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刊《求是》星期一(12月16日)发布习近平文章，强调中共要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动自我革命。几乎与此同时，解放军报连发四篇文章，呼吁党内“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有分析认为，党报跟军报“打擂台”，显示习近平治下经济疲软和军中腐败等问题已经引发内部反弹，而他持续以高压手段，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的肃杀气氛更与中共意图营造市场宽松环境“拼经济”的努力相互冲突。 习近平文章高喊自我革命 强调“统一领导” 在这篇题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文章中，习近平指出，做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共唯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方能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 令外界关注的是，文章不仅至少30次提到“自我革命”，还强调面对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消除各种影响。文章称，只要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能有力回击一切利益、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 文章列出自我革命的九大重点，头一条就是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 对比此前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因“严重违纪”遭停职，这篇文章格外引发关注。 路透社星期一报道中分析，该文表明中共将进一步加大力度，强调纪律，追查谋取私利的官员以及引导他们误入歧途的人。 解放军报文章 重申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 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月内，解放军刊物一连发了四篇文章，引发关注。 12月4日，中共军网发文《带头坚持党性原则》，破题即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并引用习近平视察火箭军某旅时的讲话，强调“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 12月9日，《解放军报》刊文《带头坚持集体领导》，强调在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内部，“不管是谁，都要坚持集体领导”，重大问题要由集体讨论决策，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个人绝不能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 随后在12月11日和16日，《解放军报》又发表《带头发扬党内民主》和《带头维护班子团结》两篇文章。 前者强调在党组织内部的平等关系，称“民主集中制，先有民主，后有集中”；书记虽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作“一家之主”，并强调“让人讲话”是民主作风最起码的要求。 后者也称要“搞好团结，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团结的基础”。 宋国诚:解放军报“打着邓旗反习旗”挑战习近平权威 军报发的这几篇文章虽然是探讨军中党组织的领导，但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诚认为，《解放军报》是“打着邓旗反习旗”，透过讨论军队权力体制，来跟习近平的治军理念唱反调，这显然是对于习近平个人权威的质疑和挑战。 宋国诚告诉美国之音，“严肃的来说，主张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否定了习近平的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要看习近平是怎么看待军报的文章，平常心来看叫做大鸣大放，严重的来看的话，就可能叫妄议中央了”。 宋国诚分析，军报文章提到的民主集中制“十六字”方针，是中共已故前总书记江泽民提出的，其所谓“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就是强调集体领导，而非习近平一人领导。 另一方面，宋国诚指出，习近平文章中的“刀刃向内”，显示他还打算继续内部清洗、斩草除根，同时凸显解放军内部贪腐问题“就像一串长长的粽子”，盘根错节。 在他看来，外界观察这次党报和军报互相“打擂台”的论战，可解读为习近平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亦非“定于一尊”，反对者确实大有人在。 但几篇文章绝不足以打倒习近平，若以此认定习近平大权旁落或深陷严重的党内斗争，恐怕就是过度解读。 许桢:党报和军报相呼应 为军中反腐“统一思想” 香港中文大学未来城市研究所副主席许桢则认为，中共党报与军报的文章并非相互叫阵，实为相互呼应，讲的主题都是军中反腐。 许桢指出，习近平第一个任期严打“军内大老虎”，自他第二任期的中后期以来，军中反腐似乎相对平静，但今年又陆续传出有高阶将领，甚至中央军委委员中箭落马。 此时此刻，这篇文章或可视为中共中央在相关案件尘埃落定后对外说明，目的在于“统一思想”，至于下个阶段会否有更多、更高阶的军中反贪案件，仍有待观察。 至于上述军报文章，许桢则认为文中批评的对象并非习近平，而是解放军体系中存在的“帮会化”气息；把上下级关系演变成对部队主官的个人忠诚，这也是基于经济利益，行贿收贿之外的另一种“腐败”。 许桢说:“解放军作为世界上编制最大的一个军队之一，调动资源也是非常的庞大，所以里面的贪腐问题沉淀之深，也不可能是任何一位领导人可以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我觉得军内反腐一直在道路上，并不会是一、二十年就所谓的基本清除干净。” 对于习近平文章中引人瞩目的措辞“刀刃向内”，许桢指出，这是中国纪检单位行之有年的惯用词汇，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并非格外显得肃杀。 张俊华:党内军中反习的祸端，仍是经济搞不好 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同样指出，习近平惯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刀刃”等字眼恰可体现出他受限于自身知识结构，无法用更加巧妙的方式表达思想。 张俊华直言，当前习近平所面对的党内各种反对声音，归根究底还是源于经济问题。 中国经济表现越差，党内反习的人就会越多，这也会外溢到军队方面，因为经济和军队人事、装备建设都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在中共政军高层，每个人的直接利益，都和中国经济密切相关。 面对党内反弹，习近平的独裁性格注定了他会选择用强力压制来应对，无论对于经济界或军界人士，甚至自己一手提拔的将领都是如此。 张俊华认为，习近平有各种政治手段可以整肃党内反对派人士，因此并不担心大权旁落，真正令习近平感到焦虑的是，压制异己的过程势必冲击军队建设，让长久未经战火洗礼的解放军，更难以帮他实现“解决台湾问题”的野心。 张俊华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习近平)要用很粗糙的语言，来把军队或者党内的斗争描写的很残酷，但是实际上，他更着急的是怎么在他的任期间解决台湾问题。” 才说适度宽松，又要刀刃向内 中共刺激经济恐“左脚踩右脚” 值得观察的是，就在党报严肃宣示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之前，上星期四(12月12日)落幕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将实施“更积极”的宏观政策，并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时降准降息”等措施，明确释放出明年将加大力度放水以提振经济的信号。 对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学者看法各异。许桢认为，早在邓小平时期就说过经济发展和反腐“两只手都要硬”，只是后来明显是经济比反腐给力，因此他认为两者不相矛盾，都是为政治服务。 张俊华指出，习近平在新冠疫情封控无效后，索性“躺平”的例子，说明他在万不得已时，什么都愿意干。因此在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糕的情势下，他确实有可能和自由派人士妥协，放手让他们处理。 但张俊华强调，这样的妥协只是暂时性的，且因为近年来，习近平已经让中国整体经济环境背离“利伯维尔场”，此刻再怎么让步，也不见得能有效挽回市场信心。 宋国诚则认为，习近平个人最大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中毒太深，而意识形态本身又是破坏经济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从他当初坚持跟美国打贸易战就看得出来。 宋国诚形容，习近平一边收紧中共意识形态，一边又想放宽市场的做法如同“左脚踩右脚”，经济要放松、政治在紧缩，还要继续跟美国搞对抗，如此矛盾的政策，恐怕难以让外界对中国经济感到乐观。
