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传来：“工厂很难”、“厂子快办不下去了”。作为消费者，我们能感受到电商平台之间低价竞争的惨烈，而作为生产一线的工厂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今年的8月和9月，我们走访了浙江诸暨和山东沂水的数十家源头厂家。这两个地方一南一北，都入选了中国百强县。它们最有名的地方产业是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轻工业：传统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 南北两地有很多差异。比如，江浙一带的厂家通常更早受到电商的影响，干脆是先想做电商，再去开厂；而山东一带则更晚入局电商，进入电商对他们而言是某种无奈之举。共同点是，无论是诸暨还是沂水，它们都受到了低价时代的影响，它们都是中国工厂生存情况的一个缩影。 工厂是老板的生命。在沂水的一家食品厂，一位老板说了这样一番话：“做一个企业，就是投入你一生，相当于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去了，相当于你在水里游泳，积水的时候，你也是用你的生命来博，一旦失败了，你倾家荡产，没有人给你垫底。” 现在，生命线还未断，但生命线已如悬丝。 工厂开不了空调了 汽车驶过浙江诸暨的街道。八月酷暑的正午时分，一路铺面卷帘门紧闭，大街上空无一人。在副热带高气压带的控制下，室外体感气温已经接近40度。但推开工厂大门的瞬间，闷热的气流还是扑面而来。 这座袜子厂在楼里，一栋楼就是一座独立的厂。顺着外置的楼梯往上爬，简陋的三角钢焊接的楼梯走上去一直咯吱作响，每一步都感觉楼梯将要散架。猫着腰进入一个小门，三楼五百多平米的空间里放着层层叠叠的纺机——14台为一组，一共5组70台，仓库和老板的办公室也挤在其中。 5组纺机本应该有5个人看守，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工人——大部分纺机都停止运转了。他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耳机里什么都不放，隔离了纺纱机的隆隆声响。 这里的袜厂是不开空调的，不能开，也开不起。不能开是因为低温影响袜子定型，开不起的经济账袜厂老板黄雄则是这么算的：“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黄雄告诉我们，一般到了八月十五以后，秋袜的需求就该起来了。但是今年一直没有，半停工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月。 诸暨是浙江绍兴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袜子产业发达，“走错门都是做袜子的”。在诸暨，每年将生产出250亿双袜子，占全国销量的70%，全球1/3的袜子也来自于这里。 但今年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清库存，没有老板敢囤货了。家里有几十万双袜子、几百万双袜子的厂家多得是。往年一天能卖一两千单，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只有一千不到。新款越来越难卖，“以前出个10个款，能起来五六个，现在出10个款，只能起来一两个，其他的都卖不动的”。 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根据2008年出版的《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中显示，当时，一双袜子的毛利润在1.2元左右。但现在，“能挣5分钱就是暴利了”。至于高端袜，以前利润约有10%，现在“有的还挣10%，有的挣2%、3%，有的连1%都不到。” 黄雄不是一个孤立的样本，我们在浙江、山东走访的产业带上都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今年直接是断崖式的下滑。”一位山东沂水食品厂的老板说。在沂水，一家食品厂以前每个月能运转27-28天，再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时候只能运转7-8天了。 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你只能从各个方面去抠成本”，一位老板娘说。人力，水电、原材料、运营的成本，都可以被缩减。 生意在开倒车 诸暨当地的商家和工厂老板们发现，电商平台的某些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成了低价“大逃杀”。 工厂的逻辑现在变得非常简单：他们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利润低到什么地步？“一个环节赚一分钱”。王凯是一家典型的“低端走量厂”的老板娘，她告诉我，翻袜环节赚一分钱、缝头环节再赚一分钱，一双袜子赚5分钱。但是，如果量足够大，譬如一年能卖出3000万双袜子，那就是150万的年收入。对于当地的小老板而言，这个数值已经不菲。 纯棉袜子吸汗、透气，柔软不臭脚，在消费处于快速发展的2010年代，纯棉袜子已经成为绝对主流。棉又分很多档次，比如高配棉，精梳棉，抗起球棉，每双棉袜的含棉量也有区别，有60%，有80%。 但是，袜子里只要有棉，一双袜子的成本就一定在1块以上。 如果成本要压到1块以下，就需要用到涤纶。涤纶袜更便宜，但材质硬、易起球、易发臭、不抗菌。但是，似乎大部分消费者不太能分辨出材质的细微差别，这种复古的材质正在重新找回市场。在当地，工厂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数倍于纯棉袜子。 周鑫是黄雄的邻居，拥有另一家童袜厂。他一直痛恨涤纶袜，他称之为“垃圾袜”。这几年没挣到钱，他觉得是因为“涤纶的来搞”。当涤纶袜以低价占据市场时，他生产的棉袜的流量就下跌了，他认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扰乱市场”的过程。“有些消费者根本不配穿棉的！”他很生气。 周鑫还发现，很多同行盗取了他店铺里的商品图片，并做到了更低的单价，并且图片上标注的也是“纯棉”。 将同款图片的袜子买回家后，他一摸就知道，这是涤纶。消费者不能用肉眼和触感直接分辨，他强调说“可以用火烧”。如果是棉的，烧出来是纸的气味，涤纶袜点燃之后，会发出塑料烧焦的臭味。 有一次，他专门在某平台上买了销量第一的涤纶袜，录视频“烧给客户看”，可是，隔着网线的消费者怎么闻得出是什么味道呢？周鑫专门找了一个朋友用画外音告诉观众：“着起来了，着得很厉害哦。这是纯棉做的袜子吗？塑料瓶做的吧，好臭啊！烟是乌黑乌黑的！” 与此同时，抄款、盗图的风气盛行一时。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款有些起色，自己还没卖热，仿款就出来了，“就跟狼一样，哪里闻到血腥味了，（大家）就一起去了”。 “反正袜子是没有版权的。”当地人强调。“除了迪士尼版权管得严”，此外大部分IP都可以直接画，比如最近火的款式是粉色与紫色相间的库洛米。当仿品出现时，他们也无处申诉。 大家更喜欢做平台上已经“卖爆了”的款——打开某平台的app，搜索“袜子”，首页上流量最大的款式，就是所有厂家正在竞相生产的。不过，款式虽然相同，图片也一模一样，质量却可能大有区别。 另一家的供货厂的老板赵振东告诉我，“一个产品起码要做两种到四种不同质量的”，把各个档次都覆盖到，以供不同客户挑选。“卖得好的，四个质量，四个价格”，“客户来了，我都直接问：你是要品质还是不要品质？” 他给我们展示他的样品。“都是涤的。”他说，“涤的就是跑量，适量囤一些。棉的我不压货的，只有客户订才做。”棉袜不压货，这是他的另一个策略。 赵振东承认，这都是一些求稳的做法。而使用这样的策略，不过就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但周鑫仍然坚持，自己绝不做涤纶袜，除了明面上冠冕堂皇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卷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不是最低的、价格最便宜的。总有人比你便宜”。除了原材料，袜子的克重、股数、针数、人工费，都可以往下压。“有了20克的袜子，就会有15克的。有了15克的袜子，又会有14克的。” 产业升级卡住了 像周鑫这样的老板，本来希望在“产业升级”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让产品更有竞争力。事实上，这种升级差一点就成功了。 2010年后，大唐袜业开始向着差异化、质量取胜的方向发展。“时尚潮流风”、“商务风”、“运动风”等不同赛道也开始逐渐被区分出来。机器升级换代，“电脑机”能做几百个花型，“一按就出来了”。 舍弃低端走量的小厂也是当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一步。2014年，政府关停“三合一”小厂（集生产车间、仓储、员工宿舍于一体的厂，易有消防隐患）、淘汰燃煤锅炉是所有人印象中的大事件。 “这么做的时候，社会非议很大。”一位政府人员告诉我，“肯定会真刀真枪地触动一批人的利益。（他们）会觉得你好像在堵他们的路，或者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你一旦出事故，那是多少人要伤亡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转型和改变。 但现在，一切似乎退回了起点。厂家朝不保夕，早已没有充裕的资金升级，更没有精力去思考转型。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厂家不愿意更换新的机器了。在过去，几乎每一次机器换代都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一位厂长说，那时候更换机器是“没办法，一定要换”的事，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但现在，我们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一度政府对一体机的补贴力度高达40%。问题在于，一体机生产的是高端的袜子。可是现在，高端袜最难做，他们自然也没必要再花大价钱更换做高端袜的机器。今年，一体机的补贴力度已经降到了10%。 位于鲁西南的一家食品厂原本也“一腔热血”打算往中高端发展，走线下商超的渠道，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厂长很快发现，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做高端举步维艰。 品牌需要营销，需要广告，需要媒体影响力，都需要钱，厂长投了几百万下去，发现“是个无底洞”，终于“扛不住了”。两年前，一位常有新点子、想到一些新品研发方案的经理也因此离开了这家工厂。老板重新制定了低端走量的生产策略，放弃了线下商超，招来了专门的电商负责人。 现在，在这家工厂的仓库里，堆积着价值200万的用来做新品的包材，包装材料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就像厂家们放弃的的“品牌梦”。 9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正在举办诸暨大唐第十八届袜业博览会。袜业博览会自1999年开始，早年每两年办一届，这几年每年都办。长年来，展会一直是品牌商家拿大订单的主流渠道。 在博览会现场，有的企业在宣传自己开发出了不勒脚踝的新技术，有的企业在宣传新中式的礼盒包装——更舒适的技术、更做文章的营销包装，已经是袜子这类日用品最大的产业升级空间了。 