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是西班牙饮食传统的一部分，西班牙人以多种方式吃土豆，作法简单却风味独特，在家庭厨房中代代相传。 土豆蛋饼 土豆蛋饼在西班牙是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家家户户作法不尽相同，共同点是，用橄榄油煎出土豆与鸡蛋的独特香气。 土豆蛋饼（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土豆（小型）2个、洋葱丁100g。 调料：盐、黑胡椒适量。 作法： 1）土豆去皮切片；洋葱切丁备用。 2）准备平底锅，加热大匙橄榄油，转中火，下土豆和洋葱，翻炒均匀，煎炸至土豆外酥内软，约 15分钟。 3）鸡蛋加调料，搅打均匀，加入锅中，拨动食材，确认食材浸泡在蛋汁中。 4）续加热 5分钟，至蛋糊逐渐凝固，翻面继续煎 5分钟，两面都呈金黄，即可起锅。 美味秘诀：蛋饼做好后，趁热吃很棒，但放冷后吃也可以，当点心或正餐也都适合。 土豆炖肉 天气转凉时，就是这道菜飘香时节，因吸收了肉类与香肠的味道，土豆不仅口感松软，吃起来充满肉香，非常满足。 土豆炖肉（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土豆 3个、西班牙腊肠 100g、牛肉300g、洋葱丁 300g、番茄 1颗、大蒜片1大匙、香菜适量。 调料：红椒粉 2小匙、盐、黑胡椒适量。 作法： 1）腊肠切片；牛肉汆烫过煮软；土豆和番茄切丁备用。 2）准备炖锅，用橄榄油炒大蒜末和洋葱，下腊肠炒香，加红椒粉，炒香。 3）加入牛肉和土豆、番茄，翻炒，加水淹过食材，煮滚，转小火煮 40分钟。 4）起锅前尝尝味道，加盐和黑胡椒调味，盛盘，撒上香菜即可以上菜。 土豆泥佐猪五花 口感绵密如奶油的土豆泥，搭配主煎烤的焦香酥脆的五花肉，那细滑的口感，和独特的肉香，大人小孩都喜欢。 土豆泥佐猪五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食材： 土豆 4个、月桂叶 1片、带皮五花肉 300g。 腌料：橄榄油、大蒜末、小茴香子、盐、黑胡椒适量。 作法： 1）五花肉抹腌料腌半天；土豆去皮切块备用。 2）滚水放盐和月桂叶，下土豆，煮软透捣成泥。 3）烤箱预热 220° C，将五花肉送进烤箱，烤至猪皮酥脆，改用190°C烤熟，出炉稍微降温，刮除腌料，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 4）烤猪肉滴下的肉汁拌入土豆泥，加盐和黑胡椒调味。 5）将五花肉放在薯泥上，即可以上菜。 西班牙Tapa 土豆小菜变化多 俄罗斯沙拉 源自俄罗斯主厨的发想，这道菜又叫奥立维尔沙拉，大部份的西班牙餐馆都有这道小菜，做法是土豆泥中拌入多种蔬菜丁、碗豆、水煮蛋、碎肉或鱼类、美乃滋。 俄罗斯沙拉（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章鱼土豆拼盘 这道拼盘小菜源自西班牙西北部，海产丰富的加利西亚。水煮章鱼脚搭配土豆块，撒上西班牙红椒粉，口感清香微辣，画龙点睛的是最后淋上初榨橄榄油。 章鱼土豆拼盘（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炸土豆 这道小菜的烹调方式很简单，将土豆煮熟软后，用橄榄油煎焦香。特别的是结合美乃滋与辣椒酱的红色辣酱，不仅颜色鲜艳，其香辣特色亦令人印象深刻。 炸土豆（图片来源：Adobe Stock）
2024美国总统大选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球知名的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亲自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站台，成为川普阵营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之一。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的自由环境赋予商人如马斯克在政治中直言不讳的权利，这与中国商人对政治避而不谈、保持沉默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斯克作为特斯拉(Tesla)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执行长，还掌控着前身为推特的大型社交媒体平台X，拥有超过两亿粉丝。他不仅公开宣布支持川普，还多次在川普的竞选集会上为其站台造势，并宣称选前将每天赠送100万美元给七个“摇摆州”的登记选民，条件是签署支持“言论自由和携带武器权利”的请愿书。此举引起美国司法部的关注，警告其可能违反联邦法律。 马斯克也曾在访谈中称，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若在11月的大选中胜出，将威胁美国民主，并批评民主党可能通过非法移民扩大选民基础，使美国变成“一党独大”的国家。 尽管马斯克的言论引发争议，但他无疑是迄今为止支持特朗普的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凭借其财富与名气对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福布斯》(Forbes)杂志10月24日报道称，截至10月16日，马斯克已向其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PAC)投入逾1.18亿美元，以支持川普；而前世界首富、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则捐赠5000万美元给支持哈里斯的竞选组织“未来前进”(Future Forward)。据《纽约时报》报道，盖茨对川普重返白宫感到担忧，在与前纽约市长、彭博社创办人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讨论后决定捐款。布隆伯格是“未来前进”的最大金主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马斯克等美国商人可以公开表达对政府或政策的立场，并自由选择支持的政党和总统候选人，这反映了美国自由民主的多元包容性，而这种自由对于中国商人而言遥不可及。 三角转换 台湾台新金控首席经济学家李镇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是一个传统上比较重商的国家，形成“产官学”三角相互转换的关系。美国许多财政部长和政府经济顾问都来自华尔街。例如，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卸任后也进入投资集团任职，川普时期的首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W. Tillerson)则曾是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执行长。这种“商人参政”文化使美国企业家对政治直言不讳。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李镇宇解释，中国自古以来以“士农工商”为序，商人地位最低。中共认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导致共产党对大型企业保持戒心，担心它们会威胁党的控制。“他希望的是每一个企业都是小小的，然后就是听话的，所以你只要对着中国的这个政策有抵触的话，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李镇宇说。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就是个典型例子。他曾公开批评中国监管部门扼杀金融创新，其创建的在线支付服务支付宝也已经大到威胁到中国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再加上蚂蚁集团因涉及政界利益导致马云本人被当局打压，IPO计划被中共当局搁置，并遭反垄断调查处以182.2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罚款。 中国另一金融大亨、明天集团创办人肖建华则于2017年被捕，《纽约时报》的报道称，肖建华充当中国太子党的白手套，帮助政治高层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不排除沦为习近平打击贪腐、排除异己的工具。肖建华在2022年被判刑13年后，他富可敌国的“明天系”也随之瓦解。 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则因违反房企“三道红线”政策，被批评在企业危机时试图转移债务给国家，甚至采取“技术性离婚”以转移财富，最终申请破产保护。《亚洲周刊》称之为“金蝉脱壳”，即“财富入美、债留中国”。 恒大掌门人许家印是另一个被中共“收拾”的知名商人。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法，他违反了房企的“三道红线”政策，在企业出现危机后，不但不积极自救，反而将巨额债务甩给国家，想要国家来收拾烂摊子，同时又用“技术性离婚”来分割财产，并为儿子买巨额信托基金，将巨额财富转移到境外，在明知美中对抗的情况下，在美国申请破产，以保护个人资产。《亚洲周刊》称之为“金蝉脱壳”，即“财富入美、债留中国”。 一党独大 分析人士说，上述这些中国商界大佬，都跟中共权贵集团有深厚联系，一旦直接或间接违反习近平的意愿，就会变成习要去打击的对象。中国商人很难像马斯克一样，对当今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很难产生政治影响力，因为在中国的一党专制下，一切还是习近平一人说了算。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史鹤凌对美国之音说：“只要是一党独大的，没有公平的选举的，那么商界的领袖在整个选举当中，都不可能扮演任何的一个角色，因为你如果扮演像马斯克这样批评角色的话，你将来生意就不要做了。” 他表示，商人代表的是自由市场，在市场当中应当占据主导的地位，政府只是在市场解决不了问题时才介入，所以原则上来讲，商人在整个社会当中的地位应该是高于政府的，因为政府只是从旁协助的角色而已。但中国的情况却是相反，中国的商人实际上是依附于政府，只有当政府给予一定的自由度的时候，中国商人才可以在这有限的范围之内，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依附政治 史鹤凌解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中国政府“让”出一部分原来的控制权和自由度，商人才得以在这个范围之内来发挥自己的经商才能。所以在中国，政府的地位远远高于商人，商人得到的自由与权利都是政府或官员“恩赐”的。这跟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的经商环境自由，商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政府。也因此，中国商人只要稍微成功、做大的话，中国政府就会开始介入，削弱其权力。 台湾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政治生态是以稳固中央领导权威为最重要，排在第一位，经济发展是排在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希望商人是“配合”的角色，不要有太多的声音，以免成为他们在推动政策时的阻碍。 他说：“就是比较一言堂，希望企业能够跟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一致，不要有一些违反政府政策方向的一些言论。” 