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的十字路口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下行并未出现反弹的迹象,然而,中国国安部却率先将“经济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层级”。对于在社群媒体平台上散布对中国经济的悲观言论,中国当局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行为,强调必须以多种手段、全方位、高效率应对经济领域的国家安全新挑战。他们认为那些对中国经济进行悲观评价的言论属于“陈腔滥调”,本质上是一种“认知陷阱”,妄评中国经济衰退的叙事陷阱。 一些知名网红或财经专家随即被封杀,例如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因呼吁股民不要入市而遭禁言,甚至被罢免院长职务。多名财经网红也受到了“禁止发言”和“禁止关注”等手段的打击,包括自称著名财经评论家的“水皮more”和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但斌的今日头条帐号,都因违反规则而被禁言。职业投资人洪榕也遭到了言论和关注的禁令,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更早在2023年六月就被禁止。即便是中国经济学者李迅雷的文章《李迅雷:上山容易下山难?从需求侧看经济》,该文引用北京师大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2021年的调查数据,指出中国月收入在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人口约为9.64亿。这篇文章曾一度成为微博热搜第一,但隔日即被下架并删除。 在台湾总统大选的辩论和政见发表会上,民众党的柯文哲指出台湾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则批评民进党的经济成绩不及格,同时提出了经济改革的三大支箭。这些批评和挑战都是挑战者常常提出的,但从他们的主张中,都强调了台湾的经济出路需要与中国经济紧密结合,以期获得改善。 回顾蔡英文的执政成绩,代表经济景气的台股创下历史新高,突破了17500点。美国全球金融杂志公布的2023年世界富裕国家排名中,台湾名列第14位,超越中国、日本和韩国。国民所得达到3万2811美元,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基础计算各国国内生产毛额为7万3344美元。此外,外汇存底连续两个月创下新高,截至2023年12月底达到5,705.95亿美元。 在台湾,人们可以提出问题,并且并非必须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些人甚至以低质的手段,如造假或偏离事实,提出批评,却能吸引大量支持者,甚至可以参选总统或副总统,而不会因国家安全理由而被禁止言论。吊诡的是,一方面享受台湾言论自由,却主张想与中国结合成“两岸一家亲”或达成“九二共识”下的一个中国。 相较之下,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打击提出问题的人。中国并非致力于解决问题,而是选择打压提出问题的人。中国的宣传更注重盛世的赞美声,并且中国并不追求法治,而是以压制为主。尽管台湾相对较小,但它容纳不同的声音,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法治的社会。 维护台湾民主选举是“两国”最基本的区别之一。然而,深化民主同时需要不断选择保留优质并淘汰劣质的政治参与者。若不能实现这点,台湾的民主可能变成负面的范例,最基本使得不适格的人“无法”当选成为我们的总统或国会议员。只有确保我们的民主机制能够有效筛选和培养出具备品质的领袖。香港2023年区议会选举已经示范了一次“中国特色的民主”,我们如何才能避免步上香港模式,民主被没收,只有爱国爱港者才能参选,而只剩下歌颂“祖国”而不能批评的选举。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南方小土豆”到底有没有歧视?

最近哈尔滨旅游火热,挤满了对冰雪大世界满怀好奇的南方人,“南方小土豆”的梗也随之在网上流传开来,然而,争议也随之而来。 这一称呼原本出于戏谑,一般认为是针对南方人个头矮、风尘仆仆到东北搓澡又好似一锅土豆洗泥,但很多东北人坚称这不带歧视意味,“南方小土豆听着可爱又稀罕”。 《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为什么称南方人为“小土豆”?》显然支持这种看法,认为“从言语的感情色彩义来说,这一称呼确实是褒义,甚至带点喜气洋洋的意思”,使用时“和歧视及攻击无关,而是饱含满满的亲切和宠爱”,而且“语气也是充满爱和温暖的”。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本能地对这个称呼感到不舒服(坦白说,我本人也是),这还不仅是南方人如此,一位北方朋友也私信跟我说,他也相当不舒服,“但是我又不是因为觉得这是在嘲讽南方人矮而不舒服,就是让我觉得很无语,让我不适”,那这种不适究竟是为什么? 网络图片 项栋梁日前在一篇《你好,我是有边界感的南方人,不是你的小土豆》中认为,“‘南方小土豆’这种杂糅着宠溺与偏见的称呼,它最大的风险在于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 他进而抨击,这种自以为表达热情好客的方式,折射出东北在观念上的落后,进而将“没有边界感”看作是没有规则、非市场经济的一种社会特质,认定这需要为东北这些年的经济落后负责: 东北人认为的很多正常的人际交往方式和做事情的方式,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社会看来是非常扭曲、非常危险的。……边界感导向的不是疏离,而是规则。人和人之间按文明规则相处,而不是按关系亲疏来决定用哪副面孔。恰恰是这种必要的边界感,才让每个人在社会中处于一个舒展的状态,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发展。 这种解释有道理吗?那先理解下什么叫“边界感”。 一般来说,缺乏边界感是熟人社会的特征,彼此都很亲近,咱谁跟谁啊,你要是客套,那不是见外了吗?不分南北,中国人都很自然地知道,先拉近双方关系,做事就容易多了,所以才要“套近乎”。 “缺乏边界感”的指责,意味着没能把握好人际交往上“亲疏有别”的分寸:从小一块穿开裆裤长大的哥们,见面就嘻嘻哈哈打闹,互称“胖子”、“矮冬瓜”,那是亲昵,但你一个陌生人,也这么叫,那就算按捺住不揍你,难道还给你好眼色? 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缺乏边界感”和“歧视”不是一回事,倒不如说是:“你跟我有那么熟吗?”因此,同样的称呼,熟人可以叫,也不介意(甚至还更亲切,有些铁哥们格外嘴贱,见面就相互笑骂“傻逼”),但你就不行。 哪怕是褒义称呼,在某些语境下也会冒犯人。一个女孩子走在街上,小流氓对着她吹口哨,叫她“美女”,虽然这明明是美称,但她却很可能反感、厌恶。