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然变化的龙椅座次：从“马恩列斯毛”到“马恩列毛习” 网上流传一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课堂的照片。比起我三十年前上大学时的教室设施，已是天壤之别。我上大学时，北大的教室是简陋的桌椅，教授没有电子设备配合，只能用粉笔在黑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板书。如今的教室，声光电一应俱全，富丽堂皇，教授背后的墙壁上，是三个巨大投影仪，放出课程内容的图片——五个人物的彩色图像，比历代王朝皇室的祖宗牌位和画像还要显赫，这五个人赫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比起传统上的“五人帮”来，新的“五人帮”中少了斯大林，多了习近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地位，在共产党国家如同泰山北斗，也如同小说《冰与火之歌》中的“铁王座”。虽然恩格斯只是马克思的附庸，但马、恩二人如影随形，无法分开。这两个大胡子所创立的学说，给此后一百多年的人类社会带来深重灾难。英国苏俄问题专家理察·皮尔斯（Richard Pipes）在《共产主义简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睥睨所有异议的僵硬学说，马克思对于不同意见的人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他说：“批评并不只是一把外科手术刀，而是一件武器，其目的不仅是驳倒敌人，而且要毁灭他们。”英国历史学者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著作远离事实，其《资本论》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马克思一辈子都生活在激烈的言词暴力之中，有时甚至演变成身体上的攻击。……斯大林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早在马克思的行为中就已预见。……一旦马克思权力稳固，他将会大施暴力与酷行。”马克思身上充满独裁者的味道，一位贴身观察过其言行的人说：“他的人格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权力无限的野心与热爱……他是其党派的绝对主宰……他每一件事都独自进行，并专断地下达命令，而且不能容忍反对意见。” 列宁作为第一个共产党国家苏联的创建者，其地位紧随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马、恩二人只是纸上谈兵，其创建的“第一国际”无疾而终；列宁却是真枪实弹地干革命，创建了一个超越霍布斯想象的利维坦。尽管苏联已解体，俄罗斯共产党几乎不太可能成为执政党，但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中共政权，还是将列宁摆放在共产党的神位序列中。斯大林却被撤下，正如其尸体被移出莫斯科红场。 在接下来中共领袖的序列中，没有邓小平的位置，更不可能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位置，习近平对他们不屑一顾。在毛之后，直接就是与毛一样“英明神武”的习近平，中间四十年的历史不翼而飞。过去，已经死去的人的著作才能称为“经典”；如今，活着的习近平的“著作”就已被列入“经典”，这种做法，跟明朝末年各级官员争先恐后为太监头子魏忠贤建造“生祠”如出一辙。 早在二零一七年，德国学者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在其专著《崇拜毛》的中文版序言中就指出，尽管他在本书的结尾留下悲观的评论，预测在中国未来的政治中个人崇拜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但政治事件却进行得比预测得要快得多。习近平掌权后不久，就仿效毛的方式精心策划、推动个人崇拜。“习近平的形象和声望极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随着习近平在公共安全、经济改革和反腐斗争领域中越发突出的地位而出现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国政治光谱大大移向左倾的可能。” 坏书读得越多，人就越愚蠢 政治课在中国的各级学校都是必修课。中共官媒所强调的学习，含有“学习习近平”这种一语双关。在鲜红的“学习强国”网站上，全都是对习近平的造神文章。比如，称颂习近平“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习近平也要求领导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习近平认为“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的重要书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出版座谈会上，作家曹谷溪提到习近平在陕北插队时的生活细节：“在土窑洞里的煤油灯下，每天他都要读书到深夜。据我所知，上大学前，他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的十八本读书笔记！“后来，习近平发表了若干研究马克思著作的论文，如一九九七年在《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发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时代意义”、二零零一年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发表“略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时代意义”。习近平撰写的《摆脱贫困》一书中，也多次引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著作。习近平还说：“如果心里觉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多看几遍。” 且不说习近平是否真读过或读懂了马列主义原典，是否亲笔写下那些枯燥乏味、言之无物的论文，马克思的著作也早已被历史和科学所“证伪”，并无多少研读的价值。德国学者乌韦·维茨托克（Uwe Wittstock）在《剃掉胡子的马克思》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出来的劳动价值理论，如今已被视为过时，在经济学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的预言，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会变得极度贫困，并没有发生，相反，工人阶级大都成了中产阶级。他的论点，唯有劳工阶级可以是革命主体，在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也失去了可信度。他的假说，现代社会的所有矛盾都源自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核心对立，也破产了。他的信念，历史的发展有明确的目标，遵循固定的模式，更完全禁不起对历史事实的深入检验。对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预测能力所抱持的信心，也因此消灭。 马克思的种种学说，不仅错得离谱，而且给人类带来滔天巨祸。据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网站所披露的数字，全球范围内死于共产党暴政的人数为四千万至一亿六千万之间，取其中间数的一亿的这个数字被广为引述。二零二零年四月，该组织又宣布，他们将把二零一九年以来的中国武汉肺炎病毒疫情的全球受害者添加到共产主义死亡人数中，并将疫情爆发和由此造成的每一例死亡归咎于中国政府。如果将一亿多的死亡人数平均到马克思厚度为一千多页的《资本论》中，每一页分摊十万人左右。若每一页为一千字左右，那么这本书的每个字就杀害了一百人！可以说，《资本论》是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书，远远超过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然而，这本杀人之书，在中国大学课堂上仍被当做经典讲授，荼毒无数年轻的心灵。 读书是好事，但读什么书更重要。读怪力乱神的传单，成为义和团拳民；读毛主席语录，成为红卫兵；读习近平著作，成为如同僵尸般的“战狼”、“小粉红”和“白卫兵”。马克思的书让人走向奴役之路，海耶克的书让人走向自由之路。海耶克晚年完成《不要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一书，将马克思主义驳得体无完肤。海耶克指出，社会主义者不要命的自负，在二十世纪居然有机会使苏联、中国等国成为巨大的试验场，人们以为走向天堂，却陷入人间炼狱。海耶克批判社会主义说：有些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造成经济不公，转向同情、认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然而，统制经济与民主不兼容，控制经济就是控制生命。台湾历史学者李筱峰说：“我常对学生说，如果台湾人和中国人都好好读过这两本书——《自由宪章》和《到奴役之路》，那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就别想混了！”但愿有一天，中国的大学课堂上讲授的是海耶克，那时的中国必定是没有共产党的中国。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独裁者都到中国来抱团取暖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一行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包机在杭州萧山机场降落。中国央视新闻以《有朋自远方来，叙利亚总统抵达杭州》为标题做出长篇报道，并在新浪微博上直播时长三十五分钟的《叙利亚总统到访迎宾仪式》。从影片中可看到，数百名大学生和小学生身着华丽服饰，在雨中载歌载舞地欢迎阿萨德夫妇。此前，美国若干高官访华，既没有红地毯，也没有欢迎群众，场面冷冷清清。谁是中国的朋友，谁是中国的敌人，一目了然。 除了参加亚运会开幕式之外，阿萨德夫妇还到中国最有名的寺庙之一的灵隐寺参观——这位伊斯兰教信徒、手上沾满数十万民众鲜血的暴君和屠夫，好像突然对“慈悲为怀”的中土佛教有了兴趣。中国政府命令寺庙方破例打正门，以最高礼节接待来宾。主持在内的高僧大德与阿萨德夫妇谈笑风生，仿佛大爱无疆。灵隐寺俨然成了献媚当道、与狼共舞的少林寺。有独立评论人士质疑说：“盖此举当是为彰显佛门广大，高僧不惜身负骂名，欲度化阿某伯之屠夫耶？”在灵隐寺参观途中，有公务员扮演的游客称赞总统夫人阿斯玛“您好美！”此一细节得到中国媒体竞相报道——独裁者的夫人当然美若天仙，但独裁者的夫人跟独裁者一样独裁，红颜背后是枯骨累累。 此后，阿斯玛访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并发表演讲，受到该校师生热烈追捧。她在演讲中说：“我的国家，叙利亚，打了一场战争，并将继续为捍卫自己的生存而战。……叙利亚和中国都面临着西方通过多种手段抹去我们民族文化的企图，但其目的只有一个，消解我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在北外官网上，数以百计学生对其演讲内容和风采赞不绝口：有人说：“俺确认过，人间极品一枚。”有人说：“我这次被她圈粉。”还有人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她本可以离开，但一直坚守，泽连斯基他老婆在哪？在海边度假吧。” 习近平在杭州会见阿萨德时宣布，中国和叙利亚已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并称“这将是双边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习近平补充说：“面对充满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国际形势，中方愿继续同叙利亚一道，相互支持，促进友好合作，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阿萨德这趟中国行，是自二零一一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离开叙利亚国土最久的一次。他受到严厉的国际制裁，被大多数国家视为残暴的独裁者，中国却为他提供一处闪亮登场、长袖善舞的外交舞台。叙利亚御用学者丹诺拉评论说：“这次访问标志着叙利亚外交孤立的重大突破。 ”中国通过与叙利亚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正在打破西方的禁忌”。 中国民间也掀起一股“才子佳人热”——阿萨德夫妇的颜值在当今国际政坛首屈一指，超过习近平夫妇。“唐哲同学”在微博上写道：“巴沙尔就是反美英雄！是反霸权的先锋！别看人家是眼科医生，他的骨头比绝大多数总统，包括日韩的都要硬！！”这些中国人是受虐狂——他们很遗憾没有享受到叙利亚阿萨德家族那样两代人统治五十多年的“美好生活”，若是毛岸英没有在韩战中丧命，中国也会有与之媲美的“毛二世”，比习近平更名正言顺，也比习近平的骨头更硬。 对于阿萨德访华，有中国网民宣称：“中国以古老的文明，苦难的历史，坚韧的品性，和巨大的成就，吸引了全球，尤其一大批同样经历的亚非拉国家的目光！正成为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和打破原霸凌格局的带头大哥。”确实，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垃圾场和藏污纳垢之地。在最近几个月之间，若干臭名昭著的人物走马灯式地访问中国：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伊朗总统莱希、俄国总统普京…… “你动我台海，我就动你以色列” 在搜狐网上，有一篇题为《你动我台海，我就动你以色列》的文章。文章说出了中共的心里话，尽管句句都在赞美中国外交政策的“高瞻远瞩”、“正义和平”，但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说”，所以当局欲盖弥彰，将其删掉——在被删除之前，文章早已迅速流传开来。 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与叙利亚结交真是走的一步妙棋，绝对会成为美国在中东的肉中刺，让其疼痛抓痒，难以入眠。