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瓴资本把总部搬到新加坡，其创始人张磊也移民新加坡，成为最新加入新加坡的大佬的一员。 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新闻，马云的太太到新加坡买了不少房产。 可能更具标志性的是泰勒-斯威夫特在新加坡要连演6场。此前，新加坡给人的印象是发达、法治和勤勉，有时候又是暧昧的威权主义和鞭刑。 但是现在，新加坡则是娱乐和自由的高地。普通人愿意去玩，有钱人愿意把钱放在那里，可以预计，未来新加坡会越来越有创造性。 我自己觉得震撼的，还不是霉霉在那里掀起的浪潮，而是有一天，腾讯大家创始主编贾老师到了新加坡，我正拜托他帮忙，他发来一张照片，是他和我大学时好友的合影。 他们行业不同，此前也没听说过有什么交往，竟然在一起玩耍——有多少火花就是这样碰撞出来了的呢。 新加坡正在交好运，但是也不仅是天上掉馅饼或者竞争对手（渔村）不争气，它自己也处在一个变革之中。 比如，可预期的领导人的交接，此后新加坡不再姓李了。中国人可能还老调重弹认为李显龙依然掌权，但是事实上人家真的要步入一个新时代了。 有一个细节是，李光耀的一位孙子大方出柜，在这个国家也受到祝福——这个国家的“社会”正在发育，变得更宽容和自由。 中国和新加坡相互免签，很可惜，中国网友收获的只是一个“段子”式热搜：第一批去新加坡免签玩耍的人已经被罚款破产了——对这个国家闯红绿灯、乱抽烟、地铁里吃东西都要罚款进行渲染。 其实这些只是新加坡文明程度的体现而已。在东京，也是这样的水准，不过东京没有那么严格的罚款，他们只会用冷眼看你而已， 有些中国人感到不适，只是因为他们的“文明”程度还不够罢了——尊重你，就说这是不同文化的差异。 联合早报很会做文章，采访到一位开车去看霉霉演唱会的外国孕妇——一个孕妇在重大公共活动中感受到的安全和舒适，实在很有说服力。 “文明”有很多个层面，对巨富来说，对私有财产的绝对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选择移民到新加坡，就是这个理由。 泰勒-斯威夫特和梅西分别在新加坡和香港的遭遇，其实也是新加坡和香港两个地方的分水岭。过去，轻松、友善、自由、宽容，这些都是新加坡羡慕香港的地方。 那些移民过去的朋友，戏称新加坡为“坡县”。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轻松，摆脱掉大的、沉重的东西，而获得一种真实的生命力。他们拥有的其实是真正广阔的世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01.宝马女 一时尚女子驾一辆宝马735，路过一个自行车修理摊，刮倒了一辆待修的自行车。女子急停下车，要求修车师傅赔偿其损失，并对修车师傅百般辱骂。说是自行车刮了她的宝马，刚开始，修车师傅据理力争，说明是对方驾车撞倒自己区域内的东西，对方应承担主要责任。女子哪肯罢休，于是上前推搡修车师傅。修车师傅挥手阻拦，碰巧把女子衣服弄脏。 出现此等变故，女子更是不依不饶。便放言，车子的事情暂且不算，必须先拿3000元出来赔自己衣服。事情发展到这时，有很多人围观，也曾有过路者出面调解。修车师傅也忍气吞声地向女子道歉，并且表示愿意为她清洗衣服。可女子并不领情，继续辱骂修车师傅和上前调解的过路者，同时掏出手机开始求援。 时尚女子求援的正是她的父母，她们一家三口就住在对面的＂高尚＂社区。她的父亲到现场后，并没有对事情原委做任何了解，便直接抄起了地上的自行车打气筒朝修车师傅头部猛砸数下。顿时，修车师傅头部血如泉涌。 部分实在看不下去的围观者开始指责其父行为，并有几个想上前劝架。她的父亲竟扬言，如果有谁敢靠近就打谁。此时，其父继续猛踢被他用打气筒砸倒的修车师傅腹部，其母则站在一旁破口大骂那些为修车师傅说话的路人和围观者。时尚女子则一直坐在开着空调的宝马车里，得意洋洋的看着这场闹剧的上演。 几分钟后，女子的父母打累了，骂累了。其父对修车师傅说：“一刻钟之内，老子要是看不到3000块钱，以后你TMD就别在这里混了，你这条贱命值几个钱，做了你，省得老子看着烦……”修车师傅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吐了几口血唾沫，艰难地说：“你等一下，我这就去拿”。然后步履蹒跚地向贵族社区对面的贫民区走去。 约十来分钟，修车师傅返回事发现场，来到时尚女子父亲面前。其父冷笑一声，便伸手跨步上前。就在此时，修车师傅猛地抽出怀中的右手，手里拿的并非一沓钞票，而是一把雪亮的西瓜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了对方心脏，然后在同一部位又补了两刀，其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便栽倒在地。紧接着，修车师傅两三步跨到其母跟前，转瞬之间连捅三刀。