令人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向我推销蚕丝被，话术如出一辙：我们马上要收摊了，把这些被子便宜卖掉就走。后来我终于弄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推销的人告诉我：这些被子，原本是大客户签下大订单后免费赠送的礼物。但今年，展会上客户稀少，往来的皆是同行，上午基本上没人。因为没有签大订单的客户了，商家只能尝试把赠品推销给往来的路人，以此回本。 我在从下午一点呆到四点，他们的被子一直没有推销出去。第二天，这批被子又被拿到了袜业市场，还在卖。 白牌工厂困局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里囤积了大量没有完成产业转型的中低端小厂，被称作“白牌”。所谓“白牌”，指它只有生产功能，没有品牌功能。 白牌厂的主流渠道是“代工”和“供货”。“代工”，指按照品牌商家的需求生产，让品牌商家去贴牌售卖，成为大工厂的一个外置器官。“供货”，则是为零售商和批发商提供产品。两者的利润都非常微薄，一家做袜子的白牌厂，一双袜子只赚几分钱，需要依靠“走量”赚钱。 在步入电商时代后，“白牌”一度成为“高性价比”的代名词。它比大工厂更加灵活。得益于电商平台提供的M2C模式（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这些源头厂家的产品可以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消费者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白牌厂也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 对于厂家而言，M2C模式也省心省力。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用再管人情世故那一套了——不必再陪客户、经销商们应酬喝酒，只需要管好生产就行——看起来，这个“外置器官”独立了。 但当大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才发现白牌厂的脆弱。 作为大工厂的外置器官，它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外贸易能消化的产能也比过去有所缩减，内销需求也不旺盛，但是，大工厂可以通过研发、市场、运营等部门的创新，为自己争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而白牌厂却无计可施。 同时因为资质不够，白牌厂往往难以接到线下实体的大订单。即便想做，也因为低端的生产线生产已久，又早早削减了自己的线下渠道，即便临时想转型，也来不及了，白牌厂已经无法匹配多数线下中高端配给的需求了。 就连看上去最后的出路——直播，他们都没有办法做。诸暨袜业的头部电商企业一只鱼，每年在直播中的投入的资金达上亿元，请到王宝强做代言人。对于大部分小工厂而言，不可能砸得动钱。此外，直播“没法控制卖多少”，前一天某一款卖爆了，卖出了1000单，工厂加速生产，第二天又没量了，但已经在运行的产线却无法停下来。 最终，摆在诸多白牌厂面前的路只剩一条，它们必须参与一场低价战争：加入市面上卷低价的电商平台，或变本加厉地以低端走量的逻辑继续做代工和供货。不管哪种方式，都是通过让渡更多的利润，来换取一种确定性。 很多工厂老板们对一件事心知肚明：机器不响，知道你在亏钱；机器响起来，知道你也在亏钱。 这件事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产线开不起来，厂房、机器、人力这些固定成本就会稳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时间被换算成金钱，以一种具体的速度流逝，工厂老板最具象的难受就是“看着工人不干活”。 不是没有订单，就是订单不稳定。假如工厂一会儿停摆，一会儿重开，一会儿需要解散工人，一会儿又要重新招人，临时工比长工贵，生产成本仍然会变高。只有机器全开，达到产线饱和的状态，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加在一起，平均成本才能最大限度被摊低。 生产也不行，不生产也不行，工厂必须以很低的价格售卖产品，以确保机器开着。换言之，只要机器开着，他们就必须开出很低的价格，确保产品能被卖掉。“把你吊在一个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状态”，一位工厂老板形容。 假如均衡点继续向下跌，工厂不得不用低于成本的方式将产品销出去，那就要亏钱了，“做了亏2000，不做亏4000，你做不做？” 一些品类的价格已经低到了突破成本的地步。有的月饼厂老板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一个月饼的成本，再怎么计算也不可能低于3块5，为什么可以卖到一块钱？“我们买回来吃了，确实是月饼。”一位老板百思不解。 那个厂家可能是在清库存。一家电商代运营公司的老板简哲简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形势好的时候，一些老板搞不清自己一年具体赚多少钱，只知道赚钱了。因为“没有人会专门养一个会计坐在家里做帐”，他们通常把财会功能低价外包出去，外包财会的主要功能是把税理清。他们也不会找人及时地盘点库存，但“只要还有库存，钱就还不是你自己的”。 这些老板们从来不会告诉你，自己最好的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钱。他们只告诉你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单，比如以前“一天四五万单”，现在“一天只能卖一两千单了”。 一开始，由于单量够大，就算利润再低，总还是赚钱的。就算部分产线亏本，但只要达到生产线饱和的状态，总有少部分产品可以卖钱。“为了养活工人，就要把机器开起来便宜做。”黄雄这样解释工厂的逻辑。 除了压成本、亏本清仓，很多极端离谱的低价之所以可以被卖出来，其实就是因为老板“算不明白账”。他们“看着差不多就做了，实际上是亏的”。 一些电商平台的规则对于厂家而言过于复杂，他们没有余力去研究。对于一些半路入局的老板来说，这些规则就如天书。还有些平台风格更强势，对厂家更严苛，厂家将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在加入电商平台后，厂家可能会拿到一个文件，里面包括很多大的罚款类别，但没有人会给出解读，实操的时候，解释权在别人手里，所以只有自己跳了坑，才知道哪些是坑，哪里可能罚款。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成本叠加的“蝴蝶效应”。 商家货物拉到门口，运输成本已经支出；货物因为品质被拒收，要缴纳品质问题的罚款；就地整改，需要承受劳务公司的坐地起价；整改结束已经入库迟到，需要缴纳迟到的罚款；货物不能按时进入物流，会导致链接显示库存不足，商家继续缴纳缺货罚款…… 如果价格过低，也会导致爆单。一个山东卖大米的工厂决定在平台清货，他只有200单要清，店铺小二告诉他，清货要降价。老板从15元每袋降到11元每袋，最终降到5元每袋。第二天醒来，他发现在5元的低价下，大米直接卖出了2000单，但他库存只有200单。发不出货，就必须承担罚款。每单8元，总共缺货1800单，最终，这位老板承担了近1万5的罚款。 而工人是这条传导链上的最后一环。工人没有社保，每个月挣5000-8000元（只有在浙江等沿海城市，月工资才有可能达到8000）。他们很少叫苦，他们更喜欢说“习惯就好”。但是，再简单的工作，腿脚酸痛也是基础的，一位工人说，他以前穿休闲鞋，后来穿布鞋，再后来穿拖鞋，再怎么换，站一天也还是累。 最重要的是，工资最近两年没涨过了。在浙江，以前几乎每隔一年，工人的月工资都能上涨200-300块——但这个涨幅在这两年僵住不动了。 一些工人担心自己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在山东沂水，产线萎缩得更加厉害。在过去，如果一个月工作饱和，起码要工作27、8天，其中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些工人一个月只能上7、8天班。为了贴补家用，他们不得不去开网约车作为副业。 逃出内卷 形势比人强，低价的趋势一旦形成，就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轻易阻挡它，对此周鑫是心知肚明的。 今年上半年，周鑫接触到了一种叫作“半托管”的新模式，总算有了一点安全感。 所谓半托管，就是相对于平台对货品有全部处置权的“全托管”模式，平台接管的商家的需求，匹配一些工厂不太擅长的、或是自己做不太划算的只是订单、物流、营销环节，工厂有了更多的经营决策权，尤其是决定生死的定价权。这种模式孵化新品很快，一个产品打爆周期在7-15天之内，产品的长期销量也比较稳定，工厂卖家薄利多销的模式能持续跑得下去。 目前跑通这种模式的主要平台，是淘宝的淘工厂。周鑫一开始也没搞懂，平台让渡出了部分定价权后，怎么与其他平台竞争低价。但仅退款数量的明显减少，让他明白根子在用户身上：淘宝成熟用户居多，对劣质产品的容忍度明显更低，这就给价格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半托管模式下平台能提供的价值，在于工厂不具备的市场洞察能力。由于资金、技术、能力的限制，在访谈中，不少厂家提到，自己“做不了市场调研，没这个条件”。而平台可以借助自己对数据资源的掌握、对市场的判断、对消费者的洞察，帮助工厂真正生产出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举个简单的例子， 5双袜子一包，有时候只需要调整其中一双的颜色——这一个微小的调整就可以让商家的单量蹭蹭蹭地往上涨，并不需要一味去卷低价。 同理，香蕉是再正常不过的水果品类，但淘工厂重新为它定位出了“打工人互赠礼物”的需求，为它添上包装，添上“禁止焦绿”的小卡片，就迅速使福建漳州的水培香蕉全网热卖，单链接热卖10万+。 “大家都说中国是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认为中国是产能错配。”一位工厂老板向我转述跟淘工厂小二的一次交流：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还有大量需求并没有被洞察到，而许多不匹配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却被大量生产。 这个小二所对接玩的具厂，此前一直不敢把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开款中去。玩具看起来是标品，实际上是非标品，种类非常繁多。如果开10个款，能爆3到5个，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信心。在有非常明确打爆链路、又节约了运营成本后，商家的确定心非常强，他就愿意去主动去开款。 形势好的时候，工厂倒闭有一个很典型的原因是“控制不好库存”。当时，厂家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策略上更冒进。但如果货囤得太多，来年出不掉，厂家将会承担巨额亏损。 在目前的环境下，“确定性”对厂家至关重要。参与半托管模式的工厂可以根据销售情况来定制生产。这样一来，就不再存在库存多也不行、少也不行的困境。 有趣的是，在走访过的几个产业带上，都有工厂在“偷偷”做淘工厂。工厂老板们很小心，他们发现这个渠道好，就会怕被同行发现，甚至亲兄弟都不让知道。怕知道了，都挤上去做，又开始卷起来。 他们真的是卷怕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正面连接
