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认怂 中国经济深陷死循环

千呼万唤,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终于姗姗来迟,丑媳妇躲不过见公婆。 按照中共党政运作的内规,最高权力机构是五年一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主要任务是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任免国务院总理及各部委一把手等人事。更上一级为205名成员的中央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集会,换届当年一中二中接连开会,五年合计开七次中全会,再上一级为25名政治局委员,每月月底一会,最高一级由七名常委组成,每周一会。 按成规,二十大后的三中全会应该在去年秋天举行,却不知因何缘故延宕超过半年,四月三十日习近平召集政治局会议,决议三中全会将在七月召开。由于邓小平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重大决议,被视为改革开放的起身炮,此后四十年,三中全会便成为国际媒体观察中共动向的风向标,特别是在经建及民生议题上更具有定锚的作用。 四月三十日的决议,透过党媒官宣,在共产党的传统里叫做吹风,也就是预告议题带风向,提前调动党内共识和积极性,为领导人的意志铺垫氛围。那么习近平这次吹的风向又是什么呢? 根据党喉舌新华社通稿的说法,“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将“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特别是要加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云云。 那么中国当前究竟面临著什么形势呢?政治局定调如下所描述“重㸃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国内大循环不够顺畅,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这和习近平一向高调所吹嘘的“东升西降、风景独好”之主旋律极不搭调,说明了习近平终于被迫承认,经济失速的问题确实很棘手。 什么问题呢?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大法宝,一是土地收归国有,垄断一切生产资源,地方政府靠卖地吸干老百姓荷包,投入大而无当基础建设及供给过剩的房地产;二是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价商品倾销全世界。如今土地财政枯竭,大量失业的农民工回流农村,埋下了动乱的火种。 习近平的解决办法就是大量举债,大手笔印钞,中国的广义货币M2发行量已达304兆人民币(约1370兆台币),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和其GDP规模极不相称,一旦房市崩盘、地方债爆雷,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灾难。然而,习近平仍沉迷于大国角力,宁可砸大钱造航母,也不愿贴补即将破产的医保,老百姓只能自求多福,自生自灭,哪有馀钱消费刺激内循环? 最弱势的总理李强像个小媳妇,拿不出解套方略,205名中央委员也高明不到哪里去,一旦议而无果,对外扩张与对内斗争就是转移人民内部矛盾的最佳选择,习近平被迫认怂,以他的性格,必定反复折腾,预告了他的第三任期,仍将深陷在经济下行的死循环里空转。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释出彭丽媛军装视察照有深意

正值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访问法国,遭遇抗议之际,海外网路疯传指向彭丽媛任军委兼职的照片。 彭丽媛“任军委兼职”的照片流传说明什么? 5月5日起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这张照片中,彭丽媛身著军装,佩戴少将军衔,彭丽媛为共军文职二级军衔,正军职。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专职委员彭丽媛来校调研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 公开资料显示,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成立于2016年,被称为“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精准科学选人用人的重要举措,是适应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提升选人用人公信度、权威性的新探索。” 彭丽媛是中共军队歌唱家,曾任总政歌舞团团长、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习近平搞军改后,军艺并入国防大学,她2017年卸任院长。彭现在主要职务是中国文联副主席。 彭丽媛拥有新军职的照片突然出现,真伪难辨。笔者在大陆网上几经挖掘相关资讯也无法找到佐证。倒是在海外看到作者“今涛拍暗”的一篇评论介绍,认为彭丽媛右手边穿迷彩服做介绍的军官,疑似是中共工程院院士、中科协副主任、海军少将马伟明,马伟明被称为中共“电磁弹射之父”。但无法判断彭到访的军校是哪一家。 这张真假未知、来源不明的照片流出,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这张照片最初是香港《星岛日报》发布的,这家媒体是典型的中共大外宣,不时有些来自中共党内的独家爆料,背后有中共权斗放风的影子。 