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今时今日，这句话倒过来讲，可能更有现实意义：“达则独善其身，穷则兼济天下”。 今天，12月3日，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发布通报，全文如下： 2023年7月18日，我局接到杨某某信访举报件，反映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其父因脑出血住院期间通过虚构、串换诊疗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我局高度重视，在做好数据筛查分析基础上，于8月8日与芜湖市医保局组成20余人的省市联合检查组进驻该院，对举报人父亲住院期间医院收费和医保报销情况进行全面核查。通过病历核查、现场询问及数据比对等方式，核查出举报涉及的15个问题中有10个问题基本属实。 经查，该院存在过度诊疗、过度检查、超量开药、重复收费、套用收费、超标准收费等问题，涉及违规医疗总费用21.82万元，其中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8.70万元。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保护患者合法权益，根据该院与芜湖市医保部门签订的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协议，芜湖市医保局先行按协议进行了处理：一是全额追回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并按30%顶格扣罚违约金56074.41元；二是约谈医院有关负责人，责令其立即整改；三是分别移交公安、卫健部门进一步核查处理。目前，以上各项处理措施均已完成。同时，芜湖市医保局已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在对举报问题开展核查的同时，省市联合检查组举一反三，对该院2022年4月1日—2023年5月31日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延伸检查，目前正在进一步核实，后续将按程序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9月25日，芜湖市医保局依据《安徽省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举报线索处理实施细则（试行）》，将核查和处理情况以监管告知书形式书面反馈给举报人。按照《安徽省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举报奖励办法》，给予举报人5364.04元举报奖励。我们欢迎社会各界对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对于查实的问题，我们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安徽省医疗保障局2023年12月2日 事实部分之前已经清楚了：一位脑出血患者在ICU治疗117天，医保结算了75.9万元，患者自费21.9万元，现查明，医院违规（过度诊疗、过度检查、超量开药、重复收费、套用收费、超标准收费）收了21.82万元，其中医保部分18.7万元。这份通报主要谈处理：奖励杨某某5364.04元。 老话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是，如果鱼肉反击，而且成功了呢？ 这是一个经典的、以小敌大的逆袭故事。主人公杨某某是一个普通的患者家属，父亲脑出血进ICU抢救，一家人束手无策。但他又并不普通。他的自述是，“一名科研工作者，法学博士，同时也接受过一点经济学训练”。法学博士+经济学训练+科研工作，一般人达到其中一项，已是难得，但主人公兼得三项。一路走来，故事里的主人公杨某某，经历了三大关，对于普通维权者而言，这三关颇有借鉴意义。 第一关：守住小习惯。 最先发现问题的是主人公的妈妈和姑妈。他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良好的小习惯。每天晚上，主人公的妈妈都要到重症监护室门外等护士来取给丈夫用的干净毛巾，每一次，她都会问一句“我家爱人今天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在做透析？” 主人公的姑妈负责每天往医院账上缴费，每次交完费用，就让ICU的护士打一个单子，看看上面的费用结余。累积了数十张单子之后，作为老会计的姑妈，做了一个Excel表，根据国家医保目录和芜湖市医保支付的有关政策，推算出每天需要自费的大致比例：排除手术，在不需要透析时，每天自费1000元，在需要血液透析/连续性血液净化的情况下，每天需自费2000元。姑妈这个推算的意义在于，当后来医院打电话说钱不够时，就发现了不合理之处。另一边，主人公在7月5日看到有血透收费条目，但妈妈当天询问是否做血透时又得到“没有”的回答，两者一对比，第二个不合理之处暴露。此后是更多的疑点。 第二关：取证与分析。 这是一个特别的关口。7月12日、7月13日，转院当日和次日，主人公到芜湖二院复印并封存了全部病历资料，在与原件核对一致后，由院方加盖公章。 这一操作，基于两点：第一，主人公清楚自己在《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十六条中已经明确的权利，第二，完整主张这一权利，尤其是加盖公章，这样，后面对费用的核查就有了依据。对于有法学背景的人而言，这是基本操作，但对于许多普通人而言，往往会徘徊在“法的门前”，乃至终身不得其门而入。 接下来，是分析。他先将纸质发票、明细单和“住院一日清”上的信息一一录入Excel中，在Excel里，对每项治疗项目按照日期排序，做成了一个面板数据，先试着截取一段时间的治疗项目，利用统计软件来分析每个项目的变化趋势，重点关注上升快、波动大的时段和项目。 通过趋势图，他可以迅速发现波动异常的治疗项目及关联项目，都不用做回归分析。定位到波动异常的治疗项目（血透、抗生素等）后，再仔细对比医嘱、护理记录、费用清单三项资料记载的数量，便发现了其中不合理之处，比如涉嫌虚构血透监测时间、虚构患者接受运动疗法。然后，根据这些病历资料核查单价高、收费大的项目和药品。 主人公注意到，发票记录显示病人共接受1083次肠内营养灌注，平均每天灌注次数达到10.21次，不合理之处在哪呢？根据《肠内营养临床药学共识（第二版）》，肠内营养灌注次数为每日4-6次。按每天最高灌注次数6次算，则芜湖二院该项收费超出23460元。如果按照每天灌注4次算，则芜湖二院该项收费超出31280元。 这是一个关键性突破。此外，还在吃透《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年）》的基础上，发现了清单上“特殊使用级抗生素多黏菌素E甲磺酸钠（1998元/支）”有串换药品的嫌疑。 在这个阶段，主人公比上一代人（姑妈）更进一步的教育优势体现了出来——在Excel的基础上使用了统计软件，同时，还显示了自己对信息解读一般技巧的熟练掌握。 对于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而言，这种核查是困难的。但，如果掌握信息解读的一般技巧，也可以在某些地方（肠内营养灌注次数、抗生素）越过医学专业门槛。 