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前中共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上将刘亚洲被判重刑的消息在传了一年多以后，终于在近日得到确认。分析人士认为，刘亚洲案不仅是习近平整肃清洗军中异己、排挤和边缘化潜在政敌的一部分，也标志着习近平与曾经帮助他稳固大位的“红二代”“太子党”彻底决裂。 习近平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其父习仲勋曾经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过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是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后的情况表明，他和“太子党”的关系并不和谐。 刘亚洲本身就是“红二代”，而且可说是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乘龙快婿”。他被判重刑是习近平和“太子党”决裂的最新一幕，也是自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对“太子党”下手最重的一次。 刘少奇之子刘源的失宠 习近平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属于“红二代”，被认为可靠。他也和“红二代”们有着久远的关系，其中之一就是他和前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的关系。 刘源曾经担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总后勤部的政委，是“太子党”中的顶级人物。他曾经协助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打掉军中“大老虎”、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 在北京的资深记者高瑜2012年11月在德国之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4月底，‘十八大’军委海选在北京完成，无论四总部还是军事院校，总后政委刘源都得票第一。五·一期间，胡锦涛接见刘源，向他祝贺，还说‘你进军委看来没有问题了’。” 刘源也曾经是习近平扫除军中贪腐最有力的盟友。然而就在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顶级军中大佬都被反腐反下台之际，在人们普遍估计刘源会更上一层楼进入中央军委，甚至担任军委纪委书记之际，刘源莫名其妙地退出了军界政界，被边缘化到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当了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目前，刘源更是已经淡出中国政坛。 习近平和胡耀邦后代 习仲勋家族和胡耀邦家族曾经关系密切；习近平和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胡德华曾经关系良好。 据北京的知情人说，201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指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李东升利用610办公室的传真机向各个海外媒体发出材料，曝光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财产及其来源。当时的9个常委中，只有周永康和总书记胡锦涛没有被曝光。 当时，《纽约时报》报道了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家族财富；而彭博社则在2012年6月29日发布了有关习近平家族财富的报道，标题是《习近平的百万富翁亲属暴露中国精英财富》（Xi Jinping Millionaire Relations Reveal Elite Chinese Fortunes）。 据北京知情人说，彭博社的报道发出之后，习近平的姐姐习桥桥整理了一份材料，详述她名下财产的来历和数量，主要是说明财产来源合法，而且数量远远没有彭博社报道的那么多。习家把这份材料交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2012年7月13日，明镜网发表一篇署名特约记者成明的报道，声称对习近平家族进行了商业调查，报道中详细列举了习家财产的来源和实际状况，得出的结论是，彭博社的报道“夸大其词”，习家财产既没有那么多，来源也是“合法”的。 2012年7月16日和17日，德国之声连续两天发表高瑜的文章《中南海应该成为财产公示的窗口》，详细转述了明镜网的报道，声称“6月29日，美国彭博社因为报道习近平亲属惊人财富，网站当天就遭到中国当局的屏蔽。”“7月13日明镜网发表了特约作者成明对习近平家族的商业调查，这是针对彭博社有关习家族财富调查报道的澄清，也是中共从未有过的最高层家族的一份财产公示。” 据北京知情人分析，这份“调查”很可能是通过胡耀邦家人的关系送到海外的。 2013年2月27日，在《炎黄春秋》杂志社举办的新年聚会上，前中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曾经提到习近平单独召见过胡德平，并且对胡德平受到习近平青睐、单独召见表示羡慕。同时希望胡德平借助和习近平的关系，促使他继续走改革之路。 然而后来的形势发展显示，习近平没有继续改革之路，至少在政治观点上与胡德平和胡德华不尽相同。2016年，胡德平、胡德华和前中国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儿子陆德主持的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被彻底改组，似乎也表明习近平和胡家的友谊走到了尽头。 习近平为何讨厌“红二代”？ 习近平虽然来自“红二代”，而且曾经得到“红二代”的支持，自己也有“红二代”的优越感，但是却在上台后坚决抛弃了“红二代”。北京知情人说，主要原因是：他仇恨毛泽东，仇恨邓小平，同时也仇恨几乎所有的“红二代”。 在毛泽东时代，在习近平只有9岁的时候，毛泽东让他爸爸习仲勋成了反党分子，并且在文革中坐了8年监狱。1962年，习仲勋被打倒以后，习近平成了“反党分子”的子弟。那个时候，当权的官宦人家都冷落习家，“红二代”们都瞧不起习近平，欺负、歧视和排挤他。当年与他为伍的人多数都是落魄政客的子女，尤其是以自杀身亡的中国国家副主席高岗为代表的落魄的“西北帮”的人，例如高岗的遗腹子高燕生是习近平儿时最好的朋友，还有因小说《刘志丹》而受到整肃的刘志丹弟媳李建彤的女儿刘索拉。 