近些年来，美国挑拨南海冲突，阻碍台湾回归。美国不断的挑衅，中国已经忍受的够久了。这次中国准备反击美国，与叙利亚建立紧密合作，打击美国的棋子以色列。 “可见，中共礼遇阿萨德、支持叙利亚独裁政府，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中国并不关心叙利亚平民百姓的死活，只是将叙利亚当做对付以色列和美国的马前卒，用毛的话来说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这篇文章发表于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之前几天，这个时间节点耐人寻味。 文章指出：“台海问题上，美国一直支持台独，并一直向台湾运送武器，希望台湾军事实力提升，能够尽快独立。美国只是把台湾当成了操弄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工具，用来反制大陆。中国的台湾被美国趁机而入了，中国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对付美国。以色列是美国安插在中东的重要武器，美国长期利用他不断的搅乱中东的浑水，破坏地区团结。因此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说很重要。”从这篇颇具“先见之明”的文章可看出，中国是中东乱局的“影舞者”和获益者。当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难以自拔之际，中国已然取而代之，成为在中东对抗美国和西方的首要力量。中国竭力将中东的水搅浑，让中东战火连绵，目的是让美国深陷中东及乌克兰两处战场而疲于奔命，这样中国就可以在台海放手一搏。对此，台湾、美国及其盟友都应当引起充分的警惕和戒备。 该文指出，中国在叙利亚还会有三方面的突破。第一个突破就是中国让叙利亚重新回到阿拉伯国家联盟，共同对抗以色列。第二个方面，中国的影响力会进入叙利亚，并不排除中国的防空系统也进入叙利亚。中国有必要帮助叙利亚的防控力量提升，保护自身的权益，不被任何国家欺辱。第三个方面，中国最好与叙利亚达成合作，为其经济基础建设。“如果基建狂魔中国去给叙利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定可以使双方国家都受益。同时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也会派安保人员去保护这里的安全，带来希望与和平。”如果这三点都一一实现，叙利亚将沦为中国的新殖民地，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中国不仅将牢牢控制叙利亚的经济命脉，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对叙利亚如臂使指的太上皇。 习近平与阿萨德相见恨晚、惺惺相惜，他们都是太子党，更都有同样的敌人。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吴木銮认为：“在第三个任期内，习近平寻求公开挑战美国，所以他愿意违反国际准则并招待阿萨德并不奇怪。这会让中国在世界上进一步边缘化，但习近平不在乎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援引大马士革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阿卜杜拉的观点称，“中国与叙利亚两国有许多共同的原则，如反对美国霸权主义。……鉴于与美国的对抗日益加剧，以及美国企图通过在南中国海或中东建立联盟来封锁中国，那么中国将有必要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及其在中东的影响。” 习近平隆重款待阿萨德，让中国在叙利亚乃至大中东地区的外交战略昭然若揭：将叙利亚作为威胁西方的恶犬，扮演与朝鲜同样的棋子角色。穷途末路的阿萨德似乎比踌躇满志的金正恩更听话。 金正恩在关键时刻抛开中国，直接与美国展开双边会谈;而阿萨德在失去俄国这一大靠山之后，乐于让中国来充当其更大的靠山。然而，习近平赠送给阿萨德的续命金丹真的能让他长命百岁吗？习近平自己都已经危机四伏，阿萨德又岂能“大树之下好乘凉”？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极权中国，没有百年投资，也没有快乐投资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私募圈突然传出一则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网发布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已逝世，请投资者尽快登录“善祥基金”微信公众号，公司基金产品将进入清算流程。该消息语焉不详，年仅三十八岁的关善祥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测。随后，网上有消息说，关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杀的，是自刎而死。这种死法让人骇然。死亡原因估计与他操持的投资巨额亏损有关。 中国金融分析师“超级财经”曾在推特上质疑关善祥的投资能力。贴文指出，关善祥重仓地产和保险股票，尤其是恒大和融创的股票，造成血亏百分之六十四，贴文讽刺说“能把地产和保险的大雷都踩了，关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关善祥是一名高调的职业投资者，深圳灏四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长。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股市，通过股票投资，二十八岁就实现财务自由，号称“中国巴菲特”，据称创造过从三十万本金到上亿的十年数百倍收益。他拥有百分之百股权的灏四方资产，致力于为投资者实现家族资产战略转型升级，布局资本市场股票投资。旗下所有基金均设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资锁定期，宁愿减少管理规模也不接受短期资金，倡导长期的价值投资。 中国的商人稍有点钱，就喜欢往文人乃至哲学家方向靠。关善祥出版过《传世投资》一书，书中提出“价值投资”的理念，主张投资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场巨大好玩的游戏，假如我们的人生过得痛苦，必然是我们的活法与心法出现了问题。投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场好玩的游戏。……我认为百年投资是我要进行的一件人生艺术品，一年又一年，极具耐心地将这件艺术品去完成，我极之享受其中，而非因为赚钱，更非因为消费享受金钱，我从来只过著非常简单节约的生活，我的快乐源于投资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钱。” 据《证券时报》报道，关善祥有三个小孩，长期吃素，对空气品质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国，他还真能跟那些喜欢禅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东方哲学及环保理念的硅谷或华尔街巨头们谈笑风生、称兄道弟。然而，在中国，这些“正能量”都无法拯救他脱离危机，等待他是一望无际的深渊，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百年投资、快乐投资，当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国没有百年企业，哪来百年投资？中国人含辛茹苦积攒的资产都如韭菜般被镰刀斧头割去，哪里有快乐投资？关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场，但并无真正的股票市场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产权、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中国的股票市场是特权阶层的游戏，不是关善祥这样的平民子弟“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舞台。即便是黄光裕、肖建华、许家印这样曾富可敌国、呼风唤雨的白手套，最终下场也如《红楼梦》所写“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纵横驰骋十数年的关善祥触礁搁浅。他在一封发表在雪球网的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责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担忧、焦虑和损害。”最后，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疫情这一“天灾”和官方强力干预经济这一“人祸”。天灾人祸都是个人无能为力的，如项羽在败亡中的叹息“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也如崇祯皇帝在上吊殉国前的自我辩解“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虎口夺食，岂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经中说，一鲸落，万物生。但在中国，事实却相反，如同鲸鱼般的恒大倒下，无数像关善祥这样寄生于恒大的小鱼小虾只有死路一条。 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前一直谎话连篇的关善祥在总结投资失败的原因时，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为：“目前投资底层逻辑已经转变，房地产行业风险的集中释放，各种政策叠加发力，民营房企确实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回款不畅，就会造成资金断裂的危机。……这种置之于死地式的调控，实在让人无法想像，匪夷所思！一个涉及十几万亿关乎全国人民利益的大行业，政策说变就变，说改就改，没有任何过渡期，简单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远远大于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训行业，一夜之间就封停。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培训行业股票股价一时之间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没有给予过渡、调整的空间。今年以来这种现象特别明显，还有众多一夜之间就被封杀的股票。这造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市场对民营企业失去信心。” 关善祥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标志著一个新时代来临了：“这一两年的各项政策，深深感觉到今后是一个‘国进民退’的时代。……民营企业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一叶轻舟，说翻就翻。过去我们投资还刻意投资民企避开国企，因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后，还必须强调拥有‘优秀背景股东’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导向是以国企央企为主导，收购民营企业。在煤炭、钢铁、稀有金属、传媒、教育、金融理财等领域都是以国企为主导。现在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向这个方向发展。政策支援国企维护市场稳定，实质是对市场优质项目进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这个词，一语道出真相。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和他的公司岂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后，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在毛时代广为传颂，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农民连牙刷都没有。历史学者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中写道：“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家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统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基础，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最终，这套制度让中国陷入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崩溃、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 邓小平时代，当局实行改革开放，让渡部分经济自由，让中共政权绝处逢生，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习近平掌权之后，觉得极权体制千疮百孔，更嫌权力不够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时代那样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在经济上也要回到统制模式，民营企业的好时光结束了。 习近平的书单上没有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的经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条。他的经济政策逼死了关善祥，自己的下场未必比关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书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如果历史能教导们什么，那肯定是：私有财产权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反之：“自古以来，政府一向热衷于干预市场机能的运作。