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俄罗斯瓦格纳头子普里戈津突然发动兵变，震惊全世界。虽然事件迅速落幕，但普京痛心疾首称被“背后捅刀子”一幕，仍令人想像惊心动魄。普里戈津和普京有逾30年的私交，堪称是普京亲信。已有许多人将事件对照到亲俄的北京，分析习近平如果在台海开战，中国版的普里戈津会是谁？ 成为中国版普里戈津需要条件 目前外界对于中国版的普里戈津，分析得不太靠谱（可靠）。诸如说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前政治局常委曾庆红，现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或者说是军方中的反习势力。 习近平上台对军队大清洗后，现在两个军委副主席都算习近平的亲信，张又侠主管军务、何卫东主管政工，有相互监视和牵制作用。另外军委办公厅还有习的大秘钟绍军作为监军，加上军中极度封闭，要造反更难成事。 江泽民已死，江派退休大佬曾庆红的势力已被习近平打得七零八落，无法翻身。近期曾庆红的侄女曾宝宝创立的地产企业“花样年”爆雷，麻烦无解，侧面说明曾庆红已靠不住。 陈文清本来是习于后期从外围收编进来的人马，中央政法委其实是个协调机构，并不像当年周永康时期那样有实权。陈文清也难成中国版的普里戈津。 王沪宁虽然很坏，但只是“狗头军师”，与发动武装叛乱离得有点远。 笔者认为，习近平靠亲信来整肃官场，台面上的政敌已整得差不多了，日后如果说有人有能力、有条件反水（反叛）威胁他，不太可能是退位的反习大佬，而可能是目前仍然表现忠诚的亲信。 另外这个人得握有相对独立的武装。现在看来，最危险的人物，不是在军队、武警中，而是在公安中。不是控制人数有限的中央警卫局的蔡奇，而是习的另一名亲信王小洪。 王小洪是公安部长兼书记，大权独揽，统管全国超过两百万的警察。他还兼任公安部特勤局的书记和局长，特勤局的主要职责是反恐、维稳和重要的保卫工作，在各省也有垂直管理的机构。 铁杆比较：普京与普里戈津、习近平和王小洪 正宗的习家军都是习近平早年一路结交、并已形成铁杆关系的“熟人”。其中王小洪更是习近平公认的心腹。这与普里戈津和普京的关系有得一比。 普里戈津和普京是圣彼得堡的同乡。他是在圣彼得堡开餐厅时和普丁结交的，将近30年的老交情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1997年，普里戈津在圣彼得堡开了一家游艇改造的水上移动餐厅——新岛（New Island）。普京曾多次在这家餐厅接待政要和举办派对，而普里戈津也常常随侍左右。普里戈津敢闯敢干的作风和善于经营的能力赢得了普京的青睐，很快被普京纳入了自己的近臣之列。 普京在2000年成为总统，普里戈津也时来运转，他成了俄罗斯重大国家场合宴会的首席承办人。他赢得了“普京的大厨”称号。 类似地，王小洪是福建福州人，与习近平私交甚笃。早在九十年代习任福州市委书记时，王先后任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负责习的安全保卫。 据说王小洪当时住在习近平楼下，由于彭丽媛不在福建，习近平出差期间经常将女儿习明泽寄住在王小洪家。这显示王对习非常忠心，习对王非常信任。 习近平上台后为了战胜政敌，需要王小洪。近年清洗公安系统，就是从习将王小洪调入公安部开始的。2018年3月，王小洪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正部长级），2019年11月再兼特勤局党委书记、局长；2021年11月，接替赵克志担任公安部党委书记；2022年6月，王小洪担任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副书记；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王小洪获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晋升副国级。2023年3月，王小洪再兼任国务委员。 北京官场流传：作为福建帮代表人物，公安部长王小洪被称“超级警霸”，他藉掌管公安部特勤局监控一众高官，在中南海横行无忌。 王小洪的“警霸”称号，令人联想到普里戈辛公开怒喷俄军高层的姿态。 王小洪悄然组建“王家军” 王小洪近三年在清洗原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原司法部长傅政华“政治团伙”势力期间，已在全国公安系统大量安排亲信上位。特别是去年正式取代赵克志之后，全国31个省份省级公安厅厅长全部换了一遍，个别地方如河北，在8个月内已换了三任公安厅厅长。 新上任的公安厅厅长或党委书记基本上是异地调任，有些原来并不在政法系统任职，一些人明确和王小洪有工作交集。 比如上海公安局长张亚宏，2021年之前曾任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其时王小洪是常务副部长，握有实权。在王小洪接任公安部党委书记之后，张亚宏马上空降上海副局长（正局长级），王小洪升任公安部长时，张亚宏随即坐正。 天津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衡晓帆，和王小洪在北京公安局有多年工作交集，是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王小洪的副手。 河南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曾长期在北京公安系统任职，和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王小洪有紧密交集。 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王志忠上月调任公安部副部长。王志忠曾在公安部警卫局（特勤局）工作33年，深得身兼特勤局局长的王小洪信任。 已有消息说，现任深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国周有望升任广东公安“一哥”，并且担任副省长。刘国周是河北邢台人，长期曾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兼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是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王小洪的旧部。 2021年年初，王小洪的福建旧部、莆田市副市长及公安局长陈枫已秘密接掌香港中联办警务联络部。 公安部层面，公安部副部长陈思源是王小洪掌北京公安局时的嫡系。 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亓延军，是王小洪任职河南公安厅长时的河南省消防总队队长旧部。 公安部副部长孙茂利，之前长期在公安部法制局，他在去年8月由王小洪一手提拔为副部长。 今年3月才从陕西公安厅长升为公安部副部长的徐大彤，也属于王小洪自己挑选的人。其它各地每一个新上任的省级公安厅长，也必须是王小洪亲自把关选定。 习近平用人有个特点就是只敢用“熟人”，王小洪也学会了这个套路，也借此培植自己的势力。而靠任人唯亲、人身依附关系建立的这支队伍，没有任何约束，只会助长野心家。虽然王小洪口头要大家忠于习，但时间长了，身边肯定有人怂恿他。大家心中就只知有王，不知有习。实际上并非“习家军”，而是“王家军”。 一旦时局有变，这支队伍会不会成为华格纳一样的队伍，被王小洪用来以“清君侧”之名针对习？如果真有中国版普里戈津，王小洪堪称是头号人选。 其实习近平也在王小洪身边布局了一些眼线，会有所监视。比如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兼国家移民管理局局长许甘露，是福建同安人，也是习近平的福建旧部。但许年已61岁，过两年就差不多要退。 习近平知道公安对自己是个威胁 如果不是为了掀翻中共体制，中共内斗一般不存在正义。公安系统号称是中共的“刀把子”，历来作为政权维稳机器，对内镇压人民，但在党权权力斗争加剧的特殊政治气候下，也会威胁到统治者本身。习近平当然知道这一点。 2021年9月中，大陆媒体曾报导（后删除），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罗文进为首的江苏“司法黑帮”，与原重庆公安局长邓恢林等人勾连，密谋在“国家领导人”赴南京参加活动时行“不轨”。这位“国家领导人”，外界认为就是习近平。而邓恢林曾是江派高官孟建柱掌政法委时期的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是孟的“大管家”。 被指反习的“孙力军政治团伙”的七名成员均已被判重刑，其中孙力军、傅政华、王立科和刘彦平均被判死缓。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恢林，山西省公安厅前厅长刘新云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15年徒刑、14年徒刑。 孙力军曾被通报涉及“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危害政治安全”。傅政华也被官方通报涉“野心极度膨胀”。并且两人都涉及藏枪问题。 自孙力军于2020年4月落马的三年来，王小洪“挖地三尺”清查孙的公安馀党。等王小洪在公安清理底定，“王家军”成势，如果台海有战事，恐怕就是习近平危险之期。 当然，王小洪只是届时乱局中的中国版普里戈津之一。一个参考版本而已。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一个新的Express.co.uk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读者对数字支付增加限制了现金使用的情况感到担忧。大约有540万英国人依赖现金，但是卡支付和在线支付数量的增加意味著在高街上使用现金越来越困难。 6月下旬开始，英国首相里希．苏奈克（Rishi Sunak）拒绝了保守党议员要求商店和机构被强制接受现金支付的呼吁。他解释说：“我们知道现金仍被数百万人使用，特别是那些处于脆弱群体的人……但是随著科技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企业和组织应该能够选择他们愿意接受的支付方式。” 在向首相提问中，牛顿．阿伯特议员安妮．玛丽．莫里斯引用了英国最大的现金机网路LINK的研究，该研究发现有45%的英国人去过不接受现金的地方。 