习近平在文革中的遭遇也显示，当十几岁的他落魄北京，无家可归时，没有任何人同情和救助他。他也没有办法像刘亚洲那些“红二代”一样参加解放军，只能被迫到陕北的穷乡僻野当下乡知青。这些都似乎会让习近平有理由对于“红二代”、“太子党”心存怨恨。 当年他在陕北农村争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高岗的遗孀李力群当时恰好被周恩来安排在教育部当学生司司长。由于习仲勋原来是高岗的老战友，据北京知情人说，当年李力群出面帮忙，才使习近平能够进入清华大学。习近平念旧，因此李力群一家后来一直受到中共的优待。 文革以后虽然习仲勋重新出山，但是由于习仲勋不满胡耀邦被撤职，邓小平把他打发到深圳常住，十多年不能回北京定居，此事习仲勋的老友、曾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生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有所提及，足以佐证。因此习近平也有理由对邓小平时代以后的“红二代”怀有不满情绪。 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对“红二代”还有一个顾忌，就是如果论起家庭背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只是一个“副国级”官员，比他级别高和与他平级的高官很多，这些人的后代未必看得起习近平。 在纽约的作家毕汝谐说：“那些‘红二代’、高干子弟或者干部子弟都会对他有看法的。周围的人应该，说句实话，像到了他们这一个级别的人，真的就是说，（这个级别）家庭出身的人，他们对习近平，无论是习的出身，还是个人素质，都是不怎么看得起的。只不过是觉得他抽中了‘天字第一号’的那个政治彩票。” 毕汝谐说：“我觉得出于习近平性格，他是要把这些‘红二代’都打下去，因为只有老百姓的孩子才服服帖帖的，对他畏首畏尾。” “他更愿意保持当年北京大院里那种子弟，每个大院子弟有时候他周围都有一批所谓‘胡同串子’，也就是市民的孩子来捧着他，让他享受这种优越感。我觉得现在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情况就是当年大院的一个翻版，以一个大院子弟为核心，周围都是一些马屁精。” 在美国的自媒体人王剑也认为，习近平统领的常委班子里多是不学无术的马屁精，搞大政方针和经济不靠谱。他质问道：“习近平政治局里的7个小矮人能搞经济吗？” 台湾资深记者、专栏作家胡文辉在评论中共二十届常委班子的文章中写道：说白了，中共所谓“入常”7人，根本就是“习近平和他的6个小矮人”！ 尽管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安排，“太子党”曾经一度非常强势，红遍中国政坛，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副国级官员，每家都至少有一个正部级子女。但是习近平显然不买这一套。如今的中国政坛，太子党几乎绝迹于省部级以上的高位。 在习近平的执政团队中，硕果仅存的“太子党”就是张又侠，尽管已经超龄，仍然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这其中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张又侠的父亲张宗逊是习仲勋的陕西同乡，曾经一起在国共内战时期的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任职，习仲勋是副政委，张宗逊是副司令员，两家人是世交。他们同属以高岗、刘志丹、习仲勋为首的“陕北帮”或者“西北帮”。与其说习近平用了“太子党”，还不如说他用的是“自家人”。 不过最近也有传闻说，习近平现在和张又侠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因为张又侠曾经在2012年-2017年间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后改为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而前些时候被习近平清洗的他的继任人、后来担任国防部长的李尚福被揭出在装备发展部任职期间有腐败行为，另外还有该部门多名高级军官也因涉嫌腐败而落马。 与此同时，多个消息来源说，现在稍微有些知识的“红二代”都比较亲美，基本上都和习近平的三观不合。尽管习近平在文革中受了一些苦难，而且据认为也很恨毛泽东，但他还是公开推崇毛泽东，他学到的也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目前在中国“红二代”中，私下里骂习近平的人很多，对他不满是主流情绪，成为他的心头大忌。
2018 年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将中国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这是对国家制度的颠覆性改变。当然，毕竟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复皇权帝制，而是打着“党的领导”旗号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为此笔者称之为一党专政为基础的个人独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共党夺得政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五四宪法”，搭起中共一党统治下的共和国制度架构。笔者以为，所谓共和国制，最基本的三点不能缺：选举制、任期制以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的统治模式。尽管“五四”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包装，但为政权合法性所计，毛泽东在世时表面上一直维持着共和国的制度框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八二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都是为了延续中共党的统治而维护着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宪法”后来经历过四次修订。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为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修宪，每次修宪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订都是使中国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尽管只是小步前行。