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劳动节,很多平时不劳动的人以为这一天就是要让他们劳动的,但我相信他们不是这么头脑简单的人,否则七一八一十一为什么不见他们建党建军建国呢。上海人民就不要参与劳动了,最好躺床上歇着,就像1959-1961全国人民挨饿的那三年,学校提倡“劳逸结合”,学生们只上半天课,下午回家休息,老师还一再嘱咐少活动,尽量躺床上歇着,说白了,就是怕折腾饿了还要再吃粮食。那时候大家很少串门,即便春节也不留在亲戚家吃饭,大家彼此心知肚明,今天多吃一顿明天就要少吃一顿,谁的日子也不好过。 张楚有一首歌叫《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吃完了饭有些兴奋,在家转转或者上街赶赶”,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解封以后的上海人民,想象一下那普天同庆的祥和气氛,甚至我都觉得上海市民从此以后会变成陕西关中平原白鹿原上的老汉白嘉轩,一到饭点就端着个大海碗蹲在淮海中路的梧桐树下吃裤带面,讲究生活品质的上海人,右手边还会放着甘肃民乐县的紫皮独头蒜,左手边是一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Gr-1级耶加雪菲咖啡,柑橘味和花香融合着蒜香,让身处经济中心的人民时不时的怀念起政治中心。 人民吃饱饭太久了,反而容易忘了吃饱饭后的幸福感以及吃饭前该感谢谁,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我想大家都明白了,除了感谢自己勤劳的双手或者父母的恩赐,还要感谢那些不封堵拦截阻碍你的工作人员。张楚的词写得很好,好到连接历史预见未来,“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历史经验表明,吃得再饱,也不能说自己撑,饿的时候一定要喊出来,否则就会造成1958年那样的“误会”。1958年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各地粮食亩产的卫星纷纷上天,给人的感觉是粮食太多了,中央领导人提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于是农村公社食堂出现了放开肚皮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号召,同时国家还增加粮食出口以及援助别国。事实上,这个时候全国缺粮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这当然不是什么误会,也不仅仅是天灾,更是人祸。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左右和选择,但饿的时候,一定要喊出来,就像当年武汉疫情发生时,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的那句名言,“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要到处说”。 对于挨饿这件事,我们是有经验的,可以说是领先世界的传统的先进性经验,但我们的人民群众却是麻痹的大意的,似乎有忘记这种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的倾向。要知道,饿是比包更神奇的东西,现代人总说“包治百病”,而古代劳动人民早就有“饿治百病”一说,“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一直被认为对生命的健康有着积极的作用。看到这里,你大概能明白上海人民前段时间为什么“食物短缺”了,不得不说,用心良苦,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在物资储备充足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上海,会出现“食物短缺”这种现象。良药苦口利于病,良药饿肚也利于病,连花清瘟胶囊你以为只是药,它其实也是粮,吃太饱会影响药效,中国人有很多病都是吃饱了撑出来的。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世界粮食价格一直在攀升,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全球面临二战以来最大粮食危机。我也在网上搜集了一些关于粮食危机的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说,俄乌冲突将在全球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粮食危机”。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说,俄乌冲突将对今明两年粮食价格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对贫穷国家的民众生活造成最大冲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供应问题正在加剧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困境。前几天我们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也开了新闻发布会,要求各地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工作。 写完上面一段,其实我停下来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给了我老家堂弟一些钱,让他为亲属们多囤些保质期长的大米和午餐肉,一个是把文章标题从“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改成“上苍保佑人民吃饱饭”,后来又改成了“上苍保佑人民不挨饿”,最后还想改成“上苍保佑人民不饿死”,考虑到国情现状和伟大复兴正在进行,我觉得还是改成“上苍保佑他国人民不饿死”最为贴切,毕竟,挨饿,我们是有经验的。 解决群众挨饿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让群众知道自己为什么挨饿,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和某些敌对势力在下一盘大棋肯定是主要原因。此外,国内的经济其实依然逆势上涨,但也有一些问题,问题在于群众自身,比如说日常的浪费,比如说懒惰,比如说年轻人只向往城市的灯红酒绿而不愿留在老家乡村振兴……,可以拿出1960年的《人民日报》再学习一下话术,“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凡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这就是当年解决挨饿问题的思路,首先保证思想不挨饿,一如既往的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另外就是合理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缺粮,要让群众知道缺粮是国际形势和自身太能吃造成的,其他的就好办了。思想问题解决了,再来解决肚子的问题,以往的经验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大力生产瓜果、蔬菜和代食品。”当年在推广“代食品”时,尽量不提它是“度荒”、“救灾”的产物,而是将“代食品”宣传成对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发明”。比如河南将群众利用玉米皮制作代食品的举动说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并且编成歌谣:“大跃进,喜事多,玉米皮做出优质馍,不仅香甜又美口,营养价值真不错”。所以,很多不会种地的音乐人不用担心自己将来会挨饿,只要肯为社会做贡献,肯定给你优质馍。 下面是科普时间,知识改变命运,而且是生死之命。在挨饿的那三年里“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我以前听我奶奶和爸爸说起过他们当年吃的东西,基本是第一类里的小麦壳、红薯叶茎根再加上第二类的榆树钱、洋槐叶和野苋菜,当然还有野地里其他那些能吃的东西,吃这些即便饿不死,也会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我奶奶有几个孩子死于那个时候。 民以食为天,所以在管理民的时候,食更要管,官方不止一次说“粮食安全”是国计民生的“压舱石”、固国安邦的“稳定器”、民族复兴的“顶梁柱”、全球博弈的“定盘星”……。所以当年上面指示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时,我跟几个做美食工作的朋友说,你们要提高思想意识,增强全局思维,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把食评人的身份安放到时评人的角落,学会自我审查自我阉割自我检讨,粗茶淡饭就是美食,清粥小菜就是美食,勤俭节约就是美食……,千万不要搞什么美食盛典,这绝不是钱的问题,不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安全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 1959年,有些地区组织群众到野外去采摘成熟的野生植物,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称为“小秋收”,《人民日报》及时的发表了社论《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上海的媒体真需要好好学习下这篇文章,当网友发布“外滩长草”的消息时,你们要做的不是紧急辟谣,而是做好调研工作,找植物学家辨别是什么草,是否可食用做代食品,是否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外滩长草不丢人,饿坏了上海人民才丢人。 上海市民对于媒体这种连夜辟谣的行为很不满,其实他们不满的并不是媒体更在意外滩长不长草,而不管他们的基本生活状态,他们不满的是你们居然可以随意走动,随意到为外滩长没长草而走动,这对于封闭已久的上海人而言,是多么奢侈的事情,这可是随意走动,这可是外滩……,这种事情伤害性不大,但侮辱性和诱惑性极强,明明派个无人机就能干的事,你们居然派人类前往,明明可以借此展示科技性,你们非要展现人性。