当时只当笑话的一些小细节 酝酿了历史的大风暴，再也笑不出来 最近，上面密集表态经济承压，需要经济大省挑大梁、发挥财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5%，也从必须完成变成了努力完成，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具体什么时候不行了，对不同的人和行业而言，时间点可能并不一致。 早在2010年 这几日在澳洲采写家传，两位朋友发现不行了的时间，前后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国际消费品大陆市场高管。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类似于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关系，明面上是竞争对手，实际上长期共生。 他发现，早在2010年，两大品牌的销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意味着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则一直关注金融市场，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经受了一段无法磨灭的时光记忆。当年到达澳洲，参与了美股交易，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视角回看那些年和国内金融市场，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气点说就是上帝视角。 可能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是他的感受。 网课后遗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说，她感觉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网课之后，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这三年并非全部病因，但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问题的存在。反映在就业市场上，一是失业率大幅变化，另一个则是人力市场对“疫情班”毕业生的歧视。 近日，一名2024届毕业生发文，在BOSS某聘上与某物联公司老板沟通时，被对方回复“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应届生简直是受不了，没办法说”。 用人单位被迫用手机用电量来推断工作的注意力是一个方面，但从我们家传编辑部的招聘经历来看，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好的实习。毕竟学校只是读些书，连老师都不懂的职业技能，只能通过实习来训练。 二是不读书了。小红书和抖某占据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在几家高校有家传和数字人文课程，发现学生连开场白都不听，一入座就进入手机游戏、小红书和抖某状态。因为不读书，连基本的培养价值都没有。 这导致我们自2022年以来几乎没有招到像样的毕业生，甚至有三次“遇险”经历：面对拒绝，一位东北朋友逼问“我哪里不合适了？我觉得很合适”；询问一位河北学生有关俄乌战争的看法之后，她直接举报我们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一位贵州学生仅实习一个多星期，就在办公室录音三张光牒上网举报。 学生质量的下降是明摆着的，但是大环境也很明确。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考公数据。 2008年金融危机次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是2005年报名人数的4倍，意味着年轻人的就业取向从原来的外企、民企转向了体制内岗位，直到今年的300余万人。 厌恶风险，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基本技能和经济理性。当人们趋向保守、稳定、热衷考公，而非进步、变化、创造财富时，经济肯定生病了。 从就业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盘 自信的体制内感知到不行了，可能会更晚一些。虽然10年前温先生一直讲今年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过了，让人误以为危机从来并行，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警惕，毕竟数据一直在强劲增长。 最近官方采取的动作，有两个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老赖名单上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发改委公布《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信用系统不得不启动大规模修复。 二是在劳资纠纷中，以前几乎都是判企业输，而现在则几乎判员工输，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是个经典的维稳手段：谁弱谁有理。 最近有个热帖说，很多律师今年不会再接劳动仲裁案件了： 有几个朋友欠薪已经长达5个月，每天还要拼命干活。公司被很多债主追上门，员工还要笑脸帮忙应对，工作环境乌烟瘴气。老板不能不说辞退，这几个朋友找到我打劳动仲裁，我和他们讲，现在仲裁风向对劳动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会再接了，问了其他几个律师也都不愿意再接了。 很明显，这是官方的指导意见。之前是让企业拿钱出来安抚员工，现在则是保护企业以保税源，否则企业裁员，死给你看。 记得戴口罩时，说经济不过是暂停，脱下口罩分分反弹。现在包括财政政策大调头在内的举措，可以推测官方认为不行了，时间当在2024年10月份。 一条射线天地宽 换个非经济视角，则是2006年。 2003年孙志刚事件是市场化媒体的高光时刻，人们普遍相信可以向好，岂知却是顶点。2006年时，市场化媒体彻底被掐断舆论监督之路。 差不多同时，一位胡先生明言，东北邻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最近有人讨论垃圾时间，我说不对，至少应该是2006年。而且，现在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化一日千里，是个人应该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却还在用周期论来分析，而我认为，之后是一条射线，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个时间点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鲁有一个谈话，很多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没有意识到划时代意义。 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分析框架更新之后，我的结论是心病还得心药医，问题出在经济基础，答案却在上层建筑。 时间是2006年。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不行了？ 全文转自微信你公众号家传研究院，原文已被删除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在11月有结果，目前已经有大量的选票被邮寄提前投出，而美国时间11月5日正式的投票时间，美国民众将会走出家门投下决定他们未来四年神圣选择。而这次将会看到川普重返白宫？还是贺锦丽成为第一个女总统？将是众人期待的重点。 经济问题，是美国民众最感切身的重中之重。2021年1月拜登政府上台后，薪资部分确实累积成长了18%，但物价同时也开始膨胀，尤其是家庭必须应对食品、住房和汽油等开支整体大幅上涨，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增幅落在22%至29%之间。而这点是现今民主党执政团队一员的贺锦丽竞选上最大困境，也是难以摆脱的枷锁，因为没办法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对于许多长期偏向民主党的选民，确实让他们在投票上有所却步。 川普团队所提出的几大方针，针对富人以及大企业减税，如同过去他曾将35%的公司税减为21%，甚至在这次的选战当中他还承诺，这个数字若他当选还可以再下修到15%，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真的是一个政策利多。而贺锦丽团队也是承诺要为中小企业减税，但政府收税可不能变少，所以将大企业的公司税调涨到28%以及富人族群的税收也要调高，来弥补减税后的损失。 而相同的缺口，川普阵营也直截了当表示，要透过增加所有的关税至少10%来解决问题，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商品，将会涨到60%的关税，同时那些不使用美元计价的国家商品，也都要大幅增加关税。这样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是相当明显的，所以对于日本及欧洲的企业，反而更偏向民主党稍微没有那么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不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胜选，主要的贸易制裁对象，两党是有高度的共识，就是剑指中国。 欧洲央行主席拉家德就曾公开评论“若川普再次当选，将是欧洲最大的威胁。”也直言“与川普的计画相比，贺锦丽提议的宏观经济影响和连锁反应可能是可控的，”考量到美国是欧盟最大的商品出口目的地，占欧盟出口总额的 19.7%，仅次于中国，美国也是欧盟第二大货物进口来源国，占欧盟进口总额的 13.7%。超过五千亿欧元的贸易总额，确实会让欧洲商会心惊胆跳，但要记得，选票可是握在美国民众的手中。 川普的胜利对于全世界来说就是“猜不透”，他的不确定性太高，相较于美联储核心价值就是要充分沟通寻求稳定，两者处于天秤的两个极端。正因如此，倘若川普赢得选举，在近未来可以看到的全球的金融市场，就是大家必须要花更多的精神去对冲避险，深怕一个没注意，又会蹦出什么疯狂的言论。 对于美国人民而言，川普选择给美国人民减税，给外国人加税，的确是直观又有感，但这些的税务政策最终又有可能引发下一波的通货膨胀危机，全体持有美元的人，将会一起承担这些关税成本。根据高盛的分析，有效关税每提高10%，美国核心通膨率就会增加1%，所以直至今日还没有看到川普团队提出如何将通膨问题解决的政见，纯粹就是靠著川普在每一次的演讲当中，给支持者打鸡血“川普当选通膨就消失”。 最后谈到移民政策，现在在美国有约1100万非法移民，其中有2/3来自拉丁美洲。民主党向来对于移民政策较为开放，光2023年就有200万非法移民进入，即便现在民主党在收紧对这些移民的态度，总体而言相较于共和党，民主党始终是对移民较为友善。但川普对于非法移民的政策，就极端许多，过去大家所熟知的盖墙政见，这次更直接扬言要将1500万非法移民赶出美国。 我们从结果面来分析，川普阵营的政策，会让非法移民减少，美国民众就业率提升，但总体就业人数减少，反而可能会让GDP下降。不过有学者就指出，川普政策的落实，会造成人力聘用成本拉升，进而抬升物价造成通货膨胀。综上所论，看起来川普的各种经济政策选择的结果，都会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关税提升引发预期心理造成通货膨胀，同时预期美联储必须加息来面对通膨，而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全球的股市跟债市都是利空。同一时间，川普的减税政策又能刺激内部市场，两套逻辑即便相互打架有所冲突，就取决于共和党政府一旦执政，将会从那方面开始先行著手进行调控。 民主党长期倾向凯因斯主义的大政府，什么都要管一管，从移民、社福、医保等等问题，在民主党眼中都是政府要插手的项目；共和党长期主张小政府货币主义，如同最具代表性的雷根经济学“减税、放宽监管、减少开支、控制货币供给”，在过去确实带动一波金融自由化。 增发国债、刺激经济、坚持贸易保护主义、坚持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以上几点是目前两党的经济政策共识，但两边都没有办法解决美国国内通货膨胀问题，而美国民众要怎么选择呢？11月5号美国人民会给我们最后的决定。 ※作者为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博士生。全文转自上报
