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彦永，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生于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也是一位银行家。蒋彦永的堂兄蒋彦士曾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九零年代，蒋彦永访问台湾时，失散半个世纪的两人曾经有过一次会面。 一九四九年，蒋彦永考入燕京大学医学系。一九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解散，其医学系并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蒋彦永继续在协和医学院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代的青年普遍左倾，即便是燕京大学等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或协和医学院这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大学，其提供的教育由于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观念秩序，无法让学生具备抵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追求“进步”的青年蒋彦永自然被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所吸引、说蛊惑。不过，燕京大学虽被中共拆解，其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对最后一批学生之一的蒋彦永产生深刻影响，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医生涯中一直践行这九个字。 一九五七年，蒋彦永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三零一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次年得以重返解放军总医院。一九八零年代以来，他出任解放军总医院外科部主任、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中华医学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他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的作风赢得“清廉医生”之美誉。他在医学研究领域亦有卓越贡献，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四十多篇论文及《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外科学》等专著。 二零零三年春，中国爆发萨斯（SARS／非典）疫情，四月三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认为卫生部长是在公然说谎，根据自己了解的几所军医院的情况，疫情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数还在迅速增加。他认为已到了时不我待的关口——四月中旬，会有大量中外游客来北京旅游，非常有可能染上萨斯病毒，并传播到全国及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我有责任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次日晚上，他将自己知道的三所军医院收治萨斯染病者的情况写下来，分别给中央四台和凤凰卫视发去电邮，该电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 随后几天，蒋彦永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体获知。四月八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了蒋彦永。记者建议蒋彦永可以不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应该署名。”记者又问：“那样做的后果，你考虑了没有？”蒋彦永说：“我说的全是真实情况，有宪法保护我。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随即，西方若干主流媒体都报导了蒋彦永揭露的萨斯真相。 四月九日下午，蒋彦永给学生上课尚未结束，医院领导来找他谈话，警告他“作为一个军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是违背军队有关纪律的，今后不要再和国外媒体接触”。蒋彦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规定，今后有事先会找院方谈。同时，他强调说：“你们看了张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我们国家过去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多了，希望你们今后也尽量能说真话。” 四月十一日，蒋彦永主动找到院领导，提出三点控制疫情的建议：一、鉴于北京市的地方和军队的传染病院均已收满，上面提出要各医院“就地消化”，这完全是违背传染病治疗原则的。因此，应尽快在北京组织改建一些医院，使之能接收萨斯病人。二、建议张文康引咎辞职，这样做有利于新的国务院领导能及时正确地去处理疫情。三、建议卫生部派人来与他一起核对萨斯病例的数字。 四月二十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萨斯病例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蒋彦永挺身而出成为吹哨人，挽救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让萨斯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现重大转折。同年八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该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其获奖的理由是：“勇于揭露萨斯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生命。”蒋彦永谦虚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和公民理所应当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五十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当时，胡温刚刚执政，需要拉拢民意，也需要在国际社会营造开明形象，勉强默认了蒋彦永的吹哨之举，没有对其进一步打压。蒋彦永被人们视为说真话的英雄，获得普遍的尊敬与赞誉。有的人，一生只说这一次真话就够了，从此便在成绩单上躺平，但蒋彦永不满足于此。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他就给当局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他又与诸多老共产党员一起联署了一封同一主题的信件，但都未得到回应。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通过毛泽东原秘书、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向当局转达了新的一封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件。当局仍然置若罔闻，他便将其公之于众，当时他因为揭露萨斯真相而名满天下，这封信于是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这封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的信件，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建议，要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信中，他讲述了六月三日晚他赶到医院急诊室的见闻：“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十八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伤者中，有一个中弹的、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蒋彦永亲自参与抢救却未能抢救过来：“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蒋彦永还揭露了军队使用达姆弹（开花弹）射杀人民的真相：“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蒋彦永在信中还写道：“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十七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后来，蒋彦永与丁子霖夫妇等天安门母亲联系上，并结识了刘晓波、鲍彤等异议人士。他与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剑的北京相濡以沫。他并利用自己医生的身份和人脉，帮这些被打压的友人联系医院检查身体、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然而，这封信件的公布，终于惹恼了中共当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蒋彦永和妻子华仲尉在从住所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的途中被当局带走，华仲尉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本人于七月十九日被释放，据说是被强制“上学习班”。此后，他一直被军方和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处在半软禁状态。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他重获行动自由，但被以非法方式告知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二零零五年七月，他准备与太太前往美国加州探望女儿蒋瑞时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许。他曾提出解除与解放军总医院的所有关系、退出解放军部队亦未获准许。 蒋彦永所受之监控，我曾亲身体验。二零零五年夏，我应邀到蒋医生家做客，正与蒋医生在客厅中聊天时，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告诉我，医院保卫处说要上门拜访，一定是因为我们的会面惊动了他们。他让我躲进他的卧室，然后对登门的不速之客说，他家中并无记者来访。访客离去后，仍蹲守在他家楼下。蒋医生的“对敌”经验丰富，遂安排我到他的邻居家暂避，几个小时后，他的邻居全家出门散步，他便让我混在其中，正好邻居家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就让我将孩子抱在怀中，一起说说笑笑地出门，这才蒙混过关。这一幕，于我而言，宛如间谍电影中的场景。 