第三关：不放弃。 知识是基础，但很多时候，精神层面的品性决定成败。整个分析工作，主人公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预估医院违规使用医保基金10万元左右。从2022年8月起，他与医院方交涉三次，医院对此表示否认。 2023年7月，他向国家医保局举报，2023年8月10日，安徽省、市两级医保局约见了主人公，基本认可举报内容。 请注意，这里已经跨越了一年时间。2023年9月25日，芜湖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管事务中心送达《芜湖市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线索处理结果告知书》，明确“医保部门追回186914.7元医保基金”，同时要求芜湖二院退还31287.29元患者自付费用。 在行政举报的同时，主人公还在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是，直到进入11月，医院也从未主动联系患者家属表示认错悔过，也没有退回这3万多元自付费用，芜湖市医疗保障局也未进一步跟踪此事。主人公不断督促医疗保障局办理，都没有下文。 于是，11月2日，主人公通过12345写信投诉此事，要求赔礼道歉、严肃处理。接到这个投诉后，芜湖市卫健委介入，在11月3日将违规医保退回，在11月7日将3万余元自付费用退回给主人公。 在最后阶段，主人公的法学功底再次体现了作用。他注意到芜湖市医保局处理是按照《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对医院进行协议处理，但，这个办法是部门规章，而在部门规章之上，还有国家法律，比如《社会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行政法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都规定了应对涉事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违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因此，他提出了主张： 第一，即便不涉及骗保，按照法律、法规高于部门规章、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原则，也要对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第二，协议处理与行政处罚并非“二选一”的关系，在作出协议处理后，再作出行政处罚并不矛盾。 由此，才能对违法违规套取医保基金、侵害老百姓“救命钱”的行为予以真正打击。 走到了这一步，主人公的反击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而是与众人有关。在今天安徽省医疗保障局的通报中，明确有了“启动行政处罚程序”的词语，同时表示，将对事发医院2022年4月1日—2023年5月31日医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延伸检查。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今时今日，这句话倒过来讲可能更有意义：“达则独善其身，穷则兼济天下”。 “达”者，即掌握主要社会资源（权力）的人，比如医院，面对ICU的病人家属，就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此时此刻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法律政策自我约束，约束自己的权力，不去侵犯他人权利，也就是“独善其身”。 而“穷”者，即处于弱势乃至绝境地位的一方，则应特别加强对自身权利的积极维护。请注意，权利具有公共性，一个人努力争取、维护了个人权利，所有人的权利都将因此得到了巩固，都“免费享受”了这一好处，这就是“兼济天下”了。 所以，当我们的主人公在最后写出《我是怎样查出医院多收我爸10万医疗费的》，既是将一个拖延一年多的事件推入公共广场接受众人审视，进而引入舆论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文章里提出协议处理之外应继续进行行政处罚，这种督促，以及技术经验分享，结合在一起，是一次的“穷者兼济天下”的努力，甚至可以说，属于超纲表现。 一年前，主人公的父亲去世，终年54岁，但是，他的亲人们，用多年养成的良好“小习惯”、通过教育和自主学习获得的取证与分析能力、不放弃的精神，在一年后追回被违规收取的费用，同时，震慑了违规群体，给医保体系予以警醒，更在悄然之间增进了大众利益。 这番努力很不容易，尤其，取证、分析、争取、回溯的过程，必然持续咀嚼病人的痛苦和亲人离去的悲伤，并与冷漠与拒绝对抗，但是，当时间来到最后，回首过去，这也成为家人们最好的纪念。谢谢你，陌生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呦呦鹿鸣
在郑州买到烂尾楼的亮亮、丽君夫妇，在接连遭受挫败、宣称要回老家之后，峰回路转，没几天忽然又说要留下来，准备在郑州创业了。 消息一出，公众的反应似乎并不是为他们感到高兴，而是普遍的失望，因为太多人都怀疑，这么戏剧性的转变，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时来运转，甚至都谈不上是自觉自愿，而只不过是被“招安”了。 这很有可能——实际上，我也是这么想的——毕竟，想想看，这对小夫妻三年来的种种经历，早已成了普通年轻打工人在大城市（尤其是郑州）安家梦想破灭的代言人，如果郑州没为此做点什么，那才太奇怪了。 不难想见，让他们表态“留下来创业”，当然是一波“正能量”——这才符合“郑州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郑州更有为”的调性。如果这是年轻人自觉也想要的，那当然不坏，问题只是做得太迟、太少，更未必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 对他们“留下来创业”的选择，有的人认为那也算是这对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为数不多的出路，不然还能怎么办？他们已经失去了工作，据说都没有公司敢要他们，回河南灵宝老家难道就能更好？ 当然，这一表态肯定是对他们原先形象和人品的祛魅，难免丧失一些支持者，但他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没错，那或许是招安，但如果你不接受，那回老家难说还有麻烦等着你。 话是这么说，即便意识到这些，很多人仍然感到失望。那种失望是基于难以言明的期望落空：本来你同情的基础，是因为代入他们的处境，以为他们是自己一样为生活挣扎的普通人，到头来却发现他们成了合作者。 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他们选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现在给人的观感如此，这无疑是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消耗——尽管你也可以说，本来这形象放着也难以变现，留在郑州创业，总好过回乡去带货卖农产品。