这引发了英国正在走向无现金社会的担忧，超过9成的Express.co.uk读者对此感到担忧，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在一个从6月22日下午1点到6月28日下午3点15分进行的投票中，Express.co.uk问读者：“你是否担心英国变成无现金社会？”总共有1006票投出，绝大多数读者（92%，即922人）回答“是”，他们感到担忧，而8%的人（81人）表示他们不担忥。还有3人表示他们不知道。 在配套文章下面留下的评论中，读者们对现金的未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很多读者分享了他们对现金接受程度下降的担忧，用户名goodnessme评论道：“我发现商店和企业拒绝接受国家法定货币的现金支付非常令人震惊。” 用户名johnheppell表示赞同，他写道：“让企业自行选择他们能接受的支付方式是错误的。” 另一位读者，用户名为fewwef的用户表示：“任何欢迎这个现象的人都没有理智思考。这是致命的，这意味著政府和其他机构知道你的所有事情，没有任何隐私。我们为何要将这种权力交给我们的政府。这不应该发生，人们需要说不。” 60岁以上人群活动团队Silver Voices的主任Dennis Reed对无现金社会对老年英国人的影响表示关注。他说：“我们经常从会员那里听到，他们发现获取和使用现金越来越困难。这是老年人的另一个孤立因素，令人非常担忧。” 另一些读者对英国转向无现金社会持更欢迎的态度。用户名为SaraMay的用户说：“让每个人都用卡支付，对店主和他们的员工来说工作压力会小一些。” 一些读者在疫情期间已经做出了改变，用户名为twowords的用户写道：“自从疫情以来，我还是没有使用现金。这似乎没有必要！” 同样，用户名为Bain的用户说：“我不想触碰到上面残留著其他人的粪便、汗液和尿液的东西。现在是2023年了，为甚么我们还在分享那些东西？用卡或智能手表支付要好得多。” 近年来，现金的使用一直在下降，到2021年只有15%的交易是通过纸币和硬币完成的。卡和数字支付现在已经成为英国人最受欢迎的支付方式。 用户名为P1947的用户分享了他们无现金生活的经验，写道：“我已经76岁了，因为我厌倦了人们说老年人在无现金社会中无法应对，我接受了挑战。过去两年来，我已经完全不用现金了。这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情——如此简单。”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思，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就是说，正确的主张赞成，错误的主张反对。” 陶铸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对毛泽东大加赞扬。有的说：我们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攻击还没有停止。4月上旬，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了一个汇报会，田家英后来说，武汉会议是成都会议的补充。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4月5日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反冒进是两个高潮中的低潮。4月8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毛泽东还说，还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在大跃进期间，“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帽子满天飞，都是从这里“批发”出去的。 毛泽东并不是偏执狂，看到大跃进潮头已起，他还是讲了一些冷静的话。在武汉会议上，毛泽东告诫报纸不要动不动就宣传什么“化”，如“绿化”，“水利化”，还讲到“做事要留有馀地”。 但是，由于整个制度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负反馈，毛泽东这些冷静的话，被人理解为这是方法问题、策略问题，他的思想实质还是要“化”，还是要把劲鼓“足”，“充分”调动一切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形成过程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党的领袖提出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全党紧跟，并且通过舆论工具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巨大的声势。在干部队伍中难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极端的人，而这种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专制制度下必然现象。领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极端。这时，领袖又出来说话，成为纠偏者，他显得比别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从本质上”理解他的这些“清醒”、“英明”的话，还是沿著原来的倾向走下去。在领导人眼中，走极端的人和不紧跟他的人相比，前者还是可爱一些。“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还说走极端的人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下面的人深知这一点，所以，领袖这些纠偏的话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在一个党单独执政的情况下，这个党必须团结一致，必须统一思想。当然，思想只能统一在领袖的思想上去，团结只能团结在领袖周围。凡是与领袖不一致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看法，服从领袖。如果个别领导人和领袖公开对抗，那就是“分裂党”。“分裂党”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刘少奇、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大跃进的势头已定。毛泽东高速度发展战略已被全党所接受。在成都会议上总路线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开一次党代会，把总路线确立起来。这就是八大二次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半年前开了一个八届三中全会，现在又要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呢？八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是中央委员会，后者是全国代表大会。从法律地位上看，后者高于前者。 八大二次会议是在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会上听取并讨论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邓小平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增选了中央委员。 刘少奇的报告接受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正式否定了八大的决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指摘反冒进造成了生产建设上的“马鞍形”（即1957年低于1956年和1958年）。全面阐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阐述中，刘少奇特别强调速度，要求“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以以论战的语气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度紧张。”、“有些人怀疑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有些人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长。”等对高速度怀疑态度。刘少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说：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6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 刘少奇在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真正地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对群众的热情“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话四次，在5月8日的第一次讲话中，他广征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讲解放思想，无所畏惧，讲年轻人胜过老年人，讲学问少的胜过学问多的，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讲这些的目的还是超英赶美。会议期间，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 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后变成了全民破除科学；他提倡的“敢想敢干”变成了全民的蛮干，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后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想；他说的“高贵者最愚蠢”成了打击专家、学者的根据。 