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答案：不是的。 虽然有关部门肯定会拿维护社会稳定来作为瞒报和压制消息的借口，但真实原因并不是这样的。 某地发生了灭门凶杀案，网上传得沸沸扬扬，但官方始终不发通报，且强力删帖不让消息传播，媒体也见不到一丁点相关报道。有人呼吁尽快通报权威信息，也有人为隐瞒辩护，认为报出来会破坏社会稳定。 对特大凶杀案的官方通报和媒体报道，真的会破坏社会稳定吗？这可能是一种凭空想象。 听说一千公里外的村庄，有人因为报仇而灭门杀人，你会觉得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吗？会担心自己得罪过的人也来灭你满门吗？ 再说近一点，听说同小区某个男的因家庭矛盾把老婆杀了，你会觉得这个小区不安全吗？会因此考虑跟你老公离婚吗？ 我想，正常人大概率不会有这个想法，因为这些案子凶残归凶残，但是都有具体的缘由，也有特定的对象，你我没必要把自己代入受害者角色去担惊受怕。 再换个问法： 一千公里外某个城市，有人在烧烤店因瞅你咋地而打死1人，随后驾车逃亡，你会因此而担心宵夜安全吗？ 同小区春节期间有3户人家被入室盗窃，报案至今没有进展，你会觉得这个小区不安全吗？ 我想，多少都会有一点害怕吧？上面两个案子虽然凶残程度远远比不上灭门惨案，但一个是发生在公共场所难以防范的恶意，一个是发生在身边因安保疏漏而造成的风险，人们难免会代入共情，担心下一个受害者会不会轮到自己。 所以说，公众毕竟不是鹌鹑，有点什么动静就瑟瑟发抖，大家活了几十年好歹有点基本的判断力，不会单纯因为一个案子死的人多就觉得社会不安全，总归还会考虑一下这个案子发生的原因，没有被及时制止的原因，评估一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 再说另一个方面，把灭门仇杀案报道出来，会不会引发潜在的凶手模仿作案呢？其实不会的。 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现实中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尤其是在仇杀这个场景下，模仿作案的概率极低。 仇杀属于通常是预谋杀人➕激愤杀人的综合结果，一方面彼此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但做出同归于尽的决定毕竟是很艰难的，另一方面在某个时刻被周边环境刺激失去了理智，这才做下大案。 来自远方的新闻，尤其是凶手迅速落网的新闻，很难刺激到一个人下定仇杀的决心。 会导致模仿的凶杀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变态杀人案，凶手以杀人为乐，以杀人来满足特定的变态心理需求，这种是有可能模仿作案的。 另一种是以报复社会或者引发舆论关注后维权为目标的凶杀案，凶手作案就是为了引起轰动，本质上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那的确有可能跟风模仿。 所以，对这两类案件的报道作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公共媒体，应该避免提及作案细节，避免为凶手作案寻求正当性。 但是仇杀案件，并不太会有模仿作案的风险，没有理由去限制报道。 最后还要说，不发通报，不许媒体报道，其实反而会影响社会稳定，破坏公众的安全感。 道理也很简单，没有权威真实信息的及时发布，各种版本的传言就会大行其道，而且往往会越传越夸张，越传越惊悚。 就我所见，最近的某个案子已经传成了某杀人狂魔像吃鸡游戏一样连杀数十人且至今仍然在逃的极端版本。 没有可靠信息公开的情况下，这种传言你说我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呢？ 其实，徒手仇杀这种事情，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禁绝和阻止，只要公安部门及时侦破，及时抓获凶手，地方主官也不存在任何过错。 何苦要去隐瞒信息，平白让谣言扰民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
一个男的要进站，却被一把玩具枪给难住了。后面排队的人着急，前面检查的人坚持。于是，男子情绪爆发，把玩具枪丢在地上踩烂，然后不断重复询问“是不是玩具”、“是不是玩具”？ 这段小视频原本没有太多的意义，大部分人刷到也多半会一刷而过，但它的内核却并不单一。 它是一件错事，但它并非独例。 凭借肉眼就能分辨出来的“玩具”，为何会成为压得一名中年男性崩溃的钥匙？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早先年神奇的“恶意回乡”出现时，大多数人就已经知道。简单说叫“一刀切”，再深刻点，那便是一些人为了自己的“项上乌纱”。 外出务工的村民被言之凿凿“恶意回乡”，主要是当地官员为了疫情防控。而他们疫情防控的目的，比起为了健康，更多的人们很清楚，他们只是为了头上的乌纱。 那么，这种硬把“玩具枪”说成危险物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上面有命令，下面才会去执行，这一点自不用说，其中的关键我觉得和“恶意回乡”异曲同工，同样是为了“项上乌纱”，于是草木皆兵。 疫情越是严重，那么“恶意回乡”的命令就会越坚定被执行。同理，“危险越是存在，某些人就会越是紧张，玩具枪越是容易被禁止。” 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逻辑背后赤裸裸的写着“错误”两个字。和用不让别人回乡来控制疫情一样，禁止玩具枪并无法减少真正意义上的危险，这类行为不仅属于自欺欺人，更属于一种对普通群体的折磨、权力的滥用与肆无忌惮。 好几天前就听说了日照发生的事情，随后看到的就是各种封锁，微博上关键词搜索，也只能看到寥寥无几的谈论。这不就同样属于“自欺欺人”吗？他们认为事情不被广大群众关注到，就不造成影响。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紧张，甚至对玩具枪都要草木皆兵。 其实我也感到好奇，并非所有恶性事件都与地方官方有关，几个社会恶霸用自制武器杀了人，这对地方形象有什么影响，更扯不到地方官方身上，谁能知道那些家伙会制作出什么又在什么时刻发疯。然而他们自己却制造出了一种和自己有关的气氛，于是既要掩盖舆论，又要感到紧张，生怕一不小心恶霸就冲自己来了。 美国不禁枪，动不动就出现枪杀事件，但美国政府却不管这些，他们只负责处理后续，并认为那不是自己的责任，官方不是超人，无法预料到哪里会发生凶杀案，更不会去承担这种飞来横祸般的责任。 这其实也对比反应出了“权力越大，责任越大”的逻辑。美国的警察、官方没有这些方面的权力，更无法滥用，自然而然他们也不必承担相关的责任。 但可笑的是，我们现在重新找到了“权力越大”后如何消除责任的办法，那就是从源头扼杀所有可能出现的让他们履行责任的渠道。 疫情传播了要负责任，那就都别回乡，否则判你个恶意回乡。恶霸伤害了普通人，那么为了形象，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以防万一甚至连玩具枪都要入“目”三分……一切，都是为了不必承担责任。 但是很奇怪，他们为了不用承担一个本就不必承担的责任，想出了一个个导致自己要承担责任的方案，最主要的在于那些方案还会惹得人们破口大骂、惹得人们愤怒和歇斯底里，如同那个进站时无法把玩具带进去而暴力损坏的男子一样。 那可能是一个父亲咬咬牙给子女买下的生日礼物，却被一种无理取闹般的理由弄到碎了一地，可悲、亦可笑。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春节前后，随着泰国、新加坡和中国互免签证，各方看好中国出境游的复苏。