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围追堵截：拉胳膊、抢话筒、堵厕所 昨天，在微信里看到成都商报赵倩老师转发记者们在两会上的提问视频。赵老师的同事王辰元老师的表现，让人耳目一新：妆容精致，大方得体，表达清晰，从容不迫。 这种在两会现场的状态，与我们当年真的是区别很大。当年，鞋子被踩掉、摄像机被撞倒都是常有的事情。 那个时代，记者们遇到省部级官员就围追堵截，电梯里、房间里、会场上，只要遇到了热点的省部级官员，都会掏出录音笔冲上去问几句。有时候，一些热点的官员上厕所，也会有一大群记者尾随甚至堵截。 2008年左右，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高强会议中途上了个厕所，出来就被众多记者堵在厕所门口要采访，高强感叹：“好几年了，我都在这里被记者围堵。”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曾任科技部部长的万钢。媒体曾有记录：万钢在记者的前呼后拥下奔到了厕所，万钢一摆手，门一关，几名女记者知难而退，男记者们也默契地在门口恭候。一两分钟后，有记者不再犹豫，推门而进，万钢正好在洗手池洗手，一声‘万部长’，采访开始。外面的记者们也迅速冲了进来，霎时厕所里人声鼎沸啊…… 很多老记者还记得，赵倩老师江湖人称“拦部姐”，就是因为当年跑两会时以过人的体力、超常的耐心拦截下多名部长并说服他们接受采访。相比王辰元老师们如今采访的现象，当年“拦部姐”两会采访的现场更像新闻现象。2017年3月，我曾专门采访过赵老师，让她描述多年的采访经历。她回忆，当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人大会的部长们都是从北大门的北大厅入场，媒体记者们私下将这条部长们进入会场的必经之路称为“部长通道”， “那时，一个记者拦到部长，所有记者团团围住，部长在人群中难以脱身，有时衣服、头发都挤乱了。” 网络图片 有一年，原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被记者们堵在了“部长通道”，寸步难行，他不得不请求记者们：“能让我边走边说吗？”有一年两会，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被围堵在厕所门口接受采访。 2013年开始，官方正式设置了“部长通道”，全国人大在北大厅设立了临时“部长发布台”，安放了音响，设置了方便摄影记者拍照的阶梯台。 但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的部长心甘情愿接受采访。因此，记者们只好派代表下场现场拉人。常用的招式是，看中一个热点的部长，记者上前挽住他的胳膊并劝说其接受采访。 网络图片 有一年，赵倩曾拦下原文化部部长蔡武，蔡开始有点不愿意，后来赵倩挽着蔡武的胳膊说：“大家委托我说服您接受采访，您要让我完成任务啊。”急着去参会的蔡武只好笑着答应散会后一定在“部长通道”接受采访。散会后，蔡武没有食言，在“部长通道”接受了记者们的提问。 除了上面这些采访的方式，抢话筒有时候也是无奈之举。 2012年3月9日，是重庆团的开放日，但居然不让记者进。我赶到现场一问，说是记者太多，重庆团开放日的会场太小，怕发生安全事故，所以没有事先报名的不让进。开放日事先报名才能进，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先例。 彼时，王立军治疗式休假全球震惊，必须想办法进去。 给重庆两名新闻官先后打电话，都不让进。给另一位相识的人大新闻官打电话，他在电话里问我：你在哪里？我一喜：就在一楼。他说：你举一下手，让我看看。 以为有戏，赶紧举了一下手。结果他说：“哦，我看到你了，这样，你带个头，先回去吧。”听到这句话时，差点吐血。 没办法，又给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的秘书打电话。那年的3月7日晚，曾和两位同事在黄奇帆的房间里专访他近3个小时，采访不算太理想，但气氛还算融洽。秘书答应协调，一会回话说，还是不行，在人民大会堂开的会，重庆做不了主。 交涉了一个多小时，最终进去了，进去时，开放日代表团会议已开完了，已经到了提问环节。央视一个记者正在提问，模糊记得好像是鲁健还是谁，反正是一个挺有名的男主持人。 反复举手，都没有用。我注意到，三个新闻官把持着话筒，他们站到谁边上，谁就被重庆人大主任陈存根点到。我，大概明白了。 话筒递向身边一个同行时，我一把接了过来。后来想想，其实自己是抢的。身边这个同行此前看我不停举手，问我想问什么问题，可以帮问，言语间十分自信他有机会提问。可是，当我说了我的问题后，他又说不能帮我问这样的问题。 尽管递话筒的人小声说，“不是你，是旁边这位记者”，我还是紧握着话筒提出了问题。 只报自己工作的报馆名字，没有说自己的名字。随后，我说： 薄书记，您刚才承认在王立军的使用上用人失察，那么我想问的是，你们用了王立军几年，你的同事比如奇帆市长、光磊书记（时任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也是王立军的前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等班子成员中，有没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王立军这个人不该用。 问题很简单，很多人未必懂这么问的用意。几天前，曾陆续拜访了3名重庆的省部级官员，得到一些让人震惊的消息。这个问题，就是要验证得到的消息并探究薄的态度，也是为了刺激某些重庆的信息源继续发声，方便后期的采访。 薄熙来回答说：同志们，今天这个会不要开成干部考察会啊。现场一片笑声，薄也笑了。 然后，他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以来，做了很多工作，考核优秀，人民满意度很高，组织集体决定任用他。确实曾经有人向我反映过王立军的一些问题，我提醒过王立军，也当面批评过王立军。 可惜，找不到视频了，好象都删了。那是我唯一一次公开向薄熙来问王立军的事，手里有视频的望提供一份。会后，网上有人骂，说内地无一媒体问王立军的事情。在现场的闾丘露薇后来在微博上解释了一下，说其实内地媒体有记者问。只不过，我当时问的这个问题不让公开报道和发布，所以外界几乎不知道。 次日出版的的《重庆日报》报道说：3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不少没“抢”到话筒的记者，还纷纷举手要求提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衣者褚
在中国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有一个奇怪的代表团——“台湾省代表团”，共有13位人大代表。 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和其他所有地区的人大代表都不一样。其他地区的人大代表，例如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四川省的人大代表，除了个别在北京的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好歹总是来自北京、来自四川；尽管中国的选举根本算不上选举，但是在形式上，北京的代表、四川的代表，好歹总是由北京的选民、四川的选民选出来的。那么这13位台湾的人大代表呢？他们是哪里的人？他们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据“全国人大台湾省代表团”自我介绍，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大多数是在大陆出生的台湾籍人士。这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是台湾人，只不过是台湾籍的人。他们的身份都不是台湾的居民。有的人只是早先曾经居住在台湾，有的只是其父辈、祖辈居住在台湾；也就是说，这13位台湾人大代表，只不过其籍贯是台湾而已。 