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8点，接到革命书店发来的短信：种种迹象表明，警方马上进攻营地，马上出发到116街支持和保护那些勇敢的学生。 “清场”如期进行。声援的人群被堵在113、114街路口，实际上你什么都保护不了。 警方使用了“浮桥”，直接到汉密尔顿大楼的2楼。这有点炫耀装备的嫌疑，毕竟他们可以进入校园，到一楼推开大门也并不麻烦，学生不会反抗。 1968年学运的清场，也发生在4月30日。 这并非巧合，而是这次抗议学生的主动选择，他们一定知道会被清场，所以在4月29日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 哥大建筑系一位教授前天感叹：占领华尔街运动，四周后朱利安尼市长才喊了警察，学生扎营两天就喊警察——这是不应该的，时间也太短了。 我们这个社会的容忍度大大降低了。 1968年学生占领汉密尔顿大楼长达一周，几千人参与学潮（那时还没有这么多学生，可以说大部分都参与其中），学校完全瘫痪，警方无计可施。 那时的占领是真的占领，警方的进攻也是真的进攻。“清场”造成100多人受伤，唯一的重伤是一位警察，学生从二楼跳下，砸在他身上，造成他脊椎骨折，终身瘫痪。 这次的“占领”，看上去就是为了清场，不然运动又该如何结束？只要占领汉密尔顿大楼就会结束。 1968年学生要求哥大退出和国防部研究所的合作，停止参与研发武器，最终学校竟然也同意了。这次要求终止和以色列的合作，学校明确拒绝，但是承诺可以援建加沙的教育和卫生事业——学校不缺钱。 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时代，30秒视频中的抗议行动，配上激越的音乐，看上去就像是“动乱”，但是身在其中，你会发现这样的街头运动，其实是展示友爱和关怀的场所。 革命书店的短信充满时代感，但是“保卫学生”也言过其实。警方出动防暴大队，直升机和各种车辆，就像是一场装备展，实际上没有任何冲突。 网络图片 因为学生在整个抗议行动中得到的培训，重要的一条就是“警方抓捕的时候一定不要反抗，进警局律师到场之前一句话也不要说”。不光是社会要求“无害的运动”，运动者本身也首先把革命的矛头指向自己。 昨天下午大批记者在现场，他们知道今天一定会发生什么。但是等待过于漫长，记者们霸占了啤酒馆前的那些露天桌椅，有人在哪里喝上了啤酒。 网络图片 干杯，看着“革命”，等待清场，然后拍下画面。 在给纽约警察局副专员的信中，校长解释了请警方清场的逻辑：周一下午2点最后期限还没有撤出帐篷，学生就被suspended（停学）了，不算学校学生了。他们继续占领草坪、大楼，就算是非法侵入财产。 占领大楼的领导者不是学校内部人员，更是“非法侵入财产”。而保护私有财产是美国的根基，也是这个社会最大的共识。 这个理由充分而且正当。现在回头看周一上午校方的“最后通谍”，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通知要求在图书馆前营地的学生，在下午2点前必须撤出，否则可能会面临处分（suspended，停学）——这个处分不是目的，而是可以接下来清场的理由。 学生没有理会，而是举行大规模游行，周二凌晨1点进一步占领了汉密尔顿大楼。也许这正是校方期待的。感觉在1968学潮清场56周年纪念日的清场，或许各方的一个默契。 学校请求警方在校园内布置力量到5月17日，所有的毕业典礼到那时候都能完成。 现在看，校方肯定是“胜利”了，但是却也创造了一个新历史：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将在纽约警方的保护下进行。 对以自由和包容著称的著名学府来说，这真是一个讽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4月30日，我写了一篇文章提醒外省的朋友五一别来广东旅游，因为经过一个月的强降雨，土壤都被泡松了，假期一周还会继续下雨，很容易出现滑坡地质灾害或者树木倒塌。 网络图片 5月1日凌晨，广东梅州梅大高速公路发生路面塌方，18辆汽车跌落山坡，截至发稿前已造成36人死亡，30人受伤。 网络图片 有读者说我神预言，也有人说我乌鸦嘴，其实都不准确。 广东多地连续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容易出现地质灾害，气象部门近期一直在发布相关警示提醒，并不是什么隐秘信息，更不是我的独家观点。连续降雨之后山区要防范滑坡塌方，本身也是很好懂的道理。 网络图片 之所以我要专门写篇文章，是基于本轮降雨的空前强度、超长时间和超广范围，预见到大概率会发生地质灾害，而五一的旅游高峰又会将灾害风险成倍放大。 但是，这种预测是概率性的，只能警示普遍的风险，根本不可能做到精准预测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会发生地质灾害。我这个科普博主做不到，气象部门、国土部门也做不到，梅州这条高速公路的管理公司也做不到。 那，既然做不到精准预测，是不是这样的风险提示就没有用，是徒增恐慌呢？当然不是！ 预警地质灾害风险之后，理论上景区、公路、铁路等重点单位都应该启动相应预案，对地质灾害易发点加强巡查，必要时增加设立警示，直至临时管控或关闭。 问题在于，人力有穷时，而风险无尽处。一片景区，覆盖数十平方公里，一条高速，绵延数百公里，其间可能有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风险点。而广东这么大一个省，从概率来说几乎可以肯定会有疏漏薄弱之处。 从全局层面来说，广东在五一期间发生地质灾害可以说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也是人力所无法完全阻止的事情。 但是请注意，在全局层面无法阻止灾害发生，并不意味着高速公路管理方就完全没有责任！ 具体到梅大高速这场具体的道路塌方事故，相关路段的地质灾害风险评级是否合理，事故发生前有没有按风险等级做相应巡查，道路施工建设时有没有偷工减料，事故发生后救援方案是否及时高效，都是必须严肃追查的真相。 