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厌恶的从来都是选择性执法，所以也就极其痛恨双标法则，故而，自诩正义的六大门派围攻光明顶的时候，并非是真的替天行道保卫武林。】 1 只要你敢编，热搜挂满天。 给大家细数一下，过往案例里，官媒们发表过的那些励志正能量新闻： 90后听障女孩卖菜月入过万； 装修工人月入三四万； 重庆00后大学生回村养猪，年入300万； 外卖小哥3年挣102万； 快递小哥3年挣108万接两娃来杭州读书； 京东快递小哥三年收入超过200万； 义乌摆摊的“豆腐西施土豆郎”日收入9184元； 在这些日入上千、月入几万、年入百万的“繁华新闻”背后，终于有媒体憋不住，开始放大招了： 过万算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上亿”的新闻了： #海归姑娘回国卖烧麦一年卖出2个亿#、“一对夫妻做短剧每月进账4亿多”。 网络图片 原来，许老板当初距离翻身把歌唱，就差一场“家印严选”的直播啊！ 且看着吧，几个行贿的基金经理被抓了，几个操纵股市的“黑户”被打掉了，下一步，“小伙炒股三年，奥迪变宾利”的新闻，估计也就快要提上日程了。 有网友忍不住发问： 如此羞辱读者智商的新闻，就没人管吗？ 管啊，当然管啊，只是时机还不成熟嘛。 网络图片 2 男子张某，冒充外卖骑手虚假摆拍引流。 杀鸡儆猴，大兄弟，你撞枪口上了。 嫌疑人张某未从事外卖骑手职业，却为了博人眼球、赚取流量，以“骑手低薪、平台扣款”为流量密码，编造虚假内容摆拍，借“卖惨”博取网络流量，累计发布多条虚假短视频。 最终，江苏泰州海陵公安网安大队破获了这一起冒充外卖骑手虚假摆拍引流案件。 目前警方已对张某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注意，这不是行政拘留关几天就完事了，而是刑事拘留，后面法院判决生效的话，是要坐牢留案底的… 这摆拍的张某也是傻，你说什么“骑手低薪、平台扣款啊”，你每天发“骑手幸福、平台福利好”，再加上些“自由接单，日入三四百，月薪轻松过万”，配合官媒的“外卖小哥3年收入102万”宣传造势，多好。 江苏警方那边给出的刑拘解释： 张某的行为极大伤害了一线外卖骑手的群体形象和职业认同，虚假的低薪扣款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也误导了公众对外卖行业的认知。 张某，你真该死啊，你弄这些虚假信息，误导了公众对外卖行业的认知。 你怎么就没有官媒的“认知”呢？ 比起猫一杯的杜撰编造被全网封号禁言，张某是真惨，直接因为杜撰虚假新闻，而进去吃牢饭了。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我看谁还敢说假话编瞎话。 网络图片 3 这两日的打假新闻，简直是比一个月前的315晚会，还要精彩。 大戏一出接着一出，不再局限于食品安全里的假，燃气的假、网红的假、热门视频的假，从社会民生问题到互联网流量池密码，都揪出来抡了一遍。 所以故事最后，千万粉丝网红的猫一杯，全网封杀，追究背后经纪公司责任，一举团灭网红MCN机构。 再进一步，法律法规严惩不贷，摆拍的假骑手张某，直接被刑事拘留。 最后轮到某燃气公司时，“收费有误，及时退还。” 所以啊，故事到了京城脚下，一个半马游戏里的“水分”，也就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了。 网络图片 4 4月14日，2024北京半程马拉松赛，中国选手何杰以1小时03分44秒的成绩夺冠，但直播画面显示，何杰疑似被三名外籍选手“保送”冠军，从而引发争议。 据央广网转播镜头显示最后几百米，何杰原本落后，3位外籍运动员中有人做出回头看、摆手等动作，后来何杰完成反超，最终以一秒优势夺冠。 最终，何杰获得冠军，成绩为1:03:44；三名外籍黑人选手并列二三四名，成绩均为1:03:45，仅落后何杰一秒冲线。 有前段时日“雷军跑步第一名”那味了。 网络图片 小伙子，你跑的不是步，而是人情世故啊，是你发家致富、升官发财的进阶之路啊。 张作霖还是太会了，“江湖是什么，江湖不是打打杀杀，那是人情世故，你能应对，就很不容易。” 大概是雷军确实比较随和亲民，所以b站和抖音上，关于雷总跑步第一名的各种恶搞视频，在网上都有着极高的播放量。 雷总大气，经得起调侃和鬼畜。 北京半马这事一出，我看到几个官媒提出的“打假”质疑文章，后面都很默契的选择了自行删除。 然后，终于等到了组委会一份迟到的声明： 成立专项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网络图片 5 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戏里戏外影帝影后各种粉墨登场。 一旦真的演砸了触犯众怒气走了观众，那就要修修补补遮下丑。 怎么修呢？ 封杀大网红猫一杯，刑拘摆拍假视频的张某，这便算是对观众有了交代。 猫一杯凉凉，张某歇菜，网络环境便算是得到了改善，不是法外之地的互联网，也就有了法治文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就有了提升。 至于不可明说的北京半马，不可言状的上海团长，不可深究的大G进故宫，不可盛传的电燃水油里的“猫腻”。 他们没有掀桌子，观众无权掀盖子，看不见的假，便不算作是假，揪出来的假，也无非是一句诚恳道歉而已。 至于马拉松的竞技体育精神、至于相关部门的权威公信力、至于大众对于选择性执法和双标法则的加剧戾气，都寄希望于“冷处理”，让时间淡去记忆治愈伤口。 真要是怒气值拉满了，伤口疼得厉害了，杀一个猫一杯，宰一个张某，就算是以正视听了。 刚去微博逛了下，看见实时热搜榜上排名第一第二的话题，分别是： 徐正溪退圈声明后现身片场、林依晨称母亲一直想让自己退出娱乐圈。 有意思。 潘子震子嘎子庆子，听叔一句劝，你们也都退圈吧，这里面的水太深，你们把握不住。 让叔来，叔和副市长一个级别，叔在这个圈子里，能玩得风生水起。 你们这些小卡拉米，再折腾下去，早晚都得身败名裂没准还得锒铛入狱。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孤小姐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戏赠张先 · 宋 · 佚名】 1 都是些本身就下流的人，一旦混进了所谓的上流社会，就露出了岳不群的裤裆来了。 陕西的作家圈里，有个另类奇葩，叫吴某敬。 这家伙小学文化，后来混进了西北大学作家班学习，然后又混进了西安日报，直至一路吹吹捧捧，混到了陕西作协副主席。 多说一句，2021年3月26日，青海美协主席、最年轻中国美协理事王筱丽涉嫌抄袭艺术家马寒松的丑闻持续在网上发酵。 王筱丽本人通过青海省文联向外界发表《致歉信》，称自己对抄袭行为深感羞愧和内疚，“由于我的虚荣、侥幸心理作祟，致使抄袭作品流向社会，给马寒松先生造成了极大伤害，也给中国美协和青海美术界带来不良影响，我万分痛悔，难辞其咎。” 但凡是年纪大一点，没事就爱网上冲浪的网民们其实都知道，国内的这些什么狗屁书协、美协、音协、作协，都是个什么烂屁股。 贺厅长的《平安经》，吉林地方电视台都差点拉出了“中国文学作品当代艺术巅峰”的横幅来卖力宣传了。 吴某敬的作品之所以出圈博名，其实是另一类咪蒙式创作手法： 刻意迎合讨好女性。 从《渭河五女》到《初婚》、《新娘》，吴作家一路都是塑造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并且强调自己对女性的尊重。 “他们都说我是个女性崇拜者，我这辈子是享了女人的福了。” 2015年，成都商报刊文，斥责鲁迅文学奖得主、陕西作协副主席吴某敬，涉嫌抄袭洗稿搬运。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直到几年后，吴作家再次出圈上热搜，却是从一个女性崇拜者，变成了一个“女性批判者”。 2022年1月，适逢yi情。 西安一名女子在酒店集中隔离期间，因没有卫生巾哭着向工作人员求助。 