能不能学一下共青团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他们收到求助信息,一位家住徐汇区的老年癌症晚期患者缺药,需要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领取紧急配置的药品。经共青团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协调,上海市徐汇区消防救援支队应急通信保障分队立即规划航线,出动了两架无人机接力,飞跃黄浦江,执行了一次约20公里的飞行运输任务。 这是非常克制的一次任务,明明派个人类也能取回药品,但为了不让那种“人类自由活动”的假象引诱到尚在封闭中的人们,让他们继续克制肉体对自由的渴望,组织上最终选择了无人机,无人很重要。对于这件事,有些群众不理解,说什么“为什么不派两个人匍匐前进去取药”“为什么不派五千个大白手传手接力递药”“怎么,桥是被炸了吗?”这类群众的觉悟是极低的,是参与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他们连外滩上的野草都不如,的确不如。 外滩上的野草长高了,而连桑家乡的樱花也开了。连桑就是最近很受关注的离岸爱国微小电商从业者连岳。事情发生的很突然,微信公众平台新增了基于IP地址显示文章发布地区的功能,这让大家知道了连岳是在日本,其实去日本也没什么,即便连岳说过“我对那些移民日本的人说:别去,你迟早会被类似奥姆真理教的组织毒死。”但连岳在这件事上撒谎了就变得有意思了。他先说自己是去旅游,但日本自疫情以来,就没有对旅游者开放过,后来连岳发文说是去日本治病,强调自己“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弄得好像自己得了绝症一样。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病,连祖国都治不好他。 连岳最新的文章里说“我前半生好静,后半生静极思动,倒是想不时走一走,以后若是看到我的IP属地显示是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伊朗,是世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要再骂我了。”很多人读不懂连岳这段话的意思,我简单翻译下,我前半生没挣到什么钱,现在靠“爱国”在你们身上挣到钱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出去走走了,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古有隔岸观火,今有离岸爱国,其实连岳从未隐瞒过自己,只是你们不识拼音而已,连,lian即是离岸,岳,yue即是余额,离岸爱国,余额充足。其实真的不想说这个人,因为一些交集甚至希望他安好富足,但这两个字,以及它们名下的文字,又那么让人鄙夷和不屑,面对那两个字,我只是要求我自己,既然提到了,就应该有明确的立场,不是为了进攻,而是守住自己。 我朋友圈有位上海的朋友在四月即将结束之时总结了一下:核酸19次,抗原18次,团购20次,接龙18次,收到政府物资6次,公司暖心物资1次……封闭管理49天;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我把罗曼罗兰的话借着他的生活修改了一下,“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做了三十次核酸检测认清病毒的真相之后,依然在做核酸检测”。 五月来了,不知道上海市民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我知道他们一直在等待,就像《站台》里唱的那样: 哦~孤独的站台 哦~寂寞的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永远在等待 我的心在等待 在等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王五四文集)
遂昌县、和平县,这两个地方平常少有耳闻,但现在因为同一件事火了起来—— 抢人,抢名校硕博。 遂昌县地处浙江仙霞岭山区,常住人口只有19.4万。 一份2022年遂昌县引进人才入围体检人员名单显示,24个基层岗位吸引了4名博士和19名硕士,其中不乏上交、复旦、浙大这样的周边名校。 和平县位于广东省粤赣边境,远离南部繁盛地区,2020年还被列为扶贫开发重点县。 到2022年,和平县计划引进人才82名,810份报名表中有31名博士和700多硕士“挤破了头”,因报名人数大大超出预期,甚至导致面试工作延期。 如果说前一阵热议的名校博士竞争北京朝阳区街道办、城管岗位是为了在大城市落户,那么扎堆去县城的高学历人才又是了为什么? 一方面走人才引进无需参加竞争更激烈的公务员考试和选调生考试,也无需应届生身份,给了没上岸又想进体制的毕业生一个额外的机会。 另一方面,就是—— 给的太多了 先看遂昌县。 除了给事业编、有机会选聘为中层正副职干部外,在公告中还明确了补贴标准,与许多不公开薪酬待遇的县相比吸引力就大了不少: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可享受75万元政策奖励(一次性房票补贴50万元;生活津贴5万元/年,可享受5年)。 全日制本科生可享受45万元政策奖励(一次性房票补贴30万元;生活津贴3万元/年,可享受5年)。 30-50万的房补力度,与深圳、南京等大城市齐平。 而遂昌县房价,根据安居客数据近段时间保持平稳,在1万3左右。博士生的房票补贴可承担38平米房款。 遂昌县虽然在山区,但近年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21年GDP增速位列浙江省山区26县中的第一。 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宇恒电池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增材制造技术创新中心浙南基地这样的高新技术产业入驻。 4月份的上一轮24人引进流程还未结束,5月6日新一轮33名信息技术、经济金融、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等方向的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工作又紧锣密鼓地展开。 可以看出,遂昌县真的是求贤若渴了。 再来看和平县。 和平县引进人才的规模较大,待遇和配套政策披露的信息也多,让外界对人才引进的运作模式能多一分了解。 薪酬上,博士研究生每月10000元生活补贴,年薪约26万,硕士研究生每月发放1500元生活补贴,年薪约13万。另外符合条件的急需紧缺人才每月发放2000元生活补贴。 住房上,试用期满在和平县购房的,发给博士研究生50万元、硕士研究生至少10万元的购房补贴。无住房,工作单位不能提供住宿条件的安排入住人才公寓。 另外配偶、子女落户,配偶就业、子女教育问题也都优先解决。 还有一项“促成长”补助,在职取得博士、硕士学历学位证的,分别给予10万元、1万元的学杂费。 博士26万、硕士13万年薪如果放在大城市并不突出,但对比和平县所在的河源市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4627元,可以算是大手笔了。 2021年,和平县地方财政收入6.19亿元,这82位引进人才即使全按硕士的标准算,薪酬和补贴就要拿出上千万,这笔钱从哪来? 根据和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介绍,该县的“引才借脑”创新机制,向爱心企业和单位募捐212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成立“人才发展基金”,将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从每年的100万元大幅度提高到了2000万元。 除了遂昌县、和平县两个突出案例外,放眼全国,县城一级的抢人大战已经全面打响。 除了浙江、广东这样的东南沿海地区,各内陆地区也都行动起来。 湖南永州东安县,博士购房补贴20万,每月生活补贴8000。 安徽宣城绩溪县,博士30万安家费,每月薪酬补贴2000元。 还有四川自贡富顺县、湖北襄阳南漳县,黑龙江绥化绥棱县等等,不再一一列举。 那么下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全国县城都在大力抢人? 遂昌县风光 县城为什么大力抢人? 从各地“抢人”招聘公告不难看出一个真理—— 21世纪最缺什么?人才。 而在县城里,尤其缺高学历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以浙江省遂昌县为例,在引进优秀大学生公告中,就明确提及了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学历要求。 报考需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全国42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QS世界大学最新排名前100位的国(境)外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 简单粗暴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要么毕业于国内985,要么来自海外一流名校。 招聘职位并非全是文员,还包含信息管理、检验员、农技人员、主持人等对专业技能有要求的岗位。 招聘单位则有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矿产与地质监测中心等。 在这轮人才引进中,众多专业技能岗位“上岸者”,都来自国科大、上交等科研实力雄厚的高校。 广东省和平县的情况亦是如此。 在今年人才引进计划中,急需紧缺人才方面的岗位共计12个,覆盖水利、农业、林学、城乡规划、测绘等专业。要求本科毕业于“双一流”高校或者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 与此同时,和平县还在大力招聘教师,学历要求全日制硕士及以上。 与之相似,湖南省东安县的高学历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引进,主要职位为教师、医生。 更早以前,2021年浙江省缙云县医疗系统面向全国引进人才,岗位不乏医院学科带头人,要求应聘人员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在三级医院工作。 …… 不难看出,县城对于人才的需求,已经不仅限于高校毕业生了。 医疗、教育等涉及民生的城镇系统,同样缺乏优秀人才注入。 和平县一景 甚至在一些县城,招聘工人也要展开一场“抢人大战”。 据《红星新闻》报道,四川省安岳县的渝成制鞋产业园为了招聘工人,抛出了购房补贴、解决随迁子女入学等福利。 要知道,安岳县是四川第一大人口县,缺人情况似乎不该在这个地方出现。 