网络图片 地质灾害就是这样，即使把一切防范工作都做到位了，也不一定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但按照科学规范的程序做好了防范工作，一定能在整体层面减少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 梅大高速的建设方有没有偷工减料，管理方有没有玩忽职守，这些留待事故调查。但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是我昨天文章里第一段写过的： 在广东已经强降雨一个月，并且天气预报还会继续降雨的前提下，广东省有没有严肃认真对待相应风险？有没有对外发布旅游警示？ 网络图片 没有安全，假期很难“雨”快 广东省内公路、铁路的安全管理力度有没有受到优先保障五一旅游的影响而有所放松？ 保号要紧，我只能问到这一步了。 再重复一次昨天的建设性意见： 建议大家在节后雨过天晴更加安全的时候再考虑来广东旅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据官方通报，截至5月2日下午2时，梅大高速塌方事故已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目前已挖出陷落的汽车23辆。 在哀悼遇难者、关心伤者的同时，我也有个不成熟的疑问想要提出来请大家关注： 这次塌方事故，到底埋了几辆车进去？ 简要回顾一下陷落车辆数据的变化： 事故发生于5月1日凌晨，到5月1日早上的时候，第一波媒体报道说是陷落了18辆车，那时确认死亡的还只有1人。 网络图片 到5月1日下午，救援有了新的进展，更悲痛的事实逐步呈现在人们眼前，遇难人数不断增加，陷落车辆也变成了20辆。 网络图片 到5月2日，救援已基本完成，当地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情况，遇难人数定格在48人，陷落车辆也增加到23辆。 网络图片 遇难人数随着救援进展逐步增加是很好理解的，事故车辆里的人，土方下的人，总要“救”出来才能确定生死。但是陷落车辆的数目一变再变，其实是很令人疑惑，也是很不应该的。 事故发生地点是高速公路，属于相对封闭区间，事故点两头的监控卡口进去多少车辆，出来多少车辆，是有精确统计数据，并且能精确到车牌的。 网络图片 换句话说，哪些车辆在4月30日晚上进了这个区间，直到5月1日中午都没有再出来，交通管理部门应该是很容易拿到精准数据的。一个白天的时间，都足够调出所有“下落不明”车辆信息逐个电话核实了。 怎么到了真实的事故救援现场，还是挖出一辆手动数一辆呢？ 网络图片 说起来，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重要，甚至人命关天。如果在救援挖掘的同时就已经有了一个准确的车辆数据，救援人员就能做到心里有数，挖出来的车子数量和下落不明车子数量做个对照，但凡还差一辆，就说明还有车子和人员被埋在土方下，救援就不能停止。 拿到这个“下落不明”车辆数据在技术层面困难吗？应该是一点都不难的。 每个高速路每隔一段都有非常多不同角度的摄像头，几乎每个摄像头都带有车牌识别能力。即便是五一期间高速免费通行，每一辆车也都是要经过收费站卡口被记录下来的，没有任何一辆车能不留痕迹地飞跃过去。 有如此便捷的高科技手段，理应第一时间提取数据用于指导事故救援，怎么还是靠挖机和铁锹挖出来一辆一辆点数才知道事故有多严重呢？ 这道理扩大一点，是公众把隐私信息交给政府之后能不能换来相应安全保障的问题。 现在高速路上到处都是摄像头，超速了能拍到罚款，开车打电话能拍到罚款，这当然很好，有助于保障行车安全。但与此同时，一辆汽车进入高速路段后第二天都还没出来，没理由说你们不知道对吧？ 管理部门以保障公共安全的理由获取车辆和人员的隐私信息，那么公众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也要求摄像头发挥作用，这也很合理吧？ 近几年，各地政府纷纷斥巨资采购建设智慧城市系统，目标之一就是为了精准掌控道路交通数据信息。这真到了数十条生命被塌方掩埋的时候，怎么又回到了挖出一个数一个的原始时代呢？这很不应该。 还有一个我不敢明说的点，梅大高速陷落了多少车辆这个数据，有关部门到底是不掌握，还是不想掌握呢？ 一点建设性意见： 高速收费站都有摄像头，背后还有全球顶级的交通大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发生事故了，把它们用起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网络图片 “看热闹啊，见世面咯” “299块，车来接……去啊，食好饮好，以后死了棺材都没了，就剩一个瓮。” 消息跟着老人的腿一起走动。在广东韶关这个群山环绕的小镇，菜市场小摊边，药房门口免费的血压计前，新开的保健器械体验店里，穿着花衬衫的老太太屁股挨着屁股，大声交谈，用客家话喊人一起报名去深圳香港。 “好啊，去哪里报名？” “就卖摩托车那里。” 就这样，这个镇成团了20个人，70岁的农民张家发是其中之一。4月12日一早，他在街头的车站等来了大巴，里面坐着另外两个镇的老人。下午两点到深圳，导游没安排午餐，直接带大家去了“香港”——港深交界的中英街，街心以“界碑石”为界，需办理通行证才能进入，也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张家发记得，导游收了身份证办“边防证”，很快带他们到街上，“都是香港人在卖药品”。他们被拉进小屋，一个人站在上面讲蜂王浆多好，讲了很久，张家发觉得耳朵被吵聋了，就出去接免费的热矿泉水喝。导游说，差不多中意的就要买，不能讲价，要不然别人就缠着你。 农村人都能辨别蜂蜜真假，张家发觉得明明知道还买，“就是贪便宜”——二三十块一斤，一罐两斤，好些同行的买了几罐。他没买，光喝水，就这样待了两个钟。晚上住双人间，张家发觉得是大酒店，住得好，晚餐在里面吃，一个鸡蛋，一条番薯，一个包子。第二天上午坐了海船，就回来了。 报低价团的农村老人，大多六七十岁，子女成家了，按他们的说法，完成了人生任务，趁还没瘫出去见见世面。他们一贯不记得到了哪里，导游说去哪儿就去哪儿。至于安全问题，“有什么，你就跟着导游。”张家发哈哈笑。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年轻人发帖求助怎么劝阻父母参加低价团，标题写着“救命”“放过老年人”，后面接好几个感叹号。