比如中共前全国政协主席汪洋2023年3月退休后,5月就有一段据说是汪洋退休后与坐在轮椅上的母亲聊天的影片,在《星岛日报》释出。影片中,汪洋母亲说:“走吧,天都黑了”。汪洋说:“天黑了走啥?天黑了吃饭!这是北京,不是宿县也不是合肥。”这些对话一语相关,汪洋退休生活影片被释出,似有特殊政治意味。 汪洋影片并未显示拍摄时间,网上同期在其它地方还找不到相关版本。《星岛日报》在报导中,说是影片是网传的,并称,从两人的对话估计,刚刚在3月退休的汪洋可能将长居安徽家乡的母亲接到北京照顾。 汪洋的影片和彭丽媛的照片传出的共同点是时间敏感,当时汪洋所属的团派被整肃,而现在彭丽媛的照片流出,则是近期风传彭丽媛入政治局、甚至可能成为习接班人之后。 中共对于媒体审查严格,过去港媒是中共党内各派争相放风之地。但习近平近年正式接管香港,这些媒体或“改姓习”,或遭关闭。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及23条立法后,香港新闻自由倒退,亲北京港媒更加不能随便报导内地官场内幕,何况涉及彭丽媛?所以,无论是汪洋的影片,还是彭丽媛的照片,必然是有习当局授意。至于背后具体是谁指使,就不得而知。 彭丽媛到底有没有军职新任命,从官方信息中是查不到的。因为中共军方的人事调整近两年早就已经不做正式发布。 上个月下旬,习近平视察陆军军医大学,原来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没有现身,换了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方永祥中将陪同,传方永祥已接替钟绍军担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而钟绍军已调任国防大学政委,准备升上将。对这些可能是事实的异动,官方并没有任何说明,也是透过《星岛日报》、和通社这类中共的大外宣报导。这些情况,反而让彭丽媛获得新军职,有几分可信。 彭丽媛入局甚至接班习的可能性如何? 近几年,彭丽媛公开亮相的次数逐渐增多,最近一次引起议论,是今年3月24日,中共央视报导彭丽媛现身湖南长沙“调研”,有副部级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和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陪同。由此引发外界指彭是“江青第二”,将正式从政,甚至要入政治局,准备接班习近平的种种猜测。 今年4月30日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宣布推迟许久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预定于7月召开。一些论者此前称,三中全会迟迟不开,就是因为彭要入局,引发内部争吵,习需要时间摆平。 当然,也有人对于彭丽媛入局、接班习,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彭只是习的“政治花瓶”而已。 事实上,中国政治变局的种种可能,都是存在的。许多人已发现,习近平对于封建帝制有一种特别的情结。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后修宪,保证可以连任国家主席,就已被认为是复辟帝制。他接见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坐“龙椅”,用一只纹龙的黄色“龙杯”,被网友称为有“纯正的大清味儿”。 中共二十大上,习让手下在会场架走前党魁胡锦涛,一统官场,大权稳固,堪称“习帝”。 既然有皇帝梦,也有称帝之实,习要保习朝永续,自然会考虑接班人。 三年疫情,习近平主导的动态清零政策引发天怒人怨,近两年经济停滞,习政治上也遇挫,表现在他一手组建的人事大盘塌方。国内国外危机同步加深之后,习要保证自己退位不被清算,或任内死亡也不被清算,他可能已秘密找接班人,且必须是自己真正认为可靠者。 有人说习可能会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画传位给女儿一样,也打算传位给女儿习明泽。但神秘的习明泽,据说与习关系并不融洽,且从未进入官场历练,不太可能接得了班。反而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由外戚把持朝廷政权的情况,母后临朝的例子也有不少,彭丽媛在习之后掌权并非没有可能。 彭丽媛如果日后掌权,主要危险来自习家军。这可能是习自己现在也忧心的事情。 习家军并非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分别掌握“刀把子”的几人比较凶悍,如握有特勤局监控高官的王小洪,最近风头正劲、放话“除内奸”的国安部长陈一新。习在生时他们各自争宠,各怀鬼胎,假如习突然暴毙,他们会纷起抢权。 中共总理李强表面老实,但可能想著习死后,他可以按第一顺位顶上。“大内总管”蔡奇掌控中央警卫局,更有条件在习死时趁乱夺权。习的多年大秘丁薛祥,表面上忠心耿耿,据说希望提前得到习的“遗诏”日后掌权。掌中纪委“锦衣卫”的李希,握有满朝文武的把柄,可能也有特殊的心机。 中共历来信奉“枪杆子里出政权”,遇上习家军抢权,彭丽媛只能靠军队保卫。彭丽媛作为有少将军阶的歌唱家,在军中较得人心、粉丝不少,这种人脉还是有利的。这次港媒释出彭视察军校的照片,似乎要暗示,彭在军中梯队建设中早有埋伏少壮派人马,对习家军各派有警示之意。 当然,在习近平之后,彭丽媛可能也没机会接班了,按目前中国政局往下走,习掌权越来越专制,乱政频出,麻烦越来越多,中共这艘破船也经不起折腾。可以想像,习一死,中共爆发内乱就不可避免,习等于将中共政权一起带走。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存续14天的哥大“加沙团结营地”:美国高校学生在反对什么?

