑献花过程中，遭到大量愤怒的波兰民众包围甚至泼墨，极为狼狈 这些效果，都是美国在正常的外交努力中很难达到的，被一场战争全部解决。 对于美国而言，援助乌克兰的那点东西，确实是举手之劳，二战凭借一国之力，力撑整个同盟国都没有问题，现在仅仅是支撑一个乌克兰，那更不在话下。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近期在讲话中，提出美国要在本次俄乌战争中实现三个目标：一个自由和独立的乌克兰，一个被削弱和孤立的俄罗斯，以及一个更强大、更统一和更坚定的西方。 这个话其实是挺直白的了，那就是美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彻底削弱俄国。 所以很多历史的契机，不是美帝的大棋下得有多好，而是对手总是会利令智昏。这是所有存在强人天花板的国家的死结。当一个国家的重大决策是出于统治者本身的利益和野心的时候，它一定会和国家利益相违背，走出臭棋、错棋是迟早的事情。 当然，丁丁同志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至于他能不能补救，就看这场走向常态化的战争发展了什么程度。 现在大家都能关心的是，现在俄乌两国还有没有和谈的可能呢？当然是有的。泽连斯基在５月７日的讲话中提出和谈条件，那就是俄军完全退回2月24日前的状态，乌东和克里米亚地位将来通过谈判解决。 泽连斯基这个条件客观的说，是非常务实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依然很清醒的政治家的判断，也是最容易达成的现实停战条件。在俄国人的摧残下，乌克兰满目疮痍，民众家破人亡，被点燃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很难轻易消解的，目前乌克兰民间继续战争的呼声很高，夺回领土的决心也很大，泽连斯基的条件应该说已经是底线，要想轻易多让步也不可能；但即便是这样的条件，对于并不清醒的丁丁来说依然是困难重重。在付出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溃散和将近２万士兵伤亡的代价之后，丁丁无法接受自己的帝国梦碎和权威丧失，必然还会心存侥幸，想多少找回一点弥补。在识时务知进退这一点上，他甚至不如萨达姆。 所以前几天乌克兰情报负责人所说的那句“停战只有等丁丁死去或者俄国解体”，是一句大实话。 美国五角大楼对于俄乌战争最新的预测是，如果维持目前的战争烈度，可能会持续至年底。作为息息相关的旁观者，从理性的角度，我们也希望乌克兰民众能够早日实现和平，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这是一个勇敢无畏的民族应得的东西。当然我们更希望所有的战争罪行都得到应有的清算，所有的战争贩子都受到应有的制裁。 在重装备陆续到位，乌克兰的大反攻到来之前，从客观的角度，也许丁丁还有最后的寻找退路的机会，愿不愿意把握这样的机会，还是要一条路走到黑，留给他思考的时间不多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有人在知乎提了这么个问题： 今年真的有很多私营企业破产，很多人失业吗？ 截至目前，5091人关注，831万次浏览。 很多人赞同的一条回复是 我认识的不做国难生意的公司 都快死光了 壹 匿名用户，坐标 杭州+绍兴，纺织面料工厂 3289 人赞同了该回答 用自身实际经历来回答的话，只能说很难，看不到希望。 家里开着传统的纺织面料工厂，99%出口，疫情这几年碰到了太多的黑天鹅，而且都是任凭你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的局面，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 疫情前的2018和2019年，公司销售都差不多9000+W，传统实体企业，利润不高，但是赚个几百万还是有的。但是~ 疫情第一年（应该是2020年3月），我们这边封城一个月，解封以后，接了很多各个国家的订单，可以说是我从业以来，公司单月生意最好的纪录 。 殊不知，噩梦马上就开始了… … 为何会突然下来这么多订单呢？ 原因是封了一个月，疫情的严重性让其他国家开始恐慌下单备货，生怕中国会再次封城。 