他们说这是骗钱团，父母被洗脑，买一堆三无保健品，比如高频出现的乳胶床垫、驼奶粉，以及各种各样的玉器银器。一个江苏女孩的爷爷奶奶常去周边城市旅游，40块钱一次，每次听完课都买一堆牙膏、热水壶和奶粉，“去了能拿鸡蛋，还发活的大鹅”。 也有城中村老人，报了低价团。3月底，一个31岁的郑州女人带着4岁的儿子，陪60多岁的婆婆一起去津京4日游，每人200块，转了钱就成团了。这个儿媳回忆，第一天，大巴车停了几个城市8个点，一路接了60个人，下车已经夜里11点。第二天早晨5点又出发，每个景点都在赶。导游找来一个摄影师，流水线式拍照，每组卖50块，照片拍糊了，有几个老人不愿掏钱。导游指责老人不好好说话，“没素质丢的是你们河南人的脸”。 晚上，这家人很崩溃，想脱团，导游要收每人300块人头费，或者买500块的珠宝、老花镜。儿媳不愿意，抱着睡着的儿子，拉上婆婆连夜逃跑。宾馆在偏远的郊区，四周没有人家，等了20分钟才打到车。婆婆不敢站在唯一的路灯下，怕得说话都在抖，但她不敢埋怨，因为是自己报的名。 ●郑州一家三口报的京津四日游，旅行团从8个点位接人。讲述者供图 张家发旅游回来，倒是挺满意。虽然他反应过来，他们根本不算到了香港。他一遍遍描述，海船很大，人好多，在海滩上捡了海螺。别人跳篝火晚会，他站在圈外看也有意思。“看热闹啊，见世面咯。” 回了家，他把拍的照片给没出去的老人看。很多同龄人，包括他的老伴都是用老人机。4月中下旬，粤北开始降暴雨，韶关市区出现内涝，但他老伴也报了港深旅游团，准备4月20号出发。 有时问题就发生了，甚至造成人员伤亡。3月，一辆老年团旅游大巴在山西高速路段发生碰撞隧道壁的交通事故，14人死亡。这些老人来自江苏镇江。一位72岁的幸存女性至今未痊愈。事发时，她坐在大巴车副驾驶后面第六排，手骨折，腿上缝了几十针，头现在还发麻，脸部的颧骨处肿起包。保险公司后来赔了5万3，不再过问。她在准备腿部的植皮手术，要再花1万多，去找旅行社，“不认我们的账”。 她所在的村庄，一共有15位游客参团。报名是在街上的一个门面房，据老人的了解，工作人员属于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几年前在村子里设了这个点。没设点前，她就跟着东山旅行社出去多次，北京、内蒙古、三峡、云南、香港，都没出过事。 能出去的老人是少数，这位老人讲，村里2000多人，玩一两天的多，长途游的就几十个，回来了介绍一番，难免让人羡慕。但这次出事后，她不敢再旅游了，赶紧取消了原定的重庆游。 据媒体报道，初步原因为司机涉疲劳驾驶、超速、路线违规。而之前报名完成，是由营业部（门面房）上报给江苏东山国际旅行社总公司，由总公司跟游玩地的地接社进行对接。老人去找过联络员，那是她的亲戚，对方说，人交给他们了，跟自己没关系了。 老人报名的营业部。图源网络 “基本都是人情往来” 大概在两三年前，张家发所在的粤北小镇上，开始出现专门的联络员，对接老人报团。张家发的朋友说，街上一共有3家，依托店铺，分布在国道边或集市中央，有的门口挂着旅行社招牌，有的什么也没有，纯靠熟人社会的口头相传。邻镇也有这样的点。 联络员大多是店铺老板娘，四五十岁，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妇女，能说，热情，就行了。张家发夫妻听说，每组成一个团，“上头”会给联络员发200块。老人们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根据对方娘家的地名，叫××妹。镇子小，彼此间几乎都认识，店铺大多一开就是几十年，跑不了。 征集报名的消息发出，联络员就等着老人们上门，拿上现金，交身份证。老人们不会问很多，知道大概去哪里，不用了解具体的行程，不签合同，甚至不清楚是否有保险，就等着那天到来，提早几个小时起床，早早到站点等车。 有的地方，这些联络员是村干部或妇女主任。前导游麦苗介绍，旅行社在村镇广撒网，发传单，开大喇叭车巡游，送鸡蛋。更多时候，联络员分好几级，省会城市的旅行社下到地市跟其他社合作，后者再逐级打通到村，靠熟人关系自发宣传。 在乡村做生意，“基本都是人情往来”。麦苗举例，你想报团旅游，村子里有人做这个，你肯定会去问，对方提供的你不满意，也会帮你引荐别的人，你也会信任。 28岁的陈婷和妈妈，就在老家浙江金华的村里，通过妇女主任报名去旅游。去年夏天，妈妈说村里在组织旅游，去上海和苏州玩。放心不下，她给妈妈转了800块，一起报了名。出发那天，大巴来村里接人，陈婷上了车，发现车上50多个人，都是他们村和隔壁村的中老年人，妇女主任也带着家人一起去。 行程上没说要购物。第二天上午先参观丝绸展览馆，结果是推销蚕丝被。下午，又被带到苏州的某个园区，整栋楼都是卖东西的。陈婷上厕所时偷偷转了一圈，发现每个房间都在“上课”，下面坐满了老人，二楼还有一群保安。 原定听课20分钟，时间到了，陈婷说“洗脑师”不愿停下来，一直说砂锅包治百病，她质问导游，结果被骂“不要闹事”，气得陈婷把发的小礼品砸在对方脚下。“滚出去！”洗脑师朝她喊，女助手和保安甚至想动手推她们。 发生冲突后，地接导游跑了。陈婷妈妈打电话叫大家下楼回家，但老人们被保安堵住了，买了几口砂锅才放行。后来，陈婷才知道，团费其实一个人就百来块，妈妈没跟她讲清楚。 陈婷所在的团准备“上课”。讲述者供图 通过熟人报名参团，出了事，老人们信赖的人情并不能在异地的地盘上保障他们，相反可能会影响关系。前两年，张家发的朋友李纯妹花了300多，报了桂林两日游。她是通过集市上一个卖衣服的摊子报上的。大巴刚驶离市区，停了下来，导游说查到她和她两个朋友超了70岁，要每人加200块。李纯妹很恼火：当时报名你不说，我又没化妆。 她不愿付钱，导游要赶她们下车，她也不肯：我老太婆不认路，会走丢，除非把我们原路送回。僵持不下，有其他地方的老人嫌耽误时间，嚷嚷着让她们下去，李纯妹扭头看，同行的联络员不吭声。闹了半个钟头，最后三人各加了100块，李纯妹把钱扔过去：“给你们买药吃！” 这些老农民没有退休金，每月百来块“老人钱”，积蓄不多。李纯妹报团时砍过价，说自己带菜，每顿只要白米饭，能不能便宜点。前导游麦苗在西北地区某省会城市，工作近10年，带过很多老年团——“他们绝对会带吃的”，在家里做好的饼吃了三天，都有味道了也不扔。到了旅游目的地，买东西也挑当地便宜的，比如到了南方买鲜笋，放在大巴上臭了，司机要扔，老人不肯，反倒骂人。 至于购物，老人也清楚套路，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不买，故意装少一点的现金。