不过安岳也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约有52万农民工外出务工。 这其实也是全国大部分县城面临的一个困境,多年来的劳务输出,加上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在大城市发展,最终导致县城急需人才回流。 浙江遂昌县此前同样是劳务输出大县,此前他们已开展农家乐、电商等形式的人才回流计划。 被县城引进的人才现在怎么样了? 综上不难看出,在就业压力影响下,毕业生求职意向趋于求稳,县城体制内的工作的确是不错的选择。 另一边,县城也急需高层次人才提供发展动力,同时也愿意重金“招兵买马”。 某种程度来说,县城引进高层次人才也能称得上为一种“双向奔赴”了。 那么,被县城引进的人才到底过得如何呢? 知乎上有不少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有今年刚刚被人才引进的山东网友表示,回到老家的小县城后,幸福感挺高。 也有在珠三角地区的网友提到,自己的月薪在1万以上、朝九晚六,但晋升空间不大。 实际上,晋升困难是普遍人才引进人员会遇到的问题,因为不同于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编制,在待遇上往往不太令人满意。 还有人提到,县城生活并不如自己预期中的美好,入职后的整体感受是“蛮后悔”。 而且,大部分人才引进都有5年服务期限。不少想离职的人顾虑到此条件以及违约金等,最终还是选择继续留在岗位上。 但也不是不能另寻出路,比如继续踏上了通往宇宙尽头的道路——备考公务员。 而地域差异是被网友们提到最多的关键字,待遇、体验如何与引进地的关系非常密切。 简而言之,这事儿是因人而异的。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人才引进政策其实在中国已经推行多年了,但200+硕士“挤破头皮”去县城的现象却不常见。 与此同时,小镇青年这一群体也逐渐受到更多人的关注,逃离北上广、躺平、安逸、幸福感高等关键字都成为了他们的标签。 那么精神层面,小镇青年过得如何呢? 据人民智库2020年发布的《小镇青年的思想和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对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方面,小镇青年处在中等偏上水平。 调查群体中,有一半的小镇青年表示“压力适度,还能够承受”(46.8%)或“完全没有压力”(5.9%)。 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小镇青年,感受到的压力普遍低于大专、高中/中专和初中学历的受访者。 而“回家赡养父母”是小镇青年回乡的一大理由。 另外,回乡也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得到更充分的社会保障。 工作方面,回乡工作的小镇青年在工作意义、收入方面的满意度都高于其他群体。 当然回到小镇也会存在一些困扰。 调查中,回乡小镇青年认为家乡的政府管理能力、社会保障能力和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等都还需要提升;原住小镇青年对收入和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的期待更高。 最近,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局,再次引发热议。 江西财经大学欧阳静教授发现,中西部偏远地区县域体制内青年中,女性面临着“择偶难”的状况。 种种现象之下不免让人思考,一线城市or十八线县城,到底怎么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量子位)
前苏联有一个天才科学家叫李森科,坚信世界上有两种科学:科学与无产阶级科学。他否认了境外反动科学家孟德尔-摩尔根的基因遗传说,发明了“获得性遗传理论”,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持续进行外部物理干预,就会获得你想要的遗传结果。比如让你爹天天练腹肌,你就会遗传腹肌,即使你没来得及遗传,只要坚持下去,儿子也会遗传腹肌,渐渐的儿子两块,孙子就是四块,重孙子就是六块,一代一代坚持不懈,你重重重孙子……刚一呱呱落地,好家伙,两排杠铃齐崭崭地长在肚皮上。 李森科老师一生致力于人定胜天的物种改造,嫁接苹果和柿子就能得到苹果柿,嫁接西瓜和南瓜就能得到西南瓜。按照这个理论:土拨鼠和鳖结合,就会生出土鳖,沙皮狗和比目鱼结合,就会生出著名的品种,沙比。 大家知道,其实最后一个物种现在已蔚为大观,像连岳一样爬满社交平台。 跑题了。李森科毕业于一家农业学校,从未系统学习过遗传学。典型的民科。当时粮食紧缺,他听父亲说霜冻的种子可以增产,就下令农民种植冷冻过的种子,虽然实践证明这纯属扯淡,但他深受斯大林喜爱,因为有助于提升苏维埃的士气,于是火箭般成了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院士还当上院长,被称为全苏科学界“红衣主教”,真理般的存在。 曾有三百多位苏联科学家站出来指出“获得性遗传理论”的荒诞,画家作家也在报纸上讽刺,但李森科老师只用了轻轻一招就解决了这场科学争论:把他们地他们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有些报纸油墨未干还没上街头报摊,就被李森科发现并把总编闪电般送到了西伯利亚, 这就是最早一批的闪送业务。 有一次他又在会议上宣扬“获得性遗传理论”,有个叫朗道的愣瓜站起来请教:“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割掉每一代生的耳朵,总有一天能培养出一种不长耳朵的牛?”李森科回答:”当然,正是这样”。朗道恍然大悟:“啊啊很好,既然如此,为啥每个女性生下来都有处女膜呢?” “为啥每个女性生下来都有处女膜呢”……人们脑子嗡嗡想了几秒钟,对,就和现在你一样,哄堂大笑。 这是段子,没人敢这么羞辱他,李森科继续推广“获得性遗传理论”,继续流放着反对他的科学家……直至那个节点。 当科学遇上政治,就是杨志遇上牛二 纵观上海疫情,看着看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笑了,正是一出出人间喜剧。比如每当我看到“yecaide”这名字就会条件反射联想到某个顺德电饭堡厂或者福建红木家私的十老板。这名字实存有画面感,我甚至幻觉他一边哗哗包浆着小叶紫檀手串一边大谈企业如何把握机遇纵深发展……对不起,是我肤浅了,“这个北漂青年前两年还是丰台区社区医生,现在已以国务院社区防控专家身份与上海市领导们平起平坐,出台了包括硬隔离等政策……这故事太TA妈励志了”,”有个脊椎病患者吃了多年的药都未好转,痛苦难忍偶然来到小叶的诊室,小叶只用三针就治好了他,从此小叶神奇的医术就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么牛逼的情节只能从金庸小说那儿看得到,还必须是胡青牛这种顶尖高手。 据悉:北京奥运前夕,博尔特在老家被一辆卡车撞飞……. 正当他面临高位截肢痛不欲生之时,叶医圣飘然现身,只扎了三针,博尔特忽然站起身撒丫子就开跑,一路从牙买加跑到北京,交警拦都拦不住,就勇夺北京奥运冠军。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婊子,科学是任人解释的……嫂子。 最近上海正向病毒发起最后总攻,有居委会嫂子就表示“不让一只阳性苍蝇飞过去”,估计把病毒当成性骚扰的广场舞大爷了,坚守节烈就能消灭它。按说病毒不是活体而是蛋白质、离开宿主只能生存很短时间,奥密克戎致死率比流感还低已是医学常识,可网上很多人支持嫂子,几万点赞顺带再一次声讨张文宏、缪晓辉这种汉奸 很奇怪,在这个国家,私人看个脚气恨不得都要挂个顶流专家号,这么重大的公共防疫问题却相信居委会嫂子,你说中国人到底是惜命还是想集体自杀。 有人常说:五四运动,带来了德先生却没带来赛先生,是我们百年来的悲剧。这话乍听有理,可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注重西方科技和火器了,“中体西用”不正是重西技拒夷礼吗?看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就知道,赛先生的前提是德先生,没有真正的德先生,一定没有赛先生。却一定会出现大量的李森科先生。 大白们破门粗暴消杀、架走百岁老人、隔离两岁孩子、把妇女按地下磨擦、绑走为了照顾癌症母亲企图居家隔离的男子等英勇事迹不必列举了。有一天,我居然发现他们抬走了渐冻症患者,是的,渐冻症,这真是科学界伟大奇迹。 不少上海市民跑出来恶意普法和科普。侬晓得伐,人民日报早就说过:企图以“法治”来削弱党的领导是痴心妄想。所有的科学问题也都是政治问题,企图用“科学”反对正确指导就是白日做梦。 不要以为领导不懂法律和科学,不要以为斯大林会真相信李森科。斯大林生在农奴家庭(后父亲成为鞋匠),小镇旁边就是农田,赫鲁晓夫也生于贫农家庭,从小亲眼看过种地。如果他俩相信冰冻的种子埋在地里小麦会增产,就该相信冰糖葫芦埋土里能长出更多的冰糖葫芦。 别误会赵高真以为那是一只鹿,他只是看你服不服。别以为太阳照耀着亩产两万斤,老人家只是看谁更忠心。 老白说,“我们马戏团驯兽,只有三个步骤:一,减少食物供给,饿着它们;二,有谁因为饥饿闹事的,就关起它们,隔三岔五用高压水枪冲它们;三,保持情绪稳定的,就适当奖励它们。很快, 就能得到一群听话的它们。 老白半辈子跟野兽打交道,却比我们都懂人性。 你看,在家里封一个多月终被允许放风的历史学者萧功秦,就写了一篇文章大谈《放风的喜悦》:“这种出奇的宁静,倒还别有一番趣味,我拍了张街景作为留念,这是上海建城一百多年以来未遇的奇观,解封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开始我以为他在反讽,后来发现不是,他依依惜别后便批评了对现状不满的极端思维者,将批评他的人比做杀人如麻的罗伯斯庇尔、波尔布特,并教育人们要乐观,“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不懂苦难中的浪漫和潇洒,也无法理解真正的人生。做一个乐天知命的人。超越左右极端”萧教授站在垃圾堆上教育别人要乐观看太阳时,肯定没有想起从楼上跳下的小提琴手陈顺平,被憋死的护士妮妮,因没有核酸证明被鱼刺卡死的一岁半婴儿,还活着就被送往火葬场的老人。 天呐,萧功秦从大学教授变成马戏团的宠物,居然只花了第一个步骤,驯教授比驯兽还省人工,这真是驯兽史的一大奇迹。 美中不足的是,萧教授只是片面教育人民要乐观,建设性明显不足,为什么不站在科学角度为防疫献计献策,我有一些正能量的科学畅想,如下: 鉴于目前排队做核酸存在交叉感染风险,而且人工成本太大,挤压了利润空间。为什么不开发一款电动牙刷?每日刷牙自测核酸,即时上传结果。注意,该牙刷由官方指定渠道销售,其它牙刷视为非法,此举将大力创收;鉴于存在少数不刷牙恶习者和牙掉光的老年人。第二步将开发出全民电子假牙,植于每人嘴中24小时监测,如一遇阳,电子牙便自动咩咩蜂鸣并辅之以电流,届时满大街会出现面部肌肉疼挛咩咩怪叫的家伙。