接了这么多的订单，第一时间就是开足马力生产，然后等到一个月之后开始准备出货了，发现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开始了封城… 然后就尴尬了，客户给的定金最多20-30%，很多老客户都是10%定金，但是我们欠供应商所有的货款，最迟也都是月结，也就是说，中间的差额80%左右的资金，都是我们自己垫下去。 国内的第一波疫情，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其实很快的回复正常了，但是国外那些朋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2020年年初的那些货，平均在我们仓库里放了半年，才陆陆续续的开始出货，而且绝大多数都给客户打了折扣（这也不能怪客户，毕竟国外疫情控制的非常差，而且经济也受到影响，我们为了能让资金能尽快的周转，也只能同意打折）。 有兴趣的朋友还可以看一下2020年整年的美金汇率波动，这一年时间人民币疯狂升值，也让我们血亏了无数。 综上，2020年公司大概做了7000+W的销售，汇率的损失+资金周转带来的额外利息支出，直接导致了当年血亏。 疫情第二年，2021年，更加魔幻的故事开始了，海运费暴涨无数倍。 举个例子，正常时间我们出印度的一个40尺高柜的集装箱，从年初的海运费2000-3000美金，到当年最高点的时候已经飙升到了15000美金。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给客户报价的是CIF价格，包含了海运费，那么我们就需要额外支付大概5W-10WRMB的运费，而我们一个高箱的纯利润，顶天了不可能超过5W。 我们给客户报价的是FOB价格，不包含了海运费，那么客户就需要额外支付大概5W-10WRMB的运费，我想我的客户也没有这么多的利润吧。 结果就是，我们付海运费的客户，催着我们出货，我们为了维护客户，也只能亏钱出货。 而客户付海运费的单子，就跟去年一模一样，在仓库里平均又放了好几个月。而且因为海运的问题，船期普遍延误，正常30天能够到港的船，60天能到港已经谢天谢地了，90天到那也变成是合情合理。 2020-2021这两年，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我们回款非常的慢，之前平均回款周期大概45天，这两年，直接翻倍，变成了90天。 2021年底的时候，公司内部大概算了一下账，年销售额8000W左右，应收美金350W，算上退税，约等于2500WRMB，等于有3个半月的销售还没收回来。 加上仓库里在等出货的1000W+存货，再加上原材料和半成品材料1000W+。等于全年用了5000W+的资金，做了8000W的销售。 这样的资金周转和利用率，已经不配算利润了，算算亏多少才合理了。 然后更加魔幻的2022年开始了，俄乌战争爆发，乌克兰我们公司有10多万美金的货还在海上漂，客户已经逃到了其他国家。 给我们看的视频和图片里，他的店面和仓库已经被炸的一塌糊涂，客户也说现在没有能力付款提货，以至于这笔钱几乎就是没了。 俄罗斯到现在为止，收回来了一部分货款，还有40-50万美金的货款还没收回，也不知道会怎么发展。 其他有出货的国家，比如黎巴嫩政府和央行破产，斯里兰卡国家动乱等等这些情况，我都已经不想提了，说多了都是泪。 疫情开始到现在，公司每年都亏损得很稳定，且面对这些亏损都束手无策。 今年国内疫情反复，供应链各方面都出问题，加上国外的战争和动乱，基本可以肯定，今年又是亏损稳定的一年。幸好之前公司负债不多，家里这两年抵押了不少厂房土地加个人名下的住宅，总算还能扛着。 但是最关键的是今年依然看不到希望，且能抵押的也都抵押了，后续的现金流也不知道还能支撑多久，家里已经准备关闭一部分车间来缓解压力了。 希望下一次，我来回复自己帖子的时候，是公司重回正轨，而不是关门歇业吧。 贰 吕旻园 ，坐标 上海，贸易供应链企业 3933人赞同了该回答 我们公司主要做贸易供应链，员工大约10人，属于典型的小微企业。 从今年春节以后，随着疫情不断发酵，上海不断封了一次又一次，我们办公楼也时不时被禁止进入办公。 有订单，从贵阳工厂发货过去。结果客户说园区管委会说疫情期间不是必要民生物资不让卸货，又拉回来。 可是他们那里根本没有疫情，有的只是当地官员在层层加码。 