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印记，始于2008，止于2024。 上海广播电视台近日宣布，将有序关停四个电视频道。虽然在对外发布的信息中没有点出这四个频道的名字，但有细心的人发现，这四个频道分别是： 上海外语频道 纪实人文频道 东方影视频道 七彩戏剧频道 与之一起关停的，还有四套广播频率，不过其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还是“上海外语频道”。 上海外语频道开播于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 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说就是： “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过去十多年，外语频道很好地匹配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展现了上海“洋气”的一面，是外国人了解上海，透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是国人放眼看世界，接触外国风土人情一个渠道。 可现在，外语频道要被关停了，即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被上海当地人调侃为“卖海参”“卖虫草”“搞装修”的购物频道却保留了下来，继续轰炸观众的荧屏。 这让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心里不由哀怨”： “偌大的上海，号称改革开放的窗口，竟然容不下一个外语频道！” 2008年1月1日上午7：00，上海外语频道整点开播。 为了迎接这一重要时刻，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在前一天晚上还专门亮起了外语频道的蓝色台标，流光溢彩。政府领导、驻沪领馆的外国官员、企业家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作为外语频道，其特点不仅在于所有节目用英语和日语播出，更在于内容的独创性。 上海广播电视台下属的所有频道中，除了门面担当“东方卫视”，外语频道被认为是最有特色、最有干货的一个。 毕竟是上海，人才济济，主播来自大陆、台湾、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不少栏目办得非常好，即使和央视旗下的英文频道CGTN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外语频道、国际频道相比，不谦虚地说，更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比如说脱口秀节目《说东道西》Culture Matters，谈论的中心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比较，在轻松愉快的聊天中，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沟通； 每周日推出的日语节目《中日之桥》Bridge To Japan，定位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还会定期邀请日剧当红影视明星来做客； 此外，外语频道还有一档节目《影视总动员》High Drama，播放英语原声的欧美电影，包括《指环王》、《傲慢与偏见》和《蜘蛛侠》等等，为喜爱观看原版电影的观众奉上电影大餐…… 过去十多年里，上海外语频道成为十多万在沪常住外籍人士获得新闻、生活、娱乐资讯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本地观众也受益良多—— “外语频道是小时候看世界的唯一途径，好多美剧都是在ICS看的。” “高中的时候，吃完饭趁休息时间看外语频道的节目，表面上是学英语，其实是趁机娱乐放松，很有意思。” 甚至还有一位网友说，初中放暑假，无意间看到在外语频道播出的英国BBC著名汽车节目《Top Gear》， “对一个从小就喜欢车的男生来说，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甚至影响了我的就业方向。” 除了“国家队”中央电视台，国内也就北京、广东、江苏等少数几个省市播出或者曾经开播过国际/外语频道。 作为“行业天花板”的存在，上海外语频道为什么要关停呢？ 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解释是： “坚决摒弃做‘虚功’、图‘虚荣’、变‘虚胖’，着力强身健体、提质增效… 真正实现主业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效益更加改善。” 盖棺定论，外语频道看来是被归到“虚功”“虚荣”“虚胖”的行列了，不知道频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广大观众对此是什么感受？ 关停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钱，是一个大问题； 官方解释也提到了“效益”两个字，但眼下，国内电视台的“效益”普遍不乐观。 广告收入是电视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就愿意花钱打广告、做宣传，但现在经济这个样子，还有多少企业愿意上电视打广告呢？ 以国内最会赚钱的电视台之一“湖南卫视”为例，2015年、2016年广告收入连续突破100亿元，但之后一路下滑，现在估计只有40亿元左右，跌了一半还多。 赚钱高手都如此，更别说其他电视台了。所以近些年来，全国多地的电视台传出关停频道的消息，一开始是市级电视台，后来有些省级电视台也慢慢撑不住了，甚至深圳、上海这些发达地区的电视台。 本来是众人眼中的铁饭碗、香饽饽，没想到很多地方的电视台穷得揭不开锅，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有的主持人和主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转行直播带货，卖鸭子，卖海参，卖红酒… 很难想象，曾经光鲜亮丽的电视台，如今变得如此落寞。 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 上海外语频道，观众主要是在沪居住生活的老外，以及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的本地居民。 从2005年开始，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快速增长，从10万增长到2018年的17.2万，老外越来越多，为外语频道打下坚实的观众基础。 从2020年开始，上海市统计局不再单独提供在沪外国常住人口的数据，所以现在有多少外国人在上海居住生活，找不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 因为三年口罩，外企撤离，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很多老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观众流失，对于上海外语频道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至于本土观众，现在获得资讯和娱乐的渠道这么多，各种新媒体、短视频，低头刷手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也越来越没人看电视了。你家的电视机，多久没开了？ 电视就和曾经的广播和报纸一样，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吃灰去了。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看来，上海外语频道关停，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因为指导思想和各种限制等原因，现在该频道播放的内容越来越体现不出外语频道的特色和优势。” 节目越来越难看，关了也罢。 上海外语频道的关停，很多人并不在意，也不在乎，太阳照常升起，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依然生活在上海的老外，估计会感到一丝惋惜。毕竟，一个本土的外语频道，为他们了解上海，看待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视角。 影响最大的，除了频道的工作人员，应该就是各大院校英语系、日语系的大学生了—— 不仅少了一个学外语练听力的渠道，更少了一个求职找工作的好去处。 “英语无用论”的声音，怕是又要响起来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越是这样越要学好外语，有条件多学几门，懂的都懂。” 我觉得很有道理。 上海外语频道，2008-2024，RIP！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海外掘金
