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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闻评论：河南人应该接受杨丞琳的道歉

在台湾综艺节目中谈笑风生的杨丞琳，在郑州演唱会上讲了句玩笑话“河南人爱骗人”，已经引起了河南人的内讧。一部分河南人觉得无所谓，他们自认为属于河南人这个群体，但不觉得必须领受针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可惜，这种豁达未能感染其他河南人。‍‍‍‍‍‍‍‍‍‍‍‍‍ 有关杨氏新闻下方的评论区，已经被愤怒的河南IP淹没，声讨之势炽烈不下。河南人开始了维护省誉的行动，他们举报给12345，要求有关部门严惩杨丞琳；河南官媒连发评论，正告杨丞琳谨守“戏子”本分，不要在地域黑的道路上走到底。‍‍‍‍‍‍‍‍‍ 河南人对杨丞琳的围剿，客观上起到了反作用。就在他们严厉斥责杨丞琳不知好歹时，围观的外省人不厚道地笑了。这个事，河南人痛心疾首，可外省人在看笑话，双重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忠于省籍所激发的攻击力，并没能给河南人赢得同情之理解。‍‍‍‍‍‍‍‍‍‍‍‍‍‍‍‍‍‍‍ 考虑到河南人在此事中的好斗及其低下效果，建议河南人接受杨丞琳的道歉。一是可以真正地展示河南的中原文明，显示大度的一面；二是优化面对河南地域黑的反应模式，正面反击往往会壮大河南地域黑的声势，而不是相反，可谓得不偿失。‍‍‍‍‍‍‍‍‍‍‍‍‍‍‍‍‍‍‍‍‍‍‍‍‍‍‍‍‍‍‍‍‍‍‍‍‍‍‍‍‍‍‍‍‍‍‍‍‍‍‍‍‍‍‍‍‍‍‍‍‍‍‍‍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河南人越是紧盯杨丞琳不放，要她付出代价，河南人在名誉流失的程度上越是出血厉害。尤其是，用“这是个坏女人、无良歌手”的反击方式，拉杨丞琳的清单，将河南的地域黑转嫁给一名台湾人，只能陷入地域黑的魔咒。像河南共青团官微的那种狂怒，“老子一井盖夯死你妈”，则完全起不到丁点反击效果，就好像先把自个戳个三刀六洞，除了自证地域黑，根本不能阻吓对着河南人形象吹口哨的人。接受杨丞琳的道歉，是走出反击地域黑无效路径的第一步。 “河南人爱骗人”当然是流行了几十年的刻板偏见，但必须承认，面对“河南人爱骗人”这一刻板印象所宣泄出来的愤怒，反映了集体无意识的某种原型心态。因为关于河南的地域黑，在逻辑上涉入了坚硬的省情现实，而护豫宝在此徒劳地列阵对垒假想敌。‍‍‍‍‍‍‍‍‍‍‍‍‍‍‍‍‍‍‍‍‍ 有必要为杨丞琳所谓辱豫风波提供的背景是，至少今年以来，河南的负面新闻接连不断，不胜枚举，被嘲笑为“河南热搜包年”计划。若再往前溯及郑州水灾时种种，更可见舆论场中对河南（人）形象的反面叙事，哪怕高耀洁医生也不能折冲。‍‍‍‍ 我们应该认识到，爱惜省誉的河南人与抱持刻板印象的外省人，其实共享一种无助心态，那就是现实反复加诸的挫败感。在这种挫败感前，一部分河南人退缩了，退回到对群体的绝对认同的牢笼中；而更多外省人，则在此种刻板印象的阵线前盘桓不去。‍‍‍‍‍‍‍‍‍‍‍‍‍‍‍‍‍‍‍‍‍‍‍‍‍‍‍‍‍‍‍‍‍‍‍‍‍‍‍‍‍‍‍‍‍‍‍‍ 颇有意味的是，河南人在反驳地域黑时，除了直接谩骂，还会列举河南的文化标签与历史沉淀。但后者效果存疑，不是因为地域黑对河南没有认识盲区，而在于若以现实为参照，人们强烈认为河南人这个群体停止了更新，所谓中原文明是被掏空的空壳。‍‍‍ 假如存在着一种有效反击地域黑的方式，那就是改造现实以呈现中原文明在河南有活的延续——今日之河南不似昨日之豫省——据此证明河南（人）没有生活在古代文化想象中。毕竟，地域黑是现实评价的叠加，破除地域黑的唯一方法是证明此地域不黑。面对杨丞琳的道歉，虚怀若谷地接受之，是证明河南地域“不黑”的最经济方式。既然以中原文明的继承者与守护者自居，这也是用文明说服外省人放弃地域黑的最好方式。而全省媒体声讨，大量河南IP在舆论场中凌厉出击，恰与这种理想模式背道而驰。‍‍‍‍‍‍‍‍‍‍‍‍‍‍‍‍‍‍‍‍‍‍‍‍‍‍ 设想一下，如果杨丞琳因为郑州演唱会风波折戟大陆演艺市场，必会加深而不会改善地域黑，对河南形象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到时候，外省人会将杨丞琳禁演看成河南无改现实，地域黑不知自省的新证据，一个可怕的河南形象只怕更加广布。‍‍‍‍‍‍‍ 放下在杨丞琳口误一事上的复仇心态，是许多河南人走出被羞辱心态的必要步骤。不只是河南，所有被地域黑笼罩的群体，最聪明的反应是恢复个体自尊，拒绝将群体认同绝对化，在人道、人性等文明范畴展露积极的道德探索，有意愿有能力改造现实的省份，不惧地域黑。文章来源：中国数字时代

三位医生

2023年12月10日，高耀洁医生在美国纽约去世，享年96岁。今天，很多人在网络上缅怀这位医生。高耀洁医生于2009年8月到达美国。当天晚上，她发电子邮件给朋友说：“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但这个心愿，最终没能实现。高耀洁医生的遗嘱是，去世后不留存墓地，不留骨灰，实施水葬，将骨灰与她丈夫的骨灰一并洒入黄河。期望她的这个遗愿，能顺利实现。高耀洁医生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去世了，有人悼念缅怀，也有人在骂她。“卖国贼”，是我今天看到最恶毒的评论。这条评论让我有一种被扎的心痛，还有心寒。网上有关于高医生的诸多争议。无疑，高耀洁医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她坦荡，纯粹。在到美国以后，高耀洁医生从来不与海外任何组织为伍。她只想保持自身清白，害怕被人利用。除了伏案整理书稿以外，高耀洁医生的一个爱好是种花，她说，“花不会诈骗、拉帮结派、阳奉阴违。” 在遗嘱中，高耀洁医生也特别强调：“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树，不能在去世后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这是一个干净的人，像她的名字一样：高尚、荣耀、纯洁。 9个月以前，2023年3月11日，蒋彦永先生去世。三年以前，2020年2月7日，李文亮先生去世。与高耀洁老人一样，蒋彦永和李文亮也都是医生。蒋彦永先生因二十年前的那场SARS闻名，李文亮先生在三年前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我之所以在今天的文章中一并写到这三位医生，是因为他们都曾经在某些重要的时刻，说了真话。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医生说假话，尤其是在公共卫生专业领域说假话，是会死很多人的。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也未必完全正确，但真话一定是说自己真正相信的话。因为有太多的人满嘴谎话，一本正经地说着连自己不相信的假话，所以说真话就显得尤其珍贵。高耀洁医生说：“我觉得一个人不讲可以，但一定不要说瞎话。” 蒋彦永医生说：“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李文亮医生为这个世界留下一句警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世上本没什么超级英雄，有的只是平凡人的挺身而出！高耀洁、蒋彦永、李文亮就是这样的凡人英雄，他们曾经用善良和正直发出的光，温暖这个世界。他们值得我们崇高的敬佩和深切的缅怀，他们应该被未来的人们铭记。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世界上为什么只有四个考公大国