然而，不论如何理解他们的处境，你是无法像以前那样共情他们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的转变，看起来与其说像是他们新生活的起点，倒不如说更像是他们网上形象的终结——这种终结伴随着相应舆论话题的退潮，倒像是一次自我形象上的自杀，而这，恐怕正是郑州官方想要看到的：他们已经被“无害化处理”了。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之所以接受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他们别无选择，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如此：很多人挖出他们之前的一些言论，判定他们原本就是粉红，认为他们迄今为止的遭遇，每一步都不是偶然的，是自身认知的必然后果，甚至他们买到烂尾楼也是活该。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之所以不值得同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动机可疑，“即便他们要钱的理由合理合法，但方式方法的确很不妥”，有的人进而怀疑他们只不过是在利用他人的同情心，博流量赚眼球，别有用心。当然，还有人觉得他们既然那么惨，为什么还能用那么好的手机。 这是在国内的舆论场上不时可以看到的一幕：一方面，公众同情在这类事件中特别重要，往往充当着引爆剂的作用；但另一面，这种同情却又是极为脆弱的，人们对同情设定了苛刻的条件，有时左中右不同立场的人竟然不约而同地都拒绝给予当事人同情。 这就是“完美受害人”的悖论：要让人能代入他们的处境，即便不必然是在道德上无可挑剔，至少也要符合旁观者的道德立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起人们的同情心。 然而，到了社会价值立场逐渐多元化的时代，要得到不同人在这一意义上的同情，事实上是越来越难了。其结果，人们往往只能同情那些和自己价值基底一致的人，而倾向于心安理得地认为那些异己者的遭遇都是活该——毕竟这既不用调整自我，还能让自己感觉好多了。 虽然此前亮亮、丽君这对小夫妻确实得到了大量公众同情，但这一事件的重点却不在此。我的意思是，关键并不是因为他们从“眼里有光”到“眼中有泪”才获得被同情的资格，而是他们作为遵守购房契约的普通人，就理应能得到那些基本权利——例如，在要回自己应得的2万元时不至于挨打。 更进一步说，一个人是否得到帮助，也不应该与其身份、道德、政治立场等“资格”挂钩。虽然我也知道这在情感上可能很难做到，有时甚至容易产生一种受背叛的感觉，但援助者最好想清楚这一点。 我刚进大学不久，曾和一位同学谈起过这个问题。那时我原本以为自己出身乡下，对生活的艰辛已经算得有所体会，但和他谈过后才知道，他老家乡下的贫困生活，是我难以想象的。 有一次我们坐在海边，他感叹说：“有时候，真的是人穷志短。”我有几分吃惊，因为在我印象中，他从未被生活所压垮，便说：“‘人穷气短’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说‘志短’呢？”他说：“不，就是‘志短’。你还不知道真正的贫穷意味着什么。” 他望着大海，对我说：“贫穷是腐蚀性的。我从小在乡下看到了太多黑暗的事，你会发现，一个人在穷困之际会不顾道德，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事，甚至道德对他们都是奢侈。穷人未必就是好人。但如果哪天我有余力，我还是想去帮助那些穷人，没有人天生就活该过那样的生活。”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番话。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两年多前周庭出狱的日子恰好是香港“反送中”两周年。这位有“民主女神”之誉的年轻女子，从那时起一直沉默，惦念她的人们星期天从社交媒体Instagram看到她公布的一封信：“写于26岁的最后”。而这个星期天，是她27周岁的生日，原来她现在在加拿大。 一如她的为人，信写的平易、清醒、坚定。一如她的明丽的目光，清澈，透明，看清了事物的本质。信中那句话：“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说得很委婉，几个字却令人心惊，她可能一辈子不回去了，不会回到她生长的地方，她少女时代就开始抗争的香港了。 周庭是香港几次大抗争涌现的知名度很高的几位年轻人之一，2012年便投入社会运动，2014年参加要求普选的“雨伞运动”，担任“学民思潮”发言人。2016年成为民主政治组织“香港众志”的创始成员之一。2018年，放弃英国公民身份参选立法委员补选，后被当局剥夺参选资格。2019年，成为香港爆发的大规模“反送中”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人物之一。 2019年6月21日，前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因与前香港众志主席林郎彦、前秘书长黄之锋在包围警察总部一案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黄之锋被判入狱13个半月，林郎彦被判7个月，周庭被判10个月。2021年6月12日，是她出狱的日子。 那年她24岁，出狱那天香港下着雨，许多香港市民在大榄惩教所外期待见她一面，扎着马尾、戴着眼镜的她离开时，没有说什么，坐上私家车离开，明丽的双眼注视前方，随后发出一则短信： “痛苦的半年零二十天，终于完结了。辛苦所有冒雨前来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要好好休息，养好身体，因为身体在这段时间变得太瘦弱了(苦笑)”。 国安们没有忘记她。她在信中讲述了自己被迫去中国大陆以换取出境读书的机会的经过：今年7月初，国安告她，如果她想到加拿大升学，还有一个条件，要她跟着国安们去一趟中国大陆。“国安会安排和我一起申请回乡证，然后一同到深圳一日，完成行程后他们便会把护照交还给我，我只需在大学假期时回港报到就可以。” 原来她出狱后，需要定期向国安报到，护照也被没收。“每次报到，我也担心会随时再被逮捕……再次用某个罪名把我带走。”对于国安要求她去大陆，她说：“我知道，在国安面前，其实我没有拒绝的权利；同时，万一有什么事情，我就是‘主动送中’了，那段时期，心中一直非常恐惧，生怕所有事情都会是自己的‘最后’。” 就这样，八月份，周庭在五名香港国安的“陪同”下，到中国大陆“接受再教育”。周庭说，“没想到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出境竟然是到中国大陆”，她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了解中共党史，以及历代领导人的“辉煌成就”，之后被安排去腾讯总部，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 周庭的恐惧渐渐转化成很有节制的怒问：“坦白说，我从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一个如此强大的国家，要将争取民主的人送入监牢、限制出入境自由，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参观爱国展览作为取回护照的交换条件，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 她被国安陪同了一路，在“重点行程”要求“打卡合照”，随行的人员随时拍照，周庭想：“若我一直保持沉默，那些照片或许有天成为我‘爱国’的证据”。