到了桂林，李纯妹一行人“被关到屋子里，还有人守门，不让出去”。柿饼、茶叶、玉石……不管别人怎么推销，她都不接话，“挨生挨死”。不过，卖玉石的人说，收来的钱会被捐到庙里，她花了100多。同行的朋友花得更多，用1000多块买驼奶粉。 被骗了钱，他们将罪名首先扣在联络员头上。在桂林的两天里，李纯妹不跟联络员说一句话。回忆起来，她不记得美景，被赶的插曲却说了至少三遍。回来后，她不再去那里报名，“再也不理她了”。在街上碰见，对方笑着打招呼，她板着脸点个头，扭头就走。 对于桂林山水，她说“就是山咯”，跟家门口的一样。但回到家，很多熟人问起，尤其是曾经看不起自己的人，她就不是这么说了，她说山很高，有石壁，她坐了竹筏，还去了刘三姐唱歌的地方。她开始炫耀，自己没被骗。 能出门，要具备很多条件，这些老年旅游爱好者说，有钱、身体好、没有生病的老人或老伴要照顾、子女有孝心等，都是必备的。关键词是“自由”——李纯妹说，每当别人聊起自己，都会有些“眼红”地提起这个词。 “造孽啊，以前多被人看轻。”她一生没有儿子，年轻时受尽嘲笑。现在，女儿们都成家了，还给她在镇上买了房。而当年生了几个儿子的同龄人，困在婆媳斗争、儿子间争家产、一茬一茬带孙子甚至曾孙中。就算他们自己有钱报团，回了家，也要面对子女们的“黑口黑面”，摔碗砸筷，索性就不去了。 只能踩“土窝窝” 老年低价团存在已久，但现在竞争更激烈了。文旅部近期发布的《2023年第四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该季度全国旅行社总数为56275家，比2019年同期的38943家同比增长约45%。 前导游麦苗介绍，疫情后她所在的省会城市多了很多外地导游，因为外地旅行社不找地接了。此外，新东方等教培机构的资本也在挤入，高端游和低端游之间的价差越来越大，层层压力下，小旅行社为了挣钱，只能更加踩到“土窝窝”——老年低价团里去。 这也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麦苗说，旅游其实是奢侈品，但很多老人的消费观念没转过来，还是想花少的钱获得享受。她感觉，现在低价团做得更细了，之前跨省长线游较多，现在一两天的短途游也做。为了尽量不亏本，旅游线路是简易版的，“不花钱就逛公园，挑不要门票的，短途的就农家乐”，吃住也不会好。 但现实是，农村老年人大多时候并未签订合同，且会被带到一些非正规景区，存在安全隐患。4月13日，河北秦皇岛市一个水库下游有游船翻船，落水的31名游客中12人死亡，其中就有报了价格百元的一日游老年团。据报道，事故原因在于游船超载，且是非法改装，未配备救生圈、救生衣等救生设备。 有家属那天接到婆婆的电话，老人吓哭了，自称落了水，喃喃重复“我没事”。家属介绍，婆婆同行的朋友不幸遇难，婆婆一直发懵，胃口也不好。这个幸存老人来自农村，一直在家帮忙带孩子，以前没怎么出去过。那天一早，他们坐大巴从唐山滦南县出发，想着便宜，还能欣赏风景。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麦苗熟悉这类型的景区，她称之为“非标准野景点”，即原本是景点，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比如资源保护，被撤掉了资质，但之前以景点为生的人没有获得相应补偿，就继续在此接待游客，当地也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旅行社带游客到这里来，不能做出更多安全保障，只能口头提醒注意安全。而游客不问合同的事，有的旅行社就不签，借此否认有旅游关系，如果出了事在法律上不承担责任。 在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副所长周永广看来，低价团的价格降无可降，头痛的是低价团不一定违法，整治不合理低价团反而不合法。此外，老年人出游无法清晰甄别是否为营利性团体旅游行为，比如不是通过旅行社而是跟保险公司出游。他认为，应该修订《旅游法》，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打通，才能切实保障游客的权益。 周永广称，今年低价团是卷土重来，因为2023年全国旅游总人数基本恢复到2019年的九成，但旅行团的有组织接待人数只恢复到2019年的50%。简而言之，疫情结束后旅游火了，但跟团旅游的人少了，自驾自助游才是大趋势。上述调查报告有这方面的数据，在旅行社增长的情况下，2023年第四季度国内旅游组织仅3645.33万人次，而2019年同期为4962.90万人次。 低价团为了保证盈利，另一个惯常操作是要求购物。麦苗说，有老年团出发前就是“负”的——团费覆盖不了成本，而因为法律规定不能强制购物，现在就变成了洗脑式的讲课，且场所更加隐蔽。 最令浙江陈婷心酸的是，去年到苏州上海旅游，当老人们被保安堵住门强卖包治百病的砂锅时，有个隔壁村的老人没带钱，也没有智能手机，在洗脑师的怂恿下，他找同伴借了2000多块钱。回去的路上，大家笑话他不该买，他淡淡地说：“买了就买了吧，好歹是去外面看过几眼了。” 老人们对于被骗，不太气愤，也不后悔。陈婷团里有老人说，钱被骗就骗了，以后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地方，还能想着这里我也去过。“他们要的是出去。”麦苗也知道，老人有时花不花钱也无所谓，只要出去了、看到了就可以。 这里有深层次的孤独和“补课”心理。户外旅行平台“小羊军团”负责人杨军觉得，这一代老年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但他们观念中还保存着对大家庭的向往，所以喜欢抱团取暖，约熟人一起参团。而由于经济、交通等条件限制，他们很多年不出门，老了有时间了就想赶紧“补课”，没看过的就得看。 在广东韶关，79岁的李纯妹在丈夫病逝后，常年独居。朋友们都去玩，她也想报低价团出去，上次那个联络员让她蒙羞又破财，她就问别的联络点，但都被以超过75岁为由拒绝了。深夜突然醒来时，她觉得悲伤——十几年前一起去北京旅游的人，死得也七七八八了，老人说。隔壁村一个老人刚一起旅行回来，有天吃着饭手一僵，筷子掉在地上，就瘫了，没几年就走了。 张家发和老伴倒是有两个儿子，大的和儿媳在佛山打工，小的一家在深圳开手机店。年轻时，夫妻俩拼命种田，辛苦攒下的钱都用来盖楼给儿子讨老婆了。