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玛斯发动自1948年以阿战争之后，首次对以色列领土的入侵，举世哗然，有至少40多个国家将此次突袭定性为恐怖攻击。数月后，它竟延烧成为美国多所大学针对以色列的示威活动，尤其当纽约警察冲进哥伦比亚大学逮捕抗议学生的一幕，再令其“帐篷抗议”，迅速幅散到全美各地校园。一起远在中东，造成上万人死亡的战火，就这样瞬间转化为美国内政的另一股不安和危机。 哥大“帐篷抗议”者，主要批判以色列藉围剿哈玛斯为名对加萨人武力强势回击，他们据此要求校方必须“拒绝所有和以色列政府有业务往来的武器制造商及科技公司捐赠”，显然有仿照他们学长姐在1980年呼吁校方切断来自南非资金的味道，当年他们学长姐抗议的则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 不过，这次哥大在全美带起的“亲巴勒斯坦”抗议风潮，成因却又比过去哥大“反战传统”复杂许多（1968年争取校园民权和反越战、80年代反种族隔离、反伊拉克战争），以至或许还需要借由另一角度，去补上它的面貌。 一名哥大学生告诉本报，早在去年哈玛斯突袭以色列新闻出现，校园内就经常听到两种声音，一是声援以色列，一是同情巴勒斯人坦的命运，当时课堂上，有些教授要不刻意回避谈论这“敏感话题”，要不就直率发表意见，无论教授言论是亲以色列或亲巴勒斯坦，持不同意见学生皆会无所顾忌与其针锋相对，学生和学生之间，也经常呈现两派立场你来我往。“帐篷抗议”出现前，哥大校园内（尤其亲巴勒斯坦学生）的抗议活动便零星不断，气氛虽称不上紧张，尖锐性又确实存在。 这也让我们察觉到一个特别迹象，哥大内“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几个月下来，在“音量”和“行动”上，很清楚是压过了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何以致之？首先，我们可从“帐篷抗议”发动者背景去寻找线索。 到今天为止，哥大“帐篷抗议”虽然得到不少其他大学声援，但它在校园内，最初骨干乃是来自哥大“巴纳德学院”（Barnard College）的学生，这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巴纳德学院和哥大校园隔著上西的百老汇街对望，自1900年起隶属于哥大（保有独立的董事会与财政机构，学位由哥大授予），在创院超过百年历史中，它最引以为豪就是20世纪初争取妇女参政权，他们的学姐（当时为女子私立学校）还曾在保守民风的时代，到白宫前举布条抗议。哥大的“自由风气”也受巴纳德学院影响不小（包括2016年巴纳德学院接纳了第一名跨性别教职员）。巴纳德学院将自己的校史称之为“无畏的历史”，它的官网学院自介，且叫做“大胆的巴纳德”（Boldly Barnard），并自诩为选举权、和平、性别平等、社会正义、气候变迁而奋斗。由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的学院，带头主导哥大“帐篷抗议”，或是“恰如其分”。 只是，过去美国大学校园并非没有“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它从来不是一项政治或学术禁忌，尤其对哥大来说更是如此，它会被右派媒体形容为“极端自由主义大学”（ultra-liberal），亦是其来有自。但何以“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会成为今日哥大校园内代表“强硬道德立场”的一方？期间甚而出现反犹太语言，进而加剧了它所带出的冲突性。 就在哥大帐篷抗议引发全美大学“风潮”的一刻，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曾意有所指在X上写下：“破坏西方文明的观念即‘弱者是（对的）’（weak makes right）”。他虽然没有明确指涉那些大学校园内同情巴勒斯坦（甚至合理化哈玛斯行为）者，但时机上的巧合，用意实为路人皆知。 马斯克的“弱者是”，对“同情巴勒斯坦”声音当然带有贬抑意思，不过，要以“弱者是”去诠释这几年的美国社会，似乎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的氛围，是否也强化了哥大校园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更高昂（支持巴勒斯坦、以色列两方，声量有很显著的强、弱对照），这种连结恐怕还是有的。 那么，“连结”从何而来？最近一次，全美另有类似“帐篷抗议”延烧的例子，其实并不久远。三年多前，美国不才发生了全美“大串连”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2020年5月25日，佛洛伊德（黑人）被员警（白人）在执法过程中锁喉致死，刺激了美国黑人人权组织发起“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BLM”抗议，一时间全美各地抗争不断，手段激烈，远胜过今天大学生的“帐篷抗议”。29日，有哥大抗议学生“占领”了学校的“汉弥尔顿大楼”而登上全球新闻版面，当初“BLM”期间，多少外国人看到新闻上全美各地的打烧砸抢，也一度以为美国要完蛋了。 不过，当时也有分析提到，2020年“BLM”导火线纵然是白人警察恶待黑人，之所以引燃全美“战火”，背后可谓美国又一次黑白种族冲突的大爆发，之所以会因佛洛伊德而爆发，就又不能不提到那段时间，正是世纪大病毒袭卷美国的一刻。“佛洛伊德案”政治上容有反川普者“借题发挥”，现实上，那也是美国人因为病毒侵扰，人人生活为之大乱的特殊时节，加上诸多隔离措施造成的人际疏离、关系破坏，至少有整整两年左右时间，美国人几乎是垄罩在不安的阴霾下过活，百业倾倒再令无数人感到绝望。 “BLM”和当时社会情境最大的冲突，就在于当整个社会还呈现人我高度隔离状态时，这场运动则反向突破封锁，尤其合理化了“群聚活动”。“BLM”的一面是争取正义，另一面，又有多少人为声援其争取正义，进而走出门上街头，间接抒发了COVID-19造成的强烈生命压迫感。这种心理因素，且不只发生在成年人之间，也早有医学报告发现，COVID-19下的青年焦虑，更胜以往。 我们或可稍微回溯推估，那些在2019年前后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者，他们的大学生涯会是如何：突然之间，满心期待的大学校园生活，急转直下成了生硬无趣的“线上教学”；以为即将走上广泛交友的新世界，因为隔离措施，一个人的大学社交活动反而比过去更加封闭…要说混乱的COVID-19大流行时期，直接浇熄了数届大学生的大学梦，其实并不为过。前前后后，有一代的美国年轻人正是身处在持续的剧变中（政治和生活环境）。 而今，当我们关注著由哥大而来的抗议活动，在当地报章杂志上，我们不难看到另有专家直言，“从民权时代到越战，从南非种族隔离示威活动，尽管大学校园一直是抗议活动的温床，但如今学生却承受著许多额外的压力，包括经历疫情带来的孤立和恐惧，加以社群媒体对每个人日常的影响，促使他们更进一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放大了这个世界的错误”。 在这种心理机制下，马斯克所说的“弱者是”现象，应该也可视为一种对任何“现有强者”的心理反弹，这种反弹通常也是不可控的。所以，当初的“BLM”就演变成数十个城市同时发生严重暴动，费城甚至还为此出动了国民警卫队。今天美国学生因为加萨问题发起抗议，自然也有出于“弱者是”的基础，而非就加萨本身历史恩怨的透析和反思。 任何抗争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不少确实是受到管理者镇压所刺激，“BLM”时，有之，这次帐篷抗议，亦然。另一方面，恐怕是抗争者早就设定了必然会走上这一步，因为“弱者是”的一体两面，就是倘若弱者能借由抗争、冲突而获致（翻转成）强者形象，某种程度便也会被视为“身居逆势者的成功”。虽然无论BLM还是哥大抗议，都有消息指称背后不乏极端人士借机煽动，不过，“自我煽动”恐怕已先一步存在这些参与者内心，以至于一个个为此更加“易燃”而已。 从一方面来说，哥大抗议学生里头，不可否认有部分人仍希冀提高抗争手段，以尽可能达到抗议的诉求（要哥大校方拒绝钜额捐赠者、指究责以色列而淡化哈玛斯等等，是否合理已在其次），但当我们走访其校，我们却又发现，抗议群体本身的扩散性，除了激起他校同理念者起而效尤，并没有在同校其他同侪间出现堆叠反应，也就是说，当下的确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境，即抗议者一边愈往激情（烈）方向行进，哥大另一边的学生就对其愈保持抽离（疏离）。哥大多数学生容或理解抗议者的行事，不过，就如同COVID-19所激化的反抗行为，后COVID-19时代，一种倾向“平复（各方面）”的渴望也同等的强烈，例如，即将而来的毕业季，哥大还办不办得了毕业典礼（典礼场地现在被帐篷占去部分），有些学生倒是很坦白他们更关切的是这件事，毕竟，即将在六月毕业的大学生，很可能之前已因为COVID-19错过了高中毕业典礼。 至于“毕业典礼”重要，还是“声援巴勒斯坦”有意义，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命题，因为这等于是“省略以下5000字”式的无意义对比，而我们或可这样问，当你因为COVID-19错过了高中毕业典礼，因为线上授课让大学生活黯淡无光，而今即将毕业，毕业典礼活动场地一隅正集结要求校方“制裁”以色列的团体（帐篷），以至一场人生中同时代表完结和开始的典礼可能停办…你会作何感受？我们只需重温此地短短过去几年的经历和挑战，不难发现美国这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高峰，竟是大比例处在时局最混乱的时刻，他们的得失，就要比我们想像的更深澳难解得多，包括抗议者的“反抗心理”亦复如是。 就我所知，哥大有不少老师为了避开纷扰，遂将授课改为线上进行，学生之间，也可自己选择到校上课（校园抗争冲突最高峰，曾一度全改居家上课），或是居家线上听讲。这种看似对新时代教学系统和师生互动的快速应变，不又正是因为那个COVID-19才创造出的变异模式（也是学习效果饱受质疑的一种模式）。美国政治治丝益棼，不过，哥大校园里里外外，包括纽约客，到今天其实都还嗅得到一股“后COVID-19”的味道。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开启他的第三任期后，反腐的步伐并没有比之前有所减慢，在过去两年，从高级干部的落马数量看，呈递增态势。近期被查的中管干部就有好几位。所以如此，是由习政权的内在本质决定的。习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和官员对他个人的绝对忠诚，必须通过反腐清洗那些对他怀有二心的官员出局，为此，他可以把反腐的矛头指向自己的个别亲信，以向社会表明，所有官员在腐败面前，一视同仁，以堵塞反对派对他选择性反腐的指责。但习后期的反腐，也始终把握一条底线，即避免指向政治局成员，不论在任或退休。 习加大反腐力度也包括对解放军。国防部长李尚福的解职，大概率和火箭军的腐败案有著直接关联。李既是习亲信，同时又属军队，因此他的落马对习的反腐有某种指标意义。火箭军高层领导的腐败窝案也涉及航太系统，是中共20大后解放军发生的最大一起腐败案。习整肃火箭军，可能不单纯只出于在军队推进反腐，也著眼于通过反腐提升解放军的战斗力，习未来要统一台湾，或者在南海和美军决战，就不得不锻炼解放军的作战能力，而一支腐败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 为达这个目的，解放军也在今年前不久迎来又一次改革，内容包括成立解放军信息支援部队，撤销战略支援部队。