回头看，在推动共和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胡耀邦时期“八二宪法”产生过程和胡锦涛作党总书记时的2004年修宪。 请先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宪的有关规定： 宪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修宪的法定权力来自于人民；全国人大是受人民委托开展修宪工作的职权机关。 宪法第六十四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程序：一，明确规定提出修宪议案的法定权力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明确规定审查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三，明确规定议案通过的法定表决程序：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议案才算通过。 让我们回看一下“八二宪法”的产生过程： 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名单（有 103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交付全民讨论，再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审议。 负责主持宪法修改具体工作的，前半段是胡乔木，后半段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负责，历时两年三个月。 《八二宪法》修订颁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阶 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宪法”从修订到颁布的整个过程，有两个亮点：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的法定权力机关主持修宪工作；二是全民参与讨论修宪历时 4 个月。 让我们回顾一下胡锦涛时期的2004年修宪。 2004年修宪不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进宪法，不仅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开透明地完成整个修宪过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后，中国的学术界、民主党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宪建议。 2，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 3，用时7个月形成修宪建议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案，决定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工作。当时由各地提出修宪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修宪建议文本”。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文本发给各地征求各界意见建议，此为“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前后约 7 个月时间。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5，2003年12月22日将《修宪建议》全文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6，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审议。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通过修宪草案。 回顾 2004 年修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亮点是： 一是中共修宪小组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两下两上”形成中共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修宪建议文本； 二是提前 3 个月将《修宪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 三是2004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 1 年。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的： 从根本上说，2018年的修宪是为习近平个人连任铺平路子而修，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宪法以来的第一回。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所做的中共修宪建议过程说明可以看到，宪法修改全过程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宪过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违宪违法点： 1，按照宪法规定，主持修宪工作的法定机关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2018年修宪的全部工作都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 王晨说：2017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请注意：全国人大只是其中参与单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宪的权力机关。 