今年这两个多月基本上没有好好做过生意，4月份封到现在，我们出不了门，发票也开不了，大约有两百多万货款因为客户没有收到发票钱也收不到。 连亏三个月，我作为老板之下企业日常负责人，没有办法，只能裁员。 老板其实不想裁，我也不想，但是没有办法。 我和他商量了很久，不包括老板自己，现在11个员工。 目前上海社保最低缴纳基数是5975元，社保费用是2345.80元，其中公司部分需要缴纳的费用共1718.40元，职工个人部分需缴纳627.40元。11个人的社保就算全部按最低来算，也要25800元一个月。 除了社保你总不能不发工资吧？就算每个人只发上海市最低工资2590元，那也要28500元。 11个人的工位是租赁了三间小型办公室，房租是13000元一个月。物业管理费每间400一个月，1200。 也就是说，他就算什么都不干一个月也要将近7万元的固定支出，还有资金出去没有发票收不回来，也有资金成本。在封城期间，一个月基本上亏10万。 老板咬咬牙，那就按最低工资发，社保我们照缴。 我提醒他这是有风险的，因为按照政府指导意见，疫情期间封城的工资要按实际发放，不能减少，当然钱哪里来，政府不管，企业自己想办法。 也就是说一个月工资不能按最低28500算，实际的话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是4万8不含社保。如果我们现在按最低工资发，事后员工去举报，他必须全部补上，搞不好还要罚款。 这是有风险的，当然做决定的是老板自己，但是我必须把风险说清楚。 按照实际发放的话，每个月工资加社保就要7万4，每个月固定支出要接近9万。 老板后来去问了律师，大概律师也跟他说其中风险有多大。他最后也怂了。 但是裁员也不是那么容易裁的，要赔偿金。 我们算下来，把行政、业务和助理砍掉（业务实际上都在老板和我手里，所谓的业务员只是处理日常订单流程），一口气要砍掉6个人。赔偿金按法律规定是工作满一年赔一个月。 我说我们工资本来就低，要不多一点，N+1吧？ 老板又咬咬牙，说现在也是没办法，他们也要过日子，我们公司成立也就7年多，这6个人最久的也就在公司呆了3年，跟我混的都是拜过关二哥，讲义气的兄弟（公司还真有一尊忠义关羽像），全部按2N算！ 我吓了一跳，提醒他，按照N+1已经要支付大约小10万了，按2N可就奔着15万去了。 现在公司账面上全部资金是四万一千四百八十二块零九分。 他说你不用管这个，钱我想办法去借，你把离职的事情谈好就行了。 因为疫情期间也不能出门，我只能通过电话一个个谈。 一个在公司做了两年多的行政小姑娘当场哭出来，说你们现在不要我了，让我怎么办？ 还有脾气暴躁的业务在电话里骂，我也只能听着，给他算账，告诉他今年因为疫情，货都发不出去，原材料价格上涨，订单少，业务非常差，即使封城结束了，裁员也是势在必行，老板已经给了我们这种小微企业最好的条件，大家好聚好散吧。 也有员工请求不要辞退，他可以拿最低工资，也不要交社保，我咬咬牙都给拒绝了。 辞退我也谈过，但是这一次是我最累的一次，因为我知道 员工什么都没做错，但是他们的工作没了。 6个人裁掉，3间办公室退掉1间，当然现在没法搬，房租已经付到了6月份，跟房东说好，解封了6月前搬，不解封还要继续付房租。 房东倒也痛快，答应押金全额退还，6月底前能搬走就不用补租金了。 其实按照上海市相关规定，租客在租约到期前退租的，押金是可以不退的，房东也说了，正常情况提前退租他是不退押金的，不过他说现在大家都不容易。 上海疫情一刀切，全城封城，现在最难的企业，就是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普通企业，这些企业是民营企业的绝大多数。 叁 波波，坐标 中山，制衣工厂 4333人赞同了该回答 家里有个制衣厂，我整个家族都是做制衣的。 今年清明后一天，我亲戚生日，大家聚了波餐，里面6，7个制衣厂（小作坊，几十人那种）老板。 情况最好的我家，做全品类定制的，放三天假，情况最差的我哥，专职做牛仔的，直接放假到六月。 我们在中山，一个制衣出了名的市，但今年三四月份街上至少一半的辅料行，面料商关门，整个制衣行业都是没货做。 我们家从去年失去一个大客户（那客户做潮牌的50多万粉丝），去年卖不动，成本太高，销量又差，为了降成本去找清加工厂了，留了一大堆存货不收，备料不做，直接导致我家年底亏了200多万。 今年3月又遇到香港疫情取消订单，接着又是深圳疫情取消订单，然后又上海。总之轮了个遍。 