吴作家立马化身圣人，批评了“哭诉无卫生巾”的女子： “女人家大姨妈来了，你自己有没有卫生巾，什么时候用卫生巾，自己一点都不清楚吗？” 并且还称“疫情当前，什么矫情，什幺小姐做派，是没有用的”。 此文一出，吴某敬遭众多网友指责不尊重女性。 为什么要写书讨好女性？因为他要成名得利，需要讨好“客户”，让她们“买单”。 为什么开始斥责要卫生巾的女性是矫情的小姐做派？因为他已经功成名就混到作协副主席的位置了。 有些老东西啊，一旦混到了所谓的上流社会，便开始喜欢佯装圣人指点江山的教育人民了： 你当如何如何，你不该如何如何。 这就和李佳琪卖78元一支的眉笔却嫌弃顾客穷要消费者自己反思，是一个道理。 你以为他书里写几句“女人如花，我要用心呵护”，就真是发自肺腑的尊者女性了？ 你以为他直播间里喊几句“家人们，这是我为你们争取到的抄底福利”，就真是拿顾客当上帝对待了？ 若非为名利，若非为私欲，你是看不见他的“高光正”和“君子相”的。 同理，一旦名利私欲得了手，你也就更容易看清他露出裤裆的丑陋屁股。 网络图片 2 这两日，四婚的范老，以86岁的高龄迎娶36岁的娇妻，再度在互联网掀起一股风月大瓜。 有意思的是，你在百度搜索框里，打出范老的名字后，你会发现排在第一的词条，不是范老老婆是谁，不是范老字画值多少钱，而是范老的旧日丑闻： 抢恩人老婆、批师父涉黄。 网络图片 范老的那么点丑事，就不一一赘述了。 单是背刺恩师沈从文这一点，就没得洗。 为了谋取一个好职位，写信给沈从文，“梦见沈先生生病，连夜从天津赶来。” 把沈从文感动的都快哭了。 在沈从文的仗义牵线下，范某进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插图师，（沈从文当时是主编）。 后来十年动荡，范某连续写了十几篇大字报，怒斥沈从文的书籍“涉黄”。 虚与委蛇、极力攀附，范某终于熬成了范老，还赢得“大师”尊号。 就是这么一个“德行有失”的老艺术家，却被各路行业意见领袖争先恐后地忙着洗地辩护： 四婚怎么了，老夫少妻怎么了，老牛吃嫩草怎么了，色心不改怎么了，人家有自由婚恋的权利。 当岳不群在给左冷禅打掩护的时候，你一定要睁大眼睛，这并不是突显岳不群的刚正不阿，恰恰相反，岳不群是在给自己留后路，因为他知道，自己就是下一个左冷禅。 范老娶娇妻，同行同类鼓掌叫好；李云迪花钱嫖娼，“这是个人渣，要让他社死。” 不怕文化人耍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有身份有头衔有话语权。 网络图片 3 拍摄《我不是潘金莲》，彼时是范冰冰身价最高人气最旺的时候，那个时候，范冰冰是红毯女王，是广告女王，是金牌代言人。 为了拍好这部戏，范冰冰推掉了一年所有片约，并且按照冯导的要求，这一年不准接广告不准走穴捞金不准离开剧组。 为了电影艺术，范冰冰接受了这些苛刻条款。 冯导真性情，是个纯粹的电影艺术家。 实际上呢？ 不准范冰冰接广告代言安心待在剧组拍戏的冯导，却隔三差五地带着范冰冰去接见各个大佬，制片人、出品方、投资方、影视集团老总，拿范冰冰当陪酒的花瓶。 同样，在第二年《芳华》的庆功会上，几个大佬酒后兴致正骚情，冯导再度上演人情世故的招数，要女主角苗苗即兴跳一段舞，一群大男人围观着，女主角很尴尬。 陈道明站出来解了围，“人家女孩子，穿着短裙高跟鞋，不方便”。 这时，另一位大佬一脸贱笑地说道，“那就把鞋子脱了，光脚跳。” 陈道明忍不住发飙了，“你们TMD没见过女人跳舞是么？” 网络图片 同样，在范冰冰最当红的时候，公开了和爱心石头李的恋情，还一起上了台湾综艺《康熙来了》。 小S开黄腔，“你们一个月做几次，上次做是什么时候”。 范冰冰还没答话，石头李一脸骄傲地抢答，“从澳洲回来的第一天吧”，范冰冰在旁边尴尬笑道，“你可以不用说的”。 石头李满不在乎，那眼神表情似乎在说“你们看，女神被我轻松拿捏，你们羡慕嫉妒恨不”。 第二年，石头李执导了人生第一部电影，尽管是部烂片，但是范冰冰为了男朋友的事业，还是友情出演了。 第三年，范冰冰偷税漏税事件爆发，遭遇全网封杀，当初扬言要娶女神回家的石头李，立马微博最后煽情一波，“我们永远是我们”，正式宣告和范冰冰分手划清界限。 所以说，范冰冰这辈子干过最蠢的事，不是偷税漏税，而是看上了石头李。 网络图片 翻遍各个圈子里的男女往事，你会发现，德艺双馨是假的，尊者女性是假的，真心爱你是假的。 唯有这些老流氓看重的名利和私欲，以及下一次脱裤子换女人的快感是真的。 所以啊，姑娘们要擦亮眼睛长点脑子保持清醒。 老流氓只是戴上了面具，但是永远不会为你留一个干净的裤裆。 退一万步讲，王思聪的劳斯莱斯，都远远比这些老流氓的花言巧语，要真实靠谱的多。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孤小姐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杨白劳和闰土的日子，也就更不好过了。】 1 自古川渝是一家，共同进步你我他。 重庆的燃气事件上了热搜，成都这边的居民“不答应”了，你那叫事吗，看看我们这边的燃气，那是一刀砍到大动脉了。 成都的范女士，四个月竟然交了1.5万元的燃气费，整个人都懵逼了。 （之前卡上存的2000多元被扣完了，还欠下了1.2万余元，总费用是15024.72元） 然后，燃气公司那边给出了合理解释： 气表经检测未发现问题，气费异常问题，系因计入了2011年入住至2023年2月滞后气量。 意思就是气表没有问题，之所以补缴了这么多，是因为入住的12年里的“滞后气量”。 我所在的小区两个月前统一换的气表，现在我表示瑟瑟发抖。 我都住进来七八年了，按照“滞后起量”这么个补缴方法，是不是也得交一万多？ 范女士觉得滞后气量补缴收费的说法，有点荒唐表示不认可，拒绝缴费。 4月17日，范女士告诉澎湃新闻，她因拒缴这笔燃气费近日被燃气公司停气了，家里老人没办法，当天早上才去将这8000元气钱缴了。 （范女士说，她反馈该问题一年之后，燃气公司同意将尚欠的1.2万按8000元收取。） 滞后气量、滞后电量、滞后水量。 朋友们，就问你慌不慌？ 网络图片 2 据极目新闻的报道，从4月14日开始，成都多个区的网友就关于燃气计费异常的问题进行投诉，大多是反映更换新的燃气表之后，在使用习惯没有比较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燃气表显示的用气量大增。 成都郫都区有一名业主说，从2023年开始，成都燃气换了新的燃气表之后，燃气使用量暴增。 家里2022年全年的燃气使用量是287立方米，而2023年换新表之后，全年的用气量是445立方米，到了2024年仅仅1月到4月的用气量，就高达595立方米！ 燃气公司的回应，是“费用上涨或许是错觉”。 气表检测或许没有问题，但是进气量和出气量用户是看不见的，这玩意就跟加油站那乌黑的加油管一样，谁知道里面掺了什么玩意（他可以压缩燃气浓度，导致同等用气量下，出气量大幅增加）。 但是你平常加满油是400块钱，现在加满要500甚至是600。 那就只能说明两个问题： 要么是油涨价了，要么就是计量器有问题。 按照燃气公司的回应，“气表检测没问题”，那就只剩下一个说法，就是燃气涨价了。 涨个10%、20%，用户们其实是感觉不到差异的，可是重庆燃气一季度利润暴增824%。 居民燃气费成倍数增长，燃气贵了，就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个事实。 重庆经信委后来给出的回应，是“多收费的，会退还”。 网络图片 到了成都这边，“滞后气量”新鲜词一出来，一户就要补缴1万5，不交的直接断气，“友好协商”可以给你打个折，补缴8000。 这一波操作下来，张麻子和黄老爷，都得跪着唱一首征服。 这还只是燃气，后面还有水、电，这两日油价也涨了，95号汽油即将重新进入9元时代… 合资车价格下跌，新能源车企不断内卷打价格战，油比电贵的宣传造势基本到位了。 “利好新能源”，买了电车的朋友们欢呼鼓掌。 好日子还在后头哩，十年二十年后，当马路上再也没有一辆燃油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能明白，什么叫做电比油贵了。 