上两个月有个热搜，国考过审人数首次突破三百万人大关，近三年增幅巨大，近五年国考的报录比都大于60：1，如今更是达到77：1。前两天还有个热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四地省考结束后，不少考生慨叹题目是变态难度，热搜里包括“浙江省考比国考还难”“江苏省考酣畅淋漓地蒙题”“山东省考一考一个不吱声”等话题。报考人数越多、越热门，就会越卷，为了拉开相对差距，难度就会有所加大，这是趋势。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考公还会继续热下去。“吃公家饭”从古至今都是无数中国人的梦想，上世纪90年代的“下海热”只是时代特例，而且也只是少数人的行为。即使是互联网经济兴起和勃发的时代，考公和考编仍然是大多数父母心目中的就业首选。这两年就更不用说了，父母依然如此，孩子也主动投身其中，因为几乎别无选择。我一直觉得“上岸”这个词特别恶心，不过我能理解人们“上岸”的狂喜。世界上真正的考公大国并不多。如果以公务员人数来说，美国当属第一，但美国公务员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收入不算高、加班相对多、民众要求苛刻，而且不是铁饭碗，所以一直都不算热门工作，大学毕业生很少会干这个，名校生更不可能。真正热衷考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四个，另外三个是俄罗斯、印度和韩国。与中韩同处东亚的日本，情况有些不同。这几年考公遇冷，政府简直是求人考公务员。日本公务员的收入其实相当不错，但年轻人都嫌弃太累，因为民众要求高，所以经常挨骂（尤其是窗口部门），完全没有职业成就感。2021年，日本有1.431万人报考公务员，比2020年减少14%，也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俄罗斯考公非常热门，而且相对其人口来说，体制内人员的数量可谓一再膨胀。按照前几年的数据，十个俄罗斯人就要养一个官员。早在苏联时代，体制内就很吃香。因为苏联过度倾斜重工业，消费品一直不足，加上计划经济掣肘，所以物资匮乏是常态。普通老百姓买什么都要凭票排队，但公职人员则可享受各种单位福利，实在不行还能走后门插队。到了俄罗斯时代，走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只是前苏联官僚主义的延伸而已，并没有根本性变化。俄罗斯公务员在工资和福利层面仍然远远高于普通民众，公务员平均工资甚至是全民平均工资的两倍甚至接近三倍之多。就在今年十月，俄罗斯公务员又加薪了，幅度是5.5%，同时，俄罗斯国家机关的非公务员雇员（也就是人们最熟悉的“临时工”）也享受同样的加薪幅度。当然，这个加薪有点搞笑，官方说法是要让公职人员的收入跟得上经济增长，但俄罗斯的经济压根没增长，发到手上的钱多了，只是因为通胀太厉害，货币贬值也太厉害，钱越来越不值钱，不多发点，公职人员不够用，不够用就会不高兴。除了工资和奖金之外，俄罗斯公务员还有大量隐形福利，社会地位可以确保家人的各种方便，权力寻租带来的收益更是惊人。2010年，有调查机构对“统一俄罗斯”党4500名后备干部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当公务员的人首先考虑的是通过自己的职位为自己谋利益。46%的受访者表示，想当公务员的主要考虑是可以有“灰色收入”。公务员人数的庞大，并没有带来国家治理质量的提升，甚至排名靠后。关键时刻更没有用，比如去年俄罗斯到处征兵，大批男性公务员选择直接逃跑到外国。莫斯科市长办公室最惨，有部门一个月就没了30%的男性公务员，直接辞职的还算有交代，更多人休个假就再也不回来了。俄罗斯足协的公务员最好玩，本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差，然后集体逃到乌兹别克斯坦去了。早在2011年，俄罗斯的民调就显示公务员排名热门职业排行榜首位，有42%的民众认为公务员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16%。医生、IT人士和律师等专业工作，都排在公务员之后。其实前些年，俄罗斯也曾打过削减公务员工资的主意，以应对经济困难，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原因很简单，公职人员是俄罗斯政府最大的基本盘。削减公务员工资的背景，更是此前连续多年的加薪，相当于股票涨了几倍之后回撤了10%，还真的不算啥。而且即使再怎么削减，年轻人还是会考公，因为相对普通民众来说，公务员的收入仍然稳定且高。大概是2011年时，梅德韦杰夫曾说俄罗斯年轻人爱考公说明国家腐败，“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有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多吗？付的不多。这意味着，他们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他还说“为了成功，企业家需要10年、20年、30年的艰苦努力，要一分钱、一分钱地攒，才能把生意做好。青年则在公务员身上看到了可以不费力气快速取得成功的榜样。他们的想法是走上基层岗位，受贿几次，然后就可以睡安稳觉。但按一般规律，收受贿赂一事是不会自己主动停止的，只要没有被人抓到，只要还在体制内，收受贿赂的习惯可能就会伴随其一生。” 这当然是实话，但显然谁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局面。自苏联时代开始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低效，加上公务员人数庞大、人际关系复杂，这些毛病都延续到了俄罗斯身上。