中专女生姜萍高分闯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的消息刚刚传出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曾信以为真，将其当作“努力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来传播。 此后，关于姜萍数学能力的质疑声不断增强，而赛事主办方阿里巴巴达摩院以及姜萍的导师王闰秋一直没能给出有力的回应，事件陷入争议僵局。 为了搞清楚真相，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联系可能知情的人士。今天赛事主办方和涟水中专同时发布了情况通报，我也终于可以把了解到的事件始末分享出来。 声明：以下信息是从私下谈话中了解到的，不方便透露信源，也不能百分百保真，仅供对事件好奇的读者参考。 姜萍事件的起点是一连串自以为是的“乌龙”，涉事各方都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业内早就习以为常的小事情，玩了一点点见不得光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心思。谁都没想到，一个数学天才少女横空出世的故事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会引发海啸般的舆论关注。 最开始是郁郁不得志但自视甚高的中专数学老师王闰秋的一点小心思： 既然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初赛没有监考，那么替考就非常容易。如果能以自己的实力替考保送一位学生进入决赛，无论名次如何，在这名不见经传的中专学校都是一件破天荒的、非常长脸的事情，对自己的前程大有好处。 更重要的是，决赛阶段选手可以自由选择三个不同的时段答题，而同个方向的试题只有一套。如果受自己控制的学生能进入决赛，可以让学生选择时段A来提前获取试题，自己选择时段C就相当于多了16个小时答题时间。 反正初赛成绩只用来选拔名额，不计入决赛总成绩，反正决赛只公布获奖名单，不公布每位选手的具体分数，到时学生静悄悄下线就好了，神不知鬼不觉。 只是万万没想到，初赛时王闰秋先提交了自己的答案，然后作答姜萍那一套试卷时又有了新的思路，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并一举拿到了第12名，成了舞台中央一颗异常耀眼的明星。 然后是面临抛弃风险急需拿出成绩证明重要性的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一点小心思： 在集团整体收缩业务降低成本的背景下，达摩院的前途命运可谓朝不保夕，最容易低成本出成果的就是公关事件传播了。现在有一个中专女生闯入数学竞赛决赛，巨大的反差意味着巨大的传播价值，只要集中力量推一推，说不定可以上个热搜。 至于天才少女初赛成绩是不是真的，达摩院不关心，也没打算去核实，反正决赛才是重头戏，这会儿先把公关传播做出去最紧要。 只是万万没想到，天才少女的故事不仅上了热搜，而且几乎霸占了一个星期的全网热搜，成为年度最热新闻事件之一。空前的热度也引来了空前的审视，原本一个大家都喜闻乐见没人会去较真的公关故事，突然被放到了全民断案的显微镜下。姜萍初赛成绩的真实性突然成了不容回避的全民关心的话题。 再有就是承接姜萍宣传片制作的那家电视媒体的小心思： 很多人以为最初介绍天才少女姜萍的那部宣传片是由达摩院制作的，其实不是。达摩院的确是出钱的甲方，但实际去到涟水中专采访拍摄的其实是一家拿着官媒牌照但广告收入岌岌可危的电视媒体，他们是具体做事的乙方。 达摩院之所以把拍摄制作的业务外包给电视台做，其实也是业内通用做法。一方面，大厂需要给各家官媒缴纳“保护费”来保平安，另一方面，对于几乎已经没有传播价值的电视台来说，直接投放广告又不合理。所以，大厂普遍都会找一些难度不高但费用丰厚的外包项目交给这些传统媒体来做，算是变相缴纳“保护费”的做法。 在电视台看来，去拍谁，拍什么主题，都是由甲方达摩院来决定的，重要的是帮甲方实现宣传目标。至于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作为乙方的电视台完全不关心，他们日常做多了这类“正能量”访谈，美化一些，摆拍一些，拔高一些，从来没出过问题。万一，就算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是作为民营企业的甲方在前面顶着，自己作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有事的。 只是万万没想到，这回他们摆拍的宣传片居然成了年度热点新闻，原本是常规操作的摆拍画面突然受到了全社会的质疑。 于是，一连串的自以为是在涉事各方都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搞了个大新闻”，大家全都懵了…… 到这时，阿里巴巴达摩院其实还是有机会挽回局面的，毕竟，无论是王闰秋初试作弊还是宣传片供应商虚假摆拍，达摩院都是受害者，他们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切割干净，严厉谴责造假者。 然而，因为内部领导对舆论形势的误判，加上来自官方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压力，达摩院很遗憾地采用了鸵鸟战术来应对公关危机，试图等姜萍决赛“自然落榜”之后事件热度逐步平息。 只可惜，鸵鸟战术没能奏效，公众面对赛事主办方的沉默发起了更广泛更强劲的质疑…… 到这时，姜萍事件已经由“商业公司公关事件”升级成了“牵连甚广的社会热点事件”，有关部门强力介入，达摩院失去了主导事件走向的信息发布权。 在有关部门看来，这是在帮民营企业收拾超出掌控的烂摊子，是对互联网秩序和国家教育公平形象的积极维护。但在客观实际层面，这样的消极应对反而强化了公众对社会诚信的负面印象。 最终，由于公众的质疑一直没能平息，要求达摩院公布决赛结果的呼声越来越大，在有关部门的指导要求下，达摩院和涟水中专商议出了一个“承认问题但尽量淡化”的方案，并在11月3日同时公布出来。 在达摩院的通报中，王闰秋行为的性质是“违反竞赛规则为姜萍提供了答题指导”，在涟水中专的通报中，对王闰秋的处理是诫勉谈话。给了结果，但细节欠奉。意思很明确：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虽然我个人很不理解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强力介入，但相关处理结果还是非常典型，熟悉的配方，熟悉的通报。 嗯，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姜萍事件的始末。 整个事件中，唯一无辜，也几乎是唯一受到实质性伤害的，就只有未成年少女姜萍一人。 这实在是一个太过草台和残酷的社会。 唉……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10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从5%调至4.8%。这次下调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担忧消费复苏不及预期”。 其实，从国庆前一周至今，官方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惠及房地产、股市、企业，也包括居民消费。“刺激消费”一度成为媒体报道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 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这是老生常谈了。光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几乎成了各方共识。然而，尽管专家大力呼吁，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措施，消费还是不够强劲。原因何在？ 从根本上说，消费是人的自然需要，也是收入的自然结果，消费低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收入问题。那么，消费是可以被“刺激”的吗？或者说，要想促进消费，除了“刺激”，是否还有其他途径？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低，影响消费能力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消费者的当期收入可以分为永久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两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可以预计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因此，当政府试图用短期的政策来影响消费时，往往不能奏效，因为人们增加的收入是临时性的，不会立即增加消费，更可能转化为储蓄。 例如，当政府试图用税收政策影响消费时，如果减税或增税是临时性的，消费就不会有大变化，只有永久性税收变动，政策才会有明显的效果。 简单说，一个人的消费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是指一个人最多能消费多少，大体上相当于他的可支配收入。消费意愿指一个人愿意将多少收入用于消费，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关键的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的收入的预期越乐观，消费意愿就越强，甚至愿意借钱消费；反之就会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 让我们再回到居民的消费能力。居民的消费能力，依赖于国民收入在部门间的分配状况。也就是说，个体层面上的消费能力，在宏观层面上是由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决定的。 根据殷剑峰等人的研究，从2001到2020的二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平均61%，美国为76%；同一时期，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那么，要提高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有三个途径： 一是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二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三是同时提高两者。 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在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的同时（直到新冠疫情期间被打断），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基本没有变化，2019年的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低，即便是人均GDP，也距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为什么会出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的情况呢？ 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投资为主导的，其中又是以建设投资为主导。统计显示，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投资与设备投资之间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上升到了2017年的3.9。 这种投资结构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土地谋发展”的结果这个事实，相应的，作为土地出让者的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断提高。在土地越卖越少或房地产市场冷却下来之后，不少地方政府仍可以通过举债获得建设投资所需的资金，即便出现暴雷等问题，也往往通过超发货币解决，实际上再度把国民收入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转移到了政府部门。 国民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后，投资决策由政府做出，会改变经济运行的信息基础，即从分散的、私人投资，转变为集中的公共投资，这也是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向往政府、事业单位和国企等体制内工作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集中投资，往往效率不高，且可能挤压了企业家得以涌现和成长的空间。 