不是不贵，只是时候未到。 网络图片 3 川渝地区此次的燃气事件，背后的同一燃气公司，是四川联发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联发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包括四川川港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和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据公开资料，成都燃气是成都区域内最大的城市燃气经营企业。 在企查查上查询后你会发现，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背后的股东，均有华润燃气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到了华润这一级，就算查到钢板了。 中国四大财阀集团：中信、保利、招商、华润。 一个冷知识，我们国家多数参与民生基础设施的央企国企子公司，其实都是亏损经营的。 而大国企之所以能够维持盈利，是因为它的钱在别的地方有着巨大收益，比如搞金融、比如盖房子、比如做其他投资，当然也还有大额的国家财政补贴。 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两个模块： 一是税收，二是卖地。 现在时代变了，税收收入收归国库，由中央统一调配，这几年国家三令五申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因此，下发到下面各省市的财政补贴，肯定就少了。 尤其是成都和重庆这样的经济发达城市，拿到的补贴少了，房子不好卖土地出让金规则的更改，使得地方国企央企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这个时候，开源节流降本增效提高收入的一系列KPI指标，就上来了。 为什么许多地方公交车停运了，因为上面没有财政补贴了。 为什么水电燃油都在涨价，因为在民生设施部分提供服务的央企，要亏损不起了。 再不挣钱，行长爷爷的孙子、局长爸爸的儿子、副市长的老婆老妈，就真的要和月薪三千块的苦逼打工人一样，真的要过苦日子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不涨价不行啊。 你看过去走红毯趾高气扬、挥金如土的明星大腕们，怎么现在都齐刷刷地一头扎进了直播间里搞起了网络卖货？ “银行卡里只剩3000万了，现在慌得一批，不挣钱不行啊。” 明星都能拉下脸去和网红抢饭碗，权贵代表们，背地里用些手段多挣点钱，也就不算是什么事了。 毕竟，行长的孙子，还是要继承家产的。 网络图片 4 燃气费涨价民众叫苦不迭的同时，是另外一条这两日热传的官方新闻： 央行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人均存款近11万。 为什么燃气公司会觉得“费用上涨或许是错觉”？因为他们认为，人均存款都11万了，你还交不起那几百块的燃气费？ 都出来工作这么多年了，工资都没涨，还买不起78块钱一只的眉笔？ 现在物价都是什么水平了，35块一只的钟薛高代表着国货之光，这你都吃不起？ 谁家还没个50万的存款，农民都开车去种田，闲置的房子都租出去赚租金了，谁还心疼这几百块钱涨价的燃气费啊和380元的新农合医保啊。 为什么川渝地区大量居民投诉燃气费暴涨？ “因为燃气费是真的贵了。” “因为老子家里，真的没有人均11万的存款。”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林孤小姐
纳米比亚，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位置的陌生地方。 如果从上海出发，要乘20个小时的飞机，跨越一万多公里，才能抵达这个位于非洲大陆最西端的国家。 二十多年前，一群中国商人正沿着这样遥远的航线来到了这里。那时，因邻国战乱而小商品生意兴隆的纳米比亚，安置了他们的“淘金梦”。 2019年，胡明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这里背井离乡的中国商人，为什么十年来都过着一种仿佛随时准备搬家的生活？”带着这样的疑惑，她将自己的身份从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变成了中国城的临时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研。 田野调查间，胡明借着“帮忙干活”的机会，一点点融入了中国城。在中国商人们“临时性”的生活背后，她看到昔日的财富神话勾起了他们留下来赌一把的念头，危险不安的日常又时时触发着他们想要回国的渴望。 这条当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商人们，就这样被两种希望卡在了纳米比亚，动弹不得。 一 “就在店里玩吧” “这里需要人干活吗？” 这是很多纳米比亚当地人在中国城找工作时说的第一句话。五年前，我也这样探头探脑地走进了首都温德和克中国城临街的一家服装批发店铺，问坐在塑料椅子上的老板。他穿着蓝色的薄羽绒服，拿着一个罐头瓶当做水杯，在发呆的间隙，会眯着眼睛略微抬起头看着收银台后的黑人员工。 “你是谁家带来的啊？” 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他更想了解我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仅有几百人居住的中国城，新面孔大概率是哪户人家的亲戚。我解释说自己是研究生，为了写毕业论文来做田野研究，但不是一次性的采访，而是希望参与到他们的工作生活之中。 “这是社会实践吗？” “差不多，是为了写毕业论文。” 他缓慢地点了点头，停了几秒后又抬了抬下巴：“那你就在店里玩吧。” 我松了一口气，本以为自己会碰壁几次，没想到幸运地在第一次询问中便被这个社区接纳。 中国城的店铺 时间拨回到前一天，抵达纳米比亚时，我还处在一种乘错车的恐慌中。从飞机舷窗向下望去，我先是一惊：是不是坐错飞机了？ 8月，旱季，土地皲裂，看起来像是一片焦黄的苏打饼干——这和我第一次来这里时绿莹莹的景色相差过远。 那是在两年前，我因为工作辗转在非洲各国之间调研。飞机落地纳米比亚后，我和同事乘了十多个小时的本地公交车到北部城市卡蒂玛·穆里洛（Katima Mulilo）。从地图上看，这座城市仿佛是纳米比亚伸出的一只手臂——当初被殖民者规划得整齐的国家版图唐突地支出一条走廊，跨过博茨瓦纳，与津巴布韦和赞比亚相连。像很多边境城市一样，这里成为了商人聚居的地方。 那一晚我们借宿在一位中国商人家，夫妻俩把店铺的后半部分改造成生活区，女主人从窄小的厨房端出丰盛的中餐，放在折叠餐桌上。我坐在塑料椅子上抬头看，店铺中高高垒起来的床垫，在垂吊白炽灯的映照下，在天花板上留下影子。 白灯光，铁皮房，房间里明明摆满了杂物，却显得有些空旷。 在这里的商户依靠勤奋和胆量积累的财富，足以让他们过上比眼前这窄小厨房，塑料桌椅更富足的生活，所以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关于未来的构想是怎样的？ 工作一年后，我读了社会学的研究生，田野调研之前的暑假，我几乎看遍了关键词含有“中国移民”“非洲”“小商品贸易”的论文，但在大部分英文论文中，只有中国小商品老板的进货路径，没有他们刚刚到非洲的混乱恐慌；只有他们攒钱不消费的生活习惯，没有他们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期待；只有他们对非洲人的歧视言论，没有两个群体互相交流和认知的过程。 “没有理解，没有理解！” 我二十出头，踌躇满志，向研究计划里塞进种种理论，靠着曾在非洲工作过一年的经验，立志要真正理解在学术环境中被表面化的群体。 转了两次飞机，我一个人来到了纳米比亚。 