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春节假期的出入境流量将与2019年相当，而飞猪节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出境游搜索热度已经达到了近四年的峰值。 开放的这一年，世界或许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几年过去，重新“连接”后，什么变了，又有哪些没变？我们在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世界？在碰撞中，又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我们邀请几位疫情后走出国门的朋友，分享了他们的旅行故事和思考，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阿猫 前泰国旅游从业者 “中国游客怎么不来了？” 去年，在芭提雅打的Grab（注：当地某打车平台）车上，司机问我，“中国（的游客）怎么（不来）了？”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以前做夜场生意，后来出来兼职开专车，十几年，算是老从业者了。 “是你们这里不‘安全’。”我这样说。他回应，“可能也有点道理。”我们说的“安全”重点不完全一样——在他们看来，泰国的北部和南部地区一直有武装冲突，二十几年了，就没太平过，虽然游客也不会去那边；（国人比较恐慌的）“噶腰子”传闻，他们并不知道。 去年9月，是疫情结束之后我第一次去泰国，再上一次是2019年。很明显感到游客在变少，不管是海边（旅游城市）还是大城市，一辆旅游大巴车都没看到，（疫情之前）真的是不可能的。大巴车带去的客户基本是报团低价游，三千块游泰国那种，大批量五十几个人，拉去景点大皇宫转一圈，免税店转一圈，再买买特产青草膏什么的。 大皇宫门口举旗子，跟着一队游客的导游没有了。这种传统的旅游方式，现在已经满足不了中国这波中产以上游客的需要——不再是纯粹猎奇，度假、购物、看演唱会，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去泰国。 我去泰国也是想度个假、看看海。我很喜欢Citywalk，和朋友在泰国到处打卡咖啡店，十天光喝咖啡就花了两千多块，泰国这些年物价没上涨很多，但网红咖啡店真的不便宜。以前没有这么多，这次去我发现多了很多Ins风的店，工业风、森系、地中海风，有的人满为患。当地朋友推荐了一家很有名的，“好可爱，都是女孩子吃的，你一定要吃”，一看要排几个小时队，我们就走了。 网络图片 你能想象这是在泰国吗？你可以认为我在上海、东京或者首尔，那种地域性的东西消失了，也是我去年去泰国很强烈的感受。曼谷跟每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变得相似，咖啡店跟着首尔走，新开的商场里都是日系的品牌，慢慢开始“去泰国化”了。 我第一次去泰国是在2005年前后，还没智能手机，信息不是很畅通的年代，泰国是大家出国的第一站。我是被那里神秘的异域风情吸引的，海很漂亮，人也很淳朴。后来就经常去，一年五六次，两本护照上全是泰国出入境印章。那时候的旅游业还没有很多大公司介入，我就开始接一些定制游的需求。 去年在芭提雅，见了以前认识的好朋友，一个年轻男孩子，现在在夜场工作。他换了好几家店，日子不太好过，虽然他在的店是针对本土顾客的，但他说，只有中国游客多了，本地人才会去他店里消费，这是一个循环。疫情最严重的那两年，（旅游业受影响）几乎没有顾客，他一度回到清迈老家。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17岁，刚出来工作，高中都没读。在泰国像他这样的年轻男孩太多了，尤其东北地区，单亲家庭，家境不好，赚了钱回去养妈妈。他现在是个彻头彻尾的哈韩族，收入和小费赚到个几千块，就去韩国逛一圈。 这是他们一贯的生活态度，赚到今天的钱，就不工作了。他们早十年就比我们“发疯“了。经济下行是全世界的问题，年轻一代看不到未来。跟我的精神状态比较契合，不会去想十年后的样子，只会想我十天后的样子。 来芭提雅的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欲望，对生存、对赚钱，信仰和地狱在这里共存，这是我喜欢这个国家的地方。生活的乐观无时无刻不在体现，它的文化里带有很多细小的幽默，比如街上的广告招牌，雪人是融化的样子，因为他们没有冬天。这样的幽默，上次去就很少看到了。 出发之前，我带了很多吊带、抹胸，说实话在上海穿着满大街走，以我（不那么苗条）的身材，会觉得有一点羞耻。在泰国，无所谓你怎么打扮都无所谓，它太包容了，让我感觉可以做我自己。 海盐 从香港到英国 紧张到松弛，当我重新与世界连接 大概是去年过年时，疫情刚放开没太久，我和几个朋友就商量要不五一赶紧去个（国外的）地儿？在英国读书的朋友4月要过生日。 当时觉得有点儿疯，二三月朋友圈很多人去泰国，英国太遥远了，不敢想象。很久没接触中国之外的世界了，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能成行，会不会路上有什么事儿把我扣住？或者是醒来的一场梦？不敢相信拿着我这本护照能畅通无阻地走出去。 英国的签证材料其实很简单，填个表预约一下，对存款要求不算高。我以为大家会去积极地办，但发现没有，交材料非常顺遂，一点儿队不用排。我把记忆中的预定机酒的软件全部下回来，那时候境外旅游还没有完全恢复，从北京直飞伦敦的航班很贵，往返要八九千。因为俄乌战争，很多航班不能直接经过俄罗斯，要绕一大圈，飞行时间更长了。 最后还是选择了更漫长的旅程，先去香港，再中转到英国。除了相对便宜，香港对我来说是更熟悉的地方，2019年之前我在那里读书、工作，后来才去北京。 准备的过程夹杂着快乐和紧张。心里有了盼头儿，工作都不那么痛苦了。紧张是因为那会儿没有太多途径，非常依赖社交媒体，有的信息我特别当回事儿，比如说他们老罢工，很久没了解过国外的事儿，没办法预判它的严重程度。同行有个朋友听说英国没什么好吃的，还在香港买了好多零食泡面。 直到落地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乱哄哄的，入境排队三个小时，队伍里全是欧美面孔，才有了世界大门为我敞开的实感。 网络图片 一开始特别紧张，第一天我们还戴口罩了。第一次赶火车按照国内的习惯，提前30分钟到，结果太早不让进；坐火车遇到卧轨的，我说这又赶上大事儿了，在英国那俩朋友特别淡定，没觉得很稀奇。然后我大概就明白了，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也就不着急了。 后来证明很多担心是多余的，全程十天，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在希思罗机场T3航站楼，罢工在T5。物价没有想象中那么贵，早午餐也就一百元上下，最贵的是朋友们非要去罗琳写下《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咖啡馆，现在变成了铁锅炖，还是吃了，人均花了300元，是有点儿过分了。 一到英国就遇上伦敦塔桥打开，赶上了大日子，查尔斯王子加冕典礼——攻略里没人提到这个，咱之前也没关心国外的正事儿。英国张灯结彩的，挂了一排排的米字旗，国王十字车站有超大幅查尔斯王子和他妻子的广告，那会儿特别好买纪念品。 精心准备的不是都好，反而意外的发现会引起你注意：某天在爱丁堡，临时看到卡尔顿山有特别多人，打扮得跟《哈利波特》系列里面的巫师一样，我们就跟着去了。到了一个像魁地奇世界杯赛场的地方，做黑魔法标记似的，正在举行盛大的点火仪式，那是当地凯尔特人的朔火节，为了迎接夏天到来。我左右两边都是直播的外国人，还有举着自拍杆的，我想，外国人也爱直播呢。 感受到重新和世界连接，还是和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英语变“差”了，以前没有这么胆怯，那次没看到外国人冲我微笑，我就不敢说话。