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来未曾达到所要追求的目的。……执掌强制与胁迫机构的人，本质上，都会高估这种机构成事的功力，并且都会努力争取更多权力，要让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服从这种机构的直接命令。”在纳粹德国和苏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际，米塞斯预言说，这两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必然败亡：“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完全控制生产手段。政府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政府给每个人分配一份消费财产供个人消费。如果不这样，这两种体系将不应该称为社会主义体系。”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当然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西方政商精英，皆入吾彀中 澳大利亚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克莱夫·汉密尔顿在出版了研究中共渗透西方的专著《无声的入侵》之后，又与长期研究中共大外宣问题的学者马晓月合作完成了《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一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西方，此类著作的写作与出版却面临愈来愈大的、有形无形的压力。中共的渗透无远弗届，让多家出版社知难而退；中共更是利用西方左派标榜的“政治正确”，将此类研究扣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而吹捧中共的言论却畅通无阻。 这两位学者在著述和出版过程中，亲身体验到种种困境和阻碍，他们没有屈服，如圣经中的大卫一样勇敢迎战似乎力大无穷的巨人歌利亚，他们深知，中国虽然是巨人，却是泥足巨人。 《黑手》一书结合了详尽的素材与独特的洞见，揭穿中国共产党试图颠覆世界、一统天下的计划，以及中共政权对民主自由世界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这一威胁超过了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及苏联东欧共产党集团。《民主期刊》评论说：“我们应该感谢两位作者的勇气，把自由世界的民主国家从面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满以及不了解当中给戳醒。”两位作者指出：“当前的情势突显了我们在《黑手》中的主张——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进行斗争，乃是一场理念的斗争。这个世界已陷入意识形态的竞争。一边是坐拥庞大经济实力的一党专政体制，另一边是把自由视为理所当然的民主国家所组成的松散联盟。” 本书指出，中国透过与西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等对象间的关系，建立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长、民意代表、非政府部门与中国的“友好”，加上政治献金、境外代理人等策略，得以渐进地影响各国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各国企业、媒体、大学、学术机构、智库、文化交流，乃至国际组织，越来越向中国卑躬屈膝。比如，欧洲议会有一个“欧中友好小组”，英国有一个“四十八家集团”，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家廉帮北京政府讲话而非捍卫加拿大的利益，瑞典驻华大使林戴安助纣为虐、替中国摆平身为瑞典公民的中国良心犯的家人，曾在美国多届政府担任要职的赵小兰拒绝承认中国对美国造成任何威胁，美国亿万富翁、前纽约市长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彭博公然宣称“习近平不是独裁者”，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中美关系处于最低潮时高调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相谈甚欢……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川普执政之前的数十年间，“几乎所有华府人士及其他重量级人士都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口号和‘建设性交往’的价值”。 中共对付西方的手段不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义，也就是金元外交。 中国的手段很简单，软硬兼施、恩威并施，听话就有糖吃，不听话就吃板子。既然中国有金山银山，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精英纷纷趋利避害，成为中国的裙下臣。各国总统、总理的家族，大都在中国有庞大的生意，由此中国将这些人牢牢掌控在手中。中国史书中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典故。 典出五代时王定保的《唐摭言》：“（唐太宗）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弓箭；彀中，指箭能射及的范围，比喻牢笼、圈套。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亿万富豪，争先恐后地沦为中共的囊中物，直到川普政府断然扭转对华政策。本书作者对川普有很多批评，但诚实地承认这一事实：“他是第一个挺身反制中国影响力的美国总统。” 全球媒体，都来姓党 中国对西方的渗透，媒体是一个重灾区。经济学者何清涟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对此议题展开研究，她发现，中国用重金购买外国媒体版面，甚至直接在国外设立据点乔装成“外国媒体”报道中国新闻。但其研究报告被一家著名人权机构封存八年之后，才以《红色渗透》为名在台湾出版。出版后居然被台湾的旺中集团告上法庭，而作者引用的全部是公开资料，这些资料足以证明旺中集团确实是“红媒”。 二零二三年春，台湾知名媒体人简余晏也出版了《入侵编辑台》一书，书中指出，时至今日，中国在台湾的媒体领域完全建立掌控的系统，透过这套机制推播有利中共的讯息，建立媒体的“产销生态控制”。一位广播人透露，中方是透过“台湾代理人”来电台联系，资金经中间人无违法之虞，经费充裕所以节目做得精致，甚至直接招待台湾青年去福建游乐参访。中国透过生意、补助、金钱游戏影响媒体老板，传媒生态链则从代理人到现在可直接指挥，甚至记者主动配合噤声。进一步，通过网红直播赞助资金，只要内容倾中就有声量与收入。中国利用民主社会的便利多元，以此干预新闻自由。作者举例指出，在共军单日出动九十一架次军机扰台的二零二三年四月这一天，竟有多家台湾媒体采用中国官媒《央视》的内容角度来报道此新闻。 《黑手》一书中也分析了中共在海外实施宣传战的诸多方式：比如，所谓“借船出海”，典型的例子是给西方主流报刊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巨额广告费，将其宣传品——《中国日报》出版的特刊《中国观察》——像广告那样夹在正刊中传播。所谓“买船出海”，比如通过香港商人买下美国杂志《福布斯》，然后停掉经常撰写批评中国文章的专栏；又比如马云买下香港老牌媒体《南华早报》之后，该报纸的独立性逐渐丧失，很多采编人员被迫离职。作者指出，在北京高度指挥之下，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中文媒体都受中共直接或有效控制。中共出钱出人组建“世界华文大众传媒协会”，有超过一百六十家海外中文媒体参加，这些媒体的老板和高管经常被邀请到中国享受红地毯、警车开道、五星级酒店和山珍海味等高规格接待，并接受中国使馆的补助。 最为可怕的，是西方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国议题时，逐渐开始自我审查——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共产苏俄，都不可能对西方主流媒体指手画脚，中国却成功做到这一点。彭博社封杀记者傅才德对习近平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与此同时，该媒体却对美国总统做出最尖锐批评。这一对比耐人寻味。 拥有更大影响力的社交媒体更是如此，脸书老板的扎克伯格试图讨好中国，在办公室摆上习近平的著作；推特老板马斯克的特斯拉电动车在中国生产和销售，多次发表谄媚中国的讲话。在脸书、推特、油管等平台上，若谈及六四、藏独、疆独、港独、台独等议题，都可能“被黄标”，导致不易触及受众，更遑论盈利。用户无不小心翼翼，率先自我审查。只有少数知名人物在受到言论审查和管制后奋起反击，形成舆论压力，让巨无霸企业暂时退让。居住在德国的异议作家廖亦武，因在脸书上发表一张西藏僧人自焚抗议的照片，被脸书封号，遂在传统媒体撰文抗议，得到各界人士声援，脸书罕见地收回处罚。 当全球媒体姓党之时，也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成为冷酷荒凉的现实之际。现在反击，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若继续开门揖盗，就是坐以待毙。 大学与智库，分食残羹冷炙？ 大学与智库，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是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方向的重镇。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和智库的生命。 德国教育家洪堡指出：“高等学术机构是学术的顶峰……其全体成员必须服膺于纯科学的观念。因此，在这一圈子中，孤独和自由便成为支配性原则。”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哲学家费希特在《论学术自由唯一可能遇到的干扰》一文中论述了学术自由的核心精神：“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以追求真理为主旨……这所大学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以人类进步和人的完善发展，以自由探索真理为办学的主旨。” 然而，“人权观察”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世界上许多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学院和大学，或是有大量中国学生的高等学府，都没有准备好系统地解决极权中国对学术自由的威胁。有些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导致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受到威胁。有些中国学者详细说明中国官员如何在海外直接威胁他们，使他们不敢在课堂或其他场合批评中国政府。还有人述说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保持沉默，因为害怕发言被其他中国学生记录下来，向中国当局打小报告。一位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总结他对课堂监控的担忧说：“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与此同时，随着一些美国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在中国境内开分校也成为棘手问题。美国高等学府为了跻身中国教育市场而不惜自我审查，对某些历史、文化和所谓“敏感”话题避而不谈。纽约大学为了让在上海的分校顺利运作，提前终止流亡人权活动家陈光诚的访问学者计划。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学生都要上毛泽东思想等必修的政治课程——纽约大学校方对此熟视无睹。乔治·梅森大学国家安全研究所在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渗透西方大学的手段包括通过让特务学生和学者进入西方校园、为留学生提供学费、使用外国研究发展军民融合科技、雇用顶级外国专家、利用学术外交打造软实力、以及利用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对中国学生的意识形态进行监控。 《黑手》一书的两位作者，一一梳理了中国对西方大学和智库的种种渗透手段。他们发现，研究中国议题的各国学者，如未能帮助“讲好中国故事”，面临的恐怕是各种威吓、胁迫，或直接拿不到签证，根本进不了中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因批评中共发动“六四”屠杀，“六四”之后三十多年都得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国际学术合作上最著名争议之一便是孔子学院。这个机构表面上教授中文、推广中国文化，实际上却是宣扬中国模式和中国专制主义，它如同一处法外之地，明目张胆地实施学术审查、打压言论自由。书中还点名批评布鲁金斯研究所这个美国最大、最知名的智库，它自称不分党派，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仰赖其研究成果，实际上明显倾向左派并亲中。其中国研究的经费来自一位知名的“中国之友”、前高盛总裁约翰·桑顿。此人也是香港丝路金融公司董事长，该公司专门帮中资进入“一带一路”国家。由于他对中国做出的贡献，曾获颁中国政府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友谊奖”。 红顶商人沈栋在《红色赌盘》一书中也披露了他如何打入西方一流智库和大学，与西方学术界交往，影响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与前妻段伟红是温家宝家族的白手套，因与孙政才关系密切而被习近平整肃，段伟红于二零一七年被秘密逮捕后下落不明，身在海外的沈栋出书揭露部分内幕。 