纳米比亚市中心的街道 被留在店里“玩”的我，开始的几天帮忙摆一摆货，后来帮着收银和看店，老板又把附近仓库装修好的房间让给我，自己住在店铺二层。收留我的老板姓刘，从此，我从陌生人变成了“刘叔家新来的小姑娘”，以“临时工”的身份开启了在中国城的田野调研，涉及工种繁复：主业收银，副业翻译、家教、早餐配送员。 作为一个陌生人，通过帮忙干活和人混熟，并找人聊天，是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融入社区”的方式。 我开始随着中国城的节律生活。上午和下午，分别溜出去一个半小时，认识其他店主，聊天，采访。关店后做好出纳，接着回到住处做晚饭。之后或是跟着在刘叔的亲戚，大文，回到中国城进货。或是拿出日记本，在收银台或是仓库的小桌子上把一天发生的事情尽可能记下来。 中国城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我便跟着年轻人们参加一些周末活动：华人教会、家中聚餐，还看过一次展览，一次动物。 工作日早上七点左右，刘叔雇佣的当地人Mathew偶尔会被派来仓库取货。他拉着小车，在楼下咣当咣当地敲铁栅栏，我开门慢了，他便笑嘻嘻地问我：“sleep too much 啦？” 二 学习恐惧，警惕日常 在我刚到店铺的第三天，就听说有人因为意外去世了。 意外发生在玻璃装卸的过程中，如果玻璃没有砸下来，工人老王将会在完工一小时后去机场接回刚到纳米比亚的儿子。中国城本来就千余人，很快便传遍了整个社区。各商会像是自动触发了反应系统，为这个没有买保险的人组织捐款，协助善后，像是在走一套不知道运行了多少次的标准化流程。 威胁生命的危险并非常态，但在纳米比亚，确实有太多让中国商户担心的事情了。最常被提起的，是治安。 对外界环境的恐惧细细密密地织进了中国城的生活细节中。刚进店铺后就能看见的24小时监视器，将店铺的每个角落都展现在九宫格显示屏上；铁质拉门上挂了两把锁，一把锁住外沿，另一把在门轴处锁紧。 与防盗设施匹配的，是中国城居民谨慎的生活习惯：刚出门立即关紧房门，上车后立即锁紧车门；没人会在天黑后在街上走，甚至从中国城走到300米外的亚洲城也必须开车。在这里长大的小孩子们听多了夜晚抢劫的故事，也学会了对黑夜和独行保持警惕，过生日的孩子们晚上去市中心吃饭，过了晚上八点半会要求早些回家，因为担心外婆一个人在家里不安全。 随处可见的监控 还有一些像是动作电影般的经历，情节猛烈，如果不是我不断追问，几乎没人自发提起，偶尔有人拎起故事的一角，大多数人都是点点头心照不宣，很少进一步描述细节。 在这些不常被提起的回忆里，店主们在进货过程中遭遇劫匪拦路，被一枪打裂前窗玻璃或汽车轮胎；或是在店里睡到半夜，被如武装部队般的持枪强盗破门，用堆在房间里的货物当作掩体。 他们见过生命破碎，如同被不小心打碎的玻璃，也见过千里赶来料理后事的亲属、不擅言辞的孩子——他们第一次出国便带着悲伤的任务，纳米比亚的火葬场时好时坏，有时还需要租车将尸体拉到南非。 “没事的。”讲故事的看见我脸上逐渐浮现起来的惊讶，反而转过来安慰。这令人感到愧疚，明明我才是那个被世界保护得很好的人。不过我也很快收起了情绪，学会了通用的安慰方式：“这里还是比南非好。” 南非，这个在纳米比亚语境下的他者，更加危险混乱，有更多的枪支，劫匪，突然死去的中国人和随后华侨自动组织发起的民间捐款。衬托之下，半个非洲都安宁祥和了起来。 更常发生和被讲起的，是不涉及生命安全的偷窃和那些被成功化解的小事，比如在加油站停车时忽然被陌生人猛拉车门，或是丢垃圾的路上被两个人围住抢钱但成功脱逃。朋友们相聚，围在一桌，短暂的沉默后，一句“诶，我前两天扔垃圾的时候又被人跟上了”，能迅速让气氛继续活跃起来。 不仅是中国居民，很多当地人也将中国城看成相对危险的区域。有一天收银的时候，有当地人进来，和站在柜台后的我聊天。他讲了很多细节，什么他住在哪里，妈妈是做什么的，朋友是做什么的，他多久来一次中国城，我没什么其他事做，就站在那里听了很久。 等他走后，Mathew提醒我，要小心这些平白无故和你说话的人，他们可能通过聊天让你放松警惕，明天可能再来店铺，在和你聊天的工夫抢走你的东西，前几天街对面的那家小店的店员，就是因为放松警惕，才被抢了手机。 关门后的中国城 晚上，我跟着大文去中国城进货，再把货送到市中心的店里。由于担心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背过身去锁门时可能会被路过的流浪汉抢劫，他在离开店铺的时候总是很小心：先将店铺的灯关上，稍等一会儿，再轻轻掀开玻璃门后帘子的一角，确认外面没人后迅速走出店铺，锁上三把锁，上车，开回中国城。 我站在门边看着他掀开帘子，月光照亮了他警觉地向外环视的眼睛，夜晚太安静了，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在放缓。 “走！”他说。 我们窜出店铺，像两个不知道偷了什么东西的贼。 即使足够谨慎，大文的店铺还是在一个年轻店主们集体出门打球的晚上被撬开。第二天，我们站在监控器显示屏前看前一晚的录像，两个全身像是罩了一层防护服的白色影子在九点半左右撬进店里，他们拿走了收银机和放在后面的零钱盒。这时一个人指了指摄像头，另一个人走了过来，一秒钟后，信号断了。 损失不大，小偷甚至贴心地将零钱盒中的护照翻出来扔在了店铺的地板上。也没有偷走小贩寄存在大文店铺中的破旧背包。店铺在第二天下午照常营业，换了一台新收银机，门口又添了一把锁。 制度的腐败也带来了不安全感，就像在中国城遇见的抢劫和偷窃，告诉警察也永远不会有结果一样；海关在查验货品后常常将每个箱子中货品都拿走一个；路边执勤的交警招手拦车可能只是为了一瓶可乐。年轻人们晚上去市中心吃饭，回来的路上远远地看见警察，大家大叫着警察警察，然后选择左转绕路回家。没人清楚为什么绕路，只是觉得先绕走总是没错。 恐惧被习得，警惕成为日常。在这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磨损下，似乎中国店主和当地员工都习惯了人们会消失不见。曾有之前一起开店的店主来店里聊天，和员工David聊起之前在中国城管理员：“Die了吗？” “Die了啊，check lady too much.” 他们笑了一会儿，又停下沉默了一会儿，借着又提起另一个常来进货的小贩，说她原来力气很大，生意很好，每次都扛着一个很大的编织袋来进货。他们再次笑了起来，并用当地话讲，这个人原来有很大的屁股。但后来她逐渐消瘦，没了力气，渐渐地就不来了。 “Finish了啊。”David说，“Maybe die 了。”他补充。 在David掌握的为数不多的英文词汇量里，这个小贩的生命像是每天早上需要被补充的货物，在某一天，finish了。 三 被卡住的淘金梦 在大文的店铺里，我拿起货架上一块格格不入、像是土豆一样的石头，问他：“石头摆在货架上做什么？”他说：“别动，有用。” 这解释让我觉得这块石头确有妙用。毕竟在这里，仿佛任何一件物品都有一份兼职生活，比如布艺收纳盒改进的钱箱和充当板凳的货物压缩包。特别是那些看起来可以被随时丢弃的东西，更是承担了生活的重担。 在调研初期，我沿着自己最开始的预设，以临时性作为切入点，并想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去展示中国店主们对临时性生活的态度。但几乎不用寻找，在他们的生活中，带有“临时性”色彩的细节遍处可寻——尽管大多数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 小到日常用品，大到居住装潢。从罐头瓶代替的水杯、底部坏了也还在用的电磁炉，到极尽节俭、少有装饰的家具。如果有新的亲戚来常住，店主们就自己动手，用薄木板在厨房或者仓库隔出一个房间，打通的门则用布帘代替。 这些临时性的生活物品，让他们的当下也带上了临时性的色彩：在这里的生活，是不值得加大投入的、可以被忍受和丢弃的。 一位店主，用木板在店里隔出了房间 如果说当下是历史和未来共同的投射，那么在2019年的中国城，历史似乎留下了更清晰的影子。商铺老板们很少提及2000年前后来到纳米比亚时缺水缺电的辛苦经营，却更愿意讲述2010年前后在纳米比亚北部的经商故事。 