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
移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说过一句笑话:“习近平一生有三大噩梦。一当然是被建议改以C919国产机为专机,二是被建议改穿汉服,三是被建议禁止女儿去美国读书和学英语。”作为国产大飞机的C919,其核心部件仍是西方生产的,却连拼装工序都不过关,首架交付航空公司运营刚满月,就出现严重故障,无法完成返航任务。怕死的习近平怎么敢将此种飞机作为其专机使用?而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汉服,若是参照沈从文对中国服饰史的研究,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赝品,穿上之人如同群魔乱舞,除了满足习近平的“汉唐盛世、万国来朝”的虚荣心外,一无是处。最后,习近平下令削减中国教育系统中英语教育的部分,查禁英文书籍,却无法让他曾在哈佛读书的女儿洗掉那段“悲欣交集”的留学经历。
钟祖康说的是一个笑话,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肯定不是以上三者,而是中共重蹈苏共之覆辙——政权被推翻,国家解体,作为独裁者的习近平的下场只能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挥泪对宫娥”。那时,他能跑去依附难兄难弟普京吗?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前一年春季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全文,习向中青年干部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党妈妈的生日,本该是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全国山河一片红,习近平为何如此表现得凄凄惨惨戚戚,要死要活,居然说出如此不祥的话来?既然习近平自命为中兴之主,要超越的对象是毛泽东,就当像毛那样踌躇满志地宣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不是像李煜那样哀叹:“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那么,这篇讲话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错了?
习近平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一篇讲稿,他的讲稿都是其文胆负责起草的——比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提拔为中宣部长、政治局委员的北大文学博士、当年有神童之誉的李书磊。李书磊既然是北大博士,必定饱读诗书,在文稿中常常引经据典,以此彰显主子学富五车;但又要避免出现“宽商通农”这样冷僻的成语,让主子念了错字,沦为贻笑大方的“宽衣帝”。所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就被御用文人信手拈来了。习近平不仅能挑两百斤担子走数十里山路不换肩,而且能背诵唐宋诗词三百首不住口。
习近平没有这句词的作者南唐后主李煜的浪漫才情,却有李煜身上所有的缺点——“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当年,宋军大将曹彬一路势如破竹,俘虏了束手待毙的李煜,将其带往开封。李煜上船时,战战兢兢不敢走搭板,曹彬派人将其“架”到船上。上船之后,曹彬放任他自由,不加拘管。有人问:“你就不怕他半路上跳水自杀吗?”曹彬冷笑:“一个上船走搭板都怕得发抖的人,怎么会有勇气自杀?”宋太祖看了李煜作的诗词,有很深的感慨:“李煜若以作诗词的功夫来治理国家,怎么会被我俘虏?”后来,李煜因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宋太宗认为其心有不甘,赐牵机药毒杀之。所谓牵机药,有人说是中药马钱子,服后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全身抽搐,脚往腹部缩,头亦弯至腹部,状极痛苦。
习近平的救命稻草其实是致命毒药
习近平的下场未必会比李煜更好。李煜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一位“千古词帝”,清朝袁枚评论说:“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毛泽东对李煜的评价是:“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习近平倒是天天抓政治,但他抓得越多,中共政权败亡的迹象就越明显。邓小平一度是打左灯往右拐,因为唯有往右拐,文革后一穷二白、天怒人怨的中国才能有一线生机;习近平则是直接开倒车,将前三十年的坏与后三十年的坏捣鼓成一杯比牵机药还要毒的毒药,不仅自己一口喝下去,还要强迫全体中国人一起陪他喝下去。
为了避免苏联和南唐灭国的厄运,感到灭顶之灾就在眼前的习近平必须抓到救命稻草。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这次会议的题目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习近平提出“新境界”、“魂脉”、“根脉”等色彩斑斓的新词语,但新词语能救中共吗?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创造了一种“新语”作为大洋国的国家语言。这种“新语”,不是为了促进沟通和交流,而是蓄意削弱表达能力、压制异见的声音。奥威尔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于语言,语言的简化和控制就是简化和控制思想。你难道不明白,新语的目地就是要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不可能思想犯罪,因为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必须的词汇,就简化为一个词,并严格控制其含义,删除一切附带的意象。……词汇越来越少,思想的范围就越来越小。没有人可以有理由或借口思想犯罪。”奥威尔还指出,新语亦有统一思想的功能,例如“享乐营”其实是强制劳动改造的集中营——在共产中国,“新语”的发明者们比奥威尔更厉害,他们不用“享乐营”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用了“再教育营”这个更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盖集中营的本质,中共确实是运用语言骗人的高手。
习近平的讲话显示,他抓住的两根救命稻草,一根是马列主义,一根是民族主义。他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马列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这两根救命稻草,一边是矛,一边是盾,还没有去攻打敌人,自己倒是先“左右互搏”起来。若硬要将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怪胎就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已尝试过,而且都失败得一塌糊涂。作为红色血脉的继承者,习近平的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一面自不待言;但习近平发现但靠马列主义和毛主义已无法拯救目前的困局,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主义部分,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由此与法西斯主义殊途同归——英国政治学家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义恢复了看待民族的这种思考方式——认为民族是充满神圣意义的共同体,它凝结于领导者的身体中,通过注入精神而获得历史的永恒——这样,法西斯主义复活了中世纪思想,将之应用于现代大众政治。”
马克·尼古拉斯将法西斯主义领袖视为“造棺者”,“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成就就是一堆尸体,其历史就是一个毁灭人类的目录”。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不仅为中国人打造十四亿具棺材,也为自己打造了一具棺材。李煜失去了他的国家,却为后世留下了三十八首脍炙人口的诗词;而习近平的终局,必然是齐奥塞斯库、萨达姆或卡扎菲,他为后世留下的只有早已在网上悄然流传的他与彭丽媛的夫妻跪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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