他说，中国的学界跟企业界在推崇他们本身的政策时，常常可以看到一种说法，就是“所有人都往同样的目标前进”，但这其实是有危险的，因为如果制定目标方向者的政策是错的，会变成大家都往错的地方前进，对整体造成的伤害也会更大，这是一党专政体制的重大缺点。 此外，邱达生还说，如果中国的微信上出现了像马斯克一样有数亿粉丝的帐号，也应该早就被当局封号了，所以中国实际上很难出现像马斯克这样的商人。但他也说，马斯克的政治影响力不一定全然都是对川普的正面拉抬效应，也可能会出现负面结果，激励反对马斯克的选民转向民主党。 生存之道 李镇宇补充道，近年来中国商界的影响力日益萎缩，因为中国讲求的是由上而下的计划性经济，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市场型经济。但事实上，在2013年之前，中国其实两种型态都有，那时的发改委通常在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就会开始下乡去跟所有的企业界访谈，了解他们有什么想法，以及建议未来要怎么做。发改委会去收集这些企业家的看法与民调，拿回去作为施政参考。 “但是从‘十四五’之后，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了，在’十三五’做到一半的时候，再往十四五的时候，你就没有看到发改委下乡，就消失了，就是发改委就是完全Top-down这样在做决策，现在连发改委的权力都已经被收归到党中央，所以他那个经济的权力已经非常非常集中了。”他说。 李镇宇指出，中国商人如今的生存之道是只能“跳忠字舞”，对政策表忠称“正确英明”，但这种方式并非良策，“因为当所有人都站在船的一边，最后的结果必将沉船。” 史鹤凌也说，现在中国商人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保持沉默，“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自己对政治的真实想法”，因为一但对共产党提出批判或挑战，其结果必然是不但生意做不成，甚至还可能身败名裂。 当马斯克遇上中共 虽然马斯克能够在美国的自由环境下直言不讳，但在中国，要想继续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成功，他也必须像其他商界人士那样，要理顺他与中共当权者的关系。然而，他对川普的鼎力支持正使他的特斯拉在中国的业务前景复杂化。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10月28日)报道，在过去几年里，特斯拉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成为唯一一家在中国拥有全资生产工厂的外国汽车制造商，使其能够在中国市场获得较大优势。现在，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并加剧美中贸易战，这种关系可能会受到考验。 鉴于马斯克与川普的密切关系，一方面，中国政府可能认为马斯克能够在川普政府中发挥积极作用，甚至有助于缓和美方在电动汽车和技术问题上的立场。而另一方面，川普的强硬政策将给特斯拉在华运营带来压力，例如潜在的关税政策会影响特斯拉的供应链和生产计划。尽管马斯克主张减少关税，但他对川普的公开支持可能会影响他在中国的声誉。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11月5日)还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两位总统候选人在全美多地密集举行集会，为最后的大选投票日冲刺。两人就国内经济和税收政策、移民问题、堕胎、能源和气候，以及美国是否要支持乌克兰、以色列等议题发表讲话。中国议题时有出现，但次数寥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被一些任认为威胁着美国生存的中国为何并未发酵成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热点？新总统入主白宫后，他/她的对华政策又将如何？ 10月27日，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了集会，而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则前往关键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费城争取更多选票。 哈里斯在演讲中并未提到中国。川普则两次简短地谈到对华政策。他说，如果美中两国交战，美国会“打败他们”。他还将通过《川普互惠贸易法案》(Trump Reciprocal Trade Act)，如果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向美国征收100% 或 200%的关税，美国将对其征收同样的关税。 “我永远不会为保卫美国而道歉。我会保护我们的工人。我会保护我们的工作。我会保护我们的边境。我会保护我们伟大的家庭。我会保护我们的孩子与生俱来的权利，让他们生活在地球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川普说。 两党候选人没能真正讨论中国问题？ 川普提到中国比较多的一次可能是今年7月在威斯康星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那次的演讲中，川普说，中国抢走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并对台湾的威胁。他还说，他在任时与中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以及根据协议中国购买500亿美元农产品的承诺被“中国病毒”打乱，以及他曾向中国警告购买伊朗石油将面临100%或以上的关税惩罚等等。 哈里斯在8月份芝加哥举办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仅提及中国1次，“我将确保我们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引领世界走向未来。确保美国而非中国赢得 21 世纪的竞争，确保我们加强而非放弃全球领导地位。” 在七月和九月份举行的两场总统辩论中，除了几句简短的评论之外，两位候选人都未过多涉及中国。 川普在9月10日的总统选举辩论中宣称，他提议的进口关税将惩罚“多年来一直在占我们便宜的中国和其他国家”。哈里斯则批评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方式，称习近平主席“对于新冠病毒的起源缺乏透明度负有责任。”。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罗奇(Stephen Roach)9月27日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写道，尽管美国国防战略委员会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已将中国风险提升到几乎是生存威胁的高度，主持人及其提问却并没有深入探讨可能是21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 “美国选民是否已经被两极化的社交媒体和24小时新闻循环压垮了，不再有兴趣讨论实质性政策问题？”罗奇问到。 罗奇对于美国大选关于对华政策缺乏全面而充分的辩论感到担忧：“我最担心的是，不感兴趣的选民不愿探讨这些及其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方面，更不用说考虑避免冲突的替代方案了……如果美国总统候选人不被推动去讨论国家最棘手的问题，找到建设性解决方案将变得极其困难。” 美国民调机构YouGov10月25日发布的调查，只有少数选民把美国外交政策列为前三大重要问题。在受访者心目中，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仅排名第七，但在川普支持者心中排名第四。其中，巴以冲突位居选民最有可能关心的外交政策问题榜首，而非美中关系。 YouGov的民调显示，美国选民在本次选举中主要关心的是经济、医疗保健、移民、犯罪、环境和能源、社会议题和教育话题。 国际危机组织高级研究员阿里·韦恩(Ali Wyne)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选民通常更关注国内问题，例如经济状况和医疗保健成本。 随着俄乌战争交战国扩大，以及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持续交火，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投入了大量军事和外交资源，甚至越卷越深。韦恩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激烈战争，以及中东爆发地区战争的可能性，自然比美中竞争更受选民关注。 “尽管美中竞争是多方面的且日益激烈，但尚未爆发冲突。 ”他说。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告诉美国之音，今年美国大选中国不是主要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在应对中国方面，两党没有政策上的根本差异。 “有趣的是，哈里斯居然在唯一的一次辩论中指责川普对中国心慈手软。对华强硬从川普开始，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并使得其更狠、更稳和更准。”他说。 刘亚伟表示，他并不担心中国威胁没有成为总统竞选的议题。“新的总统会根据美国所处的国际态势和自己的取舍对对华政策做一些微调。当然，俄乌战争的扩大和中东战事的持续会影响美国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围追堵截’。” 不过，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乔治敦大学“美国-中国全球问题对话倡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Dennis Wilder)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选举没有过多讨论中国问题，因为美国公众和政界几乎一致对中国持负面看法，但是中国仍然是这次竞选中的位于中心位置的，两边都可以利用的“坏人”。 “拜登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 的关税，以安抚底特律并在那里赢得选票。川普不断谈论对中国征收60% 以上的关税，”他说，“在这种环境下，对华政策根本不会进行真正的辩论。” 历史上总统大选如何讨论中国？ 据美国之音此前报道，从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建立政权，到朝鲜战争，到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期，“谁丢掉了中国？”一直是美国社会辩论中频频出现的话题。在1960年的大选辩论中，如何协防台湾曾经是一个重要主题。 刘亚伟指出，除了在战争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很少成为大选的主要议题，对华政策也一直是大选的众多议题之一，并不占据主要地位。 “尼克松因为访华1972年竞选大胜；克林顿1992年曾提出如果当选，他会横扫从北京到巴格达的独裁者；小布什2000年说中美其实是竞争对手。但北京一直只是大选这场大戏的‘插曲’而已。”他说。 