几乎所有人，在描述那段时间的生意时，都一下子来了精神：眼睛睁大，语调抬高，伸出手比比划划——那是每个普通人都向往得到的财富。 在他们的描述中，邻国的商贩们带着美元前来进货。说是进货，不如说是将所有货物都买走。最夸张的时，商贩们不等看清刚运来的压缩包中装的是哪些货品，就先跑过去在压缩包上写下他们的名字。 “现在生意和当时没法比。”李叔说，“现在一年只能卖2个集装箱，还干卖卖不完；当时一年能来多少个？多少个你猜？35个！35个啊！”他撇了一下嘴，眼睛睁大，头向前探，像是怕我不相信。 他们没有骗我。2002年，纳米比亚的邻国安哥拉结束内战，百废待兴，国家长期缺少日用物资，急需从外国进口。来自安哥拉商人们一路南下，发现了温德和克的中国城，他们犹如顶起巨大包裹的蚂蚁，希望能带走中国城的全部货物，由此带来了近十年的财富神话。 二十多年前，来自中国的阿里巴巴们跨越了半个地球看见了装有财富的山洞，带着亲友向着仅有一万原住民的边界小镇奥希坎戈（Oshikango）喊出芝麻开门，由此渐渐搭起一座城市，吸收着整个国家对小商品的需求。高峰时期，在当地经商的华人有四千余人。 随着安哥拉战后逐渐稳定，商人进行跨国贸易的需求减少。一些中国商户到安哥拉继续追逐商机，另一些离开非洲。现在的奥希坎戈已经荒凉许多，人数不足高峰时期的十分之一。只剩曾经被在沙漠中建起，又渐渐荒凉的城市，还立在边界上。 纳米比亚首都的中国城，受到连带的影响，生意也不如从前。月中的午后，偶尔风沙扬起，好像客人们也被大风吹走了，有店主干脆将卷帘防盗门拉下一半，跑去其他店铺里聊天。 十年前那些营业至夜晚，还要限制进店人数才能忙得过来的场景，只存在于他们共同的回忆中。对生意兴隆时的回忆，就像是对危险遭遇的讲述一样，是另一份正在持续的集体记忆。 中国城里的中餐馆 2019年的中国城，离快速赚钱的愿望更远，但离生活也近了些。与北部最开始没水没电的铁皮屋店铺相比，现在店主们的住宿环境已经好了很多。“当下”的生活似乎离一些人，特别是年轻的店主们更近了。 平时的娱乐活动多起来了，男生们会聚在一起打篮球，红球衣上，除了他们最喜欢球员的编号，还印着“中国城”三个字。如果有人过生日，亲戚朋友们会被邀请到院子里来吃烤肉。孩子们在烤肉的烟中尖叫着穿来穿去——他们中很多出生在纳米比亚，在当地的国际学校上学，也会在放学回家后找老师练习乐器、补习外语和奥数。 随着当下生活的延展，关于回到中国的未来变得模糊不清了，它会被用确定的语气说出来，同时却又漂浮在空中。 在中国城，常见的回国驱动有几个：比如年龄渐长希望退休，比如想让孩子接受国内教育，比如国内家人需要，也有不少是因为意外回国，比如一次生病，比如一次抢劫。在中国商人的心中，国内有更便利的生活、更好的医疗、教育和治安，但同时也有快速发展的社会和对无处容身的担忧。 大部分人确实在等待回国，但当下的生活因为与预期相比收入在减少，加之不确定的影响，对未来的想象难成为照亮前路的灯。于是也有一小部分人转而投向当下的生活。他们将全家人接到纳米比亚，开始在纳米比亚“过日子”。 “再干几年就回去”“等我回去就退休，享受生活！”是一个悬在那里的承诺，把很多人的生活也挂在那里。 随着对中国城社区的了解逐渐深入，我意识到，在纳米比亚的现实生活确实是关于未来的部分投射，因此我可以在生活中看见临时性的物品，听到关于未来的期待，看见人们自愿地吃苦，压缩当前的需求。 工作，积蓄，咬牙，坚持。我也有类似的经历，能更轻易理解这套思维方式，也能在生活中轻松找到印证。 但对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忽视，是我，当时还在学校中被保护的很好的我，坐在图书馆中意识不到的。 在还没有逐渐习得对当地环境的恐惧之前，即使身在非洲，我对周围环境依旧保持着浪漫化的想象：大文观察周边环境的时候，我会注意到帘子掀开一角时落进来的月光；车沿着起起伏伏的马路行至高处，我喜欢看市中心星星点点的灯；我总说这夜景安静，像是圣诞节时候被朴素装扮的圣诞树。 这些由于无知而滥情的比喻，总被“老非洲”们嗤之以鼻：“你猜猜在我们这说话的功夫，有多少人家的房门被撬开？” 真正在这里生活之前，我没有意识到对这个移民团体来说，现实生活是不确定的。当不确定性汹涌而来时，人们也会逐渐丧失对当前或未来生活的想象力。 这不是“失去希望”，而是“无法想象”的未来。这里的生命不再是规划河道的运河，而是一次茫茫大海中的冒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看客inSight
这是无流量的话题，尤其从这种很多人都觉得无聊的角度去写。但这是悲哀的现象，它值得啰嗦两句，给恰好读到的人读一读。 81岁的泸州大爷，花了25块钱嫖娼，对象是57岁的阿姨。这么一条消息，被一些单位当作“战果”一样的发布了出来。 我在词条里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调侃。“大爷口味独特”、“大爷身体真棒”、“阿姨风韵犹存”……或许也有一些人觉得离谱，但当旁边的人都在笑的时候，他们也无法去用严肃的语气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气氛更加欢快了。 大爷不是不想找个年轻的，但毕竟不是每个大爷都叫范曾。所以前者只能花25块钱去嫖，只能找57岁的阿姨，偷偷摸摸并且讨价还价。而后者招招手，上亿身家支持他找个30多岁的模特结婚，还要公告天下。 这不就是简简单单另一个版本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么，贪官污吏包养情妇的事情遍地都是，赖小民更是弄出了一个小区的“后宫”，唯独81岁的大爷让他们如获至宝。 令人悲伤的对比，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却笑出了声，骂大爷81岁了还这么不要脸。 怎么就不要脸了，食色性也。骂不要脸的人，你自己就是不要脸的产物。81岁的大爷求警察不要通知家里人，恰恰相反，他很要脸。只不过要脸的同时，他还有人类的需求。 通报出来的时候，代表着警察秉公执法，不仅告诉了他的家人，还通报了整个社会。 他得到了“惩罚”，只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惩罚显得悲哀。当然，对于那位57岁的阿姨来说，也是这样。仅仅只为了25块钱，可能只是大城市里一碗面条的价格，出卖自己的身体。她也本该含饴弄孙，她或许也不愿意倚门卖笑。更何况，只是为了25块钱而已。 他们可笑吗？可笑的真是他们吗？ 我以前的稿子里，给大家写过这样一个段子，某日，古代长安城天降大雪，寒冷至极，一个吃饱了饭出来消食的文人见雪花飘飘，诗兴大发，脱口道：“大雪纷纷落地。”刚念了一句，恰逢有个升迁的官员经过听到了，感念皇恩浩荡，一拱手接口道：“正是皇家瑞气。”旁边一个卖棉衣棉裤发了大财的商人心花怒放，也凑了一句：“再下三年何妨？”一语激怒了路边一冻饿欲死的乞丐，哆哆嗦嗦地大骂：“放你娘的狗屁！” 这就是我的答案。 在另一个城市里，一名满头白发的流动商贩，当街对着一名城管跪下了。当地发布了彻查的通知，但那些都是后话，我只想请问一句，老人下跪，是他没有尊严吗？是他生来卑微下贱吗？ 没有人会去嘲笑这位下跪的老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始作俑者不是他，而是其他无形的因素逼着他跪。哪怕不为这理由，仅仅看那满头的白发，和他手里比他的白发更上年纪的扁担，都无法生出说他不要尊严的心。 如果你生出了，那只能说明你不是人。 81岁的大爷，57岁的阿姨，25块钱的嫖资，当街向城管下跪的老人……没有任何一条是值得我们去笑去调侃的，写起来都如此悲哀，何况说出来。 一直以来很喜欢的一句话，作个结尾。 历史，有两支笔，一支写尸骨未寒，一支写锣鼓齐喧。 历史，有两支笔，一支在我指尖噤若寒蝉，一支在你手中壮如牛鞭。 历史，有两支笔，一支低诉凄风苦雨夜，一支高唱人间三月天 。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剑客写字的地方