有人说，俄罗斯存在一个现象：人们都很讨厌政府官员，认为他们腐败低效无能，同时又特别希望自家孩子能成为公务员，因为公职人员的身份可以为自己家庭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医疗卫生、交警和教育是受贿最严重的三个部门，其他领域也好不到哪里去，从地域来说，莫斯科政府官员的受贿状况远远比其他地区严重，而且它完全公开化。即使是那些有心创业的年轻人，也会先考公，干上几年，一方面积累人脉，一方面积累“原始资金”。他们的创业方式，当然也少不了打点好政府部门，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相比人口较少的俄罗斯，如今已成为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考公热是因为年轻人太难找工作。从GDP来说，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年轻人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近十年来，印度年轻人失业率一直在20%之上。2022年，印度15-24岁青年群体失业率已经达到了23%。印度今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受过教育的青年失业率达18%，相当于2400万人。大学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摆路边摊是常态。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的毕业生有将近一半（49.7%）“无法被雇用”，即便是印度最热门的科技和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也仅有六成左右属于“能够聘用”的程度。印度公务员考试（CSE）的难度号称世界第一，每年有大约100万人申请，最终只有不到1%的人入选。当然，公务员也是印度年轻人最喜欢的工作，社会地位高、收入稳定，住房和医疗等福利都很不错。韩国国土面积排名世界第100位开外，但人口数量排名世界前三十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作为重要的经济国家和多人口国家，它的考公极其疯狂。作为东亚国家，韩国受儒家影响很深，官本位思想可算是根深蒂固，考公有深厚基因。当然，更重要的是现实原因。韩国有许多“考试院”，也就是考公者的集体宿舍，房间宽度还不到一个成年人的臂展，洗漱和厨房等只能公用，环境十分逼仄压抑。有些人在这种环境里一住就是好几年，脱产备考公务员。韩国人有“四当五落”的说法，认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才可能考上，睡五个小时肯定落榜。考三次才能考上，已经是“人中之龙”，考五次甚至七次结果依然落榜的大有人在。因为考试的人多，考题也就越来越难，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答完试卷。大量题目完全没有现实意义和逻辑，完全是脑筋急转弯类型。这么多人考公务员，而且一考就是好几年，对韩国经济当然有影响。韩国政府的对策是削减公务员工资，韩国公务员的整体薪资只能算中上水平，远远比不上大企业。许多地方还推行淘汰制，比如不能胜任工作的公务员，可能会被派到街上捡烟头。当然，许多中国基层公务员会觉得这也没什么，因为他们要干的类似事情其实比韩国人多多了。即使如此，韩国年轻人依旧是考公没商量。毕竟公务员社会地位高，育儿假多，去银行贷款都是优质客户，各种福利补贴也还不错。而且，对于韩国年轻人来说，财阀主导的阶级固化已根深蒂固，考公务员的选拔过程再难再变态，也是相对公平的，是寒门子弟唯一可以凭借努力实现的目标。韩国的社会阶层固化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想去大企业，只能依靠海外名校或韩国三大高校的背景。但三大高校又优先录取本地生源，比如首尔大学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首尔。换言之，大多数非大城市的孩子，从出生就已经输了。韩国高考的卷也是惊人的，小学生学完高中课程早已是常态。在这种状态下，寒门子弟在考试院里呆几年，希望自己能考上公务员，是唯一肉眼可见的目标。韩国政府一直担心的是，韩国会成为“公务员之国”。虽然公务员必不可少，但它始终是一个支出型工种。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成本过高，就肯定是举国的负担。但对于韩国年轻人来说，他们别无选择。公务员只是一种工作，考公当然没有问题，但一个国家成为考公大国，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背后都有社会问题存在。有俄罗斯学者曾经说过，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在后一种模式中，“体制内”会被视为最靠谱的职业，因为政府是最大的雇主，甚至是唯一的雇主。但这样的模式，显然并没有好处。文章来源：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流亡者高耀洁

昨天刷到高耀洁在美去世，勾起了我许多回忆，重新翻着硬盘里的资料文件，几度哽咽。 2015年开始，她就不断把值钱的东西送人了，那时她已基本失聪，河南乡音难以听懂，与人交往只靠电子信，复信还须求人打字。流亡十数载，家国两茫茫，她依然背着无量血祸受害者的苦难，举着为他们鸣冤叫屈的经幡，寂寞的时候，时常从纽约低收入小区的小公寓里，望着窗外的异国月色喃喃自语： “想好了，我最好的去处，就是死在飞回中国的飞机上。” 边说边擦泪，沉入一人世界。 1996年的时候，她其实已经退休了，在到处讲学会诊发挥余热的时候，偶然发现第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她就一直与“血浆经济”硬刚，直到被迫流亡他国，客死异乡。她幼年缠足，行路不便，她的足迹却遍布大半个中国。她沿着那条看不见的血河，亲自明察暗访过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十五个省区，走入一百多个村庄，访问过近千个艾滋家庭。她分担患者的悲愁和绝望，留下金钱、药物和防治资料。她亲自编写、自费印刷的各式艾滋病教育普及读物100万到150多万册。她没有发行网络和渠道，只能利用邮局按照地址寄出去。她有两个巨大的地址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全国各地艾滋家庭的地址和各机构单位地址。她曾背着12000张自费印制的防艾宣传资料，风尘仆仆奔到火车站，站在寒风中向往来过客散发。她收到过来自艾滋病人和各种其他性病相关的信件15000封，她竟一一回复，未曾忽略任何一位求助者。她是高血压心脏病患者，还被迫切除了胃。