在5月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扬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这时站了起来，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反驳林彪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100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在5月17日的讲话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泽东说： 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1955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30%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份呢？这些干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堵住了干部的嘴，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还说农村有粮，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 讲到“准备对付灾难”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讲到： 假如党分裂，要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党代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栽跟头。凡不顾大局搞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闹分裂是不对的。 毛泽东在这里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周恩来彻底投降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又跳出个彭德怀出来“搞分裂”。这段话为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埋下了伏笔。 对于反冒进的批评，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已经很彻底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火力不减。周恩来、陈云再一次作检查。陈云在检讨中说“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了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命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 周恩来在5月17日的大会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接着，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作深刻的检查，还把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上： 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 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发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整个会上对泽东的歌颂声不绝于耳。陶铸在发言中不仅歌颂，还要求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了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教科书。……毛心席的著作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 人们普遍认为，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实际上，陶铸比林彪早了好几年！读者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几年以后说的话和陶铸的话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铸的专利权？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专制制度下，争相向皇帝献媚、争相邀功取宠，本来是正常现象。这是在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王任重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从六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颇有新意的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王任重这个“发明”很快在全国推广，辩论会实际是批判斗争会。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倡的“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全国，不知多少说真话的人被摧残在“大辩论”和“拔白旗”之中！ 柯庆施的发言内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绘了15年以后的美好情景：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惊人的一致。从5月8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117人，书面发言140人，都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发言不仅完全支持总路线，还把已经很高的指标，再进一步调高。 5月23日，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上，大跃进已经开始。思想一旦统一，经济官员们急忙把总路线落实到具体建设指标之中。 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的发言题目是《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他把超英赶美的设想一一落实到令人振奋的指标数字上。这些指标得到了大会批准。他说：“1958年的形势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 中央各部门唯恐说自己落后，他们的跃进指标又远远高于国家计委的指标。冶金部长王鹤寿的发言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说，明年钢产量达到1200万吨，1962年达到3000万吨以上，1967年达到7000万吨以上，1972年达到1.2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发言中提出了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的安排。农垦部长王震发言提出10年内开荒3亿亩。没有大会发言的部长们也向大会提交了本部门大跃进的报告。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是：《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纺织部党组的报告是《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林业部的报告提出5年内把15亿亩荒山全部绿化……。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又把中央部门的指标分解到各自的省。为表示自己紧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标。省委书记们竞相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你的指标高，我比你还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还要快。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实际，除了毛泽东以外，是没人有敢提出质疑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195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进一步鼓吹大跃进以外，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本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这恰恰是残酷的现实！ 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意犹未尽。他对“跃进”这个词儿不停地玩味和欣赏。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5月25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5月26日上午7时 其实，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这篇社论早140天。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词。