燃气危机是一种政治：燃气是城市的象征（乡村更多是煤气罐），意味着既深入每一个家庭内部，又把个体连接成网络。 中国城市的燃料来源，经历了从煤球、煤气罐到燃气的发展，本质上是社会信任和公共性增加的过程，也是都市性“发生”的过程。 燃气是一个网络，把个体连接成社会。有人说这次川渝地区的乱收费是“入室抢劫”，这是很形象的。 因为人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损失了一笔钱，也包括“家”的丧失，这是对“内部”的冒犯。 燃气是奇怪的东西，提供更清洁的能源，但是又“看不见”，个人无从度量，而且总是让人感到危险。 人们必须选择“信任”。一方面相信政府或者燃气公司能够确保安全，另一方面，个人根本看不见燃气，也无从把握，只能选择信任“公共”。 可以说这是个体完全“交出自我”的领域，也是需要“绝对信任”的行业。 燃气公司的服务必须无可挑剔。首先做到透明，因为燃气“不可测”，公司的服务反而应该是可测的、透明的、经得起考验的。 经过听证和讨论，适当涨价当然是可以的。燃气价格的上涨，应该只能体现出“物价整体上涨”和通货膨胀。完全透明的价格上涨，公众肯定是可以理解的。 相反，燃气领域的所有鬼鬼祟祟就是犯罪，因为它破坏了信任，也就破坏了城市生活的根基。 成都燃气公司一个人对市民质疑的回应很有代表性，“那应该是一种错觉。” 正常情况下，你感受到燃气多花钱，确实会是错觉，可能是你用气量增加，因为你已经完全交出“自我”，只能依赖共识。 成都还没有公布结果，但是重庆已经公布了调查结果，证明燃气公司存在着各种问题。人手不够，抄表粗心，系统升级的bug……他们始终没有承认这是“故意”的。 很明显，这样的行为破坏了社会信任——其实就是一种“犯罪”。在这个需要绝对安全的领域，如果是一批不值得信任的恶人，其安全性又如何保障呢。 城市并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把那些钢筋水泥连接在一起的东西，水电气——以及人心。城市的“信任”一旦解体，城市本身也就不复存在。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
伍琴曾存在于这个世界的证明所剩无几。 父亲伍军在塑料袋里收纳的几张薄纸，概括了女儿25岁的短暂人生：中学毕业证、结婚证、死亡证明，以及一张白纸黑字的手写“保证书”。 这是女婿徐林写给女儿的。短短九行字，男人先是道歉，愧疚自己做了“最不应该的事，不是人”，请求妻子看在孩子的份上，再给他“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结尾许下承诺，“会用行动来证明对她更好”。 但徐林没能做到。婚姻生活，占据伍琴短短人生的五分之一，日常充斥着暴力与恐惧。她曾尝试求助，找村委会、报警、起诉离婚，都无济于事。最后一次，她选择逃跑，跑到在上海打工的父母家，但最终也没能躲过被杀害的命运。 2023年5月15日，徐林持刀前往伍琴一家租住的上海市松江某小区，破门而入，割喉、捅腹，以残忍的方式杀死了他在保证书中称之为“最美丽的妻子，温柔可爱、有气质的老婆”。 他们四岁的儿子，在现场目睹了一切。徐林随后自首。 案发近一年后，2024年4月19日上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结果如下：徐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伍琴的父母始终深陷在自责中，自愧没能保护好女儿。对于审判结果，他们感到有些失望，表示接下来会抗诉。自案发以来，这对父母只有一个想法，“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 开庭宣判的今天，伍琴的母亲还背着女儿生前给她买的小小帆布包，这是她留下为数不多的遗物。 “如果” 伍军和周琼至今还住在女儿被杀害的出租屋里。 60多岁的房东黄阿姨曾经劝夫妻俩别搬家，“死的是自家女儿，没什么可害怕的”。“家暴割喉案”发生快整一年，他们的生活仍旧破碎，未能重建和修复。 审判前的这两天，有媒体来家里直播连线，周琼说起女儿没忍住情绪，一直哭，伍军在旁边抽闷烟。 很多个晚上，周琼不断做噩梦，白天坐立不安，上班也忘带手机。开庭前一晚，伍军特意去买来妻子爱吃的米豆腐，她尝了两口就放下筷子，想到案子和女儿，没有任何胃口。 老两口现在所居住的这套三十多平米的小屋子，实际是搭建在房东屋外的一间偏房。这个迁建小区里有三百多户人家，租房的外来打工人口比上海本地人多。 两张上下铺并列放置在光线昏暗的卧室，上铺塞满棉被、衣服之类的杂物，直抵本就低矮的天花板。下水道管横亘在头顶，总是冷不丁地响起冲水声。 伍军夫妇挤在一张下铺睡，加宽床铺的木板是从外面捡回来的。厨房和厕所离床只有一两米的距离，马桶也是坏的，要从水桶里舀水冲——但好在价格便宜，月租1800元，已经是老两口近几年在上海租到的最满意的房子。 图片伍家在上海出租房，一共十来平米 女儿在家里生活过的痕迹正在慢慢消失。家具调换了方位，客厅的水泥地面被周琼拖扫得干净亮堂，早已看不出曾经凝固的血迹。被徐林砸碎的玻璃门也重新安装好。 伍琴睡过的床，连同压坏的桌子被一起扔掉。她生前用过的东西，塞满整整3辆三轮车，被送到了废品站。只留有少数生前她添置的日用品，比如给厨房节省空间的置物架，方便母亲干活儿的迷彩腰包，以及儿子的两个小保温饭盒。 女儿刚出事那段时间，周琼像失了魂一样，一回屋就哭。她在写字楼做保洁，在日行超过两万步、走过无数次的楼层里迷失方向。有时隔壁邻居陈姐路过，看到她在门厅坐着，“要么以泪洗面，要么整个人像木头一样呆住。” 在上海打拼的20多年，伍军先后做过保安、仓库管理员，过着出租屋与打工单位之间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为了女儿的案件，他最近半年一直奔波于公检法部门，不得不经常请假、换班，为此，他被之前的公司辞退，辗转到家附近的医院当保安。 走路时，他的身体总是往右边偏斜——这是十几年前一场高空作业掉落事故留下的残疾，右腿外侧至今还打着两块钢板和十几颗钢钉，右手也无法伸直。他习惯把右手揣在裤兜里，隐藏起自己的残障痕迹。 同事们称呼脾气温和的伍军为“老伍”。只有在说起杀害女儿的凶手时，伍军显得情绪激动。他避免提起女婿的名字，而是用“那个死男人”、“凶手”来称呼他。 2023年11月30日，伍琴被故意杀害案第一次开庭。伍军夫妇拒绝接受来自对方家庭的和解赔偿协议，希望凶手能够依法被判处死刑。 11月的上海，夜晚的气温已逼近零度。伍军和周琼回到家中，两人共用一盆热水泡脚，解乏取暖。如今，夫妻俩只要坐在一起聊天，谈话内容几乎全都是关于死去的女儿，他们始终活在“如果”的猜想和巨大的愧疚当中—— 如果当时没有因为担心和凶手一起站在屋外的外孙，就不会打开卧室的那道铁门，给了凶手闯入玻璃门厅的机会；如果当时拿出工具箱里的锤子反击，说不定就能救下女儿；如果当时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呼叫周边邻居过来帮忙，别出去呢？ 再早一些的机会，如果女儿没有和凶手结婚，如果女儿能够离婚，如果当初搬家搬到更远一些的地方…… 女儿是不是就不会死？ 杀妻 案发半年后的2023年11月30日，伍军在一审开庭现场，第一次直面杀死女儿的凶手徐林。 那个男人被带上法庭，伍军的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他。对方只是低着头。他被高高的围栏和法警包围，头发已经剃光，长胖了些，穿着一条牛仔裤。 四个多小时的庭审中，伍军手里一直紧紧握着一支笔，几乎快将笔捏断。开庭前，工作人员特意强调了法庭纪律，他尽量控制着情绪。周琼则在庭外观看转播视频——为了避免再次受到刺激，伍军和法院工作人员没有让她进入现场。 法院当庭播放了伍军家门口的监控视频，徐林杀妻的整个过程被清晰记录。 当晚20时42分，徐林带着儿子到达伍琴家门口，先是用脚踹玻璃门，伍琴没有开门，站在门口让他离开。随后，徐林拿起门口的砖块（注：实际为磨刀石），砸碎了玻璃门，冲进伍琴家里，并将她按在门厅的小方桌上，拔出别在腰间的刀，对着伍琴的脖子、肚子捅了数刀。 