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官方信息为准，上个月的青年失业率是21%。创下2018年有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 财新发了一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估计可能超过40%。 网络图片 一位河南老家朋友告诉我，当地县城的青年失业率可能超过60%。 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县城除了公务员，没有多少新增工作岗位。 现在河南县城年轻人绝大部分都可以到外地读大学，只不过学校好坏不同而已。他们毕业后无法在大学所在城市工作，除了送外卖暂住，只有回老家先待着。在老家县城，当然也没什么工作机会。 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有大量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是事实。网上传的“在咸鱼上卖东西”也算就业，很可能是假的。但是，注册一个自媒体搞直播，现在一定会被统计到就业中。 我认为，年轻人就业问题，主要是大学生群体。 春节回农村老家，见到一些24岁以下年轻人。他们过完年就回到城市谋生，不在乎做什么工作，也不在乎社保，坦白说他们其实活在“统计之外”。 他们当然也会遇到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但是很少返回乡村，因为无老可啃，也没法种地。老家的耕地，现在是由“种田大户”承包。 这些人不管多难都会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真正的底层，彻底的底层——既不在统计中，也不在媒体的视野中。 这种“看不见”当然意味着某种危险。过去几个月，有三起集体自杀的新闻，就很能说明问题。 现在人们谈到的“青年失业者”其实比上述的“农村青年”处境要好。他们要么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农村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的一定会去送外卖），要么是“不急于就业”，他们住在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 事实上，他们重塑了和父母的关系。按照前些年的观念，他们应该从家里搬出去，“成为自己”，独立生活，在父母帮助下买房。 现在他们要和父母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单位”。 他们的父母可能是60后、70后，是社会的中坚，在城市立足，现在可以养着这些年轻人。这也算是一种“再分配”，大家一起消耗过去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是中国社会最特别的地方。按照美国、欧洲的理解，青年失业率到了10%就得有社会动荡，但是中国的青年却很有一种神奇的安静。 这种新的家庭状态，其实意味着我们的“现代进程”到了一个阶段后又退回去了。现代社会的一个进程，就是社会主体从“家庭”到“个体”的转变。 在中国，这个进程就是房地产的内在逻辑，也是过去20年城市化的动力。现在它开始退潮，人们重新以家庭为单位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共同抵抗风险。 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AI已经走进了医疗诊断的领域。谷歌最新研发的AI医疗工具的诊断能力堪比人类医生，许多病人已经开始向“谷歌医生”寻求医疗建议和诊断。 谷歌在《自然》杂志上公开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该公司的最新AI模型，Med-PaLM，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医疗问题回答能力，其准确率高达92.6%，与被要求回答相同问题的九位来自英国、美国和印度的医生的答案相当。这项技术可能会对未来的医疗服务产生深远影响。 尽管如此，谷歌研究人员坚称，这项技术并不是要取代全科医生的工作，而是提供更准确、详细的答案，如解答“失禁可以治愈吗？”等医疗问题。这种技术的应用前景广阔，包括在类似英国国民保健服务111号热线这样的医疗救助线上，都能应用。 人们在网际网路上搜索医疗信息时，常常会受到信息过载的困扰。AI医生可以提供简短的专家意见，没有偏见，明确引用来源，清晰表达任何存在的不确定性。研究高级作者Vivek Natarajan博士表示：“我们希望医生能够相信这个计划。这将有助于缓解医生的工作负担，特别是在专家医生短缺的情况下。” Med-PaLM是从名为PaLM的模型改编而来，后者擅长处理语言，但未经过专门的医学培训。为了使AI模型更懂得医学知识，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精心培训，教会它如何处理医学信息，以及在知识空白时如何表达不确定性。 然而，尽管Med-PaLM在诊断上表现出色，但其仍然存在“幻觉”的风险，即可能会无中生有地给出答案。这是因为AI工程师们并不完全理解AI的工作原理。尽管如此，Natarajan博士仍然对该技术充满期待，他认为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进步，并指出人工智慧不会取代医生的工作，反而会为他们释放出更多的时间与患者交流。 然而，有一些批评声音也指出，尽管这项技术在回答医学问题上有所进步，但医学实践并不仅仅包括回答医学问题。巴斯大学的信息技术教授James Davenport强调，实际的医学实践远比简单回答问题复杂得多，因此我们不能过分依赖AI。
