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悟最近在社交平台看很多人说自己已经提前回家过年了，中国年还仨月呢，也太捉急了吧。 就比如广西小伙小张吧，原本在一家新能源企业上班，结果公司裁员7成，他也被优化了。小张觉得也没什么公司会在年底招聘，索性就回了广西老家。 现在他每天睡到11点，晒晒太阳，抽两根烟，看看乡村的景色，十分惬意。他说自己不会去大城市了，反正也没有结婚的打算，在家附近找个工作凑活一下就行。 乃悟今天去了趟北京马驹桥，一下公交就看到，对面的空地上躺着一个哥们儿。北京很冷，被褥很破，但他四肢舒展，努力扩大自己和阳光的接触面积。 在这个北京知名零工市场，早上6点大家就开始排队等工作，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工友杨师傅告诉我，公交站对面的空地上，多的时候同时躺着十几个人。 人，是从10月下旬开始少的，工友们七嘴八舌说，至少少了一半人，大多数都回老家过年了： 年景好的时候腊月29还舍不得走呢。 关于零工市场，经济观察报采访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成刚。张教授说，根据他在北京、郑州、杭州与深圳四地零工市场的调研，各地都出现了岗位减少，日结工资降低的情况。 杨师傅告诉乃悟，疫情前这里进厂的工作每个月能拿到6000以上，然而现在只有3，4000，好多还不包吃住。过去他一个月能有6000的收入，现在要2，3天才能接到一单活。活儿少的时候，零工最低甚至能开出7，80一天。 这和张教授的调研结果一致，他发现最低的日结体力活干满9个小时的工资是80。 有工友师傅给乃悟算了一笔账。在马驹桥附近，每天吃饭+房租加上烟钱，最少50块。10天就是500，一个月就是1500，没有工作的话大家都扛不住。 杨师傅也想过跑外卖，但他用不来导航，对不熟悉的地址经常迟到，挣的钱还不够交罚款。 自从活少人多的情况出现后，杨师傅和工友们发现工厂也变了，以前来排队立刻就进厂，现在50岁以上不要，干活没力气的不要。 还好，勇闯马驹桥的大部分是80后和90后，30岁以下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一。 有的工友虽然进了厂，但没有底薪，如果工厂接不到订单，就只能放假，这样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这种情况下，要么就提前回老家，要么就再苦一苦自己。杨师傅说他过去的房租要600一个月，为了节省开支，他换了一套不带暖气的房子，只要400一个月。 深圳的三和情况也差不多。一位在三和坚守的小哥告诉我，进入十月后，三和市场徘徊的人少了得有大几百。 过去，三和大神们都是上一天班，睡三天网吧，干不干日结，纯粹看心情。现在，火了很多年的三和大神精神，也在这个冬天慢慢消解。日结一发布，大家都是抢着干，找不到的就只能挨饿。他现在就期望着周末的深圳马拉松： 当一天保安，能拿一笔钱。 在经济观察报的访谈里，记者问张教授在与各地零工们的沟通中，他们表达了哪些诉求。张教授说在河南，60岁以上的绝大多数农民工养老金每个月一百出头，不够花；医保缴费涨太快，压力大。 记者又问他四地调研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张教授说在郑州有个公益人士开了个爱心厨房给零工工友放饭，一年多自己贴了200万进去。放饭时，光排队打饭的就有400多人。一顿饱饭，最长需要排队两个小时。 记者又问他零工市场上的大龄农民工，未来就业出路在哪里。张教授说日结工已经是他们最后的就业选择。只是，零工市场正在面临就业岗位萎缩的情况： 他们未来还能去哪工作挣钱？我实在想不出来。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上海一女子在西藏出车祸大出血，其亲戚通过上海卫健委联系阿里地区，发动全体公务员为其献血？近日，这一消息在互联网引起极大关注，网民们纷纷质疑背后是否存在特权问题。尽管当事人不断否认有亲戚是公职人员，但许多网友并不买账。 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近日一自称小余的女子在社交媒体发布短视频，说自己蜜月自驾游到西藏阿里地区时发生严重车祸，肝脏破裂，失血严重，有生命危险。她丈夫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包括派出所民警、消防官兵、部队官兵为其献血，最终用7000多毫升血，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她又通过医疗包机转运到四川华西医院进一步救治，在伤情稳定后又从四川回上海继续治疗。 视频很快引起极大关注。很多网民质疑“小姑姑”是何方神圣，竟然能让上海市卫健委调动援藏医疗专家，还能发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是不是有利用特权的嫌疑？ 引起极大舆情后，当事各方都接受媒体采访作出了回应，否认存在特权干预。不过，这些回应未能消除大众的疑问。 首先是“小姑姑”到底是何许人。余女士丈夫陶先生后来对媒体说，他小姑姑不是上海公职人员，是在妻子车祸后当地相关部门建议向上海卫健委求助，平时关系密切的小姑姑才“想办法”联系到上海卫健委。而上海卫健委则表示，当时他们是接到了“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当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可见，这个小姑姑确实能够联系到上海卫健委，还能让“有关部门”给卫健委发函。在一般人看来，一个普通市民，恐怕最多也就能打个卫健委的热线电话，因此“小姑姑”难免让人生出疑问。上海卫健委有必要作出更多说明，到底是接到了哪个部门的函件，该部门也有必要进行解释。 