与其刺激消费，不如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收入和经营收入大体相当于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包括利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报酬一起构成了初次分配的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则是指政府通过再分配途径给予居民的收入。 殷剑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不算太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需要增加的是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 众所周知，中国居民的财产结构并不是非常合理的，一方面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另一方面金融资产中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现在，很多人仍然将更多的资金从权益类资产转为存款，如将理财、股票投资转为存款。 许多人观察到，60后、70后和80后，相比95后、00后，对未来还要更乐观一些。有些95后、00后，显得很“佛系”，不如他们父辈的70后、80后那么有叛逆性、独立性和奋斗精神。这其实与这几代人对财产的直接感受不同有关。 许多出身普通家庭甚至贫穷家庭的70后、80后，虽然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也有迷茫和焦虑，但仍有激情，相信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可以拥有一定的财产，包括在大城市置业买车之类。他们知道自己的财产的难得和可贵，知道财产权利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也更愿意投资，对获得财产性收入很有信心。 相比之下，有些95后、00后，对财产权利没有这种直接感受，似乎很早就打算接受整个世界了。他们一方面更向往有稳定的工资收入的“铁饭碗”，另一方面刚开始上班就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于是很早就开始存钱。 有人呼吁，要刺激消费，就要让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上文已阐明，影响消费的主要是长期可预期的永久性收入，因此最重要的是让居民获得更高、更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以上内容部分引用了殷剑峰先生的文章“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去年的10月27日，前总理李克强突然去世的噩耗传出，全国民众都被震动了。人们清楚地记得八月底李克强在敦煌参观莫高窟时神采奕奕地向民众们挥手致意，李总理矫健的步伐、灿烂的笑容，在位时繁忙劳累的疲惫神态一扫而空。谁能料想那竟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李克强？！那些天里，全国各地上百万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整个中国大地被覆盖在民间的巨大悲痛情绪之中。相比之下，中共党当局对李克强去世的原因语焉不详，遗体告别仪式又搞得神秘鬼祟，引发人们无数猜疑，更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中国民众的心头。一年来，民间对李克强的怀念之情未减分毫，中共党高层的惧怕与紧张也未减分毫。刚进入十月初，中共就提前取消了一些地方原定于十月举行的体育活动，尽管这些活动原本与李克强去世并不相干，甚至组织方压根儿就没想到与李克强忌日有何关联。然而，中共当局就是这样的如惊弓之鸟草木皆兵。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笔者以为，连李克强——曾经的中共中央二号人物、官至正国级的大国总理——都能这样死的不明不白，那中共党的几百万大小干部就更不在话下了，上头要想灭了谁就能让谁人间消失。笔者曾经数十年与中共党内各级干部打交道，也曾经历过见识过”党管干部“的种种作法，深感李克强悲剧是中共党几百万干部难以摆脱的宿命。 “党管干部”这四个字，一般都理解为中共党垄断精英职位的提拔任用人事大权。这固然不错，但绝不仅仅是“任用提拔”，实际上是由党主宰干部的一切，乃至决定干部的人生命运。下面仅举几点略作说明。 首先，干部作为“廉价劳动力”，只有干活的份没有正常休息的权利，导致严重损害身心健康。 还从李克强讲起。2002年全党正在执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李克强时任河南省省长，河南省委书记是陈奎元。领导干部要摆出政治正确姿态，就拿下级干部当“长工”。陈奎元用“人海战术”执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省市县政府机关抽调大批干部下到村里“蹲点”。第一年全省抽出约3万多人，第二年要抽更多的人下去。大量抽人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正常运转，作为省长的李克强自然有不同意见，省长与省委书记之间矛盾因而尖锐起来。省委书记提出口号“抽硬人（“硬人”指能力强、能干事的人）；硬抽人（指强制抽人）”，并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指桑骂槐地骂了一顿李克强。在省这一级，省委书记就是”党“，李克强只能无奈地服从。 强调党的“需要”不顾损害人的权利，在2006年“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学习运动中被推向高潮。那时中共全党流行“白加黑、五加二”。所谓“白加黑”，就是白天正常上班，夜间继续加班；所谓“五加二”，就是一周五个工作日再加周末两天上班。干部经常几个月白天黑夜连轴转而不得休息，这种长时间超负荷的疲劳战，极大地损害干部的身心健康，党内有一些干部因过度劳累而死在工作岗位上，这类“过劳死”干部又常被报刊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典型而报道。尽管如此，党内没人敢公开抗议这种侵犯人权的作法，许多人默默忍受以至超出生理心理承受的极限，一方面不少干部得了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严重疾病，另一方面导致干部自杀事件不断发生。2004年以后每年干部自杀在10人以内；2009至2010年干部自杀数字明显上升。据不完全统计，那个两年间约有20多名干部自杀，由此引起胡锦涛的重视。 笔者曾在2010年的9、10月间接到过胡锦涛办公室电话，说“总书记对干部自杀问题很关注，总书记办公室人员想就此向我做些咨询。”笔者当时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基层干部长期超负荷工作，因身心俱疲而引发严重“抑郁症”所导致，不少干部心理压力巨大乃至陷入精神困境，又不能及时得到心理关怀和心理疏导，最终一死了之。 其次，把“从严治党”理解为可以不经程序地随时撤职查办干部，不少基层干部惶惶惊恐不可终日。 2000年后党内提出反贪腐，必须监督干部的“八小时之外”。党的纪检部门要求干部手机24小时开机，无论白天黑夜随时接受抽查，做到“铃响必接”，如有延误先撤后查。曾见一报纸报道说，有些地方纪检委做法极端，干部夜间在家洗澡时晚了几分钟接电话就被撤职。又如，连续长时间的“白加黑、五加二”，使得一些干部极度疲劳，开会打瞌睡现象时有发生，怎么处置则取决于领导官员的脾气甚至当时的心情。一些地方报纸曾把领导官员怒火中烧，当场宣布凡开会睡觉的干部一律撤职查办作为从严治党的生动事例加以渲染报道。一般说来，越到基层干部越是位卑人轻，上级领导处置惩罚干部越可能带有随意性，这导致基层干部的回应具有两极性：或者争相拍马迎奉，甚至有干部因官场应酬陪同上级官员喝酒过量而猝然死亡，或者报复性反杀领导官员。然而，这类恶性案件往往会被严密遮掩而不许公开。至于一出事故，“不问三七二十一”先宣布撤职查办干部，以便于抚平民众情绪的作法，更是地方党组织的基本工作套路。 第三，干部成为党内权斗的替罪羔羊与牺牲品 中共党并非是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素养的政党，本质上它是具有浓烈政治色彩、依靠枪杆子起家、骨子里带着江湖帮会基因的政治集团，不存在西方国家政党内部因政策主张的不同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派别，党内有的是以利益为基础、以个人依附关系为纽带的帮、派、山头。不仅干部的提拔升迁常常受各种复杂的人为因素作用而呈现“逆淘汰”规律；而且党内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勾心斗角与相互倾轧，也常使正派干部齿冷心寒。更为可怕的是，“成王败寇”是党内顶层大佬权力争斗的底层逻辑，赢的一方不仅权位通吃而且鸡犬升天，败的一方不仅大佬本人锒铛入狱，而且常常祸及大佬下属被血腥清洗，直接改变下属干部的人生命运。2012年以后以反腐败为名清除异己的党内恶斗，使得中共官场人人自危，干部非正常死亡人数明显上升。 干部的非正常死亡大凡有两种类型：他杀（包括胁迫自杀）或自杀。他杀或胁迫自杀的，常常掩盖着党内不可告人的权力场秘密。有些贪腐案是团伙作案，查出一个可能带出一串，因此被反腐败追到的线索牵涉人就用自杀为家人保住贪腐钱财。更重要的是，线索牵涉人还可能以自杀保护贪腐链条上的同僚和更高级别的官员，以此换取他们今后对自杀者家人的照应与庇护。上述这类的中共干部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外部至今仍无法获得确切数字。 干部自杀也与中共党的纪检部门法外执法有关。由于纪检部门是法外“执法”机关，事实上不受国家法律制约，被秘密拘押秘密审讯者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他们不能聘请律师、不能获得家人探视，得不到任何人权保护；他们被秘密拘押后，审讯者首先对他们发起的强大心理攻击，力图摧毁他们的精神防线；同时他们被剥夺正常的睡眠、喝水、上厕所等基本生理需求，他们连续数天被捆绑固定身体姿势于铁/木座位上，造成臀部、腿部、背部皮肤严重溃烂。他们还被人为搅乱人体生物钟节律，拘押住处清除掉一切能标识时间流逝的物品装置，而用数千瓦强光24小时直射人眼，使人完全无法辨认白天黑夜；除了审讯，他们绝不被允许讲话发出声响，有些长期单独关押者释放后竟然丧失了正常的语言对话功能。纪检部门对被拘押者施行的暴力逼供，经常是外表看不出殴打伤痕，而内里伤害极为严重。笔者曾看过一个基层干部痛苦回述被“双规审查”的视频。这位基层干部本人无贪腐，却被纪检委“双规”拘押，要求他“配合调查”，交代他的领导的“违法乱纪”行为。他被关押数月，期间遭受极为惊悚阴毒的酷刑，以致于释放一年多后回述那段遭遇时，依旧控制不住地浑身颤抖，痛哭流涕，泣不成声。这类的传闻在党内已非鲜见，有些干部对被纪检委带走极为恐惧，一旦他们被纪检部门谈话或听到某种风声，他们就会用各种方式自我了结。在党内残酷的内斗中，据不完全统计，2012-2018年中共干部自杀277人，自杀干部的职级从省军级到基层乡科级。 由此工作在中南海里的干部都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中，保护自己安全生存的诀窍是“不问对错，只看站边”。