以往这时候一个月出5万件左右的货，今年3月出了不到6千件，工人辞退得差不多了，就留了10几个加些管理，现在靠1个3个月账期的客户，以及一些散单苟着，很多单亏钱在做，只为了把整个盘子维持下来。 现在一个月亏10来万，我房子抵押着为了不崩盘。 放弃其实挺容易的，学我哥那样，放假3个月，至少不做货不会亏钱，最多亏房租，一个月在中山1千平也就2万左右的房租，这其实对我家来说也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我和我爸都不甘心，特别是我爸，他从16岁就开始做制衣，做了30多年，制衣是他生命的全部，从14年开始自己独立做厂长，带着曾经十多号原厂的部下一路打拼，开始好不容易19年熬到了头，手里有外单客户（c罗品牌），也有几十万粉丝的淘宝客户，还有京东商城客户，觉得多年努力终是有了回报。 然后就迎来了20年。 淘宝客户疫情卖不出去货，直接拒收，6千多件孕妇裤，货值40多万，一分不给，要钱没有，要货自己拉回去，然后这客户跑韩国去了。 c罗那个，5千多件牛仔衬衣，出厂12刀，拉到港口拒收，最后无奈拉回来，10块一件处理了。 再后来就是上面那个客户了，库存加备料一波亏了200多万，房子都亏来抵押了。 真的不值得，我哥也是做制衣的，去年和我家今年差不多，没货做，盘了一下，一家到头还好只亏了30多万，但好歹混得清闲。我爸一年忙到头想不到最后竟然是这结局。 我发这些东西，必有人说，你个资本家，哭什么惨，你赚钱的时候没见你给工人多发几个工资。你经营不下去，自是你管理能力有问题，不懂转型，市场要学会优胜劣汰，我赚不了钱就应该淘汰。 其实，怎么说呢，做制衣的从2015年后就极少有真正意义挣钱的，1是人力成本的迅速攀升，2是产业后继无人导致工人断层，3是外贸订单转移加速行业内卷。 做制衣的，20％以上毛利的都很牛逼，大部分在15％左右，还有10％及以下毛利都做的，10％以下毛利意味着正常做扣除管理人员，房租水电，如果规模不够大，你甚至赚不过员工，货一出问题就意味着亏损，但现在市场上就有很多人这么熬。 我曾问我爸，这么苦这么累，做这玩意儿的意义是啥，他回我，这辈子只会干这个，不开这厂又能做啥呢？另外陪着他一起来和他们创业的工人又如何处置呢？ 关厂不是说关就关的，不到逼不得已只能硬撑。 我曾经在航司工作，疫情下航司工作氛围太压抑，2021年换到了跨境电商，不曾想去年又遇到封号潮，加之海运费爆涨导致跨境电商也叫苦不迭。 去年底家里出事（客户事件），我爸一度抑郁，回家帮忙处理一些工厂事务，遇到了开年各个客户连续取消订单。 现在无意义感弥漫我全身，努力并没有意义，甚至在这时代下越努力，越无用。 我爸那辈人，他所劳碌一辈子的产业，终究要被时代所抛弃，经济萎靡，产能过剩，让他们的劳作显得多余和可笑，但让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的人在他这个年龄换个行当，只能说太残忍。 我挺恨的，恨疫情，恨这个一刀切的防疫政策，恨那些毫无商业道德的客户，恨那些站在道德至高点的键盘侠，恨冷眼旁观只会讥讽嘲笑的二极管，同时也恨我自己的无能，总是往最差的方向选择。 有人觉得我是编的；有人觉得我家前期赚这么多，香车别墅，现在亏这点儿就来哭惨；有人觉得低产就活该或者应该倒闭；当然大部分人是施以同情，还有部分人很热心的给我出谋划策，在此对这部分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觉得我编的或者我哭惨的人，我不回复了，和活在自己认知里的人说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里回复个问题 低端产业是否就应该淘汰的问题，或者说朝智能制造或者其它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问题（仅以制衣行业为例）： 像我家这样的制衣小作坊在整个中国95％以上，拿天眼查筛一筛，带有制衣的，注册资本在50w以上，员工社保人数在10人以上的全国大概有4千多家。 而有制衣2个字的超10万家。我家在那4千多家里面，参保人数14人（跟着我爸的老员工基本都缴有社保），实缴资本50w。 而若出现成批倒闭或者转移，将面临数百万人的失业无法解决，虽然这些基本上是70，80后，但他们仍有10来年可以工作，他们有上中学，上大学的子女。他们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创造手艺人的财富，而非失去工作后只能在农村务农或者无所事事。 拿我们厂普遍员工来说，这些大都是4，50岁的人，做计件的最早的人6点多就来了（我们普遍是8点开班，这是她个人选择，有货做的时候她甚至单月能做到近2万），中午12点下班，下午1点半上班，6点下班，7点上班，一般晚上到10点。 […]