有海外评论称，这是继2015年下半年习启动军队大改革后，解放军又一重大体制改革。 2015年底，解放军进行了中共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构建起军委管总、军种主建、战区主战的新格局。习的军改分三步走，到2027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第一步包括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措施。战略支援部队就是在那次改革中成立的，同时成立的还有火箭军等。到2018年初，第一步的改革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习几乎重构了这支军队的领导指挥体制、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政策制度以及军事学说，致使解放军的组织形态和架构同毛时期几乎截然不同，让它看上去更像一支标准化、现代化的军队。 这次新的军改，据一些媒体介绍，主要是撤销战略支援部队番号，将此前隶属战略支援部队的单位，拆分为资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网路空间部队，总体形成由军委直接领导的“4+4”新型军兵种格局。“4+4”格局，前一个“4”指的是陆、海、空、火箭军四大军种，后一个“4”指的是资讯支援部队、军事航天部队、网路空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四大兵种。按照中国军队的级别划分，四大军种是正战区级，四大兵种为副战区级。此前，由军委直接指挥的军兵种只有六个，即陆、海、空、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和联勤保障部队。改革后，将科技含量最高的战略支援部队拆分成三个独立兵种，以增强全军资讯共用、太空进出和利用以及网路攻防的能力，用时下时髦的说法，是要显示解放军将更加注重新质战斗力的培育。 习参加了资讯支援部队的成立，并发布了训词，国防部发言人也对这支部队的功能作了介绍，可以看出这支新成立的部队主要负责为各个作战部队提供情报、通信、指挥、控制等方面的支援，以提高作战效能和战斗力。军事航天部队则主要承担战略侦察、技术验证等职能，包括战时快速补充发射卫星，天基监视平台，临近空间战略侦搜平台和反导系统前期观测等。网路空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发现和清除病毒入侵，也包括开展情报收集、军事欺骗、舆论战和心理战等。 有论者将陆、海、空、火箭军四大军种比喻成解放军的拳头，军事航天部队成为解放军的眼睛和耳朵，网路空间部队负责网路安全，资讯支援部队则是解放军的神经网路，把各军兵种的硬体软体串联起来融会贯通，保障各个体系各个终端快速、准确地分析利用各路情报，为军委和各战区制定战略、战术方案提供支援。 资讯支援部队也承担各类情报的收集、分析和传输，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如无人机、卫星侦察、网路侦查等，收集敌方资讯，包括人员、装备、部署、战术等，为各作战部队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支援。同时，资讯支援部队也负责保障军队的通信和指挥控制，包括建立和维护通信网路，确保作战部队之间的资讯传递通畅，保障作战部队能够按照计画和指令开展行动。 显然，像前一次军改一样，习发起的这个二次军改也是在学习借鉴美军的做法，至于成效多大，只能在未来的台海或南海作战中才能得到检验，但确实能够提高解放军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有领土争议国家的威吓能力，包括对美军的拒止。另外，也要明白，不管习如何重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有两点不但不会改，反要加强。这两点是，党（以习为总代）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政委和政工制度。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政治学家吴国光教授最近提出了一个“破局”的新概念，高度概括了中共国当下面临的最后关头。 顺吴教授的思路，我们可以理一下中共这几十年来走的路。胡锦涛时代，开始了国进民退，那时政治经济都找不到出路，陷入闷局；习近平上台后倒行逆施，有破坏无建设，开始了长时间的困局；经过美中贸易战、三年封控无序放开、香港反送中，又陷入不可解的乱局；习近平不知悔改，内外交困，政治经济社会难题叠加，互相激化，政府陷入失能的危局；危局无解，长期恶化，最终走向吴教授提出的破局。 时至今日，全世界都看到中共面临的破局了，不但中国大陆的知识精英和底层百姓，还有选择躺平的年轻人，失业回乡的农民工，都在等一个破局的出现。台湾人、香港人、海外中国人，在大陆之外围观中共处境，也无不在期待一个破局；各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关心世界大局的各国人民，也都在等中共何时走向破局。 没有人相信中共可以从当下的危局中走出来，包括习近平自己在内，都不相信他有能力解决当下的危局，因此他一天到晚说大话以逃避现实，什么新质生产力，什么大食物观，只有口号没有对策，官员无所适从，民众离心离德。今日习近平的心态，只是挨一日算一日，准备应对最恶劣的日子，至于生死存亡，也只好问天了。 里里外外都在等破局，破局就一定会来临，破局是必然，问题只是时间和形式。