其次，余女士后来被用医疗包机从阿里送往四川成都华西医院救治，医疗包机的费用不菲。她父亲说，他们是普通家庭，包机费用120多万，钱都是从亲友、领导处借的。但这一说法也令人生疑。花百十万包机从西藏撤回内地更好的医院，虽然是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但短期内要筹集这样一笔巨款，也不容易。据余老先生说，他是“在单位开车的”。这样的单位，这样好的领导，引起很多网友实名羡慕。 当然，网友们最关心的，还是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为她献血。陶先生后来说，当时妻子刚刚做完手术，伤势依然很重，这么说是为了鼓励妻子打起求生意志，实际上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在朋友圈和群里发消息，希望有好心人去献血，自己也联系了当地派出所、消防等部门，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 阿里方面政府工作人员则表示，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而是看到相关消息后自愿去献血。阿里医院工作人员也称，血库库存告急后，是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后来有不少人来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 上海游客在西藏出车祸，上海、阿里两地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一边协调援藏专家救治，一边自愿献血救人，终于将重伤游客救回，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感人的故事。然而，因为一则短视频，却在网上引起了一场质疑特权的轩然大波。究其原因，是因为公众见过了太多以权势谋私利的不公平现象，也见过了太多网上炫富炫权而不经意间暴露了腐败问题的事件。而余女士发布的短视频，可能也给人一种炫耀“小姑姑”能力（也就是炫耀自己家的能力）的感觉。 所以，怪不得公众会怀疑这里面有特权，如果想让大家相信这是一个纯粹的感人的事件，涉及的各方，尤其是牵扯到的官方机构，应该拿出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关于阿里“血槽姐”的事，又有新后续了。 最新后续就是，《新京报》又采访了血槽姐的父亲，然后她的父亲就和《新京报》谈了他所知道的一些情况，然后《新京报》就把他们和这位父亲的对话完整地报道了出来。 然而看完这篇报道后，我发现了一些疑似“马脚”一样的东西。 怎么说呢？ 可以看到，在这篇报道的前面，有一句话是这样的： 而相对应的，就是在《环球时报》的报道中，余先生也说了一句话，是这样的： “血槽姐”的父亲对记者表示，虽然公众一直在议论的他们家里的那位小姑的身份，但据他所知，他们家和女婿家中几乎没有公职人员。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几乎没有”是几个意思？ 而且在《新京报》最新报道的后面，这位父亲又再次强调，他并不知道这位小姑的具体身份是什么，只知道这位小姑准备退休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既然不确认小姑的身份，那你怎么能向媒体明示或者暗示这位小姑不是公职人员呢？ 你不知道小姑是什么身份，你就直说不知道就好，怎么能随便带节奏呢？难道你不知道现在小姑的身份，是事件最关键的一个核心点吗？一个那么关键的核心点，怎么能拿来随便引导、随便带节奏呢？ 对于这种面对采访前后不一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血槽姐的父亲身上，还出现在了她丈夫身上。 比如在之前的采访中，血槽姐的丈夫陶先生就表示，他们的家人、朋友、包括小姑都想办法去联系上海卫健委了： 但是在《新京报》最新的报道中呢，这位陶先生又表示，谁能接触到上海卫健委，他自己又不知道了： 前面不是还说包括“小姑在内”的人都去想办法联系上海卫健委吗，怎么后面又说至于谁能接触到上海卫健委自己都不知道了？ 我就纳了闷了，这位陶先生，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呢？ 这位陶先生前面说对妻子撒谎是为了安慰妻子、让妻子有求生欲才撒的谎，他自认为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所以希望网友理性看待此事。而如今，他又对媒体说出了这些前后不一的话，难道说这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吗？ 我就纳了闷了，为什么这家人，说话都那么奇怪呢？ 而且大家仔细再看一下《新京报》在这个最新报道里的一个细节： 《新京报》在最新的报道中，用了一个词——支支吾吾。 支支吾吾这个词，在汉语中的意思，就是说话时言语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含混躲闪。 这其实是一个负面的形容词。 按理说，这种负面的形容词，在正规的官媒报道中是很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般不会出现这种观点性的形容词的。 但是它还是出现了，这说明了什么？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就是《新京报》想报道出对血槽姐父亲不利的报道。 第二种可能，就是《新京报》在采访血槽姐父亲的时候，对于他的那种支支吾吾的语气实在是受不了了，而且这种受不了，已经达到了必须要把这种语气写到报道里让读者知晓、向读者说明的程度，才能体现出这篇报道的真实性。 