本专栏上篇文章《车俊为何未能沿袭夏宝龙模式退居二线后还升副国级？》中已经介绍了车俊是2010年5月从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被调升正省部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2016年6月调任浙江代省长，在省长位置上仅坐了10个月便就地升任省委书记。 但是，当时在兵团里与他车俊搭档的时任兵团司令员刘新齐却没那么好命。就在车俊离开新疆自治区委和兵团党委的11个月后，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发布消息称：日前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且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新齐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 这个刘新齐出生于1956年，19岁时“参加工作”，第一个职务是 兵团农四师六十二团四连的统计。如此出身证明此公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两年前的1月14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的《“兵团后代” 是中共新疆维稳的最可靠力量》一文中介绍了此前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4名新疆官员中，除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陈全国，另外三人都是“兵团后代”，包括时任新疆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时任新疆公安厅长王明山以及时任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 笔者2022年1月17日在本栏发表的文章《熊选国 另一位被习近平雪藏的中共高官中的法学真博士》中介绍了当美国的制裁宣布之前，霍留军已经被中纪委工作组宣布采取“双规”措施几个月了。美国政府的制裁令公布后，中共当局这才在内部宣布霍留军“不再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 这里需要更正的是，这个霍留军其实是在2019年4月就已经被免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此时距他的60岁生日还有1年零4个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因为霍留军“有幸”进入了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按照习近平“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对美斗争原则，霍留军虽然贪腐金额“实在是过于庞大”，但仍然还是被内部宣布免予刑事处理。 下面继续介绍车俊当年在兵团的搭档刘新齐。此人自出生之后就从来没有离开兵团半步。有墙内报道文章中说他到1988年10月升任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党委书记、团长时，都还没有去过一次乌鲁木齐。1994年在兵团农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职务上被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学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在中央党校“镀金”之后，刘新齐晋升为农三师党委副书记、师长，继而又改任兵团农一师党委书记兼师长，2001年6月，升任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官至副省部级。 2010年5月，车俊被安排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以及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一年半后，才满64岁的时任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华士飞被安排提前退居二线，刘新齐被就地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兼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当时的华士飞虽然被安排提前退出实职，但当时的中组部也没有亏待他，特别为他安排到全国政协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举家迁往北京。 而出生于1956年的刘新齐于2017年3月先被宣布免去兵团党委副书记职务，半个多月后又被免去兵团行政一把手职务时，还不满61岁。接替他职务的彭家瑞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这个刘新齐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2017年3月还去北京出席了人大例会， 5月份便被宣布开除党籍。是笔者所追踪的中共副省部级以上贪官中被处理速度最快的一个。 中纪委当时宣布开除刘新齐党籍的理由是“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子收受他人财物，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经商谋利，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纪律，干预执纪审查工作”。但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邵峰则对记者说：“腐败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无论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还是兵团原司令员刘新齐等人，无一不是政治上的阴谋家、野心家，或是政治上的两面派‘两面人’，其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都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经济腐败背后隐藏着政治问题。” 不知刘新齐落马之前的“野心”是什么？觊觎兵团党委书记职务？ 刘新齐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断崖式下降“之后，有墙内媒体追踪报道说：2015年8月至今，已先后有四名兵团党委常委级人物被查，除了职务最高的刘新齐外，还包括他在兵团党委领导层的三名前同事。2015年8月，兵团党委原常委，第八师原党委书记、政委，石河子市原市委书记宋志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后一审获刑四年；2016年12月，时任兵团党委常委田建荣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目前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2017年4月6日，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后续的故事是，田建荣已经于2017年6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时过7年，仍然没有宣布对他的司法处理结果。 王世江于2017年7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通报中说他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严重蜕变、经济上特别贪婪，是典型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腐败分子，严重破坏了自治区水利系统的政治生态…… 而在王世江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前一个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已经对外宣布了“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就和田建荣一样，对王世江的司法处理的结果至今没有被公开宣布。 兵团贪官群里像田建荣和王世江这样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便长年没有下文的例子挺多。比如2016年就被媒体报道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时任兵团第九师副师长张建雄；再比如兵团五师双河市原副厅级干部孟宪锋已经于2023年3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但至今也无法从公开媒体中查到他们被逮捕、起诉和开庭的报道。 另外，时任兵团第四师副师长杨国伊已于2021年2月19日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同时也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时任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文国辉已于2020年12月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也是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但从此双双再无下文。 至于被宣布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之后便长年没有进一步消息的兵团贪官就更多了。比如时任兵团妇联主席张新荣，时任兵团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佼玉都是于2018年1月被宣布接受审查；时任兵团国资委副主任梁东亚是2020年初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此三人至今都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不过呢，对兵团贪官们的司法处理过程也有快的，比如2017年落马的时任兵团纪委副书记刘军，不出一年就已经被宣布因受贿两千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9年。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经受了纪委和监察委的审查调查幸免牢狱之灾或者只是受到轻处分的至少有以下几人。 2000年2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报道了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兵团副司令员陈忠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既然只是行政撤职，说明这位陈副司令员已经成功免受牢狱之灾。 另外还有一个免受牢狱之灾的例子是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原党常委闫志顺。此人虽然问题严重，但因为是主动投案，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和公职，但不移交司法。 受处分最轻的当属兵团第九师原党委书记、政委何建明，此人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理由是“严重违纪违法”，但2020年3月下达的处理结果竟然只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上撤消原职务，降为二级巡视员。 综合我们本篇文章和过去相关文章的内容，截至目前，新疆兵团落马的正省部级贪官有两个，一个是目前已经结束一审等待判决的前兵团党委书记、政委韩勇，另一个是前兵团司令员刘新齐。 而陆续受到党、政及司法处理的副司令员，第一个是前面已经介绍的陈忠，第二个是退休4年后又被倒查的杨福林。杨福林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也还兼任一段兵团政法委书记职务。所以他被中纪委罗列的罪名里还有一项“违规插手案件”。 