杀红了眼的修车师傅并没有放过宝马车里早已目瞪口呆的时尚女子，象拎小鸡般地将她提出车外，连捅数刀后，扔于路边。 几分钟后，警方和救护车均已赶到现场。警方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凶手逮捕。而刚刚还活生生的三条人命，连急救程序都没有进行便撒手人寰。四条人命，仅仅起因于一次微不足道的事情。是凶手残忍过度，还是逝者罪有应得，目击者众说纷纭。记得一位好友曾跟我说过：“现在的中国，遍地的戾气”。诚然，这遍地的戾气也不知是何时开始悄然而生的，而且一直在加剧。 这是一起发生在辽宁抚顺的案件。 02.桔子 一个杀人犯亡命逃窜了整整一年，来到小镇时，已经衣衫褴褛。饥渴难耐的逃犯在一个水果摊前久久不想离开，摊上的桔子深深诱惑着他。但是他已用完了身上所有的钱，他不知该怎么办：是乞讨还是抢劫？逃犯慢慢把手伸向身上携带的尖刀。 就在这时，一个大桔子忽然出现在心神不定的逃犯面前。逃犯感到有些意外，握刀的手不由自主地松开。原来，摊主已注意逃犯好久，猜测他是想吃桔子而没有钱，便拿了一个递给他：你吃吧，不要钱的。逃犯犹豫了一下，接过桔子，大口吃了起来，而后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 三天后，逃犯又来到那个水果摊。这次没等他开口，摊主就拿起几个桔子塞给他。同上次一样，逃犯吃过桔子又匆匆离开。晚上摊主准备回家时，发现水果边放着一份不知哪个顾客遗忘的报纸，展开一看，顿时惊呆了。原来上面大篇幅刊登着通缉令，悬赏3万元给提供线索者，而刊登的逃犯照片酷似他送出桔子的那人。理智最终战胜了怜悯，摊主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警察连续几天埋伏在小摊周围。三天后，逃犯果然又出现了，这次他打扮得与照片上一摸一样。不过，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紧张注视着摊主的一举一动，没有进入警察的包围圈。摊主与警察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因为街上人来人往，一旦逃犯发觉警察的存在，就会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而且他身上可能有刀，随时可以挟持人质，后果不堪设想。 终于，站立许久的逃犯有了行动。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缓缓掏出身上所带的尖刀，扔在地上，随即坦然举起双手。警察蜂拥而上，没费吹灰之力便把逃犯制服。戴上手铐的逃犯忽然说：请等一等，让我与水果摊老板说句话。在警察的裹挟下，逃犯来到惊魂未定的摊主面前，小声地说了一句话：那张报纸是我放在那里的，然后挂着满足的微笑走上警车。 摊主连忙仔细查阅那份报纸，发现反面还赫然写着几行小字：我已经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涯，谢谢你的桔子，当我为选择怎样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犹豫不决时，是你的善良感动了我。举报酬劳三万块钱就算是我的报答。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它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时间是2006年3月23日。 03.眼泪 他是一个劫匪，坐过牢，之后又杀了人，穷途末路之际，他又去抢银行，是一个很小的储蓄所。抢劫遇到了从来没有过的不顺利，两个女子拼命反抗，他把其中一个杀了，另一个被劫持上了车。因为有人报了警，警车越来越近了，他劫持着这个女子狂逃，把车都开飞了，撞了很多人，轧了很多小摊。这个刚刚21岁的女孩子才参加工作，为了这份工作，她拼命读书，毕业后又托很多人，没钱送礼，是她哥卖了血供她上学为她送礼，她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哥哥。她想她真是命苦，刚上班没几天就遇到了这样恐怖的事情，怕是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终于他被警察包围了，所有的警察让他放下枪，不要伤害人质，他疯狂的喊着：”我身上好几条人命了，怎么着也是个死，无所谓了。”说着，他用刀子在她颈上划了一刀，她的颈上渗出血滴。她流了眼泪，她知道自己碰到了亡命徒，知道自己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了。”害怕了？”劫匪问她。她摇头：”我只是觉得对不起我哥。” “你哥？””是的，”她说，”我父母双亡，是我哥把我养大，他为我卖过血，供我上学，为了我的工作送礼，他都28了，可还没结婚呢，我看你和我哥年龄差不多呢。”