一直以来，作为舆论“向上”力量，胡锡进和吴晓波这两人，被很多人熟知。 总的来看，他们的言论一直是充满信心的，对主旋律的把握，也拿捏到位。 但这两人却在近期，纷纷翻了车。 5月5日至6日，胡锡进和吴晓波的两篇文章，引发了不少舆论共振。 但前者显示“被发布者删除”，后者则“因违规无法查看”，这太罕见了。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的字里行间里，“丧气话”太多了。 01 胡锡进的文章说： 自私地讲，老胡有旱涝保收的退休金，清零对我最好。来一波疫情就别管花多大成本清零一次，我在家猫一阵，然后去安全的社会面嗨皮一阵，有啥不好的？ 然而社会不能围着老胡这种退休者的利益转，我知道这个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在愁工作，愁收入。一旦抗疫付出的经济成本比疫情传播对经济造成的打击还要大，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 作为既得利益者，能站在愁工作、愁收入的群体一边发声，将大疫之下如何让经济少受损失放在了重要位置。 即便很多不喜欢胡的朋友，都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不同于胡锡进的苦口婆心，吴晓波的叩问更为直接。 其文以“马某”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过往和对话展开，进而引出“我们这是怎么了”的时代叩问。 通过“用数据说话”、“以史为鉴”让围观者很快产生了共情。 比如，在2015年到2017年的三年里，中国独角兽数量分别是20家、12家和21家，连年超过美国。 然而，到2019年，美国为58家，中国只有22家。 到去年，美国132家，中国仅区区3家。 另一张图，则描绘了这几年资本的撤退。 他认为当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某些共识的丧失；思想市场的断层；“马某”们的心意阑珊。 大家伙的创业创新的热情迅速消失，商业世界的“精气神”不见了。 毫无疑问，这两篇文章的基调都是偏悲观的，某种程度上，也是缺失了短期清零的信心。 02 当既得利益者都缺失了信心，可见当下有不少人也是缺少信心的，我们能从三个维度看出来： 第一维度，是民众抢购。 4月24日，北京爆发新一轮疫情的伊始，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人士已经明确告诉人们： “目前全市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供应充足，交易正常。” 但是，民众听了这席话，很快就跑去囤货与抢购物资，以至于一度出现不少货架空空、骑手无法配送的紧张局面。 同样的事情，最近又在郑州发生了一遍。 虽然北京和郑州的补货速度确实很快，但为什么大家失去信心了呢？ 因为有上海的前车之鉴。 物资供应充足是可信的，但能不能及时配送到民众手中，则是未知数，因为上海，很多人失去了信心。 第二维度，是马某某事件。 因为媒体的“马某”乌龙事件，引发了全民热议和资本市场的剧烈震动。 虽然官方很快将“马某”修正为“马某某”，但这起“来去匆匆”的事件，却将资本市场的不安全感暴露无遗。 第三维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B站合作推出宣传片的“不被大风吹倒”，获得人们纷纷转发与点赞。 这个片子，一改往日的基调，强调现实中遇到了大风，青年应该站稳站牢。 后来，张朝阳还劝现在的小青年，不要再愣头努力了。 很多经济博主也在讨论，要改行做别的博主了。 这种悲观情绪，是在蔓延的。 以上这些热点，虽然会很快过去，但背后反映出的问题，却不容低估。 因为信心比黄金重要。 没有信心，也就没有黄金。 03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信心？ 