引言：恒大的危机，是中国当下债务危机的缩影。结构性危机的病，不能靠流动性危机的方子来治。 恒大的危机，是中国当下债务危机的缩影。停牌16个月，距离除牌期限仅剩不到3个月，恒大的“财报盲盒”终于打开了。这份极限操作的财报，没有好消息。“负债2.4万亿”、“资不抵债”、“两年巨亏8000亿”惊悚刷屏。 上市公司的财报分析是有专业门槛的，但是再高的门槛也挡不住经济常识的体感。恒大的债务危机确实很惊悚，2.4万亿总负债只是冰山一角。 恒大的真实家底 财报显示，截止2022年年底，恒大的负债总额2.4万亿元。这个数字太大了，普通人可能没有概念。2022年，大陆31省市中三分之一的GDP不到2.4万亿。再形象一点，恒大的总负债“吃”一个内蒙古还不够，填进去一个山西省才能勉强填平。 不过，账面上的数据看，恒大还不算“资不抵债”。因为2.4万亿负债中包含了7000多亿的合约负债，所谓“合约负债”主要是指购房预付款。按照房地产行业的债务计算办法，购房者的预付款在交房前计入债务，交房后转为收入。再加上中国恒大持有资产总值1.84万亿元，理论上恒大非但没有“资不抵债”，甚至理论上还存在“翻盘”的潜力。 这个理论上的翻盘可能，可以看成债务危机的笑话。笑点在于，只要足够宏观，任何债务危机就是不存在的。非但不存在债务危机，还能7000亿账面上的债务转收入，再加1.8万亿的资产变现，抵充1.7万亿有息债务绰绰有余。 可是，谁都看得出这种“翻盘”的宏观理论，只是纸上谈兵、画饼充饥的想象而已。任何看上去很美好的宏观理论，在流动性枯竭的现实面前都是无力的。 恒大的现金及现金等值物仅43.34亿元，1.8万亿总资产就这点现金，不能说是凄凉，只能说是凄惨了。别说盘活整个资产盘子，就是完成1.14万亿开发中的主要物业项目，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点钱，造房子是不可能了，就是用沙子填满那些工地，都是杯水车薪。而且，各路债主还在门口堵着，恒大的一毛钱都出不了门。 因此，3月份恒大公布了一份201页的债务重组方案称，未来三年的核心任务是“复工复产”和“保交楼”，预计还需要2500亿元到3000亿元的融资。在老百姓看来，这是“向天再借3000亿”的天大笑话。 其实，恒大是认真的，而且这两年还真没少借。 2021年底，恒大的总负债为1.9万亿，2022年底是2.4万亿。一年增加了5000亿，许家印也是豁了老命搞钱了。这豁了老命搞来的钱，资金成本之高，可以想象。 强行续命近两年，恒大的债务危机更严重、更无解了。两年亏了8000亿，债务增加了5000亿，ICU续命的成本高得离谱。恒大真的“大而不能倒”吗？ 大而不能倒 如果恒大倒下，2.1亿平方米的土储将被打回原形。恒大1.8万亿总资产百分之九十以上就是土储的估值。平均计算，恒大土储的楼板价至少是每平方六七千。 恒大是公认的“三四线之王”，以目前三四线房产市场的状况，恒大土储估值的水分很大。如果恒大倒了，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资产处置，土地估值和真实市场价格的最后一层窗户纸也就被捅破了。整个土地市场乃至土地金融将会是怎样的血雨腥风？以土地作为质押物的地方债难逃一劫，三四线以下的存量按揭都会摇摇欲坠。 不是恒大“大而不能倒”，而是恒大2.1万亿土储导火索连接的土地金融“大而不能倒”。当初地方土地财政的杠杆加的有多欢，现在的风险就有多大。 而且，这还不是恒大一家的问题。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金融属性，会迅速把危机传导开来。中国房地产企业本质上都是土地金融的中间层。房企卖的不是房子，而是债务包——把地方土地财政的债务包，分拆转化为房产按揭的居民债务。企业是独立核算的，但是底层资产的价值是共通的。 如果恒大倒了，低线城市的土地资产泡沫破了，下一个恒大还会远吗？中国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了“央企时代”，击鼓传花传到了自己手上，又该怎么办？ 恒大“大而不能倒”，就得付出数千亿成本的ICU续命。不是上过天安门的许家印有多牛，而是土地金融、土地财政太牛了。 然而，“大而不能倒”是主观愿望的“不能”，改变不了“不得不倒”的现实。 面对现实，收起想象 无需破产清盘，恒大早已开启了“卖卖卖”模式。香港总部大楼卖了，收益较为稳定的物业卖了。很多“有肉”的项目或被卖了，或被回收了，甚至索性被炸了。压箱底的都卖了，连掏裤裆的“恒驰”都想卖，结果没卖成。恒大还能卖什么？今天恒大手上的1.8万亿总资产、2.1亿平的土地资产，还有多少能卖出去呢？ 恒大需要奇迹，“向天再借3000亿”是不够的。3000亿补不了巨亏，补不了销售的缺口，许家印知道，许家印的债主们也知道。恒大的债务危机是流动性危机，更是底层资产的结构性危机。 恒大的危机，是中国当下债务危机的缩影。结构性危机的病，不能靠流动性危机的方子来治。一年几千亿的续命成本，真能等来“房地产复苏”的奇迹吗？可能只有最虔诚的“宏观信仰”才会相信吧。 体量堪比一省的恒大，憋了一年半，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没憋出什么大招。迟到的财报放了个响屁，足以证明债务危机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宏观幻想家们轻描淡写的“债务无害”。 到了这个份上，请收起与真实经济脱节的“宏观想象”，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大而不能倒”的，所有的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直面危机、承受代价，送恒大最后一程。许家印的背影，是一个时代落幕的最后风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关胖本胖）
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一种慢性进行性疾病，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一种不可治愈的疾病。然而，最近在这个领域，人类已经迈出了治疗的重要步伐。从新药物的开发到体育锻练的推广，我们在寻找阻止这种疾病的方法上取得了突破。这标志著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理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并为未来可能的治疗策略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最近全面批准了日本制药公司Eisai生产的Leqembi药物，这是首款能够延缓阿尔茨海默症进程的药物。Leqembi是一种静脉注射药物，能够减少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大脑中形成的黏性淀粉样斑块。虽然它可能带来一些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脑肿胀或出血，但这些副作用通常会随时间消退。Leqembi对于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的患者来说，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治疗选择，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他们热爱的事情，比如记住他们的亲人，安全地开车，及时准确地处理家庭财务，以及充分参与他们的兴趣爱好。 然而，药物治疗并非唯一的选择。