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汇

当时，中国还处于中共长期的宣传和管控之下，社会主义还被认为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共产党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共产党政策的左右之争。根本不敢触动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虽然思想解放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在守旧势力的强大压力之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能深入讨论下去，只能浅尝辄止，草草收场，对文革悲剧的制度和思想根源并不能深入探讨。 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党的政策的的制定者和参与者，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性，不可能认识到极权主义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根本冲突，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他们认识和分析问题所依据的思想武器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就使他们时时陷入了理论的误区和思想的困境。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看到专制的危害又必须自觉的维护这种制度，认识到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危害但又必须维护新的邓小平的权威。改革政治体制不敢触动党的领导，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上的困境决定了他们行动上的软弱性，当谈到极左路线的危害时，他们慷慨激昂，态度似乎很坚决，但一旦接触到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问题的实质，他们就不知如何是好，常常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左右为难，始终缺乏改革家所应有的决绝和勇气。 而党内顽固派大不一样，邓小平，陈云等人都曾经是党内高层核心人物。虽然他们曾受到毛泽东的排挤，但他们都是体制内的重要人物，也是毛泽东高超的统治艺术的忠实粉丝，他们深谙暴力和专制对他们政权的重要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的命脉所在。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内定的接班人选之一，他的基本思想和毛泽东差别并不大，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点上和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在文革中两次被毛泽东打倒，为他赢得了部分民心，也成了他以后的政治资本。他曾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但这只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他需要向世人展示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和改革者的形象，以此来击败他的政治对手。通过反对两个凡是，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和对越战争等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轻易的从华国锋手中夺过最高权力。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改革就是纠正左倾错误，解决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和更加强化共产党的领导。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评价毛泽东，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讨体制中的弊端，探讨改革问题，但是他绝对不允许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一生，与这个党，与这个制度血肉相连，与这个制度的许多弊端都密切相关，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否定了他们的一生，否定了他们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在他们心中，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无论怎么发展都绝对不能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更不能将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多党制，三权分立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邓小平就定下了四项基本原则，将改革开放限定在一党专政的框架之内。 尽管毛泽东的极端做法遭到了破产，但毛泽东这面旗帜他们是不能丢的，否则他们就会陷入信仰崩溃之中。邓小平用他惯用的手法，提出全面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巧妙的掩盖了毛泽东的错误，而使共产党的思想信仰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延续。中国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式的治理模式。 共产党的专制性质决定了以领袖为中心的个人专断的必然性，邓小平在打败了华国锋等文革干部派以后，重新确立了以他为中心的领导核心，以他党政军的资历毫无悬念的成为了党的领袖，垄断了一切话语权。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权力牵制局面到此终结，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戛然而止。 共产党对专制理论早有研究，几十年的统治经验并秉承中国丰厚的专制传统，深知意识形态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深知：如果让当时热门的真理标准，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等理论问题深入讨论下去，就一定会暴露出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荒谬性，从而危及他们的统治，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的开始攻击这些异端思想的苗头，用一切严厉的手段打击党内的开明派，终止了异化问题的讨论，开展了对“苦恋”等的文艺作品的批评，开展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思想解放设置了重重禁区。 但禁锢的闸门一旦被打开，思想就会沿着他固有的逻辑前行。共产党可以在党内通过组织原则控制思想，任意编造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扼杀党内的先进思想，但无法挡住真理的光芒。当时的中国，思想解放已成燎原之势，大跃进，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是如此深重，思想的逻辑很容易追溯到灾难的元凶。