劫匪的刀子在她脖子上落下来，他狠着心说：”那你可真是够不幸的。” 围着他的警察继续喊话，他无动于衷，接着和她说着她哥。他身上不仅有枪，还有雷管，可以把这辆车引爆，但他忽然想和人聊聊天，因为他的身世也同样不幸，他的父母早离了婚，他也有个妹妹，他妹妹也是他供着上了大学，但他却不想让他妹妹知道他是杀人犯！她和他讲着小时候的事，说她哥居然会织手套，在她13岁来月经之后曾经去找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帮她，他一边说一边流泪。他看着前方，看着那些喊话的警察，再看着身边讲述的女孩，他忽然感觉尘世是那么美好，但一切已经来不及了。他拿出手机，递给她：”来，给你哥打个电话吧。 “她平静的接过来，知道这是和哥哥最后一次通话了，所以，她几乎是笑着说：”哥，在家呢？你先吃吧，我在单位加班，不回去了。”这样的生离死别竟然被她说得如此家常，他的妹妹也和他说过这样的话。看着这个被自己劫持的人，听着她和自己哥哥的对话，他伏在方向盘上哭了。”你走吧！”他说。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快走，不要让我后悔，也许我一分钟之后就后悔了！”她下了车，走了几步，居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 她刚走到安全地带，便听到一声枪响，回过头去，她看到他倒在方向盘上，劫匪饮弹自尽了。很多人问过她到底说了什么让劫匪居然放了她。她说：”我只说了几句话，我对我哥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哥，天凉了，你多穿衣服。\\’”她没有和别人说起劫匪的眼泪，说出来别人也不相信。 每个人都有善念，只是有的被尘埃封在心底。阻止恶念的形成也许很复杂，但给一个人的善良找一个拂去尘埃的理由常常很简单，仅仅是在一个人需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哪怕是一个桔子、一口水、一个眼神……当一个人善念充满心灵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做个好人。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启悟人的善念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当局在中共所操控的全国人大年会闭幕之后举行中国总理中外记者会。这是中国最高级领导人罕有的直接面对中外记者的场合。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者会上的问答照本宣科的成分越来越多，信息含金量越来越少，但记者会还是会时常爆出令中外记者感觉耳目一新的火花。 2020年5月28日在当年推迟举行的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在习近平当局大力宣扬中国的脱贫事业取得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成功之际，在中国当局按照习近平的指令推行严酷的疫情清零政策导致众多企业破产、千百万人失业之际，时任李克强说：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疫情过后民生为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没有就业那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自从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中国政权以来，中共政权及其官僚的专横独断便引起众多的怨言。虽然中共也偶尔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政权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欺压人民，然而这种表示常常犹如昙花一现加闪烁其词。但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作为时任总理在他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罕见地花了相当的时间正面谈论政治改革问题并由此成为绝响 “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当然，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以看似喜欢直言不讳、言辞诚恳而著称。2000年3月15日，在当年全国人大会议结束时的记者会上，朱镕基说：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 但批评者说，朱镕基的家人在他担当中共高管期间大发横财，与此同时，他所主导的所谓国营企业改革使千百万国营企业工人一夜之间由“领导阶级”变成“无产阶级”，成为永恒的弱势群体和中共的维稳力量随时警惕并准备打击的群体。
