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归属感 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抗拒，但会有一点点胆怯，因为要主动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其实不是说我适应或者不适应，更多意义上，我确实暂时没有太多别的办法。 第一次送外卖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统给派了一个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难送，是易损品。万一碰坏了得赔钱，那估计要挣一两天。但我也没办法，只能小心点慢慢走。 那时，我还在一所职校教思想政治课。职校的学生太不好管了，抽烟打架。一个男生13岁，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长让他回来到这里上学，上着课，他就把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割了一段；两个人吵架，他又照着那女生的头扇了一巴掌。 最后只能报警。作为老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高考，学校又是民办的，要考虑利润、经营成本问题，这个课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后肯定会取消（这门课）。 我没有太多焦虑，但会去想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学一些技能。但像我们普通人，要学一个东西，需要碰见某个特定的机会，慢慢试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后只能去送外卖。当时我也想过送快递，但还得整一辆三轮车，好一点的电三轮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卖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一辆电瓶车。 刚开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会，提前适应一下。大概半年前，职校老师的那份工作就没了。我开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几二十单，每个月收入就3000块钱吧，加上家属的（收入），基本够家庭开销。 偶尔会遇到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打赏。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买水果，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但那个女孩要5:30才下课，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结果，那个女孩连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俩人应该是网友。就这么点事，那个男孩打赏了6块6。还有一些就是写错地址，离得近，我就给送过去。比较烦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让电瓶车进小区，只能走路进去。 外卖这个工作没什么特殊，网上讲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着。大部分时间，你都见不着人，门缝一开，伸出来一支手，闪一眼，把东西拿走就行了。 骑手们没事了会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远，拿了多少单。跑外卖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轻，说实话，可能也没上过什么学，只到初中毕业，五六十岁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实，我觉得外卖员不至于那么辛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电车。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当地一个金属制造企业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买了房。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后来考研，2012年考上了广西一个211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就到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做内容运营。 但往后我没有走好职业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两年，虽然不能说那是最好的时候，但它有新鲜感。我做的内容纯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东西，因为每个小时都有要求，我们要审核多少条内容，工作压力不算大。 那时跟人合租，（房租）一个月3000多块，工资八九千块，每个月能剩一点，但最后也都被我花了。我没什么爱好，喜欢买一点零碎的东西，比如充电宝会买好一点的。我经常去知春路那个沃尔玛，我觉得超市还是比较友好的，多逛逛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有时候想起买房就没有归属感。夜里上到9点10点，走到楼下，还有灯是亮着的，到处都有人。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小螺丝钉。门口的保安长期都是固定的那两三个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两年之后陆续走了，一般大家都会说“多多保重，以后常联系”这样。我当时也会感触，想想将来自己可能也会回去。2017年春天，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父母只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没办法解决的，就还是回去吧。 02 选择与落差 回老家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积蓄，大概就几万块钱。最早我对工作满意的标准就是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但必须要交五险一金。 我找过行政、人力和文员。实话说，我原来是学管理学，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安阳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现在我们这跟互联网最相关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几年少部分的传媒公司在招公众号编辑。 有些工作属于“被动”离职。之前，朋友介绍了一个大专老师的兼职，做了大概一年，民办学校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职老师了。我还在物业公司干过，前台打杂修电啥都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干了三个月，也是属于被动离职，因为老板安排了一个亲戚进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客观意义上的不合适。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待过三个月，进去以后让我写文件，内容就是公司的长远规划。但这个东西我显然不懂，它不是随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来的，写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实习期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事我确实不会。 前两年我在书店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街上贴的小广告，当时去也是没办法，我暂时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 很多人问我为啥不考公？我考过七八次，事业单位、公务员都有，慢慢放弃了。我数学不好，看那个题就跟外星文一样。每次结果出来也不会很失望，因为真的不会，比如数学的排列组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大树的视频作品。图源@慢叔叔来看看 渐渐地，我觉得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那时的感受不像现在这样深。当时还觉得有希望。这也因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况，熟悉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少，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再怎么费力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我也想过去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源。之前我工作过的书店，就是我从小买书的地方。它属于民营企业，从90年代到现在没倒闭，不说挣多少钱，但在这个城市里，不管是资源还是关系，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我没有这些资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来。 做过的这些工作里面，比较满意就是书店管理员。它不算轻松，但我比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关，我的接受程度会快一点。比如我瞄一眼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它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一部分时间在家闲着，一部分时间在寻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种事儿干，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做自媒体，最后也没有成。 自媒体能发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谁不想发财对不对？当时网上谣言太多，我就专门找一些辟谣的文章，直接复制过来，算是转载的一种。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原创，直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脑子确实慢了一点。 事实上，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会就行。不过，所有的落差都不如办公环境来得直接明显：有一回，我到一个医药工厂应聘人事。那个办公室就是公路边的一间民房，类似移动板房，只不过是砖砌的，周围没有楼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为环境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就这样了。这也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得看见了才能感觉到，看不见就感觉不到，没有超前意识，想事情比较单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慢慢地，我就开始接受了。毕竟稳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所以，我短时间内就只能做这个（外卖）。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它。这种心态很像上学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对。 03 “接受自己的现状”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联系的一个男生在武汉，通过自学，现在在做程序员，但武汉毕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学在做管理层，有时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会想，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当然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我应该在（回老家）时找人指导，或者多问，了解清楚当地有什么产业，可能（境遇）会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和老师，如果想好要回老家，当初就应该学文学专业，回来当老师，这个规划就会好一点。