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民国时代，无数民主斗士和思想先驱已为民主自由在中国传播作了铺垫，即使在三十多年的中共的暴政也未能将其扑灭。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中国仍有民主自由的思想火光在闪现。1977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制。这让中国人在经受长期的封闭的毛式理论洗脑教育后，又听到了那心中向往已久而一直被严厉禁止的声音。魏京生的五个现代化以中国人民熟悉的政治和经济的明显的逻辑关系，有力的嘲讽了中共的四个现代化的的虚伪性，在人们心中引起了经久的反响。 尽管中国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几乎被消灭殆尽，但文革后很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成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深层次的探讨中国问题，尽管他们都只能小心翼翼的，曲折婉转的提出他们的思想，但其思想深处，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问题。社会的实践也不断的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生产的发展总是与党的领导发生冲突？凡是经济发展快，生产恢复快的地方，大都是一些党的领导比较松弛的地区，一旦被领导重视，生机立即消失。人们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怀疑党的领导，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是很自然的事。对于文革的灾难和中国社会的弊病，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共产党政策的左右之争的解释。 随着经济的好转，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大量具有浓厚启蒙思想的书籍和刊物出版发行，西方主流文明思想开始在各地高校中传播开来 。对外开放的政策增加了与外国的交往，国外的新闻不断传来，中国公众大量接触到了曾经被认为是异己的，不可想象的文化和政治观念，中国人眼前展现出了关于现代社会的全新景观。人权。民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三权分立等思想深深打动了中国人的心坎。 中国的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欣欣向荣，思想走向开放，民主自由的空气弥漫。但另一方面，当权者已从文革后的经济被动的局面走出，腰杆硬了，党的领导也在加强，保守的势力从新抬头，再次高唱着“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旧势力都在不断前滋暗涨，思想矛盾被不断激化，冲突势所必然。 当权力重新被垄断，必然导致政治上走向反动，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停滞，党内的腐败也迅速蔓延。在高层的纵然下，权贵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夺取财富，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官倒现象，官僚权贵集团迅速壮大，引发了新的社会动荡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青年学生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深受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他们为社会取得的进步而欢欣鼓舞，也愿意为社会改革作出自己的努力，他们渴望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并准备为之奋斗。他们被热情所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努力追求公平和正义。社会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倒等现象和学生中成长的新理想主义严重冲突。但学生们没有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将社会的腐败仅仅归咎于某些贪官污吏，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他们能真正认识到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所在，学生们认识到，只有民主法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他们走出校门，集会，游行，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的呼声切中当时的时弊，也直击权贵集团的核心要害。 这时的邓小平和党内那些元老，早已忘记了文革的痛苦，为压制党内迅速膨胀的自由化思想，邓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胡耀邦被罢免，方历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被整肃，学生运动被打压下去。但这种压制，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反而加大和激化了矛盾。 1989年，冲突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突然爆发，胡是党内少有的思想较为先进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认识较为深刻，又因平反冤假错案而深得民众拥护。对学生他主张和平的解决，被认为是党内的开明派，人们对他被邓小平排挤一直不满，他的突然离世为民众聚集，发泄对当局的不满提供了机会，进而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邓小平不惜调动几十万军队，用坦克开进北京城的极端残酷手法，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对付学生。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六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诉求的一次伟大的实践。以北京为主全国众多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自发的请愿，抗议运动，学生静坐，绝食，表示了高度的爱国激情。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的深深关切，表现了中国人民心中蕴藏已久的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不懈的追求。其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学生通过反官倒，反腐败，直接表达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各种不敢触动统治者权威的公车上书，他们直接挑战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对权贵集团作出了有力的抗争。运动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是现代民主观念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晶。