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9页和第14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9页和第14页上提到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40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1956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40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1958年5月26日夜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时 功过已经分明，思想已经统一，总路线已经确定。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总路线的热潮。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全国所有的报纸按同一口径发表文章。文艺界也开足了马力，全国每一个角落，颂扬总路线的歌声如潮：跃进，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1958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处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从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上，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都从比较实际向错误的方向转变：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向错误的方向转变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内不仅缺乏一种对主要领导人的纠错机制，还有一种把领导人的认识推向更加错误的机制。当时毛泽东的确有点头脑发热，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偏差，并在实际中进行了纠正（反冒进）。但是一旦毛泽东坚持己见，纠偏的人放弃了纠偏，反而附和毛泽东。其他的人不仅不支持纠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泽东一边，把毛泽东的错误认识更推向极端。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接上期） 毛泽东那时认为北京空气沉闷，华东空气活跃，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离京，到华东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通过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世。这两位省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思想跟得紧，跟得快。紧接著是杭州会议。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他用安徽一个冬季就挖了16亿方土，超过7年的土方数量的事例（这是一个假数字，本书“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绍），说明原来的计划太低了，太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他还说，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1956年工业增长了31%，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他要求各地开展比赛。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比输了活该。他说，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他还说，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气去破坏。 四、南宁会议： 毛泽东说周恩来离右派衹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到了广西的首府南宁。11日到22日召开南宁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别墅里召开的。这座别墅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这个会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 为了批评反冒进，会上把周恩来、李先念1956年有关反冒进的讲话，1956年6月20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作为参考材料印发给与会者，作为批评反冒进的“靶子”。在印发到会上的《人民日报》社论前面，毛泽东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横线、波线、竖线、三角，加了很多批语： “庸俗的辩证法”、“尖锐地针对我”、“既然干部走至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批了右没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等 。他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这里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甚么要看？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评。” 他说的序言是毛泽东为《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作为南宁会议批判材料的还有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关于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1月11日晚，毛泽东先从“红”与“专”讲起。他强调“又红又专”，“红”是指政治好，“专”指业务好。他说，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要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里面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 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气就不得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十个指头中有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这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是促进委员会。这些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6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的反冒进。 “十全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毛泽东常用的说法。在以后的几年中，这个说法成了各级领导人掩盖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借口，谁揭露工作中的问题，就说谁没有分清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说谁“攻其一点，不及其馀”。 讲到这里，他回答“右派”对他的指摘： 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未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亩产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甚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问题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落后的问题。古董总是落后一点嘛！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对陈铭枢和张奚若等的这种不同看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反驳过多次。对“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甚么不好？” 在1月12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他在1955年12月发表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说：“为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 这是说周恩来的。这一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三批外宾。13日，周恩来一到南宁，就嗅到会议不同寻常的气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准备。 1月13日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刘少奇谈话，直到深夜。16日会上，毛泽东拿出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称赞。