可是她扛住自己的残躯，让自己的家变成艾滋病患者求助中心。这个中心每天都有患者来访，多时一天接待过58位。老伴在她走访艾滋病患期间病中去世，儿女受她牵连，儿子早年被判刑心身破损，女儿远走加拿大。言及亲人，高医生垂泪说自己不是个好妻子不是好母亲。可是她亲手安排、救助的艾滋孤儿就有164名。九十高龄，她依然能够一一叫上这些孩子的名字。在她的感召和鼓舞下，香港人杜聪拯救的艾滋病孤儿，总数已超过10000名。在高医生的面前，是成千上万她必欲救助的艾滋病人，背后，则是对她恨之入骨的权贵与骗子。那些权贵指使网上水军造谣惑众，诬指名门望族出身的高耀洁“自幼家穷，卖给青楼，是妓女出身”，威胁她“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 2000年寒冬腊月，雪花飘扬的季节，退休的高医生终于发现她住的楼前布置了岗哨。不久，她发现她的住室前后安装了四个监控镜头，随后失去人身自由。 2007年，她得了一个外国奖，有人不想让她领奖，并要求她对外公开表示“自动放弃”，最后把她那精神重创的儿子动员上门，给老人磕响头，跪请母亲“听话”。老人扶住儿子磕得红肿的额头，泪流满面。可是她用那双拿过无数次手术刀的手拿起了笔，写下了两行字。第一行是：“儿子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 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所有这一切阴险恶毒的迫害、诡谲困厄的苦情，扎在心上的伤痛，她还是不退转，为那些她探访过的受尽苦痛而濒死绝望的患者，她拒绝低头。这位大耋之龄的中国医生，在生命最后的岁月，在流亡的窄小公寓里，卧室当工作间，坐在垫着硬纸板椅子上，俯身于一张一米多宽的小桌前，日以继夜奋笔疾书，用她瘦骨嶙峋的手指，捉拿那些杀贫济富的凶手，誓为无辜的艾滋死难者讨还公道。她自觉来日无多，一旦书稿一一付梓，使命完成，活着于她就不再有意义，而世界对她早已是痛苦之地。她已经立了遗嘱，并在自己的自传中将之公之于众。她的遗嘱不是告诉自己子女如何分配自己的遗产，她没有遗产。她立遗嘱的目的是要杜绝河南及各地那些欺世盗名者利用她的名义成立组织或机构，打着救治艾滋病的旗号欺世盗名中饱私囊。这位老人经历过高家三代祖坟悉被掘开，焚尸扬灰的灾难，她在遗嘱中说，“气如秋风，骨灰如土”，决意不土葬，不留墓地，甚至不留骨灰。她身后要与老伴一同回归她的故乡之河——黄河，随之“流入大海，销声匿迹”。此嘱一立，标志着这位恓惶一世只为苍生的老人，不仅生前与欺诈、冷酷、贪婪、残酷、邪恶势力分道扬镳，身后也与这个堕落的世道势不两立。高耀洁，多好的名字啊，高尚、荣耀、纯洁。每次想起这个名字的感觉都是和蔼却固执，弱小却有力，而这都来自于一个裹了小脚的山东老太太，一个在险恶的斗争中苟活下来的知识女性，一个因为对被伤害与侮辱者不可抑制的同情而被迫流亡的老人。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人铭记这个名字，讲述她的讲述，思考她的思考，见证她的见证。愿她在天安息，愿那颗代表高耀洁悲悯人格的38980号小行星星光不灭，永远照耀我们。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有病要读书plus

十问民营经济

当下为什么许多民营企业感觉很难？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经历了疫情的影响、国际关系的不确定，以及国内外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看到，国内各行各业内卷、产能过剩之下，民营企业在积极地布局海外投资，将产业链向外延展。同时，受内循环、外循环“两套皮”的影响，内销和外贸的隔阂依然存在。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勇于创新，研发投入、人员、项目、专利都在持续增加，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创新投入国家。但是，企业创新的预期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专利、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仍有待提高。我们也看到，在支持民营经济、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上，政府、各级部门在今年相继出台了“31条”、“25条”。同时，一些制度性的壁垒仍然存在。对于民营企业当前的困境、创新、出路、制度缺口、外资撤离等问题，近日，四位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一同参与了由澎湃新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以及文汇报文汇讲堂联合举办“民营经济的生存和创新 ”研讨会，进行了深度的探讨。《财经十一人》根据四位经济学家的演讲、对话，以及专访内容，梳理出了十个当下市场、企业、资本最为关心的话题： 1.当下为什么许多民营企业感觉很难？ 2.“内卷”、产能过剩为什么会在各行各业发生？ 3.民营企业要怎么去适应这个阶段的变化？ 4.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么？ 5.政府怎样让企业有一个切实的安全和信心？ 6.当前如何消解民营企业出身问题带来的不公平？ 7.现在还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对企业分门别类吗？ 8.政府和企业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9.对于创新的正确理解，政府、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 10.怎么看待外资撤离中国大陆？当下为什么许多民营企业感觉很难？黄奇帆：实际上是所有的企业，不管你是民营还是国有，包括外资，在中国的企业普遍都会比较困难。这种困难其实有的时候和制度无关，是大家普遍遇到的困难。不要把这一类的困难，变成政府对民营企业歧视产生的困难。张军：我觉得从2015年到现在，七八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不断显现过去高增长时期留下来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说是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还是要还前面欠的债。中央在2015年的时候就意识到，要让经济消化前期的那些东西（问题），中国经济接下来不可能U型、V型反弹，只可能是L型。而且L型是个阶段，不是一两年就可以过去的。