但请不要惊讶,我们只是用科技手段,迫使其差愧难当痛疼难忍自动跑去方舱,只有方舱拥有解除电击的密码。对了,本产品付款分月费、季费、年费,为避免有人蓄意破坏产品,押一付三,并收取一定磨损费和漫游费。 如嫌电子假牙尚不够深入人体,核酸未必准确,第三期就将开发出划时代的伟大产品:电子菊花栓。该产品具有检测准、隐匿性强、采样方便等诸多优点,具体方法:视个体差异塞进菊花5-8公分,24小时检测24小时上报。为避免个别人逃避安装、今后乘坐飞机高铁大巴地铁及各种消费只能凭此扫码,屁股一撅,扫码成功,不安装者不得食,也不得屋,鉴于人体排洲通道且有一定腐蚀性,设计之时就考虑到更换机制,分月抛型、季抛型、年执型以及终生固定型,每更换一次收费若千元。该产品属于自费,但四大银行诚挚提供按揭,在房地产日益低迷之际,房贷让位于肛贷,形成真正的肛性需求。 不要以为此发明就是终极目标,错,最终我们会开发出一种芯片羊水,只要妇女一怀孕就注射该款羊水,纳米级芯片会进入胎儿正在生成的大脑、血液、肌肉,不仅具有检测效果百分之百准确,而且可以促使其分娩后思想正确、行动阳光。未经批准再饿也不会在阳台上敲盆子,更不会高唱《国际歌》,且伴其一生将自动生成各种加强针、超强针、极品超强针。其实疫苗概念已落伍,我们的理念是用芯片管理人性,改写人性,最终超越人性。按照李森科的理论,子子孙孙后,获得性遗传,宝宝一出生便露出胡锡进般的诡异微笑,问:粑粑,我要看新闻联播。 慢慢的,我们就成了优质变种人。 昨天,走在大街上,阳光刺眼,有人说她幻觉路旁电线杆子都是一根根做核酸的棉签,嗓子一紧,心中一凛,听保安大哥正大声训斥一个年轻人,“说你呢,往前走””不是得保持两米距离吗’“哪儿特么那么多废话,往前走,再走” 人们低着头默默排队,茫然无措却井然有序,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沉默向前走,低头看手机,统一而默契,他们只比1937年胸前戴着黄色六角星的人们多一部智能手机。 手机上正弹出新闻:严控非必要出境。 非必要不出户,非必要不出小区,非必要不出国,非必要不出生……心头竟生起藏密音乐,袅袅传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渡一切苦厄,非必要不出生,非必要不出世,非必要不出事……”足够躺平了。 如果还有史记,太史公该记下两段对话,一段来自2020年1月2日,警方训诫李文亮:“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明白了吗?!” “明白” 另一段是2022年5月12日,大白说:“阴性也要转运,你要不配合,会影响你三代。 “我这是最后一代了,谢谢。” 两段对话,寥寥地竟写出了漫长的防疫史,一个是明白了,一个是活明白了,似竟将横亘永久。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生活不再滋润,越来越多的人叨念起“润”,那句“你吃了吗”,渐渐被“你润了吗”替代。老板们见面不再是计算打了几个小鸟球,而是计算着“你现金流还能撑多久”下个月”“那,把房子抵押了吧”“其实……上个月已经抵押了”。 最后,借用陈宝成发的一个关于李慎之先生的回忆:“那是1949年,刚解放上海的时候,天气挺暖和的,我们进了上海,秋毫无犯,甚至晚上,我们大兵都是睡在大马路上,一点都没有打扰到市民的生活。那时候心中充满理想,一个mmzy的中国,一个全新的未来,就要开始了。你可知道,那一天早晨,在上海的马路上醒来,看到阳光的一瞬间,对未来中国充满希望的感觉吗?” 那是1949年4月,行将败落的南京,胡适打开机舱门。见竟无几人,泪流满面。 那是他终将告别的春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眼大的爱国)
最近一个多月以来,相信所有在日本的华人小伙伴们都亲身体会到了这波史无前例的移民潮有多夸张,几乎人人都有被国内朋友询问怎么才能过来的经历。我也不例外,几周前我微信主号的好友数是7700人,现在变成了8700人,马上就加满一万人了,几乎全是问怎么来的,这波只能用壮观来形容。 和几年前那波相比,我个人感觉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这轮明显高级人才偏多,博士海归多得让我甚至怀疑博士学历已经烂大街了,另外巨富很多,许多人绝对不止小康水平,还有一大群医生、老师、教授这些你想象不到他们怎么也会走的人。最主要的,这轮的各位并不是只放在嘴上说说的,他们真的在认真考虑并付诸行动。 日本离得很近,文化重合部分也特别多,又同为黄种人东亚人,社会稳定度与治安又相当不错,门槛也相对不高,可能这是他们选择日本的主要原因。应该不会有人至今都不知道日本可以移民移居吧,我这号都写了三年多了,专门记录带着全家在日本定居的日子。 另外,东京现在出现了比较神奇的情况,根据好多朋友的反馈,在池袋、新宿等地出现了大量带着手机直播的同胞,对着各种柜台一顿猛拍,嘴里还喊着“家人们,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柜台”(亲耳听到的),区役所里也到处都能听到中国话,这在日本4月开放新规入境前几乎没有看到过,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这两个月新来了好多好多人,感觉在日华人总数突破100万的时候不远了。 再聊点别的,先说说我自己吧。 三年多来一路跟随的老读者们肯定能发现,我从来没有在文章中说任何一句类似“日本很好,你们赶紧来,建议你们选择日本”这种类似的话语,最多也就写过那篇。也就是说,作为长期写日本生活的博主,我没有在文章中鼓励别人像我们家一样移民移居过。 我很忌讳在文章中说这种类似的话语,万一读者理解错了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所以一直都在给别人泼冷水(本文文末还会继续泼)。最重要的,每个人的选择都会根据每个人具体情况而不同,我过来了不代表你也要过来,而我更无权干涉别人的选择。就像每一个红绿灯路口,永远有人过来,也有人过去,本身并不存在对错,只是选择不同罢了,我也年纪越来越大,早就过了和人争辩的时期。 所以,每次听到有人和我说:老蔡,我们是看了你的文章才下定决定过来的,谢谢你。类似这种话其实对我来说压力很大,可能文章看的人多了之后,无形中也影响了一批人。但是我想说的是,哪怕你没有遇上我这样的号,你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而来,一定会。大家都有一颗躁动不安的心,愿意去折腾,作为同类人我太能理解了。就像前几天公开了ip属地之后,突然发现怎么这么多人原来都在日本,别听他们嘴上说的,要看他们实际做的。 如果你恰巧走了和我们一样的路,那我很欢迎和你交朋友,志同道合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欢迎;如果你走了不同的路或者完全相反的路,那当然也十分尊重你的选择。我自己在文章中写的一切,只能是我自己在日本这些年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所有读者陪着我一起成长,仅此而已。每个人的人生都只能由自己来过,我也从不为他人而活。写关于日本的话题在现在这个时代本身就很难,支持也好,骂我也罢,您随意,观点不同这个世界才能如此精彩,我只在乎自己表达观点和看法的权利。 我家这里每天走过的必经之路 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也不同。想当年自己年轻时候也经历过180度级别的转变。实话实说,17年来日本之前我对日本的印象是很差的,当时心目中的日本,应该到处都是邪恶的坏人,经济倒退几十年肯定什么都是一塌糊涂,天天都在地震,时刻有人自杀,堪比人间地狱,然而一切都在17年上半年实地来了一次之后完全改观。这种体验,只有和同样来过的人才能有共同语言,而和那些连护照都没有、一切仅凭想象的网友们则完全无法沟通。 日本并不是一个差国家,至少没有许多人口中说的那么不堪,当然也没好到哪里去,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天堂,只存在相对适合自己的地方(此处不是求生欲)。我们在来之前明确了自己的需求,然后日本这里刚好可以满足这些需求,于是就来了,并没有经历什么复杂的思想斗争。甚至我们在来之前都完全不知道这里的未成年人医疗费全免,而且外国人也能无差别享受,当年第一次知道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好。 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说日本有多好,连好坏的定义每个人也都可能完全不同,只能说这里的生活环境很适合我,但未必适合你。如果你也来了东京,那这里外面的一切大家都能共享,同样的马路,同样的商场,同样的公园,但可能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所以这个公众号假装在东京里的将近200篇文章,你完全可以看作是我本人的周记。我不能也没打算改变他人的想法,我能做的也只是为你提供一个可能和你不同的视角,记录下“只属于我自己视角的真实日本”,仅供您的参考。 最近有很多新入境的朋友不约而同的和我说:老蔡,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看你的文章,和现在真的来了之后再看你的文章,感受很不一样。在国内时文章只是看过就知道了个大概,但实际来了之后,开始能理解你的体会和感受了。我觉得这是我文章的价值所在,挺好的,包括我自己也在长期写作中获得了非常多的改变和成长。 选择是每个人自己做的,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即可。我当年来之前也一样忐忑,面对完全未知的新生活同样也产生过恐惧感,同时又特别兴奋。当时想着的是:先来试试,好的话留下来,如果实在混不下去,那也起码不留遗憾了。最难受的永远不是后悔,而是“我本可以”。对当时的我来说,我需要一个选择权,于是我就尝试来了。好在适应能力比较强,目前的生活状态不能说岁月静好,但也可以说没什么大烦恼。这里的生活挺安逸的,没什么值得让你严重焦虑到抱怨的点,也没有什么逼你想着快点离开的问题,最多有些小不爽的地方,比如极其落后的银行系统等等,以后有机会我再写一篇在日本生活让人不爽的地方的汇总帖吧。 我一直和别人说,这里的生活很简单,简单到你只要想办法赚钱就行,其他都没什么需要太操心的。来旅游过的人都有类似的体会:只要有足够的钱,来日本的旅游体验真的很棒。其实个人感觉,这一条也同样适用于长期定居,可能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在欧美人眼中,日本都是他们最想去的国家之一吧。至少你在日本,不需要付美国那贵的离谱的小费,却能得到远超美国的服务质量。每次去各种地方办事,被人民的公仆们用比亲妈都好的态度接待,确实是非常好的体验。 摄于涩谷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 有人可能会说了,作为外国人,签证也是头等大事。