这是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党代会上作的报告，毛泽东曾作过修改，并要《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毛泽东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他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看到毛泽东的目光，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听了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和几位副总理坐卧不安。 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王任重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陶铸表示“要赶上柯老”。对反冒进的批评，使会上气氛很紧张。李先念紧张得睡不著觉，吃安眠药。大家心里纳闷：这到底批评谁？刘少奇说，主席是批评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泽东约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谈话，明确讲批评主要是指陈云的（陈云没有参加南宁会议）。1月19日，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接著开全体大会，次日凌晨一时结束。不知周恩来是顾全大局还是以退自保，在这次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说：反冒进是一个问题、一段时间（1956年夏季到冬季）带有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在毛泽东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系，成了君臣关系。周恩来主动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经常放弃自己的看法顺从毛泽东。周恩来的顺从，更使毛泽东的认识沿著错误的思路继续发展。南宁会议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周恩来被毛泽东压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他决定辞职。到目前为止，研究者还没有看到周恩来写的辞职报告，也没有看到别人记录下他的口头辞职报告。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1958年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进行讨论，同时讨论还讨论彭德怀的“不担任国防部长”的辞职要求。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他们应当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 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报告，主要讲要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题名为《工作方法六十条》，在这个文件中，要求各级领导对经济指标实行“两本账”制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须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这样，从中央到省、地、县、乡，上级的期望完成账变成下级的必须完成账，各级计划层层加码便成了正常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标不高，层层加码到了基层，也变得极为沉重而难以实现了，何况中央还不断提出高指标？由此而给基层干部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高指标”、“浮夸风”也就难免了。 五、成都会议：总路线已有雏形 1958年3月9日召开的成都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只请部份省委书记到会。会址是成都金牛坝宾馆。会议3月26日结束。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始终处于兴奋状态。在18天的会议中，除了在听各省汇报时不断插话外，一连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真可谓思如泉涌，气若长虹，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成都会议是在南宁会议一个月以后，由于南宁会议的贯彻，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批右倾，争跃进”的潮头，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订计划，再次提高原来的指标，并纷纷上书毛泽东表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报告说： 毛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 成都会议和南宁会议的基调一样，批评反冒进，鼓劲，为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继续统一思想。看到大跃进的潮头已起，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也不是完全讲一面话，他大讲辩证法，也讲了不要指标太高，要留有馀地的话。但他总的精神是鼓劲，他的另一面的话就被人们理解为策略性的。 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还是采取冒进。他强调“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好？”很明显，冒进是轰轰烈烈，反冒进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会上，毛泽东反复讲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他特别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干。他举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说明“自古以来，创新思想、学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他还号召人们要敢于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胆地创新。“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东西开始都是违法的”。 毛泽东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这些话传达到基层以后，一大批无知的年轻人，在大跃进中为所欲为，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务而不顾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坏力量。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措施。否则，指标很高，实现不了。他说，有的高指标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得那样重。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说。他还说，建设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毛泽东要求，要宣传丰收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统一如何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毛泽东没有料到，他要求宣传“丰收例子”，引发了各地大放“卫星”，都变成了浮夸的典型。对这些浮夸典型，人们又不敢“泼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终于成了危害极大的“浮夸风”。 在“气若长虹，势如破竹”的毛泽东面前，刘少奇唯恐紧跟不及，他说： 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不论从思想、观点、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们都比他差一大截。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向他学习，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一切不是谁都可以学到的。 他附合毛泽东的想法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到底应当多快呢？现在还难以预料，从当前来看，右倾保守还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来又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查。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了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个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毛泽东的两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见也就完全可以畅通无阻了。