回港后，周庭还被国安要求写下“感谢警方安排，使我能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亲笔信件…… 周庭终于去加拿大读书了。但是，按照国安法规定，她必须要于12月底回到香港向警方报到。周庭写这封信想告诉大家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包括考虑到香港的形势、自身安全、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我决定，不回去报到了，也大概一辈子不会回去了。” 她不想继续遭受屈辱，让国安一次次的问话、盘查，他们认为她满足了他们的条件后才能重回加拿大：“即使十二月底他们不这样做，下年我再回香港时，随着香港形势变得更严峻，他们也随时可以再以调查为由禁止我出境。我不想再被迫做不想做的事情，也不想再被迫到中国大陆了。这样下去，即使我人安全，身体和心灵也会崩溃。” 弃保不会港报到! 周庭说，“这数年切身感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是多么可贵的东西。将来还有很多未知，但可以知道的是，我终于不用再为会否被捕而担忧，也可以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了。” 周庭15岁就在香港投入社会运动，因为那时候的香港至少是一个中国唯一一块有相对自由，司法独立的地区。她和她的同仁们抗争的理由，就是北京当局不断地蚕食他们曾经对港人的承诺，并立法保证的“一国两制”。她和同伴们希望当局遵守承诺，给港人以普选的权利。2020年，他们的希望破灭了，所有在那场运动中站在前列的，不是逃亡，就是入狱，“东方明珠”、繁华而有相当自由的香港就在北京强加的国安法下毁掉了。 周庭出来了，真好。网络上她的许许多多的支持者为她加油。她在信的最后写道：“自由来得不易，在担惊受怕的日常中，更加珍惜所有没有遗忘自己，关心自己、爱自己的人。愿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重聚，好好拥抱彼此。”
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任局长们，有如周小川、易纲、潘功胜这样荣升央行一把手甚至官拜副国级者，但也有如朱小华那样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以及李福祥那样精神崩溃，跳楼自杀者。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曾经被盛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朱鹤新为何只接掌了外管局？》，介绍了因为在整个央行系统除他以外居然再无一人进入二十届中委或者候补中委序列，所以朱鹤新央行和外管局系统的行政职务一经正式由人大常委会对外宣布，他朱鹤新在央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一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别看他朱鹤新的貌相比潘功胜老上许多，但事实上他朱鹤新的年龄比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年轻了正好五岁。这里之所以用“正好“形容，是因为中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和国务院任期都是五年一届。而在去年二十大上已经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朱鹤新到2027年召开中共二十一大时也才59岁，与届时已经年满64岁，所以应该没有可能入选新一届中委的潘功胜之间是一种“接班梯队“的安排显而易见，就如同2017年召开中共十九大之前对易刚和潘功胜之间的接班梯队安排是一样的考量。 如果未来朱鹤新能够如愿从潘功胜手中接手央行行长，那么央行从周小川开始，到易纲，到潘功胜，再到朱鹤新，另外还有担任过五年央行党委书记职务的郭树清，全部都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出身，足见这个外管局在中共整个金融系统中的地位之重。 不过，中共外管局成立之后的几十年历史上，其历任局长中有如周小川等数名晋升副国和正部的政坛辉煌者，也有本人入狱的同时家破人亡，甚至本人直接跳楼自杀者。 曾经在央行行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央行行长职务上总共延续了长达15年半时间的周小川，期间历任了朱镕基、温家宝和李克强三任国务院总理，是中共执政史上任期最长的行长。 自中共央行行长不再由国务院国务委员或者副总理兼任至今，后几任央行行长之中唯有周小川被安排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官至副国级。他最早是在2002年12月，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的正部级身份被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名接任央行行长的。此前他以央行副行长职务兼任外管局局长的上任时间是1995年9月，卸任时间是至1998年4月。 当时，在周小川之前的那一任外管局局长朱小华更是所谓“朱镕基爱将”，他当时离开外管局的去处是光大集团。一手掌握光大集团期间，朱小华在朱镕基的支持下大力改革光大，集团麾下股票大为升值，集团市值亦翻数倍，被当时的香港金融界誉为“Golden Finger”（“金手指”）。 出生于1949年，比周小川还年轻一岁的朱小华当时因为在主持光大集团的亮眼政绩而一度成为比周小川更有晋升前景的中国金融的“未来掌门人” 。可惜的是，正在风头最劲的时刻，他于1999年7月开始被“双规”后失去自由，其妻自杀，其女成疯。 2002年8月20日开始对朱小华案庭审前，中纪委已经宣布对他开除党籍和公职。据报道，当时的朱小华被控收受一家上市公司36万股的股票，随后由其妻卖掉套现108万港元(约值13万9千美元)。他同时被控透过妻子收受一名商人300万港元贿赂(当时约值38万8千美元)。朱小华在法庭上表示，2001年时办案人员欺骗他说抓了他的妻子，威胁他认罪，但事实上他的妻子早在2000年底已经于美国芝加哥自杀身亡。 朱小华的强烈抗辩招致了15年有期徒刑的重判。有对此内幕感兴趣的读者听众，网上仍可查阅到刘晓波生前的文章《朱熔基的金融班底为什么相继中箭落马？》。也请参阅我们自由亚洲2002年8月22刊登的《中共权力斗争的一个窗口：朱小华案件开庭》一文。 其实，在中共政权的历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里，朱小华家破人亡的下场还不是最悲催的，更悲催的是李福祥的自杀身亡。 