重新见到在伦敦读书的一对朋友，才发现，他们的关系其实到了挺紧张的状态，即使每天都在线上聊天，也完全没有感知到他们生活中面临的困境。 旅途的尾声，在诺丁山的艺术街区，路过一个当地女艺术家的画，特别好玩儿，我终于决定去搭个话。她问，“你们是日本来的吗？”听到我们是中国人，她非常震惊，说很久没有见过中国来的人了。 英国看不到太多疫情留下的痕迹，在香港的感受更强烈一些。和疫情之前比，物价上涨，大陆游客变少。疫情期间出现的卖彩色口罩的店，现在在大商场里开成了连锁店。有一些餐厅莫名多了很多打卡的人，跟本地的朋友去吃饭，他们会特地嘱咐，千万不要把这个发在社交网站上。 旅行一度是我缓解工作焦虑的方式，疫情之前在香港，工作不是很开心，我常常趁着周末去“特种兵旅游”。香港飞四面八方的飞机很多，可能去吃点东西，做个“马杀鸡”，看看风景。去英国那趟，我每天晚上都要打开电脑工作一会儿，我挺享受在旅途中上班的感觉，一点儿都不痛苦。 去年，我抓住每一次能出去的机会，去了英国、老挝、韩国、泰国，还有国内的一些城市，到后来就变得特别疲惫。如果说去年的目标是拥抱世界，今年我觉得自己不能再逃避（工作压力和未来规划）了。旅行不是生活的解药，只是一个镇痛剂。 网络图片 乌冬 裸辞之后，在韩国待了两周 “我没有兴趣成为他们，我很enjoy不属于这里的状态” 裸辞的念头去年年初就有了，刚好卡在三十岁的节点上。之前我是做综艺节目的，干得越来越不开心，综艺制造的一些浅薄笑点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又很累，就决定离开了。辞职之后租的房子刚好到期，我就想找个熟悉的地方待一阵子。我会韩语，喜欢韩国的娱乐也蛮久的，9月就去了首尔。 我不是一个很有计划性的人，这次买了四场演出票算是提前计划，有爵士音乐会、Blackpink的演唱会等等。一开始还很担心买不到票，后来越临近出发，不断有新的演出消息出现，才意识到韩国的演出其实挺多的。准备过程挺顺畅，唯一有生疏感的是落地要填入境卡的时候。 上次去还是2019年，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天气已经很冷了，长大衣很流行，夸张的是大街上大家都这么穿，太一致了。我可能看着不像本地人，我没有兴趣成为他们，我很enjoy不属于这里的状态。 旅行对我来说是一个脱离了原有生活、真空的状态，可以对国内的事情毫不关心，也没人会来找。关于辞职的后续，我没考虑太多。那两周，我住在东大门附近一家民宿里，每晚140元，一间房有四个床位，舍友几乎都是做代购的中国人，几乎天天都在换。 有些姐姐真的非常厉害，丝毫不会韩语也能来做生意。她们说，现在挣的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过去生意好的时候，免税店会直接派车接送你的，现在就没有这种情况。也要时常过来，发带韩国地址的朋友圈，不然怕买家觉得不真实。 （以前中国人常去的热门景点）明洞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游客明显稀疏了很多。在路上，也可能是去年赶上韩美结盟七十周年的原因，看到了更多欧美人，以前会觉得中国人更多一些。 网络图片 我不会主动选择热门景点，更喜欢Citywalk。韩国政府有很多城市徒步观光的路线，我2019年去了三条线，这次预约了五条，有专门会中文的讲解人带着。这群人蛮神奇的，有的年轻时念的中文学校，有的大学学中文专业，有人在中国生活居住过，有一个大妈在中国去过的地方比我还多——像我对韩剧如数家珍一样，反过来，他们也有人看《芈月传》、《甄嬛传》学中文。 我跟她们说我是内地来的，她们觉得很神奇，接到（会中文的）更多是港澳台地区的游客，她们告诉我，不同地区的客人会介绍不同的地点，比如她们会向我介绍中国驻韩大使馆，在明洞附近，袁世凯在那里办公过。 两次旅行，我都去了韩国几大电视台集中的地方，那边有两个蓝色巨型雕像，是韩国电视的圣地。电视台那边活动还挺多的，可以体验到节目制作的流程，也有常设展，告诉你电视剧怎么进行水下拍摄，还有很多周边店，我在那里给朋友买了电视剧《请回答1988》的小礼物。 还有一个小插曲，在KBS电视台楼下，那段时间因为电视台报道的公正性引起争议，放了很多表达抗议的白色花圈，还挺壮观的。 韩国电视台的综艺可以申请免费录制，我没申请到，是个小遗憾。坐在电视台一楼休息的时候，正好看到外面有很多男团的粉丝，很激动地等待排队入场录制打歌节目，真的挺羡慕她们的。 电视台大楼的楼下有一些抽烟角，路过看到很多媒体从业者，聚集在那里抽烟。原来自己每天看的节目，是这群人做出来的。（看得出）他们肯定压力挺大，但是看到挂着的工牌，我还是很羡慕。原来我向往的、没有达到的职场是这个样子的。 辞职的时候我就准备好离开综艺行业了。回国以后，我向别的岗位投了一些简历，都不太顺利，最近在家准备公务员考试。以前我会觉得生活的每一天都需要很热烈，综艺行业是能满足这件事的，我们常常见到很多新奇的东西；现在我会觉得在平淡的生活中有一些点缀，就挺开心的。 旅行的时刻就是这样的点缀，哪怕未来偶然想起，也会开心。前几天我和朋友说起那样一个瞬间：在新加坡拍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很自由的晚上，我和她坐在海边，那是亚洲大陆最靠南的海，也没玩什么，就坐在那里，还挺美好的。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搜狐
早年间，金庸小说里的人都在谈恋爱。 他早期的《射雕英雄传》，就是一个大家都在谈恋爱的江湖，爱情的浓度很高。那个年头，谈恋爱根本不是什么很奢侈的事。 老中青三辈人都在谈恋爱。年轻人里，郭靖黄蓉华筝在谈恋爱，杨康穆念慈在谈恋爱，陆冠英程瑶迦在谈恋爱。 年龄再往上点，梅超风谈恋爱，欧阳克谈恋爱，江南七怪里张阿生、韩小莹谈恋爱，连大金赵王完颜洪烈都在谈恋爱。甚至于，黄药师谈恋爱，欧阳锋谈恋爱，老家伙周伯通、刘瑛姑还谈恋爱，连最严肃的王重阳都在谈恋爱。 为什么大家都有工夫谈恋爱，说白了因为那个江湖不是一个竞争很激烈的江湖，很容易混饭吃，每个人的压力都没有那么大。 赵王府、全真派、丐帮随时在招人，哪怕你武功不是很高，进去了只要不强出头，都能安全混过中年。像江南七怪，武功不高，只要不犯轴主动去搞事，也可以很容易在二三线城市逍遥快乐，有身份有地位，滋润地生活。 那个江湖上，斗争并不是太残酷，并不太搞凡事肉体消灭、灭门灭族。所以你会发现《射雕》的世界并不太血腥，杀人不多，整本书打了那么多架，最后也出不了几条人命。反派五人组彭连虎、沙通天、侯通海、参仙老怪、灵智上人和主角对着干那么久，最后也不过只死了一个。 更重要的是，那个江湖上人们的思想状况也比较松弛，除了一个大金大宋的站队之外，没有别的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没有让人窒息的党同伐异。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乃至铁木真、完颜洪烈，没有人企图清洗别人的脑子、盯别人的屁股，恶人并不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样子，逼迫别人服气。 欧阳锋、裘千仞从来不假装好人，不会去教郭靖做人。他们不会压着郭靖的头问老子是不是正义的，他们只会明着说老子想要《九阴真经》，老子就是恶棍，不服你打我。他们杀了江南五怪，但也没有追问：“服不服，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哪里错了？” 所以那个江湖，大家生活上比较松弛，脑子上也松弛，日子好过，就可以有余力来谈谈恋爱。没有人觉得恋爱这玩意是奢侈品。 然后到了后来，金庸写的江湖慢慢变了。你会发现人们开始谈不起恋爱了。那就是《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的世界，和《射雕英雄传》完全不一样，是一个活着特别难、特别挣扎的世界。 这个江湖，上来第一章就是灭门，杀你全家。 