所以，你觉得到底是哪种可能性更高一点呢？ 实际上，关于“阿里血槽姐”这件事，我认为其实并不复杂。 因为这件事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大的讨论，最关键的点，还是在这位“小姑”身上——大家都怀疑这位小姑有特权。 所以对于这件事，如果血槽姐家人想平息大众的议论，想给小姑一个交代的话，那其实他们只要把小姑的职业公之于众就行了。 毕竟职业这种东西，它既不是什么很大的隐私，也不是什么很敏感的机密，所以想平息舆论，你们直接把小姑的职业公布出来不就完了吗？ 大家又没有问小姑职业的收入，也没有问小姑职业的工作地点，所以你们就直接把小姑的职业是什么，或者行业是什么公布出来，这不就行了吗？ 是你们自己把你们的小姑架在火上烤的，如今主动出来替小姑澄清，不应该吗？ 弄了半天，就是不说小姑职业是什么，一个这么关键的问题，弄了那么久得到的不是一个“支支吾吾”的回复，就是一个“她不是公职人员”的回复，然后就让大众一直猜测，你们觉得这样对小姑好吗？ 小姑对你们家帮助那么大，你们还让大众这样猜测你们的小姑，你们觉得这样对小姑好吗？ 而且在前面的采访中，陶先生也说了，她的家人朋友包括小姑都联系了上海的卫健委，还说这都是通过正常渠道联系的。既然是正常渠道，又怕什么呢？ 如果说这是一条正常的救助通道的话，那么我认为，陶先生就应该把小姑请出来，向大众科普一下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大家可以如何操作，这样既可以避免大众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让大众少走弯路，也可以把小姑的形象映衬得更加高大，帮小姑做一件如此“双赢”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坚信，如果陶先生愿意把小姑请出来，给大众科普一下她的操作流程的话，那我相信广大群众一定会对小姑感恩有加的！ 毕竟如此利民的事情一旦被科普，那得拯救多少生命和家庭啊！ 所以我相信，只要陶先生愿意把小姑请出来向广大群众科普这个流程的话，那广大群众肯定会推荐她成为下届感动中国人物十大人物候选人的，大家说对不对？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麦杰逊）
湖南涟源市有巡查组要去，结果领导亲自下场整理环境，在4个公租房小区里，排查出了766户公职人员。于是就出现了惊人的奇景，近日这4个小区大面积“搬家”人员络绎不绝。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我倒不觉得“有趣”，反而感到过于荒诞。当地官方对此事回应，“绝不能与民争利”，然后让公职人员搬家。理是这么个理，一点也没错，可对于那些已经与民争利的人，搬家就完事了吗？这就好比一个小偷，偷了你的财物。现在小偷被公之于天下，结果有人企图让小偷把曾经偷盗的财物还回去，事情就算了……有这个道理吗？ 此外，这些人是如何占拥到的廉价“公租房”？新闻里一笔带过，只说“有人用领导批的条子换到了房子。”但事情哪能这么简单？说得难听点，找领导批个条子就能用公租房，那还不全都去找领导批条子了？ 批条子的条件是什么？公租房，是政府为底层群众、低收入群众准备的房子，价格很低，一般每平方米每个月只要10块钱左右，但满足条件才能去租用。所以谁能租到公租房，仅仅只需要某个领导批个条子就行，这是不是权力过大了点。换句话说，这会不会导致“批”与“不批”之间夹带私货？监督监管岂不是形同虚设？ 因此清退占用公租房的公职人员太潦草，不追究谁批的条子，更是离谱荒唐。这点道理，普通老百姓都懂，我就不信当官的反而能不懂。 网络图片 另外，这种“不计较”的操作，影响非常恶劣，尤其这般公然的、堂而皇之的报道出来，却又不计较。 你陈诉了一个“错误”，你告诉大家“这么做是错的，是和普通人民在争夺利益”，结果转过头，对于那些做错事的人，一点惩罚都不给。 那我只能理解这是在鼓励他们继续犯错，那这样的“肃清”，只会起到一种反效果。这是在促导一种以后“人们不为公职人员占用公租房而震惊，反而为还有人为这种事震惊而震惊”的场景，即公开的秘密。 有人说，惩罚了呀，不是让他们搬家了吗？这很尴尬，若停止犯罪便是惩罚，那你让从未犯罪的人情何以堪，又让被犯罪的人去哪里要个公道？ 指出766户公职人员拿着领导批的条子，公然占用中下阶层群众的公租房，却又不对他们进行处罚，无异于指出某个贪官的罪行，然后不公诉却让他回家养老一样离谱，这是非常恶劣的表率。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占用公租房的公职人员，就是缩小版的“贪污罪”，让他们补齐商品房的差价，或者开除公职一点也不过分，最好还要从源头找到方便他们占用公租房的罪魁祸首。 这是在无数人眼中不置可否的“小事”，正是这样的小事，一点一点，一次一次的累积起来，改名为沉疴积弊。从人们最初的“无所谓”，到后来的“不再震惊”，当你意识到是“大事”的时候，想矫正便很难了。或许，这也是民生无小事的另一种解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香港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访问上海，这是他自2020年以来他第一次前往上海，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政策议程的关注，尤其是金融、科技和福利方面。 近年来，中国经济形势显著恶化，主要表现为增长放缓、人口减少、房地产行业挣扎、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外国投资下降。虽然这些挑战的根源和潜在解决方案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人们看到的一幅黯淡的经济图景，让人担心中国将陷入一场长期停滞的困境。 