二零一五年三月，蒋彦永突破封锁，接受香港有线新闻采访，揭露解放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的“冰山一角”。他披露说，由总后勤部掌控的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蒋彦永写信给习近平，再次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习近平的反应比胡温更加残暴：下令升级对蒋彦永的监控，蒋彦永出门看病也遭到军警拦阻。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甚至遭到军警的粗暴推搡，老人“斥责解放军违反宪法”。经过交涉，他才住进自己服务一生的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蒋彦永的好友、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据蒋彦永的妻子透露，蒋彦永在医院被严加看管，不准外人前往探视。 二零二零年，一场规模和危害远超当年萨斯的中国武汉肺炎在中国和全球蔓延。中国民众担忧当局是否再次隐瞒疫情，网路上热传一篇当年《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蒋彦永的文章——当时，当局允许《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蒋彦永，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传达蒋彦永并未受到迫害的信号。虽是官媒却有一定市场化色彩、属于“南方报系”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少数敢于“打擦边球”的媒体，后来经过多次整肃，再也不能发表类似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在发表前遭到新闻检查官的删改，但大致可以展现出蒋彦永的面貌和风骨。这篇访问，让很多民众追问：“李文亮已死，蒋彦永何在？”人们通过传播这篇文章来怀念蒋彦永这位当年在萨斯肆虐期间对外揭露真实疫情、坚持讲真话的军医，这篇文章却频频遭到网管以“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为由删除。在中国武汉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里，蒋彦永一直遭受更为严密的非法软禁，至今无法对外发声，只是偶尔流传出几张与友人章诒和、浦志强等人餐叙的照片。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时，蒋彦永医生在北京因病去世。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网上流行一道看似很简单的选择题：叶问一九五零年来到香港为了——A.逃避日本侵华；B.逃避中国共产党。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给出B这个正确答案。 叶问因为躲避共产党来香港 但是，因扮演叶问而咸鱼翻身、俨然是叶问“转世灵童”的甄子丹的答案，一定跟其他所有人都不一样。他不会选择B，只会毫不犹豫地选择A。在甄子丹出演的叶问系列中，十有八九都是叶问大师痛打日本鬼子的情节，这才是这个系列电影近二十年来在香港和中国本土大红大紫的秘诀——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再无吸引力之际，反日（反西方）的汉民族主义和大中华中心主义，成为中共“大内宣”的核心意识形态。于是，叶问系列应运而生，利用民众廉价的爱国心，赚到金山银山。甄子丹也从一名三线的落寞武打演员青云直上，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巨星”，更成为香港演艺界屈指可数的“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他有没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外人不敢妄言，但作为与习近平握过手的“民族英雄”，他一定会将共产党残民以逞的罪恶统统推到日本人身上，尽管日本人早已离开中国。 甄子丹的身份认同曾几度转变：早年他父母带他从广州移居香港，然后又移民美国。青少年时代，父母送这个青春逆反的孩子到北京学习武术。之后，甄子丹又到香港发展演艺事业。再后来，他为了在中国发大财，“毅然”放弃美国国籍，这才成了成龙的接班人，有了与吴京不分上下的“战狼”之名，乃至得到习近平的接见。网上流传的那张照片，甄子丹双手握住习近平的一只手，受宠若惊、低眉顺眼，哪里有半点江湖豪侠的仙风道骨？习近平的另外一只手，伸出一根手指，指著甄子丹，好像在问他：“你这个大英雄，能跟我一样，挑两百斤担子，走几十里山路不换肩吗？” 乔峰在两个祖国之间拔剑四顾心茫然 甄子丹的身份转化，倒是跟他最近扮演的金庸小说人物乔峰很相似——乔峰本是契丹人，被汉人收养长大，为了保卫宋国，而与契丹对抗。但当其契丹身份曝光后，宋国的爱国者们个个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乔峰在两个祖国之间拔剑四顾心茫然，发出“我是谁”这个大哉问。甄子丹有过身为美国人的履历，在小粉红心目中形同叛国，虽浪子回头，反向“润”回中国，但那段“黑历史”却无法被彻底洗掉。于是，他不惜拉来整个香港为之垫背，用一种激烈的方式来换取一张如丹书铁券般的投名状：二月底，他接受英文媒体访问，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暴动”，而不是抗议，更称对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中国的高速公路、建筑与生活方式带来的便利性是不少国家无法相比的”，更点名《BBC》、《CNN》都不曾报导中国的这些优势。随后，他又说不想要“政治化”，“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我说的话，但我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说的”。 甄子丹这样说，是求恶得恶、得偿所愿，亦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他既不是叶问，更不是乔峰，他只是向早年扮演过的一个角色——徐克《新龙门客栈》中的东厂曹公公——光荣回归。就连徐克都“一直低到尘埃里去”（却无法像张爱玲所说的那样“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而只能拍出《长津湖》那样的垃圾电影），正当盛年的甄子丹岂能拒绝“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诱惑呢？我看的第一部甄子丹出演的电影就是《新龙门客栈》，对电影中阴狠毒辣的曹公公印象深刻，甄子丹真将曹公公演活了。而此后他扮演的若干正人君子，我都觉得矫揉造作，如纸糊傀儡般不堪入目。多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监本色”，正如《红楼梦》所云“假作真（甄）时真（甄）亦假”。 曹公公才是甄子丹的“太监本色” 甄子丹的这番言论掀起轩然大波。到中国发财是个人选择，但“不为苍生说人话，只为君王唱赞歌”就跌破了做人的底线。曾因参与反送中运动而被控暴动但最终脱罪的汤伟雄，发起呼吁奥斯卡主办方“取消邀请支持打压人权的甄子丹担任奥斯卡颁奖嘉宾”的联署活动，短短几天内，有数万港人和其他族群人士签名，可见甄子丹触犯了众怒。这才是民心所向。不过，甄子丹不会知耻，更不会道歉，他反倒会以此作为巩固其政协委员身份的证据——既然那么多香港“皇民”和帝国主义者反对我，正说明我是“忠党爱国”的大英雄。 圣经中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如今，甄子丹如日中天，自可信口雌黄、逢君之恶，但他不要忘了“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的道理，纳粹的国宝级演员海因里希·格奥尔格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法国作家布希萨在《希特勒的宾客簙》一书中，考察了在希特勒生日宴会的登记簿上签名的贵宾的名字及幕后故事。在这本精美名册上签名的，大多数是各国外交官，也有少部分是德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经常将名字签署在最上方，字体最大、最有力，“下笔的力道让墨水四溢，几乎穿透昂贵的高磅厚纸，透至背面”的，正是当时在德国最家喻户晓的演员格奥尔格。他身材魁梧，脸孔宽大，肩膀厚实，奔放的笑声充满“感染力”。一九三三年，三十九岁的格奥尔格在戈培尔策划的电影《希特勒青年团的魁克斯》中担纲演出，大获成功。此后，他参演德国历史上预算最高的电影《犹太人苏斯》，该片拥有两千万人次的票房，就连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都有超过一百万观众自己买票观赏这部纳粹宣传片。党卫队负责人希姆莱签署命令，要求所有成员和集中营警卫都必须观看这部电影。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这部电影大获成功，真是天才之作，是一部实现我们所有期待的反犹太电影。我太高兴了。”格奥尔格被任命为柏林席勒剧院总监，在演艺界拥有一言九鼎的地位。如同甄子丹被习近平亲自接见，格奥尔格也多次被希特勒亲自接见。起初，他们以之为荣，殊不知，此类新闻照片很快成为他们耻辱的标志。 甄子丹是汉娜·鄂兰“恶之平庸”的典型代表 纳粹政权崩溃之后，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内务委员会的特工将格奥尔格从家中带走，当时他故作镇静地对妻子说：“他们很快就会送我回来了。”在审讯中，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说自己“从不涉足政治”——跟甄子丹的表态一模一样。他说自己不是纳粹，他并不痛恨犹太人，或者说，他并没有比其他德国人更讨厌犹太人。“对我而言，德国和希特勒是一体的，是同一件事。当时我以为为希特勒而战，就是为德国而战。……要是我真的犯了罪，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有罪。”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一切都会好转的。我没有做任何坏事，我只是盲目地爱我的国家。我得为此付出代价，但惩罚终有结束的一天。” 格奥尔格被送往柏林郊区的一所监狱。为了避免自己垮掉，他在狱中开办了小剧场，训练囚犯们演出。他的演出赢得数百名囚犯的掌声，他似乎又回到辉煌的舞台上，他恍然觉得希特勒和戈培尔就坐在下面观看他的精彩演出。 然而，苏联人对这些囚犯毫无仁慈之心。囚犯们食物粗粝，只能喝被污染的脏水。一向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格奥尔格度日如年。半年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已掉了四十一公斤，但我终将撑到出狱的那一天。”出狱的那一天永远没有到来。苏联内务委员会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打造成“第七号特别营”，格奥尔格被移送到那里。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格奥尔格正式被宣布死亡，终年五十二岁，他因急性阑尾炎动手术，在手术中死去。 甄子丹、格奥尔格与艾希曼一样，都是汉娜·鄂兰所说的“恶之平庸”的典型代表。鄂兰观察到，艾希曼的语言能力低落，甚至已经算是轻微的失语症，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认：“我只会说官话。”官话成为他的语言，因为没有这套陈词滥调，他真的一句话都不会说了。他不是刻意撒谎，而是无法从他人的角度思考，被一道坚不可摧的墙包围，将语言与他人的存在隔离在外，因此，也无法感知现实。 自己的“耶路撒冷的审判”。