前面说了朱小华的外管局局长接班人是周小川，而周小川的接棒人是中共政坛上为数不多的知名女性银行家之一，曾于2004年和2005年被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为“年度全球最受关注的50位商界女性”，也曾在在2006年和2007年两度入选美国《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的吴晓灵。这是她首次担任这一职务，而且只担任了半年时间，一个叫李福祥的外管局时任副局长于1998年10月被扶正，接替了被宣布转任上海分行行长的吴晓灵。 出生于1952年的李福祥此前先后曾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负责人、中国银行总行资金部总经理等金融要职，1995年升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1998年升任正局长，官至副省部，时年仅46岁，比当时也还是副部级的周小川年轻4岁的他，被称为当时的中国大陆金融系统中最年轻的副部级官员，大有晋升空间。 追踪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历史，它在1979年成立时和中国银行“合署办公“，当时中国银行同时承担着外汇管理和经营职能，与外汇局属于”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82年机构改革后，中国银行开始专司外汇经营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从中国银行独立后划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单独履行国家的外汇管理职能”……。所以出身中国银行，而且曾经有过金融驻外资历的李福祥自然被视为外管局掌门人的最佳人选。谁成想他接受这一职务不到两年时间，却突然用跳楼自杀的方式了结了自己，殁年48岁。 2000年5月11日，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刊登消息《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说是受到朱镕基赏识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去世﹐死因未明﹐北京官方也还没有证实他的死讯。但是﹐外汇管理局一名姓邓的官员证实李福祥已经死亡﹐他不肯进一步透露详情﹐表示要等候上级指示如何公布李福祥的死讯。 暂时还不能肯定李福祥真正的死因。官方资料显示﹐李福祥本星期一在北京304医院登记入院﹐治疗糖尿病。 而香港《明报》的消息指李福祥星期三晚在医院跳楼身亡﹐医院停尸房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职员向路透社表示﹐他在星期三曾经处理过一名跳楼死亡的外汇管理局官员的尸体。 香港媒体说﹐李福祥可能由于工作压力太大﹐心脏出现问题﹐以及可能牵涉在贪污丑闻之内而自杀。 还有消息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不久前曾经就前外汇管理局局长､光大集团朱小华贪污案要求曾经是副局长的李福祥协助调查。 外汇管理局同国务院有关单位都拒绝对事件发表意见。 5天后，中国内地的财经时报刊登《详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坠楼身亡》，说今天来自官方的消息证实，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在北京住院治病期间，于5月10日坠楼身亡。 消息说：1952年出生的李福祥尚不满48周岁，是目前国内主持全域工作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之一……。据悉他的坠楼地点在解放军304医院，该院是全军的三级甲等医院，以治疗创伤、烧伤而著名。 同日，中新社也刊登了内容为“记者今天从官方得到证实，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日前在北京一医院坠楼身亡”的消息。 时间又过了10天，中共大外宣凤凰卫视和内地的中关村在线等同时刊登了《国家外管局长自杀原因真相大白》的报道，说是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在本月上旬跳楼自杀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消息称，李福祥在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职务之前，在原部门任职的一名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前下属，因涉及一宗近两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去向不明案，结果被中纪委“双规”调查（近期案件稍后移交检察院）。专案组相信李福祥知道内情，却未有向组织交代，有包庇他人之嫌。李福祥则认为自己对整件事情毫不知情，有被“冤枉”的感觉，造成巨大精神压力。 据悉，专案组曾多次找李福祥谈话，希望李福祥能提供其涉案密友的情况，以及当时为什么对这笔逾亿元巨款的去处毫不知情。李福祥因此精神不振，在巨大精神压力下，患上精神忧郁症，终日精神恍惚不定……。据了解，李福祥于北京三○四医院跳楼自杀前几天，曾一度割手腕自杀，所幸被及时发现，经抢救脱险。为防止李福祥再度自杀，有关部门本月初派出专人保护李福祥，防止他因情绪失控再度自杀。九日，李福祥最终还是乘人不备而跳楼结束生命。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完成对李福祥的死因报告，并上报国务院有关领导。据悉，央行有关报告对李福祥生前任职外管局长的工作表现给予肯定……。 说起来，李福祥担任副局长时的顶头上司朱小华虽然一度身陷牢狱，家破人亡，但出狱后因为不再效命中共反而能够活出人生的第二次辉煌。所以说李福祥的下场才更是令人唏嘘。 李福祥自杀后，从上海分行调回总行出任副行长才几个月时间的吴晓灵重新兼任了外管局局长。 这个吴晓灵比李福祥年长7岁，当时已经不很年轻。再加上“玻璃天花板”的性别因素，所以并未能在一线岗位上升至正部级。但是，她却是在副部级岗位上因到龄而退居二线的中共官员中极少有的退居二线的同时还能官至正部级者。 2008年1月，61岁的吴晓灵卸任央行副行长职务；当年3月即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并且出任了当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五年后，又连任了这个职务。直到71岁才退休。 在中共政坛，一般都是省委书记、国务院部长才有资格在到龄退居二线时被安排成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军队的退役上将也同样可能有此资格，事实上有些省委书记和国务院部长退居二线时，也只是被安排为低半格的全国政协的专门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而从央行副行长位置上退居二线的吴晓灵，不但和退位省委书记们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平起平坐，而且还在这个二线正部级岗位上一坐就是十年。可谓十分特殊。 