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选择后悔，而是后悔一直在变的状态。 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几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从事一些跟实体相关的工作；第二这个工作可能必须有人带着你，他可能愿意跟你说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的际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一个好同事，一个好领导；还有家庭因素，比如说开公司的同学，家里一直以来都在做生意。 家里人（对送外卖）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只要合理合法挣钱就行了。我爱人在辅导机构当老师，送外卖之前，我跟她提过，她没有太多特别的反应，就说去吧。有时她也会劝我去当老师，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你要重新捡起初中的课本，我一般会说没问题，有时间会看一下。 除了家里人，没人知道我在跑外卖。我跟以前的同学都没怎么联系了，现在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在超市做拣货员的男生。过年的时候，亲戚会问，父母都说我在当老师，因为我以前确实也做过老师。我比较能理解，这也很正常，毕竟外卖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一般不会在家里穿（外卖服）出门，一般电瓶车走个三分钟（再穿）就行了。 从我们普遍的认知来说，外卖员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评论的下面，有人的说法很过分。比如会说，送外卖是走投无路的人才干的。至少还有这样一条路，怎么能说走投无路？其实外卖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非就是天天在跑。 话说回来，某种意义上，外卖和快递可能是最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失业的风险。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劲去做，它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点左右出门，然后三四点回家歇一会，五点再接着出去，一般八点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读书跟挣钱之间的关系。但每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现在社会跟几十年前也不一样，职业高度细化，挣钱跟读不读书，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孩，我觉得还是先让他上学读书，成绩要尽量好，毕竟他还是要往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较无力你知道吗？有劲没地方使，不知道要怎么使，往哪里使？这两年，这种感受特别强烈，随着年龄往上走，很多你会想得越来越明白。但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没什么意义，接受自己的现状。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个小超市，因为我觉得第一稳，第二可能相对离家近点，什么事都好照应。你看有大超市“完犊子”的，我还没见过家门口小超市完的。但这个事情估计挺难的，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万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进一寸有进一寸的艰难。】 1 法院宣判，尘埃落定，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埋尸案，有结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二年徒刑，一个不予刑事处罚。 没有死刑。 所以，不少网友们还是很激愤，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真要是细致了解过中国法治进程“改进”的人，就会明白，此判决，已经属于“巨大进步”了。 2 刑事责任，一直都有一个年龄门槛，就是要满16周岁。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所以，多数时候的校园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未满16周岁，而被避免于刑事责任追究，一般都是“训诫警告处分”完事。 正是因为这种“宽宥处罚”，使得校园霸凌以及一些恶劣的低年龄犯罪事件，都没有起到严惩警示的震慑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12周岁。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此次邯郸事件，三个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龄都是13岁。 正好卡在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这个空档里。 而同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难以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法律条文里的“慎杀”原则，再加上“未成年”这个护身符，使得低年龄犯罪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与激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岁小恶魔的刑事责任，得先提交最高检核准、然后公审，最后顶天了可能就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此次邯郸案件首犯判了无期，但是通常来说，无期徒刑最后都会变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点，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3 邯郸事件此次判决，许多网友表示愤慨而且不满。 但是翻看过往同类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决，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大家还记得，大连那个13岁的小恶魔奸杀10岁女童案件吗？ 【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大连这个小渣滓奸杀幼女事件，其恶劣程度、其全国影响力，不亚于邯郸事件。 最后，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养训诫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陕西勉县“13岁男孩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一次次引发公众的震惊。 每每发生此类案件，舆论除谴责“小恶魔”，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标准的争议。 单单是一个“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呼吁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价和教训，才换来了最终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记住这个名字，要不是他引发的昆山龙哥被反杀案引得举国轰动。 估计正当防卫这个词，还在“故意伤害”和“防卫过当”后面当替补。 可能也正是因为之前大连13岁恶魔案件最后的“3年收容教养”引起了巨大公愤，所以此次的邯郸事件同样掀起舆论风暴下，高层的人，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大众情绪了。 由此，也可见法律条文修改的“滞后性”。 它并没有前瞻性的从源头适当调整，以“宽宥好人、严惩恶人”的姿态来约束犯罪宣扬良善，多数时候的“进一寸欢喜”，都是靠着巨大的舆论裹挟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 当初大连那个案件，就应该从重判决，全国各中小学大屏里滚动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没有以此警钟为诫，看看这些年，中小学校园里，都干了些什么鸟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学生家长发布家长会相关照片，一张PPT页面显示，要求“爱校教育要从家庭做起、从父母做起”，还提到“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广东普宁一中学出具的反对校园欺凌承诺书上，有“若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视频”的内容。 广东梅州五华县水寨中学要求所有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主张赔偿。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见了吧，校园净土里，尽出这些幺蛾子肮脏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说了，现在要学生签承诺书，“自杀与学校无关”；“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像”；“学校是我家，谁敢说学校坏话，我们就要群起攻之”。 简单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闭嘴不要说，死了人，我们低调冷处理，“你死了事小，闹大了影响了学校声誉，事大”。 13岁的学生被杀了，17岁的学生跳楼了，23岁的研究生、26岁的博士生，被压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 怎么办？ 对相关责任人，训诫警告处分；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对后世人现身说法，“开一堂心理课，让他们周六过来接受心理治疗”。 最后再发一个通告：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感谢群众监督。 我去年买了个表。 4 案件审判固然不能受舆论裹挟，但法律毕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应符合公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及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就闹不明白了，那些恶意讨薪的都有可能因为寻衅滋事进去蹲几天，这TMD都杀人抛尸了，收容教养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卖芹菜获利14元的，都要罚款10万元，这把人家的一个孩子都给杀了，刑事责任“从轻发落”，民事赔偿一分钱没有？ 一个炮弹，一个飞鸟撞击，飞机可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两百个人，可能就会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次严惩好人、宽宥暴徒的、与大众惩恶扬善朴素价值观相悖的公审裁决，其恶果、其深远影响，不亚于十次飞机失事。 法律的终极目标，其实应该只有一个： 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看来，似乎世道颠倒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深涵说
