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新闻

今年三月离任的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去世，这个消息震惊了每个人。很多人也许想过中国某位前领导人的去世，但这个人决不会是李克强，因为他只68岁，而且身体看起来不错，之前从来没有传出他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以现在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不说一个前国家领导人，就是普通民众，68岁也不意味着老之将至。 李克强的突然离世，让我想起中国诗人臧克家的《有的人》这首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从中国网络和社交媒体看，人们对李的去世，一片惋惜和沉痛，惋惜和沉痛他在不该去世的时候去世，他做总理时的郁郁不得志。鉴于中国的舆论审查制度，很多人不能把话说得很明，可能够看出某种不可言状的悲悯在内。也有些人把他的突然去世和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相比，后者也是病逝于心肌梗塞，暗示这里存在某种阴谋，而不是一种意外。 李克强政绩并非处处成功 中国人看重盖棺论定，尤其是政治人物。官方讣告称李克强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这个评价对当代政治人物来说，应该是相当高的。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当然要从政治角度，也即从事功和政治伦理两个方面看他带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和价值。从事功而言，尽管官方的讣告列举了李的很多政绩，然而，他十年总理，似乎没给中国留下可称道的“遗产”。他的招牌式语言“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及其背后的政策，似乎催生的是互联网泡沫和P2P之类东西。要仔细盘桓他的政绩，确实很难找出哪件带有鲜明的李克强色彩。某些被认为是他所主导的政策，如城镇化，实践证明，思路有问题，并不成功。 然而，做总理十年未有值得称道的政绩，固然某些方面说明李的局限，但根本上这不是他的错，要说他的错，错就错在他和习近平搭班子。有习这个说一不二的主，他注定无所作为。李不像朱镕基，性格强势，也不像温家宝，遇到了一个弱势的胡锦涛。这两个总理在他们的总书记领导下，有一个很大的政策发挥空间。可是他遇到的习近平，是一个要独占权力的人，党政军的事情，不但要全管全抓而且要按他的一套去做，总理的权力被大大地限缩，国务院沦为政策执行部门。 其实，李刚上台就任总理时，也曾意气风发，想大干一番，那时习立足未稳，也给了他这个空间，所以在头两年里，流行着一个“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这反映社会对李的期待，认为有着市场理念的李，将能很好地把邓小平开创，但在胡锦涛时期已经事实停滞的改革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按照他的简政放权，放松管制，减少审批，尊重市场，创新驱动的一套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十年下来，中国或许建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而不是现在的伪市场。可惜，在原本属于总理的经济大权，也被习剥夺了。尤其在习成为核心的第二任期，在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的政治紧箍咒下，他虽心有不甘，但无法走出习的阴影，最后只能一事无成，这无疑是李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 李克强心挂民生，骤逝令各界惋惜 好在中国对政治人物的评价，除了事功，还有道德和伦理，这后一方面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前者更显重要。中国历史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帝王，像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和扫灭匈奴的汉武帝，事功在历代帝王中都是数一数二的，然而由于存在道德瑕疵，残暴，不善待百姓，滥杀群臣，后代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实际都不高。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强调政治人物的德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责任伦理，负有重要责任的官员尤其帝王如果有才无德，不能做百官的楷模，教化百姓，是在道德上有亏损的，不是合格的领导人。 