但我总觉得,不论你什么签证,只要一切都顺顺利利,安安分分,老老实实,遵纪守法,那签证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签证的续签普遍都不难,拿到永居或者归化也都是迟早的事。我相信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希望进来的新移民是遵纪守法的好纳税人,即便是归化,也只要承诺自己未来会做一个守法良民,便再没有其他条件了。(相比较之下,英联邦国家入籍必须宣誓效忠女王,但日本不需要宣誓效忠天皇,只要守法即可。) 日本这种“先上车再买票”的签证制度,个人认为比“先发绿卡再入境”的欧美方式更合理,后者有种先结婚后谈恋爱的感觉,毕竟欧美绿卡几乎都有移民监,我身边有不少拿欧美绿卡的朋友老为几年里必须住满几年的移民监发愁,但日本永住并没有,而是先待,待够十年后给你发一个叫永住的奖励。 最近也听说,很多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国家的移民申请人数也暴增,确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很令人惋惜,因为申请这种的人往往大多是“为了走而走”。作为过来人,深深的知道这么做非常容易后悔,移去了一个并不是自己真心喜欢的地方,单纯为了移民而移民,这和为了结婚所以随便找个能嫁的先嫁了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我个人经验,以日本为例,如果你完全不认同这边的文化,不愿意入乡随俗,甚至对这里抱有强烈的敌意,那别说留下来了,你在这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会是折磨,赶紧回去比较好。 你可能会纳闷,真的有人不喜欢日本但来日本吗?据我亲眼所见,不仅有,还不是一个两个,这个群体数量可能比想象中还庞大。开了家门是日本,关了家门是中国,有些来日本8年10年的,竟然简单日语交流都不行(甚至还以此为傲),每天嘴上都说着“还是祖国好”却又从来不回去,我也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矛盾。让我去一个并不喜欢的地方定居我实在做不到,只能说这是在日本华人圈中存在的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了。 说说另一种也是最近遇到特别多的网友的情况,曾经在日本长期生活过,因为各种各样理由回了国,现在又着急着再来日本,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我微信里就至少有上百人。并且,他们当年回去的理由和如今回来的理由都千奇百怪,有的人为了追寻爱情而回国,回国后生了娃又想回来;有的人嫌日本最初的防疫政策垃圾,现在又突然发现日本做的其实不错;有的人来的时候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留学生,莫名其妙的被家人送了过来,又莫名其妙的回了国,然后终于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有的人在日本时觉得自己融入不进去,回了国发现自己也彻底脱了节,但自己的青春和回忆却全在日本,真的什么样的都有。 别人转我的,我看了非常受触动,希望她一切安好 还有一类人,他们会抱怨一切,住在中国时抱怨中国,住在日本时抱怨日本,无时无刻不在抱怨,永远不满意,在日本的时候吵着要回国,回了国又吵着要回日本。还遇到过不少留学生妈妈,孩子出国吧怕疫情,不出国吧找不到合适的学校,真心觉得他们挺累的,想得太多就很难做决定了。 前些日子,我一个在东京的上海人好朋友和我说他很想回上海,我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会想回,他却和我说:你想的可能是自己躲过了“静态管理”,我想的是自己为什么没有陪在爸妈身边一起度过这段艰难时期。说得我差点就泪目了,祝他一切顺利,爸妈们健健康康熬过去。 不论怎么说,正如之前说的,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来过,你觉得这里不适合你,那就回去;回去了,发现那里也不适合你,那就再回来,这就是选择权。人生就是使劲折腾,别人的建议压根不重要,做当下最适合自己的选择是每个人的生物本能。不要后悔,也不留遗憾。 只是因为这样的朋友太多,所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只要遇到要回去的朋友我再也没劝过,他们很有可能自己会再回来(最近确实在陆续回来),也可能再也不回来。不论做任何选择我都祝福,此时想起了某年高考作文命题:非走不可的弯路。 下面是国际惯例泼冷水时间。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我开号三年多来,几乎每天都在劝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好好想想清楚,不要冲动,这是人生大事。来之前先泼一盆冷水,有助于让人变得更理智。有的人真的不适合来,只是自己不自知。日本移民门槛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算低的,比起听说现在需要上亿的新加坡,几十万美金的美国,我当年花了几万块就拿到了签证的经历在他们眼里仿佛四舍五入等于免费一样。 但日本门槛也绝对没他们想象中那么低,后续还要持续的付出,要么付出金钱,要么发挥能力,要么用青春来换,能在国外躺平的人,在哪里都能一样躺平。有些人的条件真的不够好,要钱没有,要学历没有,要能力没有,还指望过来能过上轻松的日子,这样强行过来会很勉强。 你可千万别看别人说这里多好多好你就直接来,可能对方只是想赚你的血汗钱呢,人生大事不可能只靠刷刷某音某红书的视频就能决定下来。我看至今都有人在宣传买日本房子送移民签证,我都辟谣辟了4年了怎么还有人会信。移民潮期间小心骗子吧,前天刚有个网友和我说他被人骗了经营签的注册资金还跑路了,受害者和骗子竟然还是国内的老乡,移民之路还没开始就被来了当头一棒,实在是个不好的开始。 移民并不能让你的人生升级,韭菜在哪里都是韭菜,富豪在哪里都是富豪,别人过得好也不代表你能过得好,只是拓宽了一些视野,多了一条选择。这些话是说给那些为了走而走的人听的,帮你们省了好多钱好多时间,如果一定要来,请做好需要比在国内时更加努力的觉悟,连没有语言障碍的国内都混不下去,又怎么能指望不付出大量努力就可以在更难的国外过得比别人好呢。 并且通过长期观察我发现,他们很喜欢把日本这个国家“拟人化”(甚至会把所有国家都拟人化),好像这个1亿多人口的国家可以用简单几句话就能概括出来一样,认为它好到极点的也有,认为它差到极点的也有,都属于二极管思维。 在中国人眼里日本是个小国,但把日本放欧洲,无论从面积还是人口数量,都是一等一的大国了,1亿多人口的社会,同样也是什么人都有,有好人当然也有坏人,有好的一面自然也有坏的一面,你享受它优点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它的缺点。尤其,请不要把日本想成“救命稻草”般的乌托邦式存在,这里真的可能没你想象中那么好,当然也没那么糟。 最近遇到了不少人,在决定移民前想着的是:如果待不下去那我就去日本,结果真要走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条件并不达标,各种签证都不适合自己的情况,于是开始怀疑人生:哎呀,搞了半天原来日本也没那么好去呀。工签要学历要日语,经营签要创业要钱,留学签要年龄,技能签又不容易留下来,结婚签更不现实,一下子就迷茫了。 我想说的是,移民移居当然没那么容易,你看着那些在海外扎根的华人同胞们看起来轻轻松松的,根本不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所以我才会写那篇,这都是3年前写的老文章了,但这个道理我刚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身边励志故事特别多,这些人在国外都能这么优秀,放在国内也一样超级优秀,只是因为选择的不同而改变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人本身还是那个人,人自身的本质并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而更容易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改变),移民的过程也只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个环境而已。 想起了自己当年在上海的银行辞职时领导和我说的那句话:第二份工作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你在充分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之后做出的选择,你好好想清楚要不要辞职,我当时走的很坚决,目前看起来没有走错路,现在的生活状态确实是我当时想要的。移民也是一样,投胎在哪里不是你决定的,但移民选国家是你自己的决定,务必慎重考虑。 如果说之前说的是非走不可的弯路,那现在这盆就是不得不泼的冷水。你必须明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里到底能不能给到你这样的生活,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然后再做决定,这样才不会后悔,况且移了民不是结束,而只是新生活的起点。这样的冷水,未来我还会不厌其烦的一直泼下去,来之前想想清楚,请理解我在这点上为何如此啰嗦。 摄于新宿南口努力生活着的人们 不过有意思的是,最近遇到的这么多网友,我都已经不怎么需要泼冷水了,尤其是我们上海的老乡们,一个个的比我想的都清楚。老蔡在这里祝各位一切顺利,人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作者中本蔡,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假装在东京)
