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生:岁月深处的回忆(第十九集)

岁月深处的回忆。(AI绘图)

作者笔名:肃生

第十九集

庆“九大”

文革开始后,县里组织的在体育场召开的万人群众大会过不多天就会来那么一下,有庆祝大会、表彰大会、学习动员大会、批判大会、公审大会等种种名目。印象比较深刻的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批判大会,学习胡业桃的表彰动员大会,枪决石仁祥、张老好的公审大会和某某某的追悼大会。比起这几次大会来,规模最大,场面最热烈的是“九大”闭幕的庆祝大会。

那是一九六九年春天里的一天。头天晚上,横江街道在例行的居民群众学习会上就严肃传达了镇上的通知,明天上午九点在县体育场召开全县人民庆祝党的九大胜利闭幕的大会。要求各家各户的革命群众除了卧病在床的都必须要参加大会,各街道要先在历阳镇政府前的空地上集中,八点前提前进场。同时要求锣鼓、彩旗队先把东西检查整理好放在居委会的会场里,旗子有掉色、破损的要赶紧换掉。各人都要手捧某主席的像,要背上红宝书(那时,《某主席语录》都是装在专门缝制的带搭盖的小黄布书包里,有的还在正面缝上红布剪成的五角星,斜挎在肩上,是参加群众性活动的标配),七点钟在街道门口集合。因病不能参加大会的人要在家听县广播站的转播。

第二天早上,我们按照这样的安排进了会场。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四乡八镇的农民也派了人来参加,城南、城北和十里公社的人是步行进城的,远些的公社有坐卡车的、有坐拖拉机的。整个体育场里彩旗密布,锣鼓声让对面说话的人都互相听不见。各个队伍走在路上时还不断喊口号,这时也不再喊了,因为实在是听不到领喊人的声音了。偌大的体育场站满了人,据说,很多队伍进不了场都站在了马路上。

在我们历阳镇的队伍朝东门体育场走的时候,突然看见有一支几十人的队伍正从我们身边走过,前面有几个身穿制服的公安干事在开路,左右两侧和后方也都有公安干事护卫着,不时高声喊着让近处的人让开。他们中间是好几组人,每两个人抬着一个稻箩,稻箩里立着一根大红纸裹着的小水桶粗的大炮仗,信子口用两块红砖盖着,应该是防止火星子落在信子上面引发炮仗爆炸。这些抬稻箩的人后面还跟着十几个人,大概是被安排替换着抬的。这些人都是西门土街生产队的,土街是和县炮竹的主要生产地,他们也都是擀炮竹的。因为土街就在城边,和横江街的一些人都熟悉。在走到我们身边时就有人问他们,这么大的是炮仗啊?其中有人答道,六十斤一个啊,装了十几斤药,只有一个老师傅敢擀,过一下子也只有他敢放,是在主席台后面的土山包上放。大会开始后,到了鸣炮奏乐的时候,我是站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前几排的,好奇心就把注意力全都聚在那个土山包上了。

突然,鞭炮和炮仗声全都静止了,猛地,一阵闷雷声在会场上滚过,地似乎抖了一下,心脏也被震了一下,怦怦地。接着一大团烟雾从土包上升起,很快就弥漫在人群中,睁开眼只看到乌黑中带黄的烟,不少人呛的大咳起来。停了约莫两分钟,又是这样来了一次,我数了一下,总共是六声。最后,除了四周的几个人,其余的一切都看不到了,一切都淹没在浓烟当中。这么大的炮仗我就见过这一次,大概是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忠心的大大表示吧!

大会后,是遍布城乡的各种庆祝活动。各个大一点的单位都组织了宣传队,白天晚上城中心的小市口都有人在舞台上唱歌跳舞,就连横江街上的县面粉厂大门前空地上,也有几个晚上演出不断。当时专门谱写的《满怀激情迎九大》那“长江滚滚向东方, 葵花朵朵向太阳, 满怀激情迎九大, 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的歌声几乎成天到晚都不断,要么是高音喇叭在播放,要么是宣传队在合唱,要么是青少年在路上、家中亮嗓子。这样喧闹了好几天之后,庆祝的声音就渐渐地淡了,远去了。