最近，一项由圣保罗联邦大学和圣保罗大学的科学家们进行的研究发现，适度的抵抗训练对维护大脑健康，尤其是预防老年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症的影响不可忽视。抵抗训练不仅能够延缓阿尔茨海默症的症状，还能够保持骨密度，预防肌肉萎缩。实验结果显示，进行了抵抗训练的老鼠，他们的大脑中β-淀粉样斑块数量更少。此外，抵抗训练是一种低成本且易于实施的疗法，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无论是否能接受医疗干预，都可以轻松进行。 最后，我们也注意到，绝经症状的荷尔蒙替代疗法可能会增加患痴呆症的风险。全球范围内，痴呆症影响的女性比男性多，丹麦的一项大型研究探讨了女性使用荷尔蒙替代疗法（HRT），也称为绝经期荷尔蒙疗法（MHT），与痴呆症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使用过雌激素-孕酮疗法的女性发展成所有原因的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的比率增加了24%。 随著MHT使用的时间越长，痴呆症的发生率更高，从使用一年或少于一年的增加21%到使用超过12年的增加74%。连续（每日）和周期性使用（每月10到14天每天服用雌激素-孕酮）的比率相似。孕酮单独使用和阴道给药的雌激素并未与痴呆症的发展相关联。 根据丹麦全国性的登记册，哥本哈根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在2000年至2018年间从5589例痴呆症病例和55890例年龄匹配的无痴呆症对照组中获取了信息。所有女性在研究开始时的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研究也考虑了教育、收入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和甲状腺疾病等其他病症的存在。 也就是说，如果你正在考虑使用荷尔蒙替代疗法来处理绝经期症状，最好先谘询医生，了解可能的风险和效果，以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决定。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否认对他们部长秦刚的“流言”就证明秦刚“出事”说已被当局默认。虽说养情妇、包二奶在中共官场里已经是司空见惯，但事情坏就坏在秦国委不但有私生子直接诞生在美国而且还被情妇在公共社交媒体上以“秦二世”的名字主动曝晒，令当局即使想替他遮丑也都无计可施。 我们本专栏上周五播发的《“六四绿卡”是否为易纲的政治污点？》一文中顺带提及了已经被中共政权雪藏了二十多天的秦刚、秦国委如果仅仅是新冠复阳的话，那么总有转阴康复的一天，但如果确是是阴沟翻船的话，官场上还阳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截止目前，中共官方对于“秦刚去哪了”的最新表态已经不是外交部发言人上周五汪文斌先生的不置可否，而是本文截稿前刚刚发生的外交部另外一个发言人毛宁女士的拒绝回答。《看中国》记者苗薇的综合报道《秦刚恐怕凶多吉少？毛宁面对4名记者询问三缄其口》中记录：北京时间本月17日（星期一）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先是宣布美中气候变迁特使凯瑞与解振华的见面消息，但紧接着她就面临今日最难解答的问题。首先关心秦刚下落的是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要求毛宁提供有关秦刚的现况，她只回答:“我没有可提供讯息。” 接着又有另一名外媒记者提到外界传出有关秦刚遭约谈的消息，毛宁则回:“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 中间有其他媒体询问有关赖清德出访可能过境美国及新西兰总理关切台海议题后，又接著有两名其他记者提问秦刚。其中一人直接问，秦刚还是中国外长吗?毛宁回答:“建议你查阅中共外交部网站，没有其他更多讯息。” 另一名记者追问，秦刚的健康问题是否影响中国外交？毛宁说：“中方的外交活动都在正常进行。” 如果说上周五汪文斌的“闪烁其词”还不能百分之百说明问题的话，那么今天毛宁一句“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等于是公开披露了她已经接到过上级关于对于秦刚“出事”的外界报道不需要“辟谣”的，或者说不要直接给予否认的指示。 到此为止，”秦刚“出事”事实上已经被中共官方实锤。至少是不予否认。剩下的问题也显然已经不是习近平是否会对他进行处理，而是以何种方式，以何种程度处理。 关于秦刚将被“整肃”的原因，有部分评论人士不认同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发现在先，而是“政治问题”导致“生活作风问题”败露。比如法广的相关报道中引述学者傅志彬说：“一般来说，中共体制内不会因为性关系混乱下台，而是因为政治问题以搞性关系混乱之名被下台。” 再比如毕汝谐发贴说：秦刚案就是外交部内斗，陈毅女婿王光亚嫉恨秦刚火箭升官，抓住秦刚与傅晓田的花事硬说傅是双面间谍，要秦刚交代清楚傅躲起来了，秦刚跳进黄河洗不清，就这么完蛋了!有一回，傅晓田在联合国采访一个黑人政要，秦刚竟然以驻美大使之尊陪同三个小时，太不正常了，从此秦刚就被人家盯上了。 蔡霞立刻发推反驳：“不信。王光亚早就是外交部副部长已经早退休了，他有必要嫉妒不满秦刚火箭般直升吗？全世界都知道张高丽被彭帅公开指控始乱终弃，习近平中共党包括张高丽本人都厚着脸皮，就像没这事一样，秦刚会因家外有家就被纪检委大义灭官？ 以绯闻掩盖见不得光的事，以绯闻转移人们视线怕才是习朝真正的企图所在。” 这样的类似评论内容还有很多，而且大都是出自知名评论人士之手、之口。而笔者则认为持这种看法者似乎没有从“纸包不住火”的角度考虑问题。那就是秦刚从政治角度本无问题，但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其他—-比如王毅等是否想保秦刚，都是为时以晚，因为傅晓田女士的太过张扬，在截止她“失踪”的今年4月10日之前，对他和秦刚关系的特殊不但毫不掩饰，而且是近乎直白地告诉自己的粉丝们她在美国产下的儿子名叫“秦二世”。 关于秦刚和傅女士有一个美国籍私生子的事情无需在这里详引证据，本文读者和听众们若有怀疑者，建议上网找出《傅晓田的儿子是秦刚的，证据和推断都在这里，你们认为机率有多大？》等文章一读，就明白笔者为什么说“纸包不住火“了。 孩子是在美国洛杉矶出生的，傅女士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晒出的名字是Er-Kin。