王晨在说明中，特别强调”这次宪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则：一、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王晨在说明修宪过程中使用的词语是“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受党中央委 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建议”、“根据党中央安排，张 德江同志主持召开 4 场座谈会”、“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都责成宪法修改小组 作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决策部署……”。 2、修宪过程违反“民主、公开”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八二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长达四个月；2004 年修宪提前三个月向全社会公布修宪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宪，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向全社会提前公开中共修宪建议全文， 不给公众有讨论修宪建议的时间。 3，全国人大自我矮化在国家制度架构中的法定地位。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党的修宪建议进行讨论，准确地说应是审议。而王晨在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修宪建议”的情况时，连续用了三个“一致”来陈述：“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赞同党中央”、“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词表明，全国人大违宪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开臣服于党权高于国家权力。 4、中共突然诡异发布2018年修宪建议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英文急电，透露中共修宪的建议之一是：删除宪法第79条中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条规定。这条消息瞬间引发世界和中国舆论汹涌。迫于突发的舆论情势， 2小时后中共突然诡异公布修宪建议草案全文。那时，离全国人大开会仅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关部门口头指示国内媒体不得突出报道“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中共党组织禁止党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前中国青年杂志社《冰点》栏目主编紧急呼吁人大代表否决这一修宪建议；中国一位女企业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抗议这一倒行逆施的修宪建议。从此以后，前冰点栏目主编与那位女企业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专人长期驻守在他们家门外监视他们的行动。 5、恐怖高压阴影笼罩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 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始终被恐怖高压阴影笼罩着，不少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采访，或是快步逃离或是官话套话，或是敷衍搪塞。最明显的暴力威吓是军人押送宪法进入全国人大会场，令全世界惊愕不止。当时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僵尸般丝毫不动，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军人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声在大会堂里回响。这一幕100年前曾经发生在前苏俄克里姆林宫立宪会议会场上，1918年1月初列宁党的军队兵士们用枪尖刺刀把俄国多党立宪会议代表驱赶出会场。 2964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压下的人大会议上充当提线木偶，表演高票通过的丑剧：赞成票 2958，反对票 2，弃权票 3，无效票 1。 敢于表明真实投票意愿的人大代表寥寥无几。这与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人没举手的情况高度相似。 习近平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实质上是从共和国制向帝制倒退，因而这一消息一经透露，犹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舆论海啸。历史已经证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结束皇权帝制走向现代共和国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任何希图将修宪作为实现个人权欲的工具，将中国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国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凯。尽管后世史学界对袁世凯评价渐趋多元，但都对袁世凯称帝持负面评论。 习近平 2018 年修宪，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且退位无期，在中共党内与国内外尽失人心。习近平步张勋、袁世凯后尘，其政治信誉早已经破产，也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我是现场见过开封王婆的。2021年6月13日，我带孩子去万岁山大宋武侠城。之所以对王婆印象深刻，是感念她的不易。 我们路过她时，她站在楼台上，领着一位汉服少女抛绣球招婿，这个必须男游客配合，可惜应者寥寥，她只能插科打诨，勉力支应着场面。 现在，网友们都夸王婆控场能力强，不过想一想，要是你和她一样烧了七年冷灶，也会炼出一身火种。 街头智慧，最好的学校还是街头。在水浒人物中，王干娘混世的能力本就数一数二，谋西门的财害武大的命倒也没啥，只是中了超级大乐透，遇到了天杀星武二。 开封王婆的爆红，你可以说是偶然。爆红的降温，我却要说是必然。最近的王婆，开封和河南都有点难以消受。 首当其冲的是开封。前不久，不少刁民跑到包公祠喊冤，吓得这个景点赶紧闭门谢客。