依次类推，地方省市各级党内，大小干部都有“选边站”的问题。一旦站错边，他们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习近平上台后的党内大清洗，尤其充分地体现出这一点来。 出于对党内大清洗的极度恐怖，许多干部想法设法自保平安 他们的基本作法有两点：一是“不作为”，二是逃离体制。 所谓“不作为”，是指党内干部谨慎应对上级各项规定要求，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借口，只做上级的“规定动作”，不做任何“自选动作”，以免出错追责而牵出陈年旧账。以致于“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所有工作都有台账记录“留痕”的种种形式主义作法风行一时。 十八大后党内的种种“不作为”，也就是后来普遍流行的说法——“躺平”，自2014年起。笔者以为，干部不作为不是抵抗中央，而是为了自保平安。党内高层指责干部以前“胡作为、乱作为”，2014年以后是“不作为”，高层曾经想法设想鼓励干部“大胆工作”，包括出台文件祭出“不追责”的“免死牌”等激励措施，但收效甚微，全党干部依旧消极应付。 二是逃离体制。党内的高压恐怖使不少干部萌生退意另寻出路。近些年来，有的提出辞职，有的申请退休，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选择退休后出国与子女一起生活。所有这些变相逃离体制的种种理由，说到底是给自己寻一个自保平安的退路。然而，上船容易下船难，习近平的“倒查二十年”，使得一些干部即便辞职即便退休也不得安生；收缴护照，严格控制出国出境，使得退休干部安享天伦之乐欢度晚年的愿望几成黄粱一梦。换句话说，习近平将全党几百万干部、9000万党员牢牢绑架在“党组织”的罗网之中，谁都不许跳船。 当下的中国，经济衰败如自由落体般堕坠，民生艰困而翻转无计，社会失序而乱世逼近。当此中共政权风雨飘摇之际，”生，还是死”？“哈姆雷特式”诘问摆在中共干部每个人面前。想想李克强，官至正国级依旧难逃劫命之灾，几百万中共干部如何自我救赎？是被宿命牵着走，还是将命运之缰握在自己手里？ 人生与历史的紧要关头，往往就是一个选择和那么几步。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2024大选日即将到来，贯串这轮选举的主线明显是共和党一方坚持选举规则与民主党一方反规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民主党掌控的15个州完全不验投票者ID，还有几个民主党州则将验证ID变成验证驾照，因为民主党政府早就下令让非法移民在全国范围内获颁发驾照。二是仿2020舞弊经验，违反选举日当天公布结果的惯例，目前有四大摇摆州宣布要延迟5-15天。现在，美国现在没人说得清这场选举将以什么形式落幕。以下是近日选情分析。 一、真实选情明显不利于民主党 据NBC的综合民调显示，今年自认为是共和党的选民较民主党选民高出2个百分点，比例为42%对40%。这表明共和党在党派认同方面取得了持续领先优势，这是3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情况，展现了前总统川普获得了11月大选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优势。历史资料显示，2020年民主党选民领先6个百分点，2016年领先7个百分点，2012年领先9个百分点。尽管左媒坚持认为中间选民更喜欢哈里斯，并无证据支持。 民调机构多亲民主党，习惯性拉高民主党的领先优势。尽管目前声称是持平或者川普略领先一两个百分点，但实际情况肯定比这些公开民调展示的要糟糕。相比民调本身，我更愿意观看发布民调的大媒体如何“调整”民调。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川普的支持率领先哈里斯两个百分点，两人的支持率分别为47%和45%。此外，《华尔街日报》自7月份以来三次询问选民对哈里斯担任副总统工作的评价，这一次选民给出的评价最低，42%的人认可她的表现，而54%的人不认可。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调整”了自己的民调。该杂志一直认定拜登将胜出而且是大胜，今年8月以来在哈里斯替代拜登之后还特别建立了一个预测模型，认为哈里斯气势如虹领先川普，但10月24日该杂志发布最新预测，川普有望在下月大选获得276张选举人票（现调整为277张），美国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则将获得262张（现为261张）。川普胜选预估机率上调为54%（现为55%），前一周还只有48%。 曾在2020年独家披露民主党准备好“七十八天政变”的极左媒体Axios在10月25日发文称，众议院民主党人对 11 月 5 日的焦虑加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副总统哈里斯好”。新民主党联盟（New Democrat Coalition）主席安妮·库斯特 (Annie Kuster) 表示，她“正在查看资料，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十几场竞选几乎打成平手”，“我认为你甚至不能指望民调结果准确。好吧，误差范围很广”。还有一位众议员称看了内部民调，不乐观。 二、原铁杆支持者公开弃民主党持中立 网上一直流传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这位铁杆民主党金主表态支持哈里斯，不仅外界相信，其家人对外也如此声称。但最近巴菲特对外发言提醒小心冒名顶替者，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10月下旬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声明，警告有关巴菲特支持政治候选人的“欺诈性说法”。巴菲特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中表示，人工智慧的兴起让他担心，在总统竞选的最后几天，他的形象或声音可能会被模仿，误导观众认为他支持了某位候选人。 以上消息还不算最大的打击，最大的打击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于10月25日宣布该报将不会为今年的总统竞选背书，也不会为今后的总统竞选背书。并称这是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的意思。 自1976 年《华盛顿邮报》支持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以来的36年，该报一直背书民主党。此决定一出，该报总编Robert Kagan立即宣布辞职。曾在奥巴马总统手下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直接开骂：“作为华盛顿本地人和《华盛顿邮报》的终身订阅者，我感到恶心。你们失去了我们。” 加州《洛杉矶时报》于10月22日宣布今年不为任何总统候选人背书，这一决定是报社老板黄松雄 (Patrick Soon-Shiong)本人做出的。洛杉矶编辑委员会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1972 年一直为总统候选人提供支持，中间停了一段， 2008 年恢复支持奥巴马。从那时起，他们就只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三、支持川普者陆续表态 10月22日，天主教美国大主教维加诺（Archbishop Viganò）发表公开信，毫不含糊地向美国天主教徒发出呼吁：“在这次选举中，你们必须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治理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你们需要在民主与独裁、自由与奴役之间做出选择。投票支持唐纳德-川普意味著坚决与反天主教、反基督教和反人类的社会愿景保持距离。 这意味著阻止那些想要创造一个比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宣布的还要糟糕的地狱般的乌托邦的人。……从道义上讲，弃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宣布自己中立就意味著与敌人结盟。” 美国百年老报New York Post一直坚持保守派立场，10月25日正式背书川普，其声明里充满了浩然正气：“选民在这次选举中肩负著重大责任——这是这个伟大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这一选择将产生数十年的影响，决定美国人未来将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的哪一条。我们必须做出以下选择： *安全的边境和合理的移民制度。 *更安全的城市和对法律和秩序的支持。 *一个繁荣、低税收、低监管的经济，为所有人服务——由支援而不是惩罚工业和家庭的能源政策推动。 *（川普）那些常识性政策恢复了父母在选择学校、变性手术和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运动等方面为孩子做出最佳选择的权利。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备受尊重——我们的敌人畏惧美国，我们的盟友信任美国。” 四、舞弊与反舞弊的法律战 鉴于各地非公民投票与各种不真实的选民投票，以及密西根州、乔治亚州、宾州、亚历桑那州等明确宣布延迟计票（时间为5天-15天），引起不少法律诉讼。近日，俄亥俄州检察长宣布起诉6名非公民非法投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司法观察等其他监督组织在密西西比州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计算选举日后收到的邮寄选票。10月25日，第5巡回法院裁定，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任何允许在选举日后接收和计票的州法律都违反了联邦法律。 共和党一方认为，美国是案例法，这是全国联邦法院之一的裁决，因此会影响各地的选举。但民主党一方并不准备放弃这种舞弊行为。据CNN 报导，“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仅对其管辖的三个南部州具有约束力，目前，该法官小组并未下令在当前选举中阻止密西西比州实施该政策，而是将此案发回进行进一步审理。” 估计多起选举舞弊官司可能最后会到最高法院。 五、制造心理压力的政治威慑战 10月23日，罗伯特·肯尼迪在X上发文称：拜登/哈里斯刚刚通过了国防部指令5240.01，授权五角大楼，历史上首次，可以使用致命武力杀死在美国领土上抗议政府政策的美国人。 此言让美国人非常震惊，群情汹汹，很多人指责民主党为赢得选举不惜多方破坏选举规则，对抗议窃选者还要动用军队武力镇压。次日，Scripps News和益普索（Ipsos）联合发布一项调查称，62%认为，选后可能（或非常可能）衍生相关选举的暴力或骚乱（其实最近一些民主党州又重演2020的武力威胁川普支持者的恶性事件，例如10月26日，宾州蒙哥马利郡共和党委员会总部在受到暴力和亵渎性炸弹威胁后被迫疏散并关闭。但他们仍相信并愿意接受选举结果。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51%的受访者支持动用美军来预防选后骚乱。不少人认为，这是为响应前天拜登政府给国防部授权镇压反对者的舆论准备。 