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杜琪峰：支持电影就是支持自由 在柏林影展上，香港导演杜琪峰被记者问及电影的重要性、历久不衰的原因时，回答说：“我觉得电影永远站在前线，每当极权扩张、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通常都是首当其冲，在好多地方都是这样，一定想先中断你的文化。”他接着鼓起勇气说出“我觉得香港……”，但又立马用英文说出“No Sorry”，最后几乎哽咽着说：“全球所有争取自由的国家与人民一定要支持电影，因为电影是为你而发声的。” 独裁者要摧毁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首先便要摧毁它的自由，而摧毁它的自由，必摧毁它的电影、文学、音乐等文化。杜琪峰的这番话，让人想起倪匡在小说《追龙》中的一段预言：“东方的一个大城市会彻底毁灭，那是‘气数’，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要毁灭一个大城市，不一定是天灾，也可以是人祸，人祸不一定是战争，几个人的几句话，几个人的愚昧无知的行动，可以令大城市彻底死亡。不必摧毁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大城市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一样，但只要令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它毁灭死亡。”我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香港电影是我的文学和审美的启蒙。所以，我特别能对杜琪峰的这番话有共鸣。 杜琪峰欲语还休，真情流露，香港人过去几年的一切磨难、羞辱和奴役，尽在不言中。他知道说这番话会有怎样的后果，还是义无反顾地说出来，尽管中间略加掩饰，却更有“欲盖弥彰”之效果。果然，他的言论被中国网民抨击，微博帐号内容被清空，网页仅显示“该帐号因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中国有媒体报道，杜琪峰“发布了一些不正当言论，导致账号被封”，“杜琪峰的个人账号已经被炸了，与此同时，和杜琪峰有关的九部电影恐受其牵连”。总之，一句话带来的损失以数亿计。 杜琪峰在现实中的遭遇，宛如他十多年前拍摄的电影《黑社会：以和为贵》。古天乐扮演的吉米在中国贿赂一帮大小贪官污吏，经营盗版色情光碟生意，赚钱如印钞票。他只想做生意，不想打打杀杀，不愿竞选社团“和联胜”的“话事人”。但广东省公安厅石副厅长看中了他，逼他选“话事人”。石副厅长说，“黑社会也有爱国”，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是当年公安部长陶驷驹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石副厅长又说，我们不是不相信选举，只是担心选出一个喜欢捣乱的人，不利于社会稳定，你永远做龙头老大，大家一起做生意、发大财。吉米听得头皮发麻。原来，心狠手辣、杀人之后绞成肉泥喂狗吃的香港黑社会大佬，在共产党这个更大的黑社会面前，只是如臂使指的傀儡。你爱国、你听话，中共才会允许你到中国做生意，这不仅是香港黑社会的宿命，也是香港人的宿命。 吉米不甘被操纵，愤怒地向石副厅长饱以老拳。当年电影节开幕首映时，观众席中大部份是行内人，都看得起立鼓掌。有香港影评人指出：“这一拳，代表了香港电影工作者的压抑，另一条出路，就是豁出去，不要大陆市场，没法上映便算了，那块肥猪肉，我就是咽不下。”如果用台湾歌手陈升的话来说就是：“是我把中国市场封杀了！我最臭屁的地方就是把台湾市场做出来，我不缺钱，你们就拿我没辙了，台湾内需就够了！为了要进军中国而写道歉书，这样我还能呼吸吗？我为什么看你们的脸色？” 自由与奴役，不可兼得。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时年三十九岁的律师派崔克·亨利在维吉尼亚里士满的圣约翰教堂发表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这是“这个国家所面临的最可怕时刻”，这“完全是自由或奴役的问题”：“难道生命如此珍贵，和平如此甜美，竟要以锁链和奴役作为代价换取吗？全能的上帝，阻止它吧！我不知道别人会选择哪条道路；至于我，不自由，毋宁死！” 张艺谋的痞子美学，是“人矿”们吃上瘾的精神地沟油 然而，大部分中国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好死不如赖活”，即便沦为韭菜和人矿。他们痛骂说出真相的杜琪峰——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最仇恨说出真话的孩子的，不是赤身裸体的皇帝本人，而是周围看到真相却不敢说出来的大人们。他们觉得孩子的真话衬托出自己的伪善与怯懦，不等皇帝下命令，就要对孩子拳脚交加，将其打杀。这就是今天中国民众对杜琪峰千夫所指的原因。他们一边骂杜琪峰，一边津津有味、身临其境地观看张艺谋执导的《满江红》。短短数日，《满江红》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一百三十亿人民币票房的高峰。 有人说，张艺谋的电影美学是法西斯美学，但若拿张艺谋与希特勒御用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坦尔相比，就知道张艺谋的作品连法西斯美学都算不上。学者赵越胜说过：“纳粹以数量与体积之庞大来造就自己活动的舞台，恰是要利用这种能够强暴感官的外在的壮丽辉煌，来造成臣民因内心恐惧而生的‘崇高感’，让他们在无法以自己的经验把握眼前场面时，产生依赖与顺从。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种崇高是一种谎言，因它不扩展和丰富人的美感，而是一种压迫、操纵的形式。以人造‘崇高’来实现操纵，这是一切专制社会和暴君最擅长的手段。”在张艺谋的作品中，连“崇高”或“伪崇高”的特质都找不到，只有一种来自西北或东北的痞子美学，一种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浓烈的屎尿屁的臭味。 十几年前，作家王朔说张艺谋拍电影是搞装修。张艺谋不懂艺术和美，却懂得大众心理学，知道什么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与内容：一个人敲鼓太乏味，那就来一万人；一朵菊花太单调，那就来一万盆；观众喜欢看晚会电影，就拍晚会电影；观众喜欢土豪金，谋就拍土豪金；现在，观众喜欢骂奸臣，就拍骂奸臣电影。在这一点上，张艺谋深得希特勒和毛泽东真传，他不会像鲁迅那样对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永远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满江红》的票房不都是偷来的，也不是中共宣传部强迫民众买票观看。它的票房成功是真实的，显示经历了习近平的防疫暴政之后，大部分中国民众，特别是有钱买昂贵的电影票的城市中产阶级，并未真正觉醒。《满江红》成为一种中国民众被迫接受无能者治国、抒发怨气的合理化管道，故产生不少极端化的社会乱象：有观众在电影结束后慷慨激昂地背诵伪托岳飞所作的《满江红》，恨不得立即“壮志饥餐胡虏肉”（此刻的“胡虏”，可以是美国人、日本人，或台湾人、香港人）；更有人看完电影之后，跑到一个景区，拿起铁板狂砸秦桧跪像，并高喊“还我河山”。 奥地利学者赖希在《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中指出：“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法西斯主义不同于其他反动党派的地方在于，它是由人民群众产生和拥护的。”他发现，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的反动社会背景，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广泛而彻底地研究被压制的小人的性格，密切了解他的背景生活，对于理解法西斯主义所依靠的力量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当中国人挤在电影院中观看《满江红》时，民主自由遥不可及。《满江红》的走红，为今天中国社会的法西斯本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这大概就是这部电影唯一的价值。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与中国，谁是好国好民，谁是坏国坏民？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晚，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晒出图片，声称中国无意变成另一个美国，并列出十点原因，每一则内容都附上关于美国的负面报道的新闻图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不是在微信或抖音上发布，而是选择在推特上发表，既然她如此厌恶美国，为何用美国的社交媒体？这种做法难道表明她本人崇洋媚外，就跟她口口声声反美的同时，却在美国购置豪华房产并送孩子到美国读书一样？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她所做的是大外宣，而非“大内宣”，中国墙内民众都是韭菜或人矿，连被洗脑的资格都没有，中共的重心已转移到在国际上与美国和西方打宣传战了。 华春莹的原因一：中国从来不对少数民族进行屠杀、掠夺和种族灭绝，从来不允许发生“我无法呼吸”事件。 实际上，中国在西藏和新疆等地的殖民暴政，早已被多国列为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中国将上百万维吾尔人关进“再教育营”，声称是职业培训，但被关押者有大学校长和教授，难道他们需要职业培训吗？维族女性米日古丽·图尔荪和三个孩子被关进集中营，遭受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并且被迫绝育，一个孩子悲惨死去。只因为她丈夫是埃及人，经过埃及政府的外交努力，她才被释放，并在美国国会公开亲身经历，向全世界昭告中共的法西斯暴政。 华春莹的原因二：中国从不允许百分之一的人口拥有相当于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财富的总和。 事实上，早在二零一四年，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研究员谢宇与研究生周翔就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名为《今日中国的收入不平衡》的论文，根据多家中国大学所得的调查数据，研究者计算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平等的国际指标)，二零一二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已达零点五五， 美国为零点四五。谢宇指出：“在今日中国，收入不平衡程度已位居全球高位，特别是与那些高标准生活国家相比。”二零二零年，二十四岁的贵州贫困大学生吴花燕因营养不良引发多项疾病，抢救无效去世，这个悲惨事件给了习近平炫耀的脱贫大业一记响亮耳光。 华春莹的原因三：中国从来不允许其人民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更不用说让孩子们在校园里被枪杀了。 华春莹不能理解美国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拥枪权，这是夏虫不足以语冰。在严格控枪的中国，校园中的孩子没有死于枪杀，却死于刀杀。仅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十二日，短短五十天之内在中国就发生了六起幼稚园或学校凶杀事件，二十二个孩子被杀死，十六个受重伤。学者何包钢指出，中国一系列妄杀幼童事件显示了比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更严重的社会危机。