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0日，台灣總統大選投票日前三天，前總統馬英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宣稱無論台灣如何自衛都永遠無法抵禦與中國大陸的戰爭，也永遠無法獲勝，「他們太大了，比我們強太多了，所以我們不應該使用武力的方式來緩和緊張關係」。馬英九更強調說，習近平是台灣可以合作、「就兩岸關係而言必須相信」的對象，並指台灣人民「可能會接受兩岸統一」。 習近平在國際社會早已聲名狼藉，他在新疆打造了超過納粹和蘇俄的關押百萬維吾爾人的超級集中營，將香港的自治消滅殆盡、讓香港淪為警察城市，馬英九居然還要相信習近平，這種執念已經不是古老的「農夫和蛇」的預言所能解釋的了。就連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也不敢接招，與之劃清界限，避免與之同台。但傷害已不可挽回，馬英九「相信習近平」的說法，至少讓國民黨掉了幾十萬票。 靜極思動、不甘寂寞的馬英九，利用其基金會，繼續推進所謂的兩岸交流。2023年7月，馬英九基金會首度邀請陸生團來訪，並由撞球名將、北京大學碩士生丁寧擔任團長。曾奪下2016里約奧運撞球女單金牌的丁寧，與政治大學撞球隊師生的交流，備受台灣民眾關注。2024年11月，馬英九基金會再度邀請陸生團來台，明顯擴大在體育方面的交流，團員包括身為中共黨員的撞球名將馬龍、射擊名將楊倩。訪問團走訪了多所大學和中學，所到之處，媒體雲集，頗為吸睛。 台灣認知戰專家、中原大學資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劉文斌指出，能夠來台的陸生團員，都經過中共精挑細選，長得漂亮、長得帥、談吐佳都是基本門檻，而經過去年首度來訪後，中共一定也察覺到，進行體育交流，較能深入台灣人心。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吳瑟致受訪表示，中國國家代表隊選手要來台灣，一定有政治許可，有官方特殊允許，此事明顯是中共安排，由馬英九基金會做「牽頭」動作。馬英九基金會扮演重要平台，馬英九也樂於做這樣的角色，表面上形塑成兩岸民間交流，中共則透過這種方式注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涵。 吳瑟致指出，中共可以對台統戰滲透的對象很多，一般民眾、網紅、政治人物、有社會影響力人士等，都是中共鎖定的目標。近年來，中共要求對台灣各領域達到精準統戰效果，包括棒球、籃球等熱門體育項目，都要跟台灣產生對接的機會，並企圖拉攏台灣體育人才赴中發展，甚至建立兩岸之間交流和賽事舉辦，實際上都是在做統戰。體育統戰跟宗教統戰一樣，比較容易進入民間社會，台灣政府難以防堵。毫無疑問，中共從來不認為「體育的歸體育，政治的歸政治」，對中國來說，體育就是政治服務的。 中共昔日在香港成功實施的「白蟻戰略」，如今又在台灣重演，台灣民眾有起碼的警惕之心嗎？台灣構築起了民主的防禦機制嗎？1966年，周恩來派其助手、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接見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訪問團。根據中共一份「絕密」級文件《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對港澳工人談話記錄》記載，吳荻舟向地下黨員提出要學習「白蟻精神」。他要求地下黨：「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學做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可見，中共對使用白蟻戰術來「拿到全世界」充滿信心。香港確實就成了中共的囊中物。 請吳柳芳來台灣，彰顯台灣的言論自由與網路自由 台灣若要反制中共的統戰和認知戰，不妨請另一位中國體育名將——前體操冠軍吳柳芳來台灣，一定能碰撞出真正的火化。 吳柳芳在其運動生涯中獲得過多枚體操金牌，退役後事業發展不順，「當老師被拖欠薪水，當教練卻被搶了編製，為了生活才回杭州做主播」。她原本是一位標準意義上的小網紅，靠在抖音帳號里跳舞受打賞為營生，雖然穿著清涼跳熱舞，卻一直未能大紅大紫。她每天播滿6小時才能拿到底薪3000多元人民幣，吃飯都了問題，「賺錢很難」，「為了生活，我就是想改命」。 前奧運冠軍管晨辰嘲諷吳柳芳「擦邊」、褻瀆了「體操這個神聖的事業」、其「行為價值導向有問題」，吳柳芳的帳號「56學姐」被平台處以「禁止關注」。在壓力之下，吳柳芳不得不刪除全部穿著清涼的跳舞視頻，只留下7個穿著嚴實的視頻。不過，因禍得福，經過這一番爭議和查禁，吳柳芳反而被更多人知道，兩天之內漲粉200多萬，變成了大網紅。其實，吳柳芳被「正義魔人」斥責的「清涼穿著」，並不比她在體操賽場上的專業服裝「露」得更多，因此有人嘲諷說：「賽場體操少穿叫為國爭光，直播舞蹈多穿叫抹黑走光。」 遭遇到跟吳柳芳類似命運的，還有前擊劍運動員秦雪及游泳名將劉湘。曾在亞洲擊劍錦標賽上獲女子重劍個人賽季軍的秦雪，是重慶大學一名教師，也是有170萬人追蹤的網紅。有人批評說，她發布許多穿著黑絲襪、性感的短片，質疑有色情「擦邊」嫌疑。對此，秦雪回應，自己並不想紅，「只是想賺錢，我有一個3歲的女兒要養」。 曾打破世界盃紀錄的游泳名將劉湘，也被好事之徒扒出在社媒帳號發布穿著泳衣的撩人視頻和照片。劉湘回擊說：「怎麼分享我的生活和我熱愛的生活方式有問題？游泳不穿泳衣，難道穿棉褲羽絨服嗎？」劉湘說，她從五歲開始游泳，她很愛穿泳衣的自己，自己也很愛看穿泳衣的女孩子們，她的自媒體內容就是想將陽光、積極、健康熱愛生活的觀念傳遞給更多人，讓游泳更加科學、有趣，「我是做錯了嗎？」女生展現真實的、運動健康的自己，這就是她的生活態度。「如果有人問我，以後還敢發穿泳裝的視頻嗎？我的回答是，當然！」 魯迅說過：「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中國民間的「正義魔人」與網管、中宣部狼狽為奸，剝奪吳柳芳等前運動員合法做直播謀生的權利，正顯示出中國退役運動員的生存困境，以及中國缺乏基本的言論自由和網路自由。 中國很多運動員，在其事業巔峰之際，被捧為民族英雄；但退役後，立即被棄之如敝履。比如，體操名將張尚武在街頭賣藝乞討；舉重名將鄒春蘭因服用過多，無法懷孕，後來去當搓澡工；拿了60多個冠軍的舉重運動員才力貧病交加，33歲就英年早逝。台灣民眾只看到風光無限的丁寧、馬龍、楊倩，卻不知道中國的舉國體育機制讓無數運動員成為犧牲品。 有評論人士指出，中國運動員從小被灌輸「為國爭光」的強烈的、單一的價值觀，這套價值體系輕易捆綁和奴役了運動員。他們在體育比賽中體驗到的，不是「更快、更高、更強」的運動精神，而淪為被國家主義壓榨的螻蟻。此前，冬奧會短道速滑冠軍周洋受訪時首先感謝爹媽，卻被領導批評教育「要先謝國家」。 台灣民主化後，體育也解嚴，台灣的棒球榮獲世界冠軍，在國際上展示了台灣人健康、自信、活潑的面貌。若是台灣邀請吳柳芳等人到台灣訪問，不僅可以讓在這些中國被打壓的退役運動員和個體職業者體驗到台灣的自由與活力，更可讓台灣民眾通過他們的故事和遭遇認識到中國的真相——誰願意跟這個連穿泳衣的自由都沒有的偽善與專制的國家統一呢？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2024年1月10日，台灣總統大選投票日前三天，前總統馬英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宣稱無論台灣如何自衛都永遠無法抵禦與中國大陸的戰爭，也永遠無法獲勝，「他們太大了，比我們強太多了，所以我們不應該使用武力的方式來緩和緊張關係」。馬英九更強調說，習近平是台灣可以合作、「就兩岸關係而言必須相信」的對象，並指台灣人民「可能會接受兩岸統一」。 習近平在國際社會早已聲名狼藉，他在新疆打造了超過納粹和蘇俄的關押百萬維吾爾人的超級集中營，將香港的自治消滅殆盡、讓香港淪為警察城市，馬英九居然還要相信習近平，這種執念已經不是古老的「農夫和蛇」的預言所能解釋的了。就連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也不敢接招，與之劃清界限，避免與之同台。但傷害已不可挽回，馬英九「相信習近平」的說法，至少讓國民黨掉了幾十萬票。 靜極思動、不甘寂寞的馬英九，利用其基金會，繼續推進所謂的兩岸交流。2023年7月，馬英九基金會首度邀請陸生團來訪，並由撞球名將、北京大學碩士生丁寧擔任團長。曾奪下2016里約奧運撞球女單金牌的丁寧，與政治大學撞球隊師生的交流，備受台灣民眾關注。2024年11月，馬英九基金會再度邀請陸生團來台，明顯擴大在體育方面的交流，團員包括身為中共黨員的撞球名將馬龍、射擊名將楊倩。訪問團走訪了多所大學和中學，所到之處，媒體雲集，頗為吸睛。 台灣認知戰專家、中原大學資工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劉文斌指出，能夠來台的陸生團員，都經過中共精挑細選，長得漂亮、長得帥、談吐佳都是基本門檻，而經過去年首度來訪後，中共一定也察覺到，進行體育交流，較能深入台灣人心。 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吳瑟致受訪表示，中國國家代表隊選手要來台灣，一定有政治許可，有官方特殊允許，此事明顯是中共安排，由馬英九基金會做「牽頭」動作。馬英九基金會扮演重要平台，馬英九也樂於做這樣的角色，表面上形塑成兩岸民間交流，中共則透過這種方式注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意涵。 吳瑟致指出，中共可以對台統戰滲透的對象很多，一般民眾、網紅、政治人物、有社會影響力人士等，都是中共鎖定的目標。近年來，中共要求對台灣各領域達到精準統戰效果，包括棒球、籃球等熱門體育項目，都要跟台灣產生對接的機會，並企圖拉攏台灣體育人才赴中發展，甚至建立兩岸之間交流和賽事舉辦，實際上都是在做統戰。體育統戰跟宗教統戰一樣，比較容易進入民間社會，台灣政府難以防堵。毫無疑問，中共從來不認為「體育的歸體育，政治的歸政治」，對中國來說，體育就是政治服務的。 中共昔日在香港成功實施的「白蟻戰略」，如今又在台灣重演，台灣民眾有起碼的警惕之心嗎？台灣構築起了民主的防禦機制嗎？1966年，周恩來派其助手、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接見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訪問團。根據中共一份「絕密」級文件《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對港澳工人談話記錄》記載，吳荻舟向地下黨員提出要學習「白蟻精神」。他要求地下黨：「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學做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可見，中共對使用白蟻戰術來「拿到全世界」充滿信心。香港確實就成了中共的囊中物。 請吳柳芳來台灣，彰顯台灣的言論自由與網路自由 台灣若要反制中共的統戰和認知戰，不妨請另一位中國體育名將——前體操冠軍吳柳芳來台灣，一定能碰撞出真正的火化。 吳柳芳在其運動生涯中獲得過多枚體操金牌，退役後事業發展不順，「當老師被拖欠薪水，當教練卻被搶了編製，為了生活才回杭州做主播」。她原本是一位標準意義上的小網紅，靠在抖音帳號里跳舞受打賞為營生，雖然穿著清涼跳熱舞，卻一直未能大紅大紫。她每天播滿6小時才能拿到底薪3000多元人民幣，吃飯都了問題，「賺錢很難」，「為了生活，我就是想改命」。 前奧運冠軍管晨辰嘲諷吳柳芳「擦邊」、褻瀆了「體操這個神聖的事業」、其「行為價值導向有問題」，吳柳芳的帳號「56學姐」被平台處以「禁止關注」。