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 不是太子党炒股就是找死

极权中国,没有百年投资,也没有快乐投资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私募圈突然传出一则噩耗——深圳善祥基金官网发布消息:善祥基金董事长关善祥已逝世,请投资者尽快登录“善祥基金”微信公众号,公司基金产品将进入清算流程。该消息语焉不详,年仅三十八岁的关善祥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去世的?惹人猜测。随后,网上有消息说,关善祥是前一天在家中自杀的,是自刎而死。这种死法让人骇然。死亡原因估计与他操持的投资巨额亏损有关。

中国金融分析师“超级财经”曾在推特上质疑关善祥的投资能力。贴文指出,关善祥重仓地产和保险股票,尤其是恒大和融创的股票,造成血亏百分之六十四,贴文讽刺说“能把地产和保险的大雷都踩了,关善祥也不是一般人。”

关善祥是一名高调的职业投资者,深圳灏四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善祥基金董事长。他从小就跟随父亲出入股市,通过股票投资,二十八岁就实现财务自由,号称“中国巴菲特”,据称创造过从三十万本金到上亿的十年数百倍收益。他拥有百分之百股权的灏四方资产,致力于为投资者实现家族资产战略转型升级,布局资本市场股票投资。旗下所有基金均设置至少三年以上的投资锁定期,宁愿减少管理规模也不接受短期资金,倡导长期的价值投资。

中国的商人稍有点钱,就喜欢往文人乃至哲学家方向靠。关善祥出版过《传世投资》一书,书中提出“价值投资”的理念,主张投资即是人生修行:“人生是一场巨大好玩的游戏,假如我们的人生过得痛苦,必然是我们的活法与心法出现了问题。投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场好玩的游戏。……我认为百年投资是我要进行的一件人生艺术品,一年又一年,极具耐心地将这件艺术品去完成,我极之享受其中,而非因为赚钱,更非因为消费享受金钱,我从来只过著非常简单节约的生活,我的快乐源于投资本身的精神世界,而非金钱。”

据《证券时报》报道,关善祥有三个小孩,长期吃素,对空气品质要求很高。如果在美国,他还真能跟那些喜欢禅修、瑜伽、老子、印度教等东方哲学及环保理念的硅谷或华尔街巨头们谈笑风生、称兄道弟。然而,在中国,这些“正能量”都无法拯救他脱离危机,等待他是一望无际的深渊,是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百年投资、快乐投资,当然都是好理念,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本行不通。中国没有百年企业,哪来百年投资?中国人含辛茹苦积攒的资产都如韭菜般被镰刀斧头割去,哪里有快乐投资?关善祥成不了巴菲特,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仿效西方建立股票市场,但并无真正的股票市场得以成立的三大要件:私有产权、法治、言论和新闻自由。中国的股票市场是特权阶层的游戏,不是关善祥这样的平民子弟“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舞台。即便是黄光裕、肖建华、许家印这样曾富可敌国、呼风唤雨的白手套,最终下场也如《红楼梦》所写“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二零二一年,在股市纵横驰骋十数年的关善祥触礁搁浅。他在一封发表在雪球网的给投资者的公开信中写道:“我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里,责怪自己的愚蠢,反思自己的策略,真心希望我能承受所有的担忧、焦虑和损害。”最后,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疫情这一“天灾”和官方强力干预经济这一“人祸”。天灾人祸都是个人无能为力的,如项羽在败亡中的叹息“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也如崇祯皇帝在上吊殉国前的自我辩解“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虎口夺食,岂能不被老虎吞噬?

佛经中说,一鲸落,万物生。但在中国,事实却相反,如同鲸鱼般的恒大倒下,无数像关善祥这样寄生于恒大的小鱼小虾只有死路一条。

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或者更是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前一直谎话连篇的关善祥在总结投资失败的原因时,直指政府朝令夕改、胡作非为:“目前投资底层逻辑已经转变,房地产行业风险的集中释放,各种政策叠加发力,民营房企确实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回款不畅,就会造成资金断裂的危机。……这种置之于死地式的调控,实在让人无法想像,匪夷所思!一个涉及十几万亿关乎全国人民利益的大行业,政策说变就变,说改就改,没有任何过渡期,简单粗暴一刀切。人治的行政手段远远大于法治手段。……之前也有教育培训行业,一夜之间就封停。新东方、好未来等教育培训行业股票股价一时之间跌去百分之九十。完全没有给予过渡、调整的空间。今年以来这种现象特别明显,还有众多一夜之间就被封杀的股票。这造成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市场对民营企业失去信心。”

关善祥意识到,自己的失败标志著一个新时代来临了:“这一两年的各项政策,深深感觉到今后是一个‘国进民退’的时代。……民营企业在这个时代当中如一叶轻舟,说翻就翻。过去我们投资还刻意投资民企避开国企,因为民企往往代表了更高的效率。但今后,还必须强调拥有‘优秀背景股东’政策的方向。……政府政策的导向是以国企央企为主导,收购民营企业。在煤炭、钢铁、稀有金属、传媒、教育、金融理财等领域都是以国企为主导。现在房地产行业也面临向这个方向发展。政策支援国企维护市场稳定,实质是对市场优质项目进行低成本的收割。”他用了“收割”这个词,一语道出真相。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和他的公司岂能全身而退?

中共建政后,国家垄断一切经济资源,严密控制一切经济生活。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有一句诗:“一切都是共有的,除了牙刷。”这句诗在毛时代广为传颂,实际上,那时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农民连牙刷都没有。历史学者杨继绳在《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一书中写道:“在统制经济情况下,全部国家经济机构是一架大机器,是一架使几亿人都按照最高指令工作的机器。在这家机器里,控制中枢(中共中央)集中老百姓的劳动成果,由行政权力支配。……统制经济是极权政治的基础,是官僚特权的肥沃土壤。极权政治又是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条件。由于政治和经济高度集中,国家所有制实际是官僚所有制。官僚们可以不顾老百姓的意愿,随意支配国家财富。”最终,这套制度让中国陷入一穷二白、国民经济崩溃、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悲剧。

邓小平时代,当局实行改革开放,让渡部分经济自由,让中共政权绝处逢生,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习近平掌权之后,觉得极权体制千疮百孔,更嫌权力不够集中,在政治上要回到毛时代那样中央对地方如臂使指,在经济上也要回到统制模式,民营企业的好时光结束了。

习近平的书单上没有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的经典著作《全能政府》,他不知道自己所走的是死路一条。他的经济政策逼死了关善祥,自己的下场未必比关氏好多少。米塞斯在《全能政府》一书中指出:“所有文明,迄今都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制为基础。……如果历史能教导们什么,那肯定是:私有财产权和文明,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反之:“自古以来,政府一向热衷于干预市场机能的运作。它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从来未曾达到所要追求的目的。……执掌强制与胁迫机构的人,本质上,都会高估这种机构成事的功力,并且都会努力争取更多权力,要让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服从这种机构的直接命令。”在纳粹德国和苏俄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之际,米塞斯预言说,这两个反资本主义的政权必然败亡:“德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体系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完全控制生产手段。政府决定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政府给每个人分配一份消费财产供个人消费。如果不这样,这两种体系将不应该称为社会主义体系。”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当然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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