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美国大选的结果是贺锦丽团队胜出并且顺利主政。10月4日的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报告,表达了国际上大多数智库的观感:人们对她团队的外交政策走向没有什么明确的判别。在成为副总统之前,贺锦丽毫无对外事务的从政经历。成为副总统之后,她一直都是在拜登政策的大伞之下,是一个谜样的人物。在竞选期间,她也没有表达过任何特别的外交政策意向。时至10月8日在接受ABC电视台The View节目采访中,她甚至回答不出她在任何一项政策上,将会与拜登有何不同?所以,比较保险的预测是,在贺锦丽主政的前期,该团队大体上会延续拜登当局的对外政策。唯一令观察家们瞩目的是,贺锦丽的副手沃尔兹有过长年涉足与中国交流的实务。在竞选副总统之前任职众议员和州长的年间,沃尔兹曾经在人权问题上有言论和行为的鲜明表示。在那些对中国政府而言最敏感的几大争议事端上,沃尔兹至少在两个事端(1989年学潮和西藏事务)上留下了突出的纪录。
民主党出兵护台立场不变
前几个星期,美国极右派把沃尔兹描绘成“毛泽东主义分子”,因为他对中国那么有兴趣,带领学生团队访问中国各地许多次。但此类贴标签被美国评论界包括一些公正的共和党积极分子,斥责为胡说,目的是煽动选民反对贺锦丽和沃尔兹。偏向于民主党阵营的一位资深中国事务研究者预言,贺锦丽当局在对华政策上将会非常倚重沃尔兹;在广义的人权问题领域里,将比拜登当局更加强硬。
贺锦丽当局应对中国的挑战,还有其他几个重要领域,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台湾问题。比较而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拜登任职期间的表态,是1981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之中最明确和强硬的。里根在竞选期间,曾经扬言他若执掌白宫,将重建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这个表态一出来,立刻引发北京最强烈的反弹。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国内听报告,邓小平亲自发话,如果列根总统迈出这一步,北京不惜立刻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1981年1月初列根当选后,马上降低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刺激声调,表示将遵守美中建交时的正式协定,只保持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
我们都观察到,最近三年多来,拜登数次在答记者问时都断言,若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他一定动用美国军事力量维护台湾的安全。虽然总统本人每次这么表示之后,美国政府官员都立刻出来说明,华盛顿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变化,还是维持“战略模糊”立场。但是,绝大多数观察家都不相信,拜登那么说纯属口误。身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在这样的头等敏感问题上几次明确表态,透露出来拜登早已经有所准备。如果贺锦丽当局延续拜登当局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中美关系在未来四年里将不会平缓,因为2025年1月至2029年1月,台湾岛内会有重要的政治演化,围绕着台湾岛的整个东北亚区域的战略态势会有显要的变动。不过我观察,贺锦丽当局不至于在台湾问题上比拜登当局走得更远,会适当降低口头上对武力保护台湾的声调。
美国版刘邦手下多良将
在另一个重大的事务气候变化领域里,贺锦丽当局有望与中国多一些谅解与合作。她来自加州,是全美国在气候变化上民意最进步、资源投入最多、法规上走得最快的地区。即便是在美中关系那么不好的时期,加州州长纽瑟姆也在2023年10月下旬访问了中国大陆(并且来到香港),重点是在气候变化领域里的双边合作。贺锦丽当局在这个大事上与纽瑟姆应该是同路的,与中国的合作对两国和全世界都是善举,而且能够开拓新商机和新技术。
我们的第二个假设是:美国大选的胜出方是川普团队。如果说贺锦丽在对外政策上是一位谜样的人物,川普就是大半透明的,尽管他说话很不靠谱。仅看他本人的表现,他对人权事务并不热中。
川普自称是孤立主义者,对台湾问题也不很在乎,至少新闻报道显示,他认为台湾太小,在地图上就那么一小点,与中国大陆相比微不足道。若是为这样一个小岛与庞大的中国发生严重对抗,对美国而言,既不明智,也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所以,如果川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在对北京最敏感的两大问题上,他本人不愿意主动采取对抗的姿态。
而且,川普多次表态,他认为身为美国总统,他理应与强大的外国政府首脑建立友好的个人关系,这样在处理麻烦纠纷时,容易说上话,找到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的渠道。这种私下沟通的方式,远胜过被媒体高度关注、公众议论纷纷的官方外交场合。川普并不讳言,他对中国的权力架构非常欣赏乃至羡慕。这一切均显示,川普第二次当上总统后,他本人并不打算全面对抗中国。
然而问题在于,川普并非朝鲜模式的绝对独裁者,尽管他也很赞赏金正恩的强势。川普必须组建他的行政团队,身边至少将有20位左右的资深阁员和顾问,他们在重要政策问题上有法定的权力作出决策,或者提供方案给总统作出决策。在特朗普上一任内,国务卿、国防部长、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司法部长等几个人,都推动了重要的对华政策和法案,其中有些要素与川普的本意并不全然一致。特别是《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第一次正式地把中国列为美国的头号对手,深刻影响了自那以后历年的NSS。
美国资深的政界和军界退休高官相信,川普常常被那些对中国不抱交易幻想的阁员和顾问们左右。我们不能预言,在川普第二任期,他身边不会聚集类似的对华强硬分子。我在2018年以后的内地研讨会上,把川普比作汉高祖刘邦:刘邦身上的痞子气虽然被某些人看不上眼,但他却重用了韩信、张良和萧何等绝非平庸之辈。川普上一任期间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是他的津津乐道之举。他扬言在他的第二任内,将对中国商品施加60%的关税;他的副手万斯也许会建议更高的关税,以便引导制造业在美国本土的重新兴旺,挽救美国劳工阶层。美国有学者估计,即使是60%的关税,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至少降低2%。
更加令人关注的是,美国议会里的强硬共和党人正在推动法案,干脆取消2001年给予中国的永久最惠贸易国待遇。他们反复论证,这种待遇二十多年来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操控防不胜防。最有效的反制法,是回到2001年之前的美中贸易关系,拒绝把中国放在与英国同类的贸易伙伴范畴里。若此,美国政府随时有权对中国商品施加高达100%的进口关税。
我们都知道,1972年开启的美中关系进展,迄今最关键的是两大项,台湾问题和最惠贸易国待遇。若是这两大项都被动摇乃至破损,中美关系的正面果实就所剩不多了。
毛拒西方左派爱右派
许多中国内地观察者把这次美国大选视为在两堆烂苹果之间作选择,对双方都看不上眼。不过若是被迫在这两者之间作挑选,我宁可看到川普团队击败贺锦丽团队再次入主白宫。为什么?我的想法深受毛泽东当年对两党评价的影响。1972年2月18日,毛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说:“讲老实话,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毛并不是开玩笑,此前他已经作过这样公开的表示,中国官方《毛泽东年谱》里均有详细记载。毛作为一个最激进的左派中国革命家,不喜欢西方的左派,而喜欢西方强硬的右派,这里面有深刻的政治辩证法。
我更愿意看到川普当选,当然不是出于毛式激进主义革命的考量,而是出于对既有的国际秩序的负面观察,和对新秩序的展望。在这个非常易于引起情绪化反弹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作系统的剖析。毋庸讳言,香港本身近年来也深深困扰于这个既有的国际秩序之中。
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Harvard College)、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RSPAS,ANU)、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等。
全文转自香港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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