正是中国今天的高控制度和方法成为不稳定之源，让社会最底层、最边缘人物失去说话的场所。中国现存的问题在于缺乏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缺乏民间机制来调解各种社会问题。 华春莹的原因四：中国不允许毒品问题困扰国家并每年导致十万以上的人死亡。 其实，一方面，中国的毒品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刘跃进估计，中国吸毒人员的实际人数约为一千三百万，一半人涉嫌吸食冰毒。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故意纵容中国生产的芬太尼流入西方国家。美国助理国务卿克尔斯滕·麦迪逊曾表示，二零一七年，美国七万两千万例药物过量死亡中有超过四成涉及芬太尼。美国缉毒局发言人凯瑟琳·帕夫指出，根据美国邮政系统的拦截，当地人提供的信息以及追踪这些药品的网路足迹，这些芬太尼大量来自中国。欧洲药物监测机构的报告也称：“大多数进入欧洲的新芬太尼来自中国的公司。” 美国与中国，谁得道多助，谁失道寡助？ 华春莹的原因五：中国从不侵略别国，不搞殖民扩张。 事实上，中共建政以来，与南韩、印度、苏联、越南等邻国都发生过战争，在邻国眼中，中国就是一个蛮横残暴的霸权。比如，越南坚称拥有南沙和西沙群岛主权，不会容忍中国的侵略行为。越南在对中国严加防备的同时，欢迎美国将美利坚秩序带到东亚，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阮志咏曾公开表示：“如果美国能为本区域能带来和平、稳定，以及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我们欢迎美国的举动。”谁是侵略者，谁是和平缔造者，不由自己说了算，而由周边相对而言的小国和弱国说了算。 华春莹的原因六：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从不在国外寻找和扶植代理人。 柬埔寨人不会同意这个说法。正是在中共扶持下，波布的红色高棉才成功夺权，实施阶级屠杀，杀害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波布在访问北京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毛说：“我从小就读了许多毛主席的着作，尤其是那些有关人民战争的作品。毛主席的作品领导了我们整个党。” 华春莹的原因七：中国从来不把外交政策建立在“欺骗、谎言和偷窃”上，因为中国把这些视为耻辱，而不是骄傲。 但是，就连曾是中国的老大哥的苏联，也被中国的厚黑学和孙子兵法玩弄于股掌之上。赫鲁雪夫对毛泽东挑动核战争、不惜中国人死一半的狂言感到震惊，认为毛是个疯子。勃列日涅夫对美国总统尼克森说，中国人的特点是“野蛮、不忠诚、虚伪”。他们“背信弃义、心怀叵测”，“不诚实”，“特别狡猾、两面三刀”。 华春莹的原因八：中国从不称霸世界，不剥夺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权。相反，中国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 然而，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蚕食鲸吞，已激起非洲各国的愤怒声讨。中国在非洲国家采取“安哥拉模式”，以提供巨资协助基建，换取当地资源。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艾登认为，这种以基建换资源的模式，使中国被视为“殖民者”，中国只重视从非洲获取资源，及为中国企业创造国际市场，这种“设计”等同将部份非洲国家视为“附庸国”。赞比亚大学政治学讲师比巴拉批评说，虽然中非经贸关系日益密切，但中国没有提供太多技术转移，有些国家又盲目生搬硬套中国发展模式，会令非洲愈益依赖中国，不利于非洲的可持续发展。 华春莹的原因九：中国从来不会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地削弱或消灭对手。相反，中国专注于提升并超越自己。 这个说法又是自欺欺人。中国一直无孔不入地窃取西方先进技术，然后通过山寨方式大量生产，这才实现“弯道超车”。比如F-35的设计被盗，使中国空军能够开发出外观相似、具有中国特征的隐形战斗机。中国顶级骇客团队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计算机中窃取两千两百万美国人的安全保密文件，再加上从安塞姆健康保险公司窃取的医疗文件，以及从万豪酒店窃取的旅行记录，估计已经帮助中国制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的详细蓝图。 华春莹的原因十：中国从不向流浪气球发射导弹，而是投资建设更好的铁路，让人民享受安全和健康。 这是典型的戈培尔话术，掩耳盗铃还不够，还要贼喊捉贼。中国放出间谍气球侵入他国领空，还不允许他国出于保卫国家安全而将其击落，难道被侵入国只能坐以待毙？曾在奥巴马和川普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麦可·罗杰斯上将表示：“此事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的关注程度。当它成为对我们国家的物理侵入，感觉就不一样了。” 华春莹看似谴责美国，却更像是揭中国的短，这种“高级黑”，骗不了别人，只能讨好习近平一个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神功护体的少林高僧为何不敌中国病毒？ 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中国网上传出少林武僧院武学导师延庄法师感染中国病毒、以五十九岁的壮年病逝的消息。就在两天前，延庄法师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打拳照，因此有人怀疑是否为康复期间剧烈运动导致死亡。 从其生前照片上看，留著长髯的释延庄意图把自己塑造成一副仙风道骨形象，其社交媒体的最后一则留言是：“宝剑、快意，一缕杀气。酒杯，悲凉，一声叹息。知己，豪放，一往情深……”这明显是在模仿古龙武侠小说的文字风格。而他带领几个学徒练拳的照片下有几句说明文字，透露已感觉到呼吸不畅，想通过练习“龟息大法”，“通经活络，只为能够在残喘里，还可向生而行，缓口粗气……” 公开资料显示，生于河南上蔡县的释延庄俗名赵世毅，自幼受到家庭武术氛围熏陶，加上一九八二年李连杰电影“少林寺”风靡，他于一九八三年到少林寺出家，走练武之路。之后，他学到外界称为“达摩内功”的禅功柔拳，号称达到“百病不生”境界，长期担任少林寺武僧总教头，俨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至尊。 没有想到，如此一位绝顶武林高手，轻易就被病毒击倒。延庄的同门师弟延嘉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说：“再也听不到师兄的声音了，你去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还在这个尘世间度人。”有虔诚的信教徒留言询问：“老爷子也是因为某流行性病毒走的吗？”延嘉仅回复二字“自然”。这两个充满歧义，可理解为“自然死亡”，也可理解为“自然如此，何必再问”。 对于释延庄离世原因，少林寺官方没有作出任何说明——如果承认这位武术大师是感染中国病毒而死，对少林的声望不啻为一个沉重打击。首先，这一事实证明，所谓“百病不生”的“达摩内功”，不过是绘声绘色的小说家言，世间没有这种保命符，少林武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 其次，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的少林内功，不见得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中国男性的平均年龄已在八十岁上下，大名鼎鼎的少林第一武僧却只活了五十九岁，这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可见少林武术甚至比不上西方普通的健身运动。 第三，即便少林内功能抵抗《本草纲目》上记载的传统的“百病”，却无法抵抗“百病”之外的新病——中国病毒，可见中国病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中共故意播放的某种人工合成的病毒。 其实，少林武术，乃至整个中国功夫，都是虚无缥缈的“中国梦”的象征。一九八零年代初，经过文革的“破四旧”，少林寺仅剩一片断壁残垣。中国人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醒过来，伤痕累累，尊严扫地，精神空虚，看不到路在何方。突然间，电影《少林寺》横空出世，举国上下如醉如痴，几乎成为革命梦断的中国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以及此后四十多年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先声。 然而，以少林武术振兴民族精神，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少林寺尊达摩为祖师，且不说达摩是否真的是其祖师爷，就达摩本人而言，乃是来自印度或波斯的外国人，跟近代到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传教士是一样的。所以，少林功夫，其实是印度功夫或波斯功夫的皮毛。这个被刻意忽略的事实，会让中国的爱国者们痛不欲生。 少林武功号称中国武术之正统，但遇到在搏击界的后起之秀徐晓冬的挑战时，少林寺无人敢出面应战。后来表示愿意与之一战的，是曾任少林第一护法、后来自立门户的释延觉。有趣的是，释延觉表示自己少一根手指，是四级残废，而且已五十岁，强调种种客观不利因素。然后，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若是打七十五公斤级的正规散打比赛，他愿意与徐晓冬一决雌雄。众所周知，徐晓冬的体重在九十公斤左右，让他降十五公斤体重，是强人所难。 一间寺庙的败坏与一个国家的败坏 近年来，在方丈释永信的领导下，少林寺从一间僧多粥少的苦寒寺庙，成为一家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释永信本人也从出家人和修行人摇身一变为全球商业帝国的“CEO”。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杰安迪写过一篇题为《财、色、权力：少林CEO面前的魔障》的报道。该报道指出，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针对释永信的的指控：蒙骗大众，玩弄女性，有多名情人，并私下与其中二人育有子女。释永信追逐女性、金钱和奢华生活，与他身为中国佛教界重要人物而长期标榜的为人正派、生活简朴的说法格格不入。这宗丑闻突显了公众对于眼下中国社会的冷嘲热讽：贪婪与低俗的物欲碾过道德，位高权重人群尤为如此。 习近平掀起以反腐为名的政治清洗，党政军各界皆有大佬落马，又牵连出他们背后更多的民营企业家和文艺娱乐界人士。偏偏屡屡被举报、早已声名狼藉的释永信岿然不动、闲庭信步。释永信跟习近平一样“自信”，绝非偶然：他不仅是一名商业和尚，更是一名政治和尚，积极配合习近平“一带一路”政策，少林寺这块金字招牌成为“中国优秀文化”输出西方的典范，跟“孔子学院”联袂登台，一文一武，大红大绿，流光溢彩。过去数十年，台湾新兴佛教系统如慈济、星云等，影响力早已溢出台湾，遍及世界，还返回中国，吸引不少信徒和金钱奉献。逃离被中共武力侵占和殖民的图博故土的达赖喇嘛，也让藏传佛教成为在西方颇受欢迎的东方宗教。为了与之竞争，中共当局积极鼓励和支持少林寺到海外攻城掠地，发扬国威。 此前，释永信计画在澳大利亚东南部修建一处投资三亿美元的豪华少林功夫度假村和高尔夫球场，引发很大争议。中国官媒新华社出面为之保驾护航，高调报道释永信对此事的回应：“文化走出去是件很体面的事。……中国人可以引进迪士尼，为什么国外就不能引进少林寺？”