命途多舛的上学路

我是1960年春天读的一年级,那时是四岁半。四年级上半学期,也就是64年上半年,因为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咳嗽咳痰非常厉害,父母经常带着我去医院,还去过南京儿童医院,不知道吃了多少土霉素、四环素之类的药,还有一些糖浆。也看过中医,亲戚邻居笑话我是药罐子。为了给我看病,父母把他们在经历大饥荒时卖剩的衣物又卖了个差不多罄净。因为身体的原因,这时我不得不休学了。暑期过后,正逢改新学年为秋季,于是我复学还是读四年级。67年夏季小学毕业,那时正是文革方兴未艾之时。

从66年下半年开始,小学生们也都停课闹革命了,我们的六年级基本上是在混乱中度过的,似乎就没上过什么课。66届小学毕业的刚在中学上了不到两个月的课,也都回家了。直到68年夏天,中学开始“复课闹革命”。此前,老三届的初中、高中生都下放了,复课的就是新录取的66、67两届小学毕业生,这两届毕业的小学生合并为一个年级。卫东中学作为当时和城唯一的中学,按照革命化要求对学生实行军事编制,这个年级就叫做一连。约莫在68年7月底8月初的样子,横江小学67届的毕业生陆续回学校拿到了卫东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通知书是蜡纸打印机打印的统一样式,上面留下几个空白处填上学生姓名和所分配的连、排,也就是年级和班级。我去了横江小学两次,老师们都说没有见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隔两天的事,我忽然收到一份信封下款上留着“和县教育局革命委员会”字样的信,拆开一看,是一段我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在脑海中文字,包括它的字体和格式。信纸是印好的一种信笺,整个信是毛笔写的。

第一行是用红色墨水端端正正居中写得大一些的“最高指示”四个字,第二行是“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空了一行后是信的正文,抬头写着我的姓名,连同学两个字都没有带。正文全文是:“蒯文铮:(转行)经研究,你未被录取。希望你在三大革命斗争中好好改造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落款)和县教育局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某月某日  (盖印)”

看到这封信,我心中无喜无悲,漠然地交给母亲、姐姐看过后,就把它放进了家里一张架子床的抽屉里。我们对这种结果似乎是在预料之中,因为就在前些日子,老牌“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又被加上“潜伏特务”的罪名,从城南公社五花大绑地关进了“和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从此,“历史反革命”的家庭成分决定了我上学之路的重重挫折。

这封信我放在那个抽屉里有十年之久,七八年高考入学离家后有一次想起,回家后翻箱倒柜怎么找也没找到,可能是父母拾掇家中杂物时没在意就丢弃了。后来,我和同学朋友们讲到这件事时,有人大笑着说,这封信如果留下来今后大概能放在文革历史博物馆里展览了,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忽然接到了横江小学转来的一份卫东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我被录取,分派在二连六排。那一年录取的中学生是和城各小学的68届、69届毕业生,68届的被编为二连,69届的被编为三连,每个连都有六个排,每连都有三百多学生。名义上是叫二连、三连,实际上是同一个年级,教学和考试内容、各种活动都是一样的,也都同时毕业。就在接到通知书后不久,家里得知了这次突然被录取上中学的个中缘由。

69年实行了普及初中教育,我的小学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的马仁君先生,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数一数二故对我非常重视,对我的遭遇非常同情。借这次机会,找到了历阳镇的教育委员,对他说,把这个小孩子放在他的反革命父亲身边,将来说不好会被培养成一个小反革命,不如让他上中学接受共产党思想教育,以后就不会走上歧途。这一番说辞在当时政治气候下站位正确,明面上表现出一种革命立场,实际上为帮助我上学找到一种合适的理由。这样,历阳镇才把我的名字报到教育局批准,才有了我重新读书的机会。

二十余年后,他评中学高级职称,苦于没有什么发表的文章而且因在小学呆过几年以至中学教龄不够,县里虽然念他是老资格把名字和相关材料报到了地区,但能评上实在是没希望,无奈之下到巢湖找到我说了这件事。我立即为他找了一些关系,说了当年他对我的帮助。熟人们都很感动,纷纷表示竭力促成。正好省有关厅里派来主持巢湖地区中学教师职称评定工作的人是我的学生,上下齐力,马老师终得如愿以偿。