不过，杜兰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生史嘉辰(Jiachen Shi)在《外交学人》撰文表示，中国议题曾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比如，二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失败，美国共和党人曾利用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反共情绪攻击杜鲁门和民主党，指责他们“丢失”了中国，这一立场在共和党的选举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称北京政府为“屠夫”和“刽子手”，并指责当时的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老布什总统)是“讨好北京的暴君”。民主党抓住机会，利用最惠国待遇（MFN）的议题谴责布什对北京的绥靖政策，最后成功将最惠国待遇问题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突出出来。不过，克林顿上任后最终还是决定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将贸易与人权脱钩。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议题在克林顿和老布什的总统选举中非常重要，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后的竞选中地位突出，但是在2016年和今年的大选中作用有限。 “中国话题曾被多次辩论。我们当时对中国非常不确定。这一点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之后尤为重要，而且由于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支持与中国接触的共识受到了质疑。” 而如今，美国两党都广泛认同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萨特说，这种强硬态度已经持续了六年，就对华政策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范围已经非常小。 萨特回忆说，2020年1月，川普准备以他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为参选基础。美国经济当时的情况不错。川普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也准备把这个当成竞选中的重要的议题。然而，新冠疫情摧毁了美国经济和特朗普的战略。 “这是自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一次，这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所以他和共和党转而关注病毒的源头中国。他们极力指责中国，然后又指责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问题，将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挑战的事实归咎于拜登，指责过去的失败政策。这就是2020年竞选活动中的两大中国主题。”萨特说。 “就外交政策而言，拜登必须做出反应。当然，他的反应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样他就不会因为川普的攻击而处于不利地位。”他说。 萨特说，2020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美国两个政党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变得更加强硬，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全面强化，国会通过数百项针对中国的法案支持这一政策，公众舆论和媒体观点对中国的态度也越来越负面。 无论谁当总统，对华遏制政策不会变？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4日发布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在过去两年中显著下降。该民调要求参与者将自己对中国的感受从0到100进行评分，美国人的平均评分为26分，而2022年为32分。 其中，55%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应努力积极遏制中国力量的增长。尽管如此，美国人并不希望美中竞争演变为战争，近七成受访者对双边关系的首要关切是避免军事冲突。 刘亚伟表示，无论谁当选都会不会改变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既定政策，而且美国国会还会继续对行政部门施压，希望他们更加有力地遏制北京。 “对白宫新主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证两国竞争的公平和公正，防止国家安全的泛滥成灾，并不让这一漫长而艰难的竞争转化成可能的武装冲突。”刘亚伟说。 目前，两党候选人在控制战略物资和技术、投资创新、重新塑造供应链以及打击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的立场渐趋一致。 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民主党更倾向于与中国接触，优先考虑与北京在气候变化和军备控制等领域的合作，以及更重视在中国推广人权。 韦恩认为，第二届川普政府和哈里斯政府将以不同的方式挑战中国–前者可能会更积极地寻求将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该政府的一些潜在高级官员甚至主张完全脱钩；后者可能会以拜登政府加强美国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尤其是在亚洲)的努力为基础。 “无论哪个政府在2025年1月入主白宫，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战略竞争都可能会加剧。”他说。 曾担任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今年八月曾在《华尔街日报》发文批评说，美国需要制定一项具有长期目标的对华战略，拜登的团队似乎正在制定一个战略，但是乌克兰战争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 “与中国的冷战从一开始就没有结束，美国战略缺乏指导目标。我们对美国大战略的短期手段正在形成两党共识。共和党和民主党越来越同意有必要武装台湾，以阻止中国共产党入侵并减少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对于美国大战略的长期目标几乎没有讨论，更不用说达成共识了。” 萨特认为，美国目前正忙于防御，防止中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高科技强国，在军事领域超越美国，以威胁美国的方式主导亚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仗时，美国的最终目就是消灭敌人。但你不能对中国这样做，你不能消灭中国。所以你不知道结局是什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弄清楚如何保卫自己，我们仍在努力，仍在学习应对新的挑战。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斗争。”萨特说。
30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国共产党前领袖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揭示了毛泽东隐秘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当时引发全球关注。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中国和中共未来不太可能再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了。然而，不到20年过后，中国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正展现出一种不是毛泽东、胜似毛泽东的姿态。于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便有了一种它当初出版时人们看不到的意义——为人们理解宣称要效仿毛泽东的习近平提供了重要而有趣的参考。 初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认知 1994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李志绥医生记录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0多年的回忆录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名称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任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的学者胡平，长期研究哲学和中国政治，熟读有关中国政治的文献。胡平如此回忆他当年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毛泽东。这么就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的认知，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些认知。举个例子，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写道，以我的后见之明来说，假如当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没有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发生。 “这个见解和我的见解不谋而合。我原来也是认为，毛泽东在57年发动整风号召，人们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他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本来想的是大家就会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批判各级当权派，拥护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 “不料，整风一开始各种批评纷纷而来，不但批评了各级当权派，连他这个老和尚也在批评之列。这样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脸，然后就搞了一场反右，把整风变成了反右。在这一点上，李志绥医生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别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医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泽东刚刚把这个整风变成反右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情绪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郁，还得了感冒，把他叫回来。