如果此时还叉腰去质问:“怎么,叫你美女还不乐意?”如果可以,她肯定会赏你个耳刮子。 网络图片 所以,“南方小土豆”的称呼,归根结底是“你跟我没那么熟”吗?恐怕不完全是。东北毕竟是国内长久以来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我认识的许多东北朋友,在人际往来时,好像也没比别处更自来熟。 何况,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个称呼感到不舒服,也不是因为缺乏距离感。上海人可能是国内最在意距离感的群体,我之前就有一些同事私下和我说,他们很不喜欢一些销售初次见面就“哥”啊“姐”啊地套近乎,“谁是你哥啊?” 像这样才是对缺乏距离感的反感,因为“哥”绝无贬义和冒犯之意,相反对方明显是自居低位,想和你拉近关系,但你还是反感,因为你觉得跟一个陌生人保持距离才更舒服。 然而,“南方小土豆”引发的不适,不是因为这样。至少有一些人,感到不快是因为其中隐含的负面联想——当然,“缺乏距离感”的意思似乎是说,哪怕这称呼有点冒犯,但只要够熟就没事(就像叫朋友“矮冬瓜”)。何况,为什么一些东北人看了这称呼,也感觉“尴尬得脚趾头抠地”呢? 网络图片 我想,这里的一个关键之处是:一个称呼是否隐含歧视意味,应以对方的感受为准。 确实,对于同样一个称呼,有的人觉得冒犯,有的人却无感,有的人甚至喜欢,这取决于复杂微妙的社会互动。但问题在于:当对方不喜欢被这样称呼时,振振有词地辩解“我这都是爱称,你别玻璃心”,这就过了,真正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恰是在这里。 因为这种“自以为没问题”其实隐含着无视对方的感受,乃是自我中心的可靠体现。这也远不止是东北的问题,你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到处都存在这样的心态: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不管别人如何抗议,那都没事,甚至还很委屈;然而,反过来,对别人的任何有意无意的轻微冒犯,都可能报以猛烈的情绪反应。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北方人同样不舒服,虽然都是“不舒服”,但背后的意味大不一样——他们不是被冒犯的对象,但那些共情能力强的人,很自然地就会对这种无视他人感受的做法产生本能的不安。 为什么难以体察他人感受,这与其说是距离感的问题,不如说症结在于一种权力文化:它难以将彼此视为平等互动的个体,并代入他人的感受,设想自己遭遇这样的冒犯时会是怎样。换位思考之所以很难,恰是因为权力构造阻止了共情,因为权力不允许互换。 至于这会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潜在的影响,是否决定性的影响,这难以评估,不过有一点似可肯定:它既可能是市场经济薄弱的原因,又可能是结果。因为如果当地有发达的工商经济,那势必就会迫使个体与他人在利益计算的基础上展开互动,发展出经济理性,即便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更多去体会他人的感受。问题或许就在这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老师逼学生发毒誓“不学习死全家”,别说是为了孩子好

“不学习死全家,先死爹再死妈”,近日一个老师出格的言论引发轩然大波。 据纵览新闻报道,1月8日,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反映河南省睢县高级中学高一某班班主任王某某让学生们发毒誓:在教室里面只有学习,若违此誓,死全家,先死爹,再死妈。王某某在被家长们质问后在微信群里承认了错误。 1月9日,涉事高中发布通报称,给与王某某行政警告的处分,并且停止了他班主任的职务。 网络图片 “不学习就死全家”,很难想象,应该以树人育德为己任的高中老师,能这样红口白牙地诅咒学生的父母。诅咒、发毒誓,当然不会真的对学生家长造成损失,但以此作为逼迫学生读书的手段,反映出的,不仅是涉事老师令人堪忧的师风师德,崩塌失序的教育伦理,还有功利主义教育理念。 在引发舆情后,涉事学校很快就停止了他班主任的职务,给了他一个行政警告处分,这种纠偏很及时,对涉事家长和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宽慰。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居然有不少人为这位老师感到委屈,认为他的初衷也是为了学生,学生成绩提高了,受益者还不是家长?一两句重话都受不了,还动辄举报老师,家长也是太矫情。 有这种想法的人,内心深处对待学生对待教育的理念,恐怕和那位王老师一样:唯成绩唯分数至上,学生唯一的任务就是提高成绩,为了能提高成绩,可以不择手段。 首先不说这种教育理念有多么扭曲,认为老师逼学生发毒誓背后有善意的初衷,恐怕也是一种误解。虽然不知这位老师是在何种语境下说出了这番话,但是能说出这种话,总让人觉得他内心对眼前的学生充满了怒气。他如此恨铁不成钢,逼学生提高成绩,是为了学生好,还是单纯的利己,方便他完成考核? 网络图片 提高成绩不是教书育人唯一目标。不管是体罚还是恐吓威胁,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负面心理暗示。而这样的教育方式,既有违教育伦理,也不科学。 《放牛班的春天》是一部比较经典的青少年教育影片。在这部影片里,一所名为“池塘底教养院”的学校里都是一些顽皮的儿童,校长和影片的主角音乐老师克莱门特是一个有趣的对照组。前者喜欢用残暴高压的手段管理问题少年,于事无补;尊重学生,能愉快接受他们的音乐老师克莱门特,挖掘了他们的潜能和才华,改变了这些问题学生。 电影展现的当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主义,但是我们当下教育缺失的,可能正是那么一点对理想主义的坚守。你很难想象对学生说出“不学习死全家”的老师,除了书本的条条框框,会教给这群高中生多少为人处世的道理。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在这样的老师眼里,能有多少尊严? 好的教育和管理,应该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尊重孩子,因材施教,善于挖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让人惶惶不可终日,以为除了学习外其他都不重要。河南睢县这位“一鸣惊人”的老师让教育蒙羞,但是该汗流浃背的远不止于他。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白岩松的灵魂之问

