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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德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面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给朱德一个委员长的职务，名义上很好听，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委员长嘛！实际没有实权。朱德也落得个清闲，不争权，学明朝初年的徐达对朱元璋，和毛泽东保持君臣之礼。朱德有较深的国学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飞鸟尽，良弓藏”；知道此时再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讲“名份”。在这一点上彭德怀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题词支持甘肃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如果这是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很客观、很明白。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说是自负盈亏，实际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他为1958年过热辩护，说：“大跃进是靠热出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的调子开始向支持大跃进变化。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一些真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断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重。李锐就这段话评论说：“朱德同彭德怀是30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非说这番话不可”说明，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连朱德这样高地位的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26日，彭德怀违心地作了检查以后，朱宽慰地说：“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我想他是畅快的。彭总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 8月1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他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  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晚来庐山的人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在林彪作了长篇发言之后，朱德讲了约10分钟。他说，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他最后说：“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  朱德和彭德怀是老战友，对待“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朱德虽然批判的调子比别人低，也没有为彭德怀说一句公道话。朱德也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书林克私下说过：“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 在“会议政治”制度下，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人人表态。通过表态来“划线”、“站队”。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意站到反对派一边了。但是，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4、林彪 新中国的建立，论战功，没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败名裂之后，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1954年的高岗事件，林彪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丢了不少分。从此林彪以养病为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分析这中间有毛泽东的授意。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看望了在上海养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相信，有了这样的政治投资，在关键时刻，林彪还是一员用得着的猛将。也许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不满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怀之上，就有让林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来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就调林彪作为“援军”上山。在军事建设上本来林彪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批评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洞若观火，他知道毛泽东此时处境相当困难。他盘算，此时支持毛泽东，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资。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经过了“神仙会”阶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坚决的态度反右。他对彭德怀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为猛烈。 7月3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说话，他批彭的过程中别人插话帮腔。当毛泽东说到1958年的问题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怀说，我对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话说，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 他的态度和彭德怀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话也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期间，平型关大捷广为中国人称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资本。彭德怀搞百团大战 使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振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对抗日战争有好处，但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因此，毛泽东不仅不肯定百团大战，反而当作彭德怀的一个历史错误。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把自己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也否定了。他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林彪的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我，日，三国志”。 在毛泽东的心中，共产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爱党胜于爱国。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中国人的唾骂。所以，百团大战结束时毛泽东公开向彭发了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这个贺电并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来是彭德怀给毛个人的，毛不经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与会者。彭对此有意见，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却违背事实地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立即帮腔：“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8月1日常委会上，紧接着朱德“隔靴搔痒”的发言之后，林彪的发言直击要害，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定了调子。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冯玉祥。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在刘少奇的发言后，林彪又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否定：“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字，就是野心，派头、气势。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插话：不好敞开谈）……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表面上好意，实际要抓辫子……表面似好意，实际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的单独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天常委会开会的情况，第一个是林彪讲话，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用“彭德怀同志”。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彭德怀的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虽然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于1964年，而是始于毛泽东最困难的1959年。这对毛泽东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会上，彭德怀曾提出换一个人管军队，毛泽东很明确地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被罢了官。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帮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亲自主持，对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万毅（国防科委副主任）、钟伟（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5、陶铸 陶铸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毛泽东派他到广东大反地方主义，打击和压制了一批广东籍干部。1959年反瞒产私分是广东最先搞起来的。 7月2日，从武汉到九江的江新轮上，陶铸遇到从北京来开会的人。他请大家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是乐观的。  7月3日，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谈广东的情况。说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子搅成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农民不养猪了，副食伤得太厉害。不过，他虽然讲广东形势严峻，但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7月3日，刚上山的晚饭后，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没有遵守客观规律，计划工作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谈到高指标计委顶不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  7月22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怀疑。去年粮食和工业增长幅度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谈到彭德怀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取得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并未纠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就会把事情搞坏。” 请注意，在毛7月23日讲话以前，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铸。 陶铸三次找黄克诚劝降。第一次没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黄谈话，说：“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克诚反驳：“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认？”第二次失败，陶铸第三次批黄克诚谈话，让黄“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尽早承认错误 。8月5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处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陶铸用专制社会妇女的“贞节”解释“对党的忠诚”（实际是对领袖的忠诚），把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当作一个人立身的“操守”。不顾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谁手里，只对最高掌权者个人忠诚，正是专制制度中官员的行事原则。 8月6日，陶铸在第三组发言。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30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21日发言的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6、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1万亿斤，有的说可以9000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7月20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  26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将来再作出的贡献。”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7、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1958年的失误。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  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个。  23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月9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8、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月3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月18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 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月11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7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9、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7.23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月24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月3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