当年吴晓灵的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接班人是比她年轻8岁的郭树清，日后离开外管局后担任过中央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的多个正省部级职务，而且是17届中央候补委员，18和19届中央委员。 郭树清的外管局局长任职时间是2001年4月至2003年3月，继任者是比他年轻3岁，此前已经是央行行长助理兼外管局副局长的胡晓炼，也是外管局历史上的第二名女局长。当时中共官媒曾为此发表《走近女外汇局长胡晓炼》一文，说是胡晓炼的登场“折射女性从政新态势”。日后更有官媒文章推崇她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推手”。在2008年由《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全球50位女强人”中，胡晓炼以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女性局长身份排第四位。 这位胡晓炼以央行副行长身份兼任外管局局长职务的时间总共4年4个月，将外管局局长职务交给与自己同龄的易纲后，胡晓炼继续专任央行副行长一段时间即转任中国进出口银行党政一把手。 在担任央行副行长兼外管局局长和专门任副行长的那段时间里，胡晓炼的政治待遇也十分看好，连续被安排为十七和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离开央行之前在副行长中的排名也一直在易纲之前。 但是，性别应该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当时的易纲的“国际化背景”决定了胡晓炼在周小川行长接班人竞争中败北。中共十九大上时年59岁的胡晓炼未能进入中委和中央候补委员序列，只在次年3月被安排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此后，她继续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一把手的位置上坐到年近64岁时才被中组部要求到点下车。 按照中共相关组织规定，相比于在地方省级副职和中央部委副职岗位上的干部年龄是60岁封顶，众多副部级的中央金融机构和副部级央企的一把手，正常情况下的任职年龄都可以延长到63岁。 至于当时打败了胡晓炼，被以央行行长备胎身份安排进入十九届中委候选人名单中的易纲为什么最终被委屈成候补中央委员，留待下篇文章与潘功胜为何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央委员等内容一并介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到北京采访后失联的香港南华早报资深记者陈敏莉，至今情况未明。家属声称，陈敏莉在北京办私事，外界却担心她正遭当局调查。有新闻从业员认为，现今中国任何领域都可能涉及所谓国家安全和敏感资讯范畴，记者在当地进行独立采访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南华早报资深记者陈敏莉失联的消息曝光已超过48小时，但除了家属单方面澄清之外，一直音讯全无。 专责报道军事外交新闻 1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面对记者提问时表示，他个人不了解有关情况。 曾任职《苹果日报》及《凤凰卫视》的陈敏莉已在《南华早报》任职18年，曾多次发表与中国军事发展有关的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陈敏莉是香港少有的专责跑中国军事及外交新闻的记者。 陈朗升说：“我很惊讶，原来香港有这么本事的记者，专门报道中国军事、外交层面的新闻。《南华早报》谈不上是对港府或北京持批判态度的报纸，早年转手后亲建制的声音有所增加，但仍然不失为一份专业的报纸。以南华早报的背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记者身上是否不寻常呢？这个很难这样去理解。正如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主播和记者成蕾照样被中国当局拘留。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很难有一副完整的图画。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采访北京香山论坛后失联 陈敏莉出事的消息由日本共同社在11月29日首先披露。据了解，她是在10月底到北京采访香山论坛后失联。 公开资料显示，每两年一度的香山论坛由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旗下的“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举办。陈敏莉最后一次跟人联络是在11月1日，之后再无音讯。 按照《南华早报》的说法，陈敏莉正在休假，家人向公司表示她身在北京，需要时间处理私人事务，目前安全，但要求尊重其隐私。 《南华早报》表示，正与陈敏莉家属联络，强调记者在专业工作过程中的安全至关重要，一直是公司的原则，报社运作和新闻报道不受影响。外界却担心，陈敏莉正遭到当局调查。 香港记协主席陈朗升表示，陈敏莉的亲友并未响应呼吁与记协联系。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陈敏莉已被当局羁押，但并不表示，外界可以掉以轻心。 陈朗升说：“当然，现在没有证据显示陈敏莉是属于这种情况，只是她身边一些朋友说找不到她。大家都清楚，在中国大陆‘找不到人’可以有很多原因：监禁、拘留或其他原因。这些我们不去揣测了。其实在中国大陆采访新闻必然会有一定危险性。除非你永远只报道官媒提供的材料，否则自己进行独立采访始终会有危险。” 程翔：在中国任何领域都会触及国家安全 身在美国的香港时评人程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陈敏莉的处境目前难以揣测。在这位资深新闻工作者看来，近年中国不断扩大国家安全的范畴，处处都是红线。在中国跑新闻难度和风险与日俱增。 程翔说：“从我从事新闻工作一辈子的经验看来，跑中国大陆新闻是高危险的工作，进入中国大陆采访也是高危险的。第一，在中国大陆遍地都是‘机密’，第二，现在当局把国家安全的概念覆盖到全社会、全方位。这样每一方面（领域）都有可能触及到所谓的国家安全，第三，习近平最近强调，要通过反间谍工作来加强中国的国家安全。这将造成‘全民抓间谍’的风气。” 2006年，当时是新加坡《海峡时报》首席特派员的程翔，被指控为台湾从事间谍活动，被北京法院判监五年。 程翔回忆说，当年他的处境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港府也伸出援手，积极调停，但香港情况已今非昔比，记者一旦在中国大陆出事，未必能获得类似支援。 程翔说：“《国安法》（实施）之前，香港政府还算是比较正常的政府，会担负起对特区人民的安全，会跟北京联络，要尽量搞清楚问题而且会保（护）当事人。(前香港特首)曾荫权时代的政府比较有香港意识，但现在的政府却唯唯诺诺，完全按照北京的意图来办事。过去香港有相当活跃的公民社会，有很多公民团体。在今天的香港，这些公民社会都被国安法给打垮了。” 程翔说，陈敏莉事件要获得妥善解决，除了国际媒体组织大力声援，事件增加曝光，客观上会对她起到保护作用。