一人一栋，各花30多万。但房子常年空着，小儿子疫情3年都没回家，还不让出租，说会弄脏。 两个儿子一共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的。老两口头疼，尤其是大孙子，生下来第一天就被扔在家让他俩带。他们和孩子张嘴要生活费，没人给，说要在城市供房。年纪大了种不了田，他们种了一亩菜用来卖，倒贴钱将大孙子拉扯到了初中。 麦苗说，去旅游的老人是两种极端，一种是自己有钱，子女孝顺；另一种是子女不搭理，他们想开了，出去逛逛，把这一生过完，不给孩子留下财产。 张家发出去玩，不跟儿子说，反正他们也不给钱。但他和老伴每次都得分开，轮流出游，因为要有人留下照顾孙子。原本他老伴也要去“香港”的，但临出发前一天，她突然发烧，身体疼，住进了医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五一”凑假已经好多年了，借一个国际节日的由头，把两个双休日生拉活拽地拼凑在一起，炮制出一个短假期，试图以此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 “五一”作为一个纪念日，是1949年12月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做出的决定，将其确定为劳动节。 同样把“五一”作为纪念日的还有世界上的80多个国家地区，所以也被称为国际劳动节（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其源头可以追溯到1886年美国芝加哥等城市数十万工人大罢工和游行示威，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劳动条件。3年后的7月，第二国际（即社会主义国际）在巴黎成立，并将5月1日确定为国际劳动节，以纪念芝加哥工人大罢工。 网络图片 说起芝加哥工人大罢工的起因，还要追溯到1880年，美国工人集会要求8小时工作制，他们的诉求其实已经得到了满足。1884年美国联邦贸易组织以立法形式规定从1886年5月1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制。 只不过从立法的1884年到法定实施的1886年5月1日期间，仍然按照原有的标准执行，工人普遍被要求每天十小时、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的劳动时间。在第一国际（国际工人联合会，妥妥的境外敌对势力）的蛊惑和煽动下，1886年4月，25万工人在芝加哥展开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活动。5月3日警察依法对罢工和示威的人群进行驱散，并对其中砸坏机器设备、放火焚烧建筑物的暴徒开枪，打死打伤4人。第二天，在境外势力第一国际的组织下，集会抗议警方的“暴行”，警方依法进行驱散的过程中，有暴徒向警察投掷炸弹，炸死1名警察，炸伤7名警察。 “五一”凑假就是这么来的。 说起来比较讽刺的是，“996”俨然成为了这个社会大摇大摆的“优势”。早9点晚9点，劳动时间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 网络图片 令我感喟的不是996，而是下面这条视频： 网络图片 从4月6日开始，英国（恩格斯的祖国，1889年7月第二国际成立时，就是他力主把5月1日作为国际劳动节）全境开始实施弹性工作制。凡是工作26周及以上的员工，都可以根据这条最新弹性工作条例，申请选择工作时长、工作地点、工作日期、工作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企业老板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则不得拒绝员工的申请，不然员工有权上诉。 在此之前，2022年，英国才试行了4天工作制。61家公司里的2900名员工，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每周只工作四天，发现他们比工作5天效率更高。71%的人表示四天制的“工作倦怠”程度比以前低，39%的人压力更小了，与往年同期相比，各企业的收入平均增长了35%，离职员工数也下降了 57%。 网络图片 不仅是英国，亚洲的新加坡也宣布从12月1日开始实行弹性工作制。 网络图片 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劳动者为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又是罢工，又是示威，又是砸机器设备，又是焚烧建筑，又是向警察扔炸弹，忙得不亦乐乎。而现在英国、新加坡推行弹性工作制，试水4天工作制竟然没啥波澜，国内几乎无人关注。 从趋势上看，人类的劳动时间是不是会越来越少？ 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从18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发轫的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上万年的农业文明形态向工业文明形态转型。最初的工业文明是建立在蒸汽机基础上的，可以称为“蒸汽机时代”。那时整个社会的主导运转逻辑还是农业文明，只不过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上萌发出了工业文明的苗头。 （蒸汽机时代） 不过，蒸汽机时代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也彻底改变了农业文明的匮乏历史。但是技术进步带来的高效率根植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上，为了谋求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资本家无视劳动者的权益成为常态，同时也孕育了颠覆它的工运势力。 