这位杨副司令员从2001年至2020年，从兵团副师长职务开始持续受贿至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总受贿额三千万出头。法庭审理时认定他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故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杨福林被一审宣判的时间是去年4月。3个月后，另一位兵团副司令员焦小平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当时以《涉破坏“祖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焦小平被双开》为标题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中纪委对焦副司令员的双开通报中的奇特内容：“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施；罔顾党中央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要求”，“支持特定关系人开发秦岭地区小水电，破坏秦岭生态”……,另外还有“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等。 这个焦小平是所谓的“学者型官员”，著述颇丰。因为他的罪名之一是“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的实施”，所以他落马后其《碳博弈-国际竞争力与美国气候政策》、《未来低碳技术》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规则》三本著作受到特别关注。 此公是2022年6月才被从北京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位置上调升新疆兵团副司令员的。到任不满8个月即被宣布正在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审查调查。 与此同时，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王炳炬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迫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5月17日，焦小平受贿案在重庆第五中院开庭，法庭宣布他的受贿金额只有6千多万，而且其中5千多万“未实际获得”。所以他最终应该是获刑10年以下。 关于兵团贪官群的最新消息是天山网上月18日发布的，内容是兵团第二师22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吴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十几年来笔者陆续搜集到的新疆兵团贪官群的资料远不止本文介绍的这些。留待日后再出现新的正、副司令员和正副政委被审查调查的消息时，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上篇文章《车俊为何未能沿袭夏宝龙模式退居二线后还升副国级？》中已经介绍了车俊是2010年5月从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被调升正省部级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和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2016年6月调任浙江代省长，在省长位置上仅坐了10个月便就地升任省委书记。 但是，当时在兵团里与他车俊搭档的时任兵团司令员刘新齐却没那么好命。就在车俊离开新疆自治区委和兵团党委的11个月后，当时的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发布消息称：日前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且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新齐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分，降为正处级非领导职务；收缴其违纪所得。 这个刘新齐出生于1956年，19岁时“参加工作”，第一个职务是 兵团农四师六十二团四连的统计。如此出身证明此公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两年前的1月14日，笔者在本专栏发表的《“兵团后代” 是中共新疆维稳的最可靠力量》一文中介绍了此前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4名新疆官员中，除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新疆自治区委书记的陈全国，另外三人都是“兵团后代”，包括时任新疆区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时任新疆公安厅长王明山以及时任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 笔者2022年1月17日在本栏发表的文章《熊选国 另一位被习近平雪藏的中共高官中的法学真博士》中介绍了当美国的制裁宣布之前，霍留军已经被中纪委工作组宣布采取“双规”措施几个月了。美国政府的制裁令公布后，中共当局这才在内部宣布霍留军“不再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 这里需要更正的是，这个霍留军其实是在2019年4月就已经被免去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法委委员职务。此时距他的60岁生日还有1年零4个月。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因为霍留军“有幸”进入了美国政府的制裁名单，按照习近平“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对美斗争原则，霍留军虽然贪腐金额“实在是过于庞大”，但仍然还是被内部宣布免予刑事处理。 下面继续介绍车俊当年在兵团的搭档刘新齐。此人自出生之后就从来没有离开兵团半步。有墙内报道文章中说他到1988年10月升任兵团农四师七十五团党委书记、团长时，都还没有去过一次乌鲁木齐。1994年在兵团农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职务上被选拔到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学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在中央党校“镀金”之后，刘新齐晋升为农三师党委副书记、师长，继而又改任兵团农一师党委书记兼师长，2001年6月，升任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副司令员，中国新建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官至副省部级。 2010年5月，车俊被安排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身份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以及中国新建集团公司董事长。一年半后，才满64岁的时任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华士飞被安排提前退居二线，刘新齐被就地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党委副书记兼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总经理。 当时的华士飞虽然被安排提前退出实职，但当时的中组部也没有亏待他，特别为他安排到全国政协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举家迁往北京。 而出生于1956年的刘新齐于2017年3月先被宣布免去兵团党委副书记职务，半个多月后又被免去兵团行政一把手职务时，还不满61岁。接替他职务的彭家瑞也是一个“兵团后代”。 这个刘新齐当时还是全国人大代表，2017年3月还去北京出席了人大例会， 5月份便被宣布开除党籍。是笔者所追踪的中共副省部级以上贪官中被处理速度最快的一个。 中纪委当时宣布开除刘新齐党籍的理由是“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其子收受他人财物，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经商谋利，收受礼品、礼金；违反工作纪律，干预执纪审查工作”。但日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邵峰则对记者说：“腐败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无论是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还是兵团原司令员刘新齐等人，无一不是政治上的阴谋家、野心家，或是政治上的两面派‘两面人’，其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都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经济腐败背后隐藏着政治问题。” 不知刘新齐落马之前的“野心”是什么？觊觎兵团党委书记职务？ 刘新齐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断崖式下降“之后，有墙内媒体追踪报道说：2015年8月至今，已先后有四名兵团党委常委级人物被查，除了职务最高的刘新齐外，还包括他在兵团党委领导层的三名前同事。2015年8月，兵团党委原常委，第八师原党委书记、政委，石河子市原市委书记宋志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后一审获刑四年；2016年12月，时任兵团党委常委田建荣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目前因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2017年4月6日，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后续的故事是，田建荣已经于2017年6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时过7年，仍然没有宣布对他的司法处理结果。 