在壓力之下，吳柳芳不得不刪除全部穿著清涼的跳舞視頻，只留下7個穿著嚴實的視頻。不過，因禍得福，經過這一番爭議和查禁，吳柳芳反而被更多人知道，兩天之內漲粉200多萬，變成了大網紅。其實，吳柳芳被「正義魔人」斥責的「清涼穿著」，並不比她在體操賽場上的專業服裝「露」得更多，因此有人嘲諷說：「賽場體操少穿叫為國爭光，直播舞蹈多穿叫抹黑走光。」 遭遇到跟吳柳芳類似命運的，還有前擊劍運動員秦雪及游泳名將劉湘。曾在亞洲擊劍錦標賽上獲女子重劍個人賽季軍的秦雪，是重慶大學一名教師，也是有170萬人追蹤的網紅。有人批評說，她發布許多穿著黑絲襪、性感的短片，質疑有色情「擦邊」嫌疑。對此，秦雪回應，自己並不想紅，「只是想賺錢，我有一個3歲的女兒要養」。 曾打破世界盃紀錄的游泳名將劉湘，也被好事之徒扒出在社媒帳號發布穿著泳衣的撩人視頻和照片。劉湘回擊說：「怎麼分享我的生活和我熱愛的生活方式有問題？游泳不穿泳衣，難道穿棉褲羽絨服嗎？」劉湘說，她從五歲開始游泳，她很愛穿泳衣的自己，自己也很愛看穿泳衣的女孩子們，她的自媒體內容就是想將陽光、積極、健康熱愛生活的觀念傳遞給更多人，讓游泳更加科學、有趣，「我是做錯了嗎？」女生展現真實的、運動健康的自己，這就是她的生活態度。「如果有人問我，以後還敢發穿泳裝的視頻嗎？我的回答是，當然！」 魯迅說過：「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惟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中國民間的「正義魔人」與網管、中宣部狼狽為奸，剝奪吳柳芳等前運動員合法做直播謀生的權利，正顯示出中國退役運動員的生存困境，以及中國缺乏基本的言論自由和網路自由。 中國很多運動員，在其事業巔峰之際，被捧為民族英雄；但退役後，立即被棄之如敝履。比如，體操名將張尚武在街頭賣藝乞討；舉重名將鄒春蘭因服用過多，無法懷孕，後來去當搓澡工；拿了60多個冠軍的舉重運動員才力貧病交加，33歲就英年早逝。台灣民眾只看到風光無限的丁寧、馬龍、楊倩，卻不知道中國的舉國體育機制讓無數運動員成為犧牲品。 有評論人士指出，中國運動員從小被灌輸「為國爭光」的強烈的、單一的價值觀，這套價值體系輕易捆綁和奴役了運動員。他們在體育比賽中體驗到的，不是「更快、更高、更強」的運動精神，而淪為被國家主義壓榨的螻蟻。此前，冬奧會短道速滑冠軍周洋受訪時首先感謝爹媽，卻被領導批評教育「要先謝國家」。 台灣民主化後，體育也解嚴，台灣的棒球榮獲世界冠軍，在國際上展示了台灣人健康、自信、活潑的面貌。若是台灣邀請吳柳芳等人到台灣訪問，不僅可以讓在這些中國被打壓的退役運動員和個體職業者體驗到台灣的自由與活力，更可讓台灣民眾通過他們的故事和遭遇認識到中國的真相——誰願意跟這個連穿泳衣的自由都沒有的偽善與專制的國家統一呢？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生當作人礦，死亦為標本 宋代詞人李清照在《夏日絕句》中寫道：「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如果聯繫當下中國的時事，這首詩歌可以改寫成：「生當作人礦，死亦為標本。至今思董卓，屍體點天燈。」 董卓是東漢末年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軍閥，他被呂布殺掉後，被暴屍於集市。史書記載：「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屍吏暝以為大炷，置卓臍中以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唐代詩人高適感嘆說：「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丁耀亢在《天史》一書中評論說：「燃臍達旦，脂膏自煎，何快也！」 董卓的屍體被當做蠟燭點燃，是他生前屠戮太多，政敵和民眾以此泄憤。今天中國卻有無數無辜平民，死後屍體被盜賣，切割成不同部分來重複使用，死者的遭遇跟董卓差不多。二零二四年八月八日，律師易勝華公開揭露盜賣屍體產業鏈案件，他說自己聽到這個案件後，頓時毛骨悚然，坦言做刑事律師這麼多年，辦過的案子形形色色，還是第一次如此震驚和憤怒，「誰知道自己領回的親人的骨灰是不是真的？」 根據披露的官方資料，在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二三年間，山西奧瑞生物材料公司涉嫌在四川、廣西、山東等地非法購買遺體與殘肢作為原材料，再將這些屍骨重新加工後用來生產「骨植入性材料」產品。總共超過七十五人涉案、盜賣的屍體超過四千多具、總計非法營利三點八億人民幣。全案涉及單位包括山西奧瑞公司、四川恆普科技有限公司、山東青島大學附屬醫院肝病中心、桂林醫學院、桂林市殯儀館、平樂縣殯儀館、永福縣殯儀館等。 該案中最具黑色幽默卻又讓人慾笑又笑不出的一個事實是：幕後操控者山西奧瑞公司總經理李寶興，其專業是人體解剖與組織胚胎學，主持自主研發的「同種骨植入材料」產品獲得九項國家專利，曾被評為「全國勞動模範」。「全國勞動模範」的金字招牌的背後，卻是喪心病狂利用屍體發財的黑心罪犯。 更讓人拍案驚奇的是，隨著「盜賣屍體案」不斷發酵，八月九日中國股市開盤，中國骨科材料概念股集體高開，正海生物、奧精醫療、大博醫療競價漲停，凱利泰、威高骨科、冠昊生物、康拓醫療、春立醫療等高開超百分之七。對此，有網民評論說：「為什麼不是跌停，而是漲停，這到底是什麼社會，真是人間地獄啊。」 比屍體被盜賣更可怕的是，在天網無孔不入、攝像頭超過兩億的中國，每年居然有上百萬人失蹤，其中有很多是青少年。江西少年胡鑫宇離奇死亡案，以及二零一七年武漢數十名大學生失蹤案，均草草結案，引發人們的熱議：這些案件是否跟人體器官移植有關？ 據深圳新聞網報導：七月十四日上午，深圳市人民醫院順利完成兩台肺移植手術，與肺纖維化患者老楊匹配的肺源是從廣州通過直升飛機運到深圳的，整個過程僅耗時半小時。有網友披露，老楊正是楊振寧的長子、美籍華人楊光諾。楊振寧晚年投共，果然為家人謀到了美國求之不得的福利。而肺的來源，報道語焉不詳。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器官買賣國。有知情人透露：「牙齒一顆一萬，滿口牙二十八顆二十八萬。肺約六十萬。心臟約三十萬。腎約三十五萬。骨髓約八十萬。眼角膜一隻約十萬，一雙約三十萬。以前人體器官移植，只是一條灰色產業犯罪地帶，雖然血腥惡毒，但尚不致於敢公開收買。被拐騙拐賣的人，運氣好的至少還有條命。現在合法化了，各大醫院明碼標價的大量收購。至於供體來源的合法性，只有天曉得。兒童器官很值錢，但最好的還是十二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器官最優質。年齡越大，器官越不值錢，但還是有剩餘價值，比如脂肪可以熬屍油，骨頭可以製作鈣片，醫美圈可以用作塑形材料等。在人體器官販子眼裡，一個個孩子，就是一垛垛行走的百萬大鈔。」 誰願意做中國人的孩子？誰願意做中國人的母親？ 杜甫的兩句詩歌揭穿了天寶盛世的真相：「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而今天的中國，就能「凍死骨」也要被再利用一次。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時代來臨了。如果不是特權階級，中國人死後不能保有自己的屍體，生前也不能擁有身體的自由。 日前，「中華兒慈會9958兒童緊急救助項目」河南負責人、南陽志願者聯合會副會長、南陽卧龍區自願者協會法定代表人雷克被舉報。舉報稱，雷克要求接受善款的患兒母親陪睡，陪一次給一次錢。 八月五日，有官方人士向澎湃新聞證實，雷克數月前已因涉嫌職務犯罪被相關部門帶走調查，目前案件已轉至檢察機關。對於網上舉報內容是否屬實、是道德問題還是刑事犯罪等問題，相關部門正在進一步核查中。 據網友貼出的微信聊天記錄顯示，本身有家室的雷克向患兒母親發出許多曖昧的話，如「我沒有愛錯女人」等。另一則微博截圖是受害母親的陳述：「為了孩子，失身算什麼。」有網友爆料稱，「雷克讓患病孩子媽媽陪他睡一次，給一點捐款，再睡一次，再給點捐款，直到把患病孩子拖死，把捐款吞了。」 早在二零二零年，就有網友發帖揭兒慈會藏污納垢，提到一個河南省金牌志願者，拿善款要挾患兒家長，侵犯女性，斥為「渣中之渣」。這名「金牌志願者」就是雷克——他曾榮登河南二零一七年「中國好人榜」，還被新華社客戶端二零一九年的報道中譽為「出彩河南人」。可見，中共當局頒發的榮譽多麼名不副實，勞動模範盜取他人的遺體，金牌好人姦淫孩子的母親，清末的諷刺小說家也想像不出這樣的情節來。 在中國，當孩子很不容易。孩子像花朵，祖國卻不是任由花朵綻放的大花園。多年前，新疆克拉瑪依市友誼館發生一場大火，三百二十五人死亡，其中兩百八十八人是中小學生。火災發生時，有人向學生喊：「讓領導先走。」民間盲人歌手周雲蓬寫了一首名為《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的歌：「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凶光……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無獨有偶，文革期間，習近平的母親不也在批鬥大會上呼叫打倒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嗎？習近平今日的暴政，是否為昔日創傷後遺症的總爆發？ 其實，中國的父母誠然怯懦，卻也為孩子付出了難以想像的代價。近期在微信上瘋傳一組截圖：一名母親為了孩子能讀上一所好的私立幼兒園，陪睡了校長。這位妻子竟然把這件事告訴丈夫。丈夫表示：「不在這裡上了，寧可回小縣城讀書也不在這裡上了。孩子不需要母親用這樣的方式為他贏得起跑線。母親陪睡的做法是出軌、很丟人。」母親卻為自己辯解說：「為了孩子這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呢？我陪校長睡完全是因為丈夫沒有能力，我也非常委屈，這不是出軌。陪睡是我們現在能負擔得起的最輕的東西，我在為整個家庭犧牲。」看到這位母親的這段話，有人感慨說：中國人的母親多麼偉大！ 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期間，毛澤東為十四歲被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員劉胡蘭親筆題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十年後，毛再次題字，號召中國的孩子們向劉胡蘭學習。然而，讓劉胡蘭沒有想到的是，更多的中國孩子不是被國民黨殺害，而是死於苛政猛於虎的共產黨政權之手；很多活下來成為母親的中國女子，為了孩子而淪為權貴床上的玩物。如果劉胡蘭知道新中國的真相如作家冉雲飛所說「許多中國人的一生，就是從苟活到枉死的一生」，她還願意為之而死嗎？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殺人家族閃亮登場，瞬間就銷聲匿跡 解放軍火箭軍是中國陸、海、空三軍之外的第四軍種，原稱第二炮兵部隊，習近平在二零一五年的軍改中將其改為火箭軍。火箭軍負責解放軍的常規、戰略飛彈等裝備，包含陸基核威懾力量，聲稱對美國最具挑戰和威懾實力，也是武統台灣時發動第一波飽和攻擊的先鋒。 然而，該軍種竟是解放軍中腐敗最嚴重的軍種。火箭軍被撤職、被整肅的將領，除了曾領導火箭軍的前國防部長魏鳳和失蹤多時，還包括兩任火箭軍司令周亞寧上將、李玉超上將，副司令張振中中將、李傳廣中將和劉光斌中將，以及火箭軍裝備部部長呂宏少將。已退役三年的前副司令吳國華亦傳病逝，訃告在其去世後二十一天才發出，又悄然撤下，可見其死得蹊蹺。受火箭軍案牽連落馬的軍工企業負責人還有：兵器工業集團董事長劉石泉、航天科技集團董事長吳燕生、航天科工集團副總經理王長青等人。 