今天,终于完成了第7笔,也是最后1笔对乌克兰的爱心捐赠。全部捐赠共计1.68万美元。对我来说,如释重负。终于可以向读者诸君道一句:你们的心意,我已经完成。我有很多话,想跟大家说。 3月25日,我在一篇发表在国内关于乌克兰的文章中提到,我将把该文的所有读者打赏,捐赠给乌克兰。因为我的文章一向以来比较理性,读者打赏并不多,所以我认为是足以用美元支付这笔款项的。但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内,1500多读者打赏,前后收到了10.7万人民币的巨额打赏。因为短时间的巨额打赏容易被官方整肃,我被迫删除了该文(但之后还是被封)。 读者对于乌克兰的真金白银的支持,足以看出,还有那么多不发声普通中国人,是站在公义一边的。10.7万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1.68万美元,对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所以我不得不花了1个多月,分成7笔捐出。按照今天的汇率,这相当于11.2万人民币。 七笔捐款,其中有6笔共计14294美元是捐给“GlobalGiving 乌克兰危机救济基金”。有一笔是捐给“乌克兰红十字会”共计2506美元。之所以会出现零头,是因为我每次捐款都会留个尾数,方便别区分捐款的批次。我无法一一列出1500多个人的详细清单,但是这确实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实事求是的说,即便在美国,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捐赠。 捐款截图 我要诚实的说,我和大多数读者都一样,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否则我也不会把这笔款项费时费力分成7次才完成任务。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海外的捐赠都不收人民币,所以大笔的美元支付对我而言,不仅要挠破头想办法,而且是有各种各样的潜在风险的。但我今天不是要给大家说这个。 因为这件事,我在国内文章平台又被封杀一次。如果你长时间看不到我发文章,那么基本不用问原因了。虽然这样的情况我写文章这么多年已经见多不怪有点麻木,但是还是感到很苦涩。在这个世道之中,别说开口说两句实话,就是默默的做一点好事也是很艰难的——以至于偷鸡摸狗一样,惴惴不安、如履薄冰。当一个纯粹的坏人,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心理负担。 比我知名的写手当然有很多,我的粉丝也从来是很小众。但是我还是很骄傲,因为一句话,我和大家一起,矢志不渝的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心愿。这样的事,能做的人也许很多,愿意做的就很少。也许,将来这些爱心真正用在遥远的乌克兰的时候,没有人会记得它从哪里来,也没有人在意我在每一笔的留言中强调的“1500个中国人的心意”。但是不要紧。我相信诸君和我一样,行善的初衷,并不是为了一两句感谢,而是实实在在的践行我们心中关于黑白、关于正邪、关于公义的基础价值。 在我发大宏愿下大决心,开始写文章布道的12年时间中,失去了很多东西。有无数的时刻在窘迫交加中屡屡想过要停笔,好好完成自己的世俗责任;但是也确实有无数的激励和契机,让我还是坚持下来。和诸君站在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就是这种激励和契机之一。作为普通人我们一生或许做不成也不需要干什么大事,但凡能完成一些足以宽慰人性和良心的小事,那已经是很不错了——尤其是在群魔乱舞的时代。在艰难的世道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宽裕,对远方和自己完全不相干的人们表达真切的支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自此之后,1500个中国人,依然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凡夫俗子,也许依然会为一根棉签、为一个二维码、一根白菜而发愁。但我们和远方的战争还是有了一点联系,在将来的某段时光中,我们可以在二两烧酒下肚后对着垂垂老矣的酒友说,当年老子没有光放嘴炮,在石头和鸡蛋之间,实实在在的和鸡蛋站在了一起!第聂伯河边的有几块砖,和我有关! 再次感谢诸君的支持,千言万语,不足道矣。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前几天,萧功秦先生发了一篇正能量的文章,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情怀:不论环境多么黑暗,只要自己在心里点灯,照样通体透亮熠熠生辉。这是“与黑暗和解”的2.0版,萧先生也被坊间尊为“男版陈果”。 网页截图 乐观与悲观,是个人自己的主观情绪,没有统一标准,“众人皆悲我独乐”只是萧先生独特的情绪结构与众不同而已,别人无从体会也不能指责。有人对入户消杀深恶痛绝,不惜拼死抗争。萧先生若兴高采烈开门揖盗,是他的权利。但萧先生不好劝别人乐观,就像别人也无权让萧先生悲观一样。别人看到上海空旷的街道,回忆起往日的繁华及未来民众的生计,不禁悲从中来。但这不妨碍萧先生“这种出奇的宁静,倒还别有一番趣味”的审美价值观。世界的悲喜本就不相通的。 但是,萧先生对苦难的赞美与眷恋,把苦难当成一种财富的贪婪心理,很像他念兹在兹的“民族劣根性”,而且还是最低劣的那种。 “国民性”“民族劣根性”是已被正经学人抛弃的假概念,偶尔被人用于文学修辞,萧先生还时常用“劣根性”“恶根性”来立论,说明其学术旨趣很单纯吧。但搂着苦难当财富,确实反映了某种国产思维的低级性,这是让最吝啬的守财奴也望尘莫及的“理财攻略”。 萧先生把苦难说得很凡尔赛: 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社会困局中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民族的财富,然而必须通过深刻的反思,才能转化为民族的经验资源。 如果以“艰难困苦”的多寡来衡量财富,我们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族群了,是“经验资源”最丰富的地角。积攒了最多苦难财富,拥有最多经验教训资源,想低调都难啊! 比难度的竞技项目是对体能和技巧极限的突破,我们不是跟人比动作的高难度,而是比克服了对别人来说不存在的困难——咱是瘸着一条腿跟正常人比赛自由体操的,有自己独特的难度系数。智商优异者取得奥数赛冠军不奇怪,若智障经过拼搏克服了智力困难,取得了奥数赛名次才是大赢家。贾宝玉进士题名不如薛蟠考中秀才更励志,凭“呆霸王”的底子,能考中秀才得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呀!得克服多少对宝玉不存在的困难!如萧先生强调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前苏联有个笑话,美国人问苏联人:你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苏联人回答:我们的优越性就体现在要克服别的制度里没有的困难…… 苏联人暴殄天物了,他们不懂需要克服的独有的艰难困苦正是他们比别的制度多出来的财富,若以苦难来当财富比,他们应该是大富翁。我们才最会积攒这种苦难财富,一直稳居世界首富的位置。 货币有银根,滥印纸钱不是财富,收集苦难当财富就是滥发纸钱,是拿冥币当真钱用,把活人当死鬼糊弄。把苦难当财富,也就是冥币发行的“苦根”,在中土还真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就把苦难作为上天分配任务的考核指标:“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问题是,受苦人群中能接到“大任”的概率有多大?没有证据表明比安逸群体里受大任的概率更高。那些不想接大任和能力不配接大任者,也跟着“大任者”陪跑,白受了苦难,算什么事呢? “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值得羡慕的事儿,因为大多数人“受了苦中苦,还是人下人”。成了“人上人”,苦难可以当财富,把受的苦兑换成乐,可以作威作福了。受苦人上位后,把苦难兑换成财富的吃相有点吓人,相当于拿冥币当彩礼娶活媳妇,社会要为他的苦难多支付一份勒索,这种苦难是额外的代价和成本。 一些搞历史研究的出不了成果,觉着是受苦程度不够,天不降大任给他,一急之下想受司马迁的腐刑之苦,自宫净身等“天降大任”。历史上被净身和自净身的很多,史家只有一个司马迁,其他都分流考干进宫了。其实,赵高、高力士、魏忠贤才最有资格吟哦“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萧先生是研究历史的,学术成果不好评价,感觉人倒是很方正的。他是把苦难当民族的财富,当社会的公产,倒没有私卖苦难贪污公款的问题,不会独吞“苦中苦”,而是让大家同吃“苦中苦”,成为全球的“人上人”。 萧先生骄傲地宣称他的座右铭:"我每天总是在高高的垃圾堆上,看到美丽的太阳升起",并指认这是艰难岁月中的浪漫和潇洒。萧先生的浪漫情怀让人怦然心动,但能站位在“高高的垃圾堆上”,还不够太艰难嘛,若埋在垃圾里,阴雨绵绵没有“美丽的太阳”可看,那时才是真浪漫呢!艰难程度应该与浪漫深度成正比吧?这次萧先生办了出入证还有48小时核酸证明,能顺利看了牙科门诊,应该很羡慕那个因为没有核酸证明而被拒诊的老人吧?他比萧先生艰难,所以也比萧先生更浪漫哦。 萧先生劝大家要忍耐, 做一个乐天知命的人。并举了一个过去的例子:“我还记得十年动荡中曾有一个不幸的受迫害者,因为对人生绝望而自杀了,而自杀后的第二天,他的落实政策的通知就发过来了。”其实,不用找这么久远的事例,这段时间上海就有很多具有哲理的事例:垂危病人没有核酸检测证明就不能做手术,等核酸检测书送到时,病人已经死了。这位病人已经努力去“乐天知命”了,还是没坚持等到核酸检测单。那个“落实政策的通知”与核酸检测单,哪个更残忍,哪个更浪漫?哪个是自杀,哪个是他杀? 我们宁肯永远当穷光蛋,也不想拥有萧先生说的“苦难财富”。让那些苦难制造者自己去当财主吧!希望他们是最吝啬的守财奴,要捂紧苦难财富别外溢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新一丘万壑)