关于时间，要看中国民众与各民主国家有多少作为，中共有多少能耐，关于形式，吴国光教授提到兵变与民变，提到李自成。 破局之始，有从中共内部发生，也有从外部发生两种可能性，从中共内部发生，有宫廷政变与军队哗变两种方式。今日中国，像华国锋主导活捉四人帮那种事变不可能发生，因为华当时是双料主席，有军队与警卫部队支持，严格说起来不是宫廷政变，只是清君侧。今日习近平一手遮天，有蔡奇与军头护驾，不太可能发生宫廷政变。 军队哗变是有可能的，一旦中央财政枯竭，军饷发不出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那时军队的自主性便会升高，一旦上下矛盾激化，军队失控哗变就有可能，但那最终也是时间问题。 民变随时都会发生，早前苗族村落与武警恶斗，武警打输被俘，关在村中大屋，后来双方谈判，村民聚集大路两旁咒骂，目送武警垂头丧气撤出，那已经是一种低层次的民变。中共基层干警作恶，践踏百姓，民间怒火积聚，一点就燃，只要财政败坏到一定程度，维稳经费拖欠，没有人再替中共打生打死，那时民间有人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民变就会发生。 少数民变不可怕，可怕的是民变遍地发生，蔚为风气，乱民集结抢劫公共财产，购置武器，冲击政府机关，基层百姓趁机发泄多年积累的怨气，那时党政机关一冲即溃。 但是，中国未来是不是会出现李自成式的民间英雄，挥军北伐，逐鹿中原，与官方决一死战而改朝换代，这却很难说。农耕时代靠的是人力，人多必胜，现代战争靠的是武器，一支民间队伍要与官方军队决生死，占便宜的机会不高。除非兵变与民变同时发生，中央政府完全失能，如果是那样，解决问题的也不是李自成了。 破局是不是会以一种开天辟地破旧立新的形式发生？我认为机会也不大，有人提出中国会因为经济危机而导致和平转型，那更是幻想。最大的可能是，中共因财政破产而失去对各级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要生存，只好以各自可行的办法，与民间社会达成地方性的和解。和解的方式各有不同，各省只能依本身既有的条件去运作，那时偌大中国分裂成几十个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各自为政，那便是破局的开始。 这种全面解体的形势，一定要经历几十年的长时间混乱，各省之间有冲突也有合作，不同省份之间有制度竞争，好的制度会得到长足进步，坏的制度会很快崩溃。长时间磨合的结果，是人民的选择会向好的制度倾斜，到那时，全国性的和解、谈判，取得共识，那才是国家重建的新历史契机。 不破不立，没有经历一个破局，不可能产生一个新局。破局是先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中共倒台后，人民自谋生路，虽然将经历一段痛不欲生的艰难时期，但不如此，无以新生。 里里外外都在等，等一个破局出现，中共在为自己掘墓，人民在为中共造坟。历史的走向有其不可违逆的规律，但历史走向一定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依归。（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最近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七月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消息一出，反应颇快的法广随即发表《中共三中全会为何千呼万唤始出来》一文，说是”至少可以预计的是，确定三中全会召开的日期，中共党内在重大人事问题上形成共识。秦刚和李尚福的处理将提上桌面，他们将以某种方式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不过呢，如果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上笃定会宣布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党内处理决定话，那也要看处理的方式是轻还是重。如果是重到开除党籍的程度，那么无论是否会在此前提下还要附加一句移交司法，依照以往对在位的副国级领导人进行党纪重处的惯例，习近平当局也许会赶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先行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处理决定。 先以江泽民时代发生的故事为例。 众所周知，江泽民时代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委员长是李鹏）成克杰是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个被判处死刑而且还“立即执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此人被处理的流程始自1999年7月某日“中央纪委主要领导听取成克杰案初查情况汇报并明确指示：要把成克杰的问题一一查清”，中间经过了先暂时不对外公开的“中共中央正式决定，由中央纪委对成克杰涉嫌受贿等问题进行审查”（1999年8月）、“中央纪委向中央建议：给予成克杰开除党籍处分；建议依法罢免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将成克杰一案移送司法机关”（2000年1月11日），接下来就是处理流程公开化：先以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透露的形式对外宣布了成克杰不能出席大会的原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配合组织调查。