将少林寺与迪士尼相提并论，引喻失义、不伦不类，却很有点习近平踌躇滿志、睥睨天下的胸襟气魄。若是习近平读到这篇报道、看到释永信的这番言论，一定会对之惺惺相惜。既然大方向对了，跟对人了，释永信的生活“小节”问题就可忽略不计。于是，在习近平的中国，释永信就成了一尊打不倒的金身罗汉。 释永信不是国师胜过国师，少林寺不是皇家寺庙却又宛如中共党魁的家庙。马克思和毛泽东都曾将宗教贬斥为麻醉人灵魂的鸦片，但习近平毫不讳言鸦片也可拿来为其所用。杰安迪在报道中评论说：“尽管中国官方信奉无神论，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认可少林寺的全球推广，欣赏它产生商业收入的能力。而且，从近些年不断有官员前往少林寺参观的情况看，他们中很多人也明显相信少林武僧神奇的护佑能力，这一名声早在七世纪就传开了。就像故事里讲的，曾有十三个少林棍僧在战乱之中救了唐王李世民。”那么，今天的少林寺能够护佑焦头烂额的习近平走过内忧外患的惊涛骇浪吗？ 少林寺不是一方净土，而是败德的中国的缩影，如同《红楼梦》中的那个典故：柳湘莲路遇贾琏说媒，准备娶尤三姐为妻，但后来向宝玉打听尤三姐品行，宝玉回“你既深知，何必问我？”湘莲遂感叹说：“你们这东府里边，除了这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恐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了。”今天的中国处处是乌烟瘴气、污泥浊水，少林寺不是一方净土，也心安理得地藏污纳垢、坑蒙拐骗。过去数十年，少林武术靠小说和影视的渲染，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佛教第一寺庙。在一切向钱看和向权看的时代，少林武术也就成了发大财、揽大权的法宝。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央视春晚：中国大内宣和大外宣的强弩之末 自从一九八三年春晚这种新时代的精神鸦片诞生之后，二零二三年的第四十一届春晚规模之大、耗资之巨，不能说绝后，也可称空前。就在红红火火、莺歌燕舞的演播室之外，中国大小城市的火葬场高速运转，披麻戴孝的家属排成长龙，还有人自行在院内焚烧亲人尸体。 此刻，高速运转的，不仅是焚尸炉，还有中共宣传部，一边焚烧死人的尸体，一边清洗活人的大脑。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从来不会闲着，越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越是要指鹿为马、谎话连篇。中共新任宣传部长李书磊，当年是北大中文系的神童和最年轻的博士，出口成章、下笔千言，真博士为假博士效力，如骏马拉破车，轻车熟路、一日千里。 宣传部旗下，最大的谎言制造机器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台——中国中央电视台，而央视最经典的洗脑项目就是一年一度的春晚——春晚能够让寂寂无名的人物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如今，李书磊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央视春晚。春晚播出后第二天，央视官网发表报道《创新高！总台二零二三年春晚全媒体触达一百一十亿人次，再掀海内外关注热潮》。该报道指出，二零二三年春晚“以温暖人心的精品节目、亮点满满的技术创新、美轮美奂的舞美效果为全球华人送上了一道红红火火的文化大餐”。新媒体直播规模和海外传播量均创历史新高：电视端，全国电视市场收视总份额达百分之七十六；新媒体端，直播规模达七点六六亿。春晚成为各网络社交平台的霸屏话题，五十一个话题词登上各平台热搜热榜第一，并产生千亿话题阅读量。 该报道特别指出，春晚海外传播创下多项新纪录。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西法阿俄语频道和六十八种语言对外新媒体平台，联动来自一百七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多家媒体对春晚进行同步直播和报道。春晚首次实现全球千屏突破，合作传播遍地开花。美国中文电视台、美国城市卫视、加拿大新动力传媒、加拿大魅力中国等近三十家海外媒体对春晚进行同步转播。 数字很好看，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以大内宣而论，春晚的洗脑真的有效吗？有人贴出现场观众的表情，让人一目了然。有资格到现场观摩节目的人，是非富即贵的特权阶层。过去，他们坐拥金山银山，趾高气扬，笑逐颜开。如今，就连他们都成为习近平暴政的受害者，一个个面如苦瓜、双目呆滞、印堂发黑、如丧考妣，不像是来欣赏节目，倒像是来参加共产党的葬礼。看来，试图靠春晚来“冲喜”并未收到应有效果。过去几年，能润的人都润掉了，润不掉的人，只能在这座阴云密布的愁城中，坐等天灾人祸渐次降临。 官媒的报道中，更值得民主国家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央视得意忘形、一不小心就将其“海外协力者”名单全盘托出。央视报道中提及与之合作的数十家海外华文媒体及西方主流媒体，到底得到中共大外宣多少经费？习近平一方面要跟世界尤其是民主世界脱钩，一方面却没有放松对全球的文化及制度输出——这种输出，比输出病毒更可怕，病毒危害的是人体免疫系统，中共的文化及制度模式则危害人的精神、心灵和思维。习近平不单单要将十四亿中国人变成任由他本人控制、指挥的丧尸，还要将整个地球都变成他的精神殖民地。过去，西方国家没有设置“民主的防御机制”，敞开大门与中国“交流”，结果被中国攻城略地，渗透严重，而执法机构找不到中国红色渗透的蛛丝马迹；如今，既然央视主动供出“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西方大小媒体和机构，西方国家的执法机构就可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展开一系列调查，肃清从中国输入的文化毒品，制裁被中国收买的个人和机构，以维护国家安全。 延安窑洞美学：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中国式法西斯美学 有趣的是，有网友发现，二零二三年的春晚，直到结尾时才提到一次习近平，提及习近平的频率比此前几届大大降低。这种现象，不能说明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有所降温，更不能说明习近平的权力受到挑战，只能表明李书磊掌管宣传部后，中共的宣传策略更加精致化。有人分析说：“经济如此之差，死人如此之多，再借助春晚邀功，会起到反作用。他们对人矿心理学研究甚深，怕被反噬。”还有人评论说：“共产党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放过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机会。反人类的疫情封控三年，乌鲁木齐大火居民死于非命，民企倒闭潮不断，过年了讨不到薪水的农民工维权被镇压，火葬场哀鸿遍野……如果过年了还在提党的伟光正，那岂不是抓屎敷脸，遭亿万人痛骂吗？” 春晚融汇了共产党的党文化和若干中国传统文化肤浅且表层的要素，甚至不惜剽窃日本流行歌曲的元素，某些部分很像法轮功的神韵晚会，另一些部分则具备了延安最粗鄙的窑洞文化的特质——习近平的穿着打扮和言行方式，与其说是一名有教养的太子党和浸染城市文明的北京人，不如说更像延安窑洞中的流氓无产者，如同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走出来的光棍。习近平所代表的，正是中国黄土文化和黄河文化中最黑暗、最封闭、最丑陋的部分，也是当年《河殇》竭力批判和否定的蒙昧专横的部分。却没有想到，《河殇》问世三十多年后，这些东西再度沉渣泛起，重新占据舞台中心。 春晚是中国式法西斯美学的样板。法西斯美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于法西斯专政下某些文艺作品的美学风格的统称，此概念源自墨索里尼的一句名言：“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曾表示，政治“就是现存的最高级的和最综合的艺术。我们在制订现代德国政策时，感到我们自己就是艺术家……艺术和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成形、定形，消除有害的东西，为健康的人创造自由。”当时，纳粹官方主导并由名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的电影，例如《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就是纳粹美学的巅峰之作。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美学相比，中共的极权美学更等而下之。仅以春晚而论，它所凸显的“美”，是如此不真实，是如此毫无生气，舞台上所有人都没有个性，如推特上一位用户所评论的那样：“这十几年，越来越乏味的春晚印证了文化与审美的倒退，没有了时代性与现实性，被架空的文艺创作，让春晚越来越像一具披着国家意志的文艺腐尸。他没有生命，虽然高歌盛世，但他仍是死的。从腐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文艺，再华丽，也不过是一张空洞没有灵魂的裹尸袋而已。” 春晚是谎言，是鸦片，是幻术，是催眠。阿根廷学者芬切尔斯坦在《法西斯谎言简史》中指出，对法西斯分子来说，真理是一种在权力中并通过权力揭示的秘密，权力具有完全先验的地位，强大的、暴力的、厉害的东西就是真实和正当的，因为它表现了关于人民和国家的超历史的、神话的趋势。以此而论，春晚试图传达一种甜得发腻的幸福感，让观众们像吸毒一般情绪高亢、抽离现实，一如逃离北韩的脱北者的回忆，那是一种“我们最幸福”的欺骗与自我欺骗。网上流传一份中国中国各省的春晚收视率的资料，大致有两个规律：越往南方，收视率越低；越接近海洋，收视率越低。也就是说，西化和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人们对春晚这种精神毒品越有免疫力。要让春晚这种精神毒品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民间社会应当努力推动自我启蒙、自我解放。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中国在西藏残暴的殖民统治熟视无睹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在成都全城封控的“白色恐怖”中，我的堂兄、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余驰携家人成功润到美国。出行时，他两度遇险：先是在驾车驶出封控小区时，在绕城高速公路路口被警察拦下，警察告知，没有防疫特别通行证不得出城，经过他的百般解释和哀求，才被放行；在机场安检时，正好遇到四川发生六点八级地震，安检机器险些倾倒，航班差点被取消。他们从成都飞到香港，再飞首尔，最后顺利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余驰比我年长两岁，一九八九年夏天考入重庆大学，他还记得六四的时候，在中学当老师的父亲夜不成寐、长吁短叹、痛骂邓小平。他很小就充满叛逆精神，小学时在课间操场上大喊“打倒毛泽东”，吓坏了班主任。但真正让他深刻认识中共暴政的，是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再被派到西藏工作，参与西藏党政军机关及重要企业供暖系统的设计施工。从二零零四年开始，他在西藏工作生活多年，乘飞机出入西藏六十多次，驾车出入西藏十多次，足迹遍布西藏数十个城市和乡镇，由此看到了一般中国民众全然不知的真实的西藏。 余驰曾经为当时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后来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白玛赤林以及西藏军区政委、司令、副司令和各地驻军高级将领的住宅设计、安装新式供暖系统。他亲身观察到各级官僚的专横任性、颐指气使，极少听取专业人士意见，自以为是，胡乱指挥，浪费大量劳力和金钱。