【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进一寸有进一寸的艰难。】 1 法院宣判，尘埃落定，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埋尸案，有结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二年徒刑，一个不予刑事处罚。 没有死刑。 所以，不少网友们还是很激愤，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真要是细致了解过中国法治进程“改进”的人，就会明白，此判决，已经属于“巨大进步”了。 2 刑事责任，一直都有一个年龄门槛，就是要满16周岁。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所以，多数时候的校园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未满16周岁，而被避免于刑事责任追究，一般都是“训诫警告处分”完事。 正是因为这种“宽宥处罚”，使得校园霸凌以及一些恶劣的低年龄犯罪事件，都没有起到严惩警示的震慑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12周岁。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此次邯郸事件，三个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龄都是13岁。 正好卡在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这个空档里。 而同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难以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法律条文里的“慎杀”原则，再加上“未成年”这个护身符，使得低年龄犯罪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与激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岁小恶魔的刑事责任，得先提交最高检核准、然后公审，最后顶天了可能就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此次邯郸案件首犯判了无期，但是通常来说，无期徒刑最后都会变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点，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3 邯郸事件此次判决，许多网友表示愤慨而且不满。 但是翻看过往同类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决，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大家还记得，大连那个13岁的小恶魔奸杀10岁女童案件吗？ 【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大连这个小渣滓奸杀幼女事件，其恶劣程度、其全国影响力，不亚于邯郸事件。 最后，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养训诫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陕西勉县“13岁男孩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一次次引发公众的震惊。 每每发生此类案件，舆论除谴责“小恶魔”，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标准的争议。 单单是一个“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呼吁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价和教训，才换来了最终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记住这个名字，要不是他引发的昆山龙哥被反杀案引得举国轰动。 估计正当防卫这个词，还在“故意伤害”和“防卫过当”后面当替补。 可能也正是因为之前大连13岁恶魔案件最后的“3年收容教养”引起了巨大公愤，所以此次的邯郸事件同样掀起舆论风暴下，高层的人，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大众情绪了。 由此，也可见法律条文修改的“滞后性”。 它并没有前瞻性的从源头适当调整，以“宽宥好人、严惩恶人”的姿态来约束犯罪宣扬良善，多数时候的“进一寸欢喜”，都是靠着巨大的舆论裹挟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 当初大连那个案件，就应该从重判决，全国各中小学大屏里滚动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没有以此警钟为诫，看看这些年，中小学校园里，都干了些什么鸟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学生家长发布家长会相关照片，一张PPT页面显示，要求“爱校教育要从家庭做起、从父母做起”，还提到“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广东普宁一中学出具的反对校园欺凌承诺书上，有“若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视频”的内容。 广东梅州五华县水寨中学要求所有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主张赔偿。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见了吧，校园净土里，尽出这些幺蛾子肮脏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说了，现在要学生签承诺书，“自杀与学校无关”；“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像”；“学校是我家，谁敢说学校坏话，我们就要群起攻之”。 简单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闭嘴不要说，死了人，我们低调冷处理，“你死了事小，闹大了影响了学校声誉，事大”。 13岁的学生被杀了，17岁的学生跳楼了，23岁的研究生、26岁的博士生，被压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 怎么办？ 对相关责任人，训诫警告处分；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对后世人现身说法，“开一堂心理课，让他们周六过来接受心理治疗”。 最后再发一个通告：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感谢群众监督。 我去年买了个表。 4 案件审判固然不能受舆论裹挟，但法律毕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应符合公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及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就闹不明白了，那些恶意讨薪的都有可能因为寻衅滋事进去蹲几天，这TMD都杀人抛尸了，收容教养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卖芹菜获利14元的，都要罚款10万元，这把人家的一个孩子都给杀了，刑事责任“从轻发落”，民事赔偿一分钱没有？ 一个炮弹，一个飞鸟撞击，飞机可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两百个人，可能就会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次严惩好人、宽宥暴徒的、与大众惩恶扬善朴素价值观相悖的公审裁决，其恶果、其深远影响，不亚于十次飞机失事。 法律的终极目标，其实应该只有一个： 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看来，似乎世道颠倒了。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深涵说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国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从正在建设的某汽车品牌工厂“营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并对相关建筑公司下达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该国相关方面称，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超过了当地法律允许时间，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同时被关押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 为什么我要说得这么委婉，“某国”“某品牌”，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一篇谈论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这里边又有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本着我承认我无法推动什么但我还想思考点什么的精神，我们来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事发之后，这些当事工人出具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是自愿的。剩下的事情我们先搁置，只聊一下这个自愿。 我也不想讲什么抽象的理念。当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环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两个场景，拦都拦不住。 第一个场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种大通铺，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挤在上下铺。初中的时候，冬天怕冷，还会跟相好的同学共享被窝。高中不再这么干了。宿舍里有不少温馨的回忆，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晚上夜聊，尤其毕业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一种“有辱人格”的环境。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时有个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记者，偶然跑到我们学校，发现我们住成这样，发了一篇负面报道。学校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义正言辞谴责这篇报道“吃饱了没事干”“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再打几张煽情牌“我们这样的地方，除了吃苦，还能有什么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会自愿而踊跃地去反驳这篇报道。 第二个场景，我刚毕业那两年，工资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体验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记》里那种体面的合租，一者室友来来回回换，性情怪异的居多，现在想想，要是长期住那种房子，性情不怪异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东对房子的管护极差，马桶总是堵的，灯总是坏的。无它，你不住总有人住，你就出得起这点房租，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又是一种我亲身经历的“有辱人格”的环境。 那两年我的心情大体是压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问我是不是自愿，我也只能承认是自愿。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关于社会运转的事情。如果房东号召我去保卫这种居住环境，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情十分复杂。有个地方的合租房发生了火灾，死伤惨重，然后开始大规模治理。当时我还在跟人合租，但已经不是那种最恶劣的房子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影响。按道理我是应该支持治理的，因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但我同时知道，这批烂房子退出市场，会让一大批我的同类离开那座城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经有了好转，在新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逐渐过上一种相对安稳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渐渐遗忘了那种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但有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闻，这些记忆就会浮出水面。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记忆，这是一种创伤，你会不敢过多过深地去进入那个幽微的区域。我现在之所以愿意谈论它，也是因为我摆脱了它。