在中共的干部队伍里，李克强是相对清正廉洁的，之所以说相对，是官场和民间并没有传出他和他的家族有什么腐败丑闻，能够做到这点，在腐败酱缸文化的中共，已经非常了不起。另外，李也看来脱不了他本质上的“书生气”，他不是一个耍阴谋诡计的政客，也不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的得意猖獗之徒，从和他结识与交往的人的讲述来看，对他的为人和从政，都有不错评价。客观地说，李的为官之路是比较顺畅的，学生时代就是党培养的对象，以后一路绿灯，由团中央到地方再到中央决策层，直至总理，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般来说，做官顺畅的人容易生骄娇二字，但李没有，确实难能可贵。当然，对政治人物而言，政治伦理最重要的是对百姓的态度，他在卸任前的第二次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中国还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仅这句话，就说明他是个心挂民生的总理。 这样一位前总理的去世，而且是以这种人们意料不到的方式去世，自然会让人哀痛和惋惜，觉得不公。人们在心里会问，为什么老天不讲眼，死的是李克强而不是他们讨厌的政治人物？因此，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他的突然去世不仅仅是意外，里面还有某种“邪恶”和阴谋的成分。如果有这种想法，也不奇怪。因为在习治下的中共，人们看到太多肮脏的东西，好人是很难在这个政治体中混下去的。从这个角度看，李在游泳时突发心脏病，容易让人想到，这是郁闷和憋屈所致，既对国家前途，也对他所属的团派命运，或许还有对民生的艰难，忧虑成疾，生出意外。 悼念李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 对中国社会来说，李克强的去世，会让精英阶层尤其中共那些失意的改革派官员和团派官员，感觉兔死狐悲。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被反对习近平的精英阶层寄以希望，把他作为接替习的人选，幻想着哪天他不忍了，同习掀桌子，直到去年在中共二十大团派全出局，他们才基本死了这个心，也觉得中共政权彻底没救了。李如果是在开明专制下，他对改革和市场的坚守，对百姓的同情，会让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总理，但在习时代，注定是不可能施展抱负的。习不会容纳一个和他的基本理念背道而驰的人做副手，没有把李半途赶下就已经不错，不可能支持李按他的想法去治理中国。而李性格中的柔弱，特别是中共这种整齐划一，强调服从的政治体制，也决定了他不敢或不愿去挑战最高权力。他能够做的，就是在临近退时，发几句呐喊——“改革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人在做、天在看”，在外人看来，这有某种壮志未酬的悲怆意涵在内，显示一种不甘心的姿态，但也仅此而已。 这当然也是李的局限。人都有局限，很难有政治人物超越他的时代和所属利益集团，指望李做胡耀邦或赵紫阳都不现实。胡赵经历过战争，也经历过文革，对中共体制的荒谬有深刻的反思，所以能够走出这个体制，甚至和它某种程度决裂。李虽然也经历过六四，但他在这场运动中毕竟没有选择背叛党，而是要在党的体制里改造党，他走的是这条补墙工的道路，所以，归根结底，他是党的人，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原本想做一只啄木鸟或者补墙工，但习近平不给他这个机会，习认为他的补墙方式只会使党更软弱而不是更强大，因此，他只能对习曲折表达不满，而不敢公开和习抗争，更不敢和党分手，他没有这个魄力，人们也不应指望他有这个魄力。自六四之后，在党的高级干部里，从来没有人公开叛党，哪怕他们对习非常不屑，对党的黑暗非常了解。 故不必苛求他。相对而言，身居高位，能在中共这股浊水中成为一个清流，已经不易，不能要求太高。他的不幸离世举世震惊乃至悲痛，人们用他是一个“好人”、人民的“好总理”，来表达怀念和尊重之情，已经映照出了人心。谁心上装有百姓，谁只是嘴上说说，人民是很清楚的。对他的哀痛其实也看作是对另一个人的谴责。还用臧克家的那首诗来结束吧：“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半年多之前还是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李克强在年仅68岁的时候猝然去世，舆论震惊。编辑希望我写写这个话题，碍难推辞，只是心中五味杂陈，不知从何说起。 一代人的悲哀 不能说没有酸楚和悲哀。四十五年前，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我和李克强同时进入了北京大学，他在法律系，我在中文系。那个时代的校园很活跃，我们入学之后不久就相互认识了，关系虽不密切，但也时有过从。去年夏天搬家到加州，整理旧物时，我还发现大学时代日记里记有几笔和他的交往。那个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同学。 