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不仅北京上百万群众自发的上街游行，支持学生，北京群众自发的阻拦阻止军队进京，就连一直被共产党牢牢控制的新闻机构，也在如实的报导事件的进程，甚至连北京的公安警察也深受感染。学生和人民群众在运动中表现的自觉和自律精神，令世人瞩目。学生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六四”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进程中的伟大丰碑，“六四”牺牲的英烈永垂不朽！ “六四“的参加者大部分都是衷心的拥护共产党领导，并充满爱国激情的学生。运动中他们也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他们只是在反腐败，反官倒，要求新闻自由的口号下十分温和的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接受他们的意见只会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对于这样温和的政治诉求，邓小平却认为他们已无可退路，并不惜一切代价来镇压学生。这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不可妥协性。民主政治和极权统治水火不相容。在中国，的统治历来是绝对的高高在上，其权威任何人不可冒犯。人们必须无条件的俯首帖耳，而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和中国专制统治者一脉相承，仇视人民为其本质。“六四”运动中本来存在很多和平解决的机会，但他们死死的抱住他们的权威不放，政治上毫不松口，连平等对话的机会都不给学生。中国的统治者为一己之私，攫夺权力是头等大事，其他什么都不重要。邓小平对国内的民主力量一直看不顺眼，早就想找个机会将国内民主力量彻底打垮，动用军队镇压可以说是蓄谋已久。 “六四”对全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使全世界人民认清了共产党极权统治的反动性质，八九年下半年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更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借助于现代传媒，共产党的暴行被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共产党控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人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和中国人民有着类似的经历和相同的社会问题，中共的暴行引起他们的警觉和深思吗？当国内发生和中国同样性质的事件以后，他们的军队完全不愿顺从当局的意愿，毅然和人民站在一起，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柏林墙倒塌。邓小平没有想到，是他的镇压加速了共产主义体系的彻底崩溃，他是真正的历史罪人。 “六四”之后，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骤然急停，反改革派又在悄悄行动，中国大有政治运动重新来临之际。邓小平为转移人民的视线, 缓和国内矛盾，提出了一些强调发展经济的口号，希望用发展经济手段和口号来冲淡人们的不满情绪，掩盖他们他们的罪行，为他们的血腥手段开脱。共产党从来都是政治挂帅，政治必须领先经济，现在不管姓社还是姓资，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其背后是政治上的虚弱心理，实际上已宣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造成这种进步的就是人民的力量，是“六四“运动汹涌澎拜的民主浪潮，”六四“学生的鲜血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六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水岭，中国尽管经历了文革那样的灾难，但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人民仍然对共产党的充满信任。文革的灾难使体制的弊端彻底暴露，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同时中共内部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有良知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此时国际上资本主义在蓬勃发展，亚洲四小龙经济强盛，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已走到了尽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条共产党改弦易辙，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如果中共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时期，渐进改革，逐步实现民主宪政，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建立不朽的功勋，也可使其自身实现向现代化政党的过度的华丽转身。但邓小平用坦克和机枪彻底断绝了这个可能性，走向了与人民为敌自取灭亡的不归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党内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强烈，但中共实在无法从“六四”镇压带来的政治上的被动和意识形态的困境中走出，只能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带给人类灾难，也毁灭了自己。

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荒唐的政治运动，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迷信在文革中走到了顶峰，使它在最典型、最极端的状态中暴露了自己的荒谬与落后。文革的结果，大大出乎统治者的意料，国民经济走到了奔溃的边缘，共产党的内斗加剧，人民也逐渐觉醒。1970年，曾经显赫一时，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的林付统帅摔死在逃叛去苏联的路上，使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正确性表示了极大的怀疑。1975年邓小平恢复国民经济的务实做法得到了民众的支持。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演变成为一种群众自发的抗议活动，人们表达了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极大不满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切担忧。毛泽东的文革政治早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76年9月, 毛泽东在无可奈何中死去。继任人华国锋在被迫之下，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此举立刻得到了党内及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将四人帮抓起来开始的理由是他们反对毛主席，要搞阴谋夺权，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抓捕四人帮的真正意义。