1889年芝加哥工运的那个年头前后，工业文明的苗头开始第一次的迭代升级，石油、电力的运用再一次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也就是说，无论有没有那些试图颠覆资本主义的第一、第二国际势力，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再一次指数般提高，奠定了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土壤准备好了，苗头自然就生长，不是因为凛冽的风才被催生。 如果说“蒸汽机时代”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里萌发出工业文明的苗头，那么“石油和电气时代”就是在农业文明的土壤里长出参天大树。社会结构和运转逻辑仍然还是农业文明为主导，等级社会（帝国体制）、丛林竞争（零和博弈）、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国家神话）仍然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石油和电气时代） “石油和电气时代”带来的技术进步就像被唤醒的瓶中巨人，而上万年农业文明传统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就像那个愈加逼仄的狭小瓶子。瓶子被撑破是历史的必然。“一战”和“二战”更像是人类文明的蜕皮过程，痛苦，但是必须经过这段痛苦才能涅槃。 “二战”后期因应战争需要而开发的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同时开启了工业革命的第二次迭代升级。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再度以指数般的速度提升。“电子时代”中，一些国家社会开始初步完成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社会结构和运转逻辑开始以工业文明的逻辑来替代农业文明的逻辑。另一些国家社会从第一、第二国际势力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延续和强化农业文明以等级社会、丛林竞争、想象的共同体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和运转逻辑新资源。 （电子时代） 选择不同路径的国家集团的竞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告一段落。所谓“冷战”的结束同时带来了第三次的工业文明迭代升级，那就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开启。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第三次指数般提高。已经初步完成工业文明转型的国家社会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地巩固和强化了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和运转逻辑：平等、富足、市场、契约、合作共赢。 这些国家社会已经基本消除了等级社会的特权，所有人，包括新移民，甚至游客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对待。社会普遍富足，不仅人均收入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倾斜照顾社会弱势人群，由政府兜底；弱化民族、国家、宗教的传统神话，初步建立起以契约规则为基础的市场和贸易共同体；超越人性中的丛林竞争天性，以合作共赢来创造繁荣富裕。 正是在一次又一次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指数般的提高，人类花费在劳动上的必要时间也必然越来越少。正如石油能源、电力代替人力和畜力；机器人代替工人；每一种人类需要劳动的情境，原则上都可以通过机器来解放人力。像家务劳动中，洗衣、洗碗、扫地等统统都可以由机器代替。工作情境中也一样。 人类付出的劳动减少，但是创造的财富仍然会不断继续增多。现时代正面临工业文明的第四次迭代升级，AI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势必会替代绝大多数人类的脑力劳动。包括像教师、医生、设计师、会计等现有的劳动，在可预期的未来都会被AI取代。 （AI时代） 以前是靠劳动创造财富，现在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技术进步能创造更多的财富。关键是技术进步带来无须那么多劳动，依靠技术进步创造的财富到底应该怎么分配？ 工业文明的社会逻辑是分配给所有人。 农业文明的社会逻辑是由特权者攫取，他们有各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据为己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太卷了” 对59岁的网约车司机李明德而言，2024年这四个多月的生活，可以浓缩为两个字——穷忙。 换成年轻人的说法，那叫内卷。 这是李明德去年在一家小饭店里听到的词——后桌几个年轻人在抱怨平台司机太多，跑不到钱，接到的客人也多是小单；其中一个说，自己在车里放嗨歌被投诉，平台把他降级了，直接影响接单。 “太卷了”，几个年轻人都提到这个词。 李明德想上前搭话。不过，他们吃饭的速度很快，李明德还在喝骨头汤，几个人就散了。 “内卷”，这个陌生词汇在已近六旬的李明德看来，是模糊的概念。 他自嘲自己是个老家伙，跟那些新世代的年轻人不一样。 可实际上，他常年带着三个智能手机，两个用来接单，一个和家人、朋友联系——因为开网约车，他跟那些年轻人一样，不得不成为互联网浪潮下的一员。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今年伊始，李明德的收入折了一半。车斗里原本放着300元一斤的龙井，现在换成了实惠的春茶。 不过，他心态很稳。