因为中央有这个判断，所以它在经济宏观管理上，就逐步地在减弱经济刺激的力度，而转向供给侧的改革，整个经济放缓的趋势就形成了。过去五年，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个不适应综合症（的阶段），民营企业是最不适应的。所以现在走到哪里，大家都觉得很难。刘世锦：中国经济最近两年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触底期。很多企业经营状况不像以前，生意没有那么好做，需求在萎缩，日子比较难过，其实就是个转型的问题。另外有些过去搞的劳动力密集型，现在可能要搞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就是这方面储备都不够，整个企业的经营难度是在增加的。 “内卷”、产能过剩为什么会在各行各业发生？黄奇帆：中央二十大报告里讲到一个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但是，中国的外循环一套管理和内循环一套管理是两张皮，出去和进来的制度规则不协调，使得中国的企业做外的做不了内，做内的做不来外，这个本身就丧失了很多产能。这个方面如果不把它打破，那么我们做内销的传统贸易的和做外销的，会出现同线、不同质、不同标。下一阶段不管搞线上的还是线下的，总之一定要在内外贸易一体化上下功夫，进行制度性的改革。张军：这些年我们经济发展的体制导致任何一个行业，它只要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只要一开放，就会迅速形成过度的进入、过度的投资和过度的产能，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说内卷。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大量的市场被保护起来，没有向外部开放。比如说现代服务业，这当中有相当的领域实际上是没有开放的。民营企业要怎么去适应这个阶段的变化？张军：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全球的眼光。中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有一个更全球化的投资布局，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那些已经上了规模的，在某些领域当中已经有巨大的竞争力的企业，它需要考虑向海外有更多产能的转移。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中东欧、东南亚、拉美，很多企业已经到那边去布局。浙江有很多老板就是把自己的厂都搬到东南亚去，再出口到美国。中国向墨西哥的投资，向越南的投资，甚至于向印度的投资，现在都在大幅度增加。二十年以后能够活得很好的企业，一定是这些国际化的企业。企业走出去，不要把它理解为是“润”，我觉得是好事情。中国在这个时候需要把产能大量地布局到海外，这样才能让那些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留在国内。否则的话大家就都拥堵在中国的市场上了。大国经济的特征，能产生多少跨国公司，这也是很重要的经济发展的表现。将来中国必须要从一个出口导向的经济，逐步地通过海外直接投资，转变成一个进口导向的经济。（这样）你内部的市场才能起来，你的人民币才能变成国际货币。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么？史晋川：第一，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方面制度的缺位跟越位是并存的。对行政权力我们缺乏制度性的约束，而我们政府经常以政代法，这方面是存在制度性的越位、认知偏差。第二，民营企业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制度性的壁垒事实上是存在的。我这里列了三个方面：1、部分产业领域的准入，实际上是明准实禁的，说是准入，但实际上你是进不去的；2、有些准入的办理方面，说起来是备案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受理很久也不一定通得过；3、招投标的范围是明广实窄的。多数跨区准入制度性的分割存在着新旧叠加的问题。本地优先、封闭运作、监管差异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存在的。第三，混合制所有制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穿插，这样的一种制度穿插实际上在很多领域是有名无实的，很难真正的落地。第四，我们政策的出台、设计、落地、执行，都存在着相应的问题。政府没有很好地去理解和应对所谓民营企业的新技术、新模式与旧体制的冲突问题。政府怎样让企业有一个切实的安全和信心？黄奇帆：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现在出台的二十几条、三十几条跟过去十年每一个版本都差不多，是好事情，说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始终是不变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要帮民营企业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它现在债务率很高，坏账率很高，融资难、融资贵或者其他各种具体问题碰上的时候，真正的帮企业解决具体的困难，使这些企业在困难中发展起来。刘世锦：在理论上和一些具体措施上应该双管齐下。我觉得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探索，第一点还是要明确不论是国企、民企甚至外资企业，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济基础，这是一视同仁的基础。第二点，各类企业都应该强调要发扬企业家的才能和精神，因为这个东西处在一个主导地位，这样的话企业才会有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第三点，我觉得对资本属性，包括资本里面所有制的属性，或者它的地位作用，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定位。第四点，不论国企、民企，实际上背后的股权结构将来是多元化、相互融合，这是大势所趋，这个趋势还是要推动的。最后一点，我们能不能打破一些潜规则。像现在项目招标，包括一些行业的进入，一些涉及安全的领域，事实上民营企业进不来。这方面能不能采取一些透明度比较高的政策，让大家感觉到政府采取的措施确实是给民营企业一个公平的权利。