中产灭门，富豪也灭门，灭得精光，连花匠婢女厨子都不留。灭完了福威镖局林家，接着就是灭衡山派刘家，多么恐怖啊，林家是外人，刘家是五岳剑派自己人；林家是商人，刘家是会功夫的武人，然而一样地灭，老女老幼杀精光。 这样的江湖，年轻人活得惊魂不定，中年人老年人也是战战兢兢。这里和《射雕》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缝隙和空间给你喘息，随时要高度警惕，绷紧神经，一不小心就大祸临头。 华山派的弟子英白罗，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叫了一句“师父”，立刻一剑劈死。嵩山派的狄修，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去搀扶了一下师父，被砍成两段。试问，这样的环境，谁有心思谈恋爱？ 《笑傲江湖》的世界最让人窒息的，是无处不在的选边和站队。随时会有人手持凶器，就任何问题呵问你：你站哪边？你必须随时选择势力，选择阵营，一旦行差踏错，就是万丈深渊。 华山派喝问你：你站剑宗还是站气宗？嵩山派喝问你：你支持杀刘正风全家还是不支持？左冷禅喝问你：你支持我合并五岳还是不支持？杨莲亭喝问你：小朋友你支持不支持我杀你爷爷？任我行喝问你：你吃我的三尸脑神丹还是吃东方不败的？所有人逼所有人表态，所有人按着所有人的头，问你服气不服气，你是不是真心服气？你是不是真心觉得自己错了该死？ 就算死，也没有人能清白着死去。灭完了门，还要侮辱你，践踏你，给你扣上无法洗刷的罪名。林平之家被灭门，门口旗杆上被挂条内裤；刘正风家被灭门，还落得一个“勾结魔教”，人人得而诛之。华山派剑宗被全部内部整肃，屠戮殆尽，还要扣上一个邪派武功、咎由自取。哪怕东方不败死了，也扣上一个武功差劲、徒有虚名、奸淫妇女、暴饮暴食，每顿饭要吃五口猪、十口羊。 无处不在的生死危机，无穷无尽的选边站队，无止无休的党同伐异，恋爱当然就成了奢侈品。 《笑傲江湖》里基本没有人谈恋爱，和《射雕》里老中青三代都忙着谈恋爱相比，《笑傲江湖》的世界是一个爱情绝缘的世界，只有一个主题就是活着，没有爱情。 你看除了一个令狐冲因为主角光环在谈恋爱之外，还有一个疯疯癫癫的不戒和尚算是谈恋爱之外，谁有心思、有功夫谈恋爱的吗？五岳剑派那么多高层、中层、下层，魔教那么多高层、中层、下层，还有江湖上大大小小众多门派、人士，岳不群，左冷禅，陆柏，丁勉，向问天，上官云，莫大先生，刘正风，黄钟公乃至什么黄伯流，老头子……没人谈恋爱，他们都要挣扎着活着。 所有曾经相信一点爱情的人，都得到了血的教训，岳灵珊是这样，宁中则是这样，连风清扬都是这样。一个最血淋淋的教训就是林平之和岳灵珊。林平之跑到华山谈恋爱，后来他得到的启示是什么？那就是你以为你是谁？你有什么资格恋爱？你这一条连活着都是奢望、都在被人利用和算计的贱命，真以为自己有权利恋爱？ 而岳灵珊的血泪教训更甚，你以为世界单纯得足以让你谈一场恋爱？你以为华山是世外桃源和温床？你以为你看中的男人会是这个肮脏世界的特例？你以为你的爱情会得到父亲和门派的祝福？都是狗屁。这个世界，爱情太沉重，太奢侈，爱情这玩意你供养不起。 唯一有资格谈恋爱的好像只有东方不败，最后还是倒霉在恋爱上了。 活着比天大，活着压倒一切，那个时代，仅仅是活着二字已经耗费了一切的精力和能量。 渐渐地，人们的心态就变成了我不相信我爱得起别人，也不相信别人会真心爱我。反正一切都不相信了。我连我自己都爱不动了，我特么还有精力去爱别人吗？最后爱谁谁吧。 这就是为什么《葵花宝典》在这个年代那么盛行，人人都练。好比PPT都不流行了，还要个投影仪干嘛呢。 每天看着都烦。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过年前后这些天，不断收到和看到包含各种生僻异体字的祝福语，尤其是那个“龙行龘龘”，简直是闪瞎眼。 “龘”（dá）这个字，我用拼音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在两个月之前，对这个字，我既不知怎么读，也不知什么意思。我也相信，像我这样的，不在少数。 除了龙行龘龘，还有前程朤朤（lǎng）、生活䲜䲜（yè）、百业骎骎（qīn）、财运㵘㵘（màn）。这些藏在故纸堆里本已发霉腐烂的字，不知何故，集体回魂。 有网友评论说，这是语文的倒退，语言文字运用的污染，是文化上的装腔作势，是审美上的低级趣味。 无比认同。 有点阅历的人都知道，文化水平有限的人更喜欢掉书袋说大词，而真正的高手，用三两句简单易懂的大白话就能把事物的本质说得一清二楚。 这些发霉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装起来，这种装腔作势的危害不容小觑，因为风气的败坏，往往是从语言污染和腐败开始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语言学之父陈原就在《语言与社会生活》中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充斥着许多看起来很正确，但实际上已不传达任何有效信息的语言，那么语言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们经历到的一种污染灾难。” 龙行龘龘，看起来似乎很有文化，但是茴香豆的“茴”字也有四种写法。龙行龘龘，是什么意思？有几人知道？这种不传达任何有效信息的语言，到底有何意义？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到底是想向社会传达何种取向？ 语言污染的危害，比环境污染更可怕。环境污染给身体造成的损害，只要换到干净的地方，假以时日，尚可以调养。但是语言污染带来的精神损害，往往终身难以治愈。 几十年前，国人的生活中充斥着各种语言暴力，比如打倒、摧毁、砸烂甚至炮打。还有一些侮辱性极强的词汇也被高频率使用，诸如叛徒、特务、卖国贼等等。语言和文字是思维的外化，生活在如此语言环境中的人，他们的思维一定会被打上某种终身不褪的烙印。 和以前相比，当下的语言污染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 比起那些需要人们全神贯注去有意识接收的信息，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话语使用，往往更具麻痹性，危害性也更大。因为它们是通过一句句常用语影响公众的，难以觉察，也难以清除。 这些被污染和扭曲的语言，体现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最终，这些言语就犹如微小剂量的砷，日积月累之下终究会发生作用。 比如，裁员和失业，似乎是嫌这两个词丢人似的，偏偏叫灵活就业、优化，或者慢就业，更有甚者，叫“向社会输送人才”。比如，将某种行为污名化，于是就有了恶意返乡、恶意讨薪、恶意躺平这些说法。还有一些名词我们也很熟悉，什么等反转、带节奏、夹带私货、人血馒头。另外，还有什么负增长、待富人群、踔厉赓续。 对整个语言污染最严重的，可能是那些手握权力的人说的话。2013年1月9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一些读者反感的官话套话，如“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等。当时的新华每日电讯还支招说，官话要焕发活力，就该跳出格式化表达。要有民生情怀的支撑，要接地气，才能激发民众的情感共振。问题也指出了，解决办法也有了，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效果似乎并不明显。 在语言污染方面，短视频也在起着很坏的作用。在算法和大数据的作用下，平台的词库同质化严重，我们看似每天接触很多内容，但是翻来覆去其实就是那点词汇量。其背后逻辑是，语料库越模糊，受众的理解成本越低，获得的关注就越大。当你看到某个美好事物时，你已经不会用很精确美好的文字来描述，映入头脑中的词往往是：卧槽，这谁顶得住啊。