毛的睡眠更不规律。 “他(李志绥的)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从毛泽东当年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让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反右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一个价值。” 说到习近平声言并竭力效仿毛泽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中国文学与语言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见解是： “习近平当然希望做一个毛泽东，他本来没有多大的其他的知识资源，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到外国旅行过。所以，他上来的时候就觉得，我得做d点什么事情，他就有一种焦虑。然后，他唯一的一种知识、资源是回到毛泽东。我觉得是他有意识地去模仿。 “当然，他表面上有很多方面是模仿，一直到喊口号。我记得大概是1967年，林彪劝中国老百姓全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来，大概两三年前，我注意到习近平用了完全一样的字句，只是替换成习主席而不是毛主席。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他当然能够模仿毛泽东。但是更深刻地去重演年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气氛，那种社会，那完全是不同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相当不一样。当然相同的是，老百姓的很多人有过分热情的极端的共产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这种年轻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更深的一层面上，我觉得是相当不同，因为现在网络来了。当然共产党也控制网络，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社会有了网络以后，就跟毛泽东时期的社会是很不一样了。毛泽东时期的老百姓都是单独的，只能考虑他自己，他不知道别人跟他相同的想法，想法是有也不知道，所以有一种单孤气氛，现在有网络，有很多集体的思想，包括可以说是从下往上的一种自发的意识。现在这种老百姓跟毛主席的老百姓相当不同。 “所以，习近平想能够做一个小毛泽东吗？我觉得很难。第一是社会那么不同，第二是他本人就没有毛泽东那么狡猾。这两个人狡猾是一样狡猾，可是毛泽东毕竟更能干。毛泽东是个很特殊的一个人。习近平除了他勾心斗角的那种能力之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脑子。” 毛时代与习时代的宫廷政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政治。他从头至尾参与了李志绥大夫的这本书的出版。 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正式出版时，黎安友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指出这本书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因为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没有见过一个独裁暴君的长期陪伴者写出这样的一本详细呈现暴君日常生活和言行的书，而暴君的这种生活和言行通常是对外秘而不宣的。 黎安友在序言中写道：“心理病态在(毛泽东的)宫廷政治的氛围中蔓延，毛泽东的控制越彻底，他就越害怕别人试图控制他，他们煞费苦心竭尽全力试图取悦他，反倒使他感觉他们更可疑。”在黎安友看来，如今习近平的宫廷政治比毛泽东的宫廷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黎安友说：“一个人手里有那么多的权力的话，就会引起各种心理的问题。他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是，他如果定下一个接班人的话，他会害怕接班人可能会着急取代他。所以，毛时代先有刘少奇为他的接班人。后来他(毛)搞垮刘少奇。后来又有林彪，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一个接班人。他没有接班人的理由可能是害怕。 “如果有一个接班人的话，反对他的人会集中在这个接班人的周围，可能会使他倒台。所以，(心理病态)这个问题是存在。” 胡平认为，当今习近平时代的宫廷政治比毛时代的更险恶，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 他说：“毫无疑问，中国的宫廷政治这种状态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说比以前更严重。你想，毛泽东从1949年掌权以来发动历次的运动，包括后来的庐山会议，包括文革，清除清洗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官员，包括他自己指定的两个接班人，他的权力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大。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全，因为他清洗的敌人越多，他打倒的人越多，他就给自己树立敌人越多。因此他越来越感到周围的人谁都不可信，谁都想害他。于是他就陷入这么一种恐惧，这么一种病态。 “习近平的情况就跟他一样。习近平上台以来，先是以反腐败的名义搞大清洗，先后清洗了党内高层，包括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这一系列的高层的人物。在他上台的整整十来年的过程中间，他清洗的中国高级官员之多，尤其是军队将领之多前所未有。 “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习近平会感到安全呢？尤其是在二十大之后，他周围的人按说都是自己提拔的人了，要说江泽民派胡锦涛派也就是（先前早就被清洗的）徐才厚、郭伯雄了。可是。习近平依然清洗了一批又一批。当年毛泽东虽然对很多人都不信任，他至少对他周边的汪东兴那个人的忠心是从不怀疑的。可是你看现在的习近平，就连所谓中央警卫团、现在叫中央警卫局，他连对这些人全都不放心，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有几个居然就离奇地就死掉了。” 认识当今中国，李志绥的书有何意义 李志绥医生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讲了毛泽东的许多令人颤栗的不对外公开的言行。其中有那件事情对世人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统治者习近平最富有教育价值？作为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的见解是： “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如果权力过分的集中，是不是意味着人敢说真话，或者他们怕说真话？一个民主制度虽然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真话，因为在很多方面，在政治、在反对党、在媒体能有很多人敢说真话。但假如是一个威权专制体制，如果没有人敢说真话，领导没有也没有可靠的信息去决定政策。 “另外一个方面也非常有意思。这就是政治权力跟生活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手里有很多权力的话，他是不是会滥用这个权力去，把别人当作工具。毛是这样。他在生活中也表现出他对别人的总的态度就是把别人当作工具，不是把别人看为独立的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胡平认为，读李志绥的书，了解毛泽东时代，对认识习近平时代以意义重大。他说： “李志绥讲的事情很多。其中他讲到假如在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未必就不愿意去制止那场大灾难，大饥荒；当然，如果毛泽东知道事情当年大跃进不是大丰收，不是亩产超万斤等等，他虽然是独裁暴君，他从主观上也不愿意中国老百姓死了。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的高压统治本身就造成了谎言系统，而他自己就被谎言所包围。而当他发现问题的时候，再去纠正别人，事就会很严重，因为纠正错误就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威。这么一来，暴君就宁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了。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里就这么一个例子。袁绍刚愎自用，在官渡之战不听谋士田丰的建言，还把田丰关到大牢里，后来果然被曹操打败了。战败的消息传来，狱卒就告诉田丰说：你看，主公没听你的话，结果打了败仗了，而这一下你就大概有望复起了。田丰说，不是这样，如果主公打了胜仗，我可能还能活命；主公打败了，那我肯定会死。结果袁绍回来就杀了田丰，毛泽东就是这个情况。他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了58年下半年，到了59年上半年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大饥荒，就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但是他不喜欢讲真话的人。当他发现纠正一种错误可能会削弱他的权威的时候，他就不去纠正错误，而是要坚持错误，将错就错或者更厉害。我想，这就是共产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一点在你的书里头，可以说是披露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理解习近平的统治我想有也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在绝望无奈之中除了躺平还能做什么 当今中国盛行“躺平”之说，也很多人也选择躺平。似乎显示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习近平的统治感到既绝望，又无奈，就像李志绥在他的书中所描写的毛泽东统治末年一样。这种局面使许多人想知道，在应对眼下这种既绝望又无奈的局面的时候，中国人除了选择逃避或选择诅咒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式？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说： “我作为外国人，我不好给中国人任何的建议。