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在长期的官方资料中，一直被神化，特别是其主动请缨上战场。随著网路的发达，毛岸英逐渐也被走下神坛，恢复人的面目。 据网路资料介绍，毛泽东长子毛岸英1946年初回国，到1950年10月赴朝，近五年多时间里，似乎没有比较稳定地从事过什么工作，正式披露的工作经历，都是短短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天。并且行动自由，没有什么“单位”的约束。进北京后他的工作岗位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他似乎也很散漫。按说秘书工作是非常忙碌的，通常没有自己的时间。但毛岸英在1950年5月初有一次悠闲的长沙探亲。“这次南下是公私兼顾，他随苏联代表团来到武汉，给李克农当了几天翻译后便匆匆赶往长沙探亲”。 在韶山，乡亲毛贻泉找他要帐，说是30年前毛泽东欠下100大洋至今未还。毛岸英没钱，找省委书记王首道“借钱”还上了。一次探亲扫墓，他竟然盘桓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李克农要秘密访苏，发电报来催，他才回京。回京的时候，这个28岁的青年干部乘坐软卧列车，“毛岸英品尝一口杯用长沙水泡出的君山毛尖茶，然后仰坐于沙发上，开始翻阅当天的报纸”，这估计是湖南省委提供的特殊交通安排。从向省委书记借钱、住省委招待所、坐软卧这些情节，可以看出毛岸英此行公开打了“父皇”旗号，而党政大员也丝毫不敢怠慢这位第一公子。 赴朝之前，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做党总支副书记，这是毛岸英比较正式的一个工作履历，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按说此时韩战已经爆发，社会部无论是情报工作还是对苏联络都非常繁重，他为什么要离开部长秘书的岗位，去一个完全不能发挥自己俄文优势的北京机器总厂呢？没有人揭开这个迷团。从1950年8月中旬到10月8日，他在北京机器总厂只干了不到两个月。10月8日他跟彭德怀去东北，没有向厂里作任何交待；10月14日随彭回京，次日即将再赴东北、朝鲜，他才匆匆到工厂交待说社会部有任务，他要去工作一段时间。 将近五年时间，人们看到毛岸英的工作岗位飘忽不定，没有看到他在哪方面做出扎实的业绩来。毛岸英赴朝是自己提出的，还是毛泽东的旨意？据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回忆，并不是毛泽东的主动，而是奉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指示，毛岸英服从组织安排。但也有资料说，当时聂荣臻打电话给毛泽东报告说：“彭老总明天就要带他的一班人马去沈阳开展工作了，可是他的俄文翻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毛说“那就不用找了，让岸英去吧，我通知他。”由此可见，毛泽东也并不想让岸英上前线，而是细心地替他考虑了既安全、又能掌握核心情况的岗位。更不是毛岸英主动请缨。 毛岸英当时也没有做在朝鲜较长时间的打算。据他在向岳母张文秋告别时说过“多则半年，少则三月”；他的衣服、被褥、书籍还在北京机器总厂没有收拾，他说，“先放在这儿吧，我还要回来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情节是，1951年1月2日，此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岸英牺牲，“正在看文件的毛泽东听说叶子龙来了，头不抬眼不动地说：‘子龙，我正要找你呢！把岸英调回来吧，你看他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此时距毛岸英“报名参军”不到三个月，距赴朝才两个月零十天。如果他没有牺牲，凯旋回京，正好应了他对岳母说的“短则三月”。 毛岸英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总共待了34天，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本来他的身份是保密的，但他自己基本上逢人就说“不错，我的父亲是毛主席”，毫不忌讳。他平时腰里挂著一支小手枪，遇到人问时，就拔出来说“这支手枪有点来头，是斯大林赠送的呢”。大家惊羡道“你去过苏联？见过斯大林？”他就开始介绍在苏联待了十年，参加苏联红军打到柏林，受到斯大林的专门接见，斯大林送他手枪并问他为什么不找个苏联姑娘做妻子等等。试想，这一番经历，别说一般干部战士，就是彭老总也望尘莫及。给工农出身的战友们讲这些，是其炫耀性格的典型表现。 其实，他所谓的苏联红军生涯，如同他的农民大学、工厂书记一样，也是浅尝辄止的经历：“1943年，毛岸英被保送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学习，考虑到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苏军破例授予他中尉军衔。一年后，他又进入苏军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最高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指导员，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屈指算来，这时已经是1944年底或者是1945年初了，而攻克柏林是1945年4月30日，所以说毛岸英这一段战争生涯最多也只有半年天气。而且由于“中苏两党有一个协议，不让中共领袖的孩子参战”，故“坦克连指导员”的安全是有保证的。 据网路资料，志愿军入朝鲜第一次战役之后，毛岸英与38军军长梁兴初有一次对话： “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你想干什么？把你安排到作战科行不行？” “要是还在机关工作我还到你那儿干什么？在志司作战室不是一样嘛！”毛岸英不以为然地说。 “那你想……”梁兴初不解地问。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好家伙！梁兴初为之一惊，他被毛岸英这股子气势给镇住了。……谁知彭老总是怎么打算的？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那好，那好……” “你答应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什么时候去报到！”毛岸英认真了起来。 “我是求之不得，只怕彭总不放你走，下面危险大哟！”梁说。 “你去和彭总讲一讲嘛！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和彭总讲，那我可不敢……说梁兴初你怎么挖我的墙角？那我可吃罪不起。” “嗨，你们怎么都怕彭老头？”毛岸英一捋袖子，“好吧，我去找他谈”。 这哪里是司令部的一个小秘书与主力军军长的对话？“不以为然地说”、“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一捋袖子”，这几个动作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毛岸英的心理状态。