習近平整肅火箭軍，或許是因為他從美軍將領的公開言論中知道火箭軍不堪一擊的真相：美軍印太司令阿奎利諾上將曾警告，中方如發動戰爭，美軍可在二十四小時內給解放軍帶來毀滅性打擊，美軍可攻擊解放軍逾一千個目標，讓中方看到什麼是「人間煉獄」，因為美方掌握中共火箭軍的所有部署配置狀況。習近平以為火箭軍砥兵礪伍、鼓角齊鳴，殊不知竟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遂惡向膽邊生，對其「一鍋端」。 深受重創的火箭軍一蹶不振。如何重振聲威呢？在新媒體時代，僵化如標本的《解放軍報》等傳統官媒早已無人閱讀。火箭軍宣傳部門想到利用社交媒體發布短片的方式，為自己洗白，在民眾中重建聲譽。他們特別挑選美女士兵在小紅書、bilibili等社交媒體出鏡，從個人和家庭的故事娓娓道來。這位年輕貌美的模範女戰士，滿心欣喜拿起一枚金光閃閃的勳章，向軍方記者展示：這是其父一九八九年作為戒嚴部隊，入城鎮壓北京學運而獲的「首都衛士紀念章」。她滔滔不絕地說：「我父親是一名退伍軍人，這枚首都衛士紀念章，是他在天安門執勤時獲得的，小時候就喜歡戴自己身上。」她以此宣揚，她是」女承父業」，上演了當代「花木蘭」的大戲。 沒有想到，這段宣傳影片弄巧成拙。看到這段影片，民眾的八九六四記憶再次被觸動和喚醒。 網友們紛紛表示，「拿著罪惡勳章的罪惡家庭，殘害同胞還炫耀，這就是解放軍」、「原來六四後不但唱歌慶祝，還頒發了勳章」、「什麼首都衛士？我看根本是屠夫紀念章」、「得多壞才能以此為榮？」、「劊子手的女兒，雙手沾滿無辜的人血還沾沾自喜，可惡！」這位女兵及火箭軍的宣傳人員，缺乏起碼的政治敏感度，哪壺不開提哪壺，想要向習近平效忠，卻將習近平放在炭火上烤。面對民間的質疑和譴責，軍方這才知道馬屁拍到馬腿上，趕緊將影片下架，卻已來不及了，很多海外網站早已轉發。 六四屠殺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民眾對屠殺平民的軍人非常反感。二十七軍回到駐地石家莊後受到極大壓力，軍隊幹部的家屬在地方受到單位同事指責，子女上學受到同學圍攻，菜店拒絕賣菜，糧店拒絕賣糧。軍黨委致信河北省委、省政府，請求他們秉告鄉親父老：「二十七軍這次沒有向首都人民開一槍。」並說二十七軍是替三十八軍背黑鍋。三十八軍一怒之下狀告中央軍委，誰知軍委態度模糊，稱「開槍不一定不對，不開槍也不一定對，以後這件事不要再提了。」一九九○年初，總政治部擬在「平暴」一周年廣泛宣傳軍隊的功勛，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李瑞環予以否定。 總政主任楊白冰質問為何，李說是鄧的意見。曾被授予「首都衛士」的軍人複員轉業前，紛紛要求從檔案中拿掉「平暴業績」，擔心到地方工作受歧視，更不願子孫後代背歷史黑鍋。 「首都衛士勳章」不是保命符，而是催命符 三十五年後，「首都衛士勳章」居然以一種戲劇化的方式重新亮相，又再度消失。解放軍屠戮婦孺的光榮事迹，不會永遠被掩埋在歷史的黑幕之中。 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黨媒《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長篇報道《鄧小平為首都戒嚴部隊題詞，軍委和總政決定為官兵頒發「首都衛士紀念章」，同時頒發紀念冊並編輯出版<共和國衛士>一書》。報道中寫道：「總政治部負責同志指出，鄧小平主席的題詞和軍委的決定，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中央軍委對戒嚴部隊廣大官兵的深切關懷和厚愛，是對戒嚴部隊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歷史功勛的高度評價和獎賞，也寄託著對全軍部隊的殷切期望，將極大地鼓舞和激勵全軍將士珍惜黨和人民給予的崇高榮譽，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深入貫徹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強我軍的全面建設，為祖國為人民作出新的貢獻！」 報道詳細描述說：「首都衛士紀念章」為銅質鍍金，分為主章和略章。主章上面的橫牌上鐫刻著鄧小平同志題寫的「首都衛士」字樣，主章中心由五星和天安門圖案組成，象徵著共和國和首都北京，四周環繞的桂樹葉象徵著勝利，下沿的飄帶和衝鋒槍圖案上刻著的「1989.6.」字樣，象徵首都戒嚴部隊為制止動亂、平息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進行堅決鬥爭的最難忘的一段日子、以及為此作出的重大貢獻。略章由五星、天安門和陸、海、空三軍的紅、黑、藍彩帶組成。 「首都衛士紀念冊」為精裝二十五開本。封面印有鄧小平題詞，冊中收入了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摘錄：「我講考試合格，就是指軍隊仍然是人民子弟兵，這個性質合格。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這次過的是真正的政治關、生死關，不容易呀！這表明，人民子分兵真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這表明，不管我們受到多麼大的損失，不管如何更新換代，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 然而，鄧小平與歷代暴君一樣，都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隨著當局對天安門事件的定義由「反革命暴亂」變為「風波」，「首都衛士」也個個銷聲匿跡。殺人的士兵，很多是貧苦農家子弟出身，殺人之後的勳章，並沒有讓他們擺脫「低端人口」身份。不久前，微信上瘋傳一則鳴冤的信息：「我叫王秀娟，是伊春市烏翠區景盛小區居民，我實名舉報伊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柳金濤支隊長的違法行為，他包庇、縱容其直屬一大隊總隊長何鵬等九名交警、輔警，在查車過程中，對駕駛摩托車的我丈夫劉豐春瘋狂追趕、圍追堵截，導致我丈夫駕車失控摔倒昏迷。這些交警沒有及時叫救護車搶救，延誤搶救時間長達半小時。最後我丈夫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亡。事發後，不查明真相，不對責任交警、輔警給予處理，不追究刑事、行政責任，不對死者家屬撫恤、賠償，任違法交警逍遙法外。現請求領導依法追究伊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柳金濤支隊長的領導責任及其下屬幹警的法律責任，給我們合理賠償，給我們一家人一個公平、公正的說法。」這則文字下，還貼出劉豐春的士兵證、平息暴亂紀念章、首都衛士紀念章及紀念冊等。 那位火箭軍英姿颯爽的「花木蘭」，如果事先看過這則信息，就不會以為「首都衛士」是多麼輝煌的榮譽，它甚至連保命符都算不上，社會主義的鐵拳對「最可愛的人」照樣毫不手軟。這一次，「花木蘭」表演過頭，不但陞官無望，恐怕將永遠被打入冷宮，再也無法翻身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清華大學何以成為「三害」之一？ 習近平時代，排外思潮愈演愈烈。台灣電影《周處除三害》在中國意外地創造了驚人票房，中共當局的本意是通過此片讓中國民眾發現民主自由的台灣原來黑道橫行、犯罪猖獗、邪教肆虐、民不聊生，卻不料被洗腦的小粉紅們受其啟發，自發尋找國內的「三害」。於是，獲得諾獎的作家莫言、最高學府清華大學、飲料大廠農夫山泉成了習近平新時代的新三害。 清華成為「三害」之一，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清華沒有出現在美國制裁的中國大學名單上。 有人在網上撰文說，國家今年對清華北大的財政撥款大幅裁減，總計減少十九億元人民幣，而一批被西方制裁的大學反而增加了。對此，民眾一片叫好。有人認為，中國現在的尖端技術成果，清華、北大占的份額並不多，所以國家有限的財政經費就更多投向西工大、哈工大、北航等真正讓祖國強大的大學。還有人考證說，清華的「出身」和歷史很骯髒：清華是美國用庚子賠款建立的「留美預備學校」，是專門培養親美奴才的學校。更有人羅列出一系列數據來證明清華學生最不愛國：根據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的數據，清華大學本科生出國率為百分之二十七點五，出國留學的清華畢業生中，又有百分之六十九點七選擇美國作為求學目的地，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人學成並未歸國服務。單單是美國西岸的矽谷就雲集超過兩萬名清華畢業生！ 對清華最惡毒的攻擊，是網上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清華這個名字是美國起的，日本定的，意思是清空中華或侵略中華，用心險惡，可見美日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就好像義和團暴亂期間，有人造謠說洋人的教堂用嬰孩煉丹一樣，能不讓人拍案而起嗎？這個謠言的威力不亞於一顆原子彈，清華由此被污名化，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其實，當代紅衛兵學識有限，根本不知道清華校名來自於其所在的皇家園林「清華園」，而「清華園」的名字又有兩個典故，一是東晉謝混的《游西池》詩，有「水木湛清華」之句，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大唐三藏聖教序》中有「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之句。 毛代的「除四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後來虎頭蛇尾、草草收場。習時代的「除三害」，卻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農夫山泉是紅二代經營的權貴企業，莫言是手抄毛語錄的毛粉，而清華早已被中共打造成「又紅又專」的「第二黨校」。文革時代，清華學生有幾個不是紅衛兵？清華附中的張承志正是紅衛兵這個名詞的發明者。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兩派學生在清華園裡真槍實彈地打了三個多月，史稱「清華百日大武鬥」。據親歷者胡曉平回憶：「此時的清華園裡，工事林立，鐵絲網、沙袋隨處可見。昔日戴著眼鏡、文質彬彬的大學生如今頭上扣著鋼盔，變成了勇猛的鬥士。他們不愧是頂尖理工科大學的學生，在武鬥中，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搞了一個又一個的『發明創造』，以求更狠的打擊對方。不僅自製長矛、槍、炮、手榴彈和燃燒彈，甚至還將學校的推土機改裝成土坦克，像在戰場上那樣，在向對方陣地進攻時坦克在前面開道，掩護手持長矛、土槍的『鬥士們』前進。……清華大學在這場武鬥中十三人死亡，四百多人受傷，三十餘人終生殘疾。」他們還推倒了西洋風格的清華校門。 那些企圖打倒清華的小粉紅，忘記了一個更關鍵的因素：清華最偉大的校友乃是習近平。若要將清華全盤推翻，習近平的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豈不成了無根之浮萍？幾年前，一名政協委員提議，將清華大學改名為習近平大學。如果清華校方當時接受這一建議，斷然更改校名，那麼今天就清華不至招致無妄之災。習近平大學就能光榮地被西方國家列入制裁名單了。 