周琼从卧室里出来的时候，看到徐林背朝着她正按着女儿，她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害怕，本能地去拉他的衣服，想把他扯开。但身高一米五的周琼根本拽不动徐林，“他像个石头一样的”。 等徐林撒开伍琴往外走，周琼才惊觉女儿浑身是血，“脖子不断往外喷血，洒得到处都是。”周琼的睡衣被血染红，玻璃门渣碎了一地，也混杂着血液。 伍琴喉咙里的血止不住地往外冒，发出“呲啦啦”的声音，说不出话。周琼扶着女儿往外走，刚走到门外的盆栽旁，伍琴站不稳了，像喝醉酒的人一点点无力地瘫软下去。女儿指着门外停着的一辆白色轿车，周琼猜，女儿可能是想找车去医院。 徐林杀妻只用了二十多秒，从进门到离开。 根据检方起诉书上的法医鉴定结果，“伍琴颈部见巨大创口，符合生前被他人用锐器切割颈部，伤及左颈内静脉致失血性休克而死亡”。 在法庭上，带血迹的尖刀、刀鞘、砖块等物证被展示。三十公分长的尖刀很锋利，两面都是刀刃。判决书的记录证明显示，徐林于2023年2月18日购买屠宰刀一把；2023年5月期间浏览“杀人犯的后代有哪些害处”“电击棍会不会电死人”等内容。 同时，检方起诉书也表示，“徐林作案时及目前均无精神病，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在法庭审理环节，徐林认罪，承认杀害伍琴，但否认故意杀人。据伍军回忆，徐林称自己带刀只是为了吓唬伍琴，“说在房间里面看不清楚，只是轻轻地划了几刀。” 图片心事重重的周琼，血压经常降不下来 房东黄阿姨，是在听到巨大的玻璃碎声响后下楼的。她原本在二楼看电视，先是跑到窗口，“看到一个男人提着什么东西正往外走。”连忙下楼后，看到伍琴和周琼在全是血的地上，赶紧让老公打了120和110。 整个过程，伍琴和徐林四岁的儿子一直在门口，孩子亲眼目睹爸爸冲进屋里，杀死了妈妈。 黄阿姨和周琼都记得，小孩看到妈妈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在一旁吓得呆住了，挪不动步子，小手捂着嘴巴，哭着喊“妈妈”。周琼来不及照顾外孙，找来一件衣服把女儿的脖子捂住，但是血还是一直往外冒。 那天现场一片混乱。夜里，黄阿姨只能把伍琴的儿子带回自己二楼的家照顾，孩子一直说，“我要妈妈”。小孩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到深夜12点，后来太困了趴在沙发上睡着了，黄阿姨把他抱回了床上。 案发第二天，伍家门口小路上的大摊血迹已经黏稠，扫把也扫不掉，黄阿姨戴上手套穿上雨靴，拿钢丝球使劲儿擦，又接来几盆水才冲掉。 就在徐林杀妻当天，他曾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上，发布“危险的信号”。 18时38分，徐林发了一张和儿子的自拍照。照片里，父子俩笑着站在一块玻璃地板上，身后是高大的建筑物，配文如下： “人生有时候就是被逼的，明明只想把事情做好，偏偏有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你痛不欲生。反正日子怎么过下去都过不好，那就不用过了。” 此时他的IP属地显示在上海。两个小时后，他杀死了孩子的母亲。 据伍军回忆，在案发前一天，徐林和伍琴因为孩子生病的事情有争执。案发当天，徐林先来伍家接孩子，准备回去自己带，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和姐姐让她们帮忙照顾，但被拒绝了。随后他又回到伍家门口。检方起诉书中描述，徐林是“因伍琴拒绝开门，导致他情绪激动，在门外与伍琴发生争执。” 已经死去的伍琴再也没有机会说话，和徐林当面对质。居住在附近的另一位邻居刘芳，恰好在事发前几小时碰到了伍琴。 当天傍晚，刘芳到路口扔垃圾，看到伍琴坐在家门口，正准备给孩子剪头发。她和伍琴打招呼，伍琴也笑盈盈地回，“阿姨好”。 刘芳问她，怎么这么晚了还给孩子剪头发？刘芳记得伍琴说，“阿姨，明天我就上班了，没有时间啦。” 暴力与控制 伍琴被杀时，她和徐林的婚姻还不到五年。 两人于2017年相识于媒人的婚姻介绍。“男孩学挖掘机的，会一门技术，能挣钱，家里有房子有存款，你家女子正合适。”媒人这样告诉伍家父母。 当时伍琴只有21岁，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店做销售，和父母住在一起。徐林比她大三岁，两人一开始通过远程聊天，后来徐林也到上海打工。 伍军说，自己一开始并不喜欢徐林，“他双眼眼角往上翘，看面相就是个很有脾气的人。”他提到一些自己不喜欢的生活细节，比如徐林到家里来也不爱和人打招呼。伍军提醒过女儿要谨慎，但当时女儿正在热恋中，很喜欢这个对她宠爱有加的恋人。 结婚前，两人闹过一次分手。徐林的姐姐打电话过来，说弟弟在桥上站了一夜不睡觉，是真的很喜欢伍琴。连周琼都跟着女儿心软了，“我们都以为他真心喜欢她，会对她一生好啊”。 2018年10月18日，两个年轻人结婚。婚礼在重庆老家办得还算隆重，女孩穿着浑身红色的婚纱，坐在铺着白色棉被的大床上，笑得灿烂。婚后，伍琴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老家待产。次年三月，她生下儿子。 第一次家暴来得猝不及防。 婚后，伍琴没有工作，徐林在老家开挖掘机，收入不稳定，两人时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在周琼的印象中，女儿生完孩子二十来天，两人因为小事有矛盾，徐林对着伍琴踹了两脚，还打了耳光。 那时，周琼正在女儿家照顾月子，她循声过来，看到女儿在哭，一边安慰女儿，也说了女婿几句，但并没什么威慑力。没过多久，周琼返回上海打工。 另一次，是伍军接到了女儿求助的电话。电话里，伍琴向父亲诉说委屈，起因是小孩生病就医，伍琴在医院抱孩子十几个小时，因为手酸，就让在旁玩手机的徐林来接手。 “他疯了一样突然一耳巴子打过去”。伍军说，他劝女儿干脆报警，女儿说自己已经从医院出来了，伍军又让她去找村委会。 “她也去了，正好人家家里没人。刚好’那个死男人’把她找到了，又是下跪，又是求情，来软的，她就又回去了。”伍军说。 图片徐林写给伍琴的其中一份保证书 姐姐伍蓉说，她不止一次告诉妹妹，被打时要么还手，要么报警，得做出反应，而不是记在心里，秋后算账没有用。 在伍蓉的印象中，妹妹倔强和隐忍的性格，使得她一直没能下决心彻底离开徐林，“我们都是留守儿童，小时候连手机都没有，出现问题习惯自己解决，而不是靠父母或者是靠亲戚。我们的性格都会有这样一些隐忍的特点。” 长期帮助被家暴妇女的公益律师李莹认为，家庭暴力的本质是权力控制，它不会自动停止。许多女性难以摆脱暴力环境，一是现实条件限制她们的选择。包括经济实力不足、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家丑不可外扬观念的影响等等。其次，长期遭受家暴会导致受害者产生“习得性无助”的心理，表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 家暴受害者在意志摇摆中无法离开暴力环境，甚至在离开后可能再次回归。据美国家暴热线的统计，一个受虐者平均要经过7次的努力尝试离开，才能真正离开一个施暴者。 在徐林老家的重庆市和谦镇某村，一位住处和徐家相距几百米的男性邻居对这家人印象深刻。据他讲述，徐林的父母早年离婚，徐的母亲“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不讲理”，“午饭或者晚饭，一句话不对劲就打起来，他们家吵架也不关门。” 他家和徐家做了多年的街坊，平时会避免和这家人结交。前年，这位邻居看到伍琴出门洗衣服时脸上带着乌青。 周琼和小两口一起生活过。在她眼里，除了暴力，她觉得徐林对女儿的日常生活也多有控制。 伍琴曾在镇上的幼儿园当幼师，她喜欢带着小朋友排演节目，每天跳跳蹦蹦。徐林看到伍琴手机上小孩的跳舞照片，“说要一家家地去调查，看她有没有乱来。伍琴穿裙子、染头发，他都要管。” 