王世江于2017年7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通报中说他身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严重蜕变、经济上特别贪婪，是典型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的腐败分子，严重破坏了自治区水利系统的政治生态…… 而在王世江被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前一个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已经对外宣布了“经审查决定，依法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原常委王世江以涉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但就和田建荣一样，对王世江的司法处理的结果至今没有被公开宣布。 兵团贪官群里像田建荣和王世江这样进入司法程序之后便长年没有下文的例子挺多。比如2016年就被媒体报道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受到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的时任兵团第九师副师长张建雄；再比如兵团五师双河市原副厅级干部孟宪锋已经于2023年3月被宣布“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但至今也无法从公开媒体中查到他们被逮捕、起诉和开庭的报道。 另外，时任兵团第四师副师长杨国伊已于2021年2月19日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同时也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时任兵团第十三师党委常委、副师长文国辉已于2020年12月被开除了党籍、公职，处分通报中也是宣布了“将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但从此双双再无下文。 至于被宣布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之后便长年没有进一步消息的兵团贪官就更多了。比如时任兵团妇联主席张新荣，时任兵团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佼玉都是于2018年1月被宣布接受审查；时任兵团国资委副主任梁东亚是2020年初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此三人至今都再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不过呢，对兵团贪官们的司法处理过程也有快的，比如2017年落马的时任兵团纪委副书记刘军，不出一年就已经被宣布因受贿两千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9年。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经受了纪委和监察委的审查调查幸免牢狱之灾或者只是受到轻处分的至少有以下几人。 2000年2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报道了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给予兵团副司令员陈忠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既然只是行政撤职，说明这位陈副司令员已经成功免受牢狱之灾。 另外还有一个免受牢狱之灾的例子是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原党常委闫志顺。此人虽然问题严重，但因为是主动投案，所以最终的处理结果是开除党籍和公职，但不移交司法。 受处分最轻的当属兵团第九师原党委书记、政委何建明，此人被宣布接受审查调查的理由是“严重违纪违法”，但2020年3月下达的处理结果竟然只是留党察看一年，行政上撤消原职务，降为二级巡视员。 综合我们本篇文章和过去相关文章的内容，截至目前，新疆兵团落马的正省部级贪官有两个，一个是目前已经结束一审等待判决的前兵团党委书记、政委韩勇，另一个是前兵团司令员刘新齐。 而陆续受到党、政及司法处理的副司令员，第一个是前面已经介绍的陈忠，第二个是退休4年后又被倒查的杨福林。杨福林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也还兼任一段兵团政法委书记职务。所以他被中纪委罗列的罪名里还有一项“违规插手案件”。 这位杨副司令员从2001年至2020年，从兵团副师长职务开始持续受贿至担任兵团副司令员期间，总受贿额三千万出头。法庭审理时认定他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故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杨福林被一审宣判的时间是去年4月。3个月后，另一位兵团副司令员焦小平被中纪委宣布开除党籍和公职。 自由亚洲电台网站当时以《涉破坏“祖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副司令焦小平被双开》为标题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中纪委对焦副司令员的双开通报中的奇特内容：“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施；罔顾党中央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要求”，“支持特定关系人开发秦岭地区小水电，破坏秦岭生态”……,另外还有“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等。 这个焦小平是所谓的“学者型官员”，著述颇丰。因为他的罪名之一是“干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的实施”，所以他落马后其《碳博弈-国际竞争力与美国气候政策》、《未来低碳技术》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规则》三本著作受到特别关注。 此公是2022年6月才被从北京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位置上调升新疆兵团副司令员的。到任不满8个月即被宣布正在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委的审查调查。 与此同时，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王炳炬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迫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今年5月17日，焦小平受贿案在重庆第五中院开庭，法庭宣布他的受贿金额只有6千多万，而且其中5千多万“未实际获得”。所以他最终应该是获刑10年以下。 关于兵团贪官群的最新消息是天山网上月18日发布的，内容是兵团第二师22团党委副书记、团长吴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十几年来笔者陆续搜集到的新疆兵团贪官群的资料远不止本文介绍的这些。留待日后再出现新的正、副司令员和正副政委被审查调查的消息时，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4年美国大选川普获胜，原因之一是从奥巴马以来形成的三角联盟破裂。这个三角联盟由“民主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高科技为主）－知识精英（左派媒体+教育界）”组成，但在选前半年左右，是华尔街数十位富有的华尔街投资人聚集在纽约皮埃尔酒店达成共识 支持支持川普。大选前后，又有好几家媒体离开民主党阵营，《华尔街日报》算其中一家。从宣布不为任何总统背书之后，该报屡出奇文，除了将拜登政府称为欧巴马第三任期之外，最惊耸的莫过于12月19日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 拜登的助手团队是白宫的实际掌权人 《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一文由四位元记者联手写成。据记者介绍，这篇关于白宫如何在一位元年迈的领导人位居组织结构顶端的情况下运作的文章，是基于对近 50 人的采访整理而成，其中包括那些参与或直接了解白宫运作的人。拜登公开活动中时时失语，助手们经常重复向他发出指示，告诉他从哪里进场或退场，有时走下讲台时找不到方向，白宫的幕僚长与新闻发言人需要经常向外界证明拜登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诸如此类都并非秘密。这篇文章揭示了外界一直在质疑的美国之问：究竟是谁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揭示了以下至关重要的几方面事实： 拜登的助手团队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拜登的身体时好时坏（文章分节标题‘Good days and bad days’），安排拜登日程首先得从身体状况出发。文章告诉读者，切莫为此担心，“拜登自30岁成为参议员以来就配备了顾问，他来到白宫时有一个由忠心耿耿、长期服务于白宫的助手组成的小团队，他们对拜登和华盛顿非常了解，可以成为特别有效的代理人。他们不能容忍对拜登表现的批评，也不能容忍民主党内更广泛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在总统决定竞选连任时”。 将拜登保护在一个硬壳中。这个团队充当总统的看门人（每个总统都有），几乎决定一切（这是拜登独有），从为避免显出拜登的衰老善忘特意限制吉尔·拜登的活动频率，到利用疫情时就设立的总统保护机制、控制拜登与内阁成员、立法代表们的见面以及见面时间，“使拜登与内阁成员、国会委员会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关系异常疏远。这也使他免受美国公众的监督”。就连国防部长与财政部长这些重要阁员，与拜登总统的互动也很少。“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高级顾问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赖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及其前任等人经常被安排担任总统的中间人”——也就是说，政府高官们经常通过这三人聆听总统的指示。“总统总有看门人。但据民主党议员、捐赠者和曾为拜登及其他政府工作过的助手称，拜登身边的围墙更高，控制更严。” 拜登与重要官员接触少，有事实佐证。国防部长奥斯丁因前列腺癌于2023年12月22日在全身麻醉下进行了手术，却没有通知拜登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脱岗多日，让白宫找不著人的荒唐事也出现过。 助手团队决定总统获取什么类型的资讯。资讯为拜登编写新闻剪辑包的新闻助理被高级幕僚告知，要排除有关总统的负面报导。“拜登与谁交谈受到限制，他们对他说的话受到限制，他获取资讯的来源也受到限制。” 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有一小群助手紧随其后，为他提供帮助，尤其是在出差或对公众讲话时。