他们极度腐败，普通公家单位使用的设备，标准被降低，施工质量也很差，以此中饱私囊；而他们自己家中的设备，却全都选用进口名牌。西藏的很多高级官员，不仅在拉萨拥有堂皇的官邸，还在林芝等地拥有度假别墅，同样极尽奢华。在高级官员家中施工时，他看到其家中堆满名画古董——他特别提到一个具有西藏特色的细节：很多高高官和将军家中储藏室摆满一麻袋一麻袋的虫草，虫草这种只产于西藏的珍贵药材，市面价格超过十万元一斤，一麻袋虫草少说也价值数百万元。白玛赤林是典型的“藏奸”，他曾声称，自治区内没有任何居民、僧人与尼姑自焚，却又谴责“达赖集团煽动自焚是不道德、不人道的行为”。很多高级官员从西藏离任时，人们送给他们的是“十亿某某”的称号。 余驰利用工作余暇走访了很多寺庙和普通藏族人家。他发现，尽管北京声称每年都给西藏大笔援建资金，但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到西藏淘金的汉族官商据为己有，藏人得到的实惠很少。他去过很多藏人家中，完全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根本达不到脱贫的标准。许多藏人家中唯一的财产就是放牧的牦牛，这些牦牛只能让他们得到基本的温饱。从西藏到四川康巴藏区，大量青壮年藏族人实际上都是处于失业状态，赖以生存的技能非常有限，对中共经济上的竭泽而渔和充满种族歧视的殖民统治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尊崇达赖喇嘛，盼望达赖喇嘛早日回到西藏，很多人家中珍藏着达赖喇嘛的照片。除了白玛赤林这样的高级官员，他从未听过任何藏人说达赖喇嘛的坏话。有一次，他来到西藏与尼泊尔的边境地带，当地藏人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告知，那边有几条小路，可通往尼泊尔，再进入印度，然后到达兰萨拉，他们的很多亲友就是如此逃亡到藏人心中的新圣地。看来，中共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达赖喇嘛的妖魔化文宣并未收到什么效果。 藏人的厄运已然拷贝到所有中国人身上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共血腥镇压了藏人的抗议活动，当时正在西藏的余驰亲眼目睹了镇压的惨状，他没有赶上六四屠杀，但作为摄影爱好者，这次悄悄用镜头拍摄了大量中共军警镇压和抓捕和平示威民众的场景。基于安全原因，他不敢公开表达对藏人的支持和对中共的反对，却用这种方式记录下即将被中共迅速歪曲和改写的历史真相。 从二零零八年起，尤其是二零一一年陈全国主政西藏之后，采取铁腕政策治藏，在拉萨市内，每几百米就设立一个警察岗亭，里面安排武警、警察、协警及社区工作人员，严密监控周边动静。原本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些大型寺庙门口，都设置武装检查站，有狼牙棒式的围栏，甚至在旁边建立军营。布达拉宫前的广场，原来提供给从各地前来朝圣的信徒顶礼膜拜，如今只划出一小块区域给朝圣者使用，警察仔细盘查朝圣者的身份证件并予以训斥羞辱。就连普通的加油站，也重重设防，必须出示身份证件才能加油。即便是偏远地区的小寺庙也设置了所谓的工作组，凌驾于寺庙原有的管理系统之上，僧侣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剥夺，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 余驰也亲眼目睹陈全国出行的大阵仗，多辆警车开道，用警笛和高音喇叭驱赶道路上的普通车辆和行人，这种场景在中国其他省份也很难看到，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大都不敢如此张扬。陈全国正是靠着残酷和杀伐，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从西藏调任新疆，将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变本加厉地拿到新疆使用，打造出一套超过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的镇压系统，囚禁数百万维吾尔人。 余驰结束在西藏的工作之后，回到成都的家中，却发现极权主义的阴影已然笼罩在中国每一片土地上——他想去参加成都的家庭教会，却发现秋雨圣约教会等家庭教会遭到打压与扫荡，成都基督徒的命运跟西藏佛教徒的命运并无二致。在他工作的大型央企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他身为高级工程师和楼宇公司副总经理，是唯一非共产党员的高管，曾对永无休止、装腔作势的党组会议公开表达意见——党的会议不应占用正常的办公时间和办公地点，更不应当强迫非党员参加。由此，他受到上级的斥责和打压。 余驰不愿意成为一个失去不服从能力的“组织人”。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话来说，纳粹屠夫艾希曼就是一个“组织人”的代表，是一个异化的官僚，对他来说，男女老少仅仅是一串数字，人们可以从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服从的事实。在与纳粹德国愈来愈相像的中国，余驰身边的人们都对西藏和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迫害和种族灭绝视而不见。 然而，大部分中国人没有想到，陈全国模式或者说习近平模式，很快从西藏复制到新疆，再从西藏、新疆复制到全中国，包括被中国重新劣质殖民的香港。在香港，连出版一本儿童绘本都会被捕入狱。而在习近平以防疫为名开展的清零封城暴政中，很多人终于意识到，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的厄运，也会在自己身上重演，正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说：“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整片大陆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总是社会全体的一部分。当丧钟为他人响起，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而鸣。” 为了将自己拍摄的关于西藏镇压的真相带到自由世界发表、传播，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和暴力，也为了自己与家人能过上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生活，五十出头的余驰决定放弃在中国看似成功的职业和事业，全家逃离中国，与极权政府决裂。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一旦做出这个决定，他立刻变得无比轻松。他说，在美国做一个空调修理师或卡车司机，比在中国做一个带着面具的高级工程师和公司总经理幸福。他是如今已经润出中国或正要润出中国的优秀人才中的一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如弗洛姆所说：“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能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快要撑不下去了吗？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引述陈独秀的一句话：”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十六个字，正是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习近平权力模式的真实写照。 对于中共二十大之后政局的走向，人言人殊。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矢板明夫认为，中共正面临其建政以来最复杂、最多变的时代，台湾面对的，或许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而是一个即将快要撑不下去的中国、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国。矢板明夫早年曾在中国生活过，深知共产暴政之邪恶，比起大多数温和内敛的日本媒体人来，他向来不加掩饰地谴责中国的种种黑暗面，对此，我引以为同道。但我不能认同他对中国极度乐观的看法。 矢板明夫认为中共快要撑不下去的第一个论据是：俄乌战争是中美两大阵营的代理战争，而代表中国出场的俄罗斯，已经显露出败相。这个看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并非中国唆使，普京开战，并不需要获得习近平批准，习近平只是乐见其成。 其次，俄罗斯确实显露败相，但俄罗斯的败相并非中国的败相，相反是中国火中取栗的契机。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乌克兰背后的西方）两败俱伤，习近平坐山观虎斗，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纽约时报》发表了资深驻华记者储百亮撰写的题为《中国眼中乌克兰战争的赢家：中国》的文章，该文指出：“乌克兰战争远未结束，但一种共识正在中国的政策圈子里形成：有一个国家将在这场动荡中脱颖而出成为胜者，那就是中国。……随着俄罗斯为反抗西方制裁向北京寻求支持，俄国将中国作为自己外交和经济生命线以及地缘政治重要战略支撑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努尔·哈伊里撰写的题为《乌克兰战争是否将俄罗斯变成中国附庸国？》的文章，更直白地指出：“莫斯科开始逐渐转变为强大中国的从属国，最近爆发的俄乌战争及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孤立，加剧了这一趋势，使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中国。…… 不难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控制着俄罗斯一半的贸易交易，并成为通信、运输和能源生产等重要领域的最大技术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在俄罗斯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并且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影响力。……中国将是这种转变的最大受益者，它将尽其所能在克里姆林宫维持一个促进其利益的友好政权，通过购买廉价的俄罗斯自然资源，扩大中国技术市场，推广中国技术标准，并将人民币兑换成欧亚大陆北部事实上的区域货币。随着其影响力的增长，北京将能够从俄罗斯获得一项重要的让步，而这在一年前无法想像，即获得最先进的俄罗斯武器和设计，并享有进入俄罗斯北极地区的特权，并考虑中国在中亚的利益。”所以，习近平不是俄乌战争的受损者，而是获益者。 矢板明夫还认为，中国内部近期有诸多矛盾浮上台面，“二十大胡锦涛被架出场，说明中共党内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习近平出访时当面训斥加拿大总理，说明中国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矛盾表面化；全国到处出现的‘白纸革命’，也说明了中共和人民的矛盾也表面化了”。但这三个论据都不能说明中共的统治已出现重大危机。第一，胡锦涛在江泽民的葬礼上公开亮相，说明党内斗争并未到彻底决裂的地步；第二，习近平训斥加拿大总理，而世界各国领导人仍争先恐后与之会面，说明西方对华绥靖政策被未被彻底埋葬；第三，白纸抗议不是革命，影响面相当有限，解封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党和政府在过去三年里“无微不至地呵护民众”感激涕零。 