继而就是以中央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对外宣布成某已经被中纪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党籍……。 再往后就是成某人被地方和全国两级人大系统除名及被司法系统侦查、起诉……， 直到2000年9月14日9点53分被执行注射死刑。 写到这里，笔者不由得回想起过去文章中曾经引用过的当时的”监斩官”之一、成克杰案公诉人方工的回忆内容：”9点47分，成克杰被带到行刑室门口。他还是西装革履，头发梳得很妥帖。成克杰的表情似乎很平静，他望了一眼行刑室，没有说话，回过身来，向执行死刑的法警、医生和监督执行死刑的人员一一握手。当他走到方工面前时，停顿了一下，注视着方工的眼睛点点头……” 如果你读过《红岩》小说的话，才更能体会出成克杰才是真正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气概！ 题外话到此为止。这里请读者和听众注意，江泽民时代对成克杰的整个处理过程都没有上到中央全会的台面上。其原因是当时的成克杰虽然是在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其党内的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已经是“过去时”，所以不同于此后习近平当政期间对当届中央委员令计划的处理流程。 2015年10月29日发布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称：“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其中，只有令计划一人是副国级。 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之前，习近平当局对令计划的每一步都对外公开宣布的纪律处理流程是：2014年12月22日，中纪委对外发布通告称，令计划因涉嫌严重违纪，正在接受中央的组织调查。几天后即宣布免去他的中央统战部长职务。 2015年1月20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二十四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免去令计划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2015年7月20日，新华社发文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以下再举几个对当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律处分流程为例。先说陈希同。此人是1995年4月下旬被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在北京市干部大会上公开宣布“引咎辞去”北京市委书记职务的 。当年7月4日又公开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对陈希同的问题进行审查。 当年9月下旬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陈希同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 1997年8月29日，新华社发文：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鉴于陈希同的有些问题已触犯刑律，检察机关对其依法立案侦查。 十几天之后即发布了的十四届七中全会公报中有如下一句：“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问题的审查报告”。 和江泽民时代处分陈希同相似，胡锦涛时代对时任十六届中央局政治委员陈良宇的党纪处理流程， 也是从一开始就是对外公开宣布的。 2006年9月24日，胡锦涛政权对外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对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侦察 。 2007年7月24日陈良宇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两天后，胡锦涛政权又对外公开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决定给予陈良宇开除公职处分；对陈良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 2007年10月9日至12日举行的十六届七中全会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良宇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的处分” 。 也是发生在胡锦涛时代，对时任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党纪处理的流程如下： 2012年3月15日，新华社奉命发布重大新闻：“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内容是另外一名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到重庆接替了（事实上已经被扣押在北京的）薄熙来。 