“他们对他的照顾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一位目击者说，并补充说，这种 ‘手把手 ’（hand holding）是其他近几任总统所没有的。“这一结构的设计也是为了防止拜登出现口误或失误，从而损害他的形象，造成政治上的麻烦或扰乱世界秩序。” 助手团队的水准决定拜登的领导水准 美国这几年卷入的对外战争比较多。《白宫运作》一文并未提供与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包括最近对叙利亚内乱的相关资讯。但有两条资讯却让读者能够管窥重大军事行动与情报资讯方面的运作情况。 华盛顿州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担任权力很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2021年阿富汁撤军时，对拜登在政府制定撤军计画时发表的过于乐观的言论感到震惊。他试图向总统表达自己的担忧时却无法联系到总统本人。在灾难性的撤军行动造成13名美国军人和170多名阿富汗人死亡后，史密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评论，称政府对美国支持的阿什拉夫-加尼政府的耐久性缺乏 “清醒的认识”，引致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一通愤怒的电话，两人激烈争吵。不久之后，史密斯接到了拜登的道歉电话。史密斯说，这是拜登在任四年来给史密斯打的唯一一个电话。史密斯评价说，“拜登的白宫比大多数白宫都要与世隔绝。”不过，据在阿富汗任作战指挥长达6年的美国将军Lieutenant Donald Bolduc在接受Washington Examiner的采访中所言，欧巴马是阿富汁混乱的设计师（Obama is architect of Afghanistan mess。Architect）。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头号民主党人、康涅狄格州众议员吉姆-海姆斯（Jim Himes）说，过去两年他与白宫的互动主要集中在《外国情报监视法》重要章节的重新授权上，拜登的高级顾问和其他政府高官在这个问题上与海姆斯进行了合作，他对双方的合作表示赞赏——这两人的经历表明，拜登的助手与高级幕僚们在自己了解的事情上可以与阁员及高层官僚沟通，成为“海姆斯”；遇到他们完全不了解且欠缺经验之事，就一个避字诀。 拜登的白宫中，谁是总统的领导？ 最后回到一个该文提出却没给出答案的问题：谁是总统的领导？ 文中有段让人遐想联翩的文字：“罗恩·克莱恩（Ron Klain）曾在拜登任职的头两年担任幕僚长，他表示，白宫的议程和步调由‘总统的指导和领导’ （the “president’s direction and leadership）决定”。 那么，谁是“总统的指导和领导”？这篇文章没进一步说明，但是擅长白宫内幕消息的Axios在2024年7月拜登被要求退出连任竞选时登过几篇文章，在《拜登日益缩小的核心圈子内幕》中谈到拜登对长期顾问迈克·多尼隆（Mike Donilon）、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和布鲁斯·里德（Bruce Reed）的依赖——这三人有时在白宫内部被称为“大人物”、“白发人”，被称为“三巨头”的时候较少。这三人拥有拜登及其家人最看重的忠诚。这个群体还包括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高级助手安东尼·伯纳尔（Anthony Bernal）和副幕僚长安妮·托马西尼（Annie Tomasini）。 但是，这些幕僚与助手就算再有能力，也只是在白宫事务上起作用。拜登真正的领导者另有其人。这一点，Axios在今年7月9日那篇《幕后：可能决定拜登命运的民主党人》一文中谈到，拜登知道可以忽略紧张的民主党人、媒体、专家、富有的捐助者和精英，因为他们对他的未来没有影响。但从前总统欧巴马到前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少数几位民主党高层人士肯定会影响他的未来。他们有信誉和影响力来推动拜登下台。 这些民主党高层人士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前总统欧巴马。早在选前数天的10月3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编辑部评论《哈里斯胜选意味著欧巴马第四次连任》，为何美国人会认为拜登政府是欧巴马的第三个任期？只因欧巴马曾于2020年11月大选之后在接受《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访谈时，说过如下一段话：“如果我能安排一个替身，一个男主唱或女主唱，他们戴上耳机，我穿著运动服在地下室里流览这些东西，然后我可以发表台词，但其他人负责所有的演讲和仪式，我会接受的。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趣。” 看完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之后，我突然有点庆幸：幸亏这四年拜登政府只介入了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还有红海胡塞武装的冲突，五角大楼尚能管控，倘若发生了更大的冲突，比如中国军队发动对台湾的袭击正好遇上拜登的Bad Days，怎么办？但我又生出另一种遐想：利用操控舞弊选出这么一位年老失智者做总统，而且是拥有世界最强大军力之国的“世界总统”，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幸亏这一页只剩下1个月左右就可以翻过去了。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2024年美国大选川普获胜，原因之一是从奥巴马以来形成的三角联盟破裂。这个三角联盟由“民主党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高科技为主）－知识精英（左派媒体+教育界）”组成，但在选前半年左右，是华尔街数十位富有的华尔街投资人聚集在纽约皮埃尔酒店达成共识 支持支持川普。大选前后，又有好几家媒体离开民主党阵营，《华尔街日报》算其中一家。从宣布不为任何总统背书之后，该报屡出奇文，除了将拜登政府称为欧巴马第三任期之外，最惊耸的莫过于12月19日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 拜登的助手团队是白宫的实际掌权人 《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一文由四位元记者联手写成。据记者介绍，这篇关于白宫如何在一位元年迈的领导人位居组织结构顶端的情况下运作的文章，是基于对近 50 人的采访整理而成，其中包括那些参与或直接了解白宫运作的人。拜登公开活动中时时失语，助手们经常重复向他发出指示，告诉他从哪里进场或退场，有时走下讲台时找不到方向，白宫的幕僚长与新闻发言人需要经常向外界证明拜登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诸如此类都并非秘密。这篇文章揭示了外界一直在质疑的美国之问：究竟是谁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揭示了以下至关重要的几方面事实： 拜登的助手团队在运作白宫的权力。拜登的身体时好时坏（文章分节标题‘Good days and bad days’），安排拜登日程首先得从身体状况出发。文章告诉读者，切莫为此担心，“拜登自30岁成为参议员以来就配备了顾问，他来到白宫时有一个由忠心耿耿、长期服务于白宫的助手组成的小团队，他们对拜登和华盛顿非常了解，可以成为特别有效的代理人。他们不能容忍对拜登表现的批评，也不能容忍民主党内更广泛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在总统决定竞选连任时”。 将拜登保护在一个硬壳中。这个团队充当总统的看门人（每个总统都有），几乎决定一切（这是拜登独有），从为避免显出拜登的衰老善忘特意限制吉尔·拜登的活动频率，到利用疫情时就设立的总统保护机制、控制拜登与内阁成员、立法代表们的见面以及见面时间，“使拜登与内阁成员、国会委员会主席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关系异常疏远。这也使他免受美国公众的监督”。就连国防部长与财政部长这些重要阁员，与拜登总统的互动也很少。“通常情况下，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高级顾问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赖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及其前任等人经常被安排担任总统的中间人”——也就是说，政府高官们经常通过这三人聆听总统的指示。“总统总有看门人。但据民主党议员、捐赠者和曾为拜登及其他政府工作过的助手称，拜登身边的围墙更高，控制更严。” 拜登与重要官员接触少，有事实佐证。国防部长奥斯丁因前列腺癌于2023年12月22日在全身麻醉下进行了手术，却没有通知拜登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脱岗多日，让白宫找不著人的荒唐事也出现过。 助手团队决定总统获取什么类型的资讯。资讯为拜登编写新闻剪辑包的新闻助理被高级幕僚告知，要排除有关总统的负面报导。“拜登与谁交谈受到限制，他们对他说的话受到限制，他获取资讯的来源也受到限制。” 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有一小群助手紧随其后，为他提供帮助，尤其是在出差或对公众讲话时。“他们对他的照顾达到了如此高的程度，“一位目击者说，并补充说，这种 ‘手把手 ’（hand holding）是其他近几任总统所没有的。“这一结构的设计也是为了防止拜登出现口误或失误，从而损害他的形象，造成政治上的麻烦或扰乱世界秩序。” 助手团队的水准决定拜登的领导水准 美国这几年卷入的对外战争比较多。《白宫运作》一文并未提供与俄乌战争、以巴战争包括最近对叙利亚内乱的相关资讯。但有两条资讯却让读者能够管窥重大军事行动与情报资讯方面的运作情况。 华盛顿州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担任权力很大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2021年阿富汁撤军时，对拜登在政府制定撤军计画时发表的过于乐观的言论感到震惊。他试图向总统表达自己的担忧时却无法联系到总统本人。在灾难性的撤军行动造成13名美国军人和170多名阿富汗人死亡后，史密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性评论，称政府对美国支持的阿什拉夫-加尼政府的耐久性缺乏 “清醒的认识”，引致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一通愤怒的电话，两人激烈争吵。不久之后，史密斯接到了拜登的道歉电话。史密斯说，这是拜登在任四年来给史密斯打的唯一一个电话。史密斯评价说，“拜登的白宫比大多数白宫都要与世隔绝。”不过，据在阿富汗任作战指挥长达6年的美国将军Lieutenant Donald Bolduc在接受Washington Examiner的采访中所言，欧巴马是阿富汁混乱的设计师（Obama is architect of Afghanistan mess。Architect）。