不要再犯了刘宾雁的错误了 无独有偶，香港资深出版人、原天地图书总编辑颜纯钩先后发表《我的乐观：中共没那么强大，中国人没那么怯懦》和《我仍相信中国在十年内必有大变》两篇文章，提出中国即将发生大变的三个理由：一是习近平上台十年，把内政外交搞得一塌糊涂，把中共的家底几乎耗光；二是习近平政治上大倒退不得人心，对人民的管控无所不用其极；三是白纸运动压迫下，中共不得不对人民作出让步。他指出，“我只是相信人性，人性趋利避害，人性追求自由，抗拒压迫，人性要求实现个人和家庭的幸福”，人性必然战胜党性。他还说，“今后主要看经济状况……经济恶化中共力竭，大陆人没有活路，那时真正的改变就会到来”。 颜纯钩是一位有正义感、良知和风骨的知识人，他在天地图书任职时，曾出版我的成名作《火与冰》的香港版。他退休后迁居加拿大，没有保持沉默，屡屡就香港和中国议题发出掷地有声的言论。但是，或许因为他很早就离开中国，对中国事务的评论往往显得隔膜，在事实上有相当的落差，在论述和分析上过于乐观而无法让人信服。比如，他认为白纸抗议“全中国都有人响应了”，这显然高估了白纸抗议的力道。据我了解，十有八九的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彭载舟及白纸抗议，一位生活在中国国内、关心时事的脸友评论说：“墙外白纸的讨论和传播非常热烈，但墙内一片肃杀，大部分人并不知道白纸抗议，他们也不明白一夜之间解封的原委始末。白纸封杀得如死牢一般。” 颜纯钩对中国未来的乐观，是因为他对人性的乐观，而这种对人性的乐观是靠不住的——他忽视了人性中的“幽暗意识”，人性并不一定追求自由，正如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如果一个人只知服从而不知不服从，这是一个奴隶；如果一个人只知不服从而不知服从，这是一个暴民。”中国人长期在奴隶与暴民之间晃荡，从未养成公民人格。 颜纯钩还认为，中国的经济恶化必然导致变革到来，这也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历史——从大饥荒到文革，经济比现在糟糕多了，连邓小平都承认，国民经济已然崩溃，但中共的统治仍稳如磐石。个中原因，如王岐山所说，中国人吃草都能活下去。 六四发生后不久，流亡美国的作家刘宾雁曾预言中共不出两年就会倒台。但后来中国的发展与他的预言大相径庭，他对此深切反省说：“我们，不是我一个人，相当多的人，在六四以后对中国形势的估计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们没有料到江泽民会稳稳当当地执政十三年。当时我们以为天安门运动的势头还会继续，想不到九二年邓小平改变了战略，用经济利益来诱使中国人忘掉政治。这十三年来，也就是因为大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些好处，这个国家在经济上确实有了很快速的增长，大家对现状也就接受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合作，中国人和共产党合作了。九二年以后，我们对形势仍然估计不足，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把江泽民的社会基础估计过低了。”今天，不要再犯跟当年的刘宾雁同样的错误了。 我赞同经济学者何清涟在《中国：溃而不崩》中的论述：中共政权在十至二十年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却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状态。这个过程是中共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当然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尤其是港台）扩散负面影响力的过程。也许我们一辈子都要面对这样一个溃而不崩的中国，一辈子都要与这个恶魔抗争。 颜纯钩批评说，“悲观导致消极的态度，无心做事，放弃抗争”。其实，悲观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如鲁迅所说“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当年，生活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异议分子对未来非常悲观，他们认为自己无法看到自由的降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确实没有看到自由的降临），但他们仍然不放弃抗争。对此，刘晓波曾说过，我们的抗争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石头最终抵达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推它。这种在彻底的绝望中生发出来的抗争勇气，比盲目的乐观更能持久。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19年8月13日，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黄色小报《环球时报》当编辑的付国豪，没有记者证，却身穿记者反光衣，跑到香港国际机场，近距离拍摄反送中运动的示威者。这不是记者的所作所为，而是特务行径。他被示威者包围并抓获，人们发现他证件上的名字叫付国豪，信用卡却叫付豪，一人竟有两个名字，极似国安人员，马上令群情汹涌，将其捆绑起来示众。其间，付国豪展露出诡异的微笑，还用普通话高喊：“我支持香港员警，你们可以打我了！”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 此一事件正好被北京当局拿来当做将香港抗争者妖魔化的证据，中国官媒立即加以铺天盖地的报道。付国豪回北京时，胡锡进等《环球时报》高层亲自接机和献花，《人民日报》亦发表名为《付国豪，真汉子！》的评论文章。付国豪一夜之间名满天下，无数民间战狼给他写信、邮寄礼物，他俨然被视为“国家英雄”。《环球时报》给他十万元重奖，胡锡进鼓励他在北京买房娶妻，似乎要将其培养成“叼飞盘党”的第二代掌门人。 2021年1月初，付国豪机场遇袭事件中的3名施袭者，被裁定暴动、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非法禁锢罪罪成，分别被判入狱4年3个月至5年半不等。 然而，付国豪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多之后，付国豪透露，他的经济收入偏低，无法在北京立足，只好黯然回到天津。但既然此前曾与香港“结缘”，他产生了到香港工作的意愿，多次寄求职信到“成名”之地香港求职——香港已被中国再殖民，适合他的工作单位多如牛毛，如国安处、中联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大公报、文汇报等，无一不可让其大展拳脚。然而，天不遂人愿，据付国豪父亲付成学在2021年7月发布的“告儿书”中所说，付国豪到香港工作的理想却因为“西方势力渗透香港”而石沉大海：“你（付国豪）虽多方向香港媒体单位寄简历求职，然，均未回复。这不是你的问题，西方势力渗透香港几十年，媒体毒渗尤甚，毒媒黄媒曾倡狂鼓燥，记协等港独组织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深恐之后他们将会孤注一掷，以身施暴，此刻的香港人非常需要正义的声音，香港人民的声音！” 看来，付国豪这样的小粉红，就像卫生纸，或耗尽能量成为废物的电池，用过后就被主人扔掉，没有再度回收利用的机会。于是，付国豪患上严重的抑郁症。2022年11月18日，其父付成学在今日头条平台发文说，儿子在2021年10月25日已经死了，年仅30岁，儿子是因病去世，那个病是抑郁症。但以常理推测，抑郁症通常不会致命，因抑郁症而死，多半是想不开。 付成学特别解释了为何事隔一年多后才公布儿子的死讯，称其“不能做出哪怕点滴，不利于国家利益和形象的，一点点细微的污损”。他说，在2021年年底，“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华大地，疫情肆虐，各级政府疲惫之极，百姓心呈焦虑”。加上“台湾当局以虎谋皮，图谋不轨，台独企图暴露无遗”，而且“《国家安全法》虽出台，但香港黑恶势力仍然倡狂”。所以，付国豪去世的消息若不选择一个适当的环境和空间公开，很有可能成为境外居心叵测势力的投毒素材。他又指，“西方仇华势力，虎视眈眈，小动作不断”、“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也是原因之一。 付成学吃儿子的人血馒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子也必有其父。付成学的这段解释，画虎不成反类犬，将人们对其“英年早逝”的儿子的最后一点同情都消耗殆尽。他将儿子的死亡高度政治化，将儿子塑造成当代屈原或陈天华，不是因为个人的不得志而死，而是因为心忧国事的“第二种忠诚”，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台独、“香港黑恶势力”和“西方仇华势力”乃是害死他儿子的三大元凶，好像是这三大元凶害得他儿子在北京买不起房和娶不到媳妇，而他儿子本人全然无辜，党国更是对此一点责任都没有。 付成学的这种表述，显然是吃儿子的人血馒头。鲁迅小说中的吃革命先烈人血馒头的，是旁观死刑的路人。而在今天的中国，连父亲也欣欣然地吃儿子的人血馒头了，比易子而食也相差无几了。他无非是以此向官府讨要抚恤和恩典。他竭力放大其子的影响力和死亡的价值。其实，他心知肚明，他的儿子是一个如蝼蚁一般的小人物，其死亡丝毫不会影响中国的政局，更不会影响国际局势。但是，他将儿子的死亡与“家事，国事，天下事”勾连起来，他的儿子顿时变得如同毛泽东为刘胡兰所写的题词那样“生的光荣，死的伟大”。可惜中国没有忠烈祠，否则记过这一番陈述，付国豪一定可以进忠烈祠了。若非付成学这一番精彩的“过度阐释”，此事也不会引起我写一篇评论的兴趣。我读到这段文字时，突然意识到，其父的阐释方式比其子的死亡方式更具“重新阐释”的价值。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杰利·透纳假借古罗马奴隶主傅可斯之名出版了《如何豢养一只奴隶》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奴隶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奴性特质，真正的奴隶是那些行为举止缺乏道德感的人，无论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一个人的道德地位，是灵魂素质的反射，社会地位无关这个问题——有的自由人具有奴性，有的奴隶具有高尚的气质。唯有那种自甘为奴的人，才无药可救。从付成学的这篇文字中可看出，他就是透纳所说的“自甘为奴”的人之一。他不为儿子的死亡向薄情的当局讨说法（连敢于打官司的村姑“秋菊”都不如）、讨公道，反倒担心儿子死亡的消息会成为敌对势力的“炮弹”，甚至会给习近平的加冕典礼抹黑，所以将儿子的死讯封锁整整一年，简直有“相忍为国”的古风。 透纳在回答“如何使奴隶鞠躬尽瘁”这个问题时，有一番独到建议：除了鞭子之外，需要给予奴隶足够的食物，需要慷慨地称赞奴隶，尤其是那些显然雄心勃勃的人，他们很可能为了得到更多赞赏而努力。若从该理论出发，付国豪患抑郁症和死亡的原因，是党国（奴隶主）没有给他更多的食物（以及车子和房子等物质奖励），没有给他足够的肯定和称赞。在此意义上，党国有负于付国豪。不过，或许在党国眼中，付国豪父子只是肆意压榨和使用的奴隶，远未达到奴才的位份。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的悲剧在于，身为奴隶，命比纸薄，却心比天高，想成为奴才而不得，结果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 付成学、付国豪父子，看似勇敢，实则懦弱。无论是付国豪在香港机场的高呼口号，还是付成学在党国和公众面前的苦情戏，都是精心算计的买卖。法国思想家波埃西在《论自愿为奴》一书中写道：“在暴政的统治下，人们必然变得怯懦、软弱。”这对父子可以成为今日中国人的精神分析的典型案例。