1 最近白岩松在节目里采访官员时问了一个问题:2024年促消费,如何解决老百姓“有钱不敢花”。 短视频时代,大家只关心他这句话,其实节目的内容是,白岩松和专家在非常认真的探讨一个问题:从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已经有四个亿,但这些人又拒绝进入,说我不是中等收入人群。 然后白岩松问那位专家:您怎么看待体感上,他们没有中等收入的感受? 这些都算是国家的喉舌吧,当然要说一些伟光正的话。 统计局的数据是官方的,中等收入人群四个亿,也是官方的。 网络图片 包括我们距离高收入标准国家仅差600美元,这也算是官媒的说法。 网络图片 我打这段话的时候,还在纠结到底是“仅差”,还是“就差”。 一字之差,情绪输出是完全不一样的。 “仅差”是很自豪的感觉,“就差”就显得有些失落了。 看看人家文化人,干啥都爱咬文嚼字。 这是“仅”和“就”的区别吗?这是立场问题啊。 还是白岩松,你去和年薪几十个W的专家探讨中等收入人群的感受,不纯属侮辱中等收入人群的吗? 你去问问底层的人,问问城市里的中产阶层,问问普通老百姓,大家为什么不消费。我想这些人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吧。 混不吝的探讨这样的话题,要么是对自己职业的侮辱,要么就是对专家的侮辱。 白岩松一本正经,专家顾左右而言它,尴尬不。 2 专家说: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已达4亿。 专家还说:每个月3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 每个月3000块钱,除了基本的生活花销,还能剩下钱? 专家倒是也说了:由于大部分人刚刚迈过中等收入群体,所以相对脆弱,加上一系列养老教育储蓄的开支,因此接下来的重点还是要增加的他们的收入。 废话文学的鼻祖,其实不是网络,而是出自庙堂。 根据新近的统计数据,我国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6亿人,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有9亿人,这恐怕已经涵盖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了吧。 网络图片 这些老百姓算“有钱”吗?今天的物价大家都知道,每个月就这点钱,能顾住嘴就不错了,还问什么“敢不敢、愿不愿”,这不是笑话吗? “中等收入”不等于中产。我们对“中等收入”的定义是月收入2000到5000,在发达国家这个收入要低于贫困线,跟“中产阶层”更是不沾边。 指望挣这点钱的人像其他国家的中产一样消费踊跃,那还是比较难。 从我个人的实际体验来看,就这个月收入,菜市场都不敢自由,其它消费更谈不上,都是以维持生活的刚性支出为主。再要考虑吃穿用度恋爱结婚买房生育教育医疗养老,把这些因素考虑完之后,估计不仅没钱,还得借贷啃老。 你再刺激,也没有用,因为没有钱。 不解决如何让老百姓有钱的问题,反而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敢花钱,这是耍流氓。 3 作为国家级新闻人,白岩松非常清楚哪些东西能探究和讨论,哪些不能。 老百姓有没有钱这件事,对于他来说能拿在节目里探究和讨论吗? 但是站在白岩松的角度,他这个问题设计非常精妙,他这个人非常精明。 一方面“有钱”二字是给回答者,也就是对面的官员铺垫一个安全网,锁定“经济形势大好”基调,不让领导难以回答、不让领导难堪,不让采访失控; 另一方面“有钱不敢花”,是把“有没有钱”的重大问题的“烈度”降低,降低为一个被普通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存在逻辑漏洞搞笑问题。 结果就是大家看后就是骂骂他,戏谑一下回答的专家。 好像这个问题也问了,这个问题也回答了。 至于啥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不说。 就这么一个问题,还需要东拉西扯几分钟,甚至花上半个小时的时间来探讨,这简直就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浪费。 王朔给他画过像:“一个有着莫名优越感的肉喇叭,总爱紧锁眉头,扮演社会良心。他自以为的真诚,不过是骨子里的做作。他总是能不失时机的,以貌似第三方、局外人的身份,用“独到”的眼光发现一些“令人惊叹的亮点”,并以绝对令人信服的说辞和口吻娓娓道来,无限展开,大加褒扬。他绝顶聪明,十分清楚该回避什么,他的话题选点极为精到,相当高明,拍马绝对不会拍到马蹄上。他只干增砖添瓦、锦上添花的活儿,直面本质的东西他打死也不会说,他具有高度的选择力和超强的迎合力,虽然本质上是跪舔,但是姿势上他却能把握拿捏的相当具有自尊。” 我觉得非常的深刻且形象。 他这次的惊世一问,并不是那种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发出的真心疑问,而是虚情假意故作姿态,非常符合他逐步进化的肉喇叭形象。 本身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也是个真问题。如果以诚恳的态度继续往深了探讨,是能够触达社会的弊病和本质的。 但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诚恳的态度。 忽视掉“有没有钱”的问题后,就又挖空心思算计你手里的仨瓜俩枣。 这才是让大众最反感之处。 就像笑话里说的,你吃不起菜,干嘛不去吃肉呢? 这些人根本就不懂我们老百姓的心! 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关心老百姓生活、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政策和措施,而不是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他们不敢花钱。 总是一副忧国忧民模样的白岩松,真是太阳春白雪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听书圈儿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九十二)

(接上期) 农民本来没有粮食,反瞒产私分是反不出粮食来的。到1959年初夏,中共中央才承认粮食真的紧张,但不否认1958年的大增产。4月19日,李先念在中央电话会议上说;“今年的特点是大增产也大紧张”,他认为1958-1959年度粮食产量还是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5%(上一年度的产量为3898亿斤,增长35%即5262亿斤)。他说,国家粮食库存比去年同期减少了55亿斤,今年6月底,库存连360亿斤的最低线也保不住了,是统购统销以来库存最少的一年。  为了证明农民手中还有粮食,科学家钱学森又以科学为证。1959年9月25日,钱学森又在《知识与力量》8、9期合刊上发表了题为《农业中的力学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按照中国的平均纬度,接受的太阳能转换成碳水化合物的干物质,每亩粮食产量应为7.8万斤,扣除阴天和非生长季节,也应有3.9万斤。 1959-1960粮食年度,还继续实行高征购政策。 六、粮食部的喜讯,农民的眼泪 1959年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15%。但当时继续头脑发热,认为粮食总产量将达5500亿斤。1959年11月2日,粮食部长沙千里在他的报告中公布了这个数字后说:“在整个非常好的经济形势下,粮食形势也好得很。”