对于美景，千篇一律的文案是：一辈子总要去一次的某地。这就是为什么短视频让人越看越蠢的重要原因。 语言的污染与腐败，及其呈现出的后果，让基于事实、逻辑与理性的公共讨论困难重重。立场和身份大于事实本身，很多人不再在乎你说的有没有道理，他们只看你站在哪一边。 理性公共讨论的缺席，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年来大家都看到了。整个社会快速低幼化、肤浅化，导致严重缺乏逻辑的现象层出不穷。 汉语的星空本来极优美，无数先贤的经典诗文，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耀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天空。可惜，再看看今天的汉语世界，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废话甚至脏话，让人绝望窒息。 我们的文明，不应该以如此方式走向远方。 请让中文回归真善美。 最后，录几首儿童诗，净化心灵洗洗眼，也希望有所悟。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码头青年
年龄，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个人隐私。尽管皮肤肌理和眼角纹路会给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离的社交对话里，年龄大多不会成为直接讨论的话题，有默契的谈话对象，懂得回避询问年龄后可能带来的尴尬。 直到一些时候，陌生人对我们年龄的打量、审视甚至诘问，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那个每年“+1”的数字，会悍然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把我们拦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卡住 2023年发生了无数事，王立强的经历看上去，只是滔滔一年里不起眼的一则碎片。那是在夏天，北京一家青旅在电话里告诉他：35岁以上的客人谢绝入住。 在那之前，他辞掉干了八年的销售，只身一人从上海来到北京重新找工作。为了节省成本，他和很多拖着行李找一个落脚点的待业人士一样，辗转在60元左右一晚的青旅，待了一个月都没收到面试通知。没想到，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的同时，他还会在花钱消费的时候，被一个数字卡住。 身份证上显示，王立强出生在1989年，严谨一些算，2023年7月时他还不到34周岁。但突如其来的限制还是让他很不舒服。哪怕已经避开了酒旅平台上那些标注了“35岁以上不接待”的青旅，找到了上面那家，他还是听到了相同的拒绝。追问原因，对方语气平静：“过了35，爬上下铺可能会有安全隐患。” 在那通和陌生人的电话里，王立强没能立即反驳。摁掉通话键，他在社交平台写下自己的不解：我还是可以做50个俯卧撑，还是可以跑5公里，翻2米的墙也是可以的，怎么就危险了呢？随后，媒体的跟进报道让更多人发现，北京多家青旅拒绝接待35岁以上中年人，理由除了“有安全隐患”外，还有青年人和中年人“生活习惯不同，不好管理”。 王立强的遭遇是一则碎片，却也折射出更多被一个数字卡住的现实。很多在大城市和陌生人合租过的人，直到看了去年8月的一条热搜才发现，自如旗下的合租产品友家，只接受18至40周岁的用户居住，同住人也不能超过40周岁。 自如的解释是，友家房源主要面向年轻群体，建议40岁以上群体选择其他类型的整租产品。并且，这也不是刚出的新规，早在2019年被用户投诉至民生栏目《1818黄金眼》时，自如就回应过——这是基于用户大量反馈，才作出对合租居住者年龄的规定。平台的免责条款也适时附上：此内容在签署合同时，已经提前明确告知租客。 但不少人是被年龄卡住时，才意识到那个数字的威力。知乎网友@sdyoyo就在40岁生日后不久被自如管家告知，不能再新签合租的房子了，理由是“为了其他小伙伴的居住体验”“同龄人生活习惯相似，避免矛盾冲突”。 网络图片 在深圳工作这几年，她一直租的自如合租房，自认过去这么长时间，都和陌生室友能做到互不打扰，保持疏离但和平的关系，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平台会在矛盾完全不存在的情况下，仅仅用一个数字卡住她，“替我未来室友先拒绝了我”。 尤其职场，用年龄把人拦在外面的时候，丝毫不带商量。35岁的魔咒，一度只悬在互联网大厂里资深的程序员们头上，如今，年龄门槛一步步前移，从35到32岁再到30岁，并向更多的岗位、行业延伸过去。 一些大公司的招聘个案激起过一些讨论。2022年上旬，有网友应聘小红书一个招商运营岗位时被告知不合适，“要32岁内”，她不理解：招商岗位难道拼的不是资源，而是年纪了？到了去年6月，拼多多一条非营销视觉岗位的招聘信息里则写着，“工作强度较大，30岁以下”，并且这是社招岗位，接不了应届生。 一些过去没那么多要求的行业和岗位，也出现了年龄门槛。广东佛山市南庄镇机关事务所，招聘保洁时要求35岁以下。青海西宁市某工厂招聘保安，年龄要求不超过35周岁，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广东佛山一家火车票代售点的售票员岗位，更是要求应聘者年龄不超过25岁…… 年龄，多数情况下，被视为个人隐私。尽管皮肤肌理和眼角纹路会给出提示，但在一段保有距离的社交对话里，年龄大多不会成为直接讨论的话题，有默契的谈话对象，懂得回避询问年龄后可能带来的尴尬。 直到一些时候，陌生人对我们年龄的打量、审视甚至诘问，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那个每年“+1”的数字，会悍然成为一道跨不过去的门槛，把我们拦在旅舍、出租屋、工作岗位，和更多可能性之外。 当年龄先于能力、业绩、经验甚至体力状况，成为我们被筛选、剔除的理由，并且要求还越来越苛刻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愕、愤怒，而后陷入深切的焦虑、迷茫和自我怀疑。 但时间的流速在每个人面前，均匀而平等，每一年，总有无数人迈过30岁、35岁、40岁的门槛。如何和年龄对抗、共处、和解，成为每一个社会人在这个时代必修的课题。 红线 年龄作为一道门槛，最早出现在公务员的录用规定里，要求报考者“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 至于为何如此规定，2020年4月，江苏省委组织部回应说，考试录用的公务员，尚不具有领导职责，主要从事基础性、辅助性工作，要求工作人员思维敏捷、反应迅速，身体状况优良，18-35岁的青年群体恰好符合职位特点。 公务员的培养需要时间，进入体制时的年龄越小，后续发展的优势似乎就越大。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报考公务员只是一部分人的选择，35岁作为最后的门槛，也没给他们带来紧迫感——有志于此的人会在更年轻的时候，早做打算。 更多本世纪头二十年的求职者，在剧烈的技术和社会变迁中，被高额的薪水和快速的晋升通道，牵引到高速发展的行业。当增长神话不断被创造出来，求职者的能力和头脑是更被看中的品质，个体年龄的增加往往意味着经验的增长，以及与之匹配的更丰厚的报酬。所有人对未来的预期都很乐观。 直到2017年，辞退一批34岁以上员工的裁员传闻，从华为内部论坛火到全网，激起强烈震荡。从那之后，一根以数字命名的红线，在各大互联网公司若隐若现，它往往不会写在明面上，却会在员工心里投下阴影。所有人都开始害怕自己触到红线的那一刻，会从系统里消失。 米莱投奔互联网时，还没体会到红线的存在。2015年，27岁的她毅然离开待了三年的国企，闯入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成为产品经理。