车是自己的，没有租房压力，一年后就能退休，每个月拿到6千块左右的退休金。 他说，这一年就算是最后冲刺，至于啥时候退出，是否退出，全看自己。开了近10年网约车，他尝过了甜头，现在只要不亏，他便心满意足了。 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显示，和李明德一样50岁以上的大龄网约车司机有多少。年轻的司机有时候对他们会生出敌意，认为“本来就难做，他们还来抢生意”。 但“老家伙们”想的是，作为社会一员，他们还是得做些什么——不论年轻，还是年长。 01 老家伙步履不停 李明德是一个60后，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头发是染黑的，胡子刮得干净，白色的衬衫套在棕色毛衣里头，露出领子，深色的直筒牛仔裤，脚下踩着的是一双美津浓的旅游鞋。 他出生在苏州的县城，80年代高中毕业，考进职业技校学开车，一度成了家中骄子。在技校待了三年后，他先是去开县里的公交车，后来做教练，觉得太累，因缘际会进了县里的外贸公司。 没几年，体制改革来了，李明德成了私人老板的专职司机，跟着全国跑。 千禧年，李明德说自己瞅准了机会，借钱在上海和家人买房落户，做了出租车司机，一干就是15年。 到了2015年，50岁的李明德觉得，新的机会又来了。彼时，网约车企扛着“共享经济”的大旗进入国内市场。 那是一段好光景。Uber和滴滴两大平台忙着攻城掠池，客单价高，司机端还有几十至上百的补贴。那两年的上海高架桥上，满是比亚迪秦和荣威550，一到晚高峰，秦的连体尾灯成片地照亮高架路。 红色的尾灯照亮了李明德的致富梦。 那年暑假，李明德参加了Uber的司机培训。在上海虹桥的一家五星酒店里，有免费的自助餐，还有周到的服务。从酒店巨大的落地窗向外看去，李明德好像看到了未来的日子：高薪、自由。 于是，他转头开上了网约车。 李明德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在行业发端的前5年里，靠着补贴和勤奋跑车，一个月净赚上1.5万，让他感觉非常不错。那会，在他常去的菜饭骨头汤店里，同龄的司机们一边抱怨过去的工作，一边感慨“总算从办公室里的闲职、保安亭里解放了出来”。 这一段“最美的时光”让他提高了不少生活质量——2017年，他从老破小搬进了上海中环的电梯楼。 不过，他已经有点跑不动了。首先是腰，一久坐，腰肌劳损就得犯。妻子给他定了规矩，跟上班一样，一共跑8个小时，每3小时，就要歇一会儿；一周安排一天休息；就算是节假日，也只跑1-2天。 这条严明的纪律，李明德坚持了三年。 2020年，也就是李明德成为网约车司机的第5年，河南新乡的林春树被一纸招聘吸引到广州来跑车。 那会，林春树在大学附近开的餐馆，因市容整治被拆；儿子在东莞的厂里打工，还没结婚；父母年事已高，也需要用钱；而他自己，还得攒养老钱。 看着招聘上写着：“轻松月入过万、前200名享受半价购车。”他没犹豫，就签下年约，带着老伴来到广州。 那年，林春树47岁。为了赚钱，他和年轻的司机一样，在路上跑十几个小时。区别在于，林春树的车是用积蓄买下的，节约了不少成本。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四年下来，林春树虽然步履不停，但收入却在逐年下跌。也有涨的，是体重从原来的140斤到了170多斤——这是因为久坐，疏于锻炼带来的。他的身体也变得比以往差了不少，腰肌劳损、高血压都前后出现。 和他们一样坚守的还有在山东青岛的张清。他说自己不太适应退休的生活，孩子在北京工作，一年见面次数不多，房子里就他和妻子干瞪眼。 开网约车是个好办法。他说既能打捞自己的余热，还能赚点钱。 在2022年秋天，张清花了20万左右买了辆大众车用来跑专车：每位上车的乘客走近时，车身侧边的门把手会自动弹出；进了车里，还能在后座上看到两瓶全新的矿泉水。 他想的是，用更高的成本，换取更高的客单价，而不是用时间换流水——他每月还有退休金入账，做四休一，每天能跑个200多元的净收入，就满足了。 话虽如此，张清的身体还是表现出强烈的惯性。 清明假期的早上五点多，他的手机响了，那是一张从他家楼下到机场的特惠单。他蹭地就从床上弹起来，拿起车钥匙奔出家门三十多公里，他能挣八十多块钱。 02 减少的百元订单 八十块钱，算是现在司机收入的分水岭。 因为“卷”，越来越多的司机加入进来。超过80块钱的单子，在李明德跑车的上海，一周也不会超过2次。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原本并非如此。几年前，跑车的司机们有不少每天都能抢到超过100元的订单。李明德记得，百元订单从2021年开始消失。 2021年6月，滴滴停止新用户注册、从应用商店下架。在此后的18个月里，高德、美团相继入局，并迅速整合了司机资源。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网约车的单价下调——平台烧钱补贴用户以此来争夺客源，与之对应的是，平台对司机端的抽成悄然提高。 入局的人也越来越多。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很多人把网约车当作兼职工作，亦或是工作的一种过渡。 换句话说，有限的百元订单，落到每个司机头上的机会，逐渐变少了。 林春树说，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只要熟悉路况，时间、地点踩得准，隔两天会有一单到手超过百元的。 到2023年，他发现，变少的不仅是百元订单，还有到手收入。他以机场单为例，同样是40公里路程订单，之前到手还能有110元左右，现在只有80元。 他仔细研究了账单发现，平台的抽成比例也变了，多了3%-6%。折算下来，每天会被抽掉一顿中饭钱。 也是这一年，特惠车、一口价进入市场，又将原本的司机的收益拉低。以半小时车程的价格来看，特惠、一口价的车差不多只需要18-20元，而普通网约车的价格则集中在25-32元。 林春树说自己不愿意跑特惠，可有时候又没办法。“大单现在是撞大运，只能先薄利多销。”他只好和年轻的司机一起投进漩涡。 平台的规则也悄然转变。比如，有些平台会要求早9点到晚12点，司机要连续跑满30单，且在线时间、乘客评分、成单率均在一定标准之上，才有可能保持等级，等级通常与派单的金额绑定。 网约车平台争斗的硝烟逐渐散去，司机被任性补贴的美好时光也在减少，有的人选择埋头苦干，有的人选择性价比。 