20多天后，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消息，称“停止”薄熙来正在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调查。 到此为止，当时的胡锦涛政权还是对薄熙来以“同志”相称的。 同年9月28日，官方媒体统一对外发布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同年11月4日赶在十七届七中全会公报发布前的几个小时，新华网抢先发布一则快讯：”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关于刘志军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今年分别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刘志军开除党籍的处分。” 追忆到此，需要提醒的就是无论是陈希同、陈良宇，还是薄熙来和此前只是（普通）中央委员的国务院部长，日后被判处死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对他们的开除党籍处分都是在某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某个时间已经由中央政治局作出并对外宣布了，某届某中全会只是对此处分进行了“确认”而已。 下面再看习近平对当时的在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党内处理流程。2017年7月15日，新华社发布新闻稿《重庆、贵州两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内容是孙政才同志不再（以十八届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重庆市委书记，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接替。 9天后，新华社又发布消息称：“鉴于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到此为止，孙政才仍然还是习近平的“同志”。 2017年9月29日，新华社发文宣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委《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孙政才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孙政才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半个月后，十八届七中全会召开，会议闭幕当天发布的公报称：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王建平、田修思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项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喜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这里附带说一句，当朝“宰相“李强就是在这十八大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十九大召开的前夜，才以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资格被”递补“为（正式的）中央委员的。然后就在10月25日”当选“为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去年1月17日，中共对外公开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目的是“按照与党纪处分批准权限、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基本对应的原则，完善监察机关给予政务处分的批准权限和程序，确保执纪执法贯通衔接”。其中的第十八条内容是：“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作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追认须待对前三款所涉人员作出党纪处分决定后，在下一次相应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委全体会议或者地方党委、纪委全体会议上进行。” 去年在第一次读到上文之后，笔者即发现此处的所谓“追认”就是本文前面引述的某中全会公报内容中所说的某中全会对此前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开除某人党籍决定的“确认”。 那么，如今具体分析到对秦刚和李尚福的党内处理流程，虽然他们的党内职务只是在任中央委员，而不是政治局委员，但毕竟也和当年的薄熙来、陈良宇、孙政才等同为副国级领导人。另外再类比党内身份也只是（普通）中央委员的令计划，那么如果眼下的习近平当局已经内定了对秦、李二人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个处以开除党籍处分的话，是否也会赶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先行对外宣布政治局会议上对他（们）作出的开除党籍的决定呢？此其一。 