清華大學是製造「新階級」的熔爐 習近平不會退還清華大學的假博士學位。當年在清華大學化工系跟習近平是上下鋪同學的陳希，在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任上授予習近平假博士文憑，因而飛黃騰達，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及中央黨校校長。陳希一人橫跨清華幫、黨校幫、福建幫三個核心派系，即便年齡已到、卸下其他職務，習近平仍讓其執掌黨校。由出身「第二黨校」的清華人來執掌黨校，習近平才真正放心。而陳希的繼任者，身兼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長等要職的李干傑也畢業於清華大學。可見，「大清天下北大荒」絕非戲言。 從一九八零年代起，號稱「工程師治國」的中共官僚體系內部，清華畢業生就一枝獨秀、一飛衝天。美國學者安舟（Joel Anareas）在《紅色工程師的崛起：清華大學與中國技術官僚階級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清華大學成為培養技術過硬、政治可靠的幹部的最高級機構；而這樣的紅專幹部是新政權所需要的，這個新政權已經寄希望於由技術專家治理中國的未來。清華大學畢業生很快登上了黨和國家層級體制的頂端。 」 安舟在此書中使用的「新階級」概念，來自於南斯拉夫異議知識分子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吉拉斯曾是南共聯盟中央執委、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位高權重。但他卻認為，追求真理、講出真話，比高官厚祿更重要。一旦他發現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革命不過是造就一個新階級，這個新階級對人民的掠奪和鎮壓比此前的統治階級更殘忍、更無恥，他就不惜被開除出黨、被審判下獄，而堅持說出真相。他兩度入獄，長期被軟禁，遭到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卻沒有屈服和悔過。他一直活到一九九五年，親眼目睹蘇聯及東南歐共產黨國家一一覆滅。從某種意義上說，吉拉斯是最早揭示社會主義國家真相的先驅，也是蘇聯帝國及共產主義陣營最早的掘墓人。 吉拉斯指出，新階級是社會主義的特產，社會主義的源頭是馬克思主義。從落後國家蛻化出來的社會主義，急於推行工業化，於是把工業財產及土地收歸國有，不僅資本家、手工業者，甚至小商人和農民的財產也不能倖免。從此，國家的一切資源都由共產黨官僚掌控。結果，與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的，但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黨官組成的新階級貪婪而無底線，就像資產階級一樣，不過，它並無資產階級所具有的樸素和節儉的美德。新階級的排斥異己，正像貴族階級一樣，不過，它沒有貴族階級的教養和騎士風格。」吉拉斯還寫道：」凡是共產黨所倡導的改變，皆取決於新階級的利益與願望；新階級的一舉一動，或守或攻，或退或進，都帶有增強或挽救其權力的目的。」 吉拉斯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新階級》，在理論上宣告了社會主義的破產。一九六三年，毛澤東為了批判鐵托主義，允許該書的中譯本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但僅限「內部發行」。此書悄悄流傳民間，成為文革時青年精神覺醒的重要啟蒙讀物。耐人尋味的是，除了一九八一年中央政法委理論室重印過以外，此書在中國一直是不言自明的「禁書」。因為，儘管吉拉斯已故三十多年，但中國共產黨的權貴還在為《新階級》增添新的註解，中國的社會現狀還在為《新階級》提供最典型最鮮明的藍本——他們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為幌子，明目張胆地攫取國有財產，形成了一個權貴資本主義的「新階級」。清華號稱其凈資產超過一億人民幣的畢業生人數居全球第一。難怪有人居心叵測地將清華列為「三害」之一，立即引起「低端人口的強烈共鳴。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齊邦媛的自傳《巨流河》被譽為「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一部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記，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從二十年代至今，中國的硝煙與烽火、奮起與沉淪，中國人的掙扎與流亡、希望與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間的巨流河，有時波濤洶湧，有時寧靜如海，有時冰封凝固。讀《巨流河》，不禁讓我想起同樣剛毅卓絕的東北女子蕭紅的《呼蘭河傳》，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河流命名畢生心血之作，而她們真正抒寫的不是河流與土地，卻是寫不盡的人的心靈世界。 《巨流河》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是寫三、四十年代在抗戰的生離死別中仍然弦歌不斷的學生生活。齊邦媛有幸獲得了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教育。她先後就讀於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儘管校園由北而南、由東而西遷徙數千里，從校舍到圖書，無不因陋就簡，但那時的學生遇到了一群學貫中西、忘我教學的老師——張伯苓、朱光潛、吳宓、錢穆……這個藍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這群若群星燦爛的大師的指點，由此奠定了其學術道路上的第一塊基石。 那個時代，也是知識界、輿論界和學生普遍左傾親共的時代。齊邦媛神奇地擁有了對「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為「土共」一詞是香港人的發明，其實齊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輕蔑地稱呼共產黨。《世界日報》專欄作家東方珠在《「土共」之爭》一文中談及港人關於這一稱呼的爭論：《信報》健筆林行止就「土共」二字，與曾受溫家寶單獨接見的吳康民筆戰。林行止為文批評「土共」回歸後有大翻身想法，引來吳康民強烈反駁，指「土共」帶有貶意，批評林行止其心可誅。但林響應說「大地養育之功有賴土壤，土有生機厚德之寓意，讓港共冠上土字，應是過譽！」如果不是幽默的話，林的這一說法顯然是強辯。東方珠則貌似公允地說，既然「土共」一說讓當事人不舒服，他就絕對拒用。但在我看來，「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對這個禍國殃民的群體的蔑稱，他們的滔天罪行令她們只配得到這樣的羞辱，何須為其解下緊箍咒？即便優雅如齊邦媛，也在書中頻頻使用「土共」一詞，何須大驚小怪！ 與愛書人為敵的「讀書會」 齊邦媛在書中寫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這句話出自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長期左傾，說這句話不足為奇。但這句話絕非真理，因為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邪惡的，即便年輕時代也不應當受其誘惑。 齊邦媛從未對共產黨及其虛假的主義有好感。讓她認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經歷是參加「進步學生」組織的「讀書會」。那時，一名姓侯學姐帶她去參加讀書會，讀高爾基的《母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這時，父親給她寫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盡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於是，齊邦媛埋首學業，不再參加此類「讀書會」。結果，侯姐姐立即翻臉，大聲罵她「貪官污吏的女兒」。齊邦媛深受傷害：「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而共產黨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後，齊邦媛訪學美國，偶遇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恆。梁恆向她講述了「文革」的背叛與殘暴。齊邦媛追問道：是什麼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纍纍，如何得以平復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今天中國的統治者，不正是紅衛兵和知青一代嗎？齊邦媛回想起當年侯姐姐罵她「沒有靈魂」的場景，回想起共產黨煽動的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面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沒有應聘台大而留在大陸，等待她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呢？ 又過了二十多年，台灣已經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灣被禁的蘇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在台北書市中露面。齊邦媛感嘆說：「看到這本書，如遇舊友，捧回再讀。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產黨政治狂熱將我們趕出大陸，而他們自己也在各種大同小異的狂熱中自相殘殺多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塵，真感百年世事不勝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約已有理性根源，那一類的書確實成為我判斷的基礎。」齊邦媛對「土共」的厭惡，是理性、情感和審美交織而成的結論。重視親情和友情的她，怎麼會為了主義而六親不認呢？長期浸淫在濟慈和雪萊詩歌中的她，怎麼會喜歡粗俗煽情的共產黨文藝呢？ 那個「讀書會」是仇視讀書人的，當然仇視齊邦媛堅持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不過，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青年學生畢竟有自我組織讀書會的權利。而在共產黨統治時代，組織「讀書會」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北大學子楊子立等人因組織「新青年學會」入獄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見，「共和國」比「民國」來不知退步到哪裡去了。 