在刘、周之下的官员们也都作了检查。3月21日，陈云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检讨了反冒进中的错误。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用理论的语言把毛泽东的想法“科学化”，还提出“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陶铸在3月18日的发言中提出解决“搞社会主义的立场问题”，他举例说，合浦专区县以下干部大概有80%的干部搞社会主义是有困难的。毛泽东插话说，这个问题全国也没有解决。陶铸表白说“前两年反冒进，我没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在会上受命与没有到会的河南、湖南两省联系，显得不同于一般省委书记。他的发言，不仅讲湖北，还讲河南。他说：“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发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们在平常情况下能估计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产确实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麦收要比去年增产50%-70%。”“一个礼拜一个县就车子化了，群众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说：“我们没有反冒进，我们查了报纸、会议文件、纪录，从全年看，省委总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会议上，所有反冒进的人都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全都向毛泽东臣服；没有反冒进的或被反的纷纷表功。与会者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讨好毛泽东，并且把他的想法向更为极端发展。 成都会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将它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将提交给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提交给与会者讨论。《报告草稿》中，毛泽东将一段话修改为“今后我们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并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还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处理。” 成都会议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之一是《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会议把个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次会议上，3月10日，毛泽东讲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先若有所指地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然后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甚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权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谁的权力最大，谁就代表真理，最高领导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泽东说要崇拜真理，实际就是要别人崇拜他自己。他在这次讲话中还借用列宁的话说“与其让你独裁，不如让我独裁。”按照他的逻辑，独裁是合理的。 毛泽东提倡个人崇拜，其它人积极表态效忠。3月18日，陈伯达在发言中把个人崇拜提到理论高度，他：“应当把必要的权威同个人崇拜区别开来，这是两种不同的事，没有权威是不行的。”陈伯达引用恩格斯的《论权威》以后说，“权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常识，没有权威，革命就不能前进；正如没有舵手，轮船不能前进一样。任何阶级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代表群众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马克思、列宁如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也是如此。他是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思想的中心人物。” （未完待续）
最近外国媒体与海外中国评论都在讨论中共崩溃的问题，习近平在“惊涛骇浪”说之后，又搬出李后主的词句，说搞得不好，中共将面临“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结局。 习近平突然失去“自信”，这不是好兆头，亡国之音来自他的潜意识，也反应他的心态。 连习近平也对未来悲观至此，难怪中共的下场近来成为“显学”。玩味中共的下场，成为“好事者”茶馀饭后的消闲话题，这真是一种末世风情画。 讨论中共结局，多年来都是中国知识人的一种嗜好，因为无须成本，不必负责，谈起来又兴致勃勃，今日且容我也来凑凑热闹。 在谈结局之前，先排除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中共主动发动战争，一种是中共主动重启政治改革，依我所见，不论向左向右，这两种可能性都已经不存在。 发动战争如果能延长中共性命，那可能会成为选项之一，但时至今日，这一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台湾在民主国家支援下，正急速武装自己，美欧日各国都将台湾视为自己的生存要素，中共不可能与世界民主国家正面开战。最近台媒报道，美国已利用AI驾驶F16战机，反应比真人驾驶提高250倍，中共想怎么打？ 至于政治改革，中共早在八九六四时已错失窗口期，当年没有做，永远都不可能做，今日再动此念头，只是替自己掘坟墓。 真正的结局不离三种可能性，一是朝鲜化，这对中共可能是最好的；二是经济崩盘，中央失能，地方自治；三是习近平去世，中央大乱，中共解散。 决定中共存亡的，不是军队与维稳系统，而是经济。经济好可保政权，经济不好神仙难救。如果中共能找到办法，挽救当下的经济危局，再加上高科技维稳手段，加上闭关锁国控制舆论，中共可能走朝鲜的全过程封闭状态，把中国从世界剥离出来，关起门来镇压民间反抗，将一党独裁贯彻到底。 朝鲜化的前提是要维持十三亿中国人最低限度的活命条件，当前环境已够恶劣，但四十年来积累的民间财富还未消耗殆尽，年轻人还能凭父母亲的退休金“啃老”，等到床头金尽，连躺平的条件都不存在，那时就是人民为活命揭竿而起的时候。当政府也囊空如洗，军队与维稳都不可能维持，还有谁来替中共守江山？ 中央失能地方自治的条件，也是经济彻底崩盘。当中央没有能力救地方，地方要维持运作只有靠自己，那时中央的指挥棒便会失灵。中央可以撤换地方官，但换人不能解决地方的无米之炊，最终地方的问题仍要靠自己去找出路。其时地方政府便逐渐无视中央的权威，地方官结合当地军队，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自己订立惠民政策，搞活地方经济，那时就不必看中央的脸色行事。 习近平的中央靠两种手段维持对地方的管治，一是财政，二是人事，当经济捉襟见肘，不能靠口号来管控下属，一再换人也不能强迫地方听话，那时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中央失能。 地方自治会引来割据，割据会引来武装冲突，引来全国性的乱世。不知经过多少年的乱世，中国应该有机会分久必合，那时中国人如选择普世价值，才会有民主建国的机会。 习近平迟早总要去见老毛，可能是正常离世，也可能死于非命，因为总揽大权，一人独裁，手下都是无能之辈，一旦他撤手，官场找不到一两个可以力挽狂澜的政治强人。中央先大乱，继而影响各省市，中央一乱，中共的体制就崩解。九千万党员无非是乌合之众，有利益分享时讲忠诚，一旦中央大乱，九千万党徒树倒猢狲散，就是中共灭亡之日。 中国经济会不会在短期内崩盘？纯粹“靠估”，应该还有几年挣扎。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中共盘剥中国人四十多年，积下的一点家当应该不会那么快淘空，只是中国十三亿人，人多好办事，人多也养不起。 我的看法依然是，短则五年，长则十年，中共政权必然崩溃，中国将进入长期的乱世，然后就看中国人的命了。在重头收拾旧河山之前，中国人难免要吃很多苦头，这是我们的宿命——谁叫中国人要选择共产党？（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这几个月观察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消费的人多了，但花的钱少了，“消费降级”这个说法已经成为现实。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镀金时代已经结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进入“低欲望社会”，这种低欲望会持续很长时间。 在低欲望社会，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会发生很大变化，人们的消费模式也会有很大不同，这种变化将影响数以百计的行业和数以万计的企业。 我们先看统计数据，防疫三年，人们的消费需求被压制，疫情一结束，三年被压制的需求集中释放，给人一种繁荣的景象，这从五一的出游人次就能看出。 今年五一，出游人次不仅远高于2022年，与2019年相比，也增长12.41%，但在人次大幅增长的同时，旅游收入仅增长0.66%，人均消费只有2019年的90%。