包公的真实事迹，跟包公祠的来历一样可疑，全靠底层老铁呼唤青天大老爷，爱国爱朝廷的情怀撑起的场面。这一古人一新祠的，对新时代冤民可真是爱莫能助。 在王婆说媒现场，前几天有寻子家庭登台求助，就是一个值得忧惧的信号。一档婚恋现场秀的镜头，伸向村巷深处，试图扫描光鲜帝国的边角，收拢来的就不会再是泼天的富贵，倒像是破天的灾祸。 当地难免会担心，如果有一天，在包公祠哭庙的人又跑到王婆那里陈情，可如何是好？倘若王婆那里使不得，还有西门庆潘金莲呢，冤不择路的人一路磕头过去，尴了谁的尬？ 再从小的，要是有女权大V和海外舆论，就着说媒现场指责中国年轻人的婚恋观，还困在温饱期望和生殖冲动里，开封和王婆担得起这个责吗？ 在经历包公祠风波后，当地无论有如何的担心，又如何地小心，都不太难理解。文旅能给城市不断加分，城市却困在一大堆一票否决的考评里。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婆说媒越红，现场和舆情就越难控，直到超出王婆和她的各级领导们的想象力。 乱象已渐次呈现。有网红冒充求婚者蹭流量，有已婚男登台然后让妻子声讨（疑似）骗流量，更早的还有一位以田园女权搞流量卖化妆品的女侠登台被王婆识破……到前几天，台下有人向王婆掷物以吸睛。 流量和搞流量的人，都越来越失控。于是，景区更改游戏规则，加强安保，王婆也称病告假一个月。如此，她、景区和开封都缓口气，就像郑屠杀猪，刮掉猪毛，拽出猪下水，大刀劈小刀剔，让肥的更肥，瘦的更瘦，免得惹毛了哪路经略和提辖。 从运营的角度看，只有沉下去还能再浮上来的流量，才能细水长流。一个闹市中的景区，又是景区中的闹市，不能不服从于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这样，大宋武侠城里的武侠们，从狮子楼到飞云浦，从山神庙到祝家庄，才好继续做演员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都是小民。在盛世里，做着乱世的迷梦。每天饿不着，偶尔癫狂，多次相亲，时常交配，那才是太平好生活。 别的，不说啦。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卖杏花
在传统认知中，矿工、建筑工人、焊工等人群是尘肺病的高发群体，患者年龄多在四五十岁左右。但近几年，在台面切割、义齿制造、水电安装等行业，年轻的尘肺病患者开始增多，其中不乏90后。相比于以往，疾病的潜伏期也缩短了许多。 患病 胡合伟27岁，身高一米七，体重不到100斤，皮肤松弛皱巴地搭在骨架上，风一吹就能倒的样子。2021年，他被诊断为尘肺病。患病的他，身体里像住了一个妖怪，不定时地让他干咳，咳得喘不上来气，“就像被人摁在水中”，还头晕、流泪。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咳嗽声塞满了他说话的间歇，有时一两分钟都说不上话来。医生建议他换肺，如果不换“最多活到30岁出头”，但巨额的治疗费让他完全不敢去想这个事。 胡合伟出生在四川广安的一个村子。家里穷，他14岁就外出打工，去过成都、深圳、福州，在汽车透镜厂打磨过玻璃，也拿着刀片给手机壳修过边。他告诉本刊，没有成年时，他只能上夜班，一天工作11小时，一个月约2000块钱。工厂包住不包吃，工资很难养活他，“没撑到发工资日，钱包就见底了”。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学一门手艺，2011年他投奔了在福州台面切割工厂打工的亲戚。他记得，他只带了两个苹果就上了火车，坐了一夜车，下车后搭上亲戚的摩托车，才到了位于县城的工厂。 现在回想来，从那时开始，尘肺病就开始潜伏了。工厂是个家庭作坊，只有两三百平米大，是由铁皮搭起来的，连个窗户都没有。后来，胡合伟才知道，这是怕粉尘太大，被周边投诉。工厂共有六个工人，他们的工作是将石英石切割、打磨成厨房台面。胡合伟告诉本刊，规模大的台面切割厂会买水下切割机、吸尘器，这能阻隔不少粉尘，他所在的工厂为了省钱，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干切干磨方式。每次一开工，整个车间都笼罩在一片“灰雾”中，“比大货车开过路面扬起的灰尘还大”。一天下来，切割机底下的粉尘有10公分厚。胡合伟的头发、眼角到鞋子，全都是白的，鼻孔里也是白灰。坐公交车回家，胡合伟总能感觉到别人异样的眼光。 网络图片 为了防粉尘，工厂里有些工人会戴上口罩工作。胡合伟当时年轻，不懂也不在意，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工作带给他的稳定生活中。他的工资每月最少四五千，活多的时候能到一万。凭着工作赚来的钱，他结了婚，有了孩子，2019年左右还买了一辆车。车贷2000块钱，三年还完，另外还借了两三万。他不敢停下，除了妻子、孩子，以前他还要赡养父亲，他小的时候母亲就因为意外去世了，他14岁那年，父亲查出肺结核和肝硬化，不能再劳动，每月都要吃药。17岁那年，父亲去世，为料理后事他欠下几万元债务。胡合伟计划，等还完钱，再把老家的房子翻新一下。 胡合伟第一次听说尘肺病是在2020年。当时一个工友说，2016年他们一起干活的一个年轻人得了尘肺病。胡合伟记得那个人，也是1997年出生，跟他同龄，只在他们这干了几个月。胡合伟觉得有些害怕，但他又觉得对方可能是运气不好。这之后上班，他都是戴上口罩再工作。但2021年，胡合伟常常感觉气不够用，爬两三层楼梯，或者搬一块石英石台面，他就会大喘气。随着症状的严重，他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尘肺病三期。胡合伟说，这之后，他认识的很多工友都去做了检查，大部分被查出患有尘肺病，但为症状较轻的一期和二期，一些人还隐瞒着病情继续从事涉尘工作，“一个人养一家人，没办法”。 患者年轻化 目前，尘肺病依旧是我国最常见和最严重的职业病。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健康司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底，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103.8万例，其中，职业性尘肺病92.6万例，约占报告职业病病例总数的90%。“大爱清尘”是一家从事尘肺病农民救助的公益组织，钟欣美是“大爱清尘”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2023年他们曾专门对90后尘肺病患者进行调研，还撰写了调研报告。钟欣美告诉本刊，一直以来，尘肺病患者多出现在矿山、冶金、建材等传统粉尘行业，有的疾病潜伏期长达二十年，发现时患者已经四五十岁，年轻患者少见。但2020年以后，他们发现每年都有十几个90后患者向他们申请救助，不少都是1996、1997年出生的。 网络图片 钟欣美等人沿着申请的信息对这些患者进行了调研后发现，多数患者来自于台面切割、义齿制造、水电安装等粉尘严重的新兴行业，且病情进展快。