聞一多的悲劇 《巨流河》中寫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傾教授，著墨最多的是聞一多。在學術傳承的意義上，我算是聞一多的第四代弟子：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期的研究生季鎮淮後來當過北大中文系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導師夏曉虹教授正是季鎮淮的學生。因此，我對四十年代聞一多為何急劇左轉的問題懷有強烈的興趣。 不可否認，聞一多控訴黑暗和專制的道德勇氣彪炳千秋。聞一多之死是一個悲劇，據史料分析，暗殺聞一多並非蔣介石下令，而是出於雲南地方當局的意思，但蔣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聞一多死在中共奪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則，以他自由奔放、攪動死水的個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只能像吳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樣屈辱地自盡。 當時，聞一多以激進的左傾立場風靡大學校園，影響力讓胡適、傅斯年等「右派」望塵莫及。當時，齊邦媛雖然崇敬站在講台上講授楚辭的聞一多，但對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聞一多有所質疑：「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人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過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聞一多是篆刻高手，當時在授課之餘靠幫人刻章補貼家用。在聞一多的遺物中，有一枚沒有完成的石質印章，印面寫著「其愚不可及」！這個印章讓人想起瞿秋白臨行前寫下的《多餘人的話》。瞿秋白和聞一多是被誤卷進革命洪流的書生，最終不能融入毛澤東的「痞子運動」。齊邦媛感嘆說，無論怎麼詮釋，說是他在生死關頭，「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留下這枚「自勵章」表白心志，決心以「追屈原、拜倫蹤跡的莊嚴表示」作最後的遺言，正常的讀者很難不想到悔懊與自譴；到底他曾經寫了許多情深意明的好詩，深研過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個字，應是先在內心琢磨過它的意義的。雖然，在那狂熱的兩年中，他未必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未能給他深愛的國和家帶來幸福。 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者謝泳說過：「對社會現狀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貧困化以及統治者的專制腐敗，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產生離心傾向和普遍左傾的客觀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對聞一多等人人生軌跡和政治立場變遷的近距離觀察，再度印證了這一結論。而當時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校長對聞一多的評論極為中肯：「（聞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自由高於故鄉 當《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熱之際，中國大陸也想出版簡體版。囿於綿密的出版審查制度，齊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刪減為一個「潔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隨之流亡，書猶如此，情何以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宣稱「我沒有敵人」，他不以中共為敵人；但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嘗不是文化的敵人！當年，文學大師吳宓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撐齊邦媛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吳宓卻慘死於「文革」之中，令柔和溫婉的齊邦媛罕有地發出一聲獅子吼：「這些老師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 書的命運與作者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德國作家阿圖爾？霍利切爾的回憶錄被列入納粹焚書的目錄。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籲說：「不要讓我的書消失，消失得好像我從來沒有寫過似的。由於來自外界的麻煩，有的書面臨著這種命運的威脅。在我的書中，那些用劣質紙張印刷的，你們要想辦法用好紙重新印刷。那些已經脫銷的書要再版。不要讓我的那些能使你們和你們的後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樂的書消失。讓那些白付了愛和痛苦而產生的書不至於是徒勞的！」在最後一頁，他寫道：「你們，讀過了這本回憶錄的你們，要記住一個人的苦難，別讓他的吶喊成為那些裝聾作啞的耳邊風。拯救這本書吧，不要讓它消失，好好保護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內瓦一個慈善組織的營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燒的書。他所愛的，是文化德國，或如思想家哈貝馬斯所言，是憲政德國，而絕非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同樣的道理，中國的文化人，所愛的理應是文化中國、自由中國和憲政中國，而絕非共產黨獨裁的中國。 阿圖爾•霍利切爾關於自己的回憶錄的這段話，好似一篇為《巨流河》而寫的書評。齊邦媛是幸運的，她如傳燈者一般，後半生在美麗島上守護著文化與學術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倖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半個世紀以後，齊邦媛訪問大陸，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學魯巧珍，魯巧珍斷斷續續地喘息著對她說：「你到台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這句話讓人黯然神傷，「好好讀書，好好教書」本來是一個知識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澤東時代卻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還有那些當年不辭而別、奔赴延安的同學，青春折翼，革命夢碎，歷盡浩劫，所余者唯軀殼而已。 自由理應高於故鄉，看不透這一點的中國知識分子，必定遭遇滅頂之災。初到台灣的齊邦媛，剛開始只是將這裡當作暫居之地，隨著時間的流逝，她才對台灣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歸屬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為家，才能重建尊嚴與自信。此書以巨流河開篇，以啞口海收尾，如一生顛沛流離的蘇東坡所云「此心安處是吾鄉」，到此境界，何須「葉落歸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長期流亡異鄉的德國文豪托馬斯？曼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如果用對共產黨統治洞若觀火的歷史學家余英時的話來說，就是：「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這是對自我何等豪邁與自信，這也是對文學和文化的信賴與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樣的道理。 作者寫於2015年 文章來源：RFA
齊志勇（1956年5月15日—2024年1月）：「六四」傷殘者和人權捍衛者。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他遭共軍士兵追殺，身中六彈，左腿高位截肢。之後，因公開揭露中共之暴行，被原供職的國營建築公司退職，常年受國保員警騷擾、軟禁。2024年1月，因患肝癌等多種重大疾病而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齊志勇，在北京出生和長大，中學畢業後參加工作，為北京市城建六公司六級油工。 1989年的時候，齊志勇家住海淀區紅聯南村，他工作的油漆班有一項工程在前門大街「泰豐樓飯莊」。6月3日下午3點多，他們一行四人騎車上班（因那天天氣炎熱就想下午去幹活，晚上接著干）。當他們路過西單西大街電報大樓，也就是國務院西牆外時，有輛大轎車翻了，聽圍觀的人說：「剛才武警打摧淚彈來著。」由於人太多無法騎自行車了，只好把自行車放到牆邊，步行到工地。 他們一直幹活到6月3日晚上。收工後，他們就去天安門廣場，因活忙，白天沒來得及去看自由女神像，晚上想去看一看。當時，同去的幾個人轉悠著看大字報，齊志勇坐在地下乘涼。到11點多鐘，聽到廣播里說：「如不離開廣場，後果自負。」齊志勇心裡發怵，就喊同去的人趕快走吧。這時廣場東側飛快地開來一輛裝甲車，繞著廣場四周轉圈，有位騎車的人喊：「快走吧！木樨地開槍了！打死人啦！」 他們走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只見裝甲車向橫在馬路上的隔離帶疾駛而來，如入無人之境。周圍的人群嚇得四處亂跑，齊志勇一口氣跑到六部口西邊的西絨線衚衕里，想過馬路去取自行車。 這時，長安街西邊走來一大隊武警，手持警棍、盾牌由西往東行進，而那輛裝甲車開到六部口就停下了。從車上下來三個汗流滿面的軍人，有四、五個學生趕快過去挽著軍人對大家說：「這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咱們的解放軍啊，他也是沒有辦法，受李鵬的戒嚴令來到這兒是吧，大家要諒解他們，誰有水給他們一口。」齊志勇看見一個老大媽就拿來水給士兵喝了。當時，民眾都還很平靜，誰也沒有想到，轉瞬之間，大屠殺就上演了。 齊志勇這時還想著過馬路去推自行車——自行車對他來說是一筆重要的資產，是他每天上下班的交通工具。正在這時，有磚頭從國務院紅牆裡面砸了出來，樹上還有亮光。他又回到西絨線衚衕里。此時，槍聲大作，東側天空上出現信號彈「叮咚叮咚」地打起來了。這時約為6月4日凌晨1點20分左右。他從衚衕裡面看出去，長安街上已經沒有人群走動，只聽到槍聲！我站在那裡往西看，看到裝甲車上的有火光。 齊志勇著急尋找自行車，有了自行車才能儘快回家。他忽然聽到有個人叫他「小齊」，一回頭，原來是單位的一個同事。同事問他：「嘿，你怎麼上這兒來了？」