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头号民主党人、康涅狄格州众议员吉姆-海姆斯（Jim Himes）说，过去两年他与白宫的互动主要集中在《外国情报监视法》重要章节的重新授权上，拜登的高级顾问和其他政府高官在这个问题上与海姆斯进行了合作，他对双方的合作表示赞赏——这两人的经历表明，拜登的助手与高级幕僚们在自己了解的事情上可以与阁员及高层官僚沟通，成为“海姆斯”；遇到他们完全不了解且欠缺经验之事，就一个避字诀。 拜登的白宫中，谁是总统的领导？ 最后回到一个该文提出却没给出答案的问题：谁是总统的领导？ 文中有段让人遐想联翩的文字：“罗恩·克莱恩（Ron Klain）曾在拜登任职的头两年担任幕僚长，他表示，白宫的议程和步调由‘总统的指导和领导’ （the “president’s direction and leadership）决定”。 那么，谁是“总统的指导和领导”？这篇文章没进一步说明，但是擅长白宫内幕消息的Axios在2024年7月拜登被要求退出连任竞选时登过几篇文章，在《拜登日益缩小的核心圈子内幕》中谈到拜登对长期顾问迈克·多尼隆（Mike Donilon）、史蒂夫·里切蒂（Steve Ricchetti）和布鲁斯·里德（Bruce Reed）的依赖——这三人有时在白宫内部被称为“大人物”、“白发人”，被称为“三巨头”的时候较少。这三人拥有拜登及其家人最看重的忠诚。这个群体还包括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高级助手安东尼·伯纳尔（Anthony Bernal）和副幕僚长安妮·托马西尼（Annie Tomasini）。 但是，这些幕僚与助手就算再有能力，也只是在白宫事务上起作用。拜登真正的领导者另有其人。这一点，Axios在今年7月9日那篇《幕后：可能决定拜登命运的民主党人》一文中谈到，拜登知道可以忽略紧张的民主党人、媒体、专家、富有的捐助者和精英，因为他们对他的未来没有影响。但从前总统欧巴马到前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少数几位民主党高层人士肯定会影响他的未来。他们有信誉和影响力来推动拜登下台。 这些民主党高层人士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前总统欧巴马。早在选前数天的10月3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编辑部评论《哈里斯胜选意味著欧巴马第四次连任》，为何美国人会认为拜登政府是欧巴马的第三个任期？只因欧巴马曾于2020年11月大选之后在接受《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访谈时，说过如下一段话：“如果我能安排一个替身，一个男主唱或女主唱，他们戴上耳机，我穿著运动服在地下室里流览这些东西，然后我可以发表台词，但其他人负责所有的演讲和仪式，我会接受的。因为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趣。” 看完这篇《白宫在拜登掌权后如何运作》之后，我突然有点庆幸：幸亏这四年拜登政府只介入了俄乌战争与以巴战争还有红海胡塞武装的冲突，五角大楼尚能管控，倘若发生了更大的冲突，比如中国军队发动对台湾的袭击正好遇上拜登的Bad Days，怎么办？但我又生出另一种遐想：利用操控舞弊选出这么一位年老失智者做总统，而且是拥有世界最强大军力之国的“世界总统”，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幸亏这一页只剩下1个月左右就可以翻过去了。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国务院日前召开重要会议，敦促官员“振兴和发展”国家足球产业，将其带入一个“新阶段”。据香港南华早报21日报道，这是总理李强主持的会议上一项意料之外的议程，会议主要侧重于落实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定。 足球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喜爱的运动之一，而随着反腐风暴席卷数名足球高官，中国足球再次受到关注。 然而，观察人士指出，尽管习近平推动了足球改革，但持续的腐败和不可持续的财政状况，阻碍了他到 2050年建立世界最强足球队之一的愿景。 据中国官媒报道，在17日举行的年度足球研讨会上，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呼吁提高实践技能、培养青少年，并要求地方支持，以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据悉，在过去一年中，各部门努力促进体育和教育的融合，职业联赛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判处了与足球有关的腐败案件。报道说，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决心打破过去的做法”并促进未来发展。 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是众所周知的足球迷，北京希望借足球提升中国作为体育大国的形象。 法国里昂商学院上海分校资深体育地缘政治经济研究员西蒙·查德威克表示：“中国政府试图利用足球来获得它从未拥有过的全球合法性。” 查德威克也是中国足球观察站的联合创始人，他指出，足球在赋予国家合法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为成功的足球国家往往更受国际社会的认可。 那么中国职业足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011年，在就任前不久，习近平提出了对中国足球的三个希望：国家队能够晋级世界杯、主办世界杯，并最终夺冠。 报道说，习近平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他的父亲和早期的政治领袖，他通过观看比赛和与足球名人互动来表达自己的兴趣。 2008年，一张他监督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筹备工作的照片广为流传，习近平对足球的热爱引起了全球关注。 2012年，大卫·贝克汉姆送给习近平一件有他签名的洛杉矶银河队球衣。三年后，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在城市足球学院与曼城队的阿奎罗以及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合影留念。 去年11月，习近平与当时的泰国总理塔维辛讨论了一场比赛，称他“不太确定”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水平。但习近平开玩笑地踢了一脚，并补充说他的足球技术“还行”。为了支持习近平的雄心壮志，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足球产业的政策，专家表示，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取得了一些成功。 “习近平主席不是中国第一位也不是唯一一位对足球感兴趣的国家主席，但习近平的政治远见极大地影响了足球的发展，”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体育政策与管理高级讲师彭说。 据中国国家电视台 CCTV 当时报道，这是唯一一个针对单一运动的综合计划，获得了高层支持、广泛研究，并最终获得习近平领导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批准。 2016 年发布的一项详细计划旨在到 2020年将足球运动人口增加到 5000 万人，其中包括 3000 万学生。该计划要求到 2030 年，男队跻身亚洲最佳行列，女队重回顶级行列。根据该计划，到2050年，国家队应该跻身世界最佳行列。 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乔纳森·沙利文表示，改革“在企业和球迷中引发了围绕足球发展的大量行动和兴奋，这表明，如果大老板支持某件事，就会产生巨大影响”。 沙利文也是中国足球观察站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该观察站跟踪中国足球在国内外的发展。他说，最大的成就是发展这项运动的基础设施和扩大青少年足球，这在上海等一线城市尤为明显。 研究中国足球改革和青少年足球政策的彭女士补充说，关键成果包括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通过学校推广青少年足球以及教育与体育的融合。她说，政府主导的政策实施是有效的，优先将资源投入到对中央政府利益重要的领域。彭还说，这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将商业目标与政治议程结合起来”，并导致了一场“疯狂的消费”，投资者渴望支付高额转会费让顶级海外球员加入中超联赛。 然而，随着计划接近一半，结果喜忧参半。报告显示，尽管足球学校数量目标已经实现，但根据国际足联的记录，到 2022 年，该国各年龄段和各级别的注册球员只有 71.1 万名。相比之下，人口不到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却拥有超过 80 万名注册球员。 中国男子国家队在世界排名中也仅排在第 90 位，落后于海地和乌干达。 腐败仍然是一个障碍，观察人士强调诚信和建立信任的必要性。 报道援引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足球的书的沙利文说，“每当中国足球进行改革并开始获得动力时，就会被腐败丑闻扼杀。而最近一次丑闻一路蔓延到高层——涉及李铁——破坏性非常大，”“但大老板对反腐败很了解，所以我想说要整顿足球，向人们展示中央领导层对足球发展仍然很认真。” 报道说，每当中国足球进行改革并开始获得动力时，腐败丑闻就会扼杀它。在中国国家队未能晋级 2022 年世界杯后，最新的调查愈演愈烈，导致各级官员受到起诉。 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共产党最高反腐监督机构 1 月份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表示，腐败“无处不在”。 受影响的知名人物包括前国家队教练李铁，他因接受与假球有关的 1.1 亿元人民币（1500 万美元）贿赂被判处 20 年监禁。 2015年的改革计划也被视为对 2009 年反腐运动的回应，该运动旨在解决困扰中国足球多年的假球丑闻。 彭还指出，中国需要时间来重建球队和体系，恢复公众的信任。 但其他挑战依然存在，包括对捐助者的不可持续依赖、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当地社区的支持有限。 查德威克补充说，由于政府干预不一致而导致的“足球政治化”，阻碍了这项运动的发展。 曾在美国打过篮球的姚明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在 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姚明表示，中国足球在薪水和转会费上的高昂支出与技术水平不匹配。“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他补充道。 沙利文表示，该行业对捐助者的“福利项目”的依赖引发了可持续性担忧。他说，虽然投资者可能愿意资助这项运动，但如果没有健康的商业模式，收入增长就会滞后。 报道说，2021 年房地产行业危机和疫情加剧了中超联赛的财务困境，进一步给该行业带来了压力，一些球队无法支付薪水并维持运营。其中包括江苏足球俱乐部，该俱乐部在夺得联赛冠军后不久就因财务管理不善而解散。 彭补充说，在社区层面，考虑到成本高、支持有限、机会稀缺和应试教育体系，家长们不愿鼓励孩子在中国从事职业足球运动。她说，“更重要的是看支持系统，将这些数字转化为真正的人才库。”