共产党的大部分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早就对文革的倒行逆施心存不满，现在毛泽东去世了，人们将心中的不满发泄到四人帮身上，将国家的灾难归罪于既无政治资历，又在文革中得罪大量老干部的四人帮上，这是中国政治最常用的手法，也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四人帮被抓不久，就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这就为中国的政治转型，纠正文革的错误开辟了道路。 但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的华国锋并没有克服党内危机和把握中国政治方向的能力和勇气，他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力量，他必须依赖以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来稳定局面，而那些老干部又有一个逐步将权力夺回的过程。这时，在中国政坛上就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权力相互牵制的局面。社会政治方向处于含混未定的状态，不同的政治力量进行着或明或暗的较量，这就为言论自由留下了空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治基础。以华国锋为首的文革干部派虽然大部分都身在高位，但其资历都很浅，文革中不同程度的都一直在执行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政治上处于被动状态。而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派则在文革后迅速官复原职，他们政治经验丰富，具有原有的党政军广泛的人脉。他们需要打破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框架，恢复文革前的政治格局，否定文革成为毛泽东逝世后政治上的必然趋势。 为彻底否定文革，必须揭露四人帮在文革中的罪行，中共必须表现出他们反对极左路线的态度，以此来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保持党的政治正确。因此，在粉碎四人帮的最初几年，中国有了一定的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于是，小道消息被不断证实，政治内幕被不断曝光，伟人的光环逐渐消失，继而大量文革中触目惊心的残酷迫害的真相被揭露，人们从政治的麻醉剂中猛然清醒，兴奋，悲伤，愤怒，沉思，对政治厌恶，内心非常复杂。希望从文革的荒谬中走出，恢复正常生活，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成为社会的共识。 文化领域无疑是社会变革的开路先锋，1977年左右涌现的伤痕文学是一批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精神创伤的控诉性小说，作者大多是十年文革劫后余生的知识青年，他们以真实，质朴的文学形式，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宣泄积郁在胸中的痛恨。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封封真实的内心独白，充满了感性情怀，理想失落的痛苦，被欺骗的幻灭，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一时间，人们争相阅读。压抑在人们胸中许久的愤懑便立刻喷涌而出，成为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声。 几十年的极左路线，文革的极端做法使在文革前十多年累积那些积重难返的危机不但未能化解，相反却演进到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凋敝，人民极度贫困在阶级斗争的狂潮中，中华文明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老干部被批斗，知识分子被压抑，流放，广大群众在极度贫困中艰难度日，那些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受尽了歧视和折磨。 文革的结局走向了文革的反面，文革被彻底否定，使共产党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大量的历史事实被曝光，人们越来越看清了共产党的真相和文革闹剧的荒唐。党内不少有识之士更是深刻感受到了危机的存在。中共的干部当他们看到下层老百姓的贫困生活时无不对他们统治下的落后深为震惊，继而内疚，是他们的极左路线直接导致了人民的贫困，这有违他们的革命初衷。他们终于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来改变落后面貌。 国门打开后，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台的信息透过重重迷雾被披露到国内，共产党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团去西方国家考察，国外高速发展的社会的状况和国内的落后情况成了巨大的反差，人民高质量的生活和国内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来认为国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政治宣传成为笑柄，也在中共的高层引起了巨大的振动。 为什么我们一直反对的资本主义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而在号称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还生活还如此艰难，其生活水平还比不上共产革命前的“旧社会“，革命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马列主义究竟对不对？使不少共产党人开始深刻反思。在现实面前，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收敛，被迫实行了缓和国内矛盾的的措施，从解放老干部，平反冤假错案开始，逐渐给地主富农摘帽，给右派分子平反，给人民一定的自由，一个现代版的让步政策开始出现。 几十年来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一直在忍饥挨饿的状态下艰难度日。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只是为了维持生计，竟然以签下了“生死状”的方式，开始了自发的土地承包，从中可以看出专制压迫的深重。尔后，中共被迫承认了是土地承包制，实际上是将土地还给了农民，人民公社由此破产。而这一点点的自由带来的中国的变化是明显的，农民有了自己种地的自由，生产积极性提高，不到一年，粮食紧张，副食奇缺的状况就改变了。 与此同时，国营企业也开始了向市场化过度的改革历程。长期以来，在中国在所谓计划经济模式的控制下，工业生产一直上不去，很多工厂设备陈旧，管理落后，发不出工资，贷款无法偿还，当他们面向市场，改善管理以后，工业生产迅速改变。 文革中一千多万知青被下放到了边疆，偏远山区和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们身心备受煎熬，更消磨了青年一代的宝贵青春。多年以后，病退奔逃而返。一千多万知青用他们的青春，血汗和生命证明了那个毛泽东的青年接受再教育的荒诞虚幻。残酷的社会现实也使知识青年觉醒。 长期以来，中共的宣传，蔑视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为封资修，推行愚民教育。文革中断了正常的文化教育，文革后出现了全民的愚昧，年轻一代不懂基本的科学和人文常识，社会各方面都人才奇缺。人才的断层，知识匮乏，前所未有的文化知识危机，使中共才认识到长此以往，将会亡党亡国。