这是否就是这孩子的出生纸和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原名？笔者相信是。 而使用这几个字母的用意再明显不过。Er 是中文二字的拼音，寓意“二世”。而”Kin”的别出心裁，只要听听完全不知道中国大陆使用的汉语拼音的讲英文人士是如何拼读中国大陆姓名中的“Qin“或者”Qing”，就会瞬间领会出傅女士的良苦用心。在美国的完全不知道汉语拼音的英文人士无论是读“Qin“(亲、秦……)或者”Qing”（青、晴……），都只会发出“Kun”的音，听上去就是昆明的”昆“。 这就是为什么傅女士在给儿子取名时考虑到暂时不能直接用”Qin”的前提下，才使用了美国人读秦刚的姓氏时的最为接近的发音“K”。 至于大多网评都把Er-Kin直译成“秦二”，笔者认为似乎不符合傅女士或者傅女士及秦刚两公婆的本意。她或者说他们两人表面上用的是汉语里“二”字的拼音，但目的是要表达“秦二世”之意，只是她或者他们两人没有敢直接使用“Jr”而已。而直接使用”Qin Jr.” 或者“Qin Ⅱ”的话，那么当然就可以直接翻译成“秦二世”了。而使用“Er-Kin”,应该是隐喻地,或者说是俏皮地表达了”秦二世“的意思。 分析到此，笔者想到不妨套用一下中国大陆知名网红李雪琴的一个段子：在洛杉矶某医院的产房里，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年产妇用手机向“远方”发问：“官人，医生问如果难产，保大还是保小？”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保密!” 说起来，未婚女子若和有家室的男性，特别是有家室又是显赫公众人物的老年男性诞下私生子女，都会千方百计藏着掖着，生怕被人知道，而傅女士恰恰相反，是生怕外人不知道。无论她如此行为的出发点是什么，结果是害惨了秦刚本人，更害惨了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委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才三个月就无法再继续使用，习近平他能不恼火吗？ 习近平上台之后先后多次主持制定又修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教养关系、从属关系或者其他相类似关系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 从重处分。 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行为的，应当视具体 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另外，秦刚身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副国级干部，同时也要受《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约束。该条例之二十九条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一）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的；（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包养情人的；（四）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有前款第（三）项行为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事情的关键在于，秦刚的问题早已经超出了所谓“道德败坏”、“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一般范畴，不但是搞出了“人命”，而且还在中美关系空前敌对的当口，和情妇一起让他们的私生子一出生就成为美国公民。 笔者最不能认同的就是外界许多评论人士都拿张高丽的事情和秦刚作简单类比。殊不知，首先两人级别不同，张高丽虽然退休但仍然还是享受正国级待遇。其次，也正因为张高丽早已经退休才被彭帅揭发，虽然影响很大但就因为张高丽本来已经不在前台所以中共官方为此保持沉默很容易操作。再次就是女方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披露出来的内容，彭帅与傅女士的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当年彭帅发出的的那孤单一贴一露头即被及时处理，而傅女士陆续发出的那样多的东西，令中共当局即使想采取措施“消毒“也为时已晚，而且只会起到越描越黑的负效果。 其实，如果傅女士与秦刚之间一直都是只有私情但没有私生子，那中共当局用对付彭帅的办法对付傅女士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届时端看傅女士是否像彭帅那样识时务。 但是，有了孩子之后的傅晓田之所以那样高调地在社交媒体上暗示自己是为秦刚秦国委生了一个天然拥有美国国籍的“秦二世“，似有”逼宫“之嫌。所以说，单单一个傅二奶事小，闹出了“人命”，生下一个天赋美国国籍的“秦二世”来，事情就大到难以收拾了。 分析到此，笔者虽然不能否定外界关于傅晓田是因为”双面间谍“才被“失踪”的说法，但应该也有“双面间谍”和其他政治原因的说法全都是无中生有，傅晓田被“失踪”仅仅就是一个对外暴露了她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生下私生子这一个孤立原因的可能性。 分析到此，笔者不由得想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国祖宗马克思也是有私生子的。前几年有中国大陆境内文章介绍并评价说：马克思家的女仆叫Helena Demuth，她不仅是马克思和燕妮的仆人，也是他们一生的朋友。在那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跟随马克思和燕妮辗转流浪各地，并无怨无悔的照料他们一家的生活。在马克思逝世后，她搬到恩格斯处，协助整理马克思的历史文献，包括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等珍贵资料。 在1851年，Helena生下一个孩子，叫Freddy，很多学者认为，其生父正是马克思。有人说其依据是“马克思请求恩格斯替他收下他私生子的那封信现在还在莫斯科博物馆”甚至Freddy本人也曾多方打探自己的身世，并且愿意相信自己就是马克思的儿子。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貌似还没有最终定论。