那么，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又是怎么选出来的呢？根据中国人大网的解释，这13名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台湾省籍同胞组成的协商选举会议选举产生”。这就是说，这13位台湾的人大代表根本不是由台湾地区的选民选出来的，也不是台湾当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委派指定的，而是由一些生活在大陆的台湾省籍的人选出来的。 这就是说，所谓全国人大的“台湾省人大代表”，既不是台湾地区的居民，也不是由台湾地区的选民选出来的，而是由大陆地区的选民选出某些大陆地区的居民。这怎么能叫台湾的人大代表呢？纯粹是冒牌货嘛。 中共当局并不傻。它何尝不知道这13位“台湾省人大代表”是冒牌货。但是它有不得不这么做的苦衷。因为中共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台湾的代表，你凭什么说你代表台湾呢？你凭什么说你是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呢？既然在现阶段，中共无法让台湾地区的人民选出台湾的居民当中国的全国人大的台湾代表，它就只好让大陆地区的选民选出某些大陆地区的居民冒充台湾代表了。 这使我联想起文革期间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文革爆发，各地党政领导机关几乎都被“炮轰、火烧”，然后，各地又陆陆续续建立起名叫“革命委员会”的新生红色政权取而代之。1968年秋天，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大陆二十九个省市的革委会建立工作全部完成，人民日报立即发表社论“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电部特地发行1枚“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面值8分。邮票图案中有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地图上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上面印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金字。不知哪位细心人一眼发现有严重问题，立即写信给中央，说台湾还没有“解放”，台湾还没有成立革委会，因此万万不能说“全国山河一片红”，因为那等于说台湾不属于中国。那张中国地图，除台湾省外全部绘成大红色，给人感觉是中国不包括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中央一看，恍然大悟，马上密令将刚刚上市的纪念邮票全部收回并立即毁版。已经卖出去的当然收不回来了。据说，在“新中国”发行的邮票中，就数这套“全国山河一片红”最紧俏最昂贵，因为它一上市就绝了版。但中共一直没有公开对“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说法予以更正(这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啊)，因为它不愿意让一般民众也意识到这中间的问题。 中共当局治下的中国，天天在上演荒诞剧。《全国山河一片红》邮票和全国人大的“台湾省代表团”，就是两个典型的案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前两天跟大家聊过“周处除三害”中“处”的读音（点击阅读：《周处除三害》的“处”，为什么要读三声chǔ），起因呢，当然是我自己跑去影院看了两次（一次点映、一次公映）。 网络图片 本来是想写一篇文章推荐一下这个电影，担心喜欢的人错过它，毕竟作为买断的小成本引进片，正常情况是不会有太多宣传费用的。但之后发现，随着自来水的发酵，这部电影已经成为了近期的热点，而惊喜的引进方也开始投放软硬宣传。那不需要我再专门去安利了。而这个时候反而是需要担心，别让那些不适合看这部电影的人抱着错误的预期进入影院，浪费了时间和钱不说，出来还要上网骂回来解气。 这里包括带娃看的家长，也包括误把《周处除三害》当做普通血浆片或者警匪片去看的观众，尤其是看到高分就冲冲进电影院的。 首先，没必要在意如今豆瓣的评分，至于什么猫眼的就更没意义。豆瓣评分现在唯一的作用可能是避雷。《周处除三害》从8.2上升到8.4，现在又下降到8.1，作品还是那个作品，只不过经历了从无人知晓，到被喜欢的人发现，再到被不适合的人发现这个阶段。等到再过个1-2年，才能真实表现出它应有的分数。 8.1分的《周处除三害》，如果是跟8分的《大内密探零零发》或者8.3分的《杀死比尔》比，肯定是高了。但如果是跟7.8的《热辣滚烫》、7.7的《飞驰人生2》、7.6的《第二十条》比，我个人认为还是给低了。 这不仅仅是阮经天影帝级的表演，以及难得能在影院看到的剧情，也在于黄精甫导演把不同电影类型融合的能力，以及干净的镜头语言，给出了一部当爆米花爽片看也不错，当魔幻、邪典、文艺片去挖细节也很好的优秀作品。 我上次说过，局限在2024年内地上映的华语电影这个前提下，《周处除三害》是有竞争年度最佳的实力的。但如果说封神，就是捧杀了。即便是放在台湾地区的电影中，它也很难进入神片的行列，毕竟这个名单里有杨德昌、侯孝贤、李安这些名字。在阮经天主演的电影中，估计大部分人也会认为《艋舺》的分应该更高。 当然每个看过的人都有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如今关于这部电影的解读也是铺天盖地，各个角度都有。我个人建议如果看过的话，可以去看看b站上的这个的解读，我感觉是贴近导演意图的（包括评论区也比较值得看看）。 网络图片 今天想多聊聊的不是关于这部电影，而是这部电影所引发出来的另外一个话题 —— 电影审核。 《周处除三害》这部电影最初在点映阶段就引发热议，就是因为“这样的片也能过审上映”。而在公映之前临时换拷贝，又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 点映和公映版基本没区别，而公映版和境外版，其实差异也不大，只是礼堂这一段中，类似下面这种尸横遍野的全景镜头，被切换成了一些近景特写，虽然对冲击力有所损失，但不算严重。 网络图片 因此对于网上开始很多“因为有删减，所以不去电影院”的说法，其实要区分来看：如果是对审核/删减深恶痛绝，不去电影院来表示态度，这没问题。如果是需要一个看盗版的理由，这也没问题。 但如果仅仅是想要更好的观影体验的观众来说，这种删减带来的感受下降，应该远远比不上在电视/电脑/手机上看电影，和在电影院看的体验差异。 随着热度的进一步提升，一些关于电影审核的有趣的话题开始出现。 就事论事，《周处除三害》这次的过审，的确是值得为相关部门加分的，我个人也希望这代表着未来会有更宽松的环境，尤其是对于大陆地区的影视创作者来说。 不仅如此，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到现在基本“一帆风顺”，引进方应该也需要感谢相关部门背后的支持，包括央视都在节目中作了推荐，说明大家都是希望这部“居然过审”的电影成功，并且能有正常的讨论环境的。 否则在2024年，一部台湾地区的电影热映，可能会遇到很多“题外话”。今天那些魔怔“脑洞”能被仅仅限制在某些论坛里，我是真心觉得关帝爷在保佑了。 网络图片 不过进一步，我也希望这次《周处除三害》的成功，能让主管部门了解，中国民众的心智是成熟的，不会因为看个电影就变成反社会，而且我们也需要更为丰富、多样化的电影类型。这部算不上神作的引进电影可以如此被热议，也说明了观众想在大银幕上看到主旋律与合家欢之外的电影了。 审核的存在是合理的，基本每个国家都会对电影做审核，无非是尺度松紧的差异，包括我建议了很多年的分级制度，本身也是一种审核。 问题不在于审核，而在于需要给审核一个公开、明确的标准。而不是让是否过审，变成需要求签的“玄学”。 没有明确标准的电影审核，对于我们的电影人来说，是比最严格的审核标准更难的困境 —— 电影只有拍摄完才能送审，只有送审了才可能知道是否会过。