大学毕业之后，我们来往不多。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7年，我参加中共十三大筹备过程中的政治改革政策设计，某天到团中央座谈如何改革群团组织，刘延东、刘奇葆出面接待，与他们同为团中央书记的李克强专门过来与我寒暄了一番。不过，那时我已经从北大同学那里听到了一些对他的不满，起因在于：1986年冬天有一场全国性学潮，李克强专程到北大坐镇，严令要控制住校园，决不能让北大学生上街。为了所谓政治前途，看来李克强已经放弃原有的独立思考能力了。 八九去国，随后我与血腥镇压了学生和民众的中共彻底决裂，再次见到李克强就是任教香港的时候从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看到了。那时他已经贵为河南省长，陪同江泽民视察的时候，完全没有了当年校园里的意气风发，而是一副陪小心的官僚相，说不上奴颜婢膝，却也看得出慎微逢迎。现在回头来看，他的人生悲剧，那时已经渐入戏骨。 当然，不仅仅是李克强这样做。多少当年的青春志士，后来都走上了这样的人生道路：为了当官，为了发财，为了权势，为了名利，不断地扭曲自己，直到扭曲成党国所需要、所信任、所赏识、至少是所不排斥的人材。以这样的价值观来看，李克强还被视为七七级一代人中最为成功的，毕竟坐上了总理宝座。曾经最有希望、也最有历练而可能推动中国走出毛共黑暗的一代人，如果以李克强为标杆，那真正是一代人的悲哀。 共产党制度是毁灭良知的 公平地说，即使是身为中共高官的李克强也还应该良知未泯。舆论还记得他关于中国有六亿人口每月收入仅一千元人民币的实话，网民这当口也在重复他那句“人在做天在看”的无奈之言。我记忆犹新的是，他在总理任上曾经回忆起毛时代农民出外乞讨还需要党组织开介绍信的事情，以此说明中国不能倒退到毛时代。李克强在安徽长大，并曾经在凤阳插队，毛时代那里的农民每年冬天都要出外讨饭，一年的收成不足以填饱一年间的肚皮。那个时代，我在家乡鲁南地区生活，冬天里常能见到这些操着皖中或苏北口音挨家挨户叩门乞讨的人们。这是我们亲身见证的历史，而李克强没有忘记它，这就是良知还在了。 然而，这正是李克强人生悲剧的又一体现。他应该知道，良知是与共产党体制难以相容的。也许，他有想过，有一天当自己当上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时，他可以改变这种体制，使之与良知相容？确实，他一度非常接近登上最高权力的位置，但决赛中输给了习近平。问题是，习近平是靠什么赢得那个位置呢？有人说是善于装孙子，有人说是身为红二代，更关键的是江泽民曾庆红为了阻击胡锦涛选择的接班人李克强而选择了习近平。很明显，这一过程如何展开，本身就是中共制度所决定的。为什么江泽民曾庆红就比胡锦涛更有力量来决定是李还是习？还不是因为他们掌控军队，掌控政法，也掌控党机器。一个掌控暴力机器就能掌控一切的制度，怎么可能与良知相容？怎么可能容许你去改变这种体制？ 既然不相容，还要去适应，这就难免出现人格分裂——人格分裂本身就是人生悲剧。也许那里有两个李克强：一个李克强不断扭曲自己以在中共体制内沿着权力等级步步攀升，一个李克强还保留了一些常识、良知和对于民众的同情心。殊不知，后者在共产党权力场上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当习近平和李克强在2012-13年开始了十年共事的时候，李克强黑不过习近平，坏不过习近平，因此也就必定被习近平欺侮。重复一句：这不是习近平的本事，而是共产党制度所决定的。所谓制度，就是游戏规则。按这套游戏规则玩，越黑越坏就越是能赢。 活得憋屈，死得窝囊——也是斯大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李克强的从政生涯固然是一场悲剧，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在他已经以不到官定退休年龄而提前退出领导层之后的短短七个月后，他的人生会这样突然地落下帷幕，为悲剧再加一层！68岁，对当今的人们来说仍在盛年；中共高官保健条件那么好，更是个个高寿如龟。李克强的死，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手脚呢？人们可以这样质疑，但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对此，我只能说：被谋害死也好，因为多年心情压抑、感觉窝囊而引发病情去世也好，政治人物的生活乃至生死都必定是有某些政治因素在内的。从斯大林时代怪案连连，到毛泽东当年整王明，再到周恩来不能及时开刀治癌，活得憋屈并死得窝囊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多了去了，也都是“斯大林逻辑”的一种表现！ 可是，在共产党制度下，谁又不是活得憋屈、死得窝囊呢！想一想“铁链女”，那活得岂止是憋屈？想一想新冠疫情中的千万逝者，那死得岂止是窝囊！或者说，前几个月还志得意满的秦刚，现在难道就活得不憋屈吗？若干年后的习近平，谁又敢说他会死得不窝囊呢？因此说，尽管李克强的人生悲剧已经嘎然谢幕，但“李克强悲剧”远未落幕。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