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向中央提供了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历年城乡粮食销售情况和历年国家粮食收支情况,建议把1959-1960年的粮食产量定为5000亿斤,征购指标定为1150亿斤,销售指标定为855亿斤。7月5日上午6时,毛泽东作了很长的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我基本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印发与会各同志。批示说: 一,假如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下,征购1100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二,下半年销售计划我感到不但1020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855亿斤似乎也略多了一点。是否可调为800亿斤,或810亿-820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可以吃饱吃好。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配给自留地。四,好好地精细地过日子,是否可按1957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1957年的日子不是过得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和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在三五七年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9-1960年度,征购任务为1100亿斤,销售计划为820亿斤。由于估产5000亿斤大大高于实际产量,征购任务1100亿斤很难完成。为了完成毛泽东钦定的征购任务,反瞒产私分还继续进行。征购粮食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用反右倾的的政治压力征购粮食。因此,粮食征购任务完成得快,打破了往年的常规。1959年10月15日,李先念在全国电话会议上称:“从7月1日到10月10日,共收购粮食453.8亿斤,比去年同期多收156.8亿斤。”他强调,收购粮食“是一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要开展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和对右倾思想的批判。” 残酷的政治斗争终于从农民那里拿来了粮食。1959年11月27日,粮食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字里行间露出喜悦之情:“今年秋季粮食征购运动声势浩大,来势猛,进度快,为往年所没有。从7月1日到11月20日,征购入库已达897亿斤,比往同期多275亿斤……全年粮食征购任务预计11月底可完成,比往年提早了一两个月,打破了往的常规。”这个报告还有其它的喜讯:粮食销售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亿斤;出口调拨计划完成了79亿斤,提前34天完成了1959年的计划;10月底,全国粮食库存已达658亿斤,为历年同期最高峰。报告还承诺:中央确定的1959-1960年度1075.8亿斤的征购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各地决心很大,已安排了1100亿斤,完成1200亿斤是有可能的。…… 宏观报喜,微观报忧。粮食部门的喜讯是对农民压榨和剥夺的结果。正是反右倾运动,使这一轮剥夺比往年更加顺利。1959年冬到1960年冬,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大饥荒中饿死的人,60%发生在这一年。 表22-9大饥荒年间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数(贸易粮,亿斤) 57-58 58-59 59-60 60-61 61-62 全年 419.66 505.19 526.48 362.09 268.45 下半年 134.03 201.01 166.93 132.67 57.16 三季度 84.06 102.20 101.14 84.47 53.24 七月 38.73 42.18 37.55 35.14 25.97 八月 23.02 31.56 29.37 27.13 19.73 九月 19.31 28.46 24.22 22.20 13.54 四季度 49.97 98.81 75.85 48.20 37.92 十月 16.75 36.06 28.59 17.96 11.86 十一月 15.54 31.02 22.10 13.54 11.76 十二月 17.68 31.73 25.16 16.70 14.30 上半年 285.63 304.18 359.49 229.41 171.29 一季度 94.46 110.26 142.71 89.46 171.29 一月 22.19 30.18 33.63 21.63 16.61 二月 22.96 29.88 40.91 26.13 15.93 三月 44.31 50.20 68.17 41.70 31.04 二季度 191.17 193.82 216.78 139.95 107.71 四月 59.09 69.67 78.02 49.49 38.18 五月 […]

积石山地震倒塌房屋补助2.8万重建,算多还是少?

积石山地震灾区的读者给我发来一份文件截图,是甘肃积石山6.2级地震《灾后重建明白纸》,其中一些救灾补助标准让我大受震撼。 网络图片 可能正是因为担心大家受到震撼,上述文件特别注明了只能在开会和广播时口述,严禁纸质版扩散。 根据这份《灾后重建明白纸》的规定: 1.灾区群众应急期的生活救助标准,是从灾害发生(12月19日)到1月2日每人总共补助300元。 2.灾区群众因房屋倒塌等原因生活无着的,自1月3日起连续6个月每天补助20元➕1斤口粮。 3.因地震倒塌房屋需要重建的,每户补助2.8万元。如果是维修,则补助2800元。 我简单计算了一下,积石山地震灾区一户房屋倒塌的家庭如果有5口人,那么从地震发生到今年6月,一共能获得的救助是19500元和900斤口粮。 与此对照,甘肃省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8229元,请注意,这个单位是年,不是月。正常年景,甘肃农村5口之家的可支配收入约4万多元,今年遭遇了地震,政府半年给补助约2万元,大体上是这么算出来的,基本原则是‘保障基本生活保障不至于因天灾而显著下降’。当然,这里指的是吃饭穿衣的部分。 对地震灾区来说,最难的事情,最大的支出是房子。 网络图片 据官方通报,积石山地震共造成房屋受损207204间,倒塌14939间。对这近1.5万户房屋倒塌的家庭来说,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一是在原地重建一座能够满足最最基本居住需求的农村房子,按甘肃农村的行情大约需要10万多元。政府会补助2.8万元,剩下的七八万就得自己去想办法。