鲁迅说过，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今日亦如是：中国少有四通桥挺身抗暴的勇士，而多的是付氏父子这样自愿为奴的懦夫和走狗。波埃西如此分析此类人物的精神状态：“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人民在受到一个骗子的蛊惑而沦为奴隶，他们立即陷入堕落状态，竟然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所有权利，几乎无法再从麻木中唤醒他们，让他们去重新夺回他们的权利；看著他们如此屈从，又是如此心甘情愿，几乎可以说他们不仅丧失了自由，而且还丧失了对他们奴役状态的意识，沉沦于麻木和令人迟钝的奴隶状态。可以说，在开始的时候，人们的确是出于不得已，被迫屈从，但以后就慢慢习惯了；至于后来出生的人，他们从来就没有经历过自由，甚至也不知道自由是怎么回事，他们毫无遗憾地服从，自觉自愿地服从，而他们的父辈则是出于被迫才服从。所以，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下长大，受到的也是奴役教育，他们看不到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满足于生来就是如此的生活；他们除了生来就拥有的，他们不会想到其他的权利，也不会想到其他的财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出身状态视为他们的自然状态。” 接近暴君，必然远离自由。付国豪没有资格接近习近平这样的大暴君，只能接近胡锡进这样的小衙门的小暴君。但大暴君靠无数小暴君完成其铁桶般的统治。付国豪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未能能成为胡锡进的接班人。如果他死前读过《论自愿为奴》，一定可以活下去，因为这本书就是他们这类人的一份心理分析报告：“他们不仅要完成暴君规定的任务，还要猜想他的需要，而且预见到他想要得到什么，并市场去满足他的种种欲望，绝不仅仅要对暴君唯命是从，还要设法讨好他，为此他们要放弃自我，劳心伤神，尽心竭力做好暴君交代的事情，因为他们只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他们牺牲自己的爱好去迎合他的爱好，由此扭曲了自己的秉性，离开了他们的天性。自己一无所有，他们的安宁、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身体，甚至他们的生命，一切都在他人手中，还有比这更悲惨的的生活吗？但他们还是自甘为奴，以便积累财富：但他们什么也不能获得，因为他们甚至不能说他们属于自己。……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通过各种卑鄙手段赢得君主的信任，无非是赞美君主的邪恶爱好，或者是利用君主的天真，但他们最后还是被同样的君主碾得粉身碎骨；君主可以轻而易举地提拔他们，他也可以随时随地毁掉他们。”如果他读了这样的文字，就能“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好好活下去了。 付国豪死掉了，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他的死亡不会惊醒其他奴隶的黄粱美梦。他的后来者还会络绎不绝。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胡锦涛与习近平是一张烙饼的两面 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提前离场（或被离场），引发诸多揣测。我对这一幕被很多评论人士称为“政变”的场景基本无感。第一，胡锦涛时代早在十年前就结束了，此一场景并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第二，胡锦涛与习近平当然存有权力之争，中国历史上，禅让的太上皇与“今上”之间从来都不是和谐关系，但两人都是铁杆共产党人，只有权力之争，并无路线或观念之争。那些因为痛恨习近平而赞美胡锦涛的评论，与事实真相南辕北辙。 英国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麦迪文发表了一篇题为《胡锦涛“被离场”引发诸多猜测，新华社英文推特回应原因》的评论文章。文章认为：“胡锦涛代表了一个与习近平截然不同的中国。他更强调集体领导，必须平衡政治局常委中的各个派系。胡锦涛的年代被视为对外开放和对新思想的包容性增加的时期。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曝光的巅峰，外商企业在中国设立，国际游客不断涌入，互联网比现在更自由，境内媒体尝试开始做像样的新闻，中国的全球声誉也持续改进。虽然有些人评价胡锦涛是‘弱主’，但是他执政十年中国经济经常呈二位数成长，中国也更在乎其国际声誉。” 日本共同社驻台北记者矢板明夫在脸书专页上评论说：“新的政治局常委会将充斥着习近平的拥护者，确保继续朝着和胡锦涛时代的改革开放截然不同的方向前进。……共青团派这一次遭到团灭，在某种意义上讲，等于是中共的政权内的改革派、国际协调派的全面溃败。中国共产党已经丧失了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期待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已经不可能了。” 此类评论，对习近平走向毛泽东化、史达林化的评估是正确的，但将胡锦涛时代说成是改革开放、西化、国际协调，则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胡锦涛靠在西藏屠杀藏人而上位，选拔胡锦涛的是中共二十大上如木乃伊般端坐的最年长（一百零五岁）的、信奉共产原教旨主义的元老宋平。胡锦涛比江泽民更左。胡温统治后期，国保特务治国肆无忌惮，陈光诚遭遇惨绝人寰的迫害，零八宪章运动遭到灭顶之灾，刘晓波入狱，我也被秘密绑架及酷刑折磨。我后来写了《河蟹大帝胡锦涛》和《刘晓波打败胡锦涛》两本书，记载了胡锦涛时代专制暴虐的斑斑劣迹。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 有时，反倒是生活在别处的人看得一清二楚。台湾评论人“一个律师的笔记本”在题为《“忆昔锦涛全盛日”：历史叙事的猜想》一文中写道：“我猜想，未来可能会出现一种历史叙事，就是把胡公锦涛形容成锐意改革的领导者，在开明专制之下放宽个人自由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公民社会的初步成长’，但这个迈向光明的进程，却被继起的习公硬生生破坏，从而断送了天朝上国的千古良机云云。‘忆昔锦涛全盛日，公民社会好形势。和平演变现前景，民主转型将落实。’诸如此类。”但他轻而易举就推翻了这个“想像的叙事”：“事实上，胡公与习公的统治，属于同一个连续进程。大方向相同，只是采用的手段随着形势变化而有所差异而已。前一个阶段自忖实力不足，故而韬光养晦、先行蛰伏；后一个阶段自恃羽翼丰满，所以逐鹿争霸、挥刀亮剑。然而，不论前期还是后期，对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神话的执念，乃至于共产党的统治思维，均无二致。既然有了第一个阶段，难免就会走到第二个阶段。或者说，第一个阶段本来就是在为后继阶段作准备，用来吸引猎物、累积资源。”所以，习近平不是胡锦涛的反动，而是胡锦涛的升级版。 什么人在怀念胡锦涛和温家宝？ 麦迪文和矢板明夫对胡锦涛有些“雾里看花”，而很多流亡海外的反共人士也参与到这场“胡锦涛奏鸣曲”之中，就让人相当错愕了。 胡温刚上台时，人们对“胡温新政”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尚情有可原；胡温已下台十年，居然还有不少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争相称颂胡温，更有人怀念江泽民，形成所谓“膜蛤文化”，那就是一种病入膏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比如，有一位八九学生，坐牢多年，最后一次下狱正是胡温时代，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历尽磨难，逃亡到美国，居然在推特上辱骂我批评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破坏改革派“大业”，客观上充当了强硬派的“侧翼”。还有一位因调查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校舍而被下狱的维权人士，至今仍对胡温“多难兴邦”的宣示念念不忘，相信胡温拥有将中国推向自由民主的“初心”，只是力不从心罢了。 若干在胡温时代受打压、沦落社会底层的人士，对胡温不离不弃；更多在胡温时代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人士，更是将江泽民、胡锦涛在位的二十三年（一九八九至二零一二年）视为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们本人的“黄金时代”。确实，在那个时代，他们或是坐拥金山银山的民营企业老板，资本家可以入党，“红色资本家”地位看似稳如泰山；他们或是人面桃花、飞檐走壁的影视明星，在横店影视基地打造汉唐盛世、射雕英雄，一颦一笑，财源滚滚；他们或是巧舌如簧的党校教授，巡回全国宣扬“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名利双收；他们或是在中南海与市场经济两端游刃有余的知识分子，靠着“文化苦旅”发大财……正如维权律师陈建刚所说：“怀念胡温，赞美江泽民者，相当一部分是中共体制的获益者，在江胡温时代，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顺风顺水。……盛赞胡锦涛、温家宝的人都是幸存者，刀刃没有割到他们皮肉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觉到江胡温是好人。” 局部的真相，往往是假象。一块马赛克鲜艳，绝不意味着整块马赛克拼图都美轮美奂。二零零八年，奥运前夕，胡温踌躇满志，民主法治的高调响彻云霄。刘晓波在被捕入狱前四个月，撰文揭露胡温的民主乃是“画饼民主”，是花拳绣腿。刘晓波写道：“中共统治的常态是言行背离，现政权也不例外。胡温执政五年来，一面频繁地作亲民秀和政治开明秀，一面从不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从不放松对民间的民主诉求的打压。起码，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现政权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因为胡温政权没有任何动真格的政改举动，甚至连不会影响到政治稳定大格局的局部性改革都没有。所以，无论媒体把‘政治改革’的议题炒得多么红火，但现实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仍然裹足不前。”刘晓波以他的殉道验证了这一结论。 今天，批判习近平是常识，怀念胡锦涛却是违背常识的无知与无耻。邓江胡时代，中共监狱中没有一天断绝政治犯，没有一天中断强迫拆迁和圈地运动，没有一天停止对宗教信仰者、异议者和少数族裔的打压迫害。我自己是受难者中的一员，我也见过许多跟我一样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如陈建刚所说：“他们在胡温时期被迫害，被酷刑，被抄家，被株连家属孩子，有人直接被打死，有人成了植物人。”然而，那些在胡温时代手上捧着金饭碗、银饭碗的人却置身事外、冷眼旁观——虽然共产党仍是一党专制，虽然共产党在荼毒他人的儿女，但只要还能在中共体制内分润，管他共产党做什么罪恶？唯有被习近平砸掉饭碗之后，他们才举起“反习拥胡”的旗帜，就如同当年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千百年来，中国历史循环往复，就连反抗的方式也一样。独裁者在不断进化，反抗者的思想境界却停滞在原始本能的阶段，所以不彻底的反抗注定了只能是失败的反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