沈栋在书中透露，二零零三年，他被一位身兼商业伙伴、作家和政府顾问的朋友拉莫（《北京共识》的作者，著名洋五毛）介绍加入阿彭斯研究所，并利用阿彭斯研究所亨利·克朗学人的身份，认识哈佛大学教授迈可·桑德尔（红得发紫的左派学者），然后向哈佛大学捐献数百万美元，设立奖学金，资助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生。由此，他与段伟红成为第一对捐赠哈佛大学的中国商人夫妇。 温家宝家族及中共的脏钱通过此一渠道染红了哈佛大学。 十多年后，段伟红被捕，哈佛大学一直对此沉默似金。哈佛大学等常青藤名校也成为技术流失的重灾区，哈佛大学已有多名教授因向中国出卖技术而被捕并被判有罪。 海外华人是中共牵线的风筝？ 作家哈金写过一首诗：“多少年来我四处流浪，/像一只风筝，从你手上挣脱/那根灵活的线。 /无数次我的翅膀折断，/被雨水浸蚀，被风吹垮。然而，我仍然直冲浮云，/寻找一个面孔，以把我脑海中的火花/变成灿烂的诗行。/我怀着一颗沸腾的心在空中/飞翔，追逐一片壮美的迷雾。”哈金本人奋力挣脱那根线以及拉着那根线的人，飞向至高的天际，拥有了求完整的自由。 但是，大部分海外华人却安于做风筝的命运，愿意与拉着那根线的主人建立某种利益共同体关系。他们离开了中国，从未考虑过回中国定居，却将中国当做一处淘金的风水宝地，他们的乡愁是半真半假的，他们需要的是衣锦还乡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中国政府才能给予。因为中国有发财的机会，他们对中国的“忠诚”超过对移居国的忠诚。如果说海外华人是对移居国最少忠诚度的少数族裔，这种说法可能会被扣上以种族来划线的帽子，但毋庸讳言，海外华人中的亲共的乃至甘当中共走狗、间谍、辩护者的名流贤达比比皆是，其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移居美国的越南裔，普遍对越共政权深恶痛绝，但移居美国的中国裔人士，却有很多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中共政权的马前卒，甚至当年拿六四绿卡（也是血卡）留在美国定居的人也是如此。 《黑手》一书指出，全世界约有五千万到六千万华人，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数。中国的统战工作原本是以中国国内非共产党组织和群体为对象，最近三十多年，其工作范畴已扩大到海外华人社群。 从事这一工作的，除了驻外使馆，还有统战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形形色色的部门和机构。这是中共体制的一个特点，并不让一个部门或机构完全掌控某一领域，而是让若干部门和机构共同参与，以此形成某种竞争机制。这样，即便一个部门或机构受挫，其他部门和机构就能迅速填补空缺，中共就像是九头蛇，砍掉一个头，很快就有另一个头长出来。 《黑手》一书中专门列出海外华人参政的一些案例，中共通过华人参政来培育其代理人，让这些代理人进入西方国家的核心部门。作者以英国为例，描述了两名在英国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的亲共华人掮客或政客。其中，巾帼不让须眉的李贞驹，在北京、香港、广州和伦敦都有律师事务所，二零零六年创办“英国华人参政”计划。她是中国驻伦敦大使馆首席法律顾问，也是国侨办法律顾问，还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英国，她是英国国会跨党派中国小组的秘书，曾给工党重要议员、布莱尔政府的部长加迪纳捐过二十万英镑政治献金——后者出任“英国华人参政”计划主席，李家驹的儿子为该机构副主席，另一个儿子则在加迪纳的办公室工作。此人可谓中英两国两边通吃，风光无限：中国党媒《人民日报》高度赞扬她“带人挨家挨户鼓励华人投票”，党的喉舌很关心英国华人投票权，却从不敢直面中国人从没有投票权的事实，推动基层选举、自己出马竞选区人大代表的人权律师许志永被投进了监狱。另一方面，英国首相梅伊颁发“光点奖章”给李贞驹，肯定其对英国社会的“巨大贡献”。 另一名代表人物是一九八九年移居英国的李雪琳——在这一年移居英国，拿的是不是“六四”绿卡，暂且存疑。后来，她在英国从事房地产致富，成为全国侨联的海外委员。她的先生贝兹是保守党上议院议员，当过副部长，是英国政界亲共政客的代表人物，受到过习近平的亲口赞扬。李雪琳给每个首相都捐款，成为唐宁街十号的座上客，不仅给唐宁街十号门口贴上春联，还为室内装饰各种中国摆设，以营造英国首相也过中国新年的氛围。这对夫妇在访问中国时，曾获得中共宣传部副部长颁发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 我很喜欢看“零零七”系列电影，对“零零七”及其服务的英国军情六处深为佩服。然而，在《黑手》提及的案例中，英国的国安和情报部门似乎全都缺席，任由中共对政治核心部门施展美人计，侵门踏户，为所欲为。 中共的邪恶在于，它非常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如贪财好色），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漏洞，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野蛮扩张。 中共的目标是将地球上所有陆地和海洋都变成其殖民地，与之相比，希特勒当年的狂想，真是小巫见大巫。 西方民主国家在保持开放社会特质的前提下，如何建立民主的防御和反击机制，乃是其当今面临的最大挑战。 事关人类文明的存亡，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皆不可等闲视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熬过至暗时刻，终将迎来满天星光 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回忆录《往事与随想》中写道：“后世的人能够了解、能够估价我们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惨方面吗？……呵，让后世的人徘徊在我们长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凭吊吧；我们是值得他们去凭吊的呵！” 一八二五年冬，新登基不久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在克里姆林宫外竖起高高的绞刑架。身为贵族的赫尔岑誓言推翻沙皇暴政，这名十五岁的少年与友人奥加辽夫一起登上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我们当著整个莫斯科发誓，要为我们所选定的理想献出我们的生命”。赫尔岑常常在梦中与杀人如麻的沙皇对峙：“我设想了一百种不同的方式，我怎样对尼古拉讲话，他以后怎样把我送到矿山或者处死。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幻想的收场都是西伯利亚或者死刑，几乎没有胜利的结局。难道这是俄国人的想像方式？不然就是彼得堡用它的五座绞架和苦役劳动在年轻一代身上产生的效果。”二十六年以后，在流亡路上风尘仆仆的赫尔岑，深情回忆当年在麻雀山上发誓的那一幕：“想起它，还感动得流泪；它是极其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就可以为它作证。” 投身失败的命运，却在反抗中永生，这是俄罗斯精神中最宝贵的部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所反对的敌人的全部力量，然而我们进行了战斗。那个力量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害，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打败我们，不管它怎样打击我们，我们并没有投降。……我们无畏地、自豪地前进，我们慷慨地响应每一个号召，我们真诚地为了每一次的热情献出自己的一切。我们挑选的并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它；我们负了伤，受到损害，我们仍然前进，也没有人追过我们。”反抗者前赴后继，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索忍尼辛到伊恩-拉钦斯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主席，“纪念”已被普京政权查封）……他们都以失败者的名义，收获抗争者的荣耀。 鲁迅在<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中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去世后，好友郁达夫感叹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那么，这片号称神州的土地，真是一个“可悲的奴隶之邦”吗？这群号称“龙的传人”的族群，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吗？ 我们不必绝望。协助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成功逃离天罗地网的江苏女教师何培蓉后来披露说，她接到陈光诚的电话后，从北京驱车六个小时到山东临沂，将其接到北京，然后送到美国大使馆。陈光诚一路逃亡过程中，得到很多好心人帮忙，很多人之前没有见过他，帮助他时还有些提心吊胆，但没有一个人将他“供出去”。可见，尽管中国的民气屡遭摧残，但民间社会对于基本的是非善恶，还是有一定的分辨力。 在当代中国，即便在至暗时刻，仍有一群有名或无名的反抗者挺身而出。并非所有人都自愿为奴，并非所有人都心甘情愿或心不甘情不愿地接受“韭菜”或“人矿”的终局。反抗者如普罗米修斯，盗火照亮夜路；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以呐喊驱散魑魅魍魉，在霜刀雪剑中矢志不渝。他们如此热爱自由，却宁愿以失去自己的自由而为他人争取自由。他们在监狱中，或走出小监狱又进大监狱。他们在流亡路上，乃至妻离子散，如断肠人在天涯。官方媒体和官修史书上不会出现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被层层过滤的“敏感词”。他们被定罪为“国家的敌人”，被丑化为“境外势力”，被误解、冷漠、辱骂所包围，以至于千夫所指、谤满天下。但他们仍然在黑暗中发光，他们深知：与其诅咒黑暗，不如让自己发光。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天上那颗亮晶晶的星辰。 思想史和抗争史上，有多少“被失踪者”？ 邱吉尔在二战胜利后的大选中意外败落，却举重若轻地表示“Ungrateful characteristics is a great nation”（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点）。在公平竞争的民主制度下，他仅仅是暂时落选，几年后就东山再起。在他的国家，民意如流水，英雄却不会被永远妖魔化。 反观华语文化圈，英雄的厄运绝不止于此——明末，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凌迟处死，“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犹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皇帝（党魁或政府），反之亦然。杀害英雄的，绝非暴君一人，谁的手上没有沾上英雄的鲜血？谁又没有向英雄扔出那块石头？在这个幽暗国度，英雄的命运常常是“世人皆欲杀”，而“吾人独怜才”之“吾人”又在哪里呢？不过，即便在这个至为悲惨的故事中，仍存有一抹正义的微光：曾为袁崇焕部下的佘姓义士，冒死盗取袁崇焕的首级并埋在自家后院，更让后世帮袁将军守墓，一守就是十八代人、延续三百八十年。这也是一种与权力和不公不义对抗的、自我书写历史的方式。 历史学者印红标写过一本名为《失踪者的足迹》的专著，记述从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再到“四五”运动的青年思想者和青年思潮。一批优秀的青年思想者因思想问题遭迫害、关押，甚至被剥夺生命——因批判“血统论”被害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因思想探讨和批评林彪被害的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三青年鲁志立、吴述达和吴述樟，因替刘少奇鸣不平而被害的长春青年史云峰，因批判左倾的方针政策被害的上海青年王申酉……还有更多无名英雄湮灭在历史尘埃中。印红标指出：“这些令人痛心的悲剧说明了思想专制的残酷狰狞，也使人们坚定健全民主和法治、保障人民思想和言论权利的决心。” 思想史学者朱学勤写过一本《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感叹说，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与历史学的其它部类一样，思想史从来是也只能是文字记载的历史。它历来势利，只认变成铅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聋又哑，听不见也看不见旷野里的呼唤。所谓思想史的长河，只不过是一条狭长的小溪。在这条小溪的两边，是望不见尽头的无字黑暗。”他无比同情和敬重那些思想史的上失踪者，他们迷失在思想史这一边或者那一边的黑暗里，不会引起思想史长河的一声叹息。“思想史上大规模、小规模、集体性、个人性的失踪事件，几乎每一代都发生过，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以致我时常怀疑我所操持的这一行当，究竟是思想的保存者，还是思想的暗杀者？被它暗杀的思想，也许比被它保存的思想还要多。它整合了多少整数，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又暗杀过多少除不尽的‘馀数’？” 一九九零年代，中国思想界对顾准和林昭的重新发现，犹如欲说还休的“知识考古学”——就在发现他们的同时，发现者却又遭遇“被失踪”的命运：拍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的胡杰被供职的新华社除名，在课堂上播放这部纪录片的大学教师卢雪松遭学生告密后被校方开除，更多前往林昭墓地致意的异议人士被捕并入狱。这一可怕的历史循环尚未被打破，暴政还在，加害者还在逍遥自在、张牙舞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仍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人生选择。 毛泽东时代，被誉为“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四九年到文革结束中国惟一一个思想家”的顾准，被打成右派，发配劳改，妻子服毒自杀，五个子女与之断绝关系。在患癌症去世前夕，他想见子女一面，却遭到一致拒绝，“恩断义绝，一至于此”。