当前如何消解民营企业出身问题带来的不公平？黄奇帆：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积累的惯性，有时候对民营企业遇上问题的时候有各种歧视或者不同的国民待遇等等。也正因为这样，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准入前国民待遇，各种知识产权或者劳动权利，各方面的平等保护这些事，不管是自由贸易的事还是我们国内营商环境的要求，对所有企业要一视同仁的。刘世锦：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应该取得实质性进展，要改变行业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相关行政监察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制度，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特别是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大胆投资积极创新，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现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管理。史晋川：我们要改善民营企业的立法环境，我是主张在宪法上要淡化那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成分的表述的差异性。要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舆论环境，我觉得应该让他们（民营企业家）发声，他们的发声也是民营企业发展舆论环境的一个必要和有益的组成部分。现在还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对企业分门别类吗？刘世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资本股权多元化和相互融合成为常态，比如大型央企境外上市，有大量的海外个人和机构投资者，而民营企业的股东中也不乏直接或间接的国有股东。现在我们要找到纯粹的国企或者民企越来越困难。那么按照所有制出身划定企业性质和类别（的做法）就越来越远离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我们建议不再区分国企、民企，而是按照企业的规模、技术、就业等特点进行分类，并出台相应政策，同时对投资者按照所有制分类，企业就不要分类了。史晋川：为什么有那么多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温州模式，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公有制，它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我们要淡化公有、非公有，我们去看所有制，只要看一条，你这个所有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张军：大多数的行业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国营。大家都放到市场上公平竞争，理论上说只要大家可以做到公平竞争，无所谓谁是所有者。我觉得在中国的场景当中，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问题，其实就是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化。只要市场化了，它就要在市场上生存，国家不需要像对待公益事业那样去对待它。我觉得对国有企业，我们真的要跳出现有的认识。它就是一个企业，只不过是有政府的投资。政府和企业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刘世锦：前一段时间的讨论，对企业投资设立红绿灯的问题。红绿灯是前段时间引导、规范资本行为的通俗说法，其实设红灯的典型办法就是设置负面清单，就是什么事情不能做，底线在哪里，你都讲清楚。那么设绿灯到底怎么设，我们说一定要设的话，它也是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标，同时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让干什么才能干什么的老路。在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上，通常政府并不比企业更聪明，更了解市场情况，也不会承担决策失误。这些年并不少见的情况是政府倡导的（行业），企业往往是一哄而上，资源错配，产能严重过剩。更要紧的是，创新是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想咱们有关部门批准一个以前都没做过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它的要求也过高，实际上他批了可能也不一定要负责任。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批，实际上创新的大门也就关上了。所以还是要摆正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可以剔除负面清单，也可以对产业发展的现状和走势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在此前提下，把选择权还是交给企业和市场，这样的话才能推动创新和增长潜能的充分发挥。对于创新的正确理解政府、不同类型的企业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黄奇帆：我们的确技术创新有进步，现在我们国家GDP中的研发投入去年已经到了2.7%，差不多有3万多亿，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创新投入国家。但是我们的缺点在，科研成果怎么转变为生产力。我们有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创新发明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每年有上万人获奖，10年下来这上万人有多少变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好像没有。