对于一个月人均700元收入甘肃农村来说,这份压力可想而知。这还没算平均收入以下的家庭,我没有那个勇气。 二是接受当地政府异地搬迁的政策,搬到集中安置点建好的商品房里,政府会补助每户10万元,另提供10万元10年贴息贷款。 网络图片 这项政策在外人看起来还不错,但据当地灾民反映,异地搬迁补贴政策并非是地震后才推出的,而是之前就在推广的,甚至地震后补助标准还从15万元降到了10万元。对这个异地搬迁方案,村民们并不热心,因为这是有代价的。拿这10万元,意味着需要放弃宅基地和耕地,还要背上贷款,很多人接受不了。 网络图片 当然,上述村民所说的捐款总额是不准确的。我查到的积石山县12月25日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 该县在灾后累计收到各界捐款加上中央部位下拨资金总计18.59亿元。 假如1.5万户房屋倒塌的灾民全部选择原址重建,则需要补贴4.2亿元,20.7万间房屋的维修,需要补贴5.8亿元,加起来消耗10亿资金。另外14.5万灾区群众半年的生活补助也需要消耗一些资金(不超过5亿)。 总的来说,如果数据可靠的话,上述捐赠资金和国家拨款还真的剩不下什么钱来,想要提高救助标准,就得当地财政拿钱了。而甘肃的财政是个什么状况,大家都是清楚的,这也是比较无奈的一个现状。 这么算下来,积石山地震灾区的群众至少在半年内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但对于房屋倒塌或损坏严重的家庭来说,这场天灾造成的损失可能需要好几年的辛劳才能缓过来。因灾致富是不可能的,在各方帮助下保持地震之前的生活水准也很难。 在人均年可支配收入8229元的生活水平遭遇一场地震,可太难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当他们开始无事找事,当欲加之罪也为罪之时

这种事情的存在完全不值得意外,但是已经到这种程度,就让人感到诧异了。 极目新闻说,南宁地铁站的广告墙上疑似出现“旭日旗”,被举报,最后地铁站没办法,或许也为了平息舆论,将广告撤离。 网络截图 如果真的是旭日旗,公开了拿出来宣传,那么你要举报便举报,也没什么可说的。但仅仅因为一点“形似”,就笃定的联系到了“境外势力”和“旭日旗”上,连地铁站都被逼的被迫撤掉广告,就有点可怕了。 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个体”身上,我都无法想象那个个体要遭到怎样的针对和批判。 下面那张就是被举报的“疑似日本旭日旗”的广告,说实话我不框出来你们可能都发现不了。即便我用黑色框子框出来了,一些人可能还是满脸懵逼,这特么不就是一张普通的广告图吗? 网络截图 但是现在,不,它就是疑似日本旭日旗,那是什么东西?和日本军国主义挂钩,全世界人民所鄙视的东西,是罪恶。一旦牵扯上,甭管是或不是,都得完。 人牵扯上,人完。广告牵扯上,广告完。 问题在于,凭什么你说它是,它就是呢?证据,没有。逻辑,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把人或者物送上了批评台(网络),然后群起而攻之。 这绝对是令人瑟瑟发抖的事情,因为撤掉一次广告牌,并无法让那些所谓的“爱国者”感到满意,下一次他们会同样捕风捉影般,在其他事情上扯到“敌对势力”,扯到军国主义,扯到法西斯……那时候,又要怎样让他们满意呢? 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南宁这起广告牌事件下面的评论里,已经看到了有人说“南宁”的“宁”字,和战犯冈村宁次的“宁”字相同,建议修改一下。 网络截图 他们这压根不是爱国,而是碍国。曾经的红卫兵带来了什么?毫无疑问是发展的阻碍,他们间接直接的消灭了多少有能力为国家带来发展的人,多少有科研潜力的人,多少老老实实生产的人?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罗素的一句话,他认为爱国主义很容走进死胡同,然后导致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其实当初的日本与德国,就存在这样的经历,好在纳粹和军国主义都被消灭了。 南宁的领导或许在看到网络上的舆论时,也难免惊起后背一阵冷汗,所以连忙找人撤掉了广告牌,并表示下次要更仔细的审核。但有没有想过,什么样的谨慎,能避得开欲加之罪? 在此次南宁事件中,就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他撤掉了说明有问题,没问题为什么会撤呢? 无脑带来的“反噬”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同时它带来的阻碍也与日俱增。想必大家应该知道前段时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广电的台长把说“日本地震是报应”的主持人停职后,遭到了举报,称台长是境外势力。 这便是“反噬”。 同时,在外交部向日本受到强震危害表示慰问,表示愿意提供支援后评论区里的谩骂,同样是一种反噬。 是否还要继续放任网络上那些爱国的极左大v们乱带节奏,上纲上线,动不动就要核平这个,灭亡那个,和这个国家不能贸易,对那个国家要予以打击?这是一个箭在弦上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了。 否则,这一次遭殃的只是一块平平无奇的广告牌,下一次呢?连地方干部都只能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够幸免于难。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女博士卧底秀场直播,揭开了让人不忍的真相

这几天,腾讯新闻的“谷雨”公众号,有一篇文章《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很火。女主播,一个听起来就有点诱惑的词。 很巧,文中的受访者及作者王怡霖,是我的朋友,是多年前我在腾讯视频创立直播节目时的主持人;她后来去香港大学读社会学博士,直接“卧底”当了女主播,以长时间的田野考察,作出了一部关于“女主播生态”的博士论文,并且,她的这部博士论文很快就要出版了,备受业界关注。 王怡霖接受了“谷雨”的采访,用掌握的一手资料,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行业里的真实生态。 01 先来谈一下“直播”在中国崛起的背景。 虽然短视频、直播等内容形式,早几年就已开始火了,但到了2023年,才真正走向“全民直播”“全民视频”。直播的门槛降到极低,几乎所有人、不分学历资质,都能参与直播,而“直播能爆富”的个别例子,鼓励了太多中国人,投身于直播这个行业。 《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显示,截至2022年,全国主播账号累计开通超1.5亿个,网络直播行业整体市场营收近2000亿元。 还有一个数据: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26亿人。 可以想见,2023年,这个数字还会再度飙升。极为庞大的用户,衍生出了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相信很多人都刷到过这样的视频:夜晚,某个城市的大桥底下,街市一角,全都是直播的博主——蹲的,站的,坐的,男男女女,美美丑丑,唱唱跳跳,说话逗笑,他们的眼里都只有眼前三脚架上的手机里的观众,旁边是人山人海都根本不在乎。 