钟欣美告诉本刊，以石英石台面切割行业为例，石英石的二氧化硅含量约99% ，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每天连续作业8 小时以上，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 2- 3 年可能就会患上尘肺病。 1993年出生的段江鹏就是他们的调研对象之一。段江鹏在广东一家义齿制造厂工作，2023年被诊断为尘肺病。在义齿制作过程中，石膏模型和假牙的打磨、抛光由工人手工完成，会产生大量粉尘，段江鹏便负责这两个环节。段江鹏告诉本刊，工厂分为多个封闭的房间，每个房间有十几个工人，打磨、抛光均为干磨，机器转速2000转，打到干石膏上，尘土飞扬。因为模具不大，打磨时，他凑的很近，嘴巴都要贴到义齿上，近距离吸收着大量粉尘。 段江鹏说工厂配备有吸尘器，每个工人面前都有一根直径不到2cm的吸尘管，为了及时将粉尘吸走。但吸尘管工作时声音很大，有的人不用，有的则管子堵塞后也不去修复。段江鹏每次都会用，但他感觉吸尘器吸力不够，灰尘还是会扬到脸上。他会戴着口罩工作，可醒出的鼻涕还是发黑的。2023年6月，段江鹏开始咳嗽，并伴随着胸口疼，“像针扎一样”，睡觉也喘不过气，必须头向下、屁股撅着，趴着睡。 网络图片 段江鹏出生在甘肃天水下面的一个农村，父亲一个人拉扯他和大一岁的哥哥长大。初中毕业后他便辍学，2011年，18岁的他听说村里有人在兰州开了一家义齿厂，他去当了学徒。段江鹏说，那时村里人去义齿厂的很少，很多人还是去建筑工地打工。在村民看来，义齿厂在厂房内工作，不像工地要晒大太阳，学成后算一门手艺。当了几年学徒后，段江鹏到了广东，他记得，刚到工厂时，一天只做20来副义齿，后来慢慢涨到60副，经常加班到晚上12点。段江鹏所在的义齿制造厂有100余个工人，基本是跟他一样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流动性很大，有的干一两年就走了，互相之间很少再联系。他想，这些人里，是不是也有人跟他一样得病了。 赔偿困境 生病后，胡合伟向工厂老板申请赔偿。老板告诉他，这不是什么大病，“做这一行挺多人得的”，并允诺给他2个月工资，让他辞职去做点小生意。他差点同意了条件，直到后来在短视频平台看到尘肺病的介绍，他才意识到严重性。但老板继续扯皮，说“你的尘肺病又不是在我这里得的”。 难以寻求赔偿，是尘肺病患者一直以来面临的困境。钟欣美向本刊提供了一组数据，他们发布的《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2022）》涉及735人，其中超过80%的尘肺病人没有申请过赔偿，提出申请的只有 8.8%获得了赔偿，获得赔偿的金额多数（65.08%）在 5 万元以下，以 1 万元以下为主（42.86%）。尘肺病农民工从申请赔偿到获得赔偿平均需要 23.5 个月，花费时间最长的达到 84个月之久。他们为争取赔偿平均花费 7295 元，花费最多的达到七万元。 钟欣美告诉本刊，在以往的煤炭行业尘肺病患者中，很多患者追偿困难，是因为患者发病和涉尘从业经历之间有多年的时差。在这个过程中，不少用人单位已经解体或破产，难以申请工伤认定，追诉无门。90后尘肺病患者面临的问题是，用人单位虽然存续，但因为行业流动性大，患者在确诊前可能工作过多个工厂，或者没有跟单位签过劳动合同，很难证明与企业方存在的劳动关系，更不要说后面的申请工伤认定了。钟欣美曾接触过广东一名水电装修工，被诊断为尘肺病后，公司不再给他派单，他与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合同，支付工钱也没有走公司账户，一直困在取证环节。钟欣美提到，2022年，在参与调查的735名尘肺病受访者（样本平均年龄55岁左右）中，有 86.0%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2023年参与调查的49名90后尘肺病患者中，95%以上从未签订过劳动合同。 网络图片 段江鹏是少数的幸运者。他长期在一家工厂工作，得病时尚未辞职，公司有为其缴纳社保，这些都有助于其确定劳动关系。在与工厂扯皮三个月后，他将工厂投诉到卫健委，1个月后，工厂配合其递交材料，完成了工伤认定。他如今的医药费由工伤保险承担，只需等他出院，即可去做劳动能力鉴定。 更多的患者因为疾病陷入了贫困。生病后，胡合伟搬回了四川老家，依靠妻子做服务员的2000块钱工资维持生活，而他一个月药费就需要3000块钱。今年病情恶化，他开始服用一种对症药物，“这个药没有纳入医保，很贵，一瓶52粒，700多块钱。”他凑钱买了10瓶，医生建议他一次吃4粒，一天三次，有病情严重者需要吃6粒，但他一次只吃三粒，“这样也能省点钱”。如今家里因为他的疾病，借款都已有五万。胡合伟总觉得，自己对于家人是一个拖累。 钟欣美说，“90后患者开始工作才几年就患病，失去劳动能力，他们中不少人已经组建家庭，结婚、买房的过程中可能本身就有大量负债，这时候经济是极为脆弱的，无法承受疾病的冲击，停下来就心理压力很大。” 很多病情较轻的尘肺病患者会选择继续工作，但留给他们的工作选择并不多。钟欣美告诉本刊，大的工厂需要体检，不少患者只能隐瞒身份去小厂，小心翼翼怕被发现。即使他们得到了工作，尘肺依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工作随时都可能暂停。钟欣美曾遇到一个90后患者，得病后做市内运输车司机，但有一次突发气胸，直接被拉去抢救。如今，胡合伟整日只能呆在家里，他断绝了一切社交。以前他放假就陪着妻子孩子去散步，他们常带孩子玩旋转秋千、过山车。他已经很久没带孩子出去玩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我是律师，自己的合法权益都不能维护，还谈什么维护客户的合法权益？” 多次致电政府机构座机后，长沙一律师的移动电话号被运营商判定涉嫌诈骗，当日即被紧急停机。随后，当事人以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为由，将有关运营商诉至法院，请求后者恢复其电话卡通信功能，并对涉诈号码的监测、核验等规则进行修改。 3月28日，此起电信服务合同纠纷在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法院开庭审理。原告梁律师开庭前一日从长沙匆匆赶到成都，准备参加庭审。她今年29岁，2023年正式成为一名专职律师。与梁律师对簿公堂的是四川移动公司，移动公司则是国内四大通信运营商之一。“（被告）出庭人员是移动（四川）公司的代理律师。”梁律师庭后告诉笔者。 网络图片 案涉移动号是梁律师当时唯一的电话号，从大学期间注册使用至今，却因一次联系政府机构的经历遭遇“非法停机”。据梁律师所述，2023年8月1日上午，因所在环保组织的工作需要，她多次致电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有关涂料产品质量的抽查情况，“打了二十多个，因为他们只接了两、三次，所以我就一直打。”此外，梁律师当日上午只拨打过家人的电话。 当日中午，梁律师便收到了移动公司的提示短信，称其电话卡存在“异常使用情况”。