中国国务院日前召开重要会议，敦促官员“振兴和发展”国家足球产业，将其带入一个“新阶段”。据香港南华早报21日报道，这是总理李强主持的会议上一项意料之外的议程，会议主要侧重于落实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定。 足球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喜爱的运动之一，而随着反腐风暴席卷数名足球高官，中国足球再次受到关注。 然而，观察人士指出，尽管习近平推动了足球改革，但持续的腐败和不可持续的财政状况，阻碍了他到 2050年建立世界最强足球队之一的愿景。 据中国官媒报道，在17日举行的年度足球研讨会上，中国足协主席宋凯呼吁提高实践技能、培养青少年，并要求地方支持，以促进中国足球的发展。 据悉，在过去一年中，各部门努力促进体育和教育的融合，职业联赛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判处了与足球有关的腐败案件。报道说，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决心打破过去的做法”并促进未来发展。 有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是众所周知的足球迷，北京希望借足球提升中国作为体育大国的形象。 法国里昂商学院上海分校资深体育地缘政治经济研究员西蒙·查德威克表示：“中国政府试图利用足球来获得它从未拥有过的全球合法性。” 查德威克也是中国足球观察站的联合创始人，他指出，足球在赋予国家合法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因为成功的足球国家往往更受国际社会的认可。 那么中国职业足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011年，在就任前不久，习近平提出了对中国足球的三个希望：国家队能够晋级世界杯、主办世界杯，并最终夺冠。 报道说，习近平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他的父亲和早期的政治领袖，他通过观看比赛和与足球名人互动来表达自己的兴趣。 2008年，一张他监督北京奥运会足球比赛筹备工作的照片广为流传，习近平对足球的热爱引起了全球关注。 2012年，大卫·贝克汉姆送给习近平一件有他签名的洛杉矶银河队球衣。三年后，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在城市足球学院与曼城队的阿奎罗以及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合影留念。 去年11月，习近平与当时的泰国总理塔维辛讨论了一场比赛，称他“不太确定”中国国家足球队的水平。但习近平开玩笑地踢了一脚，并补充说他的足球技术“还行”。为了支持习近平的雄心壮志，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足球产业的政策，专家表示，这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取得了一些成功。 “习近平主席不是中国第一位也不是唯一一位对足球感兴趣的国家主席，但习近平的政治远见极大地影响了足球的发展，”曼彻斯特城市大学体育政策与管理高级讲师彭说。 据中国国家电视台 CCTV 当时报道，这是唯一一个针对单一运动的综合计划，获得了高层支持、广泛研究，并最终获得习近平领导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批准。 2016 年发布的一项详细计划旨在到 2020年将足球运动人口增加到 5000 万人，其中包括 3000 万学生。该计划要求到 2030 年，男队跻身亚洲最佳行列，女队重回顶级行列。根据该计划，到2050年，国家队应该跻身世界最佳行列。 诺丁汉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乔纳森·沙利文表示，改革“在企业和球迷中引发了围绕足球发展的大量行动和兴奋，这表明，如果大老板支持某件事，就会产生巨大影响”。 沙利文也是中国足球观察站的另一位联合创始人，该观察站跟踪中国足球在国内外的发展。他说，最大的成就是发展这项运动的基础设施和扩大青少年足球，这在上海等一线城市尤为明显。 研究中国足球改革和青少年足球政策的彭女士补充说，关键成果包括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通过学校推广青少年足球以及教育与体育的融合。她说，政府主导的政策实施是有效的，优先将资源投入到对中央政府利益重要的领域。彭还说，这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使他们“将商业目标与政治议程结合起来”，并导致了一场“疯狂的消费”，投资者渴望支付高额转会费让顶级海外球员加入中超联赛。 然而，随着计划接近一半，结果喜忧参半。报告显示，尽管足球学校数量目标已经实现，但根据国际足联的记录，到 2022 年，该国各年龄段和各级别的注册球员只有 71.1 万名。相比之下，人口不到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却拥有超过 80 万名注册球员。 中国男子国家队在世界排名中也仅排在第 90 位，落后于海地和乌干达。 腐败仍然是一个障碍，观察人士强调诚信和建立信任的必要性。 报道援引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足球的书的沙利文说，“每当中国足球进行改革并开始获得动力时，就会被腐败丑闻扼杀。而最近一次丑闻一路蔓延到高层——涉及李铁——破坏性非常大，”“但大老板对反腐败很了解，所以我想说要整顿足球，向人们展示中央领导层对足球发展仍然很认真。” 报道说，每当中国足球进行改革并开始获得动力时，腐败丑闻就会扼杀它。在中国国家队未能晋级 2022 年世界杯后，最新的调查愈演愈烈，导致各级官员受到起诉。 前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共产党最高反腐监督机构 1 月份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表示，腐败“无处不在”。 受影响的知名人物包括前国家队教练李铁，他因接受与假球有关的 1.1 亿元人民币（1500 万美元）贿赂被判处 20 年监禁。 2015年的改革计划也被视为对 2009 年反腐运动的回应，该运动旨在解决困扰中国足球多年的假球丑闻。 彭还指出，中国需要时间来重建球队和体系，恢复公众的信任。 但其他挑战依然存在，包括对捐助者的不可持续依赖、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当地社区的支持有限。 查德威克补充说，由于政府干预不一致而导致的“足球政治化”，阻碍了这项运动的发展。 曾在美国打过篮球的姚明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在 2015年的一次采访中，姚明表示，中国足球在薪水和转会费上的高昂支出与技术水平不匹配。“很多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他补充道。 沙利文表示，该行业对捐助者的“福利项目”的依赖引发了可持续性担忧。他说，虽然投资者可能愿意资助这项运动，但如果没有健康的商业模式，收入增长就会滞后。 报道说，2021 年房地产行业危机和疫情加剧了中超联赛的财务困境，进一步给该行业带来了压力，一些球队无法支付薪水并维持运营。其中包括江苏足球俱乐部，该俱乐部在夺得联赛冠军后不久就因财务管理不善而解散。 彭补充说，在社区层面，考虑到成本高、支持有限、机会稀缺和应试教育体系，家长们不愿鼓励孩子在中国从事职业足球运动。她说，“更重要的是看支持系统，将这些数字转化为真正的人才库。”
关于“中医能不能治病”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有强烈的观点，也都知道这个话题最容易让亲友之间删除拉黑反目成仇。 治病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人们基本都有一个概念，自己的观点只能在私下讲讲，最多在群里说几句，是万万不能做成标语出现在报纸电视广告牌等公开场合的。在当前的国家政策与社会氛围下，批评中医博大精深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文化可以传承学习，但最终归宿应该是博物馆，科技需要创新发扬，用来在医院治病救人。 关于“俄乌战争你支持谁”的问题，本来中国人应该是可以客观公正讨论的，然而耐不住宏观环境有明显的立场偏向。 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会被举报汉奸，谴责俄罗斯侵略的文章会被平台删除，渐渐地，人们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侵略是“大逆不道”的，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和麻烦。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俄罗斯出兵攻打主权国家乌克兰，是任何借口都无法掩盖的侵略暴行，是和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侵略中国一样性质的暴行。 关于“我是群众还是公民纳税人”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把“我是光荣纳税人”这个振聋发聩的答案大声喊出来，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 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是纳税人的权益，是纳税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合法权益。只是有些人不希望广大纳税人有这个意识，不喜欢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中国既有个人所得税这样只覆盖少数群体的直接税，也有消费税这样包含在部分商品价格里却没有体现在小票上的直接税，更有覆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最终由所有消费者买单的间接税，也就是增值税。生活在中国的每个人，无论收入水平高低，无论社会贡献大小，只要有消费行为，就是一名光荣的纳税人。 以上三条基本常识，我已做成巨幅广告投放到广州市中心的体育西路地铁站电子大屏上，每天面向超过70万乘客普及（感谢“我是小方块”同学帮助设计）。 当然，我认为是基本常识的观点，还会有很多人认为是狗屁不通，认为是大逆不道。没关系，真理越辩越明，只要公开讨论，就算是打破立场的垄断，总会推动进步。我热切期待有更多读者、媒体和自媒体作者都参与进来讨论这些话题，通过公开坦诚的方式表达观点。 