可即便我现在去回忆，胸口起伏的幅度也会忍不住变大。穷人很难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穷人的记忆是没有累积性的。 但我不应该轻易丢弃那些不堪的记忆。那些上不体面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会“自愿”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再往下滑一步，会是怎样的“应许之地”。 一个底层人，来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样的苦，他一定是自愿的。他不需要声明什么，我都可以替他担保。只有在他自愿吃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当他身体受了伤，或者年纪太大了，总之外边没人要自己了，他会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过上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这个时候没人再问他，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失去了自愿的资格。 最近读到王明珂老师的一段话：“……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如果上面的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们可以抵达一个结论：不要去问那个没有选择的人，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是一条文明的底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南美某国有关部门发布公告称，从正在建设的某汽车品牌工厂“营救”了163名疑似被虐待的工人，并对相关建筑公司下达了中止施工的命令。该国相关方面称，这些工人的实际工作时长超过了当地法律允许时间，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同时被关押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 为什么我要说得这么委婉，“某国”“某品牌”，因为我眼睁睁看着一篇谈论这件事的文章在眼前消失了，但这里边又有很值得讨论的事情。本着我承认我无法推动什么但我还想思考点什么的精神，我们来聊一聊。 我最想聊的是其中一个细节，就是事发之后，这些当事工人出具了一份声明，说我们是自愿的。剩下的事情我们先搁置，只聊一下这个自愿。 我也不想讲什么抽象的理念。当我看到“有辱人格”的环境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两个场景，拦都拦不住。 第一个场景，是我初中和高中的宿舍。这六年，我的宿舍都是那种大通铺，一个班的所有男生密密麻麻挤在上下铺。初中的时候，冬天怕冷，还会跟相好的同学共享被窝。高中不再这么干了。宿舍里有不少温馨的回忆，比如中午一起用收音机听评书，晚上夜聊，尤其毕业那晚印象最深刻。但是现在想想，那应该算是一种“有辱人格”的环境。 假如，我是说假如，当时有个大城市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记者，偶然跑到我们学校，发现我们住成这样，发了一篇负面报道。学校领导闻讯大怒，立马召集全校师生开大会，义正言辞谴责这篇报道“吃饱了没事干”“高高在上指指点点”，再打几张煽情牌“我们这样的地方，除了吃苦，还能有什么出路”。我想我和我的同学们很快就会自愿而踊跃地去反驳这篇报道。 第二个场景，我刚毕业那两年，工资很低，只能住得起合租房。合租生活的体验是很差的，不是《老友记》里那种体面的合租，一者室友来来回回换，性情怪异的居多，现在想想，要是长期住那种房子，性情不怪异倒是一件怪事了。二者房东对房子的管护极差，马桶总是堵的，灯总是坏的。无它，你不住总有人住，你就出得起这点房租，有什么资格要这要那？这又是一种我亲身经历的“有辱人格”的环境。 那两年我的心情大体是压抑、敏感而自卑的。但你要问我是不是自愿，我也只能承认是自愿。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思考关于社会运转的事情。如果房东号召我去保卫这种居住环境，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情十分复杂。有个地方的合租房发生了火灾，死伤惨重，然后开始大规模治理。当时我还在跟人合租，但已经不是那种最恶劣的房子了，所以没有直接受到影响。按道理我是应该支持治理的，因为我知道那些房子存在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但我同时知道，这批烂房子退出市场，会让一大批我的同类离开那座城市，因为他们承受不起更好的房子。 后来我也离开了那座城市，但我的收入已经有了好转，在新的城市买了房，安了家，逐渐过上一种相对安稳的城市人的生活。我渐渐遗忘了那种在“有辱人格”的环境中生活的经验，但有时候不小心看到一些新闻，这些记忆就会浮出水面。 这不是那种普通的家常记忆，这是一种创伤，你会不敢过多过深地去进入那个幽微的区域。我现在之所以愿意谈论它，也是因为我摆脱了它。可即便我现在去回忆，胸口起伏的幅度也会忍不住变大。穷人很难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就是因为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是为了不去直面自己的窘境。所以穷人的记忆是没有累积性的。 但我不应该轻易丢弃那些不堪的记忆。那些上不体面的生活告诉了我一个道理：越是生活艰苦的人，越会“自愿”受苦，因为他们知道再往下滑一步，会是怎样的“应许之地”。 一个底层人，来到大城市也好，去往海外也好，不管吃怎样的苦，他一定是自愿的。他不需要声明什么，我都可以替他担保。只有在他自愿吃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被看到，而当他身体受了伤，或者年纪太大了，总之外边没人要自己了，他会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村子里，过上一种无人问津的生活。这个时候没人再问他，你是不是自愿的，因为他失去了自愿的资格。 最近读到王明珂老师的一段话：“……更经常的是，我们以知识体系建立起一个虚拟世界，人们生活其中也就是被包在一个大蚕茧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有欢笑、挫折、悲伤、愤怒，但一切都理所当然。人们对于创造及操弄这虚拟世界的真实世界毫无所知，自然对造成自己愤怒与悲伤的根源力量毫无反应；或者更糟的是，我们的反应只是让这虚拟世界更’真实’而已。” 如果上面的这些思考是成立的，我想我们可以抵达一个结论：不要去问那个没有选择的人，你是不是自愿的。这是一条文明的底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旁白】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播客《新移民》！这期播客播出的时间恰逢圣诞夜，祝各位圣诞快乐。 【旁白】来自山东滨州“小舞”夫妇今年春节期间，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通过墨西哥走线入境了美国，目前已进入了移民的申请程序。 记者：我就叫你小舞吗？ 小舞：呃，可以，可以。 但我这个“小舞”跟实名也差不多了。因为我国内那些账号，包括我这个推特，在出来之前就用大陆手机号注册的，他就把我所有的账号锁定、封禁了。 记者：小舞，那你能够首先把你自己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吗？ 小舞：我是80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当地的报社做记者，做到了差不多2015年的国庆节前后。 我不是在报社一直从事摄影记者的工作吗？当时自媒体平台需要大量的内容创作。我就用我摄影的优势，开始进入了自媒体的 创作行业。2020年疫情之后呢，创作的内容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从之前的以摄影技术为主，改为进写评论的方式点评中国的社会事件。直到帐号被封禁。 记者：那你能否介绍一下，这一次移民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美国的吗？ 小舞：我是今年的二月份，就是中国农历春节之后，我开始从中国出来，先后经过了英国、墨西哥，从美墨边境的蒂华纳、圣地亚哥入境美国。具体的 时间应该是2月24号。 记者：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啊！ 小舞：对，对，对，因为我从中国出来的时间就是农历大年的初六，一路上正好是十天时间，抵达了圣地亚哥。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旅程非常重要吧。 记者：你这次出来是带着你的家人，是吧？你的妻子和儿女，你们总共几个人？ 小舞：就是我们这个小家庭全家一块儿过来了，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三个小孩，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记者：你的三个小孩多大？ 小舞：我们老大今年是正好十四周岁，老二是八周岁，老三当时是两岁多，现在是三周岁了。 记者：其实，我们知道走线算是一个潮流吧，这几年很兴盛，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走线，像你们这样的一家来走线的也不在少数，也有很多例子。所以我很想从您这个家庭知道，就是说，你在国内是处于中年，是吧，属于事业的巅峰状态，属于正是打拼的时候，而你的小孩儿又很小，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做的这个决定？ 小舞：我在2020年武汉疫情之后，就特别关注中国的社会事件嘛。特别是一些突发性的、悲剧性的、影响很大的社会事件，我在国内的平台上，包括百度、今日头条、微博这些账号上，粉丝大概加起来有4、500万了。所以呢，这些账号就受到中国网信 办、各级网信办的一些威胁、骚扰和恐吓，删帖、封号比较频繁。也有派出所的电话约谈，网信办约谈，导致我的家人特别担惊受怕，他们总是劝我不要在网络上发声了。但是我这个人，包括从报社一直都非常愿意在网络平台表达的，那么我觉得对我来说言论自由非常重要，我就产生了带着家人一块儿出来的想法。 记者：你说的恐吓，你觉得最让你最感到恐惧的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是如何恐吓你的？ 小舞：最让人恐怖的是，我记得2023年六月份，就是中国的贵州省有几个老师在河道捡鹅卵石，被大水冲走死亡了。当时有一个四川的记者就去现场调查这个事情，结果这个记者被打了。我们作为在网络上发声的博主们等等，就写了一些针对这个记者被打的评论。结果就是遭到了警方的特别关照，他 就是通过电话约谈、警告，让你不要参与这些社会公共事件。后来我还得知，这个事情不是警告了我一个人，他们可能通过微信啊或者是微信的聊天群锁定了一大批人，让人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恐惧，因为就是如果我一直不断地在中国写下去的话，可能最终的结局也是要被抓起来。 记者：你是真的有被约谈吗？ 小舞：约谈也不是说非常严肃。因为经过前期的交锋，大家都认识了嘛，虽然不是朋友，但至少是熟人，就告诉你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也不能太过份了，因为这样你好，那我们大家都好。他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听话的话，下一步就有更进一步的措施，就不会像这样客气的这种交流了。 记者：这样的约谈在你身上发生了多少次 ？ 小舞：具体我没统计，但是疫情这几年一直受到这种电话约谈，当面的约谈，加起来至少能超过上百次。 记者：上百次？包括电话的骚扰和约谈，一共有上百次？ 小舞：它也不是固定时间，不是上班时间，可能就是深夜、晚上或凌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打，这种高频度的被他们找上门了，我们家属就感觉这个在 中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都非常担心。 记者：你有想过没有，如果你放弃这种做这种事情，就是通过自媒体去传播在你看来是比较正确的看法，放弃这样的工作，你通过其他方式去谋生呢？ 你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危险啊，你不必要出国呀，是不是这样？ 小舞：换工作呢，可能就是骚扰比较频繁的时候，我家属、家人就会劝我 不要干这个了，干点别的什么不能养活一家子呀？但是就我自己的意愿来说，我是不愿放弃这个公开发声的这个机会的，因为我感觉我还是愿意说话，愿意表达的，抑制不住这种冲动。 记者：你觉得你抑制不住这种冲动，跟你的个性有关吗？还是说因为你的职业的影响？ 小舞：可能跟人的这个性格也有一定的关联，当我通过一些海外平台或者是 海外的华文媒体的传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建政之前到建政之后的一些做法，你了解到这些事情不对，你自然而然有一种责任在里面，你要有责任去 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共产党不像它宣传的那样，它整个就是一个欺骗，或是愚民的这样一个过程。 