而且,现在如果有人想赚钱却不好找工作时,基本上,都会收到“你去搞个直播啊”的建议,不管这个人是年轻小姑娘,还是贫困山区老翁。 网络图片 我在传统媒体工作多年,也是自媒体时代的数百万粉丝的大V;现在主要在做视频项目,深谙传播法则。但当下的这种大规模泛滥的直播,与过去的媒体、自媒体传播有着本质的区别:如今的直播,不仅反文化、反精英,而且,为了有高流量,为了能有最广泛的受众,低俗营销、擦边、涉黄、扮丑、卖惨、炫富…… 总之,越低俗,越吸引眼球,就越有可能爆火。 无论我们理不理解,这种向下兼容、无限媚俗的直播时代到来了。 一个接一个的热门人物被推上前台。从小杨哥、“挖呀挖呀挖”的黄老师,到“一笑倾城”和“秀才”,再到最近的“闻会军”的爆红,他们是轻而易举赚得盆满钵满的案例。一次直播就有数百万、甚至以千万计的进账,让大家一下子被财富的气味呛到了,都前仆后继地往前冲。 怎么说呢,直播的门槛非常低,偶然性极强。爆火,与能力、学历、甚至外貌,关系都不大;资本或资源,有点用,但“大红靠命”,观众是否买账,也只能仰头望天了。 但是,那些没有红起来的绝大多数直播播主呢?只能是一片尸山血海了。既然播主也是普通人,凭什么其他人要花钱消费呢?而热衷于观看直播的,又是些什么人的呢? 介绍完背景,不妨就来看一下躬身参与“直播”的王怡霖,告诉我们的答案。 02 虽说直播行业如此之普及,但在很多不感兴趣的人当中,依然存在着刻板印象。比如说: 以为主播都是年轻美女,靠美色和擦边来吸引“大哥”打赏; 以为主播都光鲜靓丽,下了播以后打扮得漂漂亮亮、嗲里嗲气地喝下午茶、买买买; 以为主播很可能会跟“榜一大哥”做某种特殊交易。 进而,这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先入为主地认定,做直播这一行的女子都不是什么好人。 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不排除有个别现象,但直播这个行业很大;个别怎么能替代整体呢? 王怡霖在2019年考入香港大学读社会学博士,她选择中国秀场直播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开始了为期3年的田野调查。 在这篇《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的文章里,王怡霖描述了真正的女主播,她们的生活是这样的—— 1.作息时间:白天睡觉,晚上通宵直播;只有外卖陪伴她们;有些主播长达两三年连小区门都没出去过。 2.颜值:对女生颜值没有要求,只需要化妆。甚至都不需要化妆,只要经过培训学会开滤镜,镜头前都是美女。 3.女主播来源:工作会吸引很多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主要是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学生,还有的早早辍学了。她们很多是来自贫困县。 4.收入低微:24岁的小雨,通宵直播,收入被平台和公会抽成,播一晚上挣五十,还不够付电费和饭钱;也不够买脸上这些化妆品的。 5.直播的普通女性:有刚生完孩子的单亲妈妈,前夫失业、老人重病,穿着不到50元的衣服,遮住杂乱的房间;也有两个孩子、还上了失信人名单的单亲妈妈,直播时滤镜开很大,怕被孩子老师认出来;还有还在月子里的女性,坚持直播。女性参加直播的很多,因为这是她们唯一能找到既带孩子、又能上班的工作了。 而工作的内容,总结一下,那就是“讨好”“百般讨好”。 工作人员教我在这个行业生存的法则。比如“五敢”:“敢唱”、“敢喊”、“敢调情”、“敢自黑”和“敢连”(连麦)。 主播们还被要求必须连麦、PK,才会有人来看来打赏。PK输掉的人,就要被惩罚,惩罚有可能是羞辱、折磨,也有可能是某种下流的暗示动作。 网络图片 文章写道:“看主播被羞辱,是娱乐的一部分,所以别人才会愿意花几千,甚至几万刷礼物。” 女主播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她们既感到羞辱,同时也有很强的压力,不管PK输赢,关键是要有人打赏;另一方面,当女主播看到“大哥”为自己花几万几千刷出来的“礼品”时,也会虚荣心爆棚。 问题是,“大哥”们虽然会在某段时间专注于打赏某位女主播,但他的喜好会很快地改变,转投别的女主播门下;有些“大哥”送的大奖,是从平台的抽盲盒、玩转盘活动里赢来的。 谁也不忍心告诉她们,这些女主播们走红、赚大钱的几率无限小,接近于零。她们能赚出一份普通白领的工资已算不错了。这一行,既辛苦,也没有积累,整天面对着擦边和羞辱、骚扰,得有强大的心理来应对这一切。 03 我更好奇的是,到底是什么人在打赏和消费女主播们呢? 虽然有一些“大哥”与女主播线下发展关系的例子,但总的来说,打赏是在线上完成的,他们明知道自己不会有机会碰到自己花上几千、几万、几十万打赏的人,但他仍然觉得这样很爽。 与真实的某种特殊交易不同的是,这种网络打赏主要的满足来自于精神层面: “女主播会一直和你互动,当着上万人叫你名字,说感谢你之类的话,那种满足感你无法体会。” 说实话,很多男性恐怕一辈子都认识不了几个异性,更不要说是美女了(虽然可能只是滤镜打造出来的);而在网上,他可以被很多人包围着,围观看着美女与他的调情,这也许就是他的人生巅峰了。 网络图片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采访过的一位榜一大哥。他在直播平台上投入巨大,特别是时间和情感上的付出。 眼前这个中年男人,正在市场流动摊位上吆喝卖橘子,卖一会儿,就要换一个地方。他身上的T恤洗得发白变薄,露出几个洞眼。大哥结过婚,他的妻子以前因为打麻将欠钱,为了躲债,跟别人跑了。如今,他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快上中学的孩子。白天,从老家弄些货卖,有时是橘子,有时是核桃。晚上,就到当地一个厂里开车拉货。 在地铁上写田野笔记时,我非常难过,觉得生活这么困难的人,怎么还能诱导人家在直播间里消费? 这位大哥生活中很热情,但在平台上讲粗话、刷礼物;他有好几个号,在平台上消费过一两万。明明收入不高,但一发工资他还是会在直播间里一晚就花几百上千块。因为,“那个阔绰的瞬间,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的。” 王怡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叫“绝望劳动”。如果换个不那么学术的说法就是:主播们用一种剥削自己、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赚钱,而且非常不稳定;但他们想换工作时却发现没有比这更好的工作。 这就很能理解为什么当下这么多人加入直播大军了。 虽然人人都有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可能会红,但实际上,这一行业中绝大部分人的努力和自我羞辱、摧残,都是没有用的,无法换成钱的。 现实是如此之艰辛,大家也只能在又卷、收益又极低的直播行业里打转。不做直播,还能有其他的工作与劳动机会吗? 万众直播,其实只是我们当下的一个缩影。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独角鲸工作坊

被举报?真荒唐!