我们国家现在对转化的知识产权没有明确，没有法规，我帮你转化我能拿到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讲转化率低，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短板，独角兽各方面也跟着少了。史晋川：民营企业的创新，有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也有体制创新，我们要梳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我们特别是要处理好商业模式创新跟体制创新的关系。比方说移动支付，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原来政府对金融领域的管制，进到金融领域去了。企业利用最新的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技术来做商业模式创新的时候，是很容易会触碰到这个领域原来的体制、机制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怎么去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张军：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产业，它的技术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比如说医药行业，像辉瑞、诺华等等，它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都是几百亿美金每年，这个我们不可能做得到。第一，你要有足够的盈利能力来支撑，这意味着你的研发专利要能够受到特别好的保护，你才有可能在若干年里去垄断这个市场，从而你的盈利足够大，才可能支撑你未来在这个领域当中持续的投入。另外，这类的创新它需要“耐心资本”。中国国有的资本是最不耐心的，它不可能去支持这一类的，还得靠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才有可能真正的成为耐心资本，它积累的资本可以看到三代、四代。怎么看待外资撤离中国大陆？张军：已经在中国深耕十年、二十年、更长时间的这些外资，总体上没有大量的撤出，相反他们还在增加对中国的投资。由于国内的本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成了外资企业在华的竞争对手，有一些（外资）在战略上就要考虑离开中国，寻找新的目的地。他们离开的时候，碰巧是中国经济疫情三年遭遇了寒冬，所以可能加快了他们的决策。即便我们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最好的时候，外资的份额也不超过10%，相对比例还是很低的。外资它有一种技术扩散的重要性，它的技术比国内的先进，它跟中国企业合资合作以后，对中国企业的成长是有帮助，但这个阶段总体上也过去了。但是中国需要外资吗？我认为需要。我觉得在吸引外资上面，要把重心放到生产性服务业。中国制造业现在需要往外走，但是在高端的现代服务业中，是需要引进来，比如说医疗、养老这些产业，发达国家积累的比我们长，在这些领域当中有很好的管理经验，有很好的模式，这些东西我们要有经验。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财经十一人

裁判文书网，受不住，你就喊疼吧！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公布新政策称“为进一步规范和深化司法公开”，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将于2024年1月份上线，该文书库仅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裁判文书”。 01 律师的热议这消息一公布，在法律人士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律师为此调侃说，从明年开始，当事人问起类似案件的处理情况时，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不知道”！也有律师说，可以预见，明年开始就有部分律师从吹嘘能够“找关系”、“和法官认识”，变为对当事人说：“我能检索到类似案例哦”；“他们看不到的，我能看到呢”！更有律师为此黯然神伤：从此以后，“勾兑派”律师中，将有一个新分支横空出世——“可检派”。其他像我们这种看不到案例、不能用检索的，则统统是“免检派”律师了！还有律师为此反问：如果一位律师，让法官朋友帮忙用内网检索了案例，然后过年为表达感谢送点年货，是不是算行贿了？毕竟帮查案例，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啦！看了这些律师的“长吁短叹”，我终于知道，原来法院这些判决案例的查询，对律师工作挺重要的。律师们往往通过查询这些案件的判决，就能在心里对类似案例有了个一二三的底数，当事人一旦问起自己的案件时，律师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告知—— 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又是什么。你要不信，类似的判决就摆在哪儿呢！如今，类似的案件判决看不见了，你让律师们怎么不着急上火呢？ 02 夭折的原因法院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的判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公平正义的具体体现。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不仅促进了司法公正，还提升了司法公信力，这原本是件大好事，为什么现在会变相“夭折”了呢？为此，有网友分析说，原因大概是以下几点： 1、现在法院做不到同案同判，公开会让大家看到很多同案不同判的案例，不利于司法公正性的树立。如果是两个高度相似的案件，尤其是上级法院做的，会让下级法官很难办； 2、最高法不把判决书上网作为业绩考核，各法院自然就不愿做无用功。因为一些法院出现了上传错误，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3、爬虫把裁判文书网系统弄崩溃了，导致系统越来越难登录。也有阴谋论说那些“爬虫大公司”能爬到内部数据，形成了灰色产业链，所以必须得斩断； 4、裁判文书上网影响一些“有案底”、有纠纷的当事人就业、贷款等，当事人申请撤销或者闹事，会不利于社会安定； 5、会被外面的间谍借此来分析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从而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看了网友对“裁判文书上网变相夭折原因”林林总总的分析，我就在想，法律的目的，就是要把社会的一切活动做到公正、公开、透明地规范起来。