这让所有制作过程中的电影，都面临薛定谔式的纠结。 这种不确定性，会对电影行业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在这种“不知道能不能上映”的前提下，电影公司自然会做出一些减少风险的选择。 比如缺乏对创新的兴趣，规避各种触及“深度”的题材，优先选那些最安全（出名）的导演和演员。虽然这几年中国电影并不是没有好作品，但整体上来看，我们的电影类型的确越来越窄，而在贺岁合家欢、主旋律、警匪片、动画片这几个剩下的赛道中，也越来越缺乏新意，作品越来越雷同，并且不断内卷，片酬和宣传费用越来越高，影片成本动辄数亿（相对《周处除三害》的成本只有1000万人民币左右）。 在关于《周处除三害》的相关解读中，有不少是在试图分析它过审的“密码”，比如反邪教，结局正确，惩恶扬善等等。这些或许是原因，但这个标准，其实不该是由电影人、影评人或者观众自己揣摩出来的。 电影需要审核，但审核也需要明确的标准。只有让中国的电影人明确的知道红线是什么，他们才能更有信心地去做创作上的探索，我们作为观众，才有可能在大银幕上看到更好看的中国电影，不再为“这也能过审？”而感到惊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小时爸爸
春暖花开，两会又召开了。虽然可能各地的民众没有北京居民这样直观的体验，但即便没有发现快递限流，出门堵车，看看微博等热搜，也可以一起感受。 比如这几天的热搜中，就有不少都是两会代表、委员们提出的建议、提案。而热度最高的，就是下面这条了。 网络图片 这个话题有超过2亿的阅读量，让提出它的政协委员甘华田，再一次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网络图片 微博上河南日报做了个调查，在2.1万名投票的网友中，1.9万都认为这个建议如果实施，会导致女性在招聘中被歧视，只有800多人认为不会。 网络图片 所以需要感谢一下甘华田委员 —— 从微博上的讨论来看，这是近年来少有的，能团结绝大多数民众的事件。无论是民粹极右还是公知反贼；无论性别，无论省市，无论国内还是境外，对这个提案的反馈基本都一致：一起骂。 网络图片 前面之所以提到是“再一次”，其实是因为甘委员最近几年的两会期间，多次曾经因为“热议提案”而登上热搜。 或许你还记得以下的一些新闻： 2022年，建议取消中考，10年义务制直接高考。 网络图片 2023年，建议直接为第三孩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的免费教育。 网络图片 以及这个：建议追究诋毁中医药行为法律责任。 网络图片 而对我来说，对于上面的这些被热议过的提案，有些是赞同，有些是反对，有些则是认为太脱离现实了。 昨天再次看到新闻里出现他的名字时，我萌生出去整理一下他过往提案都有什么的想法，想看看是不是有更逆天的建议。 不过结果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在上面提到的这些引发讨论或者争议的提案之外，他在这几年中，其实还提出了好几个我认为“相当正经”的提案。 比如今年他提出的提案中就有两个： 一个是关于青少年的死亡教育。他接受采访时认为，对青少年来说，死亡教育其实是一场最好的生命意义教育，只有认识死亡，才能更好地认识生命；只有正视死亡这个话题，才能让青少年对生命有所敬畏。死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教会青少年如何去面对人生中的各种挫折，如何坚强地面对人生，促使他们珍惜生命、直面死亡，超越死亡，从而减少或杜绝青少年的自杀。 网络图片 以及关于扩大生前预嘱试点的建议。新闻里他是这样说的：临床上常常遇到许多老年终末期患者都希望“我的死亡我做主”，签署“生前预嘱”，放弃“强行续命”的医疗救治，有尊严地离世。但由于目前不少地方“生前预嘱”还没有得到相关法律支持，即使签署了，也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医生敢执行。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处于不可治愈疾病末期的患者，在本人清醒的时候自愿签署的，能让患者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包括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以尽可能保持自身尊严的方式自然离世的一份文件。） 网络图片 之前也有不少，比如去年关于养老诈骗的提案。 网络图片 建议6岁以下儿童免费医疗。 网络图片 再之前还有关于建立国家罕见病诊疗中心的建议。 网络图片 所以看完这些的时候，我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如果他在提这些提案的时候，内容风格也和这次类似，甚至更极端些，再不切实际些：比如“强制进行‘生前预嘱’”；“高考加入死亡教育课内容”；“养老诈骗判死刑”……是不是能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些议题呢？ 当然，不管怎么说，“2年带薪育产假”都是一个挺扯的建议，如果真的实施，除非国家掏钱补贴，否则很容易导致严重的女性就业歧视。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个建议肯定是脱离实际的，被骂并不冤。 而且政协委员作为一个需要去为人民发现问题、提出批评建议的人，自己当然也不能害怕被批评。 所以本文也不是给甘华田委员洗什么白。全国政协委员，轮不到我一个自媒体来洗，就算有民主党派之间的渊源，我也不会这么自不量力。更何况在他的提案中，也有一些是我很想批评的。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我认为：甘华田委员的提案中存在不少问题，但有两点是对的：1，他在关注对民众很重要的社会议题；2，他肯主动跟社会沟通自己的提案，愿意被民众了解和评判。 每年三月，微博上似乎总是看到各种议案提案的热搜，但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 —— 即便只算政协，本届全国政协一共有2169名委员。每年这些委员提交的提案大概在5000件上下。因此虽然热搜刷屏，但数千名委员和他们的提案中，能被民众了解的，并不多。 政协不是人大，它没什么立法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简单地说，就是提提想法和建议。 如果有委员提出的意见和想法引发热议，上了热搜，甚至被全民骂，当然可以认为这名委员在这个议题上缺少研究，水平不够，没有提出让民众认可的方案。但也需要承认，他至少在关注民众生活中的“痛点”，并且愿意通过提案、建言的方式，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甘华田委员这次的提案虽然引发批评和不满，但至少我们能了解他提案的内容。而如果他没有接受采访，不公布内容，我们是很难查到他每年提交了什么提案，连批评、评论的机会都没有。 至少我个人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找到能查询近些年的政协提案内容的平台。（政协官网的提案选登是更新到2016年初） 网络图片 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然反对甘华田委员的这个提案，但却希望这种让普通民众能批评讨论提案的机会，可以多一些。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委员代表，通过媒体或其他方式跟民众沟通自己的提案议案，因为这本身也代表着他们愿意被民众监督的态度。无论民众是否对提案满意，给出的是赞扬还是批评，这都能成为有效的互动，都可以帮助委员更进一步了解民情民意，完善自己的提案。比闭门自己写要有意义得多。 如果非要在公开提案被民众骂，与民众不知道提了什么提案之间选。我希望前者更多一些。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一小时爸爸