我认为，至少有二。 1、有消费的信心。 长期的社会静默，已经让很多的人的钱袋子，走向干涸。 企业被迫倒闭的，还不起贷款的，就业无路的…….甚至连明星都开始哭穷。 针对这些人，有些城市已经在发消费券了，也有的城市，给予了纾困政策。 比如，让银行延期收缴房贷，给受疫情影响的打工人，及时发放现金补助。 但不得不说，具体执行下来，效果是打折扣的。 有人表示，拿到补助的限制重重，比如要和阳性有密接，要有文件，要等…… 鱼都要渴死了，等不起啊。 2 要尽快解决主要矛盾——上海。 不得不说，现在大家的情绪低迷，和上海在防疫中出现的种种失误是分不开的。 有拒绝重症的、有哄抬物价的、有贪污物资的、有层层加码的…… 上海一社区干部向业主索要翡翠作为“抗疫物资”，气得业主怒砸奔驰 除了民生问题外，上海因封控超过1个月，很多心理问题也逐渐浮现。 据统计，4月以来，已有超过4成的上海居民呈现出抑郁情绪。 具体表现为频繁地感到低落、无望。 过去30天内，上海市民搜寻“心理咨询”等关键字的情形大幅增加253%，整体负面情绪达两年内高点。 长期的居家隔离、物资的短缺、收入的损失、对病毒的恐惧，都让人们承受着莫大的压力。 问题的解决，只能依托于实践。 作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上海的沉静，关系到无数的企业，无数的产业链，和无数的就业人口。 所以，当务之急，要尽快控制住上海的疫情，戡除乱象。 同时，尽快给受疫情影响的人们，予以有效的经济补助。 哪怕是直接发钱呢？ 现在的大家伙，真就需要一口氧气。 -完- （文章作者木蹊，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木蹊说）
5月8日，母亲节，下午两点十七分，我再也没有妈妈了。 到现在为止，我都无法准确地掌握这个概念。没有妈妈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和将会对我有怎样的影响。 我依然关在上海的房子里，每天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去接受核酸，回来做饭，晚上睡觉。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关于母亲的讨论，而每一句都在提醒我：我没有妈妈了。 1， 5月6日下午，我哥哥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回家。我还嬉皮笑脸说，回不了啊，还关着呢。 哥哥犹豫了半天，还是说了：妈妈摔倒了。 妈妈80多岁了。我吓了一跳，但是老人家摔倒，也正常啊。 他说，120来了，正在送医院，要有心理准备。 我哭了起来。他骂我，哭个屁。我先送她去医院了。 我想回家。我开始打电话。找同学，找朋友，找12345。 网上找到莆田市的政策，和上海有关的，凡是上海回家的，方舱隔离14天。 我打了莆田市12345，对面的一个女性接的电话，我说了情况，她说，我连线仙游县防疫指挥部。我们进行了三方谈话。 仙游县的政策很明确，上海回到仙游，方舱隔离14天。 我知道，正规途径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我想通过私下渠道。 于是我找到了两个同学，都是本县村镇的基层干部，他们非常了解情况。其中有一个跟我说，不可能，别想了，肯定方舱，没有人敢批。 另外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以前发生的案例。有人冒险回去了，结果是阳性，所以仙游县现在加强了，所有上海的，必须方舱。 我又找了市里的一个朋友，他让我等消息，他想办法去协调。 我等不了。我又找了两个朋友，他们分别在县里的防疫部门有熟人。我跟一位防疫部门的领导打了电话，我想问他，有没有其它的途径可以申请，有没有特殊人群可以例外？ 领导说，没有，连援沪的医务人员，都要隔离14天。 晚上，莆田的朋友回电话：不行，没有任何人敢批。 2， 5月7日，妈妈已经回到家里，出于昏迷状态，靠呼吸机维持，颅内出血。 我想通过非法途径回去。 和小区的居委会联系，居委会很通达，很同情，说，你得让老家的村里打一个情况说明，我们开通行证。但是你同时要写保证书，保证不再回来。 