但我们如果看89民运也好，(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解体也好，最近在委内瑞拉和孟加拉国发生的事情也好，都有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很多人大多数人的心理发展到某一个地步，早晚会发生一个危机。就是说，人如果不可能再忍耐的话，早晚会发生一个内部的危机，大家会早晚会出来反对(当权者)。 “与此同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所以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的话，应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一个是像刘晓波，或者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那样要尽量生活在真实中(即尽量不欺骗自己)，尽量依照真实生活。我自己的说法是，大概我没有资格告诉中国人怎样生活。” 学者胡平认为，当今中国政治虽然令很多人感到无奈，但现状与绝望之间还有一定的空间。他说： “躺平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是在民众一方面普遍感到反感、表示拒绝，但同时又没有又没有力量去进行正面的、积极的反抗，人们就会采取这种所谓躺平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磨洋工的方式。这个毛时代，我们就看到这种反抗的方式。这其实学术上也有专门的词，就叫弱者的反抗。 “而且现在毕竟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还是完全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使得下面的人，一般工农兵你想努力都不给你的机会，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善你自己的处境。而现在中国有了民营企业这么一个一定的空间。在这一方面，一些部门很多人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生存，需要比较努力。因此，现在这种磨洋工的程度，这种广泛性和毛时代晚期毕竟还是有这么一个区别。 “这种状况，这种状态，这种磨洋工，它实际上是在继续积蓄不满。它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的。”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自30年前出版以来已经成为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文献。但在中国，这本有助于了解中共政权的过去、认识中共政权的现在的书一直是禁书。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美国大选的结果是贺锦丽团队胜出并且顺利主政。10月4日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报告，表达了国际上大多数智库的观感：人们对她团队的外交政策走向没有什么明确的判别。在成为副总统之前，贺锦丽毫无对外事务的从政经历。成为副总统之后，她一直都是在拜登政策的大伞之下，是一个谜样的人物。在竞选期间，她也没有表达过任何特别的外交政策意向。时至10月8日在接受ABC电视台The View节目采访中，她甚至回答不出她在任何一项政策上，将会与拜登有何不同？所以，比较保险的预测是，在贺锦丽主政的前期，该团队大体上会延续拜登当局的对外政策。唯一令观察家们瞩目的是，贺锦丽的副手沃尔兹有过长年涉足与中国交流的实务。在竞选副总统之前任职众议员和州长的年间，沃尔兹曾经在人权问题上有言论和行为的鲜明表示。在那些对中国政府而言最敏感的几大争议事端上，沃尔兹至少在两个事端（1989年学潮和西藏事务）上留下了突出的纪录。 民主党出兵护台立场不变 前几个星期，美国极右派把沃尔兹描绘成“毛泽东主义分子”，因为他对中国那么有兴趣，带领学生团队访问中国各地许多次。但此类贴标签被美国评论界包括一些公正的共和党积极分子，斥责为胡说，目的是煽动选民反对贺锦丽和沃尔兹。偏向于民主党阵营的一位资深中国事务研究者预言，贺锦丽当局在对华政策上将会非常倚重沃尔兹；在广义的人权问题领域里，将比拜登当局更加强硬。 贺锦丽当局应对中国的挑战，还有其他几个重要领域，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台湾问题。比较而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拜登任职期间的表态，是1981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之中最明确和强硬的。里根在竞选期间，曾经扬言他若执掌白宫，将重建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这个表态一出来，立刻引发北京最强烈的反弹。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国内听报告，邓小平亲自发话，如果列根总统迈出这一步，北京不惜立刻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1981年1月初列根当选后，马上降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刺激声调，表示将遵守美中建交时的正式协定，只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我们都观察到，最近三年多来，拜登数次在答记者问时都断言，若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一定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维护台湾的安全。虽然总统本人每次这么表示之后，美国政府官员都立刻出来说明，华盛顿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变化，还是维持“战略模糊”立场。但是，绝大多数观察家都不相信，拜登那么说纯属口误。身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在这样的头等敏感问题上几次明确表态，透露出来拜登早已经有所准备。如果贺锦丽当局延续拜登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中美关系在未来四年里将不会平缓，因为2025年1月至2029年1月，台湾岛内会有重要的政治演化，围绕着台湾岛的整个东北亚区域的战略态势会有显要的变动。不过我观察，贺锦丽当局不至于在台湾问题上比拜登当局走得更远，会适当降低口头上对武力保护台湾的声调。 美国版刘邦手下多良将 在另一个重大的事务气候变化领域里，贺锦丽当局有望与中国多一些谅解与合作。她来自加州，是全美国在气候变化上民意最进步、资源投入最多、法规上走得最快的地区。即便是在美中关系那么不好的时期，加州州长纽瑟姆也在2023年10月下旬访问了中国大陆（并且来到香港），重点是在气候变化领域里的双边合作。贺锦丽当局在这个大事上与纽瑟姆应该是同路的，与中国的合作对两国和全世界都是善举，而且能够开拓新商机和新技术。 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美国大选的胜出方是川普团队。如果说贺锦丽在对外政策上是一位谜样的人物，川普就是大半透明的，尽管他说话很不靠谱。仅看他本人的表现，他对人权事务并不热中。 川普自称是孤立主义者，对台湾问题也不很在乎，至少新闻报道显示，他认为台湾太小，在地图上就那么一小点，与中国大陆相比微不足道。若是为这样一个小岛与庞大的中国发生严重对抗，对美国而言，既不明智，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所以，如果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在对北京最敏感的两大问题上，他本人不愿意主动采取对抗的姿态。 而且，川普多次表态，他认为身为美国总统，他理应与强大的外国政府首脑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这样在处理麻烦纠纷时，容易说上话，找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的渠道。这种私下沟通的方式，远胜过被媒体高度关注、公众议论纷纷的官方外交场合。川普并不讳言，他对中国的权力架构非常欣赏乃至羡慕。这一切均显示，川普第二次当上总统后，他本人并不打算全面对抗中国。 然而问题在于，川普并非朝鲜模式的绝对独裁者，尽管他也很赞赏金正恩的强势。川普必须组建他的行政团队，身边至少将有20位左右的资深阁员和顾问，他们在重要政策问题上有法定的权力作出决策，或者提供方案给总统作出决策。在特朗普上一任内，国务卿、国防部长、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等几个人，都推动了重要的对华政策和法案，其中有些要素与川普的本意并不全然一致。特别是《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第一次正式地把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对手，深刻影响了自那以后历年的NSS。 美国资深的政界和军界退休高官相信，川普常常被那些对中国不抱交易幻想的阁员和顾问们左右。我们不能预言，在川普第二任期，他身边不会聚集类似的对华强硬分子。我在2018年以后的内地研讨会上，把川普比作汉高祖刘邦：刘邦身上的痞子气虽然被某些人看不上眼，但他却重用了韩信、张良和萧何等绝非平庸之辈。川普上一任期间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是他的津津乐道之举。他扬言在他的第二任内，将对中国商品施加60%的关税；他的副手万斯也许会建议更高的关税，以便引导制造业在美国本土的重新兴旺，挽救美国劳工阶层。美国有学者估计，即使是60%的关税，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降低2%。 更加令人关注的是，美国议会里的强硬共和党人正在推动法案，干脆取消2001年给予中国的永久最惠贸易国待遇。他们反复论证，这种待遇二十多年来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操控防不胜防。最有效的反制法，是回到2001年之前的美中贸易关系，拒绝把中国放在与英国同类的贸易伙伴范畴里。若此，美国政府随时有权对中国商品施加高达100%的进口关税。 我们都知道，1972年开启的美中关系进展，迄今最关键的是两大项，台湾问题和最惠贸易国待遇。若是这两大项都被动摇乃至破损，中美关系的正面果实就所剩不多了。 毛拒西方左派爱右派 许多中国内地观察者把这次美国大选视为在两堆烂苹果之间作选择，对双方都看不上眼。不过若是被迫在这两者之间作挑选，我宁可看到川普团队击败贺锦丽团队再次入主白宫。为什么？我的想法深受毛泽东当年对两党评价的影响。1972年2月18日，毛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说：“讲老实话，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毛并不是开玩笑，此前他已经作过这样公开的表示，中国官方《毛泽东年谱》里均有详细记载。毛作为一个最激进的左派中国革命家，不喜欢西方的左派，而喜欢西方强硬的右派，这里面有深刻的政治辩证法。 我更愿意看到川普当选，当然不是出于毛式激进主义革命的考量，而是出于对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负面观察，和对新秩序的展望。在这个非常易于引起情绪化反弹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作系统的剖析。毋庸讳言，香港本身近年来也深深困扰于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之中。 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 全文转自香港信报