其二，比照当年对陈希同和陈良宇的处理流程，如果是对秦刚和李尚福或者他们中的某一人的调查取证确实还没有完结，导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仍然不能对他（们）的最终处理作出决定的话，那么三中全会上或许会只宣布“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秦刚（李尚福）同志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其中央委员职务” 。或者只宣布“全会审议了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关于秦刚（李尚福）同志有关问题初核情况的报告》，决定免去秦刚（李尚福）中央委员职务，由中央纪委（中央军委）对秦刚（李尚福）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 在此前提下，之后的一种可能就是再无下文。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在明年的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某一时刻宣布中纪委（中央军委）报请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对他或他们的开除党籍、移交司法的决定，待四中全会“追认”。 当然，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上对秦刚和李尚福或者他们中间的某一人直接作出最轻党纪处分的决定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在会议公报中简单宣布一句“……给予XX（XXX）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或者再附加一句行政和军内的降职、降级处分。如此而已！ 至于秦刚和李尚福两人未来谁遭受的处分可能会更重，则是我们下篇文章的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五月一日发生的梅州高速公路塌方事件，死亡的人数从开始的一人，到19人，再到24人，36人，本以为就到头了，没想到过了没多久，死亡人数更新到48人，还有3人要等待DNA鉴定。 下方链接是之前写的文章。 梅州高速路面塌方19死，为何十几辆车会在暴雨中烧成灰烬？ 大家都认为高速路有问题，可不要忘了，车就没问题了吗？那么大的火，不像是油车着火，电车着火把人烧焦的新闻前不久才发生了。 不然就一个缓坡，四五米的落差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伤亡。 现在官方说的48+3，也就是51人。 网络图片 等了一两天了，这件事好像没有更新，我查了最新的死亡人数，也没有更新，因为很多车都烧得面目全非，感觉金属都快融化了，所以里面的人，很多都是高度碳化，可能在挖掘，吊装，转运的过程中，一碰就成了灰烬，所以真的很难数清楚到底死了多少人。高度碳化，做DNA估计也要比较长的时间。 然而，在热搜榜上，却出现了一件奇怪的事，4月11日胖猫跳江事件的热度竟然完全压过了5月1日在梅州高速死亡的这五十余人。 胖猫才21岁，但通过游戏代练却挣了51万，但被捞女pua，都花到捞女身上了。后来捞女提出分手，胖猫从重庆的长江大桥上一跃而下。 这件事固然值得惋惜，捞女也非常可恨。但在这两天的热搜榜上，胖猫的热度非常高。前30的热搜词条，有13条都是胖猫。热搜榜首也都是胖猫的消息。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看到在各大平台，都是胖猫刷屏，我不禁产生疑问，4月11日跳江的胖猫，是怎么在五一假期火遍全网，他的姐姐虽然一直在声讨捞女，之前一直不温不火，怎么在梅州高速公路事件之后，这件事迅速蹿红，热度直压梅州高速公路死难的那五十余人。 我们看在热搜榜上，胖猫事件中，各个细节都能上热搜，而在梅州高速公路上死亡的五十余人，他们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只是一个个冰冷的数字。 我想只要记者去挖掘，这些死难者一样是鲜活的生命，一样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可我们基本看不到这样的消息。 梅州高速公路塌方一事中，不管是人数，还是恶劣程度，还是社会影响，还是新闻的时效性，还是讨论带来的社会意义上看，都应该完胜胖猫。可这热度怎么却完败呢？ 这里倒不是我不同情胖猫，我看了他的事之后，我也很同情。我有一个朋友的弟弟也是在重庆的长江上跳的桥，留下两个孩子，至今都没找到尸骨。所以我看了这个事情也觉得心痛。 这件事虽然只是一个个人的悲剧，但涉及到痴男捞女，只要稍加煽动就能火爆。 再加上平台有倾斜性的推流，你不想看见也得看见。 在梅州高速公路塌方之后，又没有明星结婚、离婚、吸毒、出轨、嫖娼，如果没有新的热点，大家就一直盯着梅州高速，引发更多的讨论，舆论压力太大。 在现在的舆论场上，很多我们能看到的东西，都是别人想让我们看见，允许我们看见的，给我们精准的信息投喂。 同理，那些不想让我们看见的，也有很多方法。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新的热点冲淡旧的热点。 而胖猫的热度完爆梅州的热度，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虽然梅州高速热度被压制，但我还是想问，路有没有问题，车有没有问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历史押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