她好心地警示我：之前有一位想回重庆，但是在高速路口被劝返，现在只能在路上流浪，既没法回去，也回不来。 我想的方法是，借一辆外牌的车，开到离仙游境内不远的地方，让家里人想办法，拿一个仙游的手机，这样我就不会有行程码的问题了。但是还必须和身份证配套。 老婆提醒我，万一发现，你要连累家里人。破坏抗疫，要坐牢的。我不怕，可是我不能连累家里人。 我打了福州的12122，莆田的12122，在高速公路上会不会有问题。福州的回答说，只要你不下高速，我们不管。 莆田说，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不管。但是要下高速，都有路卡。上海回来的，都要方舱14天。 我给村里的干部打了电话。他说，现在村里接镇里的通知，凡是上海的，都不给开情况说明了。 我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和姐姐视频连线。妈妈插着呼吸机，脸上都是浮肿。姐姐哭得不成人形，说妈妈身体机能退化了，打了点滴，都排不出去。姐姐很自责，说如果到家就马上把红包给妈妈，可能就压住了。 我只能和姐姐一起哭。我说姐姐你别这样，这都是命。 我一晚上都在研究仙游和莆田的政策，还有国务院的政策。最后在国务院的小程序上看见，莆田的政策是：凡是从中高风险所在的地区回去的，居家隔离7天，医学观察7天。 如果是居家隔离的话，我可以接受，我能看见妈妈就好了。 3， 5月8日，母亲节。中午的时候，我又给莆田市12345打电话。换了一个小伙子，他的记录上有我的情况。我说，按照规定，我可以居家隔离。 他还是连线仙游县的防疫指挥部。一位女士接了电话。我要她的工号，她说没有工号。我问她的姓名，她不肯透露。 我说，按规定，我可以居家隔离。她说，我们仙游的政策，就是方舱隔离。我说，我查了国务院客户端，莆田市的政策就是居家隔离，你们的政策是地方政策，我要求按照国务院的方法执行。 她说，你让乡镇申请。 我问，乡镇往哪里申请。她说，往我们这里申请啊。 我只能继续打电话给村里。村里的干部说，我查一查。 我只能继续问我同学。同学说：咱们两个，我跟你说实在的话。居家隔离就是一人一房一厕，不能和任何人接触，你回来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这个隔离条件，全家都要隔离。如果万一出了情况，要从村里的干部开始处理。你这么做，要连累很多人。 我在像一个僵尸一样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村里的干部打电话来了，说，如果你实在要回来的话，我帮你打报告。 我犹豫了。我给镇里打过电话，镇里说得很清楚，上海回来必须方舱隔离14天。我还是坚持说，国务院说了，可以居家隔离。我们拉锯了很久，镇里最后说：那你让村里打报告吧。 所有的风险都在这里： 村里打报告，镇里会批准吗？镇里批准了，县里能批准吗？ 我在高速公路上，会不会被劝返？虽然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些帖子，说只要能上高速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会不被劝返吗？从上海到仙游，中间有那么多的关卡，任何一个关卡，都有可能让我变成一个高速流浪者。 我更加恐惧的是，即便我真的能够一路畅通回到家里，居家隔离的方法到底会是怎样？我回到家里，在上海解封之前都不得回来。到底要多长时间？我还必须要照顾上海家里人。 我和英杰打了电话，他说，不管怎么说，搞清楚两件事情：第一，让村里把申请开出来；第二，打电话问清楚高速公路的政策。 我和姐姐又视频了。妈妈只是安安静静地躺着。我喊她，她也没有回应我。姐姐说，昨天下午和她说话的时候，她流了眼泪。姐姐问了她熟悉的一个医生，医生说，只是回光返照。 医生跟姐姐说，妈妈是有福相的人，不要打扰她了。现在勉强去做什么，都只会让妈妈更痛苦。 我心里非常撕扯，我没法下定决心。我既怕我付出努力，却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家，回家能不能看到妈妈；我又怕我回家，会不会像我同学说的那样，连累到家人。如果连累他们，连后事都没法办，那我回去，不是让妈妈更加不安宁？ 我还是先搞清楚英杰说的那两件事。 我和姐姐视频完，刚打了两个电话，姐姐的电话就来了，她哭着说，我们没有妈妈了。 