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无数普通家庭的学生通过高考，走入了大学的殿堂，宣告了教育革命的破产，社会开始重视知识，追求真理，回归理性。 中共也放松了对城镇经济和城镇居民的控制，私营商业和集贸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大批从农村返回城镇的知识青年和大量冤假错案的劳改释放犯，加上原有的很多因家庭出身不好的找不到工作的待业人员，在一时找不到工作，他们摆小摊，开小店，自己自谋生路，变成了个体户，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国的私营经济也开始了重新下种，重新生长的历程。 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人民勤劳节俭，温顺善良，中国有着发展经济的巨大潜能。是共产党的暴政中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当这种暴政发展到极端，实在无法进行时，中共被迫改变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对人民作了一些让步。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来自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也不是来自共产党的恩赐，更不是来自什么总设计师的顶层设计，而是来自中国老百姓的无形反抗，几十年来，他们用自己悲惨的人生在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书写了几个血淋淋的大字“此路不通”，因而才有了毛氏极左路线的破产，中国社会才有了穷困到极点以后的反弹。多少年后，改革开放被描绘成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成果，邓小平被塑造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有了中国的进步，反过来要人民来感谢他们，其荒谬逻辑，莫盛如此。 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少有的政治相对开明，人民稍微有点自由的环境，人们看到了希望，从新燃起了生活的激情。文革的真相被不断的揭露，圣人也失去了昔日的光彩。陈腐的共产主义世界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中国出现了一个虽然短暂但前所未有的思想开放时代。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物质开始丰富。大量世界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港台的影视作品传到了国内，邓丽君的歌声使听惯了革命歌曲的年轻人耳目一新，人们渐渐从单调贫困的生活中走出来，从十年浩劫中苏醒，从混沌迷茫中回归人性，整个社会理性在复苏。 于此相适应的是中共理论界的风云激荡。文革结束以后，一大批过去被极左路线打压的干部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重新走入领导岗位，为中国的政坛带来一些新气象。如何面对文革灾难带来的共产党的尴尬局面，如何看待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不能简单的将一切归罪于四人帮，现实要求回答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为此，党内开始了以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部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面对文革中的残酷现实，再回首建国几十年来共产党的内斗历史，他们发自内心的开始反思自己的革命初衷，思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几十年来在他们心中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开始被破除，对几十年来党所奉行的一系列理论政策也开始拨乱反正。从批判毛泽东的极左错误开始，对中共八大，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等党内重大的历史问题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都发表了颠覆性的看法，在党内外引起了极大的振动。 从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党内残酷的斗争历史和真相开始被披露，共产党所犯下的错误单纯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个人因素是很难解释这一切的，更多人开始注意从党和国家体制上研究和探讨文革的成因，探讨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充斥泛滥，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的思想和理论根源。 中共内部出现了以胡耀邦为首一批反思较为深刻的改革派，他们曾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年轻时，他们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满腔热血的投身革命，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大跃进和文革的经历又使他们的革命激情大受挫折，他们感受到了极左路线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有违他们的革命初衷，他们看到了这个制度的问题，看到了党的危机。人民的痛苦激活了他们心中尚未被泯灭的人道主义情怀。 他们认为：文革的悲剧的根源在于在全民个人崇拜下造成的毛泽东的个人独断，四人帮那一套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他们希望这个党能从极左错误路线下解放出来。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他们试图通过防止领导干部终身制，党政分家，党内民主，国家法制建设等手段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想用一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恢复他们心中的毛泽东思想，继续他们那残缺的革命理想。 中国的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的极权统治。从根本上来说，马列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亟需发展生产来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于此相适应的只能是民主的政治制度。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暴力革命中断了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和和专制破坏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民主自由和压制生产力发展的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文革的悲剧，大跃进的灾难和反右，镇反的错误的真正根源是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独断专行是这个专制制度的衍生物，并不是最终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