女儿顾秀林在最后一封信中雪上加霜地写道：“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女）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著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因此，拯救与发掘思想史和抗争史上的“被失踪者”，乃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让英雄像种子，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面对谎言与暴政，面对屠戮与白骨，面对朱门与酒肉，面对镰刀与斧头，你如何回应、如何选择，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其实真相是“两千年不文明史”）的华语文化圈，津津有味地吃人血馒头的庸众与看客络绎不绝、如蚁附膻。反之，愿意为真理付出生命的勇士和英雄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而人们对他们却知之甚少。 经济学家杨小凯（杨曦光）在《牛鬼蛇神录》中记载了文革时代坐牢的经历，狱友中很多是“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成员，由此他发现了不为书斋中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知的“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在文革中曾经非常活跃”的事实。因组建“民主党”被枪决的粟异邦在临刑前公开宣称：“我反共产党，却不反人民，反共产党是为了人民，人们反对你们！”并在公开处决他的广场上对著十几万人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士兵用枪刺插入其嘴中，然后将其虐杀。革命青年刘凤翔在二十岁就当上浏阳县县长，后被打成右派，由此认识到毛独裁者的本质，得出“毛泽东把我们带向死亡”的结论，惹来杀身之祸。杨小凯写道：“一九七○年杀他的理由完全是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几大威胁。”身为“劳动党”成员的侯湘风，在林彪事件刚一发生就敏锐地指出：“当然是毛先想杀林，林只是不愿坐以待毙，而企图反守为攻。”中国劳动党一案，由于四个核心人物都被杀，“这个知识分子密谋团体的很多细节也许对世人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可能全部搞清这个团体的整个故事”。 鲁迅说过：“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卡缪说过：“反抗，让人摆脱孤独状态，奠定人类首要价值的共通点。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在二零二二年冬天的“白纸抗议”期间，一首名为《孤勇者》歌曲在线下和线上广为流传，听者无不泪流满面：“你的斑驳与众不同/你的沉默震耳欲聋/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爱你来自于蛮荒/一生不借谁的光/你将造你的城邦/在废墟之上……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英雄可能会殉道，但英雄的事迹、思想和精神必须被记载、被传唱、被承续。在资讯被封锁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中国，小丑和奴才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愿为奴的抗争者却不为人所知——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刻，都在孤独和绝望中抗争、前行，“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若有与志同道合者相逢、相知的时刻，必定是其生命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因此，在此一看似积讹成蠹、比屋可诛的黑暗时代，尤其需要一部“英雄列传”来启发、激励和引领人心。 不能让英雄只能相遇在狱中。英雄值得拥有其支持者、社团、政党乃至更宏大的生命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英雄与英雄之间必然惺惺相惜，但一名英雄未必知晓其他英雄的存在，而芸芸众生甚至茫然不知其貌不扬的英雄就生活在他们身边。如果说英雄像种子一样，那么种子必然离不开让其生根发芽的土壤。你若成不了英雄，就成为英雄的土壤吧——“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大众谋福利者，不可使其孤军奋战；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不再对英雄冷嘲热讽，不再对英雄冷若冰霜，释放出一点点的善意，阅读并转发一两句英雄的话语，这既是对英雄的支持，也是人们的自我拯救。 告别“资治通鉴”，迎来这个时代的“英雄史”和“英雄谱” 这片土地，正被一个什么都没有穿的小丑皇帝和一个比纳粹更加纳粹的独裁政党领向“为奴之地”。若是沿用梁漱溟当年的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今天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圣经中记载，索多玛和蛾摩拉这两个城市罪恶深重，声闻于耶和华，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亚伯拉罕求问上帝，城中如果有五十个义人，也要毁灭城市吗？上帝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继续请求，把数字降到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上帝都答应不毁城，最后上帝允诺：“如果索多玛城中有十个义人，为这十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今天，没有人是亚伯拉罕，没有人有资格哀求上帝不要毁灭这国。然而，只要我们记录的义人（英雄）足够多，这个罪孽深重、苦难亦同样深重的国族，必然有重生和自由的那一天。关于义人（英雄）的人数，当年的亚伯拉罕不断做减法；今天的我们却不断做加法——当我们寻找时，就寻见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说过：“毫无疑问，一小群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公民能够改变整个世界。”是的，在十多亿人中，这类公民虽是少数（极少数），却如同酵母之于面粉、星辰之于天幕，必不可少。即便他们尚未从整体上扭转中国沉沦之趋势，但其努力、付出和牺牲，绝非徒然。 今天，最迫切的一项工作，是打造一座通往云端的彩虹，让英雄彼此握手、互相激励，更让英雄得到民众的肯定与支持。故而，我们借用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名作《当代英雄》，来命名黑暗时代的“反共英雄谱”，形成一张群星璀璨的星象图，以证明“吾道不孤”。 “当代英雄”，就时间而言，是从“六四”到当下；就空间而言，包括中国本土、图博、东突厥斯坦、南蒙古、香港、台湾和海外华语圈。凡是此一特定时空中的反共的抗争者们，都是本书记录和表彰的对象。以世代划分，从一九二零年代生人一直到二零零零年代生人，最年长者与最年轻者几乎相差八十岁。其中，有大学教授、作家、记者、律师、艺术家、医生、前官员及各类专业人士，亦有学生、农夫、工人、保安、残障人士；有一诺千金的好男儿，也有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族裔；有基督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等不同宗教信仰者。他们不是见到秦始皇出巡而激发出“吾可取而代之”野心的刘邦和项羽，不是大言不惭、铁石心肠的列宁式的职业革命家，也不是以恶抗恶、以共产党的方式反抗共产党的“黑武士”。他们关注的是权利而非权力，他们有赤子之心并爱人如己。他们以思想、言论和行动等各种不同的方式展开反抗，并承受极权政府的雷霆打压，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言行和经验值得被记录、传承和学习。 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是他对史家的最高期许。这两句诗分别来自两个典故——《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书：‘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左传·宣公二年》：“鲁宣公二年，晋赵穿弑灵公于桃源。赵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太史董狐直书‘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以身殉史的史官，让历史真相被记载并代代相传。 华人向来自诩以历史为信仰，然而，中国的历史却大都为帝王将相之家史，以及充满孙子兵法与厚黑学的“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不必也不能重复。要诞生自由中国、民主中国、宪政中国乃至许志永所说的“美好中国”，首先就要有一部自由的历史、英雄的历史、勇敢者的历史、抗争者的历史。多卷本的《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的写作与出版，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盼望更多的朋友们加入其中，正如作家冉云飞所说：“我们有很多灾难，不少灾难可谓惨绝人寰，本该有最为发达的见证文学，却至今没有诞生过像经历过犹太大屠杀后而不懈见证过去苦难的作家威塞尔，自然无法创作出像《夜》这样不朽的见证文学。历经苦难不能缄默，否则会变成一种继续奴役，而要变成一种争取自由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在更高层面上看，苦难就变成了自由的助产士，变成了民主之嚆矢。你不敢当司马迁，怕去掉大势，因为那很痛，那样便不能享受性福生活，但你可以给司马迁留下史料啊，让那些焚书坑儒的人在历史的真实里无处藏身。” 这将是一部多卷本的“抗争者列传”，也是一部自由人的心灵史。当然，它所记录的抗争者，只是沧海一粟、挂一漏万——若要记录全部的反共英雄，必将形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最为浩瀚的文献宝库。我们竭尽所能地以公正与谦卑的心态，记录下当代英雄的故事，有他们的存在，“中国”这个词语就不再是地狱的同义词，“中国”这个词语就首先是一种责任而非一种命运。它的未来，是全盘崩溃，还是凤凰涅槃，不仅关乎此一国族，亦关乎“世界会变好吗”的大哉问。 所有的反抗和牺牲都有其价值，都应当被铭记。我们记载抗争者可歌可泣的故事，也祈愿孤勇者不再孤勇，抗争者健康、平安、幸福、将痛苦和牺牲减轻到最小、不再受苦受难、不再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如圣经所说，在自由的乐土上，“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二零二三年五月二日 美利坚合众国维吉尼亚共和国费郡绿园群樱堂 （※本文为《当代英雄：黑暗时代的抗争者（第一卷）》（主流出版社，作者：余杰）作者自序。全文转自上报）
人人学习习近平著作的时刻已然来临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布的中国畅销书排行榜前二十名显示，排名第一的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第二名是《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三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是《中共二十大报告》，第五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殊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在社会科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中，前十名销量均为习近平著作和习近平思想专题摘编。 原来，习近平才是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和最畅销的作家，那些大文豪、大思想家都在他面前甘拜下风。胸无半点墨的独裁者，终于可以雪耻了——当年负责考察、选拔习近平的中共开明派元老、中组部副部长李锐，临终前评价说，“他就是小学生水平”。如今，习近平可以理直气壮地摘掉这顶帽子。他的著作的销量已然超过太祖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贫弱，官员贪腐方式和程度有限，即便是家天下的毛泽东，也没有办法像今天的太子党红色家族那样，通过倒卖土地和批文点石成金。毛的最大财富是稿费，尽管他的文章大都是秘书班子集体创作，稿费却归他一人所有。他拿钱给江青花，或资助章士钊等当年于他有恩的前辈，都是从这笔天文数字般的稿费中支取。如今，据彭博社记者调查，习近平家族的财富早已富可敌国，习近平不是贪图这点稿费，只是为了满足独裁者的虚荣心——习近平思想能像当年的毛泽东思想，让十四亿人入心入脑入魂、如醉如痴，才是其最大成就。就连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都要靠抄写习近平语录来换取吃香喝辣的地位，不是斯文扫地又是什么呢？ 习近平的著作在中国畅销不奇怪，政府部门用公款消费，没有人心疼。但习近平的著作居然卖到台湾，就是台湾安全的重大漏洞。早在二零一四年，习近平所著的《摆脱贫困》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就进入台湾图书市场。在第五届台北书展开幕式上，福建新华发行集团与台湾天龙文创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将由该公司和五南出版机构全面代理这两本书的岛内发行。该公司总经理沈荣裕说：“我们很看好这两本书在台湾的市场，绝对会热卖！”中共喉舌环球网报道，福建参展团团长吴志明告诉记者，习近平的书籍是本届书展的最大亮点，现场销售情况很好。“预计在台湾一年销售两万本没有问题。 如果台湾民众需要，我们还可以考虑推出繁体版本。”