齊志勇就說：「我們幹完活過來看看。」他又問對方：「你們家不是住石碑兒衚衕嗎？」同事說：「對，家裡天氣熱，沒睡著覺，而且我們家門口那兒全是坦克了，還有拿著槍的軍人，這可麻煩了，可能要開槍了，可能真要鎮壓了！」他們就這樣邊說著，邊聽著槍聲，他們還說這像是橡皮子彈，士兵不會對民眾開槍！ 忽然，一群拿著衝鋒槍的軍人，右胳膊綁著白毛巾，「啪啪啪啪」，一邊開槍一邊跑。衚衕里有很多躲避的平民，士兵看到了，就沖著衚衕口「啪啪啪啪」地開槍掃射。電光火石之間，齊志勇就中彈倒下了，覺得子彈打到腿上，用手一捂左腿，血象噴泉似往外涌，他用力大喊：「救命啊！」 當時，一些人正順著衚衕往南跑。有人聽到齊志勇的求救呼喊，就跑過來，他們一看，他還活著。一個小夥子馬上就把自己的白汗衫脫下來，給撕開了，將齊志勇的左腿包紮上止血，哪知道他的右腿也打了個洞，然後又包紮右腿，一邊包紮，他一邊還說：「我這是新買的白汗衫呢。」然後，四個小夥子提著他的手、胳膊、腿，準備送去醫院，走了幾步說，這樣不行，要找個門板抬。旁邊一位老太太說：「孩子！挺著點，我回家拿門板！」門板拿來，人們將齊志勇抬到了附近的第二醫院。 然而，第二醫院一個老人說，我們接到上級通知說停診，你們趕緊去到急救中心去吧。他們有將齊志勇送到急救中心，整整走了四里地。到急救中心一看，門外都是受傷的人躺在地上，有人用手扶著吊液。這時有位大學生志願者走過來看了齊志勇一眼，對大夫說：「大夫，他是大動脈出血，很危險。」大夫就給齊志勇換上了止血帶。 此時，正好來了輛麵包車，司機說：「我車上有兩個人，一個被槍打胸上，一個打頭部了，夠嗆，這倆人可能都夠嗆。」醫生說，這裡忙不過來，趕快將這個人也往南城送，那邊可能好點。司機就說：「這人我也趕緊帶走，送到南城去看看。」 齊志勇被抬上這輛車後，看到車上的兩位受傷者，傷勢比他更重。車開著開著，他突然發現，左側的那位受傷者的左手從身上掉下來了，他叫了幾聲，對方沒有聲音，就幫他扶上去了，全是血，弄得自己滿臉滿身都是。司機說，這個人可能死了。齊志勇一聽很快就昏死過去。 等齊志勇醒來的時候，已經到了宣武醫院。在宣武醫院門口的市民們看著心疼地說：「這又來了一個，剛死倆又一個，若需要輸血我們可以輸血。」接著又問：「你家住哪兒啊？」齊志勇說，我們家就住前面牛街。醫生說，那倆已經死了，沒辦法了，趕緊拉太平間吧。然後，醫生過來一摸齊志勇，說：「你這主動脈怎麼都沒了？」齊志勇很恐懼，以為就要將他送太平間了，就哭喊到：「您救救我吧! 我怕我死了家裡都不知道我到哪兒去了。」醫生就問：「你叫什麼？」齊志勇就告訴醫生自己的名字。醫生就把名字寫在他的胳膊上，然後說：「快送五樓手術室！」 到了五樓，醫生說得照個片子。照了片子以後，說主動脈被打斷了，需要馬上手術。另一個醫生來了對他說：「你再堅持一會，各個手術室都滿了，甚至連婦產科的大夫都來幫忙了，所有的醫生都調進來了，都在搶救，你一定要堅持到底。」齊志勇舉目一看，病房裡，床上都是受傷的，地下也躺著的傷者。他聽見還有一個女大學生嚷嚷：「疼啊疼啊！」她是當天下午送來的，被催淚彈打到腿部了，疼得直嚷嚷。 醫生非常氣憤地說：「這純屬是政府血腥鎮壓啊，我做了一輩子醫生也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等到5點40分，才輪到齊志勇動手術。這時，負責動手術醫生打電話叫來了齊志勇的弟弟，他弟弟問醫生：「他還有救嗎？」醫生說：「問題不大，我們會搶救的，你看他，鞋子在，人就在，鞋子飛了人就完了！」 整個手術進行了六個小時，因為兩條腿都中彈了，流血太多，一共輸了一千八百CC血。尤其是左腿，傷的是主動脈，醫生說，幸虧齊志勇的身體素質好，又及時包紮，否則失血過多就死了。 過了數天，左腿開始腫脹，做了減脹手術。到了6月13日，醫生決定截肢。齊志勇的媽媽被叫到醫院來簽字。一開始他媽媽哭喊做說不簽：「我不簽，我不能簽字，我簽什麼字？我生了兒女四個孩子，這是我的二兒子，我生他是好胳膊好腿、白白胖胖的，沒想到……我從小也是見過小日本、國民黨，更見過八路軍，結果被解放軍給一槍打了，這還要截肢，我不能簽。你們打死他吧！他犯了什麼罪？」當時，齊志勇的心情亂極了，無法說清楚：「我為什麼這麼苦？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希望當一名解放軍，保衛祖國，沒想到被解放軍的子彈打成殘疾！」後來，他媽媽還是簽了字。 7月16日，由於傷口感染，整個膝蓋以下都壞死了，又進行第二次高位截肢。由於天氣炎熱，左腿疼痛難熬，望著殘肢，齊志勇真不知以後怎麼活。 齊志勇工作的單位、國營建築公司不肯為他交醫藥費。8月7日，由兩位士兵、一位警官和兩位醫院的人帶著他乘車到了他的單位。一位醫生對單位領導說：「我們醫院共診治傷者兩百七十三 名，只有他和一位大學生沒交醫藥費了。」單位這才將醫藥費付給了醫院。 後來，單位表示，無法為殘疾的齊志勇安排新的工作，只能為他提前辦退職手續，每月發給他五十元生活費和副食補貼。妻子因此跟他離婚，他一人帶著七歲的兒子與老母親一起生活。剛開始用雙拐行走，十分不習慣，結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個多月。以後，他在家門口擺了一個食品攤位，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當天安門母親站出來披露「六四」屠殺的真相後，齊志勇也站出來訴說自己的遭遇，他的殘疾的身體本身就是一個活的證據。當西方媒體報道了齊志勇的事迹後，他原來供職的單位來找他，對他說：「我們願意給你十萬元的一次性賠償，只要你公開承認，你腿上的傷是工傷導致的，跟六四無關。」齊志勇當下就拒絕了工作單位的這筆巨額「賠款」，儘管他確實需要這筆錢來維持生活，但他不願意隱瞞他是在「六四」事件中被政府軍隊開槍打中而殘廢的事實。自此以後，齊志勇把「六四」當成他的「新生」，因為「六四」讓他認識到中國政府的極權本質。他積极參与各類維權活動，每逢「重大事件」前夕，國保員警都會將他送到不能與外界接觸的地方，實行「陪吃、陪住、陪玩」。他戲稱自己變成了國家的客人，還有人給「三陪」。 後來，齊志勇再婚，有了小女兒齊霽。女兒齊霽後來說：「我媽同情我爸。我媽說我爸特別堅強，因為這個她才喜歡我爸。」但是，他們的生活無比艱難。齊志勇的小賣店被政府以「整頓市容」為名取締。不得已，他申請辦理一個廢品收購站，卻屢屢遭到轄區派出所所長的嘲笑、刁難和拒絕。他們全家住在一個僅有十幾平方米的簡易公寓中，全家就靠齊志勇的妻子打零工的一點微薄收入來維持。更為致命的是，他當年截肢時，因輸血感染了丙肝病毒，治療丙肝的注射藥劑費用高昂，一針就需要幾百、上千元人民幣。在多年經受迫害之後，他又罹患糖尿病和腦血拴，備受病痛的折磨。 即便如此，國保員警仍然不放過齊志勇。他們全家每天都在國保嚴密監控下，女兒齊霽上學、放學都有國保跟著。有一次，員警甚至衝進他們家，當著家人的面毆打齊志勇，據齊霽回憶：「有一次，我爸爸在大床上看書，我在小床上看電視，突然衝進幾個來，拿著啤酒瓶就打我爸爸的頭，我嚇死了。其中一個人把我爸爸從床上拖下來打，當著我的面，那人說我不能叫喚，叫喚就打死我。這是員警乾的，我爸爸的肋骨被打折了好幾根。」 2006年2月初，齊志勇還參加了高智晟等維權人士發起的全國性接力絕食活動並擔任義工聯繫人。由高智晟和葉霜絕食四十八小時開始，胡佳、齊志勇接力第二棒。從2月8日起，齊志勇被軟禁家中。2月15日晚，他被北京市宣武區國保員警從家中帶走，關押在北京郊區。3月28日，獲釋回家。 後來，齊志勇在北京的一個家庭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常常去教會做禮拜。但北京國保員警找到教會，施加壓力，不準教會接納齊志勇。後來，齊志勇到北京方舟教會聚會，每個禮拜日都殘障人士專用的改裝三輪車，從城南趕到亞運村附近的教會做禮拜。 2011年，茉莉花運動期間，國保員警將齊志勇強行綁架，軟禁在小黑屋。羈押期間，看守人員對其進行了極大的言詞侮辱、精神及身體折磨。 2013年6月，齊志勇的女兒齊霽通過「人道中國」組織的救助，到達美國，繼續學業。齊霽是個勇敢的孩子，在中國的時候，別人不敢講「六四」這兩個字，她卻敢對同學們說，父親失去了一條腿是因為「六四」，因此她常被老師警告「不要亂講話」。對於齊霽來講，父親就是她心目中的英雄：「因為爸爸毅力非常大，他腿沒了，還能這麼堅強的活下去，還能跟共產黨做鬥爭，我覺得他非常厲害，所以我覺得我爸是英雄。」 2016年6月3日，「六四」二十七周年前夕，中共當局沒到此時必定加強天安門廣場等重點地帶戒備，將天安門母親等異見人士帶往其他地方「旅遊」。同時啟動社區一級超常維穩防控，加派員警、協警和「志願者」巡邏。在友人的陪同下，齊志勇奇蹟般地突破封鎖，身穿寫著平反「六四」字樣的衣服，前往天安門廣場邊留影，「重回故地尋找失去的左腿」。 2017年1月6日，齊志勇因腎衰竭嚴重導致呼吸受阻，被送往醫院搶救。經過搶救後已過危險期，送到重症監護室，但仍需要機器協助。主治醫生表示，齊志勇的「肌酐」指數達到七百多，隨時都會生命危險，現在已經為他做「血濾」治療，希望能把肌酐毒素慢慢排走。齊志勇靠著驚人的毅力，又從死亡線上掙扎著活了過來。他說，他還有兩個願望沒有實現：一是到美國去看望在美國讀書的女兒，但中共不給他護照，他無法離境。二是看到「六四」翻案的那一天，他能得到政府公開的道歉。 2017年7月，齊志勇被確診患上了肝癌。 2022年6月4日，全美學自聯決定將該年度的「全美學自聯自由精神獎」頒給齊志勇。頒獎詞指出：「齊志勇身處獨裁暴政之下，持續為三十三年前六四慘案的死傷者討要說法，不斷向世界報導揭露中共政府犯下滔天血案的真相，與此同時為國內殘疾人的人權事業持續發聲。面對從暴政而來的長期打壓和不平等待遇，其身為六四傷殘者，依舊秉持對中國民主追求的堅定信念，並為中國人權事業付出巨大的犧牲。全美學自聯對齊志勇的突出表現予以敬意，並特授其2022年全美學自聯自由精神獎。」 2024年1月，齊志勇不幸在北京病逝。多年前，詩人茅鏡所寫的<六四招魂>一詩，似乎就為為齊志勇所寫： 六四是祥林嫂的阿毛 嘮嘮叨叨被賣身的痛 直到自願嫁給收購我們的人 不，那是你們，不是我 你就是你，我就是我 我獨自在這裡蔑視自己的過去 我蔑視自己最英勇的行為 那與你們何關 你留下幾個腳印在廣場 風吹雨打，那腳印滯留在你身上 你看到新華門的木板 比你外婆的棺材厚多了 你看到夢寐以求的自由 並把它的屍體掛在你的肩膀 自由好像一條狗的尾巴 我們拖著它，像狗一樣拖著 天哪！你還真以為你是一匹狼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這一代青年將是中國的「最後一代」？ 中國網上流行「十不青年」之說，因為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獲得數十萬點贊。「十不」內容包括：不結婚，不生小孩，不買房，不獻血，不捐款，不買彩票，不入股市，不買基金，不扶老人，不感動。 這是一份全面而徹底的「躺平宣言」。這是一種不會立即招致中共鐵拳打擊的消極抵抗，但對中共政權卻有釜底抽薪的功效。中共政權之所以讓全球畏懼，無非就是因為毛澤東所說的「人多力量大」。一旦中共失去人口優勢，必將將由齜牙咧嘴的「戰狼」變成瑟瑟發抖的「病貓」。 以「不結婚」而論，中國民政部最新公布的《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3年中國結婚人數為683.3萬對，創下37年來新低。中國結婚人數連續9年下降，且這9年來結婚對數下降高達49.3%，可說是腰斬。《第一財經》在一篇報道指出，中國結婚人數快速下降的原因包括婚育年齡推遲、適婚人數減少、思想觀念變化、疫情影響等多個方面。報道指出四個表面原因，卻迴避更根本的原因：是習近平的暴政讓青年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希望，養活自己已很不容易，更遑論結婚成家，中國青年即便想當「快樂的豬」也成了一大奢望。 以「不生小孩」而論，根據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報告，2022年中國出生人口僅為956萬人。