但或许有必要多说一句：马克思对人类的贡献无疑是伟大的，但同时马克思也是普通人，且是比我们更加开放的欧洲人。即便确有其事，也不应该被无限放大。毕竟，没必要将马克思完美化，也没必要通过私事将其丑化。我们真正该看重的，应该是他思想的真义与价值，和它带给世界的思考。 所以，习近平在的中共二十大之前，仍然还是强调遴选中央委员会和中纪委成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来衡量”。秦刚是数百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符合标准者之一。 问题是，马克思当年的私生子被恩格斯认了， 那秦刚的私生子呢？也找人代认？ 笔者倾向于相信无论是秦刚本人还是中共当局都曾设计过补救甚至是瞒天过海的措施，但最终于事无补！ 而秦刚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傅晓田女士通奸并导致其怀孕，从此留在美国从孕初到生子再到生子数月之后才返回中国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发生在美国，美国政府和美国情报部门都一无所知？ 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没有炒作秦刚与傅女士的事情，中共当局在知道了刚刚任命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居然有一个非婚生的美国籍儿子，应该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前文介绍过的习近平上台之后先后多次主持制定又修定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的第六十六条是：“ 在涉外活动中，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另外，中共当局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第三条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本人婚姻和配偶、子女移居国 (境)外、从业等事项……；本规定所称“子女”，包括领导干部的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 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规定所称“移居国(境)外”，是指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国（境）外永久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 该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那么“秦二世”今年1月时还没有出生，秦刚不算违规。 但是，该规定中还具体说明了干部“考察对象”，或者所谓“后备干部人选”，“在拟提拔、拟列入时，应当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那么秦刚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显然是在明知自己的二奶已经怀上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洛杉矶待产的情况下没有如实向“组织上“说明。后续的分析，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6月25日起，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就消失于公众视野，至今已经三周多了。中国是个大国，眼下又是外交旺季，秦刚隐身如此之久，这实在是极不寻常的，必然引起外界种种猜测和联想。在7月14日的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问到秦刚的情况，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低头不语，沉默近20秒钟，最后还是没回答问题。 按说，外交部是最善于用外交语言回答各种棘手的问题的；按说，汪文斌事先就应该料到在记者会上一定会有人提出秦刚的问题，因此理当成竹在胸，早就准备好了标准答案。可是在现场，汪文斌却居然沉默无语。这种沉默真可谓意味深长。它无异于承认有难言之隐。汪文斌的沉默实际上否定了他在三天前说的秦刚无法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是“因健康原因”，因为如果真的是秦刚身体有恙，汪文斌就会立即答复而不会沉默了。此时无声胜有声。汪文斌的沉默实际上是明确的暗示，秦刚出问题了；而到现在为止，习近平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 就在上周，社交媒体上疯传秦刚与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傅晓田有不正当性关系，还有一个私生子，甚至卷入间谍案，已经被中纪委约谈。对于这些传言，我们很难判定其真伪。不过就从网上流传的秦刚和傅晓田在华盛顿的访谈视频，很容易使人疑心两人有著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 尽人皆知，在中共高级官员中，有婚外情的比比皆是，有私生子的也不在少数；包括习近平本人，早先也有他在福建期间有情妇的传言。香港的铜锣湾书店事件就是因为出版了习近平的这类故事而引起的。从表面上看，中共似乎比别的政党都更强调党员的私德。《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因为中共不是靠选票上台，中共没得到人民的授权。中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共是自我授权。因此它必须自吹自擂，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宣称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宣称其党员——更不用说高级干部——在各方面，包括在私德方面，都堪称典范。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必须摆出对其党员的不正当性关系零容忍的立场。 这当然只是表面文章，由于共产党对权力的高度垄断，实际情况是完全相反的。但是表面文章却不能不做。