记者采访市民林一明，他说，他从台北回台南老家过新年，随身带着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准备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当医生的哥哥。记者登陆博客来网站，发现畅销榜上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旁边，标注着“已抢购一空，目前无法购买”。博客来文化事业部部长张静如告诉记者，“我们很希望赶紧有书补充进来。 我们的排行榜天天更新。这本书断货好几天了，还能在排行榜上，可见它之前销量很可观”。 经过几代仁人志士的奋斗牺牲，台湾才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化，成为民主国家阵营的成员，被国际社会誉为亚洲民主自由的灯塔。然而，台湾对中国的红色渗透如此放任自流，任习近平的独裁专制思想潮水般涌入，岂不是羊入虎口的自杀行为？ 勃列日涅夫和齐奥塞斯库为习近平做出了好榜样 习近平不是第一个兼职当作家的独裁者。他的老师有苏联的勃列日涅夫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独裁者大都没有原创性，独裁者与独裁者之间如此相似：愚蠢、专横、僵化、狂妄。 苏联经济学家阿尔巴托夫曾经帮助几代苏共最高领导人撰写经济报告，对他们有贴身观察和分析。他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对勃列日涅夫有如下描述：勃列日涅夫是当时上层政治菁英的典型，他形式上具有高校毕业文凭，实际的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没有多少学问。其人能力平平，文化不高。如果说他有喜爱阅读的什么东西，通常就是那本《马戏》杂志。他最大的弱点是：几乎完全缺乏经济知识；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这些描述用在习近平身上，如同量身定做，毫无违和感。 阿尔巴托夫指出，勃列日涅夫从未写过文章，但他身边的阿谀奉承之徒和宣传官员为了讨好他，召集了一群颇具文学才华的笔杆子，为其操刀创作自传体小说《小地》、《垦荒地》、《复兴》。这些作品发表后，获得精心组织的、震耳欲聋的捧场和叫好，成为党的教育系统的必读书。作家协会立马将其提名候选列宁奖金，这笔奖金匆匆被授予了。不少有名气的作家发表书评，颂扬这几本由别人代劳的赝品。阿尔巴托夫评论说：“在我们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大概所有人包括最笨和最不懂事的人在内，无一例外地都深信，这几部‘文艺杰作’中没有一页是勃列日涅夫亲手动笔写作的。” 这就是一个现实版的《皇帝的新装》。 为了满足勃列日涅夫个人的虚荣心，苏联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全民演出了一处荒诞可耻的戏，不论演员还是观众都并不信以为真。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加强了不关心政治和玩世不恭的消极风气，腐蚀了人们的是思想和灵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个插曲犹如为我们为之付出很大代价的这段可悲的时期树立了一块墓志铭。这是名副其实的停滞时期。” 在罗马尼亚，长期掌权的“小号版的勃列日涅夫”是齐奥塞斯库——他拥有罗共总书记兼罗马尼亚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兼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甚至还包括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和名誉院长等头衔（其头衔之多还是比不上习近平）。作家袁凌写道，有一天他在地摊上发现一本中文版的《齐奥塞斯库选集》，这是从煌煌三十一卷的齐奥塞斯库著作集中精选出来的文章——齐奥塞斯库著作的规模，超过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习近平要赶上他，必须让秘书班子废寝忘食、奋笔疾书。这本书具有特殊的体例，在齐氏历次会议讲话正文中，附有与会者的鼓掌和欢呼。全书第一页以鼓掌始，末页以鼓掌终，共记录鼓掌八百次。看到这些记载，可想见当时会场情形，齐氏每讲一段的话音还未落下，就淹没在会场狂热的鼓掌声里。只是，后来人们在齐奥塞斯库被处决时的掌声，更加热烈和持久，如袁凌所说：“正是齐奥赛斯库当初亲自制造出来的掌声，最终制造了他的死亡。 这个爱好掌声的独裁者一生，终究是一部失败的著作。” 齐奥塞斯库全盛时期，多么踌躇满志、趾高气扬，今天的习近平也是有样学样。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不无鄙夷地描述说：“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我们身边这个可怜的小丑：他那些自封的可笑的夸张头衔，他用嘶哑、做作的声音没完没了地演讲，那些演讲充满陈词滥调，从头到尾都是单调的抨击和愚蠢的语法错误。恐惧让他变得更疯狂，尔后是拼命地掩饰疯狂。他说话结结巴巴，举止呆板得像木偶。他一意孤行，勤勉得几乎病态。 面对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或是遇到计划之外的事情，他总是茫然不知所措。”马内阿很早就预见到小丑式的暴君覆亡的命运。我在二零一三年写作并出版《中国教父习近平》，也提前对习近平做出了盖棺论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持续一年多，双方伤亡人数以十万计。这场战争显示，只要极权或威权帝国存在，战争就不会终结。三十多年前，苏联解体之际，日裔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发出“历史的终结”的乐观宣告，如今看来，何其幼稚可笑。在人类历史上，和平未必是常态，战争未必是偶然。 乌克兰领土上发生的血腥战争，离台湾并没有地理上和空间上那样遥远。对台湾而言，必须直面“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情形比“今日香港，明日台湾”更加恐怖和惨烈。在俄国入侵乌克兰半年之后，中国在二○二二年八月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声称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强调北京寻求“和平统一”的同时，也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虽然该主张早已存在，基本是老调重弹，但在俄乌开战后这段时间内，北京当局明显将威胁不断升高，特别是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展开一系列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期间发射飞弹飞越台湾上空，并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恐吓意图相当明显。 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没有其他外国领袖，比习近平更密切注视普京在乌克兰的经验、战事的发展。从许多方面来说，习近平的所见令他不安而趋审慎。我们最基本的判断是，习近平与他的军方干部今日对于中国能否达成侵台任务存有疑虑。”但是，若乌克兰战况稍有变数，若西方厌战情绪进一步发酵（《华尔街日报》指出，在俄乌战争打了一年之后，这场冲突在很大程度“已经变成西方自己的战争”。如果乌克兰最后未能挫败普丁的野心，对于美国的国际声望与西方联盟的未来都是一大打击；西方如今对于乌克兰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本身也存在风险），习近平必然会觉得可浑水摸鱼，而对台湾蠢蠢欲动乃至放手一搏。 乌克兰战争的硝烟，短期之内不会散去。俄军遭遇重挫，但尚未溃败，普京政权的支持率不降反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若放任俄国在乌克兰予取予求，恐进一步使中国获得鼓舞，进而形成“与目前极为不同且我们将无法接受”的国际秩序，“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若不被制止，会使相同情况发生在包括亚洲的任何地区”。遗憾的是，台湾对乌克兰战争的相关性与后遗症的关注与思考，反倒不如日本那么紧迫。部分统派群体认为，拥抱中国就可以发大财，如同当年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不愿承受“出埃及”的阵痛，宁愿过有肉汤的为奴生涯；部分独派群体则饥不择食、急不择路地从西方引入若干左派社会议程，自以为进步，却加剧社会分裂，困扰了抗中的主轴；而更多“两耳不闻岛外事”的小清新、小确幸，以为如同鸵鸟一样将头埋藏在沙堆中，就可太平无事、岁月静好。超市里面短缺了三五天的鸡蛋，就要呼天抢地，若是共军打来了，岂不就只能举手投降，乖乖排队走进集中营——就好像通宵排队去吃一碗日本拉面一样？ 每一次战争，总是在被侵略者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时候就打响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凌晨四点二十分，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波兰中部小城维隆首先遭到纳粹德国的空军的轰炸。美国历史学家提摩西·史奈德评论说：“德军挑选了一个没有任何战略意义的地点来进行恐怖的实验。”波兰的三十九个师、九十万人的正规军，只坚持了三十五天就溃不成军。波兰官兵中不乏英勇之士，但他们骑著高头大马，使用中世纪的战术，向纳粹的装甲部队发起的冲锋，注定了不会有丝毫的胜算。波兰政府以为得到英法的保证，自己就能免于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战争爆发后，英法遵守条约，对德国宣战，却没有出兵波兰，此后数月，英法联军一直龟缩在西线，维持一种“假战”状态。承诺保护波兰的欧洲大国法国，几个月后也步波兰后尘，遭遇灭顶之灾。 波兰和乌克兰的前车之鉴，台湾不可熟视无睹。此刻，我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要为我所爱的台湾写一本“警世通言”。此前，我阅读了大量中国、美国和台湾以及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关于台海问题的著作，对我有一定的启发和刺激（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但是，我却觉得这些著作皆有其局限性：中国学者当然知中，美国学者当然知美，台湾学者当然知台，但他们对于外在于自身的其他两处的政治经济和民情秩序大都颇为陌生。而拥有多重身份及三地生活经验的我，恰好可以弥补这些欠缺，并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九年，从四川到北京求学，之后成为异议作家和政治评论家，与刘晓波一起捍卫人权和批判中共极权主义统治，对中共政权的本质有较为深切的认识。二○一二年，我逃离如同“动物庄园”一般野蛮残暴的中国，流亡美国，六年之后入籍成为美国公民。我生活在美国，不是“旅居”，将美国当做生根发芽之地，进而研究美国的历史、文化与政治，我居住在华府郊区，常常接触华府的智库、大学、媒体及独立学者，搜集到第一手资讯，撰写了多部关于美国的著作。而我从二○一六年开始就曾访问台湾，近年来更是每年必定到台湾访问数月，走遍台湾的每个县市包括外岛，写下五卷本的《台湾民主地图》系列及《从顺民到公民：与民主台湾同行》等多部著述，在非出生于台湾的华语写作者中，我是屈指可数的知台派和爱台派，亦将台湾当做第二故乡。我的以上三重身份及生命经历，让我知中、知美且知台，知道三国各自优劣、长短、攻守的幽微之处，故而写这部中、美、台的“新三国演义”可谓得心应手。 本书第一章从台湾与中国的“准战争状态”写起：“中华民国台湾”已然民主转型，两岸关系仍是国共内战之延续。中国不放弃吞并台湾的野心以及用武力实现这一野心的企图，对台湾实施认知战、经贸战及军机扰台，“红色渗透”在台湾如入无人之境。我认为，中共侵略台湾有三个时间节点：习近平统治末期，权力巩固，自信膨胀；习近平退休或死亡，中共高层陷入内斗；中共统治终结，但中国民主转型失败。这三个危险的时间节点分别对应三场可以类比的战争：伊拉克吞并科威特之战、阿根廷侵略福克兰群岛之战及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第二章至四章，是本书的重心所在，分别论述中国对台动武的三种方式：武力封锁、攻打外岛及占领本岛。书中既追溯过去数百年来在台湾发生的若干次战争的经验教训，如施琅“打台湾，先打澎湖”的战术、国军保卫金门的古宁头之役以及毛泽东虎头蛇尾的“八二三炮战”；亦分析二战后期美军为何以“跳蛙”战术绕过台湾；更引用近期英国和美国战略专家的兵演精粹，由此探讨这三种侵台方式的可行性以及台湾的应对策略。 第五章则梳理中共建政后的四场对外战争（武装冲突）的胜负得失——韩战、中印边境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及中越战争——并从中总结出六条规律，此六条规律可以用以预测中共未来的行为方式。 第六章分析习近平和解放军的特质及实力。爱穿军装的习近平没有能力指挥一场战争，解放军的腐败已无药可救，习近平此前推动的军改未能“强军”反倒“弱军”。而且，解放军不是国防军，而是党卫军；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党魁指挥枪。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西方都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实力，战力远不如俄军的解放军的实力更是长期被高估——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习近平和解放军都是“纸老虎”。 第七章，针对台湾岛内似是而非、三人成虎的“疑美论”和“反美论”，指出美国必定会为台湾与中国一战，因为仅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而言，若坐视中国侵占台湾，即意味著“美利坚治世”的终结。本章也分析了中国与美国的国力和军力的巨大差距，以及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弱点及美国如何克服这些弱点。美国出兵台湾，必然是一场攻击中国本土的、如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全面战争。 第八章，对照中国与台湾的国际形势——中国失道寡助、台湾得道多助。