2024年4月17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在校园内搭建起“加沙团结营地”,声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反对继续战争,同时呼吁学校“撤资”——剥离涉以色列“种族隔离”的企业投资与学术项目。在校长两次授权警察进校清场后,存续14天的营地已不复存在,但这场已经席卷美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或是一场更大的社会思潮的开端,甚至可能波及今年的美国大选。 最后时刻 4月30日20时左右,刚刚从纽约市一家非营利组织下班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李铭心看到哥大学生账号发布的视频,“乌泱乌泱的警察,把哥大围了一圈”。学生们自4月17日开始在学校里搭建的“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Camp)将迎来大规模的警察清场。 一个多小时后,李铭心赶到哥大位于曼哈顿百老汇街的校门附近时,她发现警察已从西113街起将学校封锁了起来,不断地有警车和警用大巴车通过围栏的缺口往校园里开。李铭心和在场声援哥大学生的校外人士手牵着手,组成“人链”,车辆逼近时才会让开,以此拖慢警车进校园的速度。 《纽约时报》记录下了清场行动的经过:当天21时起,有数百名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进入哥大校园。他们兵分两路:一组警察前往新闻学院普利策大楼前草坪上的营地,用手电筒挨个儿搜查了那里的100多顶帐篷;另一队警察前往汉密尔顿大楼(Hamilton Hall)。汉密尔顿大楼是哥大本科学院的大楼。30日0时30分左右,几十名抗议者进入处于关闭状态的大楼,另有几十人在楼外形成人墙。随后他们宣布“占领”大楼,在大楼外设置了门障,并在大楼正门上挂起写有“欣德大楼”(Hind’s Hall)的横幅,表示要取代大楼原有的名字,以纪念一名今年1月在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军事行动杀害的6岁女孩欣德·拉贾布(Hind Rajab)。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2日,美国纽约,亲巴勒斯坦支持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建立了“加沙团结营地”。哥伦比亚大学因近期的校园抗议活动,将线下课程转为线上,此次活动也蔓延到耶鲁大学、纽约大学等其他大学。(视觉中国供图) 媒体人王磬自4月24日起两次进入哥大校园探访营地,4月30日晚也在曼哈顿西113街目睹了警察进出学校的过程,她认为,哥大校长授权警察强制清场,除了要为5月中旬哥大的毕业典礼做准备外,那天凌晨学生占领汉密尔顿大楼的举动也是压倒校长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在1968年和1985年的哥大学生运动中,汉密尔顿大楼就曾两度被占领。 21时30分左右,云梯从警车顶上升起来,约30名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列队登上车顶,通过云梯鱼贯进入汉密尔顿大楼的二楼窗口。大约10分钟后,警察从汉密尔顿大楼里带出了第一名学生,他的双手被塑料带绑在身后。 此前留在大楼里和营地里的抗议者陆续被逮捕。21时50分左右,第一辆装满了被捕学生的大巴从靠近曼哈顿西114街的出口驶出。 李铭心告诉本刊,得知学校内的抓捕即将结束,在校外的示威人群纷纷跑向大巴车驶出的校门,再次组成“人链”来拖延大巴车的速度。这次哥大学生的示威活动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校园。李铭心注意到,此刻声援学生的人群中不仅有无法进校的师生、校友和记者,还有一些周边曼哈顿的居民,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车经过时,我们就喊口号给车上的学生助威;没有学生经过时,我们就对着警察疯狂喊口号,‘辞职吧!’‘放了学生!’‘纽约警察是三K党,和IOF没有区别!’”“三K党”即Ku Klux Klan,19世纪美国南北内战时期诞生的白人至上极端主义组织,而IOF意为“以色列占领军”,是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批评者对“以色列国防军”(IDF)的别称。 杰特西 供图 23时左右,校园内的抓捕行动已经结束,大批警察从校内转移到了校外。人们开始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有人赶去纽约市警署的总部以期帮助被逮捕的学生,有人赶往20个街区开外、稍晚些开始清场行动的纽约市立学院(CCNY)声援学生。李铭心告诉本刊,23时30分到午夜之间,哥大校外的人群已经散去了。“午夜时分,警察开始清理校外的示威者,那时没走的人很多都被逮捕了。”