突然有不少人开始批农夫山泉了。 网络图片 比如有人写道：娃哈哈集团的大股东是国资持股46%，宗庆后持股29.4%只是二股东，工会持股24.6%，网上说娃哈哈是民族品牌丝毫不为过的。农夫山泉，钟晱晱个人占股83.98%，他儿子是美国籍人，所以说，该买哪个品牌的产品，大家应该擦亮眼睛，多买娃哈哈，就是给国库收入做贡献，买农夫山泉的可能就是给美国送钱了。 我并不熟悉农夫山泉，一个卖水的，也唤不起我的关注热情。令我不安的是最后这一句：多买娃哈哈，就是给国库收入做贡献，买农夫山泉的可能就是给美国送钱了。 这样的逻辑非常荒诞。一个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或者外企，只要符合相关法律，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照章纳税，有什么可说的呢？ 要说民族品牌，当年的某家著名食品类公司，公开声称境内外安全标准不一样，不就是民族品牌么？ 披着民族品牌的外衣，干着坑人的勾当，这种事情还少么？ 有人调侃说，万物皆有裂痕，脑子也有，那是水进去的地方——此句甚妙，忍不住拿来作为本文的标题。 但，逻辑荒诞也就罢了，问题是，在我们这，它还很有市场。这就是其可怕之处。 有人说过，没有什么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可怕了。这是至理名言，因为它会不可救药地让一个人走向狂热与封闭。 令一个正常人惊愕的是，明明我们拥有的生活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外资的持续进入，明明大量事实表明一些外企的管理更人性化，但就是有那么一帮人，对外资怀抱一种不知哪里来的仇恨。 以至于有外资撤离时，会引起他们的欢呼，似乎全然不知这可能会间断砸了他们自己的饭碗——那些鼓噪的大V则由此赚足了银子，除非下手太狠，比如那个进去了的黄生。 网络图片 最离奇者，网上曾流传一篇文章，标题就叫《美企史丹利违背劳动合同法，超额支付经济赔付，劳动监察部门应责令其整改》。 文章说，”如果辞退的员工都按这样的标准，这样的要求去赔付，国内许多企业早破产了。劳动监察部门应宣布多赔付的部分无效，企业应收回。美企史丹利这样做，一是收买人心，二是给国内企业挖坑呢。” 这得扭曲到什么程度，才能敲出这样的文字啊。 按照这样的思维，生活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无数“罪行”：一个班上，大家都不爱学习，就你装积极，是不是存心跟大家过不去？一个单位，大家都多拿多占，就你装清廉，是不是别有用心？大家都习惯将垃圾放在家门口，就你一个人将家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你到底想干什么？ 是啊，那些发射糖衣炮弹的外企，究竟想干什么？意欲何为？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用这样的眼光看世界，世界会用怎样的眼光看我们？ 网络图片 有人说，莫言遭起诉这事儿影响挺大的，甚至有人开始移民了——我不太相信这个闹剧有这么大的威力，但是，起诉莫言与前面那个帖子讲买某某产品就是给外国人人送钱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都透着不可理喻的狭隘与无知，都是对现代文明常识的自我隔绝。 而这样的人，在生活中并不在少数。 胡锡进昨天晚上又推送了一篇文章《他们该醒醒了！》，按照他的说法，他们不是国际关系中通常意义上的“鹰派”，因为他们极少有能力进入国际舆论场开展斗争，他们宣示“爱国”的主要做法是在国内四处抓“汉奸”和“买办”，煽动国内民众敌视来中国工作学习的外国人。这些做法非常值得商榷和探讨。 什么时候，这种盲目排外的鼓噪声的分贝降低了，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慢慢步入正轨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3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尽人皆知，全国人大只不过是橡皮图章，是举手机器。