哪怕自己经历并不完全匹配，哪怕身边同事本科毕业就进了公司，同职级比她年纪小的一抓一把，她也没什么压力，“只是觉得这行业的人都比较年轻”。 但短短三年后，等她跳进在线教育红海，带队做K12产品时，年龄门槛残酷的一面显露出来。她记得从2018年开始，HR筛选简历的时候，就会嘱咐她筛掉“35岁没有做到产品总监”的人。换成广为流传的阿里职级去评判，也就是35岁还在P7（技术专家），没能升上P8（高级专家或资深经理）的人。 在当时的标准里，米莱觉得35岁已经成为一道门槛，无关哪家公司，几乎成为全行业默认的规矩，“在这个年龄没有做到既定的优秀程度，人就不值钱了”。 网络图片 前阿里云员工林炳天对年龄红线的感知，来得更晚一些。2018年加入阿里云时，他42岁，职级评定为P8。等到2020年，他负责一条事业线的业务面试时，HR明确告诉他，P7不能超过32岁，P8也不能超过35岁，“这是一条硬红线，超过红线的，全部一刀切”。 他记得，当年有一位出生于1986年的候选者，34岁，正好卡在35岁之下，进入了业务面，“我和她说，你再大一岁就进不来了，简历都过不了”。 某种程度上说，林炳天是幸运的。两年前的门槛还没有那么“硬”，“就算有一些这样的氛围，公司也不会明确说出来”。毕竟如果按照这套标准，他在35岁念完博士归国时，许多大厂的门就已经向他关闭了。 颇为唏嘘的是，阿里云有不少面向政府的项目，按照这套门槛筛选出的人和对方交流时，对方还会狐疑不决，“你们这帮人太年轻了，连白头发都没有”。 劳动力年轻化，是不少互联网大公司的共同追求。脉脉数据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疫情之前，19家互联网头部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阿里巴巴和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为31岁，而字节跳动和拼多多员工只有27岁。 崛起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巨头们，又将年龄红线向前推了一步。尤其是激战正酣的战略业务，对年轻的渴求更为明显。 25岁的林纷，曾经在阿里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工作，去年几次三番收到拼多多HR的面试邀请，他们也在发力跨境电商。岗位要求不容商量，“从上午11点到晚上11点，需要强制打卡，每周单休”，但薪资待遇高出一截。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林纷跳到了拼多多，入职第一天，直系领导打招呼时说“来得正巧，赶上团建”。她等到下班才发现，团建是吃完饭，同组人一起去看凌晨场次的电影。 在这个新团队，年轻是一目了然的。除了一位男性组长和一位已经生育的31岁女性，其余员工都没有超过26岁。林纷在阿里有一位过了30岁的女性朋友想要跳槽，找她内推，没想到两轮业务面都过了，卡在了HR面，被告知年龄不符合要求。红线再次显现。 水温 红线的出现，伴随着水温的变化。2021年以来，降本增效的寒风，从互联网吹到各行各业，人力成本和用人效率的计算，被摆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三年前，34岁的郑叶黎还是武汉一家港企数据分析师，做到了经理级别，却迎来了年龄危机。一方面，已婚未育的她觉得自己成了公司降本增效的靶子，被委派了强度超乎寻常的工作，几乎每天都累到崩溃。 另一方面，HR还叫停了30岁以上资深员工的招聘，转而招了非常多“有转正意向”的实习生，让他们拿着微薄的实习工资，干着正职的工作，名义上是“员工预备岗”，用人成本却低了不少。 郑叶黎努力消化着不满，却又不敢裸辞。她一边等着被裁后拿到赔偿金，一边也开始留意市场上其他工作。令她失望的是，外边职级差不多的工作大多薪酬腰斩，更高层级的工作却“只考虑更年轻的女性，或者只考虑男性”。 企业这么做的用意不难理解。“年轻就是优势，是一个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便宜的象征。企业永远可以得到它想要的人，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大的？”郑叶黎心灰意冷。 在求职要求看上去更低的行业，年龄门槛发生了更明显的前移。 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在商场做了十几年督导的李家杭，被迫离开了她的岗位。疫情三年的冲击导致线下实体商城人流量不断减少，薪酬肉眼可见地缩水，KPI不减反升。无论怎么费尽心思办活动、搞促销，李家杭都吸引不来人了。不想场面太难看，她主动提了离职。 43岁的她重新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就业市场，一点点学着注册招聘软件、填写简历。结果，她失望地发现，凡是有点名气的服装品牌，比如斐乐、太平鸟，招店员时都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有的甚至缩到“16-28周岁”“18-25周岁”的范畴。 她点开一些没有明确标出年龄门槛的岗位，试着跟HR打招呼，收到了礼貌的回绝：“您的经验很丰富，但年龄我们觉得不太合适。”追问下去，许多HR会觉得，40岁以上的女性大多有家庭、孩子要照顾，真正能为这份工作付出的时间相当有限，“对公司来说会有困扰”。 好不容易进入面试，李家杭也一定会被问：有没有房贷，有没有二胎？她觉得，这些问题还是关乎年龄门槛，这些都是藏在问题背后字里行间的试探。 网络图片 答案当然是有。她回答：我有房贷、车贷，不是更加证明我需要这份工作吗？ 但这远远不够。对面还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比如：你会不会玩小红书？会不会玩抖音？懂不懂什么叫私域？ 45岁的孙萃藩，原本在江苏无锡一家制造业的私企做仓库管理，但一年多之前，厂里来了一个大她几岁的男人，“领导想让他顶替我的位置”。仓库的流程和人员都被重新分配，孙萃藩手里的活儿被拆走了不少，“想各种办法让我走”。 她原本想着无锡工厂多，不缺她能干的活，没想到阻拦她再就业的是年龄。很多招聘要求写的都是35岁以下或者40岁以下，少有的接受45岁以下，但电话打过去，也觉得她年龄大了。孙萃藩尝试过找熟人内推，还做仓库管理相关的岗位，没想到对方直接说：“你这个年纪太大了撒，再过几年都要退休了。你要再年轻一点，肯定就招了。” 如果不是找工作，她不会知道，现在一个景区售票员都要求学历大专以上，年龄35岁以下，工资在无锡这样的二线城市，只有3000到4500元。她心想，年轻人赚这么点工资怎么生活？ 谁都年轻过。孙萃藩想到十几年前，她三十多岁的时候，还不流行网络招聘，想换工作了，就托亲戚朋友问一问，要不要招人，简单得很。“那个时候年龄正好，结婚了，小孩子也生了，企业要你。如果我现在还是三十几岁，我觉得工作也会好找一些。”孙萃藩说。 现在对她来说，能主动找上门的工作，要么拼手艺、要么拼体力，比如美容院的员工、催乳师和保洁。 年龄越大，就业市场的水温越发寒冷。尤其是年龄逼近退休线，却无法真正停止工作的那些人。 生活在四川的邱黎发现，57岁的父亲，除了保安，确实难以找到其他的工作。父亲自她高中开始，去浙江的工厂做汽车零配件的技术工人，学了镀塑的手艺，曾在车间做过二十多年的代班师傅。 2022年为了回老家修缮房屋，邱黎父亲辞去了浙江的工作回到家乡，又因为建房子欠了十几万，得还债，去年又重新找起了工作，却发现“几乎都卡着年龄”。 父亲会使用电脑，也会开车，邱黎想给他谋一份司机的活，但年龄都要求45岁以下。成都有一片产业工业园，有不少需要工人的制造业厂子，但“比较大的企业，年龄都限制在45岁，比较小的企业可以放宽到50岁。极少数是55岁，就是非常小的企业了”。无论是哪一种，父亲的年龄都超过了。 