这就意味著，如果有哪个高级官员的不正当性关系，以很难否认的方式曝光，以很难控制的方式流传，最高当局又很难强行禁止，那么这个官员就会倒楣了。更麻烦的是，秦刚连升三级，一下子就成了外交部长。这显然是习近平大力提拔的结果。身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要知人善任。如果到头来习近平不得不惩治他亲自提拔的秦刚，那么习近平个人的权威也势必会受到损害。 现居纽约的作家毕汝谐，2021年12月发出他从他的北京哥们那儿得到的消息，说刘亚洲上将被抓。这事后来得到证实。日前毕汝谐又告诉我们，“哥们说：秦刚案就是外交部内斗，陈毅女婿王光亚嫉恨秦刚火箭升官，抓住秦刚与傅晓田的花事，硬说傅是双面间谍，要秦刚交代清楚，傅躲起来了，秦刚跳进黄河洗不清，就这么完蛋了！有一回，傅晓田在联合国采访一名政要，秦刚竟然以驻美大使之尊陪同三个小时，太不正常了，从此秦刚就被人家盯上了。” 毕汝谐转述的情况是否属实，现在还很难断定。但是有一点看上去比较靠谱。那就是秦刚这件事确实很可能是源自中共高层内斗。因为网上疯传的那些关于秦刚的资讯，既不像是境外的记者，也不像是国内的民间人士捅出来的。这摆明了也是对习近平不满。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有对秦刚做出处置，因为习近平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秦刚不比张高丽。且不说张高丽原来官更大，因为张高丽早退休了，不露面是正常的。秦刚是现任的外交部长，不可以老不露面。外交部长这个角色不能老空著，所以这事不可能老不做个决断。我们大体上可以说，秦刚凶多吉少，习近平要保早保了，不会任凭事态延烧到今天。秦刚很可能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习近平则会很难堪。 （※作者为《北京之春》荣誉主编，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年初，美欧日等国的投行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测象坐过山车，莫衷一是。但最近两个月，美国金融界与商界一致信奉的《华尔街日报》接连发布有关中国的各种利差消息，从中国地方债、房地产市严重萎缩直到外资撤出，再到经济增速，无所不包。加上高盛7月上旬公布的研究报告称207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第二，认为印度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投资宝地正成为国际投行界的多数看法。 印度成为西方眼中的第一投资宝地 美国高盛的研究报告宣示，到2075年，印度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而美国将下降为第三名，届时印度的GDP总量将达到52.5万亿美元，比同期美国的GDP总量高出一万亿美元。这份报告的主要负责人印度经济学家桑塔努·森古普塔（Santanu Sengupta）还解释了原因：印度的人口——印度最近以14亿人口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其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是最好的。除了人口优势之外，资本投资预计也将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印度优势例如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已经成为现实：印度人口被预测将在2023年超过中国，同时印度的人口结构比中国要更健康（相对年轻化）。但52年之后的GDP总量预测，基本可以忽略，因为对如今的高科技时代来说，半个多世纪实在太漫长了。 在印度急起直追之后，中国方面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中印两国的长项与短板，其中一篇《快速窜升的印度制造业，对中国实际威胁多大？》做了相当实在的分析。这篇文章写作之时，还未发生郭台铭撤资印度之事，因此未谈及印度对外资的法律使该国成为跨国公司的坟场，也未谈及印度劳动力素质（产品合格率低）、工会力量强大（中国没有工人自己的工会）等因素，纯粹只是产业分析，应该说中国与印度各有所长。 那么，这么多外资齐刷刷地看好印度而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 中国面对印度竞争压力的反思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年度《2022世界投资报告》，2021年印度实际吸收外资高达820亿美元，中国为1,734亿美元，约为印度的1.8倍；《2023世界投资报告》称，2022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加了5%，达到1891亿美元，居于亚洲地区首位，投资大多来自欧洲的跨国企业，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报告同时指出，中国仍然是该地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印度联邦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资料显示，2022-23财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22%，至46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外资来自几十个国家，其中美国资本赴印投资总量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 尽管中国仍然保持亚洲第一吸引外资大国的地位，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量是印度的5倍左右，这个数字反映了印度吸引外资的势头很迅猛，因此中国非常在意，加强了印度经济的研究，并开始总结自身的缺陷与印度的短板——中国宣传部门的职责是文饰太平，但经济部门职责是全国饭碗所系，不能自个哄自己。 近些年来频频传出外国产业链离开中国的消息，其中不乏如苹果、东芝等行业领军品牌；还有逐渐将生产链的重心转移到国外如三星、亚马逊、乐天、Uber等外企。这些企业在中国即使还有未完成的专案，“去中国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之中。苹果的主要生产商富士康撤出中国，对中国震动尤其大。