中共的特点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解决问题不开会，开会不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会议，名义上是最大的会，因此也必定是最不解决问题的会。理论上应该在大会上解决的问题，必定是通过会前的小会以及不开会的方式已经解决。如此说来，外界能从这次全国人大看到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按照早就定下的剧本演出，逢场作戏而已。 大会召开前夕，有两条消息引起外界注意。一条消息是，全国人大发言人娄勤俭3月4日中午（北京时间，下同）出席人大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他在会后离场时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关于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是否会参加两会的提问时笃定地说：“他不能参加（两会），因为他已经不是代表。”我们知道，李尚福和秦刚都是在去年3月两会后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并分别担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可是上任不到半年就被消失，接下来又被撤去官职。但李尚福和秦刚也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理说是该出席这次人大会议的。几天前官媒报道说秦刚已经辞去全国人大代表，但至今没有宣布李尚福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的消息，也没有公告他请辞人大代表。讽刺的是，就在娄勤俭在中午宣布李尚福已经不是代表后，截至星期一晚间，李尚福的名字仍然还在全国人大官网的代表名单中，隶属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中共高层权力运作之混乱无序，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是，人大发言人娄勤俭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人大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我们知道，两会结束后总理举行记者会，这种做法始于1988年，自1993年以来已经常态化、制度化。两会历来很沉闷，很封闭。相比之下，会后的总理记者会可以说是唯一的亮点。它凸显了总理的地位，因为要当场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多少有一点开放性，另外也显示出总理的应对能力。本来，外界从两会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照预定的剧本演出。唯有总理的记者会有一点例外，总理的现场应答不可能有逐字逐句都预定的剧本，因此有一定的发挥空间。例如在2020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讲出：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这句话等于是把习近平吹嘘的中国已经全面脱贫的说法戳了个大窟窿。习近平的恼怒可想而知，但又无可奈何。今后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了。这意味着总理地位的降低，意味着两会的开放性的降低，也意味着今后的两会，外界能看到的一切，连标点符号都是经过总书记审查核准的了。 李强本来就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弱势的总理。说起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间的关系。按照宪法，总理是由主席提名，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实际上，这几届的总理没有一个是主席提名的，都是元老们在幕后搞拉郎配，搭配给他的。朱镕基的总理和李鹏的总理，并不是江泽民自己挑选提名的；温家宝的总理并不是胡锦涛自己挑选提名的；同样的，李克强这个总理也不是习近平自己挑选提名的。因为这几个总理都不是由国家主席挑选提名的，而是被元老们拉郎配的，所以即便主席不高兴也无法撤换。习近平对李克强非常不满意，但却没法撤换，只能等李克强做满两届。只有李强这个总理是习近平自己挑选的。李强的权力完全取决于习近平，所以是最弱的总理。现在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无疑是进一步削弱了总理的权力。 