国际局势最新的发展，是朝鲜金正恩派出一万多“精锐”部队进入俄国，与此同时，又对韩国摆出临战姿态。这一形势骤变引起观察家的高度重视。 一个侸仃小国穷得叮当响，却打算以手上的核弹作支点撬动地球，他是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因为不将人民的生命财产放在眼里，他可称为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出兵一万一千人，对俄乌战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成不了什么事，象征意义大大超过实际意义。朝鲜出兵参战助俄，光是这一个消息，就让美国北约坐不住了。 俄国打到今日，死伤高达六十万，比起这个数字，一万一千人只是一个零头。朝鲜兵没有实战经验，究竟只是去作作样子就撤回来，还是志在填补俄军留下来的后方空虚，还是派到俄乌边境去呐喊助威，还是直接进入乌克兰与乌军决生死，种种可能性都有，还要继续观察，但我认为，金正恩这个动作，其实是与普丁串通好的，志在逼习近平出兵。 习近平对普京作了致命的误判，最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习厚颜将中共未能统一台湾，归咎于普京的入侵乌克兰这一仗打得太差。这是找下台阶的说法，但也证明，习近平访俄时说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让我们一起来推动它”那句话，显然有点所托非人。 习近平最初的如意算盘，当然是鼓励普京去打，反正死的是俄国人，用的是俄国钱，必要时中共扶他一把，俄国人已经要感恩戴德了。不论俄国打赢打输，中共都坐山观虎斗。俄国输了，从此要靠中共打救，成了中共的附庸，俄国赢了，中共分享战果，与俄国联手对抗西方。 所以习近平仅守住不出兵的底线，只是暗中给予物资援助，还要绕过西方监督，不想给自己招惹麻烦。习近平为何忌惮西方的报复？因为中国经济严重依靠西方的巿场，科技又仰赖西方的提拔，中国在粮食和能源等关键战略物资方面，也需要各国的供应。 一旦中共参战，不必说战场上的输赢，美国只要封锁马六甲海峡，中国需要的石油和粮食就断了来路。中共虽然可以回头去找俄国，但因此也将被普京绑架，到时候，不是中共拿捏普京，而是反过来，要看普京的脸色做人了。 中共对普京夸下海口，说是中俄合作无上限，意思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给你，实际上普丁最需要的是习近平直接出兵参战。中共参战，世界大战就打起来，西方人惜命，害怕核弹，俄中朝三国领袖都是战争狂人，手握核弹，百姓的生命财产不在眼里（老毛曾狂言最好美国打原子弹，中国死一半人口），打赢最好，打输“罢就”（就罢了）。 俄乌战打到今天，普丁就是等习近平出兵，奈何习近平三年来出声唔落力（光说不练），普丁又拿他没办法，于是普京和金正恩私下串通，以金正恩的慷慨出兵，反衬习近平有贼心无贼胆。 为什么金正恩出兵对习近平有政治压力？因为“中俄合作无上限”是你自己说的，到俄国需要合作时你却假装看不见，连朝鲜一个穷酸小国都舍命陪君子了，你还在说什么大话？你不出兵就是孬种，就是说话不算话，就不能共生死。 习近平正处在空前的内忧外困之中，经济一落千丈，社会危机四伏，党内反对派蠢蠢欲动，西方国家虎视眈眈，正当“周身唔掂”之际，经不起一场战争的折腾。更不必说，派兵这一步一旦走出去，就永远也收不回来，中共与西方绝交，后果相当严重，因此，这个决心不容易下，风险相当高，高到习近平承受不起。 直接与俄朝捆绑，摆明车马与西方打一场世界大战，赢面很小，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早已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规模和战法了。俄乌战和以哈战，根本不是大兵团作战，集团式冲锋攻城略地，而是无人机、导弹和斩首行动，单兵装备不是一支AK47，而是全身电子设备。 俄乌战争中，连大炮和坦克都不中用，朝鲜出兵一万一千，又如何改变战场局势？中共参战，只是战争规模扩大，打到最后，邪恶轴心仍不是西方对手。战争打的是国力，是高科技，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感，这些都是中俄朝没有的。习近平不敢打，至少他还“知死”。 中共建政以来与苏俄从未真正好过，上世纪老毛与苏交恶，转而投靠美国，此后中俄两国就一直打打停停。到习近平手上，突然与美国交恶，感觉孤立无援四顾茫然，这才回头去找普丁。俄国正当处境不妙，两下各取所需，习近平这才拍胸口认普丁为生死交，结果到真正决生死时，习近平又公然“缷䏝”。现在麻烦就是，打又怕打输，不打又怕失信，讲到底都系金正恩衰，一日到黑为习近平制造麻烦，正所谓养极都“养唔熟”（极易变心的人）。 现在就看习近平如何回应了。做一个大国领袖，面临多如牛毛的内外困境，没有一刻安宁，压力之沉重非凡人可以想像，做这样的“一尊”，实在没什么好让人羡慕的。（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什么选在安徽小镇上召开”全(火箭)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已经分析了习近平日前率领军中第一副手张又侠和全体火箭军高级将领跑到地处安徽一小镇的中共军史上的第一支导弹旅去寻根溯源，应该就是以视察基层部队为名，行召开“全（火箭）军政治工作会议”之实，意在对前一阶段查处火箭军腐败窝案的“成绩“总结，同时也是对在该军种开展进一步清查和深挖腐败蛀虫甚至还有变节分子运动的工作动员 而习近平这次到火箭军部队露面之前，最后一个由官方证实已被查处的火箭军高级将领就是被中共官媒吹捧为“大国铸‘剑’人”的火箭军研究院总工程师，全军优秀共产党员肖龙旭少将。 有报道说：外国军事专家对肖龙旭的遭撤职作出多种猜测。纽约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莫里斯（ Lyle Morris ）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火箭军内部可能出现重大事件，这些问题可能与腐败导致导弹和核武器战备能力下降有关，也可能涉及情报泄露。 涉及情报泄露？墙内的爱国贼贼首司马南也是这么推测的。新华社报道了肖龙旭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后，司马南抢在第一时间编发一集视频，说是哪个部门都有腐败，但军工口的腐败那个是要了命的。说到这儿，司马南还特别以爱国电影《甲午海战》内容为例，说是大清海军的炮弹里装的都是沙子……。所以干军工吃军工的人，绝不可以姑息。 司马南还说他希望肖龙旭犯的是“口袋问题”“或者是“腰带问题”，“最不愿意看到就是我们部队的一些重要的专家，关键岗位上的关键人物，因为被人家洗脑而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指什么？司马南似乎是羞于启齿。不就是投敌变节（失节？），出卖情报嘛。不过被中共政权视为“叛徒”者，“叛变”的原因无一不是基于“口袋”的贪和“腰带”的欲。 但是，只要上网去浏览一下墙内各大媒体近20年来对肖龙旭的大量歌功颂德内容， 就不可能不感到奇怪：如此一个“清心寡欲”、“不食人间烟火”的肖龙旭，和中共军中腐败分子之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太大。 新华网19年前的一篇报道《导弹专家肖龙旭荣获“当代发明家”称号》就称赞肖龙旭从事科研工作20年来，先后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9项，国家专利11项，完成国防科研课题40余项，被评为“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强调一下，如上说是19年前的事情。 另据《科技日报》几年前的报道：肖龙旭作为著名的导弹专家，他没少出现在媒体上。他勇于担当，作战运用求极限，被誉为“中军帐”里的首席专家。正是这位看似不修边幅的军人却在31岁时就统领一支规模庞大的“科研集团军”，多次立功受奖。（截止2020年5月），肖龙旭指导的20多名博士和硕士中，不少已成长为学科带头人。他注重把参与科研任务作为培养人才的最好机会，仅在某项任务攻关中，就培养技术骨干26名，其中全军科技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4名，火箭军导弹专家5名，8人被聘为硕士、博士生导师。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通过“搜狗”，成功搜出了肖龙旭老家山东寿光地方网站上14年前的一篇报道文章《寿光男儿中国导弹专家肖龙旭：为共和国磨砺剑锋》，文章中写道：作为国家国防空间技术的领军人物，肖龙旭先后受到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文章中描述说：他（肖龙旭）放松工作压力的方式很特别，爱琢磨民用发明，几十项民用专利，他总是无偿送给别人，一分钱也不收。 ……一旦沉迷科研，肖龙旭常常两脚误穿两只黑白不同颜色的袜子，更有甚者，他两脚上会穿着不同式样的皮鞋，因此被战友称为“二炮陈景润”……. 所以说，除非中共各级各类官媒上所有夸赞肖龙旭始终为中共火箭军“迈向世界之顚”几十年如一日地“废寝忘食”的事迹完全都是编造，不然，实在是没有办法想像他肖龙旭居然还有时间去贪污受贿，还有精力去纸醉金迷。 笔者粗略计算了一下，如果肖龙旭所有的民用专利都被他用来合法盈利（提成）的话，即使把合法所得的百分之九十都上缴部队，他本人也早就成了亿万富翁了。 那么，如果肖龙旭本人确实是既无“口袋“之需，更无”腰带“之欲，就不排除被亲属和子女的违法犯罪行为“坏了一世英名”的可能了。 读者和听众们应该都还记得去年因为秦刚的“出事”和火箭军腐败窝案败露的时间相距太近，所以就有了秦刚“涉火箭军案”的传闻。“细节”之一就是秦刚“在驻美大使任内未能阻止李玉超之子泄密”。 后来，因为中共二十届三全会公报里还是亲切地把秦刚称为“同志”，所以无论是秦刚涉火箭军案的传闻还是秦刚已死的谣言就都不攻自破了。 不过呢，虽然中共三中全会公报还了秦刚的“清白”之身，去年所谓“火箭军情报泄密是火箭军司令员的儿子干的，他在美国留学、做生意，并把火箭军的导弹分布图卖给了美国”的说法，并未能被证伪。 我们本专栏《肖龙旭 中共火箭军的第N个落马人》一文刊登和播出后，有读过的朋友问笔者是否看过《由火箭军泄密想到了一条传言》？说是发表在毛左网站乌有之乡上的。 笔者自认为一直都对乌有之乡等墙内毛左媒体保持关注，但此前还真没有读到过这篇文章。 该文作者署名“时代尖兵”。文章开头一段是：2022年10月，美国公布了高达255页有关中国火箭军的情报资料；2023年2月，美国五角大楼泄露的资料显示，美军已全面掌握中国火箭军有关装备、驻地、领导等机密信息，火箭军存在严重的泄密问题，由此拉开了调查序幕，并逐渐牵出一批领导。……有人说火箭军高官落马源于高干子女泄密。由于事关高层、无法求证，只能姑且听之，但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条传言。 大概在2012年前后，我在新浪网上看到美国哈佛大学为中国大规模、多批次培训厅以上领导干部的新闻，深感震惊，因为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像中国这样公开委托敌国院校培训高级领导干部，此举有利于美国对华渗透并和平演变中国，很可能引发重大的政治安全问题。 文章作者说他与人聊天谈及此事时，有个朋友听后笑着说：“这不算什么，二炮在美国的大学有两个子女班”，并讲了一些细节。听后更觉震惊，因为二炮是我国军事安全的支柱力量，地位极端重要，让这么多干部子女赴美留学并集中办班，肯定会引起美国情报部门的注意，很可能引发重大安全事故。