上个星期，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中央金融委员会会议上强调了金融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和降低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然而，观察人士认为，中国领导人最近的一系列动作看，随着中国经济困境加剧恶化，北京当局现在已经到了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地步。问题是他们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似乎是在加剧经济衰退，而不是缓解危机。 习近平当局有病乱投医 最近几年来中国面临愈来愈多的困难，除了GDP增长率不及预期，大型企业纷纷爆出严重财政问题，外国投资者减少甚至完全撤出在中国的投资外，青年失业率屡破新高更是为社会动荡满下了伏笔，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公布最新的青年失业数据。 正是在这种局面下，被认为是中国政府高层智囊的中国社科院学者余永定，最近发出警告，称北京的财政政策存在导致滞胀的风险。他强调，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和疲软的国内需求是中国经济放缓的两个主要因素。他的讲话凸显了决策者在试图改变中国目前经济轨迹时面临的巨大挑战。他11月18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论坛上说，中国政府需尽快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中国内需，从而令经济回复增长。 余永定表示，中国GDP在大部分时间呈下降趋势，通货膨涨率极低，反映内需不足，所以政府需要尽快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增长停滞但物价上升，即所谓“滞胀”的情况出现。余永定甚至扬言中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空间非常大，所以政府必须尽快透过投资刺激内需，甚至乐于见到中国政府为此打破财政赤字对GDP的比率不超过3%，国债对GDP的比率不超过60%的红线。他强调，若不把握机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 余永定的言论一向被外界认为是中国政府政策的风向标。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早于今年七月已发出《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列出六大方向及二十条政策举措，包括稳定大宗消费、扩大服务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拓展新型消费、完善消费设施及优化消费环境，希望通过优化政策及制度设计，进一步满足居民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当中列出的明确措施包括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延长餐饮场所营业时间和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配送体系等政策，这一切都跟余永定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出一辙。 但是其他经济学者们认为，余永定的提议和中国政府的做法，不但没能对症下药，反而只会把中国经济的无底洞愈挖愈深。 缺乏社会保障令人不敢消费 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余永定和中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问题抓错了重点。 他说：“由政府推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可以在消费环境不佳的时候，带动一下民众的消费信心，不过作用还是很有限，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蒋豪认为，减税或许比大型投资，更能有效刺激民众的消费意欲。 旅居澳洲的独立金融学者司令认为中国内需不振的主因，不是老百姓没钱可花，而是中国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保障头重脚轻，除了那些有权有钱的政商阶层高枕无忧外，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敢消费。 “中国的医疗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花很多钱去看病，尤其是有下一代的人，就更倾向把钱放在为下一代筹备资源这方面身上。不过人民根本无法认定到底筹备多少才够，于是这就变成经济的无底洞，只能不断为下一代和自己筹备。这个情况一天没改变的话，老百姓的经济能力都不能释放，” 司令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以“三级六等”的制度划分全国医疗资源，当中最高级别的三级甲等医院（简称“三甲医院”），截至2021年末有1651间，当中北京市、广州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四个大城市已有123间，光是北京市便有三十八间，比其他省份整个一个省的三甲医院数量还多。