邱黎选出了一批没有写明年龄要求的岗位，和父亲一起去线下碰运气。跑了一整天，十家里面有九家，保安在工厂门口就拦住他们，一问缘由和年龄就摆摆手：“你这个年纪太大了，我们不要的。”剩下一家倒是招人，只是为了旺季招聘临时工，到了淡季就要辞退。 长达二十多年的工作生涯里，这是邱黎父亲第一次被年龄卡住。年轻的时候，他会做木工，还会演奏一些乐器，常常觉得自己“挺年轻，挺能干的”。可现在，年龄门槛越来越高耸，父亲的信心连带着身影一点点矮下去。 他偶尔会自顾自嘀咕：“年龄大了，谁都不要了。” 对抗 不断的碰壁之后，邱黎最终辗转为父亲找到一份保安的工作，薪水3000元，每日负责巡逻、值班，“算比较清闲的工作”。短时间内，她也只能找到这个办法，让将近60岁的父亲有一份薪水。 他们都知道，身份证上的年龄是瞒不住的，个人很难消除那个数字带来的阻力。 在大厂度过35岁生日的米莱，也常常感叹自己“浪费了时间”。她掰着指头算起来，“我硕士三年，体制内工作两年，这五年时间并没有直接体现在我的竞争优势上。”与其他人相比不再年轻的事实，经常给她带来焦虑。 她觉得如今的职场就像商场，招聘是用人单位挑选“最佳性价比打工人”的过程。橱窗里的每个候选人，头顶都贴着一张打分表，学历、经验是用惯了的标尺，而年龄，是供大于求的时候，最高效的工具。 回到被挑选的打工人这里，得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化地卷出学历和经验，跑赢年龄门槛，尽最大努力去对抗。这一点，在北京教师康小宸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康小宸25岁之前的人生，遵循着一条她为自己划定的轨道：考上北京教育相关专业的本科，在大二弄清楚考研、求职所需要的各种准备，在大三左右完成教师资格证的考试，将考研的时间提前到大三寒假；考上研之后，着手为考编做准备，如此一来，研究生毕业就能进编；而当拿到北京的教师编制时，她还不满25岁。 之所以把界限划在25岁，因为这是稳妥保险的。虽然在北京市应届生教师编的招聘条件中，年龄天花板都不是25岁——北京生源的应届毕业生要求“年龄为35周岁以下”，非京生源则要求“硕士研究生为30周岁以下，博士研究生为35周岁以下”——但在康小宸看来，由于教师一轮的培养周期是六年，“如果女生到了27、28岁的年龄，学校会担心她们刚来学校就面临生育，很难全身心投入到第一个三年或是六年的工作”。 当女性的命运与婚姻和生育纠缠在一起，年龄门槛对她们来说总是显得更残酷，“同样是30周岁之前的硕士，女孩必须是24、25岁，男孩可以放宽到27、28岁”。 根据自己走过的路总结出的经验，康小宸同时在从事教育咨询工作，经手过近100人的教师就业规划。她所接触的北京进编教师们都遵循着与她相似的时间轴：18岁报志愿进入教育相关专业，大三甚至更早就规划读研，从研一的三四月份开始为下一年的招聘做准备，研究生毕业就进编，年龄也大多不超过25岁。 从本科毕业考研、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到结婚生子，这一系列的事情基本被安排在30周岁以前完成。环节之间几乎没有喘息，按照这样紧凑的节奏，才能顺利在北京成为一名老师。这就像已经固化的年龄模板，“一步也不能走错”。 相似的年龄的焦虑，笼罩在许多接近25岁的人头上。做教育咨询，康小宸有时会收到一些私信，在私信开头就会强调自己的年纪，比如“但是我现在已经26岁了”，或是，“我是工作了两年才考研的，还有机会吗？” 网络图片 年轻，成为一种摆在明面上的优势。面对年轻的咨询者，康小宸会直接明说“你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年龄”，她曾建议一位23岁的男生先考研再读博，然后争取在28岁那年找一份高校的工作。 哪怕是小学生，都渐渐对年龄这种模糊的优势产生了概念。据康小宸做老师的观察，小学生都会有“去年9月的孩子也是我同学，8月出生的我有优势”的想法。 某种程度上，与年龄对抗，也是同选择、时间、运气和心态博弈。 郑叶黎求职未果，决定曲线救国，把目光投向国外，回到自己留过学的地方工作。不少外企招聘时，特意注明简历不需要写明年龄，许多岗位的描述里还会加上一句，“为了防止在年龄、性别、样貌、肤色、人种等等方面产生偏见，谨慎放照片”。 经过两个月的投递和面试，她顺利入职了瑞典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如今，她已经在瑞典工作了两年。有时候跟母亲聊起来，她开玩笑，“我要是继续待在国内，可能开滴滴都轮不到我”。 而43岁的李家杭，为了能应聘上专业对口的岗位，她注册了不少“年轻人玩的社交软件”，每天刷，学习网络热词。 有一次，她去面试一家童装公司，和她竞争的是一位00后女孩。面试中，HR对她的经验很满意，两人聊了很久。但经验丰富还是没能打败年龄门槛，更懂私域玩法的年轻人拿到了offer，“毕竟年轻人更了解年轻人的想法”。 在电商热潮翻滚的杭州，有不少90后和00后创业的公司。李家杭面试的绝大多数企业，老板的年龄都比她小。连续找了几个月工作后，李家杭数了一下，自己在求职软件打了超过1500次招呼，用年龄来拒绝她的大概有十几二十个，给了面试机会的有30家，其中7至8家不合适，最后6家拿到了offer。 最近，李家杭入职了一家家纺类公司，同事年龄全部比她小，以30岁左右为主。这家企业从线上发展起步，线下生意几乎等于从0开始，李家杭的经验和她手上商城的人脉资源，正好派得上用场。 即便如此，她依然觉得自己是侥幸，“我能进这家公司，是因为没有更年轻的在跟我竞争”。 衰老 找到工作之前，孙萃藩体会了一段失业的滋味。 她去广场上跳舞，和不少五六十岁的女性聊天，“她们看到我，都说我好年轻”。一种奇妙的感受在她心里蔓延开来。她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老了，“可我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又觉得我真年轻”。 孙萃藩不仅加入了小区的广场舞团，跟着后面每天练舞，从傍晚六点一直排练到晚上八点半，她还报名了直播带货的课程，定期上课，生活被安排得充实饱满。 失业的压力依然存在。她申领了失业金，每个月能有2280元，刨去900多元的社保，只剩下1000多元。她在为儿子过几年结婚攒彩礼，那也不是个小数目。 但她转念又想开了，不给自己太大心理负担，“说穿了就是真找不到工作，我起码人在，我最多熬个几年我就能领退休金了，对不对？” 对于不少人来说，衰老真正的意义，在60岁之后才真切起来。 湖南的张国浩和彭淑花，从乡下来到长沙省城帮儿子带两个孙子。孙子上学之后，两位老人不想回到乡下，每月养老金加起来不足300元，即使可以自己种地，不需为日常吃住花钱，但没有更多的收入，“种地的时间还不如出来赚钱”。 网络图片 已经62岁的彭淑花知道，自己的年龄已经不好找活做，她想过借用妹妹的身份证去找工作，以此提高成功率。妹妹与自己长相相似，比自己小上几岁，“别人一看你60多岁，不敢要你，说你50多，说不定乐意要你，工资也可以高一点”。 但最终，由于担心带来麻烦，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衰老带来的还有陌生人的审视。丈夫张国浩去找工作时，对方要求看身份证，年纪上了60岁，都要当场量血压，“血压不高，走路没什么问题的，才能留下来”。 对于找工作这件事，二老的儿子是反对的。彭淑花在物业公司找到一份保洁的临时工，中秋节当天还得上班。那天，家庭聚餐结束，她匆忙赶着要出门，搪塞儿子说“要和认识的朋友出去搞点花花草草”，儿子觉得蹊跷，追问之下得知母亲找了一份工作。 第二天，儿子找到物业经理，希望能照顾一下母亲，别让她太劳累。结果没过多久，母亲的工作就被一个更年轻的人替代了。 “闲不住”、想继续工作的心情，已经渐渐追不上年龄带来的迟滞。孙萃藩年轻人想过开一家美容院，之前找工作时也去了一家面试，没想到那份美容师的工作需要的体力，远远超出了她身体承受的极限。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她神经已经非常疲惫，但却疼得整宿睡不着。 