中国方面开始反思总结，认为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吸引外资的政策不力（税收高，以国家安全理由打击外资资讯产业），成本上升（尤其是人力成本高涨），中美交恶。 上述三方面原因当中，政策一项是中国政府可以调整的；成本上升则相对困难，但还有通过减免税收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调整馀地。只有中美交恶带来的世界产业链重组，背后原因是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国际利益格局大调整，中国除了因应之外，并无他法可想。 中美交恶，美国围绕“去中国化”进行产业链重组 近几年，中美两国冲突频发，中美关系进入建交以来的最低谷，尽管美国多次声明“不会与中国脱钩”，“脱钩不现实”，但政策导向是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美方走棋的第一步，就是在疫情来袭时提出“近岸外包”（near-shoring），取代原来把订单转移到中国等地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以降低产品供应链的脆弱程度。就地理条件而言，拉美国家是美国实行供应链近岸转移的天选之地，墨西哥与美国为邻，美墨供应链“近岸外包”更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由于工人熟练程度与社会治安等原因，从川普总统任上开始的墨西哥近岸外包，历经拜登政府两年仍然进展蹉跎，目前这条供应链正在略显艰难的磨合形成过程中。 近年来，随著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拜登政府努力推行“印太战略”，开始考虑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友岸外包”，构建东西并举、两线并行的供应链同盟体系就成为美国的战略目标。在“美国后院”拉美，拜登一直努力拉近南美国家的关系，力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除墨西哥外，其他一些拉美国家，例如由哥斯大黎加、多明尼加和巴拿马组成的“民主发展联盟”向美国自荐，称其是美“近岸外包”的理想选择，可参与泛美外包供应链体系。 但对中国制造业形成更大威胁的，是美国有意在中国周边打造平行供应链体系的意图。“印太经济框架”将供应链韧性纳入其四大支柱之一，很清楚地展示出显示出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蓝图。这一框架以“美国优先”为原则，在不包含关税豁免和市场准入谈判的基础上，希望亚太国家接受美方高标准的贸易安排。但除了印度之外，其他亚太国家基本是观望态度。2023年3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会上的讲话表现了这一点。李显龙建议，亚洲国家从三个维度加强合作以应对当前挑战。一是继续促进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关系；二是亚洲各国深化彼此间的合作，建立紧密、相互交织的关系网，加强彼此依存度、增强区域韧性。三是亚洲应该一直保持开放，在促进亚洲各国合作的同时也应与欧洲和世界各国加强联系。 这个谈话虽然面面俱到，但显然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放置于重要地位。6月初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IISS Shangri-La Dialogue）上，李显龙在峰会开幕时的讲话其实代表了亚洲各国的真实想法：不要让东南亚各国选边站队，他说，“我们想和两边都做朋友。但是要主动避免选边站，实际上是主动要求不被迫选边站。”亚太国家在“鹰”与“龙”之间不肯选边站的表态，实际上是缘于世界力量格局正在由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转变为多极世界，这种情况让华府政治圈感到焦虑。 印度与中国在吸引外资上将面临长期竞争 最后回到印度与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变化这一话题上来。 美国是世界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总部所在地，这些公司与高盛等对各国信用的评级，会对国际资本流向发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美国的去中国化产业链重组会对中国产生很大压力。但产业资本转移与风投资本不同，产业链的重置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资本承接国的技术能力、法律环境、基础设施等都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 因为上述原因，按照世界银行最新推出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排名，中国排名全球31名，印度排名63名，这一报告显示中国的营商环境依然明显好于印度。2022年12月，印度政府前首席经济顾问、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为何印度不能取代中国》（Why India Can’t Replace China）指出：如果印度不解决“投资风险过大、政策内向性过强、宏观经济失衡过大”这三大障碍，或将错失跨国企业的投资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确实道出了印度发展经济的瓶颈。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最近视察江苏，网上传出他内部讲话的部份内容，最奇葩的是为中国人如何做中国人“指明了方向”。他说：“说中国话、吃中国食、穿中国衣、用中国货、在中国游、过中国节、购中国物、有中国脑、安中国心、想中国事、守中国礼、做中国人！”。 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恶劣的中文，没有之一。 做中国人有那么重要吗？做人最重要的，一是做一个好人，二是做一个有用的人，三是做一个能自我实现的人。能做到这样，不做中国人又如何？相反的，你把习近平的十个要求都做到了，但你却做不到一个好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那你做什么人都没用。 