该短信称，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十一条规定，并结合该电话卡风险等级情况，梁律师需尽快通过四川省归属地指定营业厅重新进行实名核验，“若未核验或核验未通过，（移动）公司将依法对该电话卡进行功能限制。”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十一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对监测识别的涉诈异常电话卡用户应当重新进行实名核验，根据风险等级采取有区别的、相应的核验措施。对未按规定核验或者核验未通过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可以限制、暂停有关电话卡功能。” 收到提示短信后，梁律师的手机号即遭停机。梁律师多次通过“10086”反映称，她常住长沙，号码归属地是成都，无法及时进行核验，“‘028-10086’工作人员表示，那她也没有办法了。” 手机号被突然停机，对梁律师的工作和生活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家人、亲戚、大学同学、同事、领导都是留的这个电话号码，所有银行卡、微信和支付宝也是绑定的这个号码。”梁律师称，专职律师每天需进行大量的电话沟通，“由于手机号被停用，（甚至）无法正常登录软件进行日常工作处理。 ” 网络图片 梁律师认为，移动公司擅自停机的行为违法，侵犯了她的通信自由权，于是一纸诉状将四川移动公司告上了法庭。 除了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恢复案涉电话卡通信功能，笔者注意到，诉请中还涉及相应监测、核验等规则的修改。“依法判决被告一修改电话监测识别规则、风险等级划定规则、异常电话卡核验规则，并在受影响的区域内以公众普遍容易获知的方式公示一个月，消除原告电话卡再次被错误识别为异常使用并被非法停机的危险。”本案起诉状显示。 梁律师希望通过个案，可以促成运营商在涉诈号码管理规则上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故在诉前调解阶段，梁律师拒绝了被告代理律师的和解请求，“如果我不起诉，我去做了二次核验，然后手机号码正常使用，就是跟其他八百多万人一样默默忍受这种侵犯（合法权益）的行为。” 梁律师所说的“八百多万人”是根据移动公司提供证据推算的整年停机号码数。 被告提交的四川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协作函》显示，2023年7月31日至2023年8月6日，被要求停机的“涉诈电话号码”多达168715个。“按照这种监测模型，全年365天，需要停机的电话号码会达到（约）8797282个号码，八百多万个被停机的电话里面到底多少是真正的诈骗电话？”梁律师称。 本案庭审中，被告代理律师称案涉行为均由相关行政部门授权为由进行抗辩。被告提交的证据清单显示，被告认为，四川移动公司关停梁律师的手机号是根据《四川省涉嫌诈骗电话监测处置工作机制（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的社会职能，客观上未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 对此，梁律师认为，运营商没有告知具体的指定营业厅，没有告知核验的时间期限，在发送通知后直接对监测识别的涉诈异常电话卡用户限制、暂停有关电话卡功能，“明显超出了法律授权的范围，程序也不合法。” 据悉，本案将择期宣判。 网络图片 值得一提的是，经检索发现，梁律师的经历并非孤例。据赤焰新闻1月24日报道，北京一张姓律师给江西某法院领导发7条短信后，手机曾被莫名停机40小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咸蛋bot
我们对高空抛下、摔死孩子的母亲，可以同情但绝不能共情，这是一条人伦和文明的底线。 看过母亲高楼抛下孩子的视频，直到现在我心里还堵得慌。 昨天是愚人节，却猝不及防看到一则真实的悲剧新闻。重庆巴南区，37岁女子何某在22楼家中突发躁狂，持菜刀将婆婆砍伤后，将3岁幼子从窗户抛下致其坠地身亡。 孩子死亡本身就是悲剧，被自己的妈妈亲手杀死，则为这样的悲剧抹上了更凝重的令人窒息的色彩，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人伦之痛。 01 官方通报称，何某已被警方控制，亲属邻居反映其近期精神行为异常。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一句“精神行为异常”，引发了网友关于该女子会否被免除刑事处罚的关注与讨论。 网络图片 有法律界人士就指出，法律并不是对所有精神病人犯罪一刀切不处罚，而是在具体案件中严格鉴定其刑事责任能力。该女子是否负刑事责任，还要看其在犯案时是否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且要经过司法程序确认，并非只要其系精神病人就一律不负刑事责任。 也正因如此，有一个细节被网友推到了聚光灯下：据澎湃新闻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楼下已有安全气囊后，何某将幼子从其他窗户抛下。扔完3岁小孩后，欲再扔第二个孩子时被警方、消防控制。 很多网友问，故意避开安全气囊那一刻，这个妈妈的思维难道不是清晰的吗？ 02 针对亲手杀死孩子的妈妈何某，网上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一种声音是对女子表示同情，认为她可能是长期与婆婆吵架，被“逼疯了”“这个家庭给了她多大的压迫啊”；有人说，这个摔死孩子的母亲，一定比所有网友更爱自己的孩子。 当然，分贝更高的声音，是对该女子的行为表达了谴责与愤怒。一个相对温和的网友热评是：无论有多大的苦衷，也不该让孩子来承担。 如果后续的证据证明，这位妈妈患有某种严重的心理疾病，无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她当然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之一，而既然是受害者，就值得同情。 但是，同情是一回事，共情又是另一回事。 那些在社交媒体上的”共情者”，未必有多关心这个可能为病痛所折磨、终究要面对丧子之痛的妈妈。他们“抛开事实不谈”，更关心的是莫须有的家庭矛盾，出于个人境遇或某种思想观念给这位妈妈强加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虚拟形象，进而共情这样一个可能并不真实存在的妈妈。 无论如何，我们对高空抛下、摔死孩子的母亲，可以同情但绝不能共情，这是一条人伦和文明的底线。 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提出“底层沦陷”的概念，他认为，匮乏的资源、逼仄的生存空间会从根本上扭曲正常的生活逻辑。 