可当时除了感慨外毫无办法，因为即便传言属实，我们谁都无法改变。 文章作者接着说：转眼间十多年过去了，从如今有关火箭军泄密的传言看，“二炮在美国大学有两个子女班”的说法也许属实，否则不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由此可见，许多领导干部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意识非常淡薄，诸如送二炮（火箭军）高干子女赴美留学且集体办班、让美国高校为中国培训高级领导干部之类的事早该禁止，至少应缩减规模，但长期无人问津、听之任之，很可能已埋下重大安全隐患，因此，在中美斗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估计还会出现高层泄密、错误决策、重量级汉奸官员落马等令国人极度震惊的事件……。 先不说乌有之乡如上内容的可信度有多高，令笔者强烈好奇的是，如此一篇内容超级敏感的揭疮文章，居然至今都还没有被404。 毛左网站上这篇文章的发布时间是今年2月27日。大外宣《联合早报》与其“里应外合”，同日刊登出了《中国修订保密法 分析：可能应对火箭军腐败泄密案》一文。文章中说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中国科技发展带来机遇，但也引来境外势力千方百计打探中国的科技创新、先进武器等秘密。新法也因此加强对涉及科技发展、掌握国家科技政策官员的管制，通过填补法律漏洞，进一步降低泄密及国家安全风险，避免中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失去竞争优势。 接着，该文章又引述“一名不愿具名的北京学者”受访时的“研判”，说是“中国官方去年下半年开始推动修订保密法，可能是为了应对火箭军高层将领的腐败和泄密案。作为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火箭军的武器布局、科技含量等信息都属于高度机密，一旦外泄，可能让中国威慑力量出现更大破口。” 请注意这“破口”前面的形容词“更大”。 在这个“不愿具名的北京学者”的“研判”内容之后，该文章又继续引述唐任伍的“分析”，给人感觉这个所谓“不愿具名的北京学者”其实还是唐任伍。 笔者怀疑这个面对《联合时报》记者“欲言又止“的唐姓学者与乌有之乡的文章作者“时代尖兵”之间应该有着某种联系。原本就是同一个人？ 乌有之乡的“时代尖兵“作者日后还在他的一篇标题为《聊聊原国防部长魏凤和》的文章中评论说：（因为）美军已全面掌握中国火箭军有关装备、驻地、领导等机密信息。可见，火箭军高层存在严重的失泄密问题，由此迫使高层下决心深挖贪官硕鼠……。魏凤和、周亚宁、李玉超等火箭军三任司令员连续落马，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比较罕见。虽然火箭军前两任政委未有确切消息，但很可能受到牵连，因为火箭军这么多高级领导干部被查，主管人事工作、身为火箭军党委书记的政委肯定难辞其咎，起码要负“用人失察”之责。从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军队的拉胯表现看，腐败和泄密是损害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反腐重塑火箭军是中央应对即将到来的重大军事冲突的必然选择。 如上“时代尖兵”文章中所说的美国哈佛大学为中共政权培训高级官员一事，当然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当年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度曾有中共“第二党校”的“美誉”。不了解此段历史的读者和听众，请参阅本专栏8年前的文章《习近平最反感李源潮最热心的“哈佛共干训练营”》。 至于“二炮在美国的大学有两个子女班”的说法，即使是有踪迹可巡，也肯定不会是直接、公开以二炮（火箭军）的名义与美国某大学或某科研机构“合作”。笔者倾向于相信是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二炮部队首长们曾经把自己的子女们“成建制”地塞进了某个或者某几个墙内军工类大学及（表面上是）非军方的科研机构与美国某所或者某几所大学的“合作项目”里滥竽充数。甚至也不排除就是要把派到美国刺探科技甚至军事情报的“重任”安排给自己的子女们的可能。其结果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被美国情报部门将计就计……。 总之，如果说美国已经掌握的中共火箭军机密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是中共自己人“泄露”过去的，那么火箭军（二炮）的首长们，无论是魏凤和、周亚宁，还是李玉超、肖龙旭等本人直接泄密的可能应该是小于他们的亲属特别是他们的曾经到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求学”的子女们或主动、或被迫泄密的可能。 具体分析到肖龙旭，假如他被查处的原因仅仅是受亲属、子女的连累，本人确实没有泄密和腐败行为，那么应该还能保住党籍和军籍。因为据中共《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轻则会遭致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重者也不过是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几年，“鹤岗化”一直是热门概念，去鹤岗乃至类似鹤岗的城市以白菜价买房，是一些年轻人的“躺平操作”。最早的鹤岗，其后的辽宁阜新、云南个旧、河南鹤壁等城市，都因为低房价而走红。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一再指出，在鹤岗或是“新鹤岗”买房躺平，只是看上去很美。尽管房价低廉、基础设施还算完善，生活节奏更是缓慢，但躺平并不容易。因为这类城市多半资源枯竭、产业低迷，消费力低，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去这些小城躺平，要想找份稳定工作的难度极大。即使是大城市里那些相对低门槛的网约车等职业，在这类城市也因为人口少、消费力低而很难成型。而且，越是这类城市，体制内就越臃肿，公共服务的低效和办事难是常态。 对于涌向这些城市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必然改变，但不代表必然变好，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另一种艰难。他们会迎来新的生活方式，但同样需要适应和努力。这是一种逃离，但逃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李颖迪花费三年调查，从网络上的隐居者聚落如“隐居吧”、豆瓣小组、QQ群，深入包括东北鹤岗、河南鹤壁、安徽淮南、河北燕郊等多座适合低成本生活、受到年轻人关注的城市，采访超过五十个逃离大城市、过上新型隐居生活的人，然后在《逃走的人》中描绘了这样的生活。就如简介中所说：“买一间两三万元的房子，囤积食物、养猫，不上班，不社交，不恋爱，靠积蓄维持最低欲望的生活，与人隔绝。从互联网的隐秘角落，到大雪覆盖的边缘小城，她展现了人们如何策划和实践自己的逃离。” 她也记录了逃离者的来处——富士康工人、保安、平台客服，这些工作给人的压缩感与漂泊感，还有冷漠疏离的家庭，无法寻得的爱意。她还与他们共度脱轨后的人生——在鹤岗，面对漫长的黑夜，窝在温暖的旧房子里，讨论生的意义，以及孤独的死。 李颖迪在书中这样描绘鹤岗： “想起鹤岗，我首先想起的仍是那里的雪和那里的冷。不同于南方，鹤岗的雪蓬松、干燥。最初一两场，雪飘落在街道、屋顶、草地、车窗。雪在路灯下发亮。随后几天，雪慢慢融化。直到一场大雪——用当地人话说——雪‘站’住了，此后鹤岗就将一直笼罩在白雪之下。雪逐渐增大，变得残暴，如龙卷风，城市严阵以待，连续的预警，铲雪车、挖机、警车四处劳作，将道路上的雪推到一旁。风中刮起烟雾一样的雪，漫天蔽日。……这是一座与雪共生的城市。雪成为人们的度量衡，承担人们的欣喜、担忧与烦闷。伴随雪来的是如梦一般短的白日。下午3点，太阳落下，城市就陷入沉寂。这里似乎天然适合过上穴居的生活——正如来到鹤岗的年轻人所选择的生活。” 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她加入了一个鹤岗的微信群，里面有两百多个从外地过来买房生活的人。“一个女生说她开网店，用线上虚拟币交易。她的对白也很简单，‘我不出门’。另一个女生，二十五岁，住在南边的‘大陆南’小区，她是网络小说写手，最近一边写小说，一边帮人装修。一个女生画漫画，住在松鹤小区，和另一个女生相约晚上一起喝鸡汤，看恐怖片《乡村老屋》。一个女人从佛山过来，带着孩子。群里也讨论外界对鹤岗的关注。随着报道越来越多，一些人将备注改成‘不在鹤岗’。” 他们显然是所谓的“异类”： “在鹤岗，我见到的这些人似乎生长出某个新的自我，它决定脱离我们大多数人身处的那个社会——要求房子、教育、工作、自我都要增值，利用每分每秒产生价值，好像时刻在填写一张绩效考核表的社会。遍布生活的焦虑感，弥散的不安，人们不敢停歇，自我鞭笞，自我厌倦，有时还会服用阿普挫仑片。这些选择来到鹤岗的人停了下来，像是进入一种生活实验，实验品则是他们自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点危险，但也许，这首先是她（他）自由的选择。” 这当然不是所谓的“正轨”，但它确实是一部分人对现实的抗争，他们的逃避并不等于懦弱，而是一种针对宿命的对抗。只要是努力认真活着的人，就并不懦弱。 李颖迪曾经在访谈中提到：“人选择过一种新生活时，不能完全归因成社会化失败了。人们突然作出一个决定，导火索可能非常简单，回头看会产生一种滑稽感。” 在她看来： “去鹤壁、鹤岗的人，并不是要追求一种审美意义上的隐居诗意，他们想过的生活是更退缩的，想躲起来，过一种穴居的生活，好像外面太危险，变动太大，自己什么都控制不了。好像是社会化让他们痛苦，想往后退，过一种投入更低的生活。” 中国社会基于某种思维下的整齐划一，一向将“自由”视为自私，强调标准化生活。每当有人做出不同选择时，就会有很多人将之视为“走歪了路”。但无论是生活的“标准”，还是对选择的评判，都并不掌握在一部分人手中。在《逃离的人》中，有人希望逃离控制欲爆棚的家庭，有人希望远离复杂的社会关系，还有人希望远离十秒钟必须回答完一个问题的客服工作，这都是基于人性本能、同时并不脱离理智的选择。“这些人正试图拒绝那种单调、聒噪的声音——某种单一主流的价值观，或是可以称得上老旧的、散发着幽幽陈腐气息的那种生活——工作，赚钱，成功，买房子，买大房子，结婚，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自己也垂垂老去。” 书中的一个个故事，也印证了一点：鹤岗仅仅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个人原来过着怎样的生活，来到鹤岗后很大几率过着同样的生活。但同样道理，即使一个人在鹤岗遭遇了悲剧，也并不能说明他的选择是错的，因为可能悲剧在他来到鹤岗之前就已经注定。 书中写到的王荔就是这样。2023年8月，失联整整三个月的王荔被警察发现死在鹤岗的房子里，门窗贴上厚厚的胶带，卧室放着炭盆，地板被烧穿。李颖迪通过亲友的讲述拼凑出王荔的故事，她年幼丧母，父亲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她只能早早离乡打工，辗转各地，最后逃到鹤岗，继而逃离这个世界。鹤岗并不是悲剧的原因，只是悲剧的最后一站而已，真正让王荔陷入悲剧的是传统之恶与原生家庭。 即使在鹤岗，人们也在试图默默弥补自己的人生缺陷。比如有着贫瘠童年的林雯，一直在试图补偿自己的匮乏感。书中记录了她的快递包裹：“十二元六块的火锅底料、九毛八的润唇膏、一块钱的对联、十八元六支的护手霜、十元两双的拖鞋、两元的火棘枝、三元六双的筷子、三块九的六个勺子、十元的绒毛三件套、二十五元的黄色毯子、九毛的猫薄荷球、一分钱六个的红包、二十一元的四十袋玉米须茶”。 