打铁还需自身硬!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很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这场仗打的就是国力、打的就是钱。 没有硬实的国力根本就没法支撑巨大的战争消耗。 俄乌之战看得见,看不见的金融战其实更加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 老美使用放大水和收水的操作让全世界为它的通胀买单,欧美发达国家因为物价飞涨普通老百姓怨声载道,发展中国家更是货币迅速贬值。 经济单一且脆弱、外汇储备少的发展国家甚至一夜之间陷入困境,最近深陷危机的莫过于“印度洋明珠”的斯里兰卡,物资短缺、能源紧张,食品价格翻到四五倍以上吃饭都成了大问题,医生打着手电筒给病人看病,面对乱局斯里兰卡国防部甚至发布“就地枪决令”来试图平息暴乱。 实话实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幸福有时候是比较出来的,跟斯里兰卡的老百姓一对比,我想绝大部分人会感觉到幸福。虽然自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国力和经济大面上相对稳定。 只是值此百年变局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影响,我们也不例外。 但是不论国外经济、军事如何动荡,一个国家自身软硬实力大而且强才是稳坐鱼台的根本。 只是现在地方却遭遇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财政缺钱,另一个就是负债过高。 (一) 深圳4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缩水44%! 一个城市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指税收和非税收部分,一般是税收占大头。 这个收入有什么用? 这个收入就相当于一个人每月或每年的工资,预算支出就相当于一个人每月或每年的固定支出。 深圳4月份这个数字的减少就意味着这个月工资减少了,但是支出未必减少。那么当地财政就得想办法缩衣节食或者负债。 深圳的解释称,主要原因是中央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税等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导致的政策性减收。 今年有1.5万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在4月1日起正式实施,由于疫情冲击下企业困难加剧,财税部门加快退税进度。反映到地方财政收入上,即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收入大幅减少。但此举增加了企业现金流,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可以说国家为减少企业负担上面确实在下大力气!宁愿让地方财政收入减少。 不但深圳如此,据报道前四个月,广西南宁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约6%,江苏常州同口径下滑4.5%,湖南株洲同比下降约4.9%。 它们的“工资”收入都减少了! 从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场疫情对国家的影响有多大了。 深圳这种城市尚且如此,上海更是封了近两个月,“工资”收入不用想也知道会大幅下滑。 那么延伸到二三四线的市县,地方财政的紧张会更加明显! 面对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迭加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局势影响,但经济建设该花的钱还得花,解决办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借债,二是上级补贴。 负债是最常用的办法,只是中心城市还好些,政府债务往往不会逾期; 小城市负债过高的话很可能一着不慎连工资都发不起! (二) 前天我在写长沙的“完善房地产政策”时,捋了捋多地的救市政策。 4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支持各地从地方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 楼市的松绑从之前的谨慎小心,转变成为“奉旨救市”,全国各地掀起松绑限价、限购、降首付、公积金额度提高、优惠政策等举措。 像安徽合肥、江西赣州、江苏南京、苏州等等,有的取消限购,有的降低社保要求,有的把公积金贷款额度上调,有的契税补贴,个别银行甚至下调贷款利率; 郑州、福州、哈尔滨、兰州、佛山、天津、青岛部分地区、浙江衢州等城市,都已经取消或放松“两限”。 还有一些地方出现“神盘”,前两天的成都新鸿基楼盘,登记首日住建局官网被挤崩,原因就是周围房子均价在2万以上,而本次新开楼盘均价是1万左右! 包括3月份成都恒大楼盘,即使担心烂尾但是面对有着至少7000元的差价,仍然有几千人抢购。 价差太诱人,买到一转手可能就实现一两百万纯收入,也难怪令人上头。 不说别人,这种情况设身处地的想想,我也上头。 但总体看下来,几乎所有城市都在“促销”! 没错,就是促销,不管打折还是给优惠,总而言之就是迅速出货。 像长沙那种长效方案不说几乎没有,而是除了它之外一个都没有。 那么为什么长沙可以选择使用长远规划来解决“完善房地产”,而其他绝大多数城市首选短频快的“促销”方式呢? 深层次原因之一仍然是地方财政负债过高、非常缺钱! 曾经依赖的终归会成为枷锁。 楼市整体不景气最直观的体现是地方财政缺钱了! 我们经常听到美丽国新闻,动不动就政府停摆了。 咱们的地方不会停摆,但是有太多地方债务逾期了! 很多城市负债高到吓人,年预算即“工资”收入可能只有20来亿的县城,但是负债却可能达到两三百亿以上。 被爆出来最出名的应该属贵州独山县,一个年预算收入不足5亿左右的贫困县,负债高达400多亿! 这个数字不吃不喝也得100来年才能还清!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十八线小县城,债务量却高的吓人。 因为城市建设而借债,又因要还债所以得卖地创收、卖房创收,如此地价房价焉有不高之理?! 但是经济是有规律的,全民基建和地产的红利早晚得过去; 供大于求的城市高负债、高地价就慢慢走不通了。 要么自己提前给这个泡沫放气,要么等它自己炸! 一旦它自己爆炸那就等于硬着陆,必然粉身碎骨。 所以前两年国家才会坚持房住不炒政策,给房企和银行戴上紧箍咒,亲手挤泡沫。 不得不说,整个过程还是很痛苦的,房企暴雷炸伤一片、地方财政缺钱亟待缓解。 房地产是大多数地方财政的支柱之一; 但现在靠卖地卖楼的土地财政模式逐渐失灵! 短频快的地产模式明显难以形成长效机制, 我们终将还是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燕财局)
从2008年以来,每年人们都会在5月12日来纪念汶川地震,我也写过几篇文章。 但是今年格外不同。早上在朋友圈看到一段视频,是主持人宁远当年在四川电视台的播报。她字正腔圆地播报每个城市的死亡数字,却又难以控制地哽咽了。 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通过电视看了这段视频,今年是第二次看。上次看的时候没有流泪,而今年则热泪盈眶。 这并不意味着今年的我内心柔软,而当初是铁石心肠。相反,像一个朋友所说的,2008年在成都人们虽然感到巨大的悲痛,内心仍然是软的,而今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则让人困惑。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已经来成都在媒体工作了三年,正处在职业的倦怠期,想着辞职到外地发展。地震是我留在成都的理由。我还记得“国家哀悼日”那天下午的2点28分,我在盐市口,突然听到警报响起,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全部停下,汽车鸣笛,而人们都站在原地。 时间仿佛静止,而我则在巨大的悲伤中第一次感觉到,我是一个“成都人”。从那时开始,我就打消了要离开的想法。 今年母亲节那天,一位上海朋友的母亲在福建老家去世,他终其所能,未能从上海回福建见母亲最后一面。当他还是一个少年时,从福建县城考入复旦大学,那时想的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世界,而现在却不能回乡看望母亲,那是何种的悲痛。 读他写的文章,我能体会他的心情。对我们来说,漫长的“少年时代”终结了,乐观消失了。 和另外一个在上海的朋友交流。他说:“你也想办法离开吧,去日本或者泰国。” 这就是今年和2008年的区别。 2008年在成都,距离灾难现场很近,每天在报社的稿库看大量灾难照片,非常难过,看到那些遇难的孩子,也会非常气愤。 但是,你又分明能感到一种“团结”。很多外地朋友为四川捐款,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元年”“公益元年”——一种很明显的向心力,在灾难中,你能感到生长的力量。 从“遇难人数”来说,疫情中死亡的人数和地震远远不能比。如果考量经济影响,上海疫情对经济的打击,要比2008年重得多。几亿人不同程度地“静默”,破坏的是经济的内在结构。 地震之后的4万亿新政,虽然争议很大,但是至少人们相信一切都可以“重建”。 那个美好的上海还可以“重建”吗?人们为什么会在意外滩是不是长草,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标志,长了草的外滩,就像地震后的“废墟”一样。有很多外国人和外国公司离开,他们还会回来吗?有很多上海中产“重新考虑”,他们会留下吗? 疫情对人心的重创,却可能比8级地震还要厉害,而人心的“重建”,又是难上加难。最重要的是,人们似乎感受不到什么生长的希望。在上海疫情之前,就流行“躺平”,而上海一疫之后,“摆烂”和“润学”,又成为了网络热词。 14年前的电视视频中,宁远非常悲伤。她后来从电视台辞职了,自己写作、染布,设计服装。和一个朋友交流,我们都认为现在的宁远比2008年还好看——这就是自由生长所带来的活力。她的变化,也部分代表2008年地震后的成都和四川:恢复,生长,创造。 最最重要的,是希望。而到2022年,又到了重新打量一切的时候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尽管已经过去了14年,但每每到5月12日这天,汶川地震仍旧是媒体记者们绕不开的话题。 有人说,经常怀旧意味着衰老。但其实媒体人都明白,为什么汶川地震时的经历和报道,会令人无法忘记。 因为,那里的废墟中埋有每个去过灾难现场的记者的一份哀思。 社交媒体曾流传一则未经权威方面确认的数据:汶川地震时,中国媒体共派出2031个记者奔赴灾区;发回的报道更是不计其数。 那时的传统媒体,虽一样面对桎梏,尚有勇气尝试突破,或有耀眼时刻。岁月蹉跎,14年过去,很多当年赶赴灾区的记者或已转型或已离开,但他们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写下的每一段文字,都无不忠诚地记录着那段沉甸甸的历史。 就在今天,“汶川地震时你在干什么?”成为网络热议词条,14年纪念之际,我们来听听当年那些参与报道的记者经历过的故事。 资深媒体人冯翔 2008年5月12日,沈阳。 汶川地震的时候我27岁,在沈阳的一家都市报做社会新闻记者。地震的那一我刻毫无察觉,据说东北地区都没有震感。我是地震后过了一会儿,看网络才知道地震消息的。然后相关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刷新,死亡人数从一千多上升到几千甚至更多。当时很忧心,没见过这么大的事情,想起了以前看过的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里的一些文字。 当时还不知道能否去采访,报社暂时也没有派人。过了几天才开始派记者以各种名义跟着救灾队去,比如跑消防的跟着消防队,跑医疗的跟着卫生厅……我是作为志愿者领队,带着几个志愿者去的。