我们没有妈妈了，我连妈妈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4， 我在这个圈子里转了三天，没有一个能够回到家里看妈妈的方法。 我知道，是我不够坚决，我不能不管不顾地冲回去，也许我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我是一个懦夫，罪人，不孝之子。我都承认，我确实是这样的人。有什么比见妈妈最后一面更重要的事情呢？ 可是我真的害怕，我害怕我回不到家里，就被方舱隔离；我害怕我回到家里，赶不及见妈妈最后一面；我害怕回到家里，连累家里被隔离，连后事都无法办理。我害怕不但见不到妈妈，还变成高速流浪汉。我害怕回到家里，却必须和上海的家人相隔长久。 我就是这样一个懦夫，一个没用的人，一个抛弃了妈妈的不孝之子。 5， 今天，我在上海的家里，用视频和妈妈告别。 从上海封城以来，我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出于公愤。其中有许多不公正的死亡，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许多的人道灾难。 我很愤怒。但这些愤怒依然遥远。 我现在已经不再愤怒。因为愤怒不能改变任何的东西，也没有人会把你的愤怒当成一回事。 但是今天，我和这个体制有了私仇。公愤要通过公共渠道去宣示，但是私仇，就必须运用个人的所有方法，去复仇。 我期望，所有在这场灭绝人性的事件中，遭到伤害的人，都把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当成一场私仇。 不要以为只有公愤才有用。私仇积累多了，就是公共仇恨。所有的公愤，都是由私仇所积累的。 我会用私仇的方法，去报复那些阻止我去见妈妈最后一面的人。也不要说，这个体制，都是一些面目模糊的人。我确切地知道，谁是我的仇人。 所有的体制，后面都是一些明明确确的人，不是模糊的。模糊的只有那些中下层的执行者，他们是可怜虫，是帮凶，是卑微的像蛆一样活着的人。如果你们的悲剧中能找到、能记住一个具体的人，那么你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管这个体制是怎样的，我将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和我后半生所有的力量，去报复你，这个具体的人。 在我的案例中，我很难找到具体的人。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谁是我的仇人。 6， 在中国，孝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性。做子女不孝，就不如禽兽。 我是一个不孝的人。我是家里的幺儿，我哥哥姐姐都说，妈妈最疼我。但是妈妈最后一面，我都没见到。 我这几天睡得都特别死。我以前经常梦见妈妈。可是我这几天都没有做梦。会不会是妈妈责怪我，不肯来看我？ 妈妈不要责怪我，求求你来看看我。 我本来想做一个孝顺的人，但是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不孝的人。 一个体制，如果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它也不配活着。 在这场滔天的灾难之中，我个体的悲剧，可能是很小的，相比起那些直接的受害者来说。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灾难，天大的仇恨。 妈妈养我这样的一个孩子有什么用？生不能在膝前尽孝，死不能在灵前痛哭。 妈妈，你能不能再打个电话来骂我？我保证不和你顶嘴，保证不吼你，保证很耐心听你说话。 妈妈。 （文章作者是媒体人连清川， 前《南方周末》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曾为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大家等媒体担任专栏作家。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章现已被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