记者：这里你讲到了你通过学习，通过翻墙去了解到了中共建政的一些事实，这个我可以说是一个你更新自己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觉醒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说吗？ 小舞：说实话，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在小学五年级这个阶段，我自己一直都在农村，也没有接触太多媒体，在农村的时候能收到的电视节目也非常少。但是从初中开始，到了镇上，镇上的资讯相对发达一点，包括《南方周末》呀，而且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就听到了包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之类的海外中文台的一些节目，我一听之后就发现说，共产党的 做法跟他现在宣传的一些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其实我，觉醒得还算是比较早吧，十几岁的时候就对共产党产生一个很明确的认知。他的独裁政权一直就是靠着欺骗老百姓、愚弄老百姓延续下来。 记者：你的这种认知对于你后来人生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对于后来你人生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影响？ 小舞：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择业这方面。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做新闻这个行业薪水比较低，但是，接触了一些信息之后，我还是愿意从事新闻这个行业，用自己的观察给大家提供一些真实的报道。当然我一直是在地方媒体，在当地的传媒集团，相当于地方的党报。 记者：那这个是不是和你的新闻理想也是有差距的呀？因为你说你想通过这种媒体的方式，通过新闻从业去揭示真相。但是，你当时在党报所感觉到的 那种氛围和体制，和你心目当中的新闻理想是有差距的吧？ 小舞：这个肯定会有一定的落差的。但是，在中国那个舆论环境下，它只要是公开出版的任何一种刊物，它都是党报，它 没有 第二家 不是 党报 的 报纸。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网络平台开始出现。我在报社的时候，也不太遵从报社的一些宣传纪律，比如说你掌握的一些负面消息或者是 新闻资源，他不让你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通过网络论坛什么的这样一些渠道，把自己了解的所谓的负面新闻，或者是他们不愿意公开的，通过网络的渠道进行大量的传播。 我因此在报社的时候也受到了好多次处分。 记者：所以当时你离开党媒，然后一步跨到了自媒体，是吧？ 你离开是你自己选择离开，还是说有其他原因？ 小舞：就是在报社不断的受到这些宣传指令的批评，而且他还是在全体职工或是集团的大会当面批评你。那种环境如果你天天遭遇的话，普通人、同事就会对你另眼相看了。在那种环境，我自己感觉也不太自在了。虽然他不能开除你，或者是让你下岗，但是他冷落你，边缘化你。 记者：所以，当你从传统媒体跨步到了自媒体的时候，你觉得让你松了一口气吗？就是至少从你的小环境来讲，要比以前在党报要好一些了吗？ 小舞：自媒体的好处就是，无论是我从那个采集到传播，到作品的呈现这都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这个自由度或者说裁量权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 开始的时候是有非常自由的感觉。但是，到了后期进行评论报道的时候，因为它关涉的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他会不希望曝光一些事情。到 了这个阶段就没有非常自由的感觉 了。因为平台有一审核机制或者审核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渐有了自我审核。比如说你不敢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或者是批评体制，你要说得委婉一些。你自己就是对自己都有一种很深的自我审查了。 记者：你从一个传统的媒体，一个地方党报，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一步跨越到自媒体上，这个时候你职位的稳定性是受到了影响的， 对吧？就是说可能对你家庭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多少岁？ 小舞：2015年的时候，我应该正好是三十多岁， 正好是压力开始比较大的时候，小孩要上学了，然后我很快有了二胎，反正辞职的时候正好是我自身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逃离那个工作，或是逃离那个体制、那个环境，对未来也没有太多的预期。我当时想的事情是，这个工作反正也实现不了理想，不做就不做了，我做点什么工作不可以养家糊口呀？就这样，正好遇到了自媒体风口期，其实从收入方面来说，还是远远超过在报社的，可能一个月的收入就是报社一年的收入这样一个状况。 【旁白】在经历了职场排挤、媒体钳制等多重职业困境，并对中国舆论环境感到绝望之后，小舞离开中国的决心似乎不难理解。但这个决定还要面临整个家庭的考验。 记者：前面你也提到了，你决定要出国，是你这个小家庭，那你的父母是怎么来考虑你的这个出走的计划的呢？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小舞：我一开始把这个我出国或者说来美国这种观点丢给这个家庭的时候，包括我的妻子，还有我的父母，他们都是非常惊讶的，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说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他们以为我就是精神出现了障碍，他们觉得是不是天天在网络上跟别人进行观点的交锋，再加上一些外部力量的干扰，让我思考问题神经或是脑子出现了问题。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认为你有病。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小舞：其实我也非常简单，我举一些现实的例子，你像做我那个工作的，谁谁谁因为什么事情又被判刑了，被抓了，他们听了之后觉得也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不过，我的妻子我就对她说，一个是我自己，还有就是我们有三个小孩，如果说我们不能在中国这些平台上进行公开发声，切掉了收入来源，我们要养活这三个孩子可能也非常费劲。综合来说，无论是从人生，还是孩子未来的教育、前景来说，我们一家人出国是最合理的一种渠道。 记者：但是你这个出国的途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途径，可以这样说，对吧？你选择的是走线，走线前几年兴起之后，受到了很多的关注，然后也有很多人相继奔赴这条走线的道路。其实，我们也看到新闻当中，这个过程是艰辛的，甚至有危险的，这个时候你们一家人，包括你，你妻子，还有你的父母，你们是怎么考虑这个风险问题的？ 小舞：我出国也并不是一下就选择走线的渠道，我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申请了护照之后，就着手申办美国的签证。但是，很遗憾的是申请提交上去后，在北京大使馆面谈，就碰到被大家叫作光头签证官的，一个问题没有问，我一句话也没说，到了他面前了也就站了两分钟吧，就收到了拒签的单子，可以说去美国的合法途径就破灭了，当然不是说完全破灭，可能说接下来再第二次申请，或者以后申请，成功的概率还不知道。焦虑之后呢，就想了一个其他路径。我了解到去美国呢，可以先到墨西哥，但是到墨西哥，墨西哥的签证又非常难办。又了解到一个途径，就是日本的三年多次签证，申根的多次签证，还有英国的两年多次签证，这些签证都可以到墨西哥。这样呢，我就自己把一家人的英国签证递交上去了。结果这个英国签证，由于是材料签， 很顺利地通过了。在春节前就拿到了来英国的签证，这样就是拿着英国签证先到英国，再到墨西哥，然后从墨西哥呢，翻墙进入美国。 记者：2024年初的时候，你们从英国到达墨西哥，你感觉当时对你们有限制吗？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因为有大量的人走线，美国政府也是在逐渐的加紧边境的限制。墨西哥政府方面似乎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限制措施。你们当时在墨西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小舞：我对整个行程最担心的就是墨西哥能不能让我们进入的这个问题。但是结果，行程还是非常顺利的，我们在英国待了五天之后就飞墨西哥城。当时因为我们孩子比较小，下飞机的动作比较慢，我们已经站到了航班队伍的最后。我观察了一下，前面入关的时候，对中国人呀，或者说中国家庭，墨西哥的边境官员审核的确实是非常细致，我当时还有些担忧，但是轮到我们的时候，那个签证官拿到我们那个护照，就马上卡了一个180天（允许停留时间）。后来我了解到，当时的墨西哥已经很少给中国人这种半年的居留时间。 记者：你们到达墨西哥城之后，又是怎么到达美墨边境的呢？ 小舞：之前不是在网络上已经定好了酒店了吗？我就在墨西哥城停留了两个晚上，最后决定到蒂华纳，从蒂华纳直接翻墙进入美国。 记者：当时你是通过网上知道有蒂华纳这个渠道，所以就直接去了蒂华纳是吗？ 小舞：对，因为我来之前，我对行程也做了一定的攻略，我也知道在蒂华纳和圣地亚哥之间有一个缺口是可以入境的，但是毕竟这个攻略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你只是看别人这样说，还是有一丝担忧的。 到了蒂华纳在以后，我 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就询问之前过境的那些朋友， 他说你可以去哪个地方、哪个酒店，这里有中国的类似蛇头的人，可以把你带到边境墙的那一面。我寻找了一圈，结果就是蛇头报价非常高，花费比较大，就没有找蛇头了，根据坐标点，自己打Uber到达了那个坐标点。 记者：你们到那个坐标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貌， 离边境有多远？ 小舞：我们到了墨西哥这一侧的这个点、开始翻墙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们是7点了。我就先观察那个地貌，发现是一个v字型山谷，需要在墨西哥这边先下去，到那个谷底之后呢，再爬上去。那个美墨边境墙有两道，但那个山路都是起伏的嘛，很大的那个坡度，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好走的路，就从边境上那几户人家的院子里就穿过去了。 穿的时候虽然惊动了狗啊什么的，有叫声，但是很顺利，就到达了第二道铁墙那里，当时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个过程当中，本来身上还提着两个行李箱，也扔掉一个，然后还有小推车，小孩走在路上不用抱嘛，小推车也扔掉了。我们一家五口都累得不行了，大人孩子都很累了。我就说我们已经到美国了，过了美国这一趟，我们就坐在墙身上喘口气吧。结果就在这里发生了行程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墨西哥当地的一个人，也就是五六十岁，他用手势比划着，说让我们回去，他说他有枪，这个地方不能通过。沟通的一个结果，他就说你们要过去，一个人要交 500美金，说实话这一路上，我们在家出门前兑换了一千美金，一直装在身上，没舍得花，因为路上都可以刷卡消费，就一直没有动这个现金。但是，在这个地方遇到麻烦了，他要现金。我那时候带着孩子也比较害怕，我不知道他是真有枪，还是假有枪，最后我就把那1000块钱都掏出来给他了。他还是不满足，不让走，我一看也没办法了，如果这样回去的话，我们真的就前功尽弃了，我就拖着老二的手，跟我的家属说快跑，我就丢了行李箱往下跑了。其实我跑的时候，那个人他也没有抢，他就朝我们扔石块儿。匆忙当中，剩下的那一个行李箱也丢掉了。那个人也就把我丢掉的那个行李箱捡走了，也没有再追上来，我们就慢慢地一直走，过了这个墙，走了大概有五英里左右，就走到了圣地亚哥的公路上，就这样，等于进了美国了。 记者：那你们就是走了五英里啊？ 小舞：我当然想的是在美国是不是能打一个车？到了墙这边是不是有司机来接我们。结果和墨西哥城一样，没人接这个单，接了这个单子也会很快取消。就这样，就是沿着步行的模式，顺着那个路，其实那个路就是很多人走这个地方，就踩出了这个小路，那个路旁边也有扔的一些行李箱呀，或者是衣服什么的。 记者：那个情况其实也挺危险的吧？因为你是带着三个小孩，而且你最小的 孩子才两岁，就是你们抱着他一直往前走？ 小舞：对，我那个小孩还非常黏他妈妈，不要我抱，非要他妈抱。小孩的裤子在下山的时候也在石头上磕破了，我胳膊上那个衣服也擦破了，就这样比较狼狈地到了圣地亚哥的公路上，就开始有关卡出现了。这个时候非常幸运的就遇到一对美国夫妇，跟他们寒暄了几句，我也告诉了他们我在中国做什么呀，就是在中国做记者，为了自由来到美国了。这对夫妇当时就说，我可以送你们一程，就是说你们要去机场或车站，我们可以送你们到那里。就这样我们就上了他们的皮卡车，他们就带着我们，把我们带到市区了。 我们就这样比较幸运的，自己没有找蛇头的情况下，过了边境墙，还躲过了这个移民局的巡查车，没有进移民局。 记者：把你们送到市区之后，你们下一步是怎么做的呢？ 小舞：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我想起来之前在中国的抖音上，有山东的老乡提前过来了，在这边开民宿，我就跟开民宿的那个老板要了个地点。