在舆论压力之下，国防部不得不通过媒体予以澄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苏·高夫（Sue Gough）对《新闻周刊》表示：“（该指令）中提到的国防部使用武力的政策并不是新的，也没有授权国防部对美国公民或美国境内的人员使用致命武力”，该档主要概述如何与地方和联邦当局共用军事情报。 这条消息的流传，实际反映了美国政治的高度紧张：一是对拜登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毕竟2021年J.6事件揭示的真相让美国人愤怒不安，2024大选期间发生的多次暗杀川普未遂阴影还未散去；二是美国人当中蔓延的大选焦虑非常严重。 就在本文完稿的10月27日，川普在曼哈顿麦迪森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行造势集会，吸引了数万名支持者，很多人是前一天晚上排队购票进场。10月25日川普接受美国第一播客乔·罗根体验长达三小时的采访也非常成功。只要坚持一人一票、验证选民ID、大选日当天公布结果这些基本规则，川普胜出已经毫无疑问。 作为一位将美国视为第二故乡的中国流亡知识份子，我只能祈愿在这场事关美国国运、世界未来命运的2024大选中，捍卫民主规则的一方能够战胜反民主规则的一方，美国人民能够在规则的制约下选出他们自己想要的总统。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2024大选日即将到来，贯串这轮选举的主线明显是共和党一方坚持选举规则与民主党一方反规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民主党掌控的15个州完全不验投票者ID，还有几个民主党州则将验证ID变成验证驾照，因为民主党政府早就下令让非法移民在全国范围内获颁发驾照。二是仿2020舞弊经验，违反选举日当天公布结果的惯例，目前有四大摇摆州宣布要延迟5-15天。现在，美国现在没人说得清这场选举将以什么形式落幕。以下是近日选情分析。 一、真实选情明显不利于民主党 据NBC的综合民调显示，今年自认为是共和党的选民较民主党选民高出2个百分点，比例为42%对40%。这表明共和党在党派认同方面取得了持续领先优势，这是3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情况，展现了前总统川普获得了11月大选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优势。历史资料显示，2020年民主党选民领先6个百分点，2016年领先7个百分点，2012年领先9个百分点。尽管左媒坚持认为中间选民更喜欢哈里斯，并无证据支持。 民调机构多亲民主党，习惯性拉高民主党的领先优势。尽管目前声称是持平或者川普略领先一两个百分点，但实际情况肯定比这些公开民调展示的要糟糕。相比民调本身，我更愿意观看发布民调的大媒体如何“调整”民调。10月23日《华尔街日报》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川普的支持率领先哈里斯两个百分点，两人的支持率分别为47%和45%。此外，《华尔街日报》自7月份以来三次询问选民对哈里斯担任副总统工作的评价，这一次选民给出的评价最低，42%的人认可她的表现，而54%的人不认可。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调整”了自己的民调。该杂志一直认定拜登将胜出而且是大胜，今年8月以来在哈里斯替代拜登之后还特别建立了一个预测模型，认为哈里斯气势如虹领先川普，但10月24日该杂志发布最新预测，川普有望在下月大选获得276张选举人票（现调整为277张），美国副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则将获得262张（现为261张）。川普胜选预估机率上调为54%（现为55%），前一周还只有48%。 曾在2020年独家披露民主党准备好“七十八天政变”的极左媒体Axios在10月25日发文称，众议院民主党人对 11 月 5 日的焦虑加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表现得比副总统哈里斯好”。新民主党联盟（New Democrat Coalition）主席安妮·库斯特 (Annie Kuster) 表示，她“正在查看资料，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十几场竞选几乎打成平手”，“我认为你甚至不能指望民调结果准确。好吧，误差范围很广”。还有一位众议员称看了内部民调，不乐观。 二、原铁杆支持者公开弃民主党持中立 网上一直流传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这位铁杆民主党金主表态支持哈里斯，不仅外界相信，其家人对外也如此声称。但最近巴菲特对外发言提醒小心冒名顶替者，他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10月下旬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声明，警告有关巴菲特支持政治候选人的“欺诈性说法”。巴菲特在《华尔街日报》记者的电话采访中表示，人工智慧的兴起让他担心，在总统竞选的最后几天，他的形象或声音可能会被模仿，误导观众认为他支持了某位候选人。 以上消息还不算最大的打击，最大的打击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于10月25日宣布该报将不会为今年的总统竞选背书，也不会为今后的总统竞选背书。并称这是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的意思。 自1976 年《华盛顿邮报》支持民主党人吉米·卡特以来的36年，该报一直背书民主党。此决定一出，该报总编Robert Kagan立即宣布辞职。曾在奥巴马总统手下担任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直接开骂：“作为华盛顿本地人和《华盛顿邮报》的终身订阅者，我感到恶心。你们失去了我们。” 加州《洛杉矶时报》于10月22日宣布今年不为任何总统候选人背书，这一决定是报社老板黄松雄 (Patrick Soon-Shiong)本人做出的。洛杉矶编辑委员会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1972 年一直为总统候选人提供支持，中间停了一段， 2008 年恢复支持奥巴马。从那时起，他们就只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三、支持川普者陆续表态 10月22日，天主教美国大主教维加诺（Archbishop Viganò）发表公开信，毫不含糊地向美国天主教徒发出呼吁：“在这次选举中，你们必须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治理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你们需要在民主与独裁、自由与奴役之间做出选择。投票支持唐纳德-川普意味著坚决与反天主教、反基督教和反人类的社会愿景保持距离。 这意味著阻止那些想要创造一个比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所宣布的还要糟糕的地狱般的乌托邦的人。……从道义上讲，弃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宣布自己中立就意味著与敌人结盟。” 美国百年老报New York Post一直坚持保守派立场，10月25日正式背书川普，其声明里充满了浩然正气：“选民在这次选举中肩负著重大责任——这是这个伟大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这一选择将产生数十年的影响，决定美国人未来将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中的哪一条。我们必须做出以下选择： *安全的边境和合理的移民制度。 *更安全的城市和对法律和秩序的支持。 *一个繁荣、低税收、低监管的经济，为所有人服务——由支援而不是惩罚工业和家庭的能源政策推动。 *（川普）那些常识性政策恢复了父母在选择学校、变性手术和跨性别运动员参加女子体育运动等方面为孩子做出最佳选择的权利。 *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备受尊重——我们的敌人畏惧美国，我们的盟友信任美国。” 四、舞弊与反舞弊的法律战 鉴于各地非公民投票与各种不真实的选民投票，以及密西根州、乔治亚州、宾州、亚历桑那州等明确宣布延迟计票（时间为5天-15天），引起不少法律诉讼。近日，俄亥俄州检察长宣布起诉6名非公民非法投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司法观察等其他监督组织在密西西比州提起诉讼，要求停止计算选举日后收到的邮寄选票。10月25日，第5巡回法院裁定，必须在选举日之前收到选票，任何允许在选举日后接收和计票的州法律都违反了联邦法律。 共和党一方认为，美国是案例法，这是全国联邦法院之一的裁决，因此会影响各地的选举。但民主党一方并不准备放弃这种舞弊行为。据CNN 报导，“第五巡回法院的裁决仅对其管辖的三个南部州具有约束力，目前，该法官小组并未下令在当前选举中阻止密西西比州实施该政策，而是将此案发回进行进一步审理。” 估计多起选举舞弊官司可能最后会到最高法院。 五、制造心理压力的政治威慑战 10月23日，罗伯特·肯尼迪在X上发文称：拜登/哈里斯刚刚通过了国防部指令5240.01，授权五角大楼，历史上首次，可以使用致命武力杀死在美国领土上抗议政府政策的美国人。 此言让美国人非常震惊，群情汹汹，很多人指责民主党为赢得选举不惜多方破坏选举规则，对抗议窃选者还要动用军队武力镇压。次日，Scripps News和益普索（Ipsos）联合发布一项调查称，62%认为，选后可能（或非常可能）衍生相关选举的暴力或骚乱（其实最近一些民主党州又重演2020的武力威胁川普支持者的恶性事件，例如10月26日，宾州蒙哥马利郡共和党委员会总部在受到暴力和亵渎性炸弹威胁后被迫疏散并关闭。但他们仍相信并愿意接受选举结果。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51%的受访者支持动用美军来预防选后骚乱。不少人认为，这是为响应前天拜登政府给国防部授权镇压反对者的舆论准备。 在舆论压力之下，国防部不得不通过媒体予以澄清。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苏·高夫（Sue Gough）对《新闻周刊》表示：“（该指令）中提到的国防部使用武力的政策并不是新的，也没有授权国防部对美国公民或美国境内的人员使用致命武力”，该档主要概述如何与地方和联邦当局共用军事情报。 这条消息的流传，实际反映了美国政治的高度紧张：一是对拜登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毕竟2021年J.6事件揭示的真相让美国人愤怒不安，2024大选期间发生的多次暗杀川普未遂阴影还未散去；二是美国人当中蔓延的大选焦虑非常严重。 就在本文完稿的10月27日，川普在曼哈顿麦迪森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举行造势集会，吸引了数万名支持者，很多人是前一天晚上排队购票进场。10月25日川普接受美国第一播客乔·罗根体验长达三小时的采访也非常成功。只要坚持一人一票、验证选民ID、大选日当天公布结果这些基本规则，川普胜出已经毫无疑问。 作为一位将美国视为第二故乡的中国流亡知识份子，我只能祈愿在这场事关美国国运、世界未来命运的2024大选中，捍卫民主规则的一方能够战胜反民主规则的一方，美国人民能够在规则的制约下选出他们自己想要的总统。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