最近除三害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经过不懈努力，网上的壮士们揪出了三害，就是清华大学、作家莫言、农夫山泉。 捷报传来，大家都很庆幸，也很后怕，纷纷说：幸亏当年没上清华，幸亏一直没读莫言……卧槽不对，喝过农夫山泉。完了完了，这下娶不了宗馥莉了。 除三害是怎么发动的，一开始我不太明白。比如为什么忽然要除清华？起初还没闹明白。网民们多数应该并不知道，在国内的顶尖高校里，清华的风格一直是比较“又红又专”的，为此还不时受臭知识分子们调侃。 怎么突然就成一害了呢。 后来很多壮士留言告诉了我答案，原来关键的一点是，米国制裁了我们好几所高校，其中居然没有清华，这里面必定有问题，有大问题，所以要发起围攻，除了这个害。 但我还是表示担心，问：那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假如米国以后想收拾我们哪个厉害的单位、公司，只要搞一个word文档，宣布制裁它同行，偏不制裁它，我们自己人是不是就把它给捶死了？ 地摊书里不是经常有“反间计”嘛，比如皇太极反间计除袁崇焕，岳飞爷爷反间计除了刘豫，如果米帝也把这个学去了怎么办，不用两三年，我们是不是就把自家捶干净了？ 对方想了想，终于说：艹你……祖宗……巴子……十八代。 又比如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事也是很扑朔迷离。微博上很多壮士对我说：“踏马的，如果莫言是个好人，会给他发诺贝尔文学奖？” 我回复了一下，说，不对啊貌似当年我们流行的话不是这样说的啊，而是说：一直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你们老外搞歧视。 早年间民间更盛行的是：他们瑞典人标准有问题，不给我们的作家发诺贝尔文学奖。而且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只看外语”，我们中国作家吃亏了，所以拿不到。 那些年国内经常都有这样的报道：某某某中国作家本来要评奖的，只不过因为谦虚拒绝了；某某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我们的，后来变卦发给外国人了。 当时还常有报道说，鲁迅高风亮节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林语堂两次（又说四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定了发给老舍，只不过老舍之前遭遇不幸，才改为给了川端康成。当时的媒体还老说，我们要搞好心态，不要有太重的诺贝尔文学奖心结，早晚一定会拿到的。 所以，我们到底是想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不想得啊。 后来莫言得奖时，我还在社里工作没走，当时新华社发了报道祝贺的啊，说是“以中国精神中国气魄走向世界”。大家可以去查。原来闹了半天我们中计啦？ 另外，有一个事你想过没： 如果这个奖存心是为了恶心我们，那么68年故意真的发给老舍先生，不是最能恶心我们吗？老舍先生是66年不幸去世的啊。 现在我们自己捶了自己的最高学府，捶了自己的诺奖作家，捶了自己的大企业，把市值真的“打下去”了，米国会不会暗地笑死了？ 对方也是想了想，终于说：干你……坏人……你大爷……祖宗十八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马航MH370失联距今10年了。2014年3月8日，这座巨型客机在深夜骤然消失，机上227名乘客里包括了154名中国人。10年里，失联者的家属们饱含希冀地等待、寻找又绝望，苦海翻滚，有人挣钱养家、结婚生子，有人赡养老人、照顾孩子。 失去子女的父母们是家属中最为特殊的一批人。目前已有3名老人在等待中去世。绝大多数父母们停留在了飞机消失的那刻，他们维持着孩子还在时的生活原貌，往返于追查真相和心理门诊之间，在一个个春天里老去。 习惯动作 栗二有不再和榛子树说话了，只遥遥地望向它们。一条公路隔断了他耕种了几十年的田地，肃冬，残存的土地一片荒芜，只在角落、侧坡上冒出六棵枝桠杂乱的榛子树。 九年前，他像养孩子一样细心种养了100多棵榛子树，日夜向这些树苗诉说自己对儿子的想念。村里其他人都只种小麦和玉米，他们好奇地问栗二有为什么种榛子树，栗二有告诉他们：等榛子树开花结果，他的儿子就会回家。 听到这个带有奇幻色彩的希望， 村民们总是目光真诚地回以祝愿。 生活在河北省邯郸市下辖的峰峰矿区，栗二有自称是“老农民”，他性格憨直，遇到不平的事时习惯质问对方“是不是中国人”。八九十年代，为了供养三个孩子，他也下过煤窑干活。三个孩子里，排行老二的儿子是唯一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中兴公司上班，2013年时就能拿到将近2万元的月薪。 2014年春节后，栗二有的儿子被外派到马来西亚工作。3月8日，他乘坐马航MH370暂时回国，飞机在中途失联，机身连同乘客至今下落不明。 网络图片 栗二有66岁了，头顶的发茬花白，原本瘦小的身体在近年出现腰腹发胖。他脸上的皱纹不算密，一对半圆形的眼袋稍显突出，平时他说话连利，看起来和普通老人别无二致。 “破绽”出现在谈话三十分钟后。持续说话，尤其当情绪有波动时，栗二有突然开始气喘，他默然背过身吸入气雾剂，几轮呼吸后才让自己缓和下来。不说话的时候，他的呼吸粗重，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飞机失联后，他成了重度吸烟者，积年累月，在2023年确诊了慢阻肺。曾经他的拇指和食指都被烟熏得焦黄，在他因生病戒烟后它们才恢复正常。 栗二有与其他农民不同的地方还在于他的智识。为寻找儿子，他一次次研读晦涩的航空专业信息。他的书架上还放着《百年孤独》和《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十年来为了缓解悲痛，他对写作产生了兴趣，陆续写了几千首关于马航和思念儿子的诗，和几十万字记录马航家属故事的小说。 网络图片 在峰峰矿区北胡村，栗二有和妻子刘双凤居住的村屋保留着几十年前时兴的装修款式，门厅里挂着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中间悬有一块白板，上面写着“MH370失联”几个字，下面是用泡沫板做成的彩色数字“3340”。 3340天。这个数字已不准确。2014年事发后，栗二有与妻子去北京、马来西亚寻人未果，回家后他做了这个牌子，从垃圾堆附近捡来一些泡沫板做成立体数字，每天更换贴在板上。起初，记录是出于期盼，他想让儿子回家后鲜明地看到父母已在家渴盼了这么多天。 那时他没想到，一等就是十年，数字从两位数到三位数再到四位数，增加的数字板已经装了小半塑料袋。每天更换数字的动作，逐渐变成一种不带感情色彩的重复。2016年，大雨浇漏了栗二有的村屋，再加上村里开始限制烧煤，供暖变得困难，他和妻子搬离了村庄，到城里和小女儿一家居住。 他们会定期回村照料房后的那片榛子树，给它们浇水除虫。一回家，他们就更换计数板上的数字，再把儿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儿子的所有物品都装在两个行李箱中，一箱是上学时的旧物，还有一箱是从马来西亚寄回来的。时不时地，母亲刘双凤会把这些物品拿出来重新整理摆放，把衣服抖一抖、晾一晾。 儿子喜欢吃猪肉大葱馅的饺子，每逢中秋和春节，他们都会包格外多的饺子，晚餐时单独为儿子盛出一盘放在餐桌上，余下的冻进冰箱。有一年饺子做得过于多，之后的一整年都没有吃完。栗二有的小外孙打开冰箱，看到冻了一年的饺子皮变得僵硬发白，奇怪地问姥爷为什么冰箱里有“纸饺子”。 他们坚持给儿子打电话。起初是每天一次，后来改成每周六晚上拨打，栗二有觉得这个时间不会影响儿子工作。电话那头总会传来“无法接通”或“已关机”的提示音，栗二有会在那之后继续跟儿子说几句关心的话。最近几年，失望累积下他们不再设固定时间，但如同肌肉记忆一般，刘双凤一有空就会掏出手机给儿子打一个电话。 每年儿子生日前夜，栗二有和刘双凤会坐上凌晨从邯郸启程到北京的绿皮火车，坐一夜硬座，在天刚放亮时到北京，辗转地铁到达首都机场，在T3航站楼的接机口徘徊一整天，到天黑再回去。 接机当天，夫妻俩几乎不说话，就一直默默坐着，偶尔起身到平台上眺望不远处起飞降落的飞机。