天下之大，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盟友，而且中共将民众当做最大的敌人，维稳费比军费多。对比之下，台湾的盟友则是多多益善，此处特别指出打造“自由彩虹”的日本是台湾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盟友，而尝过共产党统治恐怖滋味的东欧国家则对台湾最为友善。 第九章，为台湾的的军事及民事两方面的抵抗做出诚挚建言：“不战而降”不是台湾的正确选项，对中国示弱和让步也换不来和平及中国的友善。所以，在军事上，台湾应当采取刺猬战略或豪猪战略，持续培养不对称战力，让中国知难而退，即便中国铤而走险，也可让其付出无法承受的惨痛代价。在民事上，全民皆兵是台湾唯一的选项，台湾人要为保卫台湾而战，一个不愿捍卫自身自由的国族，是得不到任何外援及同情的。台湾必须洗涤和祛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家毒素及西方左派伪善的和平主义（其实是绥靖主义、投降主义），承续李登辉那一代“伟大的台湾人”的勇武精神，在推动转型正义和民主巩固的同时，完成一场文艺复兴。 台湾也是我家园：我的最多的著作在台湾出版，我在台湾拥有最多的读者和朋友，我在台湾体验过（并将继续体验）无与伦比的美食、美景与良善的人情。因此，台湾的自由、台湾的安全，与我息息相关。我以此书作为给台湾的一份礼物，它虽然不是刀枪与飞弹，但我期盼它能成为台湾自由思想武器库中的一砖一瓦。 （※本文摘自《中国如何攻打台湾》（大是文化出版）作者自序。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 移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说过一句笑话：“习近平一生有三大噩梦。一当然是被建议改以C919国产机为专机，二是被建议改穿汉服，三是被建议禁止女儿去美国读书和学英语。”作为国产大飞机的C919，其核心部件仍是西方生产的，却连拼装工序都不过关，首架交付航空公司运营刚满月，就出现严重故障，无法完成返航任务。怕死的习近平怎么敢将此种飞机作为其专机使用？而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汉服，若是参照沈从文对中国服饰史的研究，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赝品，穿上之人如同群魔乱舞，除了满足习近平的“汉唐盛世、万国来朝”的虚荣心外，一无是处。最后，习近平下令削减中国教育系统中英语教育的部分，查禁英文书籍，却无法让他曾在哈佛读书的女儿洗掉那段“悲欣交集”的留学经历。 钟祖康说的是一个笑话，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肯定不是以上三者，而是中共重蹈苏共之覆辙——政权被推翻，国家解体，作为独裁者的习近平的下场只能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挥泪对宫娥”。那时，他能跑去依附难兄难弟普京吗？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前一年春季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全文，习向中青年干部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党妈妈的生日，本该是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全国山河一片红，习近平为何如此表现得凄凄惨惨戚戚，要死要活，居然说出如此不祥的话来？既然习近平自命为中兴之主，要超越的对象是毛泽东，就当像毛那样踌躇满志地宣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不是像李煜那样哀叹：“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那么，这篇讲话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错了？ 习近平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一篇讲稿，他的讲稿都是其文胆负责起草的——比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提拔为中宣部长、政治局委员的北大文学博士、当年有神童之誉的李书磊。李书磊既然是北大博士，必定饱读诗书，在文稿中常常引经据典，以此彰显主子学富五车；但又要避免出现“宽商通农”这样冷僻的成语，让主子念了错字，沦为贻笑大方的“宽衣帝”。所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就被御用文人信手拈来了。习近平不仅能挑两百斤担子走数十里山路不换肩，而且能背诵唐宋诗词三百首不住口。 习近平没有这句词的作者南唐后主李煜的浪漫才情，却有李煜身上所有的缺点——“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当年，宋军大将曹彬一路势如破竹，俘虏了束手待毙的李煜，将其带往开封。李煜上船时，战战兢兢不敢走搭板，曹彬派人将其“架”到船上。上船之后，曹彬放任他自由，不加拘管。有人问：“你就不怕他半路上跳水自杀吗？”曹彬冷笑：“一个上船走搭板都怕得发抖的人，怎么会有勇气自杀？”宋太祖看了李煜作的诗词，有很深的感慨：“李煜若以作诗词的功夫来治理国家，怎么会被我俘虏？”后来，李煜因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宋太宗认为其心有不甘，赐牵机药毒杀之。所谓牵机药，有人说是中药马钱子，服后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全身抽搐，脚往腹部缩，头亦弯至腹部，状极痛苦。 习近平的救命稻草其实是致命毒药 习近平的下场未必会比李煜更好。李煜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一位“千古词帝”，清朝袁枚评论说：“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毛泽东对李煜的评价是：“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习近平倒是天天抓政治，但他抓得越多，中共政权败亡的迹象就越明显。邓小平一度是打左灯往右拐，因为唯有往右拐，文革后一穷二白、天怒人怨的中国才能有一线生机；习近平则是直接开倒车，将前三十年的坏与后三十年的坏捣鼓成一杯比牵机药还要毒的毒药，不仅自己一口喝下去，还要强迫全体中国人一起陪他喝下去。 为了避免苏联和南唐灭国的厄运，感到灭顶之灾就在眼前的习近平必须抓到救命稻草。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这次会议的题目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习近平提出“新境界”、“魂脉”、“根脉”等色彩斑斓的新词语，但新词语能救中共吗？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创造了一种“新语”作为大洋国的国家语言。这种“新语”，不是为了促进沟通和交流，而是蓄意削弱表达能力、压制异见的声音。奥威尔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于语言，语言的简化和控制就是简化和控制思想。你难道不明白，新语的目地就是要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不可能思想犯罪，因为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必须的词汇，就简化为一个词，并严格控制其含义，删除一切附带的意象。……词汇越来越少，思想的范围就越来越小。没有人可以有理由或借口思想犯罪。”奥威尔还指出，新语亦有统一思想的功能，例如“享乐营”其实是强制劳动改造的集中营——在共产中国，“新语”的发明者们比奥威尔更厉害，他们不用“享乐营”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用了“再教育营”这个更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盖集中营的本质，中共确实是运用语言骗人的高手。 习近平的讲话显示，他抓住的两根救命稻草，一根是马列主义，一根是民族主义。他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马列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这两根救命稻草，一边是矛，一边是盾，还没有去攻打敌人，自己倒是先“左右互搏”起来。若硬要将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怪胎就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已尝试过，而且都失败得一塌糊涂。作为红色血脉的继承者，习近平的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一面自不待言；但习近平发现但靠马列主义和毛主义已无法拯救目前的困局，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主义部分，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由此与法西斯主义殊途同归——英国政治学家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义恢复了看待民族的这种思考方式——认为民族是充满神圣意义的共同体，它凝结于领导者的身体中，通过注入精神而获得历史的永恒——这样，法西斯主义复活了中世纪思想，将之应用于现代大众政治。” 马克·尼古拉斯将法西斯主义领袖视为“造棺者”，“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成就就是一堆尸体，其历史就是一个毁灭人类的目录”。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不仅为中国人打造十四亿具棺材，也为自己打造了一具棺材。李煜失去了他的国家，却为后世留下了三十八首脍炙人口的诗词；而习近平的终局，必然是齐奥塞斯库、萨达姆或卡扎菲，他为后世留下的只有早已在网上悄然流传的他与彭丽媛的夫妻跪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九九二年，我刚考上北大时，一位来自大城市的室友将昆德拉的《玩笑》借给我看。此前，我从未听说过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生活的川西平原的小县城，无人知道昆德拉。自认为博览群书的我忽然发现，有没有读过昆德拉，是都市读书人和小县城读书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 读完这本书，未必有多么喜欢。或许为了填补乡下人的自卑，我开始寻找昆德拉的其他作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玩笑》的翻译出版一波三折：一九八八年，译者景凯旋开始翻译《玩笑》，“《玩笑》这本书的出版本身就是一个玩笑”。昆德拉被捷克政府视为异议者，中文版《玩笑》的出版遭到捷克驻华大使馆强烈反对。次年，捷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哈维尔当选总统，新政府不再反对中国出版昆德拉的作品。但中国发生天安门屠杀，出版审查收紧，不允许出版这本书。直到一九九二年，《玩笑》才得以出版。 一九九○年代，于在北大求学的我而言，是“最好的时光”。但对中国而言，却是屠杀之后的沉默、逃避、玩世不恭。二十多年后，孟衎衎在〈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的意义〉一文中，梳理昆德拉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史——“昆德拉热”兴起于一九九○年代初，其对英雄概念的反讽和对意义追求的解构如同思想之镜，投射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当时社会弥漫著一种政治冷谈症和精神疲惫。知识界有意逃离一九八○年代理想主义，倡导“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昆德拉标签式的名言“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遂风行一时。 一九九○年代最后一年，在“六四”之后宣称“绝不在刺刀下当官”的李慎之老先生家中，我听他目光炯炯、眉飞色舞地谈论哈维尔。我写了〈昆德拉，还是哈维吾尔〉一文，既是向昆德拉告别，也是与哈维尔拥抱——后者，才是“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繁星”的中东欧精神的继承者。 昆德拉在〈被绑架的西方或中欧的悲剧〉中，洋洋得意地用西欧代替中欧——他本人早已于一九七五年移居巴黎，于一九八一年加入法国籍；一九八六年，他第一次用“法国作家”称呼自己，出版法语评论集《小说的艺术》。加入他国国籍、用新语言写作，对流亡作家而言，是其自由选择，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作为法国人的昆德拉，不必居高临下地将流亡当做逍遥，更无权将留下来的哈维尔和克里玛们的反抗定义为“媚俗”——昆德拉的用语是“奇刻”，后来中国小资以使用该词为时髦。 昆德拉指责《七七宪章》群体是为了“出风头”（也有同样的指责针对刘晓波和“○八宪章”群体）。人不能如此站著说话不腰疼。哈维尔严肃地反驳说：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只有去冒被认为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那篇请愿书那种行为——不顾一切地想出风头——的风险而行动才能得到改善。我不想冤枉昆德拉，但是我不禁感到，他的欧洲受亚洲掠夺的想法，他的精神墓地的概念，他的历史总是被遗忘、总是会出现许多残酷的玩笑的思想，就是认为，七○年代初期以来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是认为，所有那些请愿书都永远是那么的无望和荒诞，就是认为，那些请愿书更加清楚地说明了那些人的行为是想以毫无意义的方式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顾一切。自然，在每一篇请愿书中，甚至每一个签名都有那么一点昆德拉所讥笑的那种成分。所以，我就不能反对昆德拉的讥笑，特别是因为那只是在小说里讥笑。我反对他，是他看不见，或故意拒绝去看事物的另一面，事物的那些不明显但也更充满希望的那一面。我指的是这些事物可能具有的间接的和长远的意义。