南宁地铁2号线亭洪路站,有一张广告牌,被举报了,称这是一个日本的旭日旗。 网络图片 有人在转发视频时,用了八个字:“渗透严重,无孔不入!”也有人语重心长地指出,“日本人的学校的毕业生渗透到我们的各行各业”。 网络图片 想想都吓人。 问题如此严重,这还了得?南宁地铁赶紧进行解释,广告设计全部采用的是中国传统设计元素:以喜庆的中国红色作为主色,运用灯笼、烟花炮竹、舞龙舞狮、祥云、折扇、梅花、桃花、梨花、对联等中国传统设计元素进行组合装饰。马上要过春节了,这幅广告是营造中国传统节日喜庆的氛围。 我相信南宁地铁。事实上,看广告的全图,怎么看都是一把中国的传统折扇,很喜庆,跟日本旭日旗完全扯不上。 网络图片 但尽管如此,南宁地铁还是“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开展画面撤除”,并且承诺“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提高广告管理水平。” 举报者又赢了。尽管举报者是在捕风捉影,盯着一个局部,硬要把一个全是中国元素的画面,说成是日本的旭日旗。但我猜测,南宁地铁的相关领导估计因为这个举报,已经吓出一声冷汗。 但把广告撤掉就可以让“爱国者”们满意了吗? 答案是不能。在一部分人眼里,“没问题为什么要撤掉呢?”“撤销了就说明有问题”,需要由国家安全机关来“查出一个结果”。 网络图片 我还看到有留言:“南宁”与“冈村宁次”有一个字相同,建议修改。 网络图片 还能有比这更荒诞的吗?但是,谁又能保证,荒诞一定不会成为现实? 数年以前,谁会想到穿衣服都得慎重,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批“汉奸”。 网络图片 前些天,一个主持人,在日本地震后,发表“报应”言论,被电视台停职。然后电视台遭遇网络围攻,官方帐号也一度被骂到关闭评论。据说,台长都已经被举报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类似的反噬,有可能会越来越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更多“爱国者”们的举报、围攻。 写到这里,我想提个建议,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的遭遇被举报、围攻,先不要抱怨,先回想一下,有人因为开日系车被骂汉奸的时候,自己是不是在冷眼旁观,甚至是在呐喊助威?当有人发那些“核平日本”“我爱你日本,……我叫原子弹”之类的视频时,自己是不是有点赞叫好? 我想,我们中的很多人,如果在将来有一天,成为网络戾气的受害者,也不要抱怨。正如电影《霸王别姬》里程蝶衣说的那句很有名的台词:“你道今儿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里来的,报应!” 今日网络的戾气,也是因为我们的沉默,一步一步的退让…… 今天的网络舆论场,抓精日,打汉奸,几乎要到风声鹤唳的地步了。全是中国元素的广告画,中国传统折扇,也会被举报到撤除,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如果继续惯着这帮人,由着他们上纲上线,鸡蛋里面挑骨头,真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一直想着要努力用文字,让网络世界能温和理性一些,可是,现在,我只能悲观地看着这些,却无能为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

跟他们一比,留美流浪博士,至少是个厚道人

你看,他宁可流落街头,也没想过回国割民粹韭菜。 就冲这,也比某些归国学术混子强太多了。 各位好,连日写作,有些疲劳,今天起的特别晚,还是点评个新闻吧。 有朋友让我聊聊复旦留美流浪博士孙某某的案子。这个案子在我加的一个复旦校友群里前两天确实挺引发热议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国内很多顶尖大学流行搞少年班,此次引发热议的孙博士,就是当时复旦少年班毕业的,毕业后直接拿了奖学金,公派赴美留学,在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读物理一路读到博士后。后来留在美国投身华尔街,年薪上百万美金,还入了美国籍,按说已经走上人生巅峰了。 网络图片 可是之后的孙博士人生轨迹却一路下行,丢了工作不说,最终还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纽约街头流浪了整整16年,才于近日被好事者找到,并拍摄成视频,在国内网上火了一把。 从留美神童、华尔街精英,到街头流浪汉。孙博士究竟遭遇了什么?目前能看到的说法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他丢了钱、有人说是因为他感情失败,但这些说实在的都不太足以让人信服。我看到的比较靠谱的一则在美华人的爆料,是说孙在事业成功之后沉迷上了赌博,每周都要坐飞机去赌城拉斯维加斯一掷千金。最终欠下了巨债,妻子与其离婚不说,公司也将其辞退。由此他的人生才走向了破产。 网络图片 当然,由于此事涉及到人家的隐私,所以目前的所有说法,只是猜测而已。 但甭管怎么说吧,孙博士最终在美国混到了流浪街头。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帮助这个人,对此国内网友出现了迥然相异的两种观点: 一是,既然我们当年的留美神童被残酷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蹂躏成这个样子了,那我们祖国同胞应当出手拉他一把啊!于是有人主张伸出援手,为他募捐,接他回国,让他回国内在专业上发挥余热等等。 但这种观点却又遭到了不少人的愤怒反对,很多这种愤怒是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有人说这个孙某就是个“叛徒”“汉奸”,国家当年公费资助他出国留学,他学成之后不私回国报效,还入了美国籍,结果你看,现在混成这个熊样了吧,想回来?没门!美国人不养懒汉,凭什么让我们养!…… 这番争执一度吵得好不热闹,但就跟我昨天说九边和卢克文粉丝的那番争论(参见《九边和卢克文这一架,掐的有点搞笑》)一样,我还是觉得这一架的有些前提条件其实就错了——争论给不给孙博士“回国”这个福利待遇的基础,是孙博士自己把回到祖国当做一种福利待遇,并且愿意回来。 可是,孙博士自己愿意回国么? 我看到的这些视频中,孙博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直比较闪烁其词,一会儿说“祖国培养了我,我学成却没有回去,愧对祖国,没脸回去。”另一会儿又说“家中有老母健在,身体不好,回去怕老人见了伤心。” 看了这些视频以后,我觉得孙博士虽然当了多年流浪汉,但当年做神童时的那个聪明劲儿还在。 