无数次，他们看到极似自己儿子的身影，却在距离拉近后清醒那不过又是一场幻觉。明知道会无功而返，每年他们都重复着这一行程，就是为了“万一”儿子回来了，可以第一时间接他回家。 习惯被疫情打破。疫情三年，他们没再去机场，回村的次数锐减，镜子上的计数板也因此停在一个不准确的日期上。 马航MH370上有154名中国乘客。那些失去孩子的老年家属们，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大抵都是这样围绕着“寻找”与“思念”展开。家属群里，有母亲每天一早就会在家属群里发祈福信息，祈愿全体乘客平安回家。 马航失联事件在2014年曾受到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与关注，所有人都想知道这座巨大客机到底消失于何处。2015年，马来西亚民航局代表马来西亚政府正式宣布航班失事，坠落于南印度洋。但因为缺少完整的证据链条，猜测飞机出事的前因后果的推论层出不穷，有“机长劫机论”、“外星人劫持论”、“平时行空穿越论”，还有牵扯到大国间政治博弈的“阴谋论”——飞机没有坠毁，乘客们被转移到了某个地方。 阴谋论这个名字听起来带有不可信的意味，却在多年来备受老年家属拥护。并非老年人愚昧，而是在这一推论下，飞机上的乘客至今生还的可能性最高。 坚信自己的孩子还活着，为此不断寻找飞机和人的下落，这是十年来许多老年家属活下去的唯一支撑。他们维持着孩子出事前生活环境的原貌，随时准备好迎接他们回家。 一对北京老俩口的女儿和外孙都在飞机上。十年来，他们每个月都会去孩子家里打扫卫生，做一顿饭吃了再回去，就为了让屋子保持“人气”。最近几年意识到寻找孩子的“战斗”旷日持久，为保持健康，这位70岁的父亲痴迷健身，坚持游泳、跑步，在公园锻炼。一口气，他能做四五个单杠引体向上。只是日渐年迈的身体经不住过度的消耗。去年，他因骨骼受损做了手术。 他们的亲家夫妻则是多年来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寺庙为飞机乘客敬香，祈祷他们平安归来。 失联事发后，马航在北京顺义空港物流园建立了家属支持中心，最初是每周三次召开家属见面会，后来次数递减直至取消。许多老年家属几乎不错过每一次见面会，尽管难以获悉实质性的进展。一次见面会上，有媒体捕捉到一个镜头：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在流着泪吃泡面。这位老人后来被称为“泡面爷爷”，他就是那对定期去寺庙敬香的夫妻中的丈夫。 “泡面爷爷”多年来身体硬朗，一直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参加家属活动，却在2023年的一天正吃着晚饭就从椅子上摔倒，住院治疗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与他熟识的家属姜辉为他送行那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泡面爷爷走了，多家医院都没查出任何病因，但我们都知道原因！” 马航取消家属见面会后，生活在北京的家属们开始定期与外交部、民航局的工作人员开联席会议。“泡面爷爷”夫妻和亲家，还有曾经雷打不动参加每次见面会的老年父母们聚集在这里继续追查飞机下落。这群家属中，最年轻的姜辉50岁，他的母亲在飞机上。十年来，他一直走在家属前列四处追查真相，与多方沟通，维护着家属间的联系。 每周四，老人们从北京各区坐公交车到外交部开会。会议室由传达室改造，一个10平米左右的房间，放着横竖两排椅子。冬天，姜辉坐在屋里感觉不到暖气的存在，他身边的老人各个都裹着羽绒服，戴着帽子和口罩，有的连手套都不摘。 这还不是最冷的地方。以前开会的场所还有不停跑风的酒店大堂，和晒不到阳光的露天小院。 房间冷，但时不时地气氛火热。正月十三，过年后第一次开会，姜辉照例提出家属们的诉求：要求马航恢复举办家属见面会，恢复给家属提供心理援助，要求马来西亚政府给家属赔偿，重新启动对飞机的搜索工作。老年家属们会在姜辉发言之后询问工作人员每项诉求的进展。 进度总是很缓慢。这天，家属提出想要外交部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出具一份关于搜寻马航进展的“中期调查报告”。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有五年没有按规定每年发布报告了。 工作人员却对家属们说，这件事应该找民航局。 家属们登时就急了。此前的文件中，曾明确规定外交部负责处理对外联系的事宜。“这不是把我们当球踢吗！”一时间，几个老太太同时提高音量，语速飞快地指责起工作人员。在一旁的几个男家属忙拉住她们，劝她们消消气。 姜辉说，这样的场景经常出现。有时他希望这些老太太能在吵架中发泄出憋闷已久的情绪，但也怕她们过于生气，伤了身体。 栗二有的儿子初中起就在外住校，大学毕业后工作繁忙，每年只有过年期间回家几天。刘双凤好像已经习惯了儿子常年不在身边的感觉。她觉得母子连心，以前儿子在外感冒，她在家会突然觉得一阵揪心。2014年儿子坐飞机出事，她提前没有一点预感。这十年来，她一次都没有梦到过儿子。 如果没有旁人提起，日子这样过着，她时常觉得儿子没有失联，一直都在外地工作。 擦亮希望的火柴 飞机出事的第一年，栗二有和刘双凤的生活彻底失常了。 事发时，家属被聚集在北京丽都酒店，他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两个月，期间只有不断拉长的空等和懵然降临的噩耗。3月24日，马来西亚总理在酒店召开发布会，宣布飞机坠海，终结于南印度洋。在台下一听到这个消息，刘双凤就晕倒在了地上。家属们的愤怒情绪被引爆，拥挤着冲上街头。栗二有在人流中护住妻子，一遍遍拨打救护车电话。 栗二有不相信这个结果，只觉得马来西亚总理是在诅咒他的儿子。 5月2日下午，栗二有在丽都酒店二楼的过道上看到一则告示，上面写着请家属在晚上六点半之前撤离酒店。直到凌晨，其他所有家属都走了，刘双凤和栗二有仍在酒店的旋转门前徘徊。栗二有心里只觉得，若是这时轻易离开，就找不回孩子了。 在家乡官员的劝说下，他才同意回家。走之前，他撕下酒店柱子上贴着的思念马航乘客的歌词海报，带回家贴到了客厅的镜子上。 网络图片 两人回家后就一直守在儿子房间里，栗二有坐在儿子的书桌前，没黑没白地看着网上关于马航的信息，他不受控地抽烟，房间里的烟熏味快要像失火一样重。刘双凤蹲坐在床边的板凳上，断断续续地呜咽。她会突然把手机摔在地上，事后神情恍惚，意识不到自己的异常。 她的精神变得异常敏感，听到什么声响都会以为是孩子回来了。因此，栗二有不敢使用洗衣机，很久没洗的脏衣服和擦眼泪的皱纸巾堆满房间。“她把所有东西都和孩子联系上了。”栗二有说，妻子不让他在屋里挂蚊帐，说这会影响儿子回家。天气热了以后，蚊虫满屋冲撞。 村里的医生告诉栗二有，吃“安定”片可以缓解刘双凤的情况，一次吃两片即可，多了会损害身体。一段时间过后，刘双凤的身体有了耐药性，得一次吃三五片才管用。8月，栗二有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她为重度抑郁症，治疗的药物20多天一疗程，要400多元。难以负担药价，她开了两次药就没有再吃了。 失序的生活里，唯一的念想就是坐火车去北京参加家属见面会。刘双凤总是在会上哭，栗二有则一有机会就钻进吸烟室，缩在角落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他知道自己抽得太多了，咳嗽得喘不上气来，却仍不断重复点烟的动作。 2015年3月至6月，马航为家属在见面会上提供心理咨询援助。栗二有夫妻和许多家属起初都对心理咨询师抱有抵触，认为他们会偏向马航。刘双凤也不想被人发现自己有抑郁症。在农村，人们普遍对情绪病不理解，会将其归为“精神病”“疯子”。 渐渐地，家属们发现咨询师很多时候只是关心地递来一张纸巾、一杯水，在家属哭泣时上前拥抱。开始有人走进咨询室，吐露痛苦。 栗二有猜想，自己和妻子的农民打扮与虚弱的状态引来了心理咨询师的关怀。他们与其中一位咨询师有了真心的交流。马航解散心理咨询团队后，那位咨询师仍经常邀请栗二有夫妻到家里吃饭，劝慰他们要保重身体。 听闻栗二有以务农为生，咨询师和丈夫驱车从北京到沈阳运了100多棵优质榛子树苗，在清明节前夜冒着雨夹雪把它们送到了栗二有的村里。 