去的时间比较晚,没见到那些惨烈的场面,更多的是参与后续的一些事情。 冯翔担任志愿者,活动结束后跟医生、记者一起合影。 去了以后发现,当地媒体和负责对接志愿者的团委根本没办法安排这么多志愿者,所以只能见缝插针,自己辗转找活儿。比如帮老百姓搭帐篷、搬运物资、转运伤员一类。捎带也写写报道,除了这些,还有报道本省对口援建的一些进展,和灾区一些因为地震出名的人和物。 2008年5月,作为志愿者,在绵阳火车站参与伤员转运。 在灾区采访期间,我先后去了汶川、安县、都江堰、什邡、江油等地,但都不太深入。在灾区采访的第一感受是,这场灾难确实触目惊心,灾区满目疮痍,像整体拆迁的街区一样,那些倒塌的瓦砾能想见当时的惨烈。那时年轻胆大,不知道害怕,还冒着余震去六层的危楼里采访。再后来就不敢了。尼泊尔地震的时候,一旦有余震我都会第一时间往外跑。 整个采访经过,印象深的地方很多。那是我第一次去四川。四川风景的美丽,人民的坚韧,都出乎我意料。更意外的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没想到的事情,比如某个抗震典型被证明是假造的,某个救灾很出名的官员落马了,震中失去妻子的男人再婚了又离婚了,等等。 2008年5月,冯翔在绵阳九州体育馆采访疏散的灾民。 看过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这些当初目睹灾难的记者也变了。不再那么热血,那么理想化,对人性和国情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当然,更大的变化是,绝大部分人都改行了。 前京华时报深度报道部主任 康少见 2008年5月12日下午,北京。 那时候的信息传播主途径,还不是社交网络,那时候没有微博微信,没有4G网络,更没有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而是报纸和电视以及转载消息的门户互联网和BBS论坛。 当时我是京华时报负责突发新闻版面的编辑,京华时报那时候是北京最红火的都市报。下午正是大家刚刚上班讨论选题的时间段。在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前街1号5楼我的工位,我感觉到一阵剧烈的摇晃。我知道地震了,要么是近处震级不大的地震,要么是远处震级非常大的地震。 平台上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赶紧安排记者问国家地震局,同时安排记者监控国外的地震信息网站以及门户网站。 很快消息传来,噩耗。 8级或者接近8级的地震破坏性有多大,唐山有过先例,我们都清楚。国内民房的抗震强度,川西的人口密度和山区环境,我们也清楚。 办公室平台上一片慌乱,也一片恐惧。我们知道,这是国殇,可能几十万人的生命,会被危及。 地震发生后,我们的直接感受就是:要去现场。几乎所有的记者都要求抵达现场,毕竟,在现场,对记者来讲是最重要的事。但能不能去,去多少文字和摄影记者,谁都没底。 一方面,是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去了会不会被追究?会不会要求人员撤回? 另一方面,是谁去?怎么去?去地震灾区,可不是去别的地方,安全性如何保障? 但请战声一片。有的记者甚至说,如果报社不同意去,就直接自己休假强行抵达现场。很快报社管理层紧急会议,达成共识,同意安排记者去采访,但要低调。 接下来,就是抽调对突发新闻报道最有经验的同事了。深度报道部和突发新闻部门的老记者为主,组成采访队伍,部门主任亲自带队。我彼时已做了5年突发新闻报道,刚做编辑没几天,也赶赴现场。 当时我们是两名文字记者跟一名摄影记者一组,一行5组近20人在第二天抵达成都。14日一早,5组人每组赶赴一个县级地域。 当时的4个特重灾区,我去了相对消息最少的彭州。同行的,有当时报社的突发新闻部副主任时光,摄影记者周民,我统筹采访和写稿。在彭州两三天后,我又去了映秀,帮忙抬出最后搜救出来的幸存者马元江。 康少见在映秀小学旁边的街道上。 对于灾难,因为见过太多,我没有太多恐惧。但是在彭州银厂沟谢家店子,看到几公里山崩将一片农家乐掩埋得仅剩半扇木墙,一个小队的人仅3人幸存,那种个体生命在自然灾难之前的脆弱感,很难用言语形容。 大悲无泪。 在映秀的废墟前,当一对从山里逃出的50来岁的大哥用一口破锅煮着仅剩的一块腊肉,切一片吃一片,还互相劝着说:喝两口酒会好受一点。然后其中一位“面无表情”的陈述着怎么背着逝去的老母亲翻山越岭,直到最后实在走不动,只能将老母亲就地垒石安葬的经历时,我只敢以回头抽烟擦脸来掩饰着不敢当着两人面流出的泪水。 前来转运马元江的直升机到达映秀后,康少见帮忙将直升机上带来的物资送进临时战地医院帐篷。 在512之后,我又作为编辑参与过雅安地震和云南彝良地震的报道,每一次,我都会特别关注民房抗震问题。地震是天灾,但房子结实一点,少危及生命,总是可以做到的。地震带民房抗震能力很差的现状,多少年能够扭转?我希望国家重视,越早扭转越好。 前《中国经营报》四川记者站记者 二筒视频创始人 彭戈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当时《中国经营报》四川记者站正连线北京总部、华东、华南等记者站开周一视频例会。突然,感觉楼层似水浪式波动。片刻我即反应过来是地震了,而且是震级不小的地震。当时便和大楼人员一起撤下楼,来到街面。随即得到消息,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汶川、都江堰伤亡惨重,心中既震惊又茫然。但又迅疾意识到,前往震区的采访马上就要开始。 确认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报社当即安排以四川站作为基地站,率先开展采访。站里同事(周远征、党鹏、张明)根据从各方收集反馈回来的消息,分成几路前往都江堰——映秀、彭州、北川等重点灾区采访。当天下午就通过各种方式往灾区出发。报社随后从北京总部和上海、广州等记者站派遣同事前往成都支援。汇聚了大量的记者,对重灾区的重点区域进行突进和深入采访,突击性采访持续了近一个月。 我当天傍晚出发,前往都江堰采访。在成都西门一家几乎被抢购一空的超市里购买了一些面包和火腿肠,找到一辆救灾物资车前往都江堰。都江堰灾情极为惨烈。从河滨商业街到新建小学再到石油小区,都是四处成行成排垮塌的建筑。石油小区的楼房在垮塌之后,从外面看过去仿佛一个放大的建筑模型。每一层客厅、卧室像被纵向剖开。每一层的结构和家具布局都很相似,看着魔幻又诡异。同时会看到垮塌处半截掩埋的尸体。惊心动魄、惨痛难耐。 因为找不到车,我步行辗转在都江堰多个重点受灾地点进行采访。当夜下雨,都江堰市区一片黑暗。凌晨3点,我在成都过来救灾的公交车上和警察一起熬过那个夜晚。 在都江堰及周边乡镇采访两天后,我和同事一起从都江堰跟随救援部队,徒步前往映秀采访。沿途道路垮塌、余震不断、山石频落。晚上9点走到阿坝铝厂时,和上千人的各路救援团队挤在岷江河滩度过了一夜。次日晨,赶往映秀进行接下来的数日采访…… 在后来的很多日子里,我都会回想起一个场景:夜晚,都江堰聚源中学。在地震中,聚源中学遇难师生有240多名。学校的操场上摆放着一具具孩子的尸体。一排、两排、三排……身上遮挡着白布或油布,一动不动。淅淅沥沥的夜雨中,悲痛欲绝的家长点燃纸钱,久久的跪在泥地上。或者抱着孩子,嘶哑着嗓子,撕心裂肺的痛哭,无比凄凉。站在操场边,我的眼泪也混合着雨水,不住流淌。觉得这个世界特别的无情、特别的操蛋。 资深媒体人,前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吕宗恕 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 汶川地震,转眼14年。 虽然我已不再年少,但这一场震惊世界的灾难,至今我历历在目。 2008年,我是新京报深度报道部一名资深记者。受编辑安排,前往成都采访一个颇为敏感的新闻选题,采访被中途叫停。 抱着不能白去一趟的心理,我继续找新的深度报道选题。 5月12日这天,已在成都出差多日的我,按计划去成都中医药大学采访。那天中午,天气凉爽,成都街头四处可见打麻将、喝茶聊天的川府市民。 走到接近采访目的地的路上,突然,很多身穿睡衣的市民从楼道里冲上街头,他们神色慌张,有些人还在大声呼喊,但听不清具体在喊什么。 那一刻,我立即停下脚步,顺手拦住了一名往前冲的男子,“发生了什么事?”他头也没有回的甩了一句,“发生地震了**!**” 成都有地震?成都会发生地震?成都哪里发生了地震?震中在哪里?震级多少?彼时,我脑子里全是这样几个问题在打转。作为一名曾采访过九江地震、普洱地震的调查报道记者,我很快发现自己的手机网络已经中断,街头座机前开始排起了打电话报平安的长队。 还来不及联系位于北京的编辑部,我决定停下了手头选题,开始投入地震采访和拍照。我用佳能EOS40D数码相机记录下了数百张触目惊心、惨不忍睹但至今没有公开的地震现场照片。 在一条记不得名字的街巷,我看到了地面的裂痕,还有从墙头坠落在地的砖头瓦片。 在一所中学门口,我看到了很多前来接孩子的家长,他们个个惊恐万分。 确认震中是汶川映秀后,我准备乘车前往,哪知从成都去都江堰的交通已经中断。在一位好心市民的帮助下,我搭乘他的摩托车从成都市中心抵达了成灌高速的成都入口。之后,辗转几趟,才到达灾情严重的都江堰。 前往震中映秀的采访途中。 印象特别深的,快到都江堰城区的时候,天空中逐渐响起一阵比一阵大的机器轰鸣声,只见十几架军用直升机几乎贴着地面,朝往事后得知灾难更严重的汶川方向飞去。 在都江堰一处因地震坍塌的农贸市场,我见到了一名受困废墟的年轻女子,她大部分身体被压在残垣断壁下,长发蓬散,满头灰尘,用双手支撑着身体,等待救援。在她旁边,一名男子试图把她从废墟拉出来,但无能为力。那名被困女子的眼神里流露出的那种求生欲望与本能,让我时常想起。那时,我用相机拍下了这个画面。跟男子一起,我们朝着四处大喊救人,但没人回应。地震过后有一天,我在天涯博客上发了一段文字,希望能找到一些被困女子的消息。 离开农贸市场后的当晚,我在都江堰市公安局大院里,近距离看到国务院汶川地震应急救灾前线指挥部现场调度,目睹当时国务院主要领导人的种种忧心神情,还看到他面前桌子上一张信纸上的一个4位数。彼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后来很快获知,那是汶川地震第一天上报并公布发布的遇难者统计人数。 大约晚上11点半,我从都江堰赶回成都,找网吧发稿发图片回北京。第二天出版的新京报第二版,发了我在成都拍到的地震照片。后来,全球几家主要媒体头版也转发了我拍的都江堰受困女子新闻图片。 整个汶川地震采访,我从5月12日开始,历时40多天,那是一段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采访。 从都江堰水库开始,沿岷江滑坡体徒手步行,到汶川映秀,是当时为数不多最早抵达震中的非本地媒体记者。 与灾民一起,我亲历救援直升机转送伤员,见证地震恐惧与生命逝去。 后来,我好一阵子变得特别容易泪目,哪怕听到小孩的哭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传媒特训营”,作者: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