这对夫妻俩就把我带到了711门店， 我就在那里取了钱，他说要$500美金把我们送到洛杉矶，我就说给你600块钱，就是表达我们的感谢，我知道这个钱对你们可能不 重要，你们就是想帮助我们。就这样，我们就非常顺利地到了洛杉矶的这个城市，叫阿卡迪亚（Arcadia），一直在这里住到现在。 记者：我之前采访几位嘉宾，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跨过边境之后，你有觉得你是获得了自由吗？你有这样的实际的感受吗？ 小舞：来之前，就是我来美国之前，我也曾设想了一些仪式性的表达，比如说，会不会跪在土地上亲吻一下脚下的土地这样的。但是从边境过来之后，除了松口气之外，就感觉一路颠簸，成功了，就是看到希望了，也没有那些仪式性的动作了，因为也累的不行了，一下就坐在地上，心里就是，就像我对象说得，我们一路过来，终于成功了，总算是来到这里了，不管什么方式。 记者：那你的小孩呢？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和表现？ 小舞：小孩当然是非常开心了，她们在学校的时间比国内要短了很多。而且我们住的是华人区，在学校里的学生群体当中，可能中国人的孩子或者是华裔占到了60%以上。她也很容易就找到说中国话的这些新朋友。但是我那老二可能年龄比较小，她在国内有一些意识形态的灌输，她还是对中国有点惦念。 记者：惦念家乡的是老二，老大呢？ 小舞：老大平常她就没有这个表达了，他不会说什么回国呀，像我们老二呢，有时候说会话都会哭了，她可能就是因为想着那边的小朋友，想回去一下。再就是，可能我们来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老二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她对爬山都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了。 记者：那你妻子呢？她始终是支持你的吗？ 小舞：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一点来说，我是非常感激他的，因为对她来说，她是完全没有想过要出国定居，或者说来美国的。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庇护，不管通过不通过，对我们来说，见到亲人、回国探亲的机会也是很低的。她能支持我，而且还支持我带着小孩儿，一块儿通过翻越边境这样一个比较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确实是必须感谢她的理解，因为我很明确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到美国去不了，可以去欧洲，也可以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但不管哪个地方，我们这个小家庭这五口人必须待在一块儿，一起走，一起留，或一起去其他地方。 记者：你的政治庇护有可能批准，有可能不批准。但是其实无论是哪一个， 你即使批准了，你还要很多年才能拿到绿卡，乃至拿到身份。那如果不批准呢？又有很多不定的因素。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么艰辛的一个过程，你觉得你自己准备好了吗？ 小舞：其实就是来之前，我也告诉父母了，告诉亲戚了，这个选择呀，就是说离开中国之后，短期内是见不到亲戚了，就是这个预期。我当时预期的是八到十年，我说这就是一个代价，我说我的能力呢，也比较有限，照顾一个小的家庭就比较辛苦了，就是只能向下兼顾，不能向上兼顾了，我只能说带 着老婆孩子一块儿走出来。父母呢，这个就是，不是说抛弃了父母，但是很多事情确实照顾不到了……嗯，但是我对未来还是比较抱有信心的。这些代价，或者说这些风险，包括这个翻越边境的风险，嗯，都是可以承受的。 【旁白】小舞最后告诉我，来美国不到一年，他们一家人的经济生活还未完全稳定。他打算重操旧业，依然通过社媒贡献他对中国时事的分析和观察。 【旁白】以上是这一期的播客《新移民》，我是王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旁白】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播客《新移民》！这期播客播出的时间恰逢圣诞夜，祝各位圣诞快乐。 【旁白】来自山东滨州“小舞”夫妇今年春节期间，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通过墨西哥走线入境了美国，目前已进入了移民的申请程序。 记者：我就叫你小舞吗？ 小舞：呃，可以，可以。 但我这个“小舞”跟实名也差不多了。因为我国内那些账号，包括我这个推特，在出来之前就用大陆手机号注册的，他就把我所有的账号锁定、封禁了。 记者：小舞，那你能够首先把你自己的情况简单介绍一下吗？ 小舞：我是80后，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当地的报社做记者，做到了差不多2015年的国庆节前后。 我不是在报社一直从事摄影记者的工作吗？当时自媒体平台需要大量的内容创作。我就用我摄影的优势，开始进入了自媒体的 创作行业。2020年疫情之后呢，创作的内容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从之前的以摄影技术为主，改为进写评论的方式点评中国的社会事件。直到帐号被封禁。 记者：那你能否介绍一下，这一次移民你是什么时候到达美国的吗？ 小舞：我是今年的二月份，就是中国农历春节之后，我开始从中国出来，先后经过了英国、墨西哥，从美墨边境的蒂华纳、圣地亚哥入境美国。具体的 时间应该是2月24号。 记者：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啊！ 小舞：对，对，对，因为我从中国出来的时间就是农历大年的初六，一路上正好是十天时间，抵达了圣地亚哥。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旅程非常重要吧。 记者：你这次出来是带着你的家人，是吧？你的妻子和儿女，你们总共几个人？ 小舞：就是我们这个小家庭全家一块儿过来了，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三个小孩，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记者：你的三个小孩多大？ 小舞：我们老大今年是正好十四周岁，老二是八周岁，老三当时是两岁多，现在是三周岁了。 记者：其实，我们知道走线算是一个潮流吧，这几年很兴盛，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走线，像你们这样的一家来走线的也不在少数，也有很多例子。所以我很想从您这个家庭知道，就是说，你在国内是处于中年，是吧，属于事业的巅峰状态，属于正是打拼的时候，而你的小孩儿又很小，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做的这个决定？ 小舞：我在2020年武汉疫情之后，就特别关注中国的社会事件嘛。特别是一些突发性的、悲剧性的、影响很大的社会事件，我在国内的平台上，包括百度、今日头条、微博这些账号上，粉丝大概加起来有4、500万了。所以呢，这些账号就受到中国网信 办、各级网信办的一些威胁、骚扰和恐吓，删帖、封号比较频繁。也有派出所的电话约谈，网信办约谈，导致我的家人特别担惊受怕，他们总是劝我不要在网络上发声了。但是我这个人，包括从报社一直都非常愿意在网络平台表达的，那么我觉得对我来说言论自由非常重要，我就产生了带着家人一块儿出来的想法。 记者：你说的恐吓，你觉得最让你最感到恐惧的是什么样的情形？他们是如何恐吓你的？ 小舞：最让人恐怖的是，我记得2023年六月份，就是中国的贵州省有几个老师在河道捡鹅卵石，被大水冲走死亡了。当时有一个四川的记者就去现场调查这个事情，结果这个记者被打了。我们作为在网络上发声的博主们等等，就写了一些针对这个记者被打的评论。结果就是遭到了警方的特别关照，他 就是通过电话约谈、警告，让你不要参与这些社会公共事件。后来我还得知，这个事情不是警告了我一个人，他们可能通过微信啊或者是微信的聊天群锁定了一大批人，让人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恐惧，因为就是如果我一直不断地在中国写下去的话，可能最终的结局也是要被抓起来。 记者：你是真的有被约谈吗？ 小舞：约谈也不是说非常严肃。因为经过前期的交锋，大家都认识了嘛，虽然不是朋友，但至少是熟人，就告诉你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也不能太过份了，因为这样你好，那我们大家都好。他那个意思呢，就是说你不听话的话，下一步就有更进一步的措施，就不会像这样客气的这种交流了。 记者：这样的约谈在你身上发生了多少次 ？ 小舞：具体我没统计，但是疫情这几年一直受到这种电话约谈，当面的约谈，加起来至少能超过上百次。 记者：上百次？包括电话的骚扰和约谈，一共有上百次？ 小舞：它也不是固定时间，不是上班时间，可能就是深夜、晚上或凌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打，这种高频度的被他们找上门了，我们家属就感觉这个在 中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都非常担心。 记者：你有想过没有，如果你放弃这种做这种事情，就是通过自媒体去传播在你看来是比较正确的看法，放弃这样的工作，你通过其他方式去谋生呢？ 你就可以避免这样的危险啊，你不必要出国呀，是不是这样？ 小舞：换工作呢，可能就是骚扰比较频繁的时候，我家属、家人就会劝我 不要干这个了，干点别的什么不能养活一家子呀？但是就我自己的意愿来说，我是不愿放弃这个公开发声的这个机会的，因为我感觉我还是愿意说话，愿意表达的，抑制不住这种冲动。 记者：你觉得你抑制不住这种冲动，跟你的个性有关吗？还是说因为你的职业的影响？ 小舞：可能跟人的这个性格也有一定的关联，当我通过一些海外平台或者是 海外的华文媒体的传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从建政之前到建政之后的一些做法，你了解到这些事情不对，你自然而然有一种责任在里面，你要有责任去 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共产党不像它宣传的那样，它整个就是一个欺骗，或是愚民的这样一个过程。 记者：这里你讲到了你通过学习，通过翻墙去了解到了中共建政的一些事实，这个我可以说是一个你更新自己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是觉醒的过程吗？可以这样说吗？ 小舞：说实话，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在小学五年级这个阶段，我自己一直都在农村，也没有接触太多媒体，在农村的时候能收到的电视节目也非常少。但是从初中开始，到了镇上，镇上的资讯相对发达一点，包括《南方周末》呀，而且我那个时候买了一台短波收音机，就听到了包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BBC之类的海外中文台的一些节目，我一听之后就发现说，共产党的 做法跟他现在宣传的一些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其实我，觉醒得还算是比较早吧，十几岁的时候就对共产党产生一个很明确的认知。他的独裁政权一直就是靠着欺骗老百姓、愚弄老百姓延续下来。 记者：你的这种认知对于你后来人生的发展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对于后来你人生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影响？ 小舞：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我择业这方面。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做新闻这个行业薪水比较低，但是，接触了一些信息之后，我还是愿意从事新闻这个行业，用自己的观察给大家提供一些真实的报道。当然我一直是在地方媒体，在当地的传媒集团，相当于地方的党报。 记者：那这个是不是和你的新闻理想也是有差距的呀？因为你说你想通过这种媒体的方式，通过新闻从业去揭示真相。但是，你当时在党报所感觉到的 那种氛围和体制，和你心目当中的新闻理想是有差距的吧？ 小舞：这个肯定会有一定的落差的。但是，在中国那个舆论环境下，它只要是公开出版的任何一种刊物，它都是党报，它 没有 第二家 不是 党报 的 报纸。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正赶上中国网络平台开始出现。我在报社的时候，也不太遵从报社的一些宣传纪律，比如说你掌握的一些负面消息或者是 新闻资源，他不让你报。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通过网络论坛什么的这样一些渠道，把自己了解的所谓的负面新闻，或者是他们不愿意公开的，通过网络的渠道进行大量的传播。 我因此在报社的时候也受到了好多次处分。 记者：所以当时你离开党媒，然后一步跨到了自媒体，是吧？ 你离开是你自己选择离开，还是说有其他原因？ 小舞：就是在报社不断的受到这些宣传指令的批评，而且他还是在全体职工或是集团的大会当面批评你。那种环境如果你天天遭遇的话，普通人、同事就会对你另眼相看了。在那种环境，我自己感觉也不太自在了。虽然他不能开除你，或者是让你下岗，但是他冷落你，边缘化你。 记者：所以，当你从传统媒体跨步到了自媒体的时候，你觉得让你松了一口气吗？就是至少从你的小环境来讲，要比以前在党报要好一些了吗？ 