昆德拉也许会成为他自己的怀疑主义的俘虏，因为这种怀疑主义不允许他承认冒著受人讥笑之风险而做出勇敢的行为可能更有意义。我能理解他对讥笑和凄楚的害怕，特别是考虑到他从个人的共产主义经历中所吸取的教训，我就更能理解他了。但是我想他的担忧使他不能够看到在集权制度下人的行为的神秘的两面性。从心理学上来理解，彻底的怀疑主义是把一个人的热情基于幻想的结果，但这也很容易走向事物的另一面并因此而隐藏了事物的更有希望的方面，或退一步说，事物的两面性。 昆德拉在法国和中国备受欢迎，与他在俄国和东欧的流亡作家及留下来抗争的作家群体中受到的否定形成鲜明对比。原因很简单，法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通常都很喜欢，大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与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一样虚无、自恋、油滑。布罗茨基曾撰文反驳说，中东欧不可能成为西欧。克里玛认为，昆德拉致命弱点是“用来表达他的捷克经验的方式是过于简化的和展览式的”。捷克文学评论家米兰·简曼在〈昆德拉的悖论〉中批评说，昆德拉在移民中写的小说具有奇异的创造性的精神分裂症特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最初显然是想描绘一个不自由的政权所毁灭的爱情的悲剧性，但结果却成为一对情人在小小的捷克世界里安适自在的田园牧歌。”捷克评论家容克文亦指出，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中其实是把布拉格之春的历史轻轻带过，给蒙混过去的正是作者本人的共产党背景。他更认为，在一切都约化为“刻奇”的名义下，正是作者把自己在布拉格之春发生之前的一切都给遗忘及遮抺掉，而这一切刚好就是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同谋者的一切。而米沃什的批评更为尖锐：“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中每个人都著迷于上帝和排泄物之间的对抗。因为人排泄，所以上帝不可能存在。”他继而指出：“昆德拉还有一点别的东西：对恶俗的痴迷、对最可耻现实的痴迷，这些东西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复出现于二十世纪文学，这也决定了二十世纪文学潜在的无神论倾向。”对于这个棘手的问题，米沃什的回应方式是：“我一生都在准备向它发起正面进攻，用一篇论文、一首诗或一篇散文。”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否定昆德拉：“对待存在的正确态度是尊重，因而应避免与那些借讽刺挖苦来贬低存在，同时又赞美虚无的人为伍。” 沉溺于虚无主义的昆德拉不是一个“好的流亡者”（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而非一个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他从未尝试过理解中东欧的精神内核。在其被捷克共产党政府剥夺公民身份四十年后，捷克政府在二○一九年恢复这位九十岁的老人的捷克公民身份，捷克驻法国大使亲自将公民证书送到其巴黎的公寓中。但昆德拉本人对此不置可否。他曾经说，“没有回返的梦想”，“我携带了布拉格，她的味道、格调、语言、风景、文化”。他拒绝返回民主化之后的捷克共和国，跟布罗茨基拒绝返回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布罗茨基拒绝重返俄罗斯，是因为他认为俄罗斯并未变好，仍然是一个黑帮统治的国家；昆德拉拒绝重返捷克，是因为他无法面对一个真的变好的捷克（米沃什晚年回到真正变好的波兰定居），而捷克能变好，正是因为他被嘲讽为“奇刻”的哈维尔等人用坐牢等巨大的牺牲争取来的。 昆德拉是波兰流亡作家扎加耶夫斯基笔下的那种“悲观的大师”——“不仅不信神，而且抛弃一切高尚、崇高的事物。或者更糟，只假装相信，进而贬低作为我们共同遗产的‘人类’这一概念。”与昆德拉相反，扎加耶夫斯基发现很多“好的中东欧人”，“他们身上努力结合了深刻而朴素的信仰，强大的幽默感，以及对善良文艺的爱。在那些古老的教堂里，我并不是独自一人”。 昆德拉既不是中东欧人，也不是西欧人，而是不东不西的虚无主义者。他丧失了对“善”的信念，没有固守的道德底线。他有一段幽暗的过往：捷克民间组织“极权政体研究所”的研究员哈狄雷克，通过研究解密的捷克警察档案发现，当年只有二十一岁的昆德拉向秘密警察告密，让同仁德沃拉切克坐了十四年牢——受害者大部分时间都在矿坑中面对极为吃重的劳力工作，这是政治犯被捕后常见的下场。昆德拉矢口否认此事，声称这是“对一个作家的谋杀”，他拒绝就此接受采访，却动员十一位世界级文豪和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表联署声明来“保卫”他。然而，受害者的一句回应意味深长：“对于昆德拉以告密者的身份出现在捷克媒体上，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我承认昆德拉是一个好作家，但我毫不怀疑的是，他首先是一个人。”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抓自上报）
中国人为何乐意看到俄罗斯击败美国的幻相？ 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之后，中国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假消息，无一例外都是俄罗斯大获全胜、乌克兰兵败如山倒，美国和西方吃瘪等内容。有的是官方系统性编造并传播的，有的则是民间的小粉红自发制作的。 近日，一位名叫保罗·柯察铁的播主在抖音上爆红，他自称是俄罗斯车臣人，满脸大胡子，看上去很彪悍。他专门拍片分享围自己和战友痛击美军的经历和感想，深受中国网民欢迎，短短两个月内粉丝增加了三十万，他亦趁机把抖音帐号改名为“王抗美”，直播带货贩售俄罗斯特产，成功卖出数百件商品，赚得腰包鼓鼓。 后来，有眼尖的人发现，保罗·柯察铁上载的围剿美军的影片均是网上现成资源，而且很多并非乌克兰战争期间的画面和视频。但他加以配音解说，说得绘声绘色，仿佛他真的在前线奋战。不过，片中亦写有“拍戏现场，影视剧情”的字句，就好像很多电影开头的说明文字：“本剧情节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但不少中国网民信以为真，纷纷留言称赞保尔·柯察铁勇战美军，屡立大功，还称他为“俄罗斯兵王”、“俄罗斯战神”！ 不久后，保罗·柯察铁被揭穿真身为中国人，一直以AR技术假冒外国人拍片。这场闹剧才落幕。 “保罗·柯察铁”这个名字显然来自于“保尔·柯察金”——苏联红色经典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主人公的名字。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片段被选入中国中学语文课本，是共产中国几代人入脑入心入魂的青春记忆。这个使用保罗·柯察铁名字的中国网红，大概是九零后的年轻人，但他们这一代仍是苏俄铁粉，仍是中共亲苏俄洗脑教育批量生产的脑残。 最早将苏俄革命模式引入中国的是北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李大钊因拿苏俄的钱从事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活动，被张作霖的宪兵从北京苏联使馆中抓捕并处以死刑。中共将其塑造成革命烈士，其实他是死有余辜的卖国贼。 真正靠苏俄扶持夺取天下并沿袭苏俄模式巩固政权的，是毛泽东。法国学者毕仰高在《历史的覆辙：中俄革命之比较》一书中特别强调《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毛的影响。这本书是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更是斯大林一字一句推敲出来的。 斯大林提出人类历史的五个阶段进化观，脱胎于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原创部分。苏俄异议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斯大林传》中指出：“臭名昭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了真正的教条主义百科全书，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数约四千三百万册。…… 最后三章七十多页，却有六十多条斯大林的评语、引文和结论。这种教条主义的、按内容来说反历史的精神粮食，造成了精神的贫乏、理论的简单化和原始化。斯大林为培养一个庞大的头脑简单者阶层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从这些人中不断地招募钻营分子、告密者、勤勤恳恳的办事员、不动脑筋的执行者，由这个阶层来补充官僚机构、惩罚机关和各级干部队伍。” 早在一九四零年代的延安，毛泽东就认为这本书是中国革命的“葵花宝典”，不仅自己读了至少十遍，还要所有党员仔细学习。毛曾说，马克思没有革命实践的经验，巴黎公社只有四十天，但列宁和斯大林却有参与和领导俄国一百多年共产运动的经验，更有十月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所以不仅要好好学习这一本斯大林的经典，而且要全心全意地认真学习。 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 不过，这本枯燥乏味的书，很难吸引年轻人的兴趣。于是，感性且煽情的《钢铁是怎样炼成》就成了其文学化的普及版。奥斯特洛夫斯基讲述的，是自己如何被炼成没有思想的“钢铁”的故事。 但在现实生活中，奥斯特洛夫斯基短暂的一生却在证明了“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之残酷事实。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一篇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采写的题为《重铸的生平》的文章。记者采访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外甥女加林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加林娜的妈妈叶卡捷琳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姐姐，也是其生命最后阶段病中的“护理保姆”，对其情况非常熟悉。据加林娜回忆：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乌克兰军人家庭，父亲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曾被授予两枚十字勋章。母亲出生于捷克林业局主任家庭，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会讲六种语言，还写过诗。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五岁参加红军，帮助红军镇压乌克兰独立运动，十六岁身受重伤，二十七岁完全瘫痪，三十二岁溘然长逝。随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问世，他迅速成名，名字传遍广袤的苏联大地，本人被授予各种极高荣誉。但实际上，他不止一次对朋友抱怨：“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他生前的挚友萨尔达托夫说：“尼古拉的个性太率直了，如果他不在一九三六年病逝，迟早也会有人‘帮助’他结束生命的。 我少年时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装腔作势的男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对书中被作者妖魔化的、主人公的初恋女友冬妮娅念念不忘。小说中的那些革命说教，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这段描写冬妮娅的文字：“她穿着领子上有蓝条的白色水手服和浅灰色短裙。 一双带花边的短袜紧紧裹住了晒黑的匀称的小腿，脚上穿着棕色的便鞋。栗色的头发梳成了粗大的辫子。”小说中的冬妮娅，出生于一个林业局官员家庭，充满剥削阶级思想，最终与保尔分道扬镳。 作者如此丑化冬妮娅，不惜将自己的家庭出身安在冬妮娅身上，也许是出于某种自我洗白，也是向组织上递交一份背叛其家庭的投名状。 今天的中国，没有人相信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是真的，也没有人相信其中国版本雷锋的故事是真的——人们质疑说：在雷锋短暂的二十二岁生命中，拍过的照片有六、七百张。一个普普通通的解放军战士，在那个年代能拍这么多照片是罕见的。可以说，一九四九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当年为雷锋拍照的主要有两个摄影师，一位叫张峻，另一位叫季增，据两人回忆，后来传世的雷锋照片，几乎很少有现场抓拍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创作的。在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摄者根据当年流传的、经过加工的雷锋事迹“补拍”的。 有趣的是，当年苏俄的保尔·柯察金对革命确实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热忱，而今天的中国网红，不管叫保罗·柯察铁还是王抗美，对俄国或革命的支持却如同注水猪肉，最终指向“带货”的目标。 这是极度功利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他知道为俄国背书和反美这两个话题在中国拥有庞大市场，他的个人表演和形象塑造，能为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至于历史的真相和正常的逻辑——近代以来，俄罗斯是侵占中国领土和掠夺中国财富最多的国家，真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首当其冲应当将矛头指向俄罗斯——他却根本不会去做这样的深思，更何况这样的思考背离了中国的主旋律。 钢铁没有炼成，不算失败，只要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韭菜和人矿，党的统治就能稳如磐石。 而保罗·柯察铁这样的小鱼小虾，也能在这场人肉盛宴中分到一点残羹冷炙。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