而面对一位高级将领，称全军统帅为“彭老头”，并非无知，而是无畏——“只缘身在最高层”。 另一件事，“毛岸英和彭德怀下棋，经常为悔一步棋而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事后其他首长委婉地劝说他不要这么认真，要让彭总下棋后心情放松才能更好地指挥作战。过去看过一个回忆录的描述是，毛岸英当场说“他M的彭老总你又悔棋啦”，彭则笑呵呵地赖帐，洪学智则在身后用腿碰毛岸英，示意他尊重彭总。两相印证，毛岸英在彭的面前，基本上是“童言无忌”，并不把彭当首长对待。最典型的事件是，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主持第一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实为最高作战会议。会上彭发火痛骂了38军军长梁兴初，说出“违反军令，按律当斩”的狠话来，全军高级将领俱噤若寒蝉之际，彭德怀开始布署第二战役的打法：“我的意见是先退，人们的主力从现阵地后撤30至50公里，让麦克阿瑟以为我们怕他。这样，他就会更猖狂，造成前军突出，我们就可以寻隙穿插，分割包围……”这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毛岸英“离开会议桌直走到彭德怀对面，指著作战地图慷慨陈词：‘我看应该向南进攻！兵书上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敌人不是跑了吗？不是败了吗？人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而要后退呢？’”所有的与会者都大为诧异，私下议论说“那个小翻译胆子不小，竟敢在彭总发火的时候说三道四，这样重要的会议，哪有他讲话的资格？”此时的毛岸英，显然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秘书兼翻译，而把自己当成了监国的太子或者是钦差大臣。 毛岸英好睡懒觉，当事人的历史回忆，就有多处反映。“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毛岸英不禁心中自责‘日上三竿我独眠，太不应该了。’”作战室主任张养吾回国前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在支部会上，作战处副处长成普提意见说“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人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人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 毛岸英牺牲是在11月25日。此前志司为防空袭，“作出了三条规定：一是天亮前一定要吃完饭，二是天亮后不准冒烟，三是都要疏散防空。”彭德怀也强调“你们这些年轻人要注意防空，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该进洞而不进洞的是纪律问题”。当天早上毛岸英由于晚起床，又没有吃上早饭。“躲在防空洞里的毛岸英伸头看了一下天空，还不见飞机的影子……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了”。十点过后，毛岸英对高瑞欣说要回作战室，高说“等一等吧，警报还没解除呢”，毛岸英说“不用怕！我看飞机一时来不了，就是来了，哪会偏偏炸中这个地方。当年国民党的飞机经常轰炸延安，可爸爸忙于工作，就是不进防空洞……不也没事嘛！爸爸的榜样，儿子不学谁还去学。”（公然违纪，都要打“爸爸”的旗号，这样的公子哥真够彭德怀头痛的）；说著毛岸英已经冲出了防空洞，高瑞欣等只好跟著他到作战室热饭。 可惜毛公子没有“爸爸”那么好的运气，11点多，美军四架B-26轰炸机掠过大榆洞上空，马上又返回，是否因为看到了毛岸英热饭的饮烟，不得而知，但这一次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准确地命中了作战室。幸存者成普事后说，“当时毛岸英正在炉子旁吃东西，我在门外看到飞机正在扔炸弹，就喊快跑，可是毛岸英和高瑞欣都钻在桌子底下躲炸弹……要是早跑出来也许就没事了。” 可见，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由于毛岸英违反防空纪律，不但导致志司作战室被轰炸，自己身亡，而且连累优秀的机要参谋（周恩来语）高瑞欣牺牲。 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出生，5岁离父，8岁失母，在学习知识和形成世界观的最重要阶段，基本上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其中至少有五年是在上海流浪，直到十四五岁时被送去苏联。后天的不足使他在知识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但官方的宣传在神化毛泽东的同时，对毛岸英也进行了神化，误导中国民众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毛岸英是个完美的革命青年，甚至认为如果他不牺牲，将可以成为制衡江青的因素，不致于让文革发展到那样的程度。如果毛岸英在朝鲜不出意外，对他在后来中国社会的作用，是祸是福，从他的经历和性格来看，真不好说。 毛岸英从苏联初回中国时，毛泽东还没有建政，还躲在延安。在那种环境下，狂傲的毛岸英穿著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摆出太子架子，狂跳交谊舞，和未成年女子谈情说爱，为人处事不拘小节，在延安名气不小。很年轻时，毛岸英就深知父亲要培养他当未来的领导人，在延安时，毛岸英就参与政治，在毛泽东面前谈论对高层领导人的看法，毛泽东很倾听他的意见，他说谁不好，毛泽东就疏远谁。 因此，当时很多人都为免遭难，不是躲著他就是哄著他。 1949年10月，毛泽东建政以后，对于提拔儿子更加著急的毛主席在1951年3月，与周世钊的谈话中透露说：“我是极主张派兵出国的”，“岸英是个年轻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农村劳动锻练过，这是很不够的”，“在战斗中‘成长’要比任何其它环境来得更严更快。”也许就是出于这种原因，无论被动还是主动，在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同意儿子进入设在朝鲜的志愿军司令部里，工作在彭德怀身边。11月25日，毛岸英入朝后仅仅34天，就在刚过完28岁生日的一个月后，被美国侦察机炸死了。 有目击者回忆毛岸英之死的原因，说，“抗美援朝”期间，生活艰苦。金日成派人给总司令彭德怀送了一小筐鸡蛋，这在当时的朝鲜极难得极难得的。除了给总司令吃以外，没有任何人敢打这些鸡蛋的算盘。11月25日上午，彭已吃过饭，在外边下棋。毛太子睡足了觉，才来上班，并擅自拿鸡蛋做蛋炒饭。拿鸡蛋吃已经超狂妄了，而且在不应该做饭的时候让美国的侦察机发现了目标，毛岸英不但差点害死彭老总，而且自己被美国战机的凝固汽油弹击中，临死没有吃上一口蛋炒饭。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