2024年4月19日审判结果宣布后，《凤凰周刊》记者拨通了徐林母亲的电话，她说，徐林的姐夫去了庭审现场，她通过电话得知了儿子被判死缓，但她不太清楚死缓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2024年1月3日，本刊记者也和她有一次简短的通话，她的语气听起来疲惫而无奈，只说，“现在事已至此，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们也很少在家里面。感觉这一塌糊涂，反正很寒心的。”随后挂断了电话。 截至发稿时，我们也多次通过电话、短信联系徐林的父亲，但未收到回复。 被困住的女人 在伍琴的老家，二十岁的女孩结婚成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伍蓉也很早就结婚了。她们拥有几乎是复制粘贴的相似人生轨迹——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在老家是由奶奶带大的留守儿童，读完初中就到上海跟随父母打零工，学一门电脑的基本技术，找个人结婚，回老家生娃——最大的不同在于，伍琴姐姐的丈夫和婆婆，待她如自家人。 由于伍琴和丈夫都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每个月养孩子的钱主要靠广东打工的徐林父亲汇款两千。 用伍军的话说，伍琴长期过着“手心向上”的生活，很憋屈。“有时候连家里买盐、出门打几块钱的车，都只能找徐林或婆婆开支。因为钱的事情，他们经常吵架。” 到后来，伍蓉发现妹妹生活都成问题了，“只有出没有进，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找家人借三五百。” 在重庆老家和江苏昆山打工的婚姻生活时期，争吵成为常态。周琼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吵架后伍琴从昆山跑到上海父母家。徐林的姐姐带着全家人来到伍家，再次为弟弟道歉。 有邻居看到，周琼那会儿忙前忙后做饭招待，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和和气气地吃饭——矛盾看似解决了，但伍琴回去之后，又陷入之前的恶性循环。 作为年轻的妈妈，伍琴的生活枯燥而简单，她没有什么朋友，微信通讯录里只有几十个好友。她在重庆老家的朋友，也是全职妈妈，和她聊天也几乎都是是分享带孩子的经验。 在上海的出租房附近，曾和伍琴一起遛娃的大姐杨海慧记得，伍琴买东西很节俭，在超市里看到超过两百块的东西，就会放回货架。单位发的零食，她都省着带回家给孩子。 在弟弟伍豪眼里，姐姐伍琴很有自尊心，“虽然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经济困难，她还是会尽力给孩子提供别人家孩子也有的东西。” 伍琴的生活轨迹几乎都是围绕着孩子。2022年上海疫情结束后，她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找到一家工厂的文员工作，周一到周五上班、接送孩子，周六日就在家洗衣服做家务，带孩子逛逛公园。 生活好像正在回到正轨。 伍军记得，伍琴会给同事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有一次她的女领导结婚纪念日，开玩笑说了一句“老公没送过我花”，伍琴第二天就带给她一朵毛线编织的花。 闲下来的时间，她会在网上找教材，编织五颜六色的毛线娃娃，送给同事们。她跟妈妈说，“一直织毛线，是不想让双手和脑子停下来。” 图片伍琴生前最后一段时间总是在编织毛线娃娃 在最后的凶杀发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伍家都受到徐林的骚扰。男人以各种借口出现，有时候是找伍琴要回孩子的旧手机，有时候是要电瓶车。 他会突然出现在厨房的窗外或大门外。周琼记得，有一回没关大门，他静悄悄地走进来，站在正在炒菜的伍琴身后。还有一次他来家里争抢一个红色的行李箱，拖着就往外跑，周琼跟在身后边骂边追。 “之前说他，不能打人，夫妻间吵架正常，但打人就是违法的。后来也劝他，好聚好散，离婚、好好商量孩子怎么带。”伍军说，他察觉到危险，开始报警。 至少有三次，伍琴见到徐林来了，打电话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来过最久的一次，待了十多分钟，劝俩人和和气气地说话。由于没有实质性冲突和伤害，社区民警只能调解，并未正式立案。 这些年来，伍军记得，徐林写给女儿的保证书原本有三份。除了保留下的这一张纸，之前两张被徐林偷偷拿回去撕掉了，没能成为家暴的证据。 因为长期处在精神紧张的状态，伍琴患上了胃溃疡。在老家的婚姻时期，伍琴曾告诉妈妈，不想活了。“说出门看到河，甚至想跳下去。我害怕得睡觉不敢关手机，每天都和她打电话确认安全。”周琼回忆道。 失败的逃离 离开并没有想象容易。 2023年2月，伍琴向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提起的离婚请求被驳回。她在离婚起诉书中表达了对这段婚姻的失望：徐林多次实施家庭暴力，还虐待孩子，无故骚扰其父母。 徐林否认。他称，双方感情一直很好，夫妻关系没有破裂，伍琴所说的是编造和虚假内容，提出离婚也是一时冲动，年轻夫妻之间偶有摩擦争吵属正常现象，他坚决不同意离婚。 当时为伍琴代理离婚案件的律师伍分泉记得，伍琴要离婚的态度很坚决。但是男方态度反复，“一会儿说愿意离婚，过会儿又说不愿意，变去变来的。他真实的想法在法庭上表达出来，是不愿意离婚。” 伍琴提交给法庭的家暴证据不多：下巴流血的自拍，房间地板上的血迹，以及一段她说是徐林掐儿子脖子的视频——是2022年夏天双方分开生活期间，徐林发给她的。 这段只有9秒的视频中，儿子的脖子被一双手掐住，小孩痛苦到紧闭双眼，两只小手试图扒开脖子上的手，他只有3岁，被紧压在床上，挣扎呜咽着，甚至说不出话。 “从证据的完整性角度来看，自拍不能说明是徐林打的，虐待孩子的视频里只有手没有徐林的人脸，显然都不足以被法官所采纳和重视。”伍分泉说。 什么样的家暴证据才可能让法官考虑？律师李莹给出的答案是，“第一，家暴的受害者要达到鉴定的轻伤程度，构成刑事责任标准；第二，需要充足证据，比如能证明是同一个施害者打了多次，还要有全面的报警记录。” 在对家暴证据的认定上，律师李莹形容其严格程度是，“严到我们在实践中几乎很难看到被认定。”她提供了一个参考数据，在提供家暴证据的离婚案件中，不到20%能够被法院认定构成家暴。 在伍分泉接触的离婚案件中，伍琴的结局是“最极端的”。震惊之余，他也在思考，即便是伍琴离婚成功，就真的能彻底逃离凶手吗？ 2023年初，离婚请求被驳回之后，他曾告诉伍琴，如果还想离婚，就彻底分居，为第二次提起离婚做好准备。伍琴被杀害前不久，还在咨询他离婚的一些问题。 伍琴试过很多次逃跑和离开。伍军和周琼回忆，过去三年的时间里，伍琴至少有前后两次，分别从重庆老家、昆山，逃到过父母家。2022年是最彻底的一次。 那个3月，她简单捎上衣服和日用品，跨上电瓶车，独自骑着车从昆山开往上海。出走应急的钱是从爸爸那儿借的。半天骑行，电瓶车的电用光，她在中途住了一晚宾馆，充电，第二天下午到达上海。 彼时，上海因疫情还未解封，伍琴被拦在父母租住的小区外，在外漂泊了几个月。 据周琼表述，女儿生前说过，她先是到一家职业介绍所，缴纳五百块钱，被介绍到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卖五金，住在一辆厢式货车里。厕所在货车旁边，吃饭得去超市抢购面包。 过了几天，又去了浦东区一个职业介绍所里帮人找工作，拿提成。为了多挣些钱，她瞒着妈妈，去方舱医院当志愿者，一天能赚两百块钱，虽然辛苦，但她说“这是自食其力挣的钱”。 2022年5月，伍琴总算结束漂泊，和父母团聚。为了住得宽敞些，也为了躲开徐林，他们搬到同一个小区，也就是现在的住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