想做回办公室文员的工作，她被年龄卡着，“不招这么大年纪的”。愿意给她橄榄枝的工作，她被身体卡着，“吃不消了”。 彭淑花和老伴都觉得，能有一份工作，不止是一份收入，能动起来，对身体也有益。有朋友打趣彭淑花，这么大了还找事做，她回答：“我要做到80岁的嘞。” 但其实她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做几年。她听人讲过，有人做到69岁，离70岁还有几个月的时候，就会被开掉，“年纪大，就不要你了”。能有一份工作已是幸运，“只能做一点算一点，高（一些）的工资是想不了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今晚是春节档的最后一篇，留给今年票房最高，讨论度最大的一部——《热辣滚烫》 网络图片 以往在写评论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尽量就电影论电影，但《热辣》是个例外，贾玲是评价这部片时完全无法绕开的名字，她是这部片里和她演的女主平行的另一个主角。 女主叫乐莹，《李焕英》的时候就有这个梗，当拼音连起来读，乐莹—玲。 乐莹就是贾玲，角色在外型上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她也在外型上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角色在学拳击，她也学拳击，角色在瘦下来，她也在瘦下来，角色想赢一次，她也一样想赢一次。 网络图片 她让电影的花絮彩蛋也成为了电影的一部分——因为那是“贾玲”这个角色的结局。 也是因为这份特殊性，我们在谈论电影之前，需要先聊聊我们应该把贾玲和《热辣滚烫》放在什么位置去评论。 一．贾玲的宝贵 去北京看春节档的片子的时候，去贾玲公司所在的园区办事，发现她公司几乎是没有露出来的窗户，都是被窗帘死死遮起来的。附近我还看到了不止一个拿着相机的人，朋友和我说都是想要提前拍到贾玲现状的狗仔。 这种“全民的好奇”，也让这部片的舆论走向了误读和争吵，批评的人认为她在借着减肥的噱头赚票房，唱衰导演的能力，支持她的声音说贾玲是中国女性导演的独苗，应该被包容，不应该被批评。 但我觉得我们在谈论和争吵这部片之前，需要先搞清楚，贾玲的宝贵到底是什么？ 贾玲当然和女性有关，但这种有关是市场层面的，她不是中国唯一的女导演，而是唯一一个能靠自己的名字扛票房的商业片女性导演，这才是关键。 网络图片 她的电影一直都和狭义上的女性主义无关，不必将她放到拍《芭比》的格雷塔这种类型里去。 这个片子本身在创作上是和女性主义视角毫无关系的，要是硬要从女性主义角度评价，反而会让电影显示出更多的问题。 所以，整个片子只是贾玲作为个体的一次能量爆发 她更像是一家公司里，唯一一个能居于管理层，拥有话语权的女性上司，可以让女性演员多演女主，可以多一点女性演员的配角，更知道怎么去拍女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天在热搜上的挂着的那个，“热辣滚烫拍猥亵对准猥亵者的脸”。 网络图片 这才是贾玲真正宝贵的地方，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如何对待《热辣滚烫》是很明确的——就算是减重的噱头，那又如何？以往有大量的男性演员暴瘦的电影都是以此作为卖点之一，一视同仁，这没有什么问题。 但我们也要搞清楚，支持这样一个女性导演最好的方式是买票，而不是禁止批评，是只要她拍的我们就买票，市场比例的弱势之下，买票就是一种投票，但禁止批评，反而是让“贾玲”很难走更远的温柔扼杀。 我们要去支持，去鼓励，更要去建议。 二，电影到底如何？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掉眼泪的地方，是最后花絮里她登场上拳台的那个过道，没有瘦下来之前的贾玲走了一遍位，瘦下来之后第一次实拍，她走一半突然拍不下去了跑回休息室一个人痛哭。 这是《热辣》最大的优点，这是我们在开头说的那个特殊性带来的——贾玲就是在拍自己，像那场痛哭一样，对于别人，别人哭得毫无预兆，但对她自己是一种情绪累积的必然，她精准地知道女主会在某个别人发现不了的情境里想起什么，产生什么情绪，也知道她需要什么发泄。 她对角色的了解，有如对自己的身体一样了解。 我拿一些具体的点来说。 一个自卑的人经历巨大的痛苦之后脱胎换骨，在她即将走上拳台的那刻，她会想什么？ 贾玲给的答案就是我开头提到的那场过道，成片里的最终呈现是一段超现实，安排变瘦更变强了的乐莹在玻璃上见到过去的自己，让过去的自己对她说一声加油，竖一个大拇指。 看到的是过去的一年，和过去的自己，不是兴奋，紧张，骄傲，是在时间线里最后再来一次“回头”。 这是非常克制和精准的视角呈现。这应该也是她花絮里痛哭的原因，因为现实里的贾玲一定也真的看见了一年前的自己，这种让电影后半段是高昂且奏效的，也让花絮成为电影故事的一部分，甚至那才是真正的结局，一下子力量感勃发。 网络图片 再说一个例子，乐莹的眼泪。 一个自卑和讨好型人格严重到极点的人，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 贾玲给的答案我也觉得很精准，是不会哭，也不爱说疼。 在那次自杀之前，乐莹没有哭过一次（筋膜刀刮那次是为了喜剧效果的 不算），被妹妹要家里的房子，和家里人决裂，被“新男友”甩掉，录节目被当众羞辱，被老板猥亵，被闺蜜和男友背叛，还要去当伴娘，所有的变故她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网络图片 录节目那段还特意强调了以下这点，杨紫的角色让导播特写眼泪，结果乐莹怎么都流不出来。 这是自卑极点的表现，因为她觉得不配掉眼泪，也麻木于这么多的受挫。对于“疼”这件事她也永远在问别人，把“没事”留给自己。 所以最后结局和昊坤的对话才如此的重要，因为每一句台词都是和她的变化一一对应的。 疼吗？特别疼 吃牛蛙？我不爱吃牛蛙 吃饭？改天吧 哪天？看心情 网络图片 还要一些更细节的，声音的变化。 在杜乐莹变瘦变强之后，声音依旧是“低声下气”的，没有因为自信而讲话变大声，她也没有变成一个阳光开朗的形象。这不符合电影角色的张力，但更符合人的自然状态，贾玲非常清楚数十年的内敛性格不会突然变外向，价值感的获得也不需要必须靠外向的性格来呈现。 这些都是只有贾玲能写出来的情绪，也是这部片最无可匹敌的部分。 网络图片 但可能也因为角色和她太紧贴了，剧本里面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来自于她的多虑，她总是在担心观众觉得杜乐莹学拳击减肥这件事动机不足， 所以加入了大量的强刺激，也就是极端事件。 男友出轨闺蜜、亲妹妹对她恶言相向还要抢房子、表妹在综艺上为了博热度算计她、上班被老板性骚扰、健身房新男友也是个渣男…..角色在高密度的冲突里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冲突过于频繁和强烈，导致在看前半段的时候，观众是有点难将自己代入去共情这个角色的。 网络图片 这个角色在前半部分是缺了一些本该被刻画出来的面向的，这些可以丰满这一角色弧光的细节，在电影中被冲突取代了。 其实不太用怕的，观众能感觉到真诚—— 最后乐莹拳击比赛，邀请全国女子拳击冠军张桂玲来扮演对手，贾玲很明显是无替身真上真打，而且是用运动视角拍最后的拳击，而非拍运动的女人； 电影里乐莹自杀后的那场痛哭和那句“好痛啊”，电影外花絮里贾玲过道中途的痛哭。 那张长得看不见底的体重记录备忘录，那句妈妈我好累啊； 贾玲在国产片里第一次给胖的女性角色写了性欲望，还有给猥亵者的那一记拳头； 当然，还有那总有人不愿承认的瘦下去的100斤体重。 所谓真诚，不就是这些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3号厅检票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