中共的三中全会按惯例是该去年秋天召开的，可是到今天都没有开，如今又取消了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这一系列脱离常规惯例的做法，表明习近平仍然在继续扩张他的独裁权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1日，出了一个快递新规，要求快递必须送到家里。 网络图片 按说作为消费者应该支持这个新规，可我因为冬天卖家里的香肠腊肉，和快递小哥比较熟，了解到他们每天奔波还是很辛苦，还经常罚款，现在新规又要求送到家里，每天的工作效率肯定会大大降低。 在去年我们合作的快递小哥就说年后快递费可能要涨价，我想也是跟这个政策有关。 很多快递送一单就几毛钱，几毛钱就想享受别人给你送到家门口的服务，要知道送外卖到家，外卖员是可以挣几块钱的。 虽然作为消费者，按照规定，有权要求这么干，但是要做到大面积如此还是有点困难。 我平时买的快递，除了顺丰京东会打电话来说到了，如果比较重，我会要求送到家里，如果都是些小物件，就让快递小哥放在驿站就是，自己出去溜达的时候取了就是。 现在新规出来，我觉得会产生很多问题。 1，新闻里就报道了很多快递小哥离职了，因为效率降低，而派件单价没有上升，这让快递小哥的收入降低，投诉增多，挣不到钱就另谋出路。熟练的快递员都干不下去，你还指望新手能做好吗？最后只会让快递越来越慢。 2，你以为对消费者就没有影响吗？如果因为增加了送到家的服务，这势必增加成本，现在是在压榨快递的成本，长此以往，必然会消费者买单，羊毛出在羊身上，要么快递费涨价，要么加在产品售价里。 3，送不送到家也得给客户一个选项，有的客户也因为各种原因，宁愿不送到家，就送到驿站。比如，我不想在家等快递，上班没空，家里没人，不想在上班期间接快递电话，社恐，不想陌生人知道我住在哪里。 4，住楼梯房的让快递小哥爬六七楼，去挣这几毛钱，可能会增加怨气。电梯房呢？因为一个快递，电梯就得上下两次，如果所有快递都送上楼，这会浪费多少电？ 5，快递站也会有对策，比如先送那些可以送到驿站的，那些要求送上门的就慢慢送。长期晚点，可能很多人也会选择放驿站。 6，在网购的时候，就加一个选项，必须送到家或者放驿站，送到家的话加五块钱，用钱做选择，这样的话，可能就解决了问题。 …… 其实我们的快递算是做得比较好的了，既便宜又高效，这也大大促进了电商的发展。 现在放在驿站的方法，也是在实际操作中，平衡成本和效率、方便等因素综合得出的一个方式。 现在如果用用行政方式强行规定必须送到家，其初衷是好的，但这样规定，必然打破原有的平衡，就会造成要么快递费大涨，要么送货速度很慢。最终还是消费者买单。 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降低效率，就会招更多的人，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但挣得可能少了。 我们以前做培训，后来一纸令下不准培训了，很多人因此失业，前不久好像又可以做培训了。 现在有看到一纸新规在快递行业，这又会影响多少人的生计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
01 这几天突然看见消息，说有人对作家莫言提起诉讼，认为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要代表全国15亿人向他索赔。索赔金额按照每人一元钱计算，共计15亿元。 我觉得吧，诉讼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他爱诉讼谁就诉讼谁，不管你支持也好反对也好，赞颂也好嘲讽也好，都改变不了他的想法和行动。 接下来的问题就交给法院或者检察院，看看他们是什么态度。 02 不过我想说的是，在法院或者检察院的态度出来之前，我需要先表明我自己的态度。 兄弟我上学的时候读的书不多，工作以后更是没咋读书，正儿八经读书是从2015年开始，但是也没怎么读现代文学，把绝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读古籍上。 在此之前吧，莫言倒是真的没有明目张胆地伤害过我的感情，至少我不知道他伤害过我的感情。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这么挺突然地找莫言索赔，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哪怕只有一元，我也觉得不太好意思。 03 其实到我们这个岁数，一元和一百元的差别并不大，我差的也不是这一百块钱，这个索赔，更多的是要一个态度。 “你错了，我受伤害了，你需要赔偿我”这样一种态度。 