這是自1949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數字。路透社評論說，儘管中國政府廢除了一胎化政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父母生第二胎乃至第三胎，但2022年中國的出生人數仍然下降了10%，創歷史最低水平。中國的總人口也出現了60年來的首次下降，這是連大饑荒年代都沒有出現的情形。中國人口統計學家吳昌平哀嘆，中國將「未富先老」，收入下降，醫療和福利成本飆升導致政府債務增加，從而影響經濟快速下行。 任教於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華裔人口學者易富賢認為，中國的二、三孩政策全數破產，生育率為全球最低。目前中國人口是12.8億，而不是中國政府宣稱的14.1億。人口問題讓中國經濟危機變得更糟，經濟重量永遠不可能超過美國。他更指出：「中國需要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醒來，正視中國面臨的人口和文明的快速衰落。」 然而，易富賢卻被中國官媒攻擊為「反華勢力」和「湘西土匪」。人民網在2020年1月公布的2019年中國十大謠言中，新冠疫情吹哨者李文亮被指為武漢市級謠言散布者，易富賢則被列為全國級謠言製造者。躊躇滿志、好大喜功的習近平不會傾聽易富賢的呼籲。習近平的女兒在中國念頂級外國語中學，然後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不會遭遇到普通中國青年的困境，自然不會對普通中國青年的絕望感同身受。作為父親的習近平哪裡會體察民間疾苦，最多只會做出「何不食肉糜」的天問。習近平鼓勵年輕人下鄉「吃苦」，在網路上被當做笑話看，人們吐槽說：「讓他女兒習明澤帶頭去梁家河吃苦呀。」 當年，毛澤東在接見青年學生時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 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他將青年人打造成「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衛兵」，用完後立即棄之如敝屣，發配到農村當知青，毀掉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華。 如今，沒有哪個青年人再相信毛澤東及其繼承者習近平的謊言。上海封城期間，一位核酸檢查陰性的青年男子仍被要求集中隔離，與警察發生激烈爭執。 警察威脅說，他家三代將因此受影響。 但這名青年男子響亮堅定地回答：「我們是最後一代，謝謝！」有網友在微博發帖表示：「『我們是最後一代’是一種徹底的宣言，要麼這種生活終結於我們這一代，要麼我們終結於這種生活。」 當不了公民，至少要當「免於受騙」的人 其他「八不」，都是關於躲避中共當局設置的種種人生陷阱的。在中國，政府是最大的騙子，中國共產黨是最陰險毒辣的「金光黨」。諸如為慈善事業捐款、獻血、扶助老人等事務，在文明國家都是理所當然的、人們喜聞樂見的善行，但在中國，卻都是冤大頭的作為，是「損不足以補有餘」，讓富者更富、貧者更貧。所以，中國青年彼此告誡，一定要躲開這些陷阱，以免面臨滅頂之災。 比如，以「不獻血」而論，近日上海一女子在網上炫耀，她在西藏阿里旅遊時發生車禍，其姑姑動用關係聯繫上海衛健委，衛健委又動用阿里的公務員、民警、消防官兵和部隊官兵，為她集體捐血。然後，她家人斥百萬巨資，以售價高達5億美元的灣流G550公務機包機送她到四川，隨後「各種開道」送至醫院，這才死裡逃生。針對這起事件，網友紛紛表示：「那些以為成為公務員，就能變成鐮刀割韭菜的人，被事實狠狠打臉，結果顯示他們依舊是韭菜。」、「官大一級壓死人，官小爺也有被官老爺當韭菜割的一天。喜聞樂見了。」此事遭到全網質疑，此女被嘲諷為「血槽女」。其家人出面澄清說：其一，阿里公務員獻血，純屬自願；其二，其小姑姑並非公職人員。然而，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說法並未得到網民認同。有網友調查了該女子姑姑的背景，發現她名為余艷紅，是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局長。人們驚呼：「原來如此！」 以「不捐款」而論，2023年12月甘肅地震發生後第二天，中國紅十字基金會（紅會）官網發布消息稱，啟動「天使之旅——馳援積石山地震行動」，緊急撥付救災資金200萬元。但有細心民眾發現，一個月之前，中國紅會卻為加沙的哈馬斯恐怖分子捐款2000萬元。可見，在中國紅會心目中，異國恐怖分子比本國受災同胞親，真應了大清帝國慈禧太后的名言：「寧予友邦，不予家奴。」與此同時，中國歌星韓紅創建的愛心慈善基金會繞開中國紅會直接向甘肅災區捐獻並組織救援隊，在救災現場卻被中國紅會要求撤離。中國紅會甘肅分會黨委書記更點名批評韓紅，還要求基金會將這段期間收到的人民幣6000多萬元善款轉交至中國紅會賬戶。沒多久後，韓紅基金會被迫關閉網路籌措渠道，救援人員也被迫撤離災區。 中國紅會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假民間組織，它是享有副部級待遇的、中共的「隨附組織」。中共的貪腐低效等一切負面特質，中國紅會都全部拷貝下來。捐款給這樣的機構，無非是幫郭美美多買幾個包包。 以「不買房」而論，抖音平台網紅博主「亮亮麗君」，是一對在河南鄭州打工的年輕夫婦，其視頻以草根民眾的日常生活、喜怒哀樂吸引了33.9萬粉絲。「亮亮麗君」發出的第一則視頻，是買房的喜訊，配文是「從此萬家燈火，終有一盞只為我而亮」，頗有些文青風格。他們哪裡知道，他們購買的由中國第四大地產開發商——融創中國控股有限公司——開發的樓盤，在新一輪經濟危機中成了爛尾樓。經過一番焦灼的等待、維權，政府注資支持已宣告破產的融創，房子總算建成。 於是，他們在去售樓部索要公司之前承諾返還的2萬多預付款，卻被售樓處保安毆打，手機也被搶走。網民為這對夫妻經歷的買房、樓盤停工、降薪、發不出工資等遭遇，產生強烈共鳴。隨後，「亮亮和麗君」在個人微博上說，他們的抖音賬號已被禁言、禁止直播，他們到城市打拚的生涯宣告失敗，計劃回鄉下老家。一些網民調侃，稱禁言是因為他們的故事太缺乏「正能量」了。「房地產危機的一粒沙，就是普通人頭上的一座山」、「年輕人靠奮鬥無法左右生活的變化，只能躺平」。 在習近平時代的中國，青年一代的「十不宣言」是對習近平的「中國夢」的無情嘲諷和有力反駁，這是他們所邁出的反洗腦的第一步。邁出了第一步，接著還會邁出第二步。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唯一「合法」的職位是共產黨的總書記 從中國和中共的機構及職位沿革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自一九八三年至今稱作「國家主席」，實質上是虛位元首，而國務院總理才是政府首腦，即國家最高行政首長。但是，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中共中央總書記即中共黨魁才是真正的最高領導人。毛時代，黨魁為黨主席。 一九八零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八大所決定並在十年間要求是必要和有效的制度，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經常工作機構，並且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九八二年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決定，中國共產黨不再設主席、副主席。從此，總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最高領導職務。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領導下，中央書記處仍負責黨政軍的日常工作。 到了江澤民時代，為了集中權力和「與國際接軌」——黨魁在外訪時需要享有國家元首的待遇，黨魁遂兼任國家主席。但是，與他的所有前任一樣，習近平的國家主席是不合法的，因為是沒有經過選舉的。所以，中國的國家主席更不能與西方總統制下的總統畫上等號。習近平訪問西方國家時，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主流媒體稱他為主席，等於是幫助其將非法的職務合法化；也有稱他為總統（President）的，更是張冠李戴，等於是誤認為中國是有選舉的民主國家。實際上，西方只應當稱呼習近平為總書記（general secretary），這才名正言順——孔子說得好：名不正，言不順。 美國和西方很遲才發覺需要糾正這個重大的錯誤。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美國國會委任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在發布的年度報告中說，應該以習近平的黨魁頭銜來稱呼他，才更準確地描繪他的政治角色。「總統」則暗示習近平是通過普選民主投票選舉產生的，從這個稱呼中看不出他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獲勝者。USCC表示，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其公民無權投票、集會或自由發言。賦予習近平總書記這樣一個他不配的「總統」頭銜，就是給中共的專制統治貼上了一層民主合法性的假象。 習近平最重要的三個頭銜是共產黨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家主席，沒有一個頭銜是總統。 中國官方媒體在中文中稱習為總書記或國家主席，甚至有同時報出習近平多個職位的時候。 然而，西方國家在很多正式場合經常用英語「總統」來稱呼他（最早始於中共自己刻意模糊的翻譯）——習近平似乎很享受這個命名，但他絕不會像蘇聯末代共產黨總書記以及唯一的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那樣，改設總統制。 《華爾街日報》評論說，毛時代之後，中共官媒的英文版稱呼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常常使用「總統」這個單詞。 這是中共企圖淡化黨的角色，避免西方社會強化共產黨黨魁是最高領導人的印象。 中共外宣機構不僅對最高領袖的稱呼暗度陳倉，對其他級別的官員的真實身份也加以潤飾。 中央電視台播出習近平首次國事訪美的新聞時，電視台找到了一張習近平三十年前第一次出訪美國所用的名片，名片很快就在網上瘋傳。名片顯示，習近平的頭銜是河北省石家莊地區食品協會主席，而不是河北省正定縣縣委書記——那時候，習近平及其上級就知道，縣委書記這個頭銜在美國並不吃香，所以要刻意隱瞞這個身份。 中國各大學的黨委書記，出面參加外事活動時，從不使用黨委書記這一高於校長的頭銜，而使用「校務委員會主任」這個看上去跟校長差不多的職稱。如此，他們跟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的校長們談笑風生，才不顯得尷尬。 共產黨的總書記就是國王 中共想要隱瞞的真相，西方一定要讓其大白於天下。 實施上，在USCC發布報告之前，一些美國的政治家已經開始對習近平的稱呼進行了調整。 二〇一九年十月月三十日，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在曼哈頓哈德遜學院晚會上的演講中提到「習近平總書記」。這是其中國問題首席顧問余茂春的努力——余茂春是戰後美國國務院負責對華政策的第一個真正懂中國的、在中國生活過的華裔「戰略規劃師」。