纽约市警署表示,当晚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学院分别有112和170人被捕,其中分别有80人和68人是学校有关人员。 较量 “加沙团结营地”是在4月17日搭建起来的——那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开始“占领学校”的第一天。那天,校长米努什·莎菲克(Minoushe Shafik)不在学校。她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为2023年以来校园涉嫌“反犹”的言论出席听证会。 2023年10月7日,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以色列随后空袭加沙地带进行猛烈报复,巴以冲突升级。此后,美国高校接连爆发了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和声援以色列的反抗议活动。前者阵营喊出“从约旦河到地中海,解放巴勒斯坦”(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Palestine will be free)、“全球大起义”(Global intifada)等口号。这些口号历来被反对方视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象征。反对者认为这些语言唤起了历史上屡次遭遇种族隔离和清洗并在20世纪遭遇大屠杀(Holocaust)的犹太人的恐惧。 杰特西 供图 2023年11月,哈佛大学前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前校长伊丽莎白·麦吉尔(Elizabeth McGill)就曾因此出席过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盖伊和麦吉尔对来自议员们的质问,回答语焉不详,没有对学生的示威活动定性。二人最终在风波中辞职。但在17日的听证会上,莎菲克和几位哥大管理层同事表现得不同。当议员问:“‘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行为准则?”莎菲克和三位同事说道:“是的,确实如此。”莎菲克还说,要开除那些涉嫌使用“反犹”语言的教职工或给予处分。 莎菲克的表现引起了示威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动机被扭曲,学校也在刻意打压学生的自由。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学生埃尔文参加了2023年秋天以来校园内几乎每一场挺巴抗议。他告诉本刊,大多数抗议是由两个学生团体“巴勒斯坦正义组织”(SJP)和“犹太人和平之声”(JVP)的哥大分支领导的。由于巴勒斯坦问题长年无人在意,两个组织直到战争爆发后才重回学生们的视野。埃尔文记得,刚开始学生的口号还停留在宽泛的“解放巴勒斯坦”等相对温和的诉求,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扩大和加沙地带死亡人数的剧增,同学们群情激愤,也在交流中想出了更多的口号,抗议开始出现“要起义,要革命”(intifada,revolution)等更激烈的表达。 但很快,校园活动的声势渐弱。2023年11月,哥大接连撤销了SJP和JVP的合法学生组织资格,两个团体不得再在校内开展活动。进入12月,哥大全球中心取消了一场以已故美籍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与巴勒斯坦为主题的研讨会。萨义德曾任哥大文学系教授。社团取消,活动的减少,加上第一学期期末和圣诞假期的到来,埃尔文记得当时学校参加抗议的人数越来越少,“感觉动力快没了”。 转折出现在今年1月。1月21日,哥大校内举办了一场呼吁哥大基金会撤资以色列相关企业和组织的集会。参会学生疑似被反对者喷洒了一种有恶臭气味的化学品。哥大校报《哥伦比亚观察家》的调查称,那是一种由以色列公司Odortec开发的、名为“臭鼬”(Skunk)的非致命化学武器,通常用来镇压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示威者。多名学生接触该气体后,因眼睛灼痛、恶心和头痛而就医。 学校对挺巴活动的管制也让埃尔文和同伴们感到空间越来越小:SJP组织今年3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建议参与亲巴活动的学生谨慎使用校内网络,应使用虚拟专用网或加密社交软件,因为哥大校园网“被监视”,学生信息正在被众议院调查“反犹主义”的小组收集。哥大从今年2月起被纳入国会调查校园“反犹”的目标学校名单,但SJP发布的消息未有其他主流媒体报道。 于是,哥大学生对巴以问题的表达逐渐转变为一种“对抗”:既是对抗异见者,也是对抗学校。“每次一有挺巴抗议,学校就会封闭校门,师生只能刷卡进入。”埃尔文说。尽管有人认为学校此举保护了学生的安全,避免被立场相左者袭击,但这也反过来给了学生们很多“可以抗议的东西”。如此种种之下,“占领学校”开始了。 