你做中国人，能不说中国话，不吃中国食，不穿中国衣，没有中国脑，不安中国心吗？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的问题。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不是习近平要求才有的。说这么多，都是废话。 再说，做中国人，只能用中国货、在中国游、过中国节、购中国物吗？你穿一件外国生产的衣服，去外国旅游几次，过一下圣诞节、买一点外国货，你就不是中国人了吗？ 至于安中国心，想中国事，守中国礼，那都是划地为牢自我封闭的生命哲学。对世界多一点兴趣，多了解别人的长处，多与各国交往互通有无，就会误入歧途？ 这一段话之无聊、浅薄与恶俗，真是当今中共党文化的代表作。内涵空洞，表述下作，无聊当有趣，废话作真理，他这样说，证明他这样想，证明他的思想方法仅止于此。 虽然并非官方正式公布的文字，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诸如此类的文字，现今在中国的官场和传媒上，真是满坑满谷，泛滥成灾。 前不久中共出台了一个网络安全规则，有“十个坚持”之说，包括“坚持党管互联网（网路），坚持网信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等等。 一个正常人会这样说话吗？十个坚持那么多，其实都是“党管互联网”。莫非党管了互联网，还不能走中国特色的治网之道，还不能统筹发展和安全？还不能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连“用得好是真本事”这种屁话，也要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昭告全国？ 中共的党文化，越发走向浅薄化、庸俗化、脸谱化，习近平作了表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共当中国人都是无知群氓，要灌输最幼稚浅薄的东西，去弱化他们的思想。 习近平以下，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各宣传机器和大中小学，都用这一套党文化去凌驾民间思想，在大陆形成一种浅薄化、庸俗化与脸谱化的文化氛围，消灭具有开创性、思想深度与生动文风的语言，民族的精神文化已堕落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中国人并非没有观察与剖析社会现象的能力，也不缺独特的看法与鲜明透彻的表述，看看网上帖文就知道民间大把高手。普通人一句闲话，往往把伟大领袖逼到墙角，让各级党官落荒而逃。为何习近平还要用如此恶浊的中文来荼毒中国人？ 将中国语言文字浅薄化、庸俗化和脸谱化有利于洗脑，越浅薄越接受洗脑，越洗脑越浅薄，长此以往，中国人失去辨别思想与语言优劣的能力，陷落在党的话语系统里不能自拔。 当中国人的思想都浅薄化脸谱化，就容易统治与管控，容易挑动群众斗群众，越是没有个性，就越有党性。 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都庸俗化了，就更容易改造，人人都放弃自尊与自信，做党文化的奴隶，变成党的驯服工具。 中共长期致力于消灭地方语言，以普通话凌驾方言，戕害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以党八股的空话、套话、谎话、鬼话，去蹂躏各民族与各地区的民间文化，把中国人塑造成没有独立灵魂的政治工具。 老毛那一代就善于利用通俗口语解释政策，老毛周恩来林彪都是聪明人，能将奸狡的思想与战略用生动的民间语言表述出来，以此统领庞大的工农兵队伍，至少那在打江山的年代还是有用的。 习近平想学老毛，可惜智慧太有限，知识系统破碎，思想浅薄，缺乏基本的文采，习式文风是五千年以来最低俗的表现。中国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从抗拒习式文风做起；香港人要维护香港价值，也要警惕中共党文化的侵蚀。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
上周，英国首相苏奈克（Rishi Sunak）发布了致力于“保护国家养老金三重锁定“的消息，有调查者发现，这种政策使得国家养老金的数目达到一万多英镑。但是，却有一大部分的养老金领取者的收入却减少了很多。 根据《每日快报》报导，如果在2024/25税收年度维持“三重锁定”（triple lock），可能会让1200多万养老金领取者，连续第二次获得丰厚的加薪，这将在通货膨胀肆虐的情况下提供一些缓解。而那些在2016年4月6日之后退休的人，目前有资格获得新的国家养老金，每年10,600英镑。明年4月，养老金将根据三重锁定再次上升，这意味著它将根据收入、通货膨胀或2.5%（以最高者为准）增加。 根据今年9月的数字，通货膨胀是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5月份，通货膨胀率为8.7%。预测人员认为，到9月份，通货膨胀率将下降到7%左右，但这仍将使新的国家养老金每年再增加742英镑，达到11342英镑。 不过，这比许多领取基本国家养老金的老年人，将得到的增长要大得多。三重锁定适用于基本国家养老金，但每年增加的实际价值较低，因为旧计划支付的收入比新计划低。 现今，基本国家养老金的政策是，向2016年4月6日之前退休的人，每年多支付最多8122英镑。同样的7%的提升将使养老金领取者的收入，每年最多只增加569英镑。但是，这将使基本国家养老金增加到每年8,691英镑，比新的养老金少了2,651英镑！ 许多人将会发现这很不公平，因为在2010年之前退休的养老金领取者，必须缴纳44年的国家养老金才能获得全额养老金，而女性则下降到39年。而许多人在领取基本国家养老金的同时，还获得额外的国家养老金，如国家第二养老金（S2P）或国家收入相关养老金计划（Serps）。 在很多情况下，这将增加国家养老金总额，超过新的最高养老金，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英国工作了一辈子的男性。但是，许多人将得到的养老金数目会更少，那些放弃工作抚养孩子的妇女，则更容易受到短缺的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S2P和Serps不享受三重锁定保护，但通常每年都会根据通货膨胀增加。这在今天不是一个问题，但在通货膨胀率低于收入或2.5%的时候，S2P和Serps的增长速度将比新的国家养老金慢。 无论如何，新的国家养老金和基本国家养老金之间的差距，将随著每年基于百分比的增长而稳步扩大，因为后者的起点较低。新的国家养老金旨在提高妇女的收入，并取得了一些成功。不过，这对其他人来说，还是不太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