七二年元月,初中即将毕业。这届毕业的学生在去向上定为“四个面向”,即面向工厂、面向军垦、面向高中、面向农村。前面两个“面向”是参加工作,是最好的分配,排里只有两个招工、一个上军垦农场的名额,条件要求上首先是根正苗红,这名额对我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事。而面向高中的限定条件是1955年7月1日以后出生,我是10月,自然是符合条件的。那时还搞了一个班级同学集体举手推荐的形式,我当时每次期中、期末考试总成绩在班级几乎稳居榜首,各门单科成绩也是多科多次位列第一,所以推荐名单轮到我的时候,全班同学差不多都举手同意我上高中。

不曾想,这次推荐后,辅导员(即班主任)却私下找了一批表现积极的同学谈话,明确告诉他们要站稳阶级立场,不要糊涂,甚至还许诺一些学生他可以帮他们推荐到工厂、军垦。一两天后,在他的主持下搞了第二次班级推荐,这次我得的票不到半数,上高中就与我无缘了。这个班主任这么做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表现自己的积极,二是把我弄下来好空出名额让一个超龄的人上高中。后来,我的一些授课老师见到我都低骂他不是东西。班上那些没进工厂、军垦单位,也没上高中的同学都很是鄙视他,那些得到空口许诺的同学更是对他深为痛恨。这里姑且隐去他的恶名!拿毕业证的那天,我走出校门后转身面对学校,心中默念:别了,学校之路!

1977年冬,恢复高考,我初选了,体检了,政审了,最终未被录取,迄今我不知道那次考试自己的分数。2005年,我主持对全校干部教师档案中“三龄”(出生年月、参加工作时间、入党时间)的大检查。一天,我对参加具体检查的同事们说:这么多年,我虽然可以随时查看各人的档案,但我从未用自己的权力查看自己的档案,这是做人的规矩。今天,趁你们都在,我想当你们的面看一下我77年的高考成绩,这是我多年来的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想弄个明白。同事们把我的档案盒从里间的柜子里找出来翻看,没找到分数单,只找到当年和县历阳饮食业出具的一份一页纸的政审材料,上面一大段文字写了我父亲的历史情况,对于我本身的评价只是寥寥数语,基本都是正面的。但材料的结尾却是一句“建议不予录取”。第一次高考,我就这样被拒之于高校门外。78年3、4月份,搞了一次扩招补录,招生学校主要是各地区办的师范专科,我同样未能录取。

1978年7月7、8、9号三天,我再一次参加了高考。这次,高考分数条直接发给了考生本人,我还是报文科,总分考了340.5分,那年文科初选分数线是300分,理科是320分。这一年安徽的录取政策上规定1955年7月1号以前出生的,也就是超过23岁的录取分数提高二十分,这样做大概是为了降低学生年龄,因为老三届的人多数在77年就考上了。体检政审后,我一直在等着录取通知书,但文科考了三百一二十分、理科考了三百二十多分的人都接到了通知书,也都是本科。

一直到了八月下旬,我终于也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是“安徽师范大学巢湖专科班”。巢湖专科班那时刚组建不久,没有校舍、极缺教师,学生分别在三所中师读书,文科的中文、英语在巢县的黄麓师范,理科的数学、物理在无为师范,体育、美术在庐江师范。因黄麓师范一时不具备教学、生活条件,直至12月12日我才去报到。入学后不久,我听说了这样一件事:当时黄麓师范搞招生的人到了录取点后,考生已被各校录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些分数很低的。为了面子,他就请求一些学校调剂一点分数较高的。条件好些的,人家学校自然不愿放,于是他就挑了一些分数比较高,但政审上有些问题的考生档案带了回来。

据说,我原被取在安师大阜阳分校(本科学校,阜阳师范大学前身),但不幸被他挑中了。1981年,我到安徽师范大学进修,正好在78级中文几个班听古典文学课。时间长了,和班上的学生熟悉了,我就问了几个年龄在23岁以下的学生他们的高考成绩,基本上都在三百二十来分。可想,我当时的档案在搞录取的那些人手中是一直被朝后丢的,尽管曾被阜阳分校留下,最终还是被黄麓师范去的人抓了回来。只所以这样,无他,是我身上烙着的家庭成分的“贱民”烙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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