小舞：自媒体的好处就是，无论是我从那个采集到传播，到作品的呈现这都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这个自由度或者说裁量权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一 开始的时候是有非常自由的感觉。但是，到了后期进行评论报道的时候，因为它关涉的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他会不希望曝光一些事情。到 了这个阶段就没有非常自由的感觉 了。因为平台有一审核机制或者审核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就逐渐有了自我审核。比如说你不敢直接批评中国共产党，或者是批评体制，你要说得委婉一些。你自己就是对自己都有一种很深的自我审查了。 记者：你从一个传统的媒体，一个地方党报，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然后一步跨越到自媒体上，这个时候你职位的稳定性是受到了影响的， 对吧？就是说可能对你家庭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你多少岁？ 小舞：2015年的时候，我应该正好是三十多岁， 正好是压力开始比较大的时候，小孩要上学了，然后我很快有了二胎，反正辞职的时候正好是我自身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逃离那个工作，或是逃离那个体制、那个环境，对未来也没有太多的预期。我当时想的事情是，这个工作反正也实现不了理想，不做就不做了，我做点什么工作不可以养家糊口呀？就这样，正好遇到了自媒体风口期，其实从收入方面来说，还是远远超过在报社的，可能一个月的收入就是报社一年的收入这样一个状况。 【旁白】在经历了职场排挤、媒体钳制等多重职业困境，并对中国舆论环境感到绝望之后，小舞离开中国的决心似乎不难理解。但这个决定还要面临整个家庭的考验。 记者：前面你也提到了，你决定要出国，是你这个小家庭，那你的父母是怎么来考虑你的这个出走的计划的呢？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小舞：我一开始把这个我出国或者说来美国这种观点丢给这个家庭的时候，包括我的妻子，还有我的父母，他们都是非常惊讶的，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说这个事情可行不可行。他们以为我就是精神出现了障碍，他们觉得是不是天天在网络上跟别人进行观点的交锋，再加上一些外部力量的干扰，让我思考问题神经或是脑子出现了问题。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回应的呢？他们认为你有病。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解释呢？ 小舞：其实我也非常简单，我举一些现实的例子，你像做我那个工作的，谁谁谁因为什么事情又被判刑了，被抓了，他们听了之后觉得也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不过，我的妻子我就对她说，一个是我自己，还有就是我们有三个小孩，如果说我们不能在中国这些平台上进行公开发声，切掉了收入来源，我们要养活这三个孩子可能也非常费劲。综合来说，无论是从人生，还是孩子未来的教育、前景来说，我们一家人出国是最合理的一种渠道。 记者：但是你这个出国的途径并不是一个正常的途径，可以这样说，对吧？你选择的是走线，走线前几年兴起之后，受到了很多的关注，然后也有很多人相继奔赴这条走线的道路。其实，我们也看到新闻当中，这个过程是艰辛的，甚至有危险的，这个时候你们一家人，包括你，你妻子，还有你的父母，你们是怎么考虑这个风险问题的？ 小舞：我出国也并不是一下就选择走线的渠道，我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申请了护照之后，就着手申办美国的签证。但是，很遗憾的是申请提交上去后，在北京大使馆面谈，就碰到被大家叫作光头签证官的，一个问题没有问，我一句话也没说，到了他面前了也就站了两分钟吧，就收到了拒签的单子，可以说去美国的合法途径就破灭了，当然不是说完全破灭，可能说接下来再第二次申请，或者以后申请，成功的概率还不知道。焦虑之后呢，就想了一个其他路径。我了解到去美国呢，可以先到墨西哥，但是到墨西哥，墨西哥的签证又非常难办。又了解到一个途径，就是日本的三年多次签证，申根的多次签证，还有英国的两年多次签证，这些签证都可以到墨西哥。这样呢，我就自己把一家人的英国签证递交上去了。结果这个英国签证，由于是材料签， 很顺利地通过了。在春节前就拿到了来英国的签证，这样就是拿着英国签证先到英国，再到墨西哥，然后从墨西哥呢，翻墙进入美国。 记者：2024年初的时候，你们从英国到达墨西哥，你感觉当时对你们有限制吗？因为我们知道这几年因为有大量的人走线，美国政府也是在逐渐的加紧边境的限制。墨西哥政府方面似乎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限制措施。你们当时在墨西哥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小舞：我对整个行程最担心的就是墨西哥能不能让我们进入的这个问题。但是结果，行程还是非常顺利的，我们在英国待了五天之后就飞墨西哥城。当时因为我们孩子比较小，下飞机的动作比较慢，我们已经站到了航班队伍的最后。我观察了一下，前面入关的时候，对中国人呀，或者说中国家庭，墨西哥的边境官员审核的确实是非常细致，我当时还有些担忧，但是轮到我们的时候，那个签证官拿到我们那个护照，就马上卡了一个180天（允许停留时间）。后来我了解到，当时的墨西哥已经很少给中国人这种半年的居留时间。 记者：你们到达墨西哥城之后，又是怎么到达美墨边境的呢？ 小舞：之前不是在网络上已经定好了酒店了吗？我就在墨西哥城停留了两个晚上，最后决定到蒂华纳，从蒂华纳直接翻墙进入美国。 记者：当时你是通过网上知道有蒂华纳这个渠道，所以就直接去了蒂华纳是吗？ 小舞：对，因为我来之前，我对行程也做了一定的攻略，我也知道在蒂华纳和圣地亚哥之间有一个缺口是可以入境的，但是毕竟这个攻略你没有亲身经历过，你只是看别人这样说，还是有一丝担忧的。 到了蒂华纳在以后，我 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就询问之前过境的那些朋友， 他说你可以去哪个地方、哪个酒店，这里有中国的类似蛇头的人，可以把你带到边境墙的那一面。我寻找了一圈，结果就是蛇头报价非常高，花费比较大，就没有找蛇头了，根据坐标点，自己打Uber到达了那个坐标点。 记者：你们到那个坐标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貌， 离边境有多远？ 小舞：我们到了墨西哥这一侧的这个点、开始翻墙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们是7点了。我就先观察那个地貌，发现是一个v字型山谷，需要在墨西哥这边先下去，到那个谷底之后呢，再爬上去。那个美墨边境墙有两道，但那个山路都是起伏的嘛，很大的那个坡度，我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好走的路，就从边境上那几户人家的院子里就穿过去了。 穿的时候虽然惊动了狗啊什么的，有叫声，但是很顺利，就到达了第二道铁墙那里，当时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个过程当中，本来身上还提着两个行李箱，也扔掉一个，然后还有小推车，小孩走在路上不用抱嘛，小推车也扔掉了。我们一家五口都累得不行了，大人孩子都很累了。我就说我们已经到美国了，过了美国这一趟，我们就坐在墙身上喘口气吧。结果就在这里发生了行程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墨西哥当地的一个人，也就是五六十岁，他用手势比划着，说让我们回去，他说他有枪，这个地方不能通过。沟通的一个结果，他就说你们要过去，一个人要交 500美金，说实话这一路上，我们在家出门前兑换了一千美金，一直装在身上，没舍得花，因为路上都可以刷卡消费，就一直没有动这个现金。但是，在这个地方遇到麻烦了，他要现金。我那时候带着孩子也比较害怕，我不知道他是真有枪，还是假有枪，最后我就把那1000块钱都掏出来给他了。他还是不满足，不让走，我一看也没办法了，如果这样回去的话，我们真的就前功尽弃了，我就拖着老二的手，跟我的家属说快跑，我就丢了行李箱往下跑了。其实我跑的时候，那个人他也没有抢，他就朝我们扔石块儿。匆忙当中，剩下的那一个行李箱也丢掉了。那个人也就把我丢掉的那个行李箱捡走了，也没有再追上来，我们就慢慢地一直走，过了这个墙，走了大概有五英里左右，就走到了圣地亚哥的公路上，就这样，等于进了美国了。 记者：那你们就是走了五英里啊？ 小舞：我当然想的是在美国是不是能打一个车？到了墙这边是不是有司机来接我们。结果和墨西哥城一样，没人接这个单，接了这个单子也会很快取消。就这样，就是沿着步行的模式，顺着那个路，其实那个路就是很多人走这个地方，就踩出了这个小路，那个路旁边也有扔的一些行李箱呀，或者是衣服什么的。 记者：那个情况其实也挺危险的吧？因为你是带着三个小孩，而且你最小的 孩子才两岁，就是你们抱着他一直往前走？ 小舞：对，我那个小孩还非常黏他妈妈，不要我抱，非要他妈抱。小孩的裤子在下山的时候也在石头上磕破了，我胳膊上那个衣服也擦破了，就这样比较狼狈地到了圣地亚哥的公路上，就开始有关卡出现了。这个时候非常幸运的就遇到一对美国夫妇，跟他们寒暄了几句，我也告诉了他们我在中国做什么呀，就是在中国做记者，为了自由来到美国了。这对夫妇当时就说，我可以送你们一程，就是说你们要去机场或车站，我们可以送你们到那里。就这样我们就上了他们的皮卡车，他们就带着我们，把我们带到市区了。 我们就这样比较幸运的，自己没有找蛇头的情况下，过了边境墙，还躲过了这个移民局的巡查车，没有进移民局。 记者：把你们送到市区之后，你们下一步是怎么做的呢？ 小舞：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我想起来之前在中国的抖音上，有山东的老乡提前过来了，在这边开民宿，我就跟开民宿的那个老板要了个地点。这对夫妻俩就把我带到了711门店， 我就在那里取了钱，他说要$500美金把我们送到洛杉矶，我就说给你600块钱，就是表达我们的感谢，我知道这个钱对你们可能不 重要，你们就是想帮助我们。就这样，我们就非常顺利地到了洛杉矶的这个城市，叫阿卡迪亚（Arcadia），一直在这里住到现在。 记者：我之前采访几位嘉宾，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跨过边境之后，你有觉得你是获得了自由吗？你有这样的实际的感受吗？ 小舞：来之前，就是我来美国之前，我也曾设想了一些仪式性的表达，比如说，会不会跪在土地上亲吻一下脚下的土地这样的。但是从边境过来之后，除了松口气之外，就感觉一路颠簸，成功了，就是看到希望了，也没有那些仪式性的动作了，因为也累的不行了，一下就坐在地上，心里就是，就像我对象说得，我们一路过来，终于成功了，总算是来到这里了，不管什么方式。 记者：那你的小孩呢？他们是什么样的感受和表现？ 小舞：小孩当然是非常开心了，她们在学校的时间比国内要短了很多。而且我们住的是华人区，在学校里的学生群体当中，可能中国人的孩子或者是华裔占到了60%以上。她也很容易就找到说中国话的这些新朋友。但是我那老二可能年龄比较小，她在国内有一些意识形态的灌输，她还是对中国有点惦念。 记者：惦念家乡的是老二，老大呢？ 小舞：老大平常她就没有这个表达了，他不会说什么回国呀，像我们老二呢，有时候说会话都会哭了，她可能就是因为想着那边的小朋友，想回去一下。再就是，可能我们来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老二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她对爬山都产生了一定的心理阴影了。 记者：那你妻子呢？她始终是支持你的吗？ 小舞：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一点来说，我是非常感激他的，因为对她来说，她是完全没有想过要出国定居，或者说来美国的。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庇护，不管通过不通过，对我们来说，见到亲人、回国探亲的机会也是很低的。她能支持我，而且还支持我带着小孩儿，一块儿通过翻越边境这样一个比较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确实是必须感谢她的理解，因为我很明确的一个观点就是，我到美国去不了，可以去欧洲，也可以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但不管哪个地方，我们这个小家庭这五口人必须待在一块儿，一起走，一起留，或一起去其他地方。 记者：你的政治庇护有可能批准，有可能不批准。但是其实无论是哪一个， 你即使批准了，你还要很多年才能拿到绿卡，乃至拿到身份。那如果不批准呢？又有很多不定的因素。那你有没有想过，那么艰辛的一个过程，你觉得你自己准备好了吗？ 小舞：其实就是来之前，我也告诉父母了，告诉亲戚了，这个选择呀，就是说离开中国之后，短期内是见不到亲戚了，就是这个预期。我当时预期的是八到十年，我说这就是一个代价，我说我的能力呢，也比较有限，照顾一个小的家庭就比较辛苦了，就是只能向下兼顾，不能向上兼顾了，我只能说带 着老婆孩子一块儿走出来。父母呢，这个就是，不是说抛弃了父母，但是很多事情确实照顾不到了……嗯，但是我对未来还是比较抱有信心的。这些代价，或者说这些风险，包括这个翻越边境的风险，嗯，都是可以承受的。 【旁白】小舞最后告诉我，来美国不到一年，他们一家人的经济生活还未完全稳定。他打算重操旧业，依然通过社媒贡献他对中国时事的分析和观察。 【旁白】以上是这一期的播客《新移民》，我是王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两架疑为中国新型隐形战机的试飞影像星期四(12/26)接连在海内外社群媒体曝光，看似无尾的先进设计引起军事专家热议，不过中国官方尚未证实两款新型战机试飞的消息。