栗二有记得，第二天一早，女人和丈夫到地里一棵一棵把树苗种下，手把手教栗二有挖坑、填土的技巧。站在田地上，女人看向栗二有夫妻，叮嘱他们一定要照顾好树苗，等三五年后榛子树开花结果，孩子就会回家了。 在栗二有的印象里，妻子自出事一年多来都是神情抑郁，那天在地里也是头发乱蓬蓬，未洗过的脸上挂着泪痕，听到咨询师的话后脸上却像放光一样，第一次有了笑意。当时栗二有觉得，不管孩子能不能回来，妻子能状态转好就足够欣慰。他自己的心也因有了盼望而安慰。 网络图片 之后的生活有了支点。刘双凤想让树苗快快长成，催着栗二有去镇上买浇水的长水管。他们从院子里接通200米的水管，隔三差五一起端着水管去地里浇水。 春夏交替之际，树上开始长虫。那是一种昼伏夜出的虫子，白天在土里睡觉，晚上出动，能把树叶啃个干净。为彻底除虫，栗二有除了喷洒农药，还会在天黑后和刘双凤到地里捉虫。一开始他们面对蠕动的虫身不敢下手，想着为了让树早日开花结果，抓虫的动作越发娴熟。一边抓，他们一边说着之后等儿子回家，一定要把这些事都讲给他听。 捉来的虫子被存在罐子里。白天，他们到硬地上把虫子倒出来，快步将它们踩死。这成了压抑生活中的一场发泄。 树苗成片地长起来后，栗二有想出了将希望扩大的计划。他白天扎在地里，把一些树的根枝修剪下来移栽到土里，扩大了树苗的数量。他想着，榛子树越多，孩子回家的希望就越大。 实际上，关于榛子树的希望并不是咨询师给的。那位心理咨询师说，自己从未跟栗二有夫妻说过“榛子树结果，孩子就会回家”这样的话，心理咨询师不会用非事实性的信息安慰人。 大概像是在绝境中擦亮火柴，栗二有为自己和妻子种下了榛子树的希望，并在十年来无数次的叙述中对其加固。滋养这个希望的，是人在遭受重击后坚韧的生命力，以及作为父母的爱与决心。 坐在儿子的书桌前一根根抽烟时，栗二有浮想起与儿子的往事。儿子读中学时，父子俩就坐在这张桌前讨论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剧情，当时儿子说他读了英文原著，以后想去探索世界上是否有这样的小岛。命运就像提前书写好的一般。 这同样是一个他为自己坚定立下的希望。他让自己相信，儿子也许一直就在某个岛上生活。 许多老年家属和栗二有一样，在任何关于飞机去向的推测都难以被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他们愿意去想象自己的孩子毫发无损，只是被关押在某个地方。 “飞机残骸”的出现将家属的希望之网撕开了洞。2015年7月29日，第一片疑似MH370的飞机残骸在法属留尼汪岛被发现，随后在印度洋群岛陆续有残骸出现，一部分被专业机构鉴定为MH370的残骸。 栗二有在网上看到关于残骸的信息时心也沉底了。他第一次陷入绝望，开始相信飞机真的出事了。那段时间，家属群里升腾起关于残骸的纷争，有人坚决否认残骸的真实性，认为它们都是被刻意放置在海滩的，有人想要探索个究竟，捕捉关于残骸的种种疑窦。 一个新的希望把栗二有从深渊里拉了上来。在他如今已经模糊的记忆里，大约是在2016年中秋节前夕的一个晚上，栗二有照例给儿子打电话，依旧听到“无法接通”的提示音。像往常一样，他在挂断电话前兀自说了些关心的话，还叫儿子方便的时候给他发个定位。 栗二有说，没过多久，他听到电脑传来“嘀嘀”一声，亮起屏幕，竟看到儿子在QQ上给他发了一个“在”字。 他跟许多媒体都说起过这件事。有记者提出，可能是他儿子的QQ号被盗了，他却有坚固的解释。儿子失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经常催促儿子恋爱结婚，儿子听得厌烦，总是回应简短的一个字：“嗯”、“好”、“中”。栗二有觉得，这个“在”字和儿子一贯口吻契合。如果是盗号者，怎么能精准地把握他儿子的习惯？他也曾拜托在腾讯工作的媒体人去帮忙查找发这条消息时儿子账号的ip地址，却没有得到结果。这让他更加相信，儿子是被困在某个地方，出于种种原因，真相不能公开。 一个“在”字给了他恒定的信念，儿子还活着，“飞机残片”也就不再恐怖。他捕捉起人们对残片真实性的质疑：有人说同一家媒体拍的同一残骸的两张照片上飞机的序列号不同，有人提出残骸上的附着物不符合其所在海域的环境。他将这些信息都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微博上。 2016年12月，栗二有借了钱，和几位中外家属一同前往马达加斯加寻找飞机残骸。他在心里不认可残骸的存在，只觉得要尽全力完成“寻找儿子”的动作。 网络图片 一上岛，他就去吞吃野果，躺在地上感受沙子滚烫的温度。他想去求证，如果自己能在这恶劣的环境下生存，那儿子也一定可以。 在沙滩上走了十多公里，一股冲动下，栗二有爬上一座被海浪冲击的礁石，对着海面用撕裂的声音大喊：“孩子，你在哪里，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 就在他放声高喊后不久，姜辉在附近的沙滩上发现了一片蜂窝状的板子，疑似是飞机残片。他叫栗二有下来看，栗二有不相信。 寥落的队伍 刚开始种树那几年春天，从树皮发青那天起，栗二有总会整晚不睡觉，就坐在地里跟榛子树说话，观察它们的生长。他是老庄稼人，以前种玉米时，他能在夜里听到玉米生长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榛子树没有声响，但栗二有能看到一夜之间枝叶颜色的细小变化。 从土黄到鹅黄，从嫩绿到青绿，每每看到小树有了新的变化，他的心底就会涌起一股震撼。 生命生长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的生活里已经罕见。儿子生死未卜，寻找踪迹的进展亦是缓慢得与静止无异。 当年因同一目标聚在一起的家属队伍，也在缓慢的折磨中逐渐变得寥落。 十年来为了儿子四处奔走时，栗二有拍了许多照片，他把它们洗出来，收录成一本厚厚的相册。大部分照片摄于事发头几年，低像素的画面里成群的家属们呼喊、跪倒、掩面而泣。 网络图片 翻到一张照片，一排中老年家属举着“坚决抗议”的牌子合影，栗二有凑近看，认出其中几人已经“和解”了。 事发后的头两年，大约有40名家属选择了与马航和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非认同“飞机失事”的判定，而是困于家境或是自身的公职人员身份。与栗二有同在河北，生活在定州的一批农民工在前往新加坡务工后搭上了MH370，栗二有从家属那里得知，这些务工者把辛苦挣来的工钱现金缝在了内裤上，和人一起留在飞机上了。这些本就贫穷的家庭，最终都选择了领取和解赔偿金。 栗二有不愿意和解。2015年12月31号，有律师打电话给他，说自己免费为家属奔走，跟承保MH370的安联保险公司谈到了250万元的赔偿金。栗二有听罢沉下声问律师：“你是中国人不是？” 律师不解地问他什么意思，栗二有依旧重复着那个问题，直到律师答了“是”，栗二有再问：“你知道二百五是什么意思吗？”律师再度困惑，栗二有说，“二百五”是骂人的话。 他告诉律师，自己纵使缺钱，也不愿受这样的羞辱。 当天深夜，律师给他打电话说，自己又争取来了2万元。栗二有觉得如此容易的谈判背后，可能有猫腻。 和解协议曾引发家属间的矛盾冲突。一些拒绝和解的家属坚持认为，领了和解就相当于承认自己的亲人去世，他们因此指责和解的家属“要钱不要人”。 但对于许多家属来说，“和解”过后的日子，痛苦没有减轻分毫。栗二有夫妻和一位生活在济南的单身母亲多年熟识，这位母亲签署了和解协议后依然时时为飞机上的儿子揪心。 她是生活在城市里的退休工人。一次会面时她跟栗二有夫妻说，自己买了一把锄头，每天一早坐车到郊区，在一块土坡上用尽全身力气种地，到晚上才回家。栗二有以为她想自己种菜吃，女人告诉他，自己只有在奋力挥动锄头的时候，才能够忘记那些让她难受的事情。 一度，家属见面会是栗二有夫妻的精神支撑。栗二有排斥旁人对他说“感同身受”，他觉得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只有家属们才能真正理解彼此。有一年的3月8号，栗二有夫妻计划去北京参加家属见面会，在火车站却被拦下了。刘双凤趁着一个人上厕所的机会，甩开了阻拦他们的人，独自买票去了北京。在那之前她从未独自出过远门，那天她还没有带手机。到北京后，她凭记忆坐地铁去了外交部，赶到时家属见面会已经结束了。尽管如此，她始终觉得非去不可。当时她下定决心，就算买不到火车票，走也要走到北京。 