李明德把更多驾驶时间放在夜间。他说，凌晨叫车的一般都往机场跑，运气好的情况下，一个单子就能有个六七十块。 司机们每天在群里贴出自己跑单的收入。李明德说自己在很多时候都是垫底的——每天200-300元的净收入，够日用开销。 林春树越来越灰心，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渐渐被绑在这辆车上。他仔细一算：一天跑上十几个小时，除去油钱和损耗，到手也就6000块左右。 03 源源不断的入局 不过，市场就这么大，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 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显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337家网约车平台，这一数字在2年前只有200家左右。 平台多了，司机的数量也激增。 格隆汇数据显示，2023年末网约车司机的数量为633.4万人，而2020年才只有289.1万人。但打车的乘客数量却没有增长，网约车的日均接单量从2020年末的23单暴跌至不到10单。 2023年5月，海南三亚发出网约车市场饱和预警，暂停受理发放网约车经营许可及运输证。同年7月，上海市道路运输局也发布类似的公告，将暂停受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相关业务。此后，多地网约车市场饱和预警，向司机发出了越来越难接单的信号。 李明德的感受特别明显：有时候绕来绕去一个小时，换来的只是一个不到5公里的订单——到手不到20元。他说，一个红灯路口，前前后后五六辆都是网约车。 “内卷”的现实摆在眼前，入局的人还是源源不断。 贵州的徐家力今年27岁，在广州跑车2年。他高中毕业，20岁不到就进了厂，他觉得，开车怎么样都比在厂里强。 也有年轻的司机说，自己是看到招聘启事上写着的“月薪过万”才租车入行的。没想到，不仅没有月薪过万，想要退车时押金拿不回来，还要付几万违约金。 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曾在2023年出席中国网约出行产业峰会上介绍说，在接受访谈调研的司机中，从业一年以下的新手司机占比达到35%。90%的司机日均在线时长超过12小时，63%的司机月均流水在8000元以下。 为了维持生计，有的司机把时长再拉长，比如把家安在车上，昼夜不停。 没有补贴的时候，跑车的生存法则是：跑得越多，挣得才不那么少。用张清的话来说，那是拿命换钱。 4月15日，网约车司机的群里在说着郑州三个司机猝死的消息。张清没来得及细看，只能匆匆和边上的乘客感慨一下，一打方向，重新汇入车流中。 04 犹豫进退 出行的生意就像是一面镜子，阅历丰富的大龄司机更能窥见当中的道道。 比如，过去网约车的定价相对便宜，颇受年轻的白领用户欢迎。李明德成日绕着南京路、人民广场、陆家嘴等写字楼云集的地方转悠，在那上车的乘客年轻、体面、有活力，他们聊着天南海北，目的地通常是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 现在，他发现用户的习惯变了：打车前会比价，找最便宜的平台；路程远的，找顺风车。他经常跑的CBD写字楼打车的人也少了，更多的单子出现在咖啡馆和酒吧聚集的老城区——那里的人对价格不敏感，也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当下。 林春树也会有类似的感受。 今年的春节，他留在广州。原以为城里的打工人会向从前般回到家乡，却没想到很多人都留了下来，花市周边的路都会变得拥堵，恍惚间和平常工作日没区别。仔细一聊，有乘客告诉他，回家一趟少说要花掉一万多，想了下还是决定就地过年。 这些变化李明德都看在眼里，他和车子打了一辈子交道，是车也让他从一个县城的青年来到上海过上富足的生活。不过，他自己也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那时候开一个月出租的收入，可以在上海买一平方的房子。” 可现在，“能够吃用开销就满足了。” 林春树有些惶恐。他担心无法适应新的规则，担心收入锐减，担心自己或是自己的车会内卷中被淘汰。他只能安慰自己说，比起那些刚入行的新人，好歹还是赚到了点钱。 去年底，在老家开厂的朋友想拉他回家帮忙开小货车，每月不低于五千的工资。他正在在考虑。 徐家力短时间内还是得绑在车上。跑车对他来说，是目前唯一的生计。他担子不轻，得负担租车钱、房租，还有生活开销。 李明德也犹豫过要不要离开。早先的同事劝他一起出来跑单帮，也就是“黑车”。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他的同事在2022年前后陆续从网约车退出，组成一个10多人的车队，专跑江浙沪。和李明德相熟的是车队队长，两年下来买了辆GL8的商务车。 他拒绝的原因听起来略显古板，网约车至少也是一份相对有“保障”的工作。可“黑车”一干，总感觉自己像个无业游民。 图源：青岛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就在大龄司机们思考去留的间隙，青岛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公布了2024年一季度的网约车运营动态。其中显示，2024年1月至3月31日，青岛全市累计退出车辆16581辆，几乎占到了网约车总量的10%。 4月16日，济南暂停受理网约车车辆运输证核发业务，成为2024年首个摁下网约车“暂停键”的城市；同日，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发出行业经营风险提示：中心城区网络预约出租车运力已远超实际需求，入行务必要谨慎。 手上的方向盘，李明德握得松了一点。 他觉得自己想得挺明白的，他不缺后路——还有不到半年就能拿到退休金，这比开车合算多了。现在的时光，就当是退休生活的过渡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猛犸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