这个妈妈情绪失控，将自己十月怀胎养大的孩子抛下高楼，也可以说是某种形式上的“底层沦陷”。 但无论如何，有一种底线和常识不应该“沦陷”，即孩子是这个世界上独立于任何人的独一无二的生命，不是谁的附庸。包括父母在内，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 正如网友所说：“同情媳妇的、同情婆婆的，你们同情过孩子吗？他有错吗？如果有轮回，那么他就错在投生在这个家里。” 多少有点令人悲哀的是，类似的人伦悲剧时有发生。 2017年，北京左安门内左安浦园，一个妈妈带着女儿跳楼，女儿哭喊道：“妈妈，我不想死！”可是，妈妈面对女儿的呼喊无动于衷。女儿最后甚至喊出“妈你别拽我，我自己跳”，让不少网友听得泪奔。 想一想，小女孩是在怎样的绝望与无助中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才会选择“自己跳”？ “妈妈，我不想死！”这应该是所有被妈妈“带”走的孩子最后的呼喊，哪怕是一个胎儿。 03 我要说，杀死自己的孩子的人，带着孩子自杀的人（重庆这起悲剧中，如果没有外力干预，不排除该女子在将大儿子扔下楼后接着跳楼），无论多么绝望都不值得原谅。 一个人无权让他人去死，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更不应成为家庭不幸的牺牲品，这应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当事人再多的不幸，人们施以再深的同情，都不能淹没这样的共识。 当然，他们不能被原谅，但需要被拯救。生活中，有很多在绝望悬崖边徘徊的人，往前一步万劫不复，往后一步即使难说海阔天空，也有无数重生的可能。 具体到重庆高空抛子惨剧而言，需要拯救，需要让自己强大起来的，还包括屏幕前的我们。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达，这类悲剧事件的呈现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人们不再只是通过文字描述来“重回”现场，而是直接通过视频、通过局部画面特写来“同步”进入现场。 一个现场目击者说，看着3岁孩子紧紧抓着妈妈的手，自己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看着小孩一直在用力往上爬，心疼得不行。 其实，目击者不只是小区邻居，还包括每一个刷到这条视频的人。比如我，看到这个悬空的孩子几次试图翻进窗户求生都被妈妈阻止，孩子妈妈放手那一刻让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 3岁的孩子已经懂事了，那一刻的伤心、恐惧，不能被人类任何语言与词语所描述。 从22楼摔下很痛，但在坠地之前，他一定感受到了另外一种痛。 那样的场景，那种不由自主的代入感，会对人的内心造成巨大撞击。我们需要提防，这样的撞击会带来“次生伤害”，带来某种放大效应，加剧一些人对世界的悲观感、无力感——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时候不是这类事件变多了，而是它能更快速地进入你的视野。 也许，我们需要强化这方面的调适能力，学会正视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敬畏生命，学会在内心与苦难和解，远离绝望的悬崖。 避免类似悲剧，离不开公共救济力量的托举，使更多人免于被绝望吞噬。比如，有人提出要加强社工建设，但是，在制度覆盖不到的地方，更需要我们自我激发抵抗沦陷的能力。 有统计显示，如果能管控好自己的情绪，八成由冲动酿成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是可以阻止它们咆哮出笼的。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一定要让自己内心有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想库
纽约发生4.8级地震，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作为经历了5.13地震以及此后很多5级以上余震的人，我当然很淡定。不过看一下微博，还是很遗憾。 在“CCTV国际时讯”帐号报道这一动态消息的评论区，点赞数最高的是这么几条： 网络图片 坦白说，并不意外。 “纽约震感”上了微博热搜，这是值得注意的网络奇观。住在纽约发微博说地震的人很少，大部分关注纽约地震的，都是像上面截图中的那些人。 这个热搜的形成反映出一个事实：很多中国网友希望纽约发生更大地震，最好死很多人。 此前台湾地震，很多天人一边装作同情，一边说“解放军去救灾，别的人就不要掺合了。” 这一点都不幽默。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期盼日本地震，为海啸预报浪太小赶到遗憾。这就是相当多人的心理。 2011年日本311地震的时候，我就知道成都有中学在课堂上欢呼。现在那些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吧。 一个省会城市的重点中学，而且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 我很早就打定主意，要与这样的网络舆论进行抗争。每一次日本地震，我都会写文章批评那些欢呼的网友，当然，结果通常是海量的举报，不是针对那些人、而是冲我而来、删文章也是常有的事。 这次我想说，你们这种行为，其实已经造成相当严重的后果。 台湾地震后，大陆有关部门及时表态慰问，而且愿意提供帮助。但是，台湾方面拒绝来帮助，他们普遍注意到了网络舆情中的恶意，宁愿不接受援助。 想一想这是多么让人伤心的场景。512地震后，港台地区的捐助自不必说，疫情初期，来自日本的各种捐献也历历在目。如果再有类似的灾害，又会如何？ 我认为牢记“日本侵略”或者“渴望统一”，而且进行恰当表达，都是个人自由，但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的有关“何为人”的共识，应该守住一些基本底线。 当然，也不光是台湾。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媒体也在报道大陆网民的表现。 对其他地方的灾害进行欢呼、一种群体性冷漠和狂欢，“中国人”的整体形象就这样被建构起来。这个“整体形象”会对中国人造成很大影响。 你或许会说，我并没有欢呼，我很善良——但是作为中国人，如果你不谴责这种网络民粹和暴力，你在本质上就不是无辜的。 新浪微博据说封禁了一些在台湾地震后表现得兴高采烈的账号，这值得肯定，但是长久以来，微博一直在纵容这种声音，也是事实。 其实善良的你，如果总是沉默，也是一种纵容。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