余茂春首先發現了稱習近平為「總統」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為了糾正這一錯誤，他找出冷戰時代中蘇交往時的文件，發現里根對蘇聯領導人的稱呼就是總書記。有了這一先例，他建議蓬佩奧將對習近平的稱呼改為名副其實的總書記。 二零二二年，美國國會設立「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華盛頓最敢於發聲的對華鷹派之一、共和黨眾議員邁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成為該委員會主席。他也稱習近平為總書記。他是一名前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擁有冷戰政策制定方面的博士學位。他堅持認為，管理著歐威爾式的技術極權主義監視國家的中國共產黨，企圖讓美國成為附屬國。他警告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正讓中美處於戰爭狀態，美國必須為習近平所說的一場關乎二十一世紀生活的生存鬥爭做好準備。 更早，美國眾議院前議長、共和黨政治家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公開演講中說，從鄧小平起，四十年來，中共在宣傳中一直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正常的、讓國際社會可以接受的國家，但這只是「真實中國的欺騙性外表」。他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然後是中央軍委主席，最後才是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權力基礎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中國人民。金里奇表示，如果美國的媒體和政府一直將習近平稱為總書記而不是總統，美國人會很快理解美中不同的體制和價值觀。把習近平稱為總統是扭曲了真相，容易讓人誤認為中國的權力架構與美國一樣，這樣會讓美國處於危險之中。 更有幽默感的川普總統。 有一次，川普當面稱呼習近平為「國王」（King）。後來，川普在共和黨的一次活動上發表演講時，特別憶述二〇一七年訪問中國時的這一幕：我叫他國王，他說「但我不是國王，我是主席」，我說「不，你是終身主席，所以是國王」，他喜歡我叫他國王。 川普說出了一個所有中國人不敢說出的真相，終身主席或終身總書記就是國王，就是權力不受憲法制約的「絕對君主」。國王沒有穿衣服，全世界都看到了。 對習近平「正名」是制定正確的對華政策的關鍵步驟。中國古典名著《西遊記》中有一個有趣的情節：唐僧師徒四人到了蓮花山蓮花洞，遇到妖魔金角大王、銀角大王。這兩個妖怪來頭不小，他們從太上老君那裡偷來五樣寶貝：紫金葫蘆、羊脂玉凈瓶、煉魔劍、晃金繩、芭蕉扇，個個法力無邊。其中，紫金葫蘆本是裝仙丹之用的，被他們用成裝人，能裝一千多人。這個法寶的用法是，把葫蘆塞子拔開，口朝下，底朝天，想裝誰，叫一聲對方的名字，只要對方答應，「嗖」地一聲就收進葫蘆里。最可怕的是，只要蓋上葫蘆蓋子，被裝進去的人莫想再逃出來，連七十二般變化、神通廣大的孫悟空都跑不出來。殺個人就是蒸煮吃了，還會剩點毛髮，但這葫蘆一時三刻便會將收進的人化為膿水，卻連一點痕迹證據都不留。 我少年時代讀到這個章節時就想，如果我有這個紫金葫蘆就好了，可以將壞人都裝進去消滅掉。 後來，我看了很多美國漫威系列的漫畫和電影，發現那些英雄人物手上的武器，全都比不上這個神奇的紫金葫蘆。 如今，世界範圍內最壞的壞人就是習近平，如果我們手上有一個紫金葫蘆，就可叫一聲「習近平總書記」，他一答應，就會被收入其中，再也不能作惡多端了。但是，如果我們叫的是「習近平總統」，我們把他的稱呼和職位弄錯了，就對他無計可施，他照樣逍遙自在，繼續作惡。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中共說「中國式人權」就是「吃飯權」，如今中國人的「吃飯權」也不保 近日，有廣東網友在微信上發文披露：「農村辦宴席必須購買保險。老爸今年年底八十大壽，幾姊妹商量著為他辦個壽宴。正在籌備階段，就接到村裡通知，紅白喜事除了提前申請，還要購買保險，每十五桌五百元，三十桌一千元，依次類推，且只管本次宴席期。咱農民容易嗎？」農村人辦宴席，承擔不起到正規酒樓的高額費用，通常是在家辦，四川的說法是鄉廚辦「壩壩宴」。自古以來，農家自己辦桌，統治者不會過問。如今，中共的黑手居然伸到農民餐桌上。過去，常常聽說城市裡異議人士在敏感日期聚餐被國保暴力阻止，這是異議人士享受的特殊待遇。如今，農村人親友鄰里聚餐也要交錢購買「吃飯權」，一個「有粟且不得食」的時代來臨了。 人權律師陳建剛引用清末翻譯家嚴復翻譯的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話對此事加以評論：「極之而三權者合，既議其法令，又主其施行，又審其所行者與法之離合，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權者聚而集於一人一眾之身，是一人一眾者，無論為貴族，為平民，其治皆真專制，雖有粟且不得食，政治自由云乎哉？」也就是說，三權合一就是專制暴政，專制暴政的結果必然是「有粟且不得食」。 中共常常標榜說，「中國式人權」就是「吃飯權」，中共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乃是千秋偉業。江澤民就理直氣壯地在國際社會宣稱：「民主、自由、人權只是一種相對的概念，中國有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自己的人權觀。中國有近十二億人口，其中八千萬人還處於貧困狀態，解決好這個問題就是對世界的一大貢獻。」這是強詞奪理，中國人民向來是自己養活自己，中國人民沒有飯吃的狀況，都是統治者造成的，如毛時代的大饑荒。如果沒有獨裁暴政，中國民眾的餐桌必然更加充盈豐富。 中共當局對農民的「吃飯權」橫加干涉，絕非廣東網友所揭露的個案。中共官媒的正面報道滿坑滿谷。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官媒報道，當地政府利用數位化手段，開發「農村家宴服務在線」應用，實現場地預訂、廚師預訂、菜品預訂、婚慶預訂等辦宴事項線上集成辦理。為進一步推動農村家宴食品安全監管規範化、精準化、智慧化，湖州還發布浙江省首個《農村家宴一站式服務平台建設與運營規範》，制定《湖州市集體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湖州市農村家宴從業人員（鄉廚幫工）管理規範》等制度，構建辦宴預訂、備案、審核、監督與評價的全流程監管機制。 又如，廣東省中山市成立農村集體聚餐專職小組（仿效習近平「小組治國」模式），宴席開辦前對各村上報的申報資料進行嚴格審查，包括承辦宴席經營者資質、工作人員健康證件、宴席功能表等，對不符合規定的申請及時退回。 再如，四川省儀隴縣市場監管局探索創新「壩壩宴」監管機制，與鄉鎮食品安全「穿透式」監管有效融入，建立全鏈條在線監管平台，過程管理全追溯，風險管控全鏈條，抓住了農村群體性聚餐安全的「牛鼻子」。工作人員到現場進行服務指導，引導辦宴者減少浪費、厲行節約，還依託智慧在線監管平台，宴席承辦者、舉辦者、村幹部、鄉鎮幹部和市場監管局監管人員五方共同履職盡責，從宴席的申報、審核、檢查、複查、整改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管理，實時跟蹤宴席進展，確保各環節監管責任落實到人。 由此，中共實現了「天網恢恢，密不透風」，「老大哥」對每一個人吃什麼和怎麼吃了如指掌。 干涉民眾飯桌的國家，就是法西斯國家 二零二三年十月十七日，河南省滑縣一戶村民在家辦宴席，來了一群身穿制服的監管人員，氣勢洶洶地聲稱：「農村只要開火聚餐，就要辦食品經營許可證，否則罰款。」看來，農民連「生火權」都要向政府購買。一時間引髮網上熱議。有網友評論說，幾百年幾千年來，在農村辦紅白喜事時，都是請有技術的廚師人員幫忙做的，豬是自己養的，蔬菜水果是自己種的，洗菜切菜洗肉等都是鄉里鄉親一起幫忙的，所有食材都很新鮮，哪來所謂的衛生問題？反倒是近年來大中小學校園的學生餐飲屢屢發生嚴重事故，甚至有孩子被毒死，有關部門卻包庇責任人，打壓伸冤的家長。這難道不是「該管的不管，不該管的偏要管」嗎？ 在輿論壓力下，「滑縣市場監管」微信公眾號通報稱，他們是接到舉報後，派遣四名執法人員到達現場執法，「在執法過程中，執法人員對政策解讀不規範，引起了群眾誤解。我局已責令該同志作出深刻檢查，並做出停職處理」。政府官員總是能見機行事，推卸責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共的黑手粗暴干預民眾的餐桌，歷史上找不到先例。這就是皇權專制與現代極權政治的差別。社會學家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歷代王朝的統治尤其是宋以後，行政管理基本上局限在縣一級，縣以下的鄉土社會另有一種勢力或一種文化在起支配作用。縣一級或縣以上，由王朝派官員加以管理；縣以下，鄉紳或者士紳起主導作用。這兩個社會之間有聯繫，但縣以下的社會基本處於「無為」狀態。這就叫「皇權不下縣，縣下皆自治」。然而，中共建政之後，黨權下縣、下鄉、下村，還深深嵌入每一個家庭乃至每一個人的精神世界，如學者楊繼繩所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皇權專制的文化土壤上構築了一個金字塔式權力結構。這種制度對社會、對民眾的鉗制比歷代帝王更為嚴密細緻，更為深入廣泛。」由於政治和經濟高度集中，國家所有制實際是官僚所有制。經濟和政治的雙重鉗制，老百姓的個人自由被徹底剝奪。 如果用奧地利裔美籍心理學家賴希的理論來透視和分析今天中國出現的種種怪現狀，如庖丁解牛、迎刃而解。賴希雖未到過中國，也未專門研究過中國，其論述卻切合中國現狀。賴希在受納粹迫害之前，就受德國共產黨打壓，德共將其開除並查禁其著作。所以，賴希是最早洞悉納粹與蘇俄、希特勒與斯大林是一丘之貉的西方學者。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代表作《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不僅遭到納粹蓋世太保查禁，還遭到蘇俄及若干歐洲國家共產黨嚴厲批判，因為他戳到他們的痛處。《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與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樣，成為研究現代極權主義的經典。 賴希指出，國家機構發源於「送信人」，傳遞資訊是其最初的、簡單的又必需的職能。隨後，「郵政系統」成了社會的一個「機構」，再逐漸發展出其他功能。再以後，郵政系統委託一個送信人負責「檢查郵件」的任務，這樣一來，郵政的社會管理就擁有了一種凌駕於個人和社會之上的權威主義權力。社會的管理機構就轉型為鎮壓機構。比如，警察局開始禁止私人家庭的無害遊戲，規定一個男子或女子能否在自己的房間單獨會見一位異性，決定他們何時起床、何時睡覺，那麼，它就具有了暴虐的權威主義國家政權的形像，這種國家政權凌駕於社會之上並反對社會。在論述群眾與國家的關係時，賴希的結論是：「國家的義務不僅是鼓勵勞動人民群眾對自由的強烈渴望；它也應該盡一切努力使他們能夠自由。如果它沒有這樣做，如果它壓制了對自由的強烈嚮往，甚至濫用它，阻礙趨向自治的道路，那麼顯而易見，它就是一種法西斯國家。」毫無疑問，今天的中國就是一個法西斯國家。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