于是一旦出现近日广泛爆发呼吸道疾病案例需要求诊的情况，便立即导致区内所有医院人满为患，病人就诊须等候多个小时后，却只能与医生会诊数分钟的情况。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于2022年底纵然中国参与基本医保人口高达13.45亿人，占总人数的95.34%，但比起2021年却少了2517万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超群撰文分析指，保费持续上涨和医保受益面窄且不解决大病负担等原因，导致中国很多民众决定退保。 王超群举例说，2003年新农合建立时，个人缴费是每年10元人民币，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却已涨到380元人民币，对于底层民众来说是不少的负担。于是对中国人来说，社会无法保障他们的医疗需要，故此更需要“积谷防饥”。 而且人们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不乐观。中国国家统计局在十月三十一日公布当月的综合采购经理指数（PMI），从九月的52.0跌至50.7，而且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更跌至49.5，是今年第六个月跌破50大关。虽然上月的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50.4，不过普遍分析指仅是受益于“十一黄金周”。由于近期没有出现足以刺激经济上扬的因素，因此预计十一月的采购经理指数进一步下跌的机会很高。果不其然，中国国际统计局11月30日报告说，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11月从10月的49.5下降至49.4，低于市场预期的49.7。 中国非制造业PMI在11月从10月的50.6下降至50.2。 资深独立中国经济分析专家蔡慎坤表示，必须向中国人民发一万亿元人民币消费劵，而且必须要求人民在半年内花掉，才是有效刺激内需的方法。“因为老百姓没钱可花，日常生活开支和房贷压力之下，根本没有闲钱去消费，”他说。 低效巨额投资需立即停止 对于中国政府是否还有足够财政能力派发消费劵，蔡慎坤明言非常有信心。他表示，中国财政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把钱花在完全没有回报的项目上，比如高铁就是个无底洞。 “高铁发展愈大亏损愈大，这些都是令库房透支的起前投资。而且中国人口不断减少，他们不会恒常的大规模流动，东部地区的高铁发展一直是亏本的，中部地区的更是完全赔钱，而且这些项目的造价愈来愈昂贵，这些项目都是完全可以停下来的。” 蔡慎坤告诉美国之音。 今年8月31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铁集团”）发布的今年上半年财务报告显示，自爆发新冠疫情至今，已累计亏损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总负债达6.1万亿元。 除了高铁项目，蔡慎坤指出中国政府还在高速铁路、维稳工程和举办国际性的大型盛会等多方面为自己不断挖洞。 “中国政府的维稳开支甚至已经超过军费开支，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很积极举办国际性的大盛会，比如杭州亚运。这些项目是地方政府根本没能力去办，最终还是由中央财政卖单。他们今天挖一个坑，明天把它埋掉，然后又不断挖坑，这情况是非常严重和普遍的，”他说。 路透社早前引述杭州市政府的消息指，杭州市为了举办赛事，光是2016至2020年已在各项设施上花费约300亿美元，还不包括2020年之后的“基础设施投资”。蔡慎坤不讳言地方政府官员竞相举办这些花钱却没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项目，除了要争取权力，还可以在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的情况下，为自己从中谋求利益。 习近平意图藉到访期货市场稳定军心 除了地方政府，在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手法也带来不少令人质疑的地方。习近平在11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提及本来预计在十二月举行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而这次三中全会预计是议定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方针。这两天习近平前往上海，视察上海期货交易所及当地的科技公司。前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蒋豪认为，习近平此行是希望稳定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他告诉美国之音：“期货在经济上发挥着很重要的标准作用，让各方能有效配置将来的资源，当中发挥很大作用。习近平是希望借此让大家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给予大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不过蒋豪认为无论是内需市场还是期货市场都是自由经济的产物，自由经济是必须建立在公平和法治的基础上的，所以如果中国当局继续以人治代替法治，无法解决投资者动辄被控违规的问题，也很难让外国投资者会重拾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