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方在此时公布相关影像，可能意在影响美军是否应研发新一代战机的辩论。 社群媒体上曝光的影像虽不甚清晰，但可以窥见这两款飞机均采用无尾设计。这类设计更有利于战机避过雷达侦测，但在没有垂直尾翼协助控制的情况下，战机须仰赖电脑解读飞行员的操控来维持稳定。 其中体型较大的战机设计呈鸢形，有三个发动机进气口，其中两个位于机身两侧，一个位于机身顶部，属罕见配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The War Zone)研判它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旗下成都飞机工业集团(CAC)制造，因为有一架同集团制造的歼-20伴飞。 另一架较小的试飞战机机身相对较小，设计配置为传统的双发动机，但同样没有垂直尾翼。据研判，这架战机应为同属中航旗下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SAC)制造，因为试飞时有一架同集团的苏恺27(Su-27)战机尾随。 路透社比对了卫星图像和资料照片中的周遭环境，确认了网传影片中较大型的中国新型战机是飞越成都，但无法独立核实拍摄日期。 网传影像中的新型战机并非全球首款无尾战机。美国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的B-2与B-21隐形轰炸机均为无尾翼的飞翼机型；多款无人机如美国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的RQ-170与中国的CH-7同样没有尾翼。 对于是否确有新战机曝光一事，中国国防部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表示“已知悉”此事但无评论。 尽管自网传影像看来，新机相较于中国现有战机属于创新设计，但无法判定其隐形性能、机动性、速度或内部航空电子设备。路透社引述5位国防专家指出，必须确认这些细节，才能判定新机是否真正属于“下一代”战机。 中国的歼-20战机与上月才亮相的歼-35同样具备隐形特性，但两者的性能均未公开。目前仅有歼-20已正式服役。 争相开发第六代战机 美军已投入第六代战机开发项目“次世代制空权”(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NGAD)多年，但因原始预估成本为F-35战机的三倍，达2.5亿至3亿美元，让美国空军裹足不前，今夏暂停了第六代战机的合约标案，全面评估该项目乃至整个空军的空优战略，试图找出更符合成本效益的做法。 美国《国防新闻》报道，空军原定今年底决定是否继续“次世代制空权”计划，但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月当选总统后，空军已宣布将延至新政府上任后再做决策。 针对中国选择白天在城市上空容易被目睹的地点试飞新机，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资深研究员凯莉·格里科(Kelly Grieco)认为 “令人颇为好奇”。 她表示，在美军积极辩论“次世代制空权”项目的未来时，“很难不去想北京是否有意借此影响此事的辩论”。她也说，中国在战机开发的领域领先美国，要比在无人机、导弹领域容易。 目前，日本、义大利、英国也在合作推进第六代战机开发项目，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且已宣布成立一家英日合资公司。 美国正在将资源投入于先进导弹与其他系统，以威慑中国。最近，美国在关岛测试了一种利用先进雷达的导弹拦截系统。 中国网友掀民族自豪之情 两架新型战机的影像曝光，在微博掀起热烈讨论，甚至直接称之为中国“第六代战机首飞成功”， 近代中国“第一次在主战兵器上领先了西方”。 由于中国军方上月才公开“歼35”，许多中国军迷也将其中的鸢型3发动机大型战机直接称为 “歼36”。 但也有部分微博网友怀疑影像的真实性，并认为在官方正式宣布前，不必高兴得太早。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资深分析师尤安·格雷厄姆(Euan Graham)则表示，新战机无论优缺点如何，“显然是高度原创的设计……值得赞许”，应能让美国及其盟友“摆脱自以为永远引领潮流的自满之情”。
两架疑为中国新型隐形战机的试飞影像星期四(12/26)接连在海内外社群媒体曝光，看似无尾的先进设计引起军事专家热议，不过中国官方尚未证实两款新型战机试飞的消息。有分析人士认为，中方在此时公布相关影像，可能意在影响美军是否应研发新一代战机的辩论。 社群媒体上曝光的影像虽不甚清晰，但可以窥见这两款飞机均采用无尾设计。这类设计更有利于战机避过雷达侦测，但在没有垂直尾翼协助控制的情况下，战机须仰赖电脑解读飞行员的操控来维持稳定。 其中体型较大的战机设计呈鸢形，有三个发动机进气口，其中两个位于机身两侧，一个位于机身顶部，属罕见配置。美国军事媒体《战区》(The War Zone)研判它是由中国航空工业旗下成都飞机工业集团(CAC)制造，因为有一架同集团制造的歼-20伴飞。 另一架较小的试飞战机机身相对较小，设计配置为传统的双发动机，但同样没有垂直尾翼。据研判，这架战机应为同属中航旗下的沈阳飞机工业集团(SAC)制造，因为试飞时有一架同集团的苏恺27(Su-27)战机尾随。 路透社比对了卫星图像和资料照片中的周遭环境，确认了网传影片中较大型的中国新型战机是飞越成都，但无法独立核实拍摄日期。 网传影像中的新型战机并非全球首款无尾战机。美国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的B-2与B-21隐形轰炸机均为无尾翼的飞翼机型；多款无人机如美国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的RQ-170与中国的CH-7同样没有尾翼。 对于是否确有新战机曝光一事，中国国防部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美国国防部则表示“已知悉”此事但无评论。 尽管自网传影像看来，新机相较于中国现有战机属于创新设计，但无法判定其隐形性能、机动性、速度或内部航空电子设备。路透社引述5位国防专家指出，必须确认这些细节，才能判定新机是否真正属于“下一代”战机。 中国的歼-20战机与上月才亮相的歼-35同样具备隐形特性，但两者的性能均未公开。目前仅有歼-20已正式服役。 争相开发第六代战机 美军已投入第六代战机开发项目“次世代制空权”(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NGAD)多年，但因原始预估成本为F-35战机的三倍，达2.5亿至3亿美元，让美国空军裹足不前，今夏暂停了第六代战机的合约标案，全面评估该项目乃至整个空军的空优战略，试图找出更符合成本效益的做法。 美国《国防新闻》报道，空军原定今年底决定是否继续“次世代制空权”计划，但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上月当选总统后，空军已宣布将延至新政府上任后再做决策。 针对中国选择白天在城市上空容易被目睹的地点试飞新机，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资深研究员凯莉·格里科(Kelly Grieco)认为 “令人颇为好奇”。 她表示，在美军积极辩论“次世代制空权”项目的未来时，“很难不去想北京是否有意借此影响此事的辩论”。她也说，中国在战机开发的领域领先美国，要比在无人机、导弹领域容易。 目前，日本、义大利、英国也在合作推进第六代战机开发项目，名为“全球作战空中计划”(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且已宣布成立一家英日合资公司。 美国正在将资源投入于先进导弹与其他系统，以威慑中国。最近，美国在关岛测试了一种利用先进雷达的导弹拦截系统。 中国网友掀民族自豪之情 两架新型战机的影像曝光，在微博掀起热烈讨论，甚至直接称之为中国“第六代战机首飞成功”， 近代中国“第一次在主战兵器上领先了西方”。 由于中国军方上月才公开“歼35”，许多中国军迷也将其中的鸢型3发动机大型战机直接称为 “歼36”。 但也有部分微博网友怀疑影像的真实性，并认为在官方正式宣布前，不必高兴得太早。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资深分析师尤安·格雷厄姆(Euan Graham)则表示，新战机无论优缺点如何，“显然是高度原创的设计……值得赞许”，应能让美国及其盟友“摆脱自以为永远引领潮流的自满之情”。
中国财经网红、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12月24日在个人微博上贴出西元前89年汉武帝发布的“轮台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段文字一发出，立刻在网上热传热议，很多线民都认为这段话是在影射习近平。 查看任泽平微博，这一段文字已搜寻不到，微博上任泽平的个人页面显示“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该使用者目前处于禁言状态”。这就从反面证实了线民的猜测。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统，当国家遭受严重的天灾，或者是朝廷的施政发生重大差错，乃至政权发生严重危机，皇帝就要发布罪己诏，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为什么发生了天灾皇帝也要做检讨？因为皇帝受命于天。皇帝若违背了天的意志，老天爷就会通过例如灾害等变异现象发出警告，所以皇帝就需要下罪己诏，以求得上天的原谅。 按照中国法学家萧瀚博士对《二十五史》的统计，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总共有270份左右。 然而，中共最高领导人却从来不下罪己诏。毛泽东说过好几次，“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 毛泽东说：“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这话不对。汉文帝、汉武帝、唐太宗，清代的康熙，这都是被称为明君英主的，在被称为盛世的时代下过罪己诏。 为什么过去的皇帝可以下罪己诏，而如今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从不下罪己诏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帝制和现在的共产专制的一个重大区别。 传统的帝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是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靠那套君权神授的神话。皇帝并不被认作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是可以批评的，这就为臣民发表异议留下一定的空间。共产党伟大领袖却不同。伟大领袖之所以是伟大领袖，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而这一点常常是写进党章、写进宪法的。这也就意味著，任何不同于伟大领袖的观点见解，按定义就是错误的。谁要是坚持不同政见，按定义就是反党，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再有，在传统的帝制下，皇帝的权力来自神话、来自世袭，皇帝和群臣的分际是明确的，皇帝和大臣的位置是不能互换的。因此皇帝犯了错误可以承认错误，可以下罪己诏而仍然继续当他的皇帝。共产党伟大领袖则不然，总书记或党主席和他的高级同僚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一个人被送上伟大领袖的位置，是因为他被视为真理的化身、被视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按定义就是不会犯错误的，一旦犯了错误就不是真理化身不是正确路线代表了，也就没资格继续当伟大领袖了。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提意见。彭德怀在主观上是否有夺权的动机姑置不论，但从毛泽东的角度，毛泽东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毛泽东径直把彭德怀提意见说成“下战书”。毛泽东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你彭德怀是对的，我毛泽东是错的，那凭什么还该由我毛泽东，而不该轮到你彭德怀来当领袖呢？彭德怀在万言书里用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词。在熟悉中共党史的人看来，这等于是发出进行路线斗争的信号。既然是路线斗争了，那就必须换人了。 皇帝认错了还是皇帝，共产党领袖一认错就多半当不成领袖了。在中共历史上，领袖一认错就下台，从陈独秀、王明，直到华国锋，概莫能外。准确的说，共产党领袖还不都是一认错就下台，有些领袖是被他的同志们搞下台然后被迫认错。赵紫阳被逼下台但不认错，是党内的一个异数。 总的来说，在中共那里，认错和下台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有那么多皇帝下罪己诏，而当代的共产党伟大领袖没一个下罪己诏。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怕人提罪己诏。 ※作者为《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