12月21日周六下午2点到5点，我将在广州体育西路地铁站站厅大屏幕前守候，欢迎支持这些基本常识的读者前来打卡合影。 也非常欢迎对以上观点持有反对意见的读者前来当面讨论，在不影响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我都非常乐意奉陪。（大屏幕在站厅中部，需刷卡进站）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关于“中医能不能治病”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有强烈的观点，也都知道这个话题最容易让亲友之间删除拉黑反目成仇。 治病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人们基本都有一个概念，自己的观点只能在私下讲讲，最多在群里说几句，是万万不能做成标语出现在报纸电视广告牌等公开场合的。在当前的国家政策与社会氛围下，批评中医博大精深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文化可以传承学习，但最终归宿应该是博物馆，科技需要创新发扬，用来在医院治病救人。 关于“俄乌战争你支持谁”的问题，本来中国人应该是可以客观公正讨论的，然而耐不住宏观环境有明显的立场偏向。 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会被举报汉奸，谴责俄罗斯侵略的文章会被平台删除，渐渐地，人们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侵略是“大逆不道”的，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和麻烦。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俄罗斯出兵攻打主权国家乌克兰，是任何借口都无法掩盖的侵略暴行，是和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侵略中国一样性质的暴行。 关于“我是群众还是公民纳税人”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把“我是光荣纳税人”这个振聋发聩的答案大声喊出来，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 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是纳税人的权益，是纳税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合法权益。只是有些人不希望广大纳税人有这个意识，不喜欢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中国既有个人所得税这样只覆盖少数群体的直接税，也有消费税这样包含在部分商品价格里却没有体现在小票上的直接税，更有覆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最终由所有消费者买单的间接税，也就是增值税。生活在中国的每个人，无论收入水平高低，无论社会贡献大小，只要有消费行为，就是一名光荣的纳税人。 以上三条基本常识，我已做成巨幅广告投放到广州市中心的体育西路地铁站电子大屏上，每天面向超过70万乘客普及（感谢“我是小方块”同学帮助设计）。 当然，我认为是基本常识的观点，还会有很多人认为是狗屁不通，认为是大逆不道。没关系，真理越辩越明，只要公开讨论，就算是打破立场的垄断，总会推动进步。我热切期待有更多读者、媒体和自媒体作者都参与进来讨论这些话题，通过公开坦诚的方式表达观点。 12月21日周六下午2点到5点，我将在广州体育西路地铁站站厅大屏幕前守候，欢迎支持这些基本常识的读者前来打卡合影。 也非常欢迎对以上观点持有反对意见的读者前来当面讨论，在不影响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我都非常乐意奉陪。（大屏幕在站厅中部，需刷卡进站）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原文已被删除
自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起了一场无情的所谓“反腐运动”。许多评论家和国际媒体认为，他只是借用反腐旗号消灭真正的或假想的政治对手和反对者。与此同时，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暴露出他担任统帅的中国军队内部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有可能会影响其战斗力。 习近平也认为反腐形势不乐观 自2012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就大张旗鼓的展开了所谓的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败运动，声言要造成一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大好形势。然而，12年过去，中共政权的腐败问题似乎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形势还有恶化的迹象。这一局面导致一些中国网民和评论家声称，习近平上台以来大张旗鼓，弄出了诸多的烂尾工程，其反腐运动便是其中之一。 中共理论刊物《求实》杂志12月16日发表习近平在今年1月的一次谈及中共政权反腐败问题的讲话部分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说：“随着形势任务、外部环境变化和(中共)党员队伍自身变化，党内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及时消除各种消极影响 。” 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实际上是间接地承认他的反腐运动的失败。 英国《卫报》就此发表报道，其大标题：“习近平呼吁中共’刀刃向内’，与贪污腐败作斗争”，副标题是，“全面反腐是中国国家主席领导的标志，但他的党仍然受到腐败的困扰，特别是在军队内部”。 路透社发出的报道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刀刃向内’，以消除包括腐败在内的纪律问题。他发出号召，要求追查腐败官员以及腐蚀他们的人。 “自习近平十多年前上台以来，他发起了针对党内腐败的强力打击，无论是高官’老虎’还是未能执行政府政策的基层’苍蝇’，都成为反腐行动的对象。 “然而，尽管反腐力度空前，党内腐败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军队内部。过去两年里，有两名前国防部长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严重违纪’是腐败的委婉说法。” 据负责推行习近平反腐运动的中共中央纪委发表的数字，去年约有61万名党政干部因违反党纪受到处分，其中包括49名副部级或省部级以上干部。 贪污腐败问题在军队尤其严重 中国的军队虽然是由中国人民的税金供养的，但中国军队并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中共官方也毫不羞涩承认这一点，其多年来的宣传口号一直是“人民军队忠于党”。 在中国，任何媒体与个人都不能批评中国的军队，也不能监督中国的军队。因此，多年来，中国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也特别严重。中共中央军委好几个副主席和成员因贪污腐败问题被查处。 12月19日，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发表报道，大标题是，“美国称中国军队‘腐败浪潮’肆虐”。报道说，“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最新报告称，中国军队内部一系列腐败调查继续令该国领导层感到担忧，美国官员表示，北京担心这一问题可能会妨碍未来大规模军事行动，例如台海战争。 “报告称，‘新一轮腐败调查和高层领导人罢免’可能会使习近平主席到 2027 年实现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受挫。 面向美国军人的美国报纸《星条旗报》也发表报道说：“五角大楼星期三（12月18日）发表报告说，尽管自 2023 年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计划取得了显著进步和增长，但腐败可能会减缓其步伐。 “2023年下半年，15 名中国高级军官和国防工业高管被免职，其中几人负责监督与中国陆基核导弹和常规导弹现代化相关的装备开发项目。 “根据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发展状况的年度报告，腐败影响到了中国军队的每一个军种。” 喜忧参半的消息 在过去将近二十年里，随着中共当局不断扩充军力、对内煽动民族主义，对外联络俄罗斯以及其他与美国为敌的国家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所主导的（并且中国也从中获利甚多）的世界秩序，中国被美国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 12月18日，美联社发表报道，标题是，“五角大楼称中国已扩大核力量并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报道说： “五角大楼周三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正在扩大核力量，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并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该报告详细说明了加速与美国关键冲突领域的行动。 “然而，该报告还指出，最近中国强大的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监督解放军)内部出现了一系列腐败指控，这正在损害北京的军事发展，并可能减缓其现代化进程。 “一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这种影响有点喜忧参半，因为虽然中国在一些项目上取得了进展，但在其他项目上却出现了倒退。” 中国军队内部腐败问题严重，是否会使它战斗力减弱，从而使它对美国和世界和平的威胁性减少？美国有些军事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纽约时报》12月18日报道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教授安德鲁·S·埃里克森表示，这些（中国军队内部腐败的）丑闻对中国军事计划的干扰似乎有限。‘从根本上说，这些事件只是构成了减速带的角色，而不是阻碍因素，’他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习近平掌握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资源，他正在坚定地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