正如我此前所说，我没怎么看过莫言的书，他在这次诉讼之前并没有伤害过我，或者说我并不知道他伤害过我，就这么突然得到了他的赔偿，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 04 我刚才还说过，这笔一块钱的赔偿对我来说没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假如是一百万或者一千万，我应该会考虑一下。 但是为了区区一元钱去参与这么大一个项目，说实话我不太乐意。 有一种“一块钱就能收买我”的廉价感。 兄弟我公众号设置的打赏都是两元起，一元钱的确太寒碜了，我不太好意思。 0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社交恐惧症，不太喜欢参加集体活动，我跑步九年累计里程超过两万公里，我现在没加入任何跑团，就是因为社交恐惧。 我最希望的情况是这样的，你们发起一个不包括我的行动，然后我自己来根据我当时的心情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参与。 这种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擅自把我名字加进去并且要给我一个并不泼天的富贵的行为我很反感。 基于我以往的脾气，这种情况哪怕本来符合我的价值观我也会拒绝参与。 没办法我就是那么倔。 06 所以我想表达的观点是这样的：你觉得哪个作家伤害了你，你就去提起诉讼。 你觉得伤害了你多少钱你就索赔多少钱，但是不要把我扯进去。 首先我有没有受到伤害需要我自己来判断，不需要你来越殂代疱。 其次我没有那么贱，我要是被伤害了不止索赔一块钱，你要贱你自己贱，别扯上我。 所以我在这里表明一个态度：我个人表示不参与这次对莫言的一元索赔行动，你们爱干啥干啥，别扯上我。 你不够资格。 兄弟我的第一本书《宋朝阐史官·碎片里的两宋》出版了，有兴趣的朋友们，长按这张海报里的二维码下单吧，谢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
很多年过去，人们会忘记记者会上具体说了什么，哪些措施。可能会记得的，可能是某种情绪以及个人化的东西。是的，真正的政策会有更正式的文件，人们真正想看的，其实就是人本身。 两会的总理见面会开始于1988年，90年代真正进入常态。这是因为在90年代，不但电视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各地的都市报也纷纷兴起，中国进入了“大众媒体时代”。 朱镕基担任总理的时候，也是记者会这种形式的高光时期，因为他很善于也很享受那种对答，也因为这是中国人刚刚开始收看这样的现场直播，有着强烈的新鲜感。他成为了明星。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同样成为明星的还有凤凰卫视和吴小莉，谁能向总理提问，似乎比问了什么问题更重要。或许，重要的还有记者的提问腔调乃至穿着打扮，那里有一种叫做时尚或者个性的东西，称之为“自信”也未尝不可。 对市场化媒体来说，能够举手并且被点名提问，已经是一种“成功”。这是会议报道中媒体最在乎的篇章，提高媒体自己的能见度意味着公信力，也意味着赢得市场的可能。这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最终仍然靠运气和临场情况。 人们知道，前几个问题是准备好的，会有很多数据，通常发问的也是中央媒体。中间环节，市场媒体会有一些机会，某个节点外媒会提问。很多观众期待外媒提问，因为那些问题给人的印象是出其不意的（其实外媒通常也很有礼貌，并不会真的让人难堪）。 大家会守着某种默契，这样的场合有点像节日，谁也不会真正破坏气氛。甚至包括翻译和花絮，都会引起热烈讨论。 这个“节日”中，提问和回答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意味着沟通和说服，而不是单方面的通报。 人们已经接触了太多通报，看了太多文件，甚至掌握了要读懂那些文件需要的专门学问。但是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希望把那些文件暂时放在一边，进行一定程度上“人与人”的交流。 这个仪式的要义，其实就在于“很多人同时看着一个人”，尽管微弱，这也是一种审视。而知道自己被很多人看着，同样意味着很多。 人们不会期待太多，没有谁会天真地期望有真正让人难堪的问题。人们期待的只是，即便全部都是排练好的，“现场演出”仍然会有“偶然”性的东西，会有一些闪光，一些有意思的时刻。 事实上，在这样的场合，所有的“偶然”最终都证明是美好的，因为这样的时刻有着更多的“人性” 这就是大众媒体时代的真相。很多信任和共识，就是在这种互动中产生的，一个微笑，一个手势，往往能传递出比政策和文件都更有力的信息。“互动”本身就是它的全部奥秘所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