这一趋势在端午期间更为明显，端午期间，国内旅游收入仅为2019年的94.9%，人均旅游消费水平仅为2019年的83%。 我们再看消费结构。今年央行发布了三份报告，报告显示当下仍有58%的银行储户选择“更多储蓄”，而选择“更多消费”的只有23.2%，人们仍然不敢花钱。结构上看，2023年一季度，出行类、饮食类的消费复苏较快，但汽车、电子、家电等耐用消费品表现疲软，教育、养老、医疗等服务性消费更是停滞不前。 也就是吃吃喝喝的经济恢复了，但是真正支撑消费总量的耐用消费品和服务性消费一直没能恢复。 这说明，随着被压抑的需求逐渐释放完毕，人们的消费水平也在迅速走低，比2019年的数字低，表明当下社会的整体消费欲望，并没有恢复到疫前的水平，人们的信心并没有恢复。 除了宏观数据，从近期兴起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发现确实存在着某种“消费降级”。在旅游方面，体现为境内游多，出境游少，五一期间，出入境人次仅为2019年的59.2%，与疫前相去甚远，《2023年抖音旅游内容体验调研》也显示，97%的受访者表示今年会增加国内游，85%称会增加周边游，而只有16%表示会增加出境游。 如果观察出境游的目的地，我们会发现，去往欧美等高消费地区的出境游少了，去东南亚的变多了。在国内，去三四线城市和乡村的比例增加了，对一二线的热衷没那么高了。 今年大火的热搜，也都体现着“廉价”的味道，比如大火的城市是淄博，吃的是性价比和烟火气，还有小红书上流行的Citywalk，实际上就是“文艺”点的压马路，还有特种兵游，主打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走完旅游景点，本质都是用最低的成本满足自己的娱乐需要。 除了旅游，甚至吃饭都开始变得廉价，比如最近流行的“小饭桌”，一些全职妇女，和待业人员在家里做饭，给周边的学生送去，主打性价比和健康，经营成本和售价都比较低。现在小饭桌越来越火，很多打工人都参与了进来，他们吃小饭桌也是为了性价比，想少花点钱。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房市长期的不景气，三四线普遍出现了下跌，就算是一二线城市，也出现局部下跌的情况，比如深圳的房价相对于2021年的峰值下跌了17.7%，杭州下跌了5.4%。 虽然房地产本身属于固定资产投资，但不能忽视购房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购房后要装修、买家电和家具，在一线城市，一个120平米的房子，装修就要花30万元，还要买大量的家电，这其中带动的消费不能低估。而且在中国购房往往和婚姻联系在一起，结婚了就要生小孩，生小孩就带动母婴、教育类的支出，这又是一大笔钱。 现在房市的问题是，中年人不敢买，年轻人不上车，中年人不敢买是因为预期变了，以前预期自己的收入会越来越高，就敢上高杠杆买房，现在很可能遭遇降薪或裁员，不敢上杠杆了。 年轻人呢？现在本来就就业难，加上观念的转变，对结婚的需求变低了，既然不结婚就没必要买房，而且现在的房价对年轻人来说太高了，年轻人普遍不愿通过降低生活质量去做长期的投资。 今年北京的小阳春就反映了房市的困境，作为房价最坚挺的地区，小阳春仍然持续两个月就结束了，而且都是存量资金在交易，都是改善性置业，表明没有新的年轻人上车，房市的资金池只会越来越小。 不买房不结婚，导致新一代人的耐用消费品支出、未来的服务消费（比如装修、教育、医疗、托幼）都会比较低。这也是我不看好95后、00后消费能力能超过80后、70后的原因。 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会停留在吃吃喝喝和买一些日用品，最多去个KTV或者玩个剧本杀，这些东西的价格平均也就100-200元，小额高频的模式并不能支撑消费升级。 从国际上看，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居民消费中非耐用品消费就从1965年的36%下降到2019年的20%，而服务消费占比则从1965年的48%上升到2019年的68%。服务消费才是大头。 之前很多企业过度高估了95后、00后的消费潜力，2019年有一份报告甚至声称95后、00后消费能占到总体的40%。这种乐观的预估今年被扭转。 比如21世纪经济研究院的《Z世代青年线上消费洞察报告》，就显示70%的年轻人目前最看重性价比，比如21世纪经济研究院的《Z世代青年线上消费洞察报告》，就显示70%的年轻人目前最看重性价比，《Z世代信用卡金融科技创新发展与趋势报告》更显示，2021年是年轻人理性消费和储蓄意识觉醒的一年，年轻人开始转变超前消费的思维，消费模式变为小额高频。 还有同城研究院《2022年Z世代青年在线旅行消费洞察报告》显示，95后、00后旅游住宿最大的偏好是民宿，达到38.2%，选择星级酒店的只有10%左右，其中人均住宿消费大概是175元，远低于80后和70后。 很多人的思维存在两个盲点：一是95后、00后大部分无法实现经济独立，他们的消费源于父母的资助。经济好的时候，父母给的零花钱多，年轻人消费就多，现在经济不好了，给的少了，加上年轻人就业难，自然花得少了。 今年年轻人流行的消费，全是Citywalk、特种兵游，淄博烧烤等花钱少的项目，这表明年轻人消费的伸缩性很强，也是高度受经济环境影响。拼多多、销售额的增加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总量多了，而更有可能反映“消费降级”。二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年轻人不结婚不买房，导致后续的消费跟不上。 其实这种情况，日本已经经历，比如2016年日本统计局就做了一个《全国消费实态调查》，就发现29岁以下年轻人的消费与他们的父辈比明显降低，还发现，曾被视为年轻人走向独立的“三件神器”，对车、酒和海外旅行有兴趣的消费者比例，从5年前的七成锐减至五成。锐减的主要是年轻人。 日本的年轻人很多甘愿过一种极简生活，成为食草族，现在部分中国青年的心态与之类似。 总之，消费降级已经成为现实，中国正走出奢侈的镀金时代，进入一个欲望更低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人们将更加关注“性价比”，如何用最低的成本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将成为时代主流，“低欲望”下，耐用消费品、固定资产的投资以及服务消费都会停滞不前，甚至有所降低。 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策略必须要发生变化，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呷哺呷哺，呷哺呷哺这两年亏损严重，2021年亏损达到1.57亿元，关掉了229家门店，就在于企业高层误判了形势。 以前呷哺呷哺是做单人火锅，主打性价比，人均消费不过40-50元，这其实很适合当下的时代，2017-2019年，呷哺呷哺的利润都超过了5亿元，结果2020年开始，呷哺呷哺决定进行品牌升级，打算转成轻正餐，开始升级装修，客单价从40-50元一口气飙到60-80元，正好撞上了社会消费降级。很快消费者惩罚了呷哺呷哺，企业直接陷入困境。 网络图片 当然，一些大企业家观察到了这种趋势，比如马云在会上就表示，流量倾斜要从天猫（品牌店）到淘宝，这反映阿里也意识到消费降级已经发生。 总之，未来一切昂贵的，低性价比的商品和服务，都会变得不受欢迎，任何廉价的，高性价比的都会得到顾客的青睐，在低价的基础上做一些个性化的创新将是未来的制胜法宝。未来的中国人，最大的需求将会是如何用较低的成本“悦己”，能满足这一需求的企业，将会迅速崛起。 时代变了，经营的思维也要跟着变，我们必须做好准备迎接一个更加低欲望，更加个性化的时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沉思的托克维尔）
“我私下算了一笔账，全家不吃不喝也要到85岁才能还清这些债……” 暑气熏蒸，若翊却全身冒着冷汗。她冷漠地瞥了一眼震动的手机，又是一通未知来电，这已是今天的第23个了。陌生号码可能意味着催收与威胁，多的时候会接收到上百通。 与老一辈“存钱防老”的消费观不同，对当下许多年轻人来说，“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已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诸多网贷平台应运而生，相比银行等传统贷款渠道，它们的门槛更低、可贷额度更高，为超前消费提供了便利，也慢慢“吞噬”着年轻人。 “这家餐厅看起来不错，这个裙子好适合你！”刚上大学不久的若翊为了追随所谓的“潮流”与光鲜的生活，家境本就不富裕的她一次次地管家里要钱。这点钱怎么会够用呢？”若翊告诉刺猬公社，她和朋友吃了一顿日料，买了一件新裙子，就花了整整1000元，是若翊一个月的生活费。 渐渐的，在物欲的驱使下，若翊开始接触网贷。先后开通了花呗、白条、360借条。“受众人追捧的感觉真的很有面子，正中下怀。” 她深陷网贷，以贷养贷成为她的选择。可预支未来，又何尝不是预支自己的青春？ 负债，已然成为一些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 深陷泥潭的负债者 与若翊的遭遇相似，来自河南的小贾也身陷“网贷”困境，今年才刚步入而立之年，却已是满头白发、消瘦憔悴，貌若一位老者。 小贾六年前开始通过朋友介绍接触网贷，先后在7、8个网贷平台借款，总金额达到260多万元。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的生活尚且勉强，更别谈还钱了。他说着叹了口气，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燃，深吸一口，又无奈地摇了摇头。“谁不知道网贷有风险？但当时年轻气盛，总觉得自己多干点零工肯定能还上。” 2017年，小贾来到北京打工，月薪5000。北京物价高加上自己没有节约意识，刚到手的工资一下子就被挥霍完了。 这时，初中同学向小贾借钱，小贾碍于情面又不好意思袒露自己的难处，便动了网贷的心思，想着等同学还钱了，再还给网贷平台也是一样的。 此后陆陆续续管小贾借钱的还有5、6个人，小贾也是一口答应。其中的一些人没有还上，小贾也毫不担心，觉得这些人都是仗义人儿，肯定不会不还钱的。 熊熊是一名18年毕业的大学生，本来准备先租房子后找工作，但刚毕业就陷入了择业迷茫期，不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加上人们都说第一份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就一直拖着想碰碰更好的机会。 