这样的琐碎，实际上是微小的勇气，因为她在尝试和自己的匮乏感对抗。真正应该被质疑的不是他们，而是社会，就如书中所说： “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以至于我们试图逃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画上句号” 朴奕在购房合同上签下名后，长吁一口气。 “算是结束了吧。” 合同上的那一套房子，是上海徐汇区的“老破小”，总价340万。朴奕每月房贷4200元，这样的日子得持续30年。 巧合的是，在10月13日这天，上海二手房网签量1334套，为去年9月以来的单日新高。 这让朴奕父母觉得，总算是踩对了时机。 买房，本是他们的原意。他们始终认为，房子是能握在手里不会贬值的资产，是让31岁的儿子留在上海的底气和资本。 与之对应的另一面是，朴奕吃够了买房的苦。 近两年，朴奕有过4次房产交易，几乎踩中了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包括逾期交付、房价下跌、房贷降息、限购放松等。 比如房贷利率。2022，他购入松江区新房，单价4.8万，房贷利率4.95%——此前有过房贷记录，再购房只能按二套房贷利率计算。 月供6000块的压力，让“高位站岗”的朴奕过上“二手生活”：电脑、手机都是二手，咖啡在二手平台下单，一杯9.9元的价格还能被“打下来”2块钱。 再如房价。今年，朴奕父母和他商量，把松江的房子置换回城区的老破小。被不同的卖家一次次突破底线后，他们以340万的价格把房子卖了，“亏了120万”。 不论如何，这成了他回到徐汇区的筹码。“至少月供少了1800块。” 朴奕想过，如果一切能够重来，他不会买房，“这不是我的必选项”。 当“房子”成为必选项 房子，起初是朴奕的“救命稻草”：卖房是为还债，买房是为退路。 2022年，朴奕在北京工作，父母多数时候住在江浙某县城，那套总价268万、179平方的江景房本是退休养老的住处，他们用10年贷款换这份安居。 然而，他们却在退休年龄遭遇生意失败，倒亏70多万。 一边是房贷，一边是欠债，朴奕父母唯有卖房。 那套位于上海徐汇区的50平方米一室户，是“老破小”。尽管已经算不上是核心地段，但房价依旧高达8万。 一番倒腾之后，朴奕家里债务全清，还有了百万结余。 有了“闲钱”，父母开始盯上房产。根据统计局数据，2022年上半年，房价同比涨幅超过1%的城市有7个，当中包括上海。 “楼市向好。这在父母眼里，买房是不会亏本的事情。”朴奕说，父母的经验认为，不买房的话，手里攥着的钱可能会贬值。而不论是银行储蓄或理财，都比不上房子保值。 于是，他也起了“房子是退路”的念头。那段时间，只要有空，朴奕都会从北京回到上海，出现在不同的新楼盘里。 如此往复，直到年中。朴奕得到消息，在看的新楼盘还有房源。第二天7点，他开车赶去售楼处，车速直踩到80迈。 停好车发现，排队长龙已经从售楼处排到了路边，甚至还有叔叔阿姨坐在自带的简易板凳上。 他心里沉了一下。走到售楼处门口，就被保安拦住。对方说号都取完了，言下之意是没有买房机会了。他有点不甘心，之前看过很多房，唯有这里的区位、房型、单价等，既符合自己的要求，也在预算范围内。 在“房子是退路”的选项上，朴奕和父母选择孤注一掷：找有关系的中介，给了一笔43万的“茶水费”，拿下楼盘内的一套新房，总价接近450万。 签下合同，是2022年8月。这也是新房价格最高点——据统计局数据，2016年至2023年2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中位数最高点，出现在2022年8月。 有的人买房，是为了退路。有的人买房，是为了向前进一步。 47岁的吴宏和妻子也赶在这个时间段买房。他们认为，“房子是资源”。 孩子已经14岁，为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他们想去更好的学区。为此，吴宏倾尽所有，买下长宁区的老房子。他想过贷款，但转念一想，即便是满贷到退休，十余年的月付压力也大，“倒不如凑一凑，一口气付掉”。 盘过夫妻俩的收入和存款后，吴宏咬牙借了一部分钱，用接近600万的总价买了房，“哪怕以后不去住，租掉也是合算的”。 25岁的李丽和相恋7年的男友步入婚姻的第一步，是买房。 她是一名幼师，男友以留学生的身份落户上海，双方收入稳定，“在上海有一个家”的愿望也就提上了日程。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上海。最终，两个家庭凑够260多万首付，俩人再贷款140万，成就了一个“新家”。 但那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新家。那个一室一厅、不足60平米的房子，在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闵行老小区，木制地板泛黄，甚至有些剥离。但李丽觉得没什么，“不装修，只换新家具，先住进去”。 搬家那天，为了省下搬家公司要的200元上楼费，李丽和丈夫一前一后，硬是把那张两米长的、从二手网站淘来的沙发背上了6楼。 坐在二手沙发上看着“新房”，俩人开始畅想未来。 均值下降0.2%后 当无房一族变成有房一族，心理状态都会趋于一致：房价会接着涨。 朴奕的父母见过这样的情景：2015年下半年开始，上海楼市高歌猛进，新楼封盘惜售，工薪族变身投资客，那年12月成交量，创下2009年7月以来的78个月的月度成交新高。 2016年，限房限贷等限购政策陆续出台，上海房价疯涨的劲头过去，但依旧保持涨势。以徐汇区为例，那年均价6.3万元，前一年数字还停留在4.4万元。 那个时候的有房一族，同样对未来充满想象。 在2017年，吴宏认为从小资到中产，不过是一跨步的事情：普陀区的老房子单价超过6万，一年涨了80万，涨势喜人。 这样的涨势和稳定的工作，让他更有底气：卖掉开了多年的大众，全款买了宝马，“开这出去更有脸面”。 上海楼市的楼市也保持涨势。从2019年8月开始，上海新房保持28个月的上涨趋势（其中有3个月不变）。 基于此，朴奕父母对于房价上涨笃信不疑。因为资金不够错过了2019年的购房时机，朴奕的父母下定决心，趁2022年还有点“闲钱”，抓住机会买房。 进入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下降。根据70城数据，除了北京、上海在内的17个城市的新房价格有所上涨，其余均呈下降趋势。二手房方面，则只有北京、长沙、成都、南充4城上涨。 而新房房价坚挺的上海，则是出现二手房价格下跌，平均降了0.2%。 0.2%的均值下降，在吴宏的视角里，有更直观的体现。 那段时间，他从小区出入时都会看见中介的KT板：600、580、550、500……上面的数字变化之快，让他有点意外。吴宏本以为，这里地段、资源优势明显，“房价很稳”。 让他更意外的是，站在小区门外的热情搭话的中介。 “现在房价比前两年跌了快八九十万了，我手里有好多套，要看看吗？” “房价有可能还要再往下，您考虑出手吗？” 热情的语气，像一盆冷水浇在吴宏头上——房价真的跌了。直到2024年中旬，他的房子已经掉价近110万，总价的六分之一。 他庆幸过，自己当初不是找银行贷款凑首付，而是从几个朋友那凑了近60万。但很快，这点小庆幸也被击碎：各地陆续降低首套房、二套房的房贷利率，以贷款100万、30年来看，利息比自己买房的时候少了近29万。 有朋友话里话外开始表达“还钱”。可吴宏暂时无能为力：公司效益不好，奖金被扣住了，孩子和家里日常开销，处处都得花钱。 现实的压力，让家里开始有埋怨声。吴宏妻子常说起过去的事，“当初为啥不用公积金贷款？”“为啥要买那辆宝马车？” “不如把房子卖了。”妻子抛出了问题。 吴宏多数时候是沉默，唯有对妻子回应了这句话，“房子是不动产，总会涨回来的”。 李丽有点难与自己和解。 她的房子从400多万直降至270多万。房价跌了，房贷利率还是“高位站岗”：每月房贷1.2万，利率4.55%，贷款加利息已经超过了130万，“两头亏”。 9月29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机制。为此，在LPR上加点幅度高于-30基点的存量房贷利率，统一调整到不低于-30个基点。 10月25日，李丽的心情稍微好点：存量房利率降了，算下来，每月房贷少还1千多块。 博弈与和解 接受了房价下行的现实，“高位站岗”的业主急迫地想要改变。 朴奕选择卖房。他没想到的是，底线会被一再突破。今年初，朴奕把房子挂牌，出价415万，他认为这是认亏的“底线”——不算房贷，已经亏了40多万。彼时，附近楼盘的新房价格回落到4万左右，相比半年前的4.6万单价，已经低了不少。 一个月后，中介说有买家上门看房，出价390万。朴奕有点犹豫，他算过账，刨去1%的中介费，还有新房5%的交易税，到手价格不到370万。 他拒绝了。 几个月后他才知道，如果有如果，他肯定会选这个出价最高的买家。因为这半年时间，压价的理由千奇百怪，比如“2楼的房子正对着居民活动区，秋天一过人就多就吵，到时候买房的会因为吵闹而不买房”。 他的底线被不断冲击。区位、楼层、学区、装修等房价谈判维度，全都失效，唯有“价格降得多”才是真理。 这半年，朴奕见过很多人，听过很多话术，在很多场涨与不涨的底线博弈中来回拉扯。父母比他更心急，早一步把底线透露给中介：370万。于是，中介很快把买卖双方的6个人招呼到一个会议室里。 买方率先开口，“330万”。 “不行”，朴奕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340万。” 一段漫长的拉扯后，购房合同的价格落在3405000元。这5千块，是朴奕卖惨后争取来的。而买家答应的前提条件是，提前搬进房子。 朴奕太想结束这场疲惫的拉扯了。 “如果能预知未来，我根本就不会在那时候买。”李丽说。 这房子差点就要断供。5月，李丽丈夫所在的公司利润下降30%以上，个人收入下降约20%。 那段时间，李丽整夜失眠，每天想的都是怎么挣钱。20多岁的年纪生出了好几根白发，看着自己的银行账单，还了两年贷款，差不多30万，但贷款还有100多万。 她想过跟父母借钱，“有点说不出口。我们没做错什么，但生活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但不论如何，李丽想趁着年轻再熬一熬。 她需要这套房子，“中国人的观念里少不了‘房子’”。受够了不停的换房搬家的她，一直希望有自己的房子，能让她不那么像浮萍。 已是中年的吴宏则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上。“三年后，儿子要能顺利考到老房子那边的高中，这房子就能卖掉，也算是解套了。” 他和妻子趁着假期去普陀山祈福。求得的签文说，一切会变得顺利，也能心想事成——这给了他们一些安慰。 “房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朴奕摆脱房贷后，时不时会想起这个问题。 他说自己想通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如果不在那个城市生活，附加的意义几近消失。 可朴奕的父母不是这样想的，他们需要为儿子考虑未来，趁着房价下行，手上的钱可以买回徐汇的“老破小”。 一切回到原点，与房子再次折腾。国庆假期之前，朴奕的父亲还是想赌一把，做那个“最合时宜”的购房者，在各种“要买就趁现在”的消息里，他看好了一套“老破小”，催着朴奕假期一结束就去签合同。 不到俩月，朴奕从无房族又变成房贷族。 在签约的当天，他认识的中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交易图，配文：“最近的五天，每天成交量过千，房价又要开始走高了。” 吴宏早已屏蔽掉跟房价相关的信息。 那天，他给朋友还了5万元借款，本想吃一顿好的当作奖励，看到菜单里原本想加单的荷包蛋，陷入一阵纠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朴奕、吴宏、李丽均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猛犸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