法律本身就是一把尺子，就应该正大光明地摆出来，让人们通过这尺度的“标准”去衡量——那些事该做，那些事不该做。既然是“标准”，就不应该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谁弄出了“同案不同判”，那不正好从中找出原因，顺势揪出“责任人”，岂不更好！既然法律的目的就是要让社会一切活动都“公正、公开”，法院作为这种“公正、公开”的守护者，把判决书传上网向民众公开，那就是其的根本职责。又怎么能够因害怕出现“上传错误”，就不纳入职责考核呢？说到“爬虫把裁判文书网系统弄崩溃了”，更是无稽之谈，现在的网络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像微信这种面对十几亿用户群体都无法把系统弄崩溃，难道堂堂法院弄个系统还会崩溃？再说到“裁判文书上网会影响一些‘有案底’的人”，这影响，不就是一种更好的监督作用吗？你要想不成为“有案底的人”，那就老老实实遵纪守法，千万别去干违法乱纪的事儿！最后说到“裁判文书上网会被间谍利用”，这更是不靠谱的理由。只要把极少数事关国家安全的判决不发到网上，至于其他的判决，那些间谍真想去利用，就任由他们去利用好了。他们越是用心去分析研究，如果真的靠份判决书就能分析出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那不正好是在国际上帮我们树立了司法公正、透明的良好形象吗？所以，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裁判文书公开上网都是利大于弊。 03 公布的好处我国裁判文书网于2013年7月1日开通，最高法为此还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明确除法律有特殊规定的以外，生效裁判文书将全部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予以公布。对于裁判文书上网，有专业人士还对“好处”作了提纲挈领的阐述：一、促进司法公正。法官意识到自己的判决文书要给天下人看，自然就会谨慎了。公开，就是最好的防腐剂！二、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不但要公正，还要让人看见它的公正。把裁判文书公布了，那就是把公正让老百姓看见了！三、明晰法律规则。法治的核心问题是让人知道法律是什么，从而做出相应行动。裁判文书公开了，就会让类似案件的当事人知道，我这案件，上诉到法院是会输，还是会赢。这不就变相给老百姓和法院都减轻了负担吗？四、促进社会信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需要了解社会成员特别是市场主体的相关行为。裁判文书上网后，许多机构能迅速利用相关信息进行社会信用评估，这无疑有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五、辅助领导决策。国家治理现代化、决策科学化有赖于良好的“数目字管理”。裁判文书中蕴藏着海量数据，在专业研究人员的参与下加以挖掘，可供各级领导决策时参考。实际上，裁判文书公开上网，除了法官要用，警察、检察官、律师、行政执法人员、法律学生、案件当事人，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需要。裁判文书的公开，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公信力、督促和建立社会诚信体系，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此，更有网友直接撰文，指出裁判文书公开上网的三大意义：第一，为人民群众了解司法、监督司法提供了有益途径，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落实审判公开原则的重要表现；第二，对司法审判工作而言，裁判文书公开上网能够倒逼裁判文书说理机制的改革，是提升法官素质、推动司法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方式；第三，裁判文书公开上网还为法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使法学研究者能够充分利用实践中的案例资源和素材，更好地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结合在一起。裁判文书公开上网有这么多好处，怎么就会夭折呢？ 04 原来是病了随着许多律师发现，之前在裁判文书网上的判决书在大量下架，裁判文书公开的数量越来越少，导致法律人乃至社会大众陷入了对于司法裁判标准莫衷一是的境地，让司法诉讼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这种变化，就像一个原本可以正常生活的健康人，生病了！人生了病，当然就会疼。法律生了病，当然也得疼！人的疼，疼在身上。这法律的疼，应该是疼在“公正公开”上。一“公正公开”就疼，把“公正公开”收起来，当然就不疼了！不疼了，病就好了么？这让我想起了自己最近身上不舒服，于是就去找了一位中医理理疗师按了一下，这理疗师在你身上按着的时候，他会提醒你——受不住，你就喊疼吧！经他这么一提醒，喊出来后，感觉他按在身上的那种疼，就不再承受得那么艰难了…… 经过他的一阵穷推猛捶，结束之后，身体竟感觉舒服了许多，之前的病痛，似乎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过了我就在想，他让你喊疼，应该是有两个好处：一是他知道按到了你要命处，作用出来了；二是你疼了，他好控制力道，不至于把你按出问题来。这句“受不住，就喊疼”，原来竟也是理疗治病的一种好方法——在你“疼”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不知不觉把病也就治好了！就像这“裁判文书网”一样，如今也生病了，“公正、公开”在忍受着疼痛的折磨，还有人想按住它，不让喊疼！疼了，如果不喊出来，时间长了，病就会加重，不是病死，就是病亡。死和亡，其实结局都是一回事，只是说法不同而已。为了避免法律的“公正公开”因病而亡，裁判文书网——受不住，你就大声地喊疼吧！至少，让人们从你的喊声中知道，这司法，到底是为民，还是为权力？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现实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