2018年11月14日，马航在第42次家属见面会上提出将解散调查团队。在那之后不久，有家属撑不下去领了和解金，还有一位生活在河南的母亲发病去世了。栗二有记得，那段时间里，希望变得稀薄，不安的情绪在家属中蔓延，它像病毒一样会传染。他也很害怕。他怕自己也产生放弃的念头。 他给自己和家属们打气。他在家属群里分享了自己和榛子树的故事，说自己在夜里与它们对话，他讲到近期的苦恼，榛子树给了他坚定的回音，支撑他继续等下去。有人觉得他出现了幻觉，他说自己相信榛子树是通人性的。他鼓励家属们一定要等到结果，就像这榛子树，每到冬天叶子凋零，熬过年照样会长出绿芽。树犹如此，何况是拥有理性的人呢？ 漫长的等待终究是过于磨人。近年来，大约又有40名左右的家属选择了和解。马航自2015年起开始减少举办家属见面会的频次，最终在2018年取消了见面会。姜辉发现，老年家属的精神状态在这之后每况愈下。以往许多外地家属都会定期来北京参加活动，固定见面会取消后，时隔数月再见面，姜辉发现一些老年家属看起来变得神情迟滞、沉默寡言，有的还需要家中小辈搀扶照料着前往。 网络图片 马航许诺对家属提供的心理咨询也仅维持了2015至2016一年。一位心理咨询师在这一年里发现，许多家属的状态始终在恶化，饭量变小、睡眠减少、哭泣的次数增多。在得到最终确定的结果之前，他们无法“走出来”，心理咨询师的倾听与安慰很多时候只是起到一时的缓痛。 心理咨询能带来的帮助有限，但它的缺位造成的影响同样明显。姜辉说，一位内蒙古的家属如今已经住在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需要靠大量药物和外界干预来保障生命，还有一位天津的家属有了自杀倾向，家人给窗户都焊上栏杆，请了专人看护。光是姜辉熟识的几十个家庭里，这十年来有六七位家属患上了癌症。虽然没有明确的科学研究，但他觉得家属中如此高的患癌率与他们常年的情绪压抑有强烈的联系。 与姜辉一起在北京定期追查搜索进度的十几位老人中，已有三位去世。 疫情三年，家属们见面的机会更加稀疏。解封后的一次见面活动上，栗二有见到一位故人，令他内心揪痛。那是一个生活在天津的母亲，老伴多年前就已过世，女儿在飞机上。女儿出事之前，曾把家里唯一的房产过户给了女婿。 栗二有的印象里，女人长得高大魁梧，性格很洒脱。2015年的一次见面会上，家属们哭作一团。女人朗声说，哭有什么用？要是哭能把孩子哭回来，我给你们哭。话音刚落，她就放声哭了起来。栗二有在一旁看得惊奇。疫情后再次见面，他看到女人已经瘦得脱相。交流后得知，她的女婿已经再婚。 栗二有问女人现在住哪里，女人说她也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栗二有追问，女人告诉他，自己在姐姐家住过一段时间，最近住在社区的义工房里。 他难以想象，一个没有房产的独身老年女性未来要如何生活。倘若生活在农村，人情紧密，还有亲戚邻居帮扶，而女人住在城市，更有可能遇到孤立无援的境地。 谈起对儿子的思念时，栗二有不曾落泪，只是偶尔眼眶泛红。说起对其他老年家属的担忧时，他哭了。哽咽后，他又苦笑了起来。他想把家属的故事都记录下来，但苦恼于自己表达能力不足。 2018年冬天，媒体到访栗二有家时，拍下了大片苍黄色的榛子树林。虽然已不住在乡下，每次从北京回来后栗二有总要去村里看看榛子树是否需要浇水、打虫药。他记得就在马航宣布解散调查团队那次会议之后，他在地里看到真的有几棵榛子树结出了果实。他剥开一颗，尝到一股浓郁的奶香味。他在欣喜中期待，等第二年整片榛子树都结果，便是孩子回家时。 最终，栗二有没有等来满地的榛子树开花结果，他的土地现在一眼望去光秃秃的。他告诉我，大约是在2019年的冬天，他独自回从女儿家回村，想回旧屋翻找一本曾经的诗集。走到房后的田边，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凹陷，原先茂密的榛子树林消失了，地上空留推土机的车辙。他去问邻居，才知道是因为土地流转，地被整个碾平了。 悲愤中，他接连几日在地里来回踱步，感觉消失的榛子树就像失联的孩子一样，自己拼命付出一切，却在突然之间全数落空。给予他希望与庇护的精神世界，最终在现实里被铲平了。 2021年在面对媒体拜访时，栗二有讲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他说，常年在外奔波，自己对榛子树疏于照料，地渐渐荒了。2020年，村里提出土地流转，栗二有夫妻向村长解释榛子树是孩子回家的希望，但最后还是服从于集体意志。村民铲走了树，栗二有躲在屋里不敢看。 如今目力所及，他的土地中间修起一条公路。冬日里几乎没有来往的车辆，干净的路面上只有两侧留有未融的残雪。 网络图片 时间撕扯灵魂 刘双凤很难说清自己从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而变得“正常”，只能将一切归为时间的作用。最近两三年，她感觉自己情绪稳定了许多。她甚至可以容下儿子已不在人世的可能性。长久的呼喊没有回音，时间长了，她忍不住想如果孩子真的生活在荒岛，不知道能不能抗住饥饿。 “人给不了我，给块骨头也行，我也认可。”她的语气维持着惊人的平静。 网络图片 栗二有的改变发生在疫情后。那三年，他深深意识到人对抗不确定性时的无力。最困难的时候，家里买不到盐，连着几天吃没有滋味的饭菜。2023年初，他看到石家庄前一天还在严格防疫，第二天就响应国家号召实行了“放开”。他感慨世事无常，随即买了启程去深圳的车票，打算到儿子的公司索取工伤赔偿。 以前他不想接受任何赔偿，眼见着日渐苍老，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得为现实生活考虑。 […]
近日，刷到一条令人痛心的消息。 湖南一位25岁的医学研究生，在医院做规培生时，因无法忍受连轴转的加班，在医院里，用手术刀割颈自杀了。 一条鲜活的生命，一个正值青春年华的高材生，就这样殒落了。 千万别粗暴地指责这女孩心理脆弱，这样对这孩子太残忍了。 女孩在网上留下了遗书，字里行间都在声讨“规培”的变态。 培养一个医学生非常不容易，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医学高材生会拿命消失在实习期呢？ 我特意做了功课，想了解什么是规培生。 在得知一些真相后，越发觉得“规培生”这个小世界里，有多么地黑暗和恐怖。 01 这是一个悲剧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女孩生前是湖南师大的医学研究生。 研三时，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做规培生。 她以为来医院做规培生是来实践的。 读了那么多的书，学了那么多的理论知识，毕业前来医院实习，就是希望能让自己的所学理论结合临床实践，未来能当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可惜，她心中的美好，以及导师给她描绘的未来，全部在这残酷的真相里一点一点被绞碎。 连同自己的青春，也都一起破碎了。 她的遗书，字里行间都是疲累和绝望。 她不是没有呼喊过，遗书里提到她的导师也不能左右规培的现状。 导师在接到她的呼救时，除了表达心有余力不足外，只能不断地描绘未来，隔空给她打鸡血，鼓励她坚持和忍受。 也许，过来人认为“规培”就是这样的，除了忍受，并没有其他的捷径。 虽然，25岁的年龄，在法律上已经是成年人，但她也只是一个学生，她的全部经历都在枯燥的学术里。 有些网友真的是在不客气地评论当代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说国内的学生想到去死也没想过退学。 但我想说，医学研究生啊，真的太不容易了。 本科5年，研究生3年，规培3年，还要工作2年，才有资格考主治医师。 13年的苦，这女孩走过了8年，还有5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过度地疲累和精神压力，真的会让人崩溃的。 一个医学研究生，难道不知道用手术刀割开颈动脉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悲剧，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02 规培生世界里的真相 令人痛心的是，湖南女孩的悲剧并非唯一。 