他知道,如果直接正面回答的这个问题,容易惹很多国内吃瓜群众不高兴。所以来了个“王顾左右而言他”。 但其实他的答案,早就明确给出了——想象一下,16年前,他穷困潦倒、失去工作与家庭,被迫开始流浪的时候,再怎么说,他依然是个留美博士啊!而且学的还是计算机。彼时国内正是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期,国家还推出了很多相关人才引进、回流计划。孙博士即便在美国混的再失败,回国那也是人中龙凤。这个机会过去16年中至少疫情爆发前的十多年是向着他敞开的。那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想来想去,可能的答案只有两种。 要么,是他觉得哪怕在美国当流浪汉,也比回国让他舒服自在。也就是“宁在美国刷盘子,也不回国考公务员”的进阶版。 要么,就是当时他所遭遇的打击或者生活波折,已经彻底毁坏了他的事业心和奋斗心,啥活儿也不想干了,就是要躺平当了流浪汉了。 考虑到第一种答案细说起来可能挫伤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我们就只分析一下第二种情况吧: 假如孙博士是在心灰意冷之下彻底躺平,才甘愿做一个纽约流浪汉的。那你把他接回祖国,对他真是个好选择么? 如果他什么都不愿意干,那他回来能干什么?IT行业大厂现在都在裁员,去高校教书他又早过了“青椒”入职的合适年龄,且现在进高校难于登天。何况孙流浪了16年,跟产业一线的相关知识早已脱节了,唯一还上手的可能只有英语。可是教培行业现在也不行了啊!俞敏洪、董宇辉都直播带货去了…… 那么,想来想去,孙博士如果回国,可能唯一合适职业也就只有——学一学某些归国网红“爱国学者”,在网上以自己旅美的悲惨经历痛斥美国社会的吃人不吐骨头,发些什么“在中国生活比美国好五倍。”“在中国月入3000人民币比美国挣2000美元幸福。” 你还别说,考虑到孙博士在美国有学术履历,又有确实悲惨的生活经验,眼下又正有关注度。我觉得这条道路对他是完全敞开的,他要真想这么做,肯定比国内一批此类“网红学者”要做得好的多。至少学陈某教授,靠在国内批判美国,在美国买栋别墅,总不成问题。 网络图片 你知道,前些年,海外的学术渣滓、学术混子中,有不少就是专营这门生意的——他们在所在国、所在领域搞的什么也不是,就摇身一变,冒充外来和尚,靠在国内互联网上把国外描绘的一团漆黑,炒民粹主义流量赚个盆满钵满。最后继续在海外过他们吃香喝辣的日子。 甚至,你都未必一定是个学者,你看现在某音上靠在海外拍挑动民粹主义情绪视频赚流量的人,不学无术的大有人在么。 更有甚者,这流量你也未必一定要回国才能赚,学连某老师来个离岸爱国,一边在日本长期“旅游”一边说日本会一批一批死人。或者来个“骂美国是工作,在美国是生活”,岂不美哉? 可是,孙博士,他居然没这么做!16年了,他宁可在纽约城市公园露宿街头,也没想起来写个文章、拍个视频、靠编几个段子做个观某网的座上宾。 这是错过了多大一个风口啊! 我觉得,若非是因为他脑筋太死,或者躺的实在太平,瞎话都懒得编了,那就只能解释为孙博士至少是个有底线的人,宁可当流浪汉,也不学某些“出口转内销”的学术渣滓、混子,恰骗情绪流量的烂钱。 如果孙博士真有此念,也堪称“君子固穷”了。 好吧,以上属于半开玩笑,下面说点更正经的。 很多人在这则新闻中,看出了美国社会缺乏底层兜底机制的冷血。你看《环某时报》都趁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曰《从“流浪博士”看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严厉揭批了美国“消灭穷人”的丑恶现象。 不可否认,与被国人广泛嘲笑为“养懒汉”的欧洲不同,美国文化是一个喜欢赢家、鄙视输家的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 你看电影《巴顿将军》里老巴顿一开场就直言:“美国人就是一心想赢。我们最看不起那些输了还会满脸欢笑的失败者。” 是的,在美国传统文化里,你有一膀子力气,想过更好的生活,你就应该去工作、去奋斗。而社会需要优先保证每个勤奋肯干的人都得到与之相应的酬劳。所以美国不养躺平的懒汉,但同时又追求让所有肯干的人过想过自己的生活。这就是所谓的“美国梦”。 这个思路与看到流浪汉穷死在街头,就会心生怜悯,觉得社会对他们有一份兜底责任的“欧洲梦”是有区别的。在公平与自由之间,美国人优先追求自由,而欧洲人(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更追求公平。二者各有优势与弊端,孰优孰劣大家各自偏好使然。 而我觉得,如果真要二者择一,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更赞同美国人这个思维方式的。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也和美国人一样强调个人奋斗,觉得爱拼才会赢么,躺平就活该受穷挨饿。 所以眼下借孙博士事件大肆调笑的国内网民当中,肯定有不少当初更刻薄的调笑过欧洲的“养懒汉”制度。 可如果一个人,既觉得欧洲那样的“养懒汉”不好,又嫌弃美国那种强自由、弱兜底的体系。那么他心中良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还是说,这帮人,仅仅是因为现实中美国和欧洲他们一个都去不了,所以只要能见到去了的同胞流落街头,遭灾遭难。他们就能获得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 这样的韭菜,我觉得倒确实符合那些在海外混不下去、靠跑回来靠民粹赚流量的镰刀的胃口。 所以,再强调一遍,孙博士完全有当这种镰刀的资质,却没割这个韭菜。就凭这个,也值得赞他一个。 而我在想,如果孙博士真的回国,搞专业、教书、教英语的工作都不太好找;割流量韭菜的镰刀他又不愿当;那他能干什么呢?多半还得继续当躺平的流浪汉。 那么,同样是流浪汉,在国内当和在美国当,究竟哪个生活的更舒服一点呢?这个问题好像还真没人研究过,严重建议什么陈老师啊、张老师啊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也得出一个什么“我们的流浪汉生活也比美国好五倍”的学术结论。那孙博士就真的能放心大胆的回国了——当然前提是,他真信了这帮“专家”的鬼话。 我估计孙博士不会,人家是躺平了,混的惨了点,但好歹没那么蠢。 而在此之前,我觉得就让孙博士继续在纽约街头飘着吧,这是人家基于自身意志的自由选择,我们无权干涉。而且听说美国复旦同学会已经给他找了房子,安排他住下了。你看他流浪了16年,靠吃救济、睡公园椅还能活下来……美国这“消灭穷人”的效率,也确实忒低了一点,远没有《环某时报》和一众“归国专家”说的那么凌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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