工作没着落但房租还要继续交，熊熊没办法了，主动开始在网上借钱，先是花呗和信用卡，慢慢地，这些常规渠道不够熊熊花了，她选择了网贷，一个平台用完了就开另一个平台，短短两年就借了十几个平台。 “最开始借钱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就想着先把房租交上，要不下个月都没地方住。谁知道雪球越滚越大，到了如今这步田地！”熊熊说。 自尊心作祟，使得熊熊不敢和父母分享自己的遭遇。毕了业，也不好意思再管父母要钱。这就是熊熊陷入网贷的开端。 他们一开始借贷的原因可能是为了一件漂亮裙子、可能是为了让父母放心，也可能只是因为讲义气。但最后无一例外，贷款买来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尼尔森市场研究公司此前发布的《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显示，在3000余名被调查的18岁至29岁的人群中，信贷产品渗透率为86.6%，使用互联网分期消费产品的比例达61%。 肉眼可见的是，网贷已成为了大多数年轻人的选择。 尖锐的电话铃声不断地刺激着若翊的耳膜，眼见着利息从最初的300元到现在的1000元，她有些烦躁。下周还行不行？略带乞求的声音并没有让借贷公司产生恻隐之心，“我司会继续按照相应标准计收罚息，必要的时候将向您的亲友催收贷款。”到此刻，若翊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掉进了深渊。 这时，妈妈打来的电话惊动了沉思的若翊，“闺女，最近过得怎么样？上海物价挺贵的吧，钱不够一定要和我说……”若翊勉强应付着，一挂电话眼泪就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父母这么辛苦，我感觉很对不起他们。” 自此，若翊把自己关在宿舍，任何活动都不参加了。 《全国大学生信用认知调研报告》表明，将近10%的大学生会使用贷款，其中网络贷款将近一半。也就是每十个学生就可能有一个会贷款，每二十个大学生就可能有一个会网贷。 除了大学生，一些已经工作的年轻人也饱受负债折磨。 2018年的那个冬天让小贾终生难忘，仅在6月这一个月，他就贷款了5次，分别为1万元、2.2万元、4.5万元、3万元、7000元。贷借款期限仅有8天，小贾深知自己根本还不上。 最近几年，小贾所在的公司业务规模缩减，小贾因没有一技之长而遭遇裁员。没有工作后的小贾一面欠着诸多钱款，一面没有了收入，只能以贷养贷。很快，他发现相对正规、安全的借贷渠道都被借了个遍，利息高的也不敢借。自己怕丢脸也不敢回家，小贾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与痛苦中。 如果有一个人使用了网贷，或是打开了网贷平台，那么他的贷款额度和联系方式都不再是秘密。一天之内，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网贷平台“雪中送炭”。小贾的个人隐私被各大贷主征集，前后共计10余人给他打电话、加微信。不断地骚扰恐吓他。 他回忆道：当时债主电话都打到村长那里了，村长为了我的面子也没和家里人说，我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还钱，一天只吃中午一顿饭，晚上也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地掉，简直活在地狱里。 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决定回老家。翻了兜里兜外，50块钱都没有。 现在小贾在河南跑运输，一个月4000元。用自己赚的钱养活一家老小，剩下的钱还贷款。“这辈子算是没啥盼头了，真是悔不当初。”小贾说。 据小贾介绍，回乡后哥儿几个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在借贷。原因也非常一致：孩子上学没钱，大人需要生存。 “最痛苦的时候我吃了安眠药才能入睡。”熊熊说。当时我的房租是一个季度一交，也就是9000元，网贷利息是2100。借贷人明明要求她一个月之内还清，但不到一周就有一个客服机器人给她打电话，熊熊不以为然，想拖着解决问题。 但到还款日期的债主们可没那么“善良”。他们在一天之内就能让熊熊崩溃，给熊熊发短信、打电话无数。威胁她如果不还钱就去家访。 熊熊无奈地说：“他们很会抓住我的弱点，并强硬地利用各种收集到的个人隐私攻击我甚至我的家人。在他们眼里钱是至高无上的，人是没有尊严的。” 网贷者如何“上岸” 在微博、豆瓣中有不少“负债者联盟”，无数少男少女们在这里祈祷着自己能够“上岸”，群里的故事每一个都触目惊心，令人唏嘘。 室友很快就发现了若翊的不正常，在他们耐心的询问下，她小心翼翼地道出了实情。 幸好若翊借的不多，合计共一万元。室友建议若翊将每个月的生活费用来还贷款，吃饭先刷室友的钱，等贷款补偿清后再还室友钱。 上岸之路，道阻且长。和若翊不同的是，熊熊选择了向家人“求救”。 22：35，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熊熊终于下定决心拨通了熟悉的电话号。 “今晚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因为找不到工作的原因，熊熊已经两个月没给家里打电话了。 “我有点事情想和你说……”之后是长达一分钟的沉默。电话另一头的咆哮声刺耳，“你到底干什么了？你可别吓我啊！你怎么变成这样？” 在妈妈的压迫下，熊熊小声地说了出来。妈妈听完先是“哼”地冷笑了一声，“早就跟你说不能借网贷了，借了多少？算过没有？”“借了很多。”“到底多少？”“17、8。”熊熊甚至说不出“万”字来。“别让爷爷奶奶知道，他们年纪大了。”在一声声辱骂中。熊熊解脱了。 熊熊说，超前消费真的很害人，也怪自己自控力不够。安逸花、花呗、信用卡……虽然你不会因为这些欠一身巨债，但是他们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你的消费习惯，让你学会超前消费、享受超前消费。然而当你享受到特权时，离网贷也就不远了。 被全家人围着说了两晚上后，熊熊决定回家找工作，工资虽然没有那么高，但能让家里人帮忙监督自己。 网络借贷门槛低、铺天盖地的广告使得大学生们想不贷款都难。 “白条、花呗会在我每次要付款和付款结束后跳出来，付款的时候也会默认变成花呗优先。”若翊认为，网贷平台为了利润，会刻意培养用户的超前消费习惯，尤其是年轻用户以信用为担保透支个人账户。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消费金融信贷课题组开展的中国消费金融主体评估发现，选择消费信贷的客户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90后群体占比接近50%。 今年2月，熊熊在家人的帮助下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最近她正在积极面试，这次，熊熊准备从头来过。若翊则取消了所有的网贷平台，除了父母给的生活费，她还会在周末做一些兼职补贴自己的花销。 相比于她们，小贾就不那么幸运了，他私下算了一笔账，“就算我们全家不吃不喝，也要55年才能还清我的欠款，那时候我已经85岁了……” （文中若翊、小贾、熊熊均为化名。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
虽然超市里的日常必需品的价格继续上涨，但是人们可以通过谨慎购买来削减他们的账单。截至4月，食品通胀率为19.1%，鸡蛋、牛奶和黄油等日常基本用品的价格继续上涨。不过好在NerdWallet的个人理财专家霍恩（Brean Horne），分享了一些精明的储蓄者削减账单的技巧，这些技巧加起来可以为一个家庭每年节省超过1700英镑。 设定预算并制定膳食计划 根据《每日快报》报导，制定预算和膳食计划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但对减少食品购物成本“至关重要”。霍恩说，这种计划可以让你了解你每周或每月，在食物上花多少钱。所以，要尽可能为每一天制定计划，告知你买甚么，以及买多少，以确保符合你的预算。” 同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减少食物浪费的工具。据统计，英国家庭平均每年花费约800英镑，或每月约67英镑。 总是有一个购物清单 这适用于网上或商店购物，因为这将帮助一个人坚持他们的预算并避免过度消费。当一个人制定他们的清单时，他们应该首先检查家里是否已经有任何物品，从而筛选出需要的东西，然后再购买。 人们还可以通过在购买食物之前吃一顿饭或小吃来避免冲动购买，这样他们就不会因为感到饥饿而沈迷于额外的购买。 “花蜜”（Nectar）的研究发现，那些写购物清单的人与那些不写的人相比，每次购物平均节省11英镑。根据这个数字，如果一个人每周购物一次，一年下来就可以节省572英镑。 比较食品价格 折扣超市通常提供比其他超级连锁店更便宜的选择，但人们也可以使用比较网站和应用程序来比较价格。霍恩女士建议尝试Trolley和My Supermarket Compare等网站，以找到最佳价格。如果还想尝试在线食品供应商的话，Approved Food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他们以正常价格的一小部分出售接近最佳日期的商品。 研究发现，食品杂货的价格可以波动高达284%，这意味著每周购买食品的费用可能是前一周的三倍，所以比较价格还是很重要的。 追踪支出情况 网购允许人们限制他们的消费金额，购物者可以看到他们必须为篮子里的物品花费的总额。这也有助于避免被那些实际上不需要购买的产品的优惠所诱惑。节省开支的一个方法是寻找自有品牌的商品，这些商品可能比大品牌商品便宜90%。 使用奖励和折扣 人们可以通过超市的“忠诚度计划”获得积分和奖励，这些积分和奖励可以用来节省未来购物的费用。可以注意一下，超市杂志和收据上可能有优惠和折扣代码。像SuperSavvyMe和VoucherCloud等省钱网站也提供优惠券和折扣。 霍恩女士说，还值得检查的是，你的借记卡或信用卡是否允许你在超市赚取现金返还，这可以帮助你在未来的购物中节省。 总之，记住只买你需要的东西，坚持你的购物清单不要变太多。虽然折扣和奖励可能很诱人，但过度消费可能会导致抵消你可以节省的任何费用。例如，乐购俱乐部卡和Nectar每消费1英镑就有一个积分，一旦一个人达到250个积分，或250英镑，就可以在商店里消费。这意味著一个人可以赚回他们总消费的百分之一，这可以为普通家庭每月的购物节省30英镑，或360英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