2022年，华西医院一位23岁的规培生，阳性发热被迫带病上岗，在一线工作时猝死。 这个学生在小儿外普外科组工作，属于特别特别累的一个小组。 2022年还属于疫情阶段，他“阳了三天，发烧了三天，还在坚持上班……” 最终因为病毒感染加上过度劳累，引发了爆发性心肌炎，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然，华西的官方通报不是这样写的，懂的都懂，摊上人命，官方的说辞总能让不知情的人深感悲痛，让知情的人备感愤怒。 有网友说，华西医院避重就轻，是不是发烧三天还工作不是主要，重要的是他被压榨得受不了了，过度劳累。 当时还有一些规培生愤怒发声：“凭什么要让规培生去送死？学费一万块，工资500块，应该让医院的正式职工发着烧去上班、去送死，别什么活让我们干……” 23岁的小伙子在工作岗位上猝死，若不是过重过长的工作负担，怎么会让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受到重击？ 次年，也就是2023年，也是一位25岁的规培生，才上了三天班，就在贵州遵义医科大学的附属口腔医院的11楼跳下身亡。 这位女孩在跳楼前，曾多次跟男友抱怨说实际工作跟她预期的相差太远了，工作太累了，完全没有时间休息。 这些消息，做父母的看了都会觉得压抑得喘不过气来。 网上有一位博主揭开了一个秘密，他说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医院离了实习生就得倒闭。 所以，每到年底，医院对实习生和规培生的管理会格外严格。 可能平时白天查完房就能溜走的科室，现在教秘每天都要在下班前点一次名，把没来的实习生名单上交给教育处进行后续处理。 为什么要严防实习生、规培生离岗？ 因为医院的正式员工是真的要放假的。 大五的实习生、研一到研三的规培生，在医院里都被统一划分为“反向给医院交钱的廉价劳动力”，规培单位虽然无法造福某一位同学，但如果他们想要妨碍某位同学的“进步”，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有的小科室，可能就三四个正式员工，后面跟几个进修医、规培医和实习医，就能支撑起一个20－30张病床的病房运营。 毕竟医疗工作的大部分工作内容都是一些只需要简单培训就能上手的杂活。 比如找病人收集病史、在电脑上写病历、按照上级的指示使用组套开医嘱、送病房病人去影像科做CT、超声等等。 这些杂活，不是医院雇不起，而是让实习生去干更有性价比。 锅里就这么点饭，少一张吃饭的嘴，其他人就能多吃一口，不是么？ 反正上岸多年的上级医师们，一直认为实习生能在临床实践当中获得宝贵的经验，比如： 收集病史写病历能锻炼临床思维和疾病的鉴别诊断，在后续开医嘱的过程中还能对照上级的指令与自己的思考来完善自己的临床思维。 送病人去做CT更是能在运送的路上锻炼自己的口才与情商，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出现呼吸心跳骤停，也能及时的开始胸外按压。 还有一个很黑暗的真相：可以让实习生和规培生背黑锅。 所以说，规培单位掌握规培生管理权的本质，是掌握了对规培生的合法伤害权。 03 什么是规培？ 现在来讲讲，什么是规培。 所谓“规培”，也就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简称。 为了解决中国城乡医生医疗水平差距问题，平衡各地的医疗资源，华西医院刘进教授学习美国，推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即医学毕业生，不管本硕博，如果想继续从事医生工作，都需要进入三甲级以上的医院进行三年的规范化培训。 医院给规培生提供专业和临床诊断的相关培训，而规培生给医院提供廉价的劳动力。 其实乍一看，这个制度完美无缺，还能解决中国医疗分级诊断的难题。 这个制度真正受益的就是三甲医院和我们普通老百姓。 三甲医院获得一批又一批青年廉价劳动力，而普通老百姓以后即使在社区医院也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 但真正吃亏的就是这些医学毕业生。 因为这项制度在真正落地执行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一，美国的规培对于实践操作、诊疗病例和主刀手术都有明确的量化要求，一切以量化指标为准。这才是真正的规范化培训。 而国内，大多数医院的规培医生做的还是收病人、写病例、贴化验单和换药等技术含量较低的活。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医闹问题导致主任医师不敢让规培医生亲自操刀。 也可能是本院的一些代编的医生或者医二代都排着队等着主任教呢。 所以，那些主任会优先教你一个外人技术吗？ 因此，每年规培完的医生竟然还存在无法独立完成阑尾炎和剖腹产的常规手术。 第二，美国的评价体系是代教老师、护理人员、行政人员以及其他学科成员，都会给规培医生提出综合评价。 而国内的规培生能否拿到规培证，更多取决于代教老师的主观评价。 代教老师水平不一，这能标准化吗？ 而且代教老师对于规培生拥有过高的权利。 如果权利过高，但不加以监管，会滋生什么？我就不用多讲了吧？ 第三，待遇问题。美国的规培生每年大概有5万美金的收入。 而国内的规培生，一个月的收入最多只有两三千。这也是为什么网上很多医学生在骂刘进教授的原因。 刘进教授曾经捐出个人资产一个亿，用来支持华西医院的规培事业。 但国内规培制度因人为的变质，导致带来的负作用影响很大，简直可以用“变态”二字来形容。 有网友建议刘进教授亲自去参加一下规培，为期三年，全程直播，不能动用自己的积蓄和资源，完全要和规培生保持一致。 如果刘进教授能三年坚持下来，并且依然坚持现在的规培制度，也许社会舆论会站在刘进教授这边。 这位网友的建议很善良，但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就算刘进教授真的参加规培生的工作，他所体验到的永远不可能跟真正的普通规培生一样的感受。 因为，刘进教授已是名人，医疗系统谁人不知呢？ 在这样的江湖里，谁还不敢懂点人情世故？ 规培生之所以熬不下去，不是制度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 规培生里有医二代或者“皇亲国戚”，他们的待遇也会有所不一样。 有压榨，就会有优待。 这是“江湖规矩”，就算是有人来查，也不一定能查出什么。 04 这世界的阴暗面早点让孩子知道 近年，我们常在网络上听到这样一句话：“寒门难出贵子”。 先别急着否定这句话。 我想说的是，这句话有它另类的解读角度。 我大胆猜测，湖南的这位女孩、以及华西、贵州的这两个年轻人，他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没有特殊的背景和资源。 一定不是医二代或者规培单位的“皇亲国戚”。 所以，没有人跟这些孩子讲规培医生的工作真相。 他们一定都是抱着美好愿景来读医的。参加规培，是他们认为自己成为真正医生的最后一关。 普通家庭能培养出一个医学研究生，本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父母们更多的是骄傲和自豪。 更多的是和孩子一起憧憬未来高薪体面的工作。 没有了解规培真相的圈子，哪里能有这个认知去给孩子做心理预防呢？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自称是有关系的规培生发的帖子。 大概意思是，他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做背锅侠。 他在值急诊夜班时，会随时做好录音准备。 因为每个单位总有那么几个老油条上级，不负责任不说，还特别会推卸责任。 如果新人没几点经验，分分钟被那些老油条拿捏。 这些经验，没有行内的熟人，谁会告诉你？ 一个普通的家庭，想要把孩子往高端了培养，除了提供经济支持外，最好还能与孩子一路同行。 意思是，对孩子的未来培养方向，父母们尽可能去提前去了解这个行业的真相。 美好与阴暗，都让孩子知道。 别让孩子一直在七彩的童话世界里长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