网络图片 这一次行动是联合了100多个学生组织的“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联盟”(CUAD)发起的。“撤资”(divest)是哥大学生运动中历史悠久的诉求。作为美国八大常春藤大学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在2023年持有138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学校用这笔基金进行投资盈利。历史上,哥大学生曾经通过示威活动迫使学校从在南非种族隔离时经营的企业、私营监狱企业和化石燃料企业撤资。 这一次,学生们的诉求是希望学校停止与以色列的资金和学术往来:在学术方面,停止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合办的双学位项目,关闭设在特拉维夫的学术机构“全球中心”,暂停所有涉及以色列教育机构的留学和来自以色列的奖学金;资金方面,学生们要求哥大退出参股的多家商业巨头,包括投资军火的资管公司贝莱德、为以色列政府提供云计算的谷歌、提供位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房源的民宿网站爱彼迎、为以色列军方提供大型机械的卡特彼勒等。 4月17日凌晨,约60顶帐篷在哥大搭建了起来。在王磬看来,当时正在国会作证的莎菲克并不清楚校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面对政界汹涌的指控,她要表明哥大打击“反犹主义”的决心。18日上午,莎菲克授权纽约市警署的战略反应小组(SRG)进入校园,逮捕了100多名扎营的学生,还让校工清理了帐篷营地,3名学生被停学。莎菲克说,抓捕和清场的决定是在和学生沟通无果后做出的,原因是学生违反了哥大的相关政策,即允许学生在提前通知管理员的情况下、每天下午在指定区域抗议。 但校方授权警察强制驱离抗议学生的举动,在哥大内外进一步激起了强烈的不安与愤怒。学生们把当下的局面和全美反战与民权运动高峰的上世纪60年代联系在了一起。那时,哥大学生团体组织了反越战和反对种族隔离基础建设等议题多样的示威,一度占领了5栋教学楼。1968年4月,校方也曾授权纽约警察入校,用催泪弹和武力手段清理了两个室内示威场所,逮捕了近1000名学生,100多名学生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受伤。 《校园规则》剧照 56年后,诉求未被满足的学生们不愿意就此离场。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专业大三学生杰特西告诉本刊,清场当天,她下午4点下课后就看到学校匿名论坛上的呼吁。示威学生把阵地换到了位于哥大新闻学院普利策大楼(Pulitzer Hall)前的西草坪。杰特西赶到时,草地上聚集着约100名学生,有人正在准备重新搭帐篷,她和另外100多名同学手牵着手组成“人链”,保护学生不受警察的干扰。哥大法学院中国留学生何牧岭也记得,由于清场后学校表示,不扎帐篷就不算“扎营”,不涉嫌“非法入侵”,学生们就拿出睡袋、毛毯,夜里在草坪上露宿,尽管4月中旬的纽约夜间气温仅有8~10摄氏度。 “加沙团结营地” 第一次清场后,哥大法学院的犹太裔学生萨菲亚·索西(Safia Southey)来到了西草坪,在防水布和睡袋里度过了“扎营”的第一晚。那是学期的最后一周,法学院宣布把课程改为线上,甚至允许不参加,萨菲亚就把所有精力都投入营地的工作,一边代表支持营地的法学生接受采访,一边为营地同学提供与抗议相关的法律援助。 何牧岭在网上下单了一箱6条毛毯,送给露宿草坪的同学。萨菲亚告诉本刊:“刚开始露宿的三天里,天气阴沉沉的,我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我们行动的未来会如何。但有一天早晨醒来,发现有人在我的头顶上撑了一把雨伞。再后来,有人送来了帐篷,还有人源源不断地送来咖啡和食物、毛衣和毛毯。纽约的太阳也出来了,天气变得很好,营地里的人就像野餐一样愉快。” 哥大新闻学院毕业生莎赫尔扎德·拉塞克(Shahrzad Rasekh)在4月21日回到了母校。据她观察,营地气氛“非常和平”,主要活动是抗议、演讲、研讨会和舞蹈。“抗议的口号包括‘解放巴勒斯坦’‘公开(信息)、撤资(以色列)’‘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不会休息’。”莎赫尔扎德说,“学校各个舞蹈社团的同学在空地上跳舞,有非裔和棕色人种的舞蹈、东南亚舞蹈,有东亚和印度、巴基斯坦的舞蹈,有人跳嘻哈。还有基督教学生社团为有需要的学生祈祷。” 新营地建起后,何牧岭每天都去探访以示支持。据他观察,有包括犹太裔的各族裔学生参与。4月22日是犹太逾越节(Passover),学生们在营地里搭建了遵守犹太洁食(kosher)规定的厨房,犹太学生们一起做了逾越节晚餐,还给营地同学发放了有关逾越节知识的传单。同时,营地给穆斯林同学划了专门区域,每天有5次的穆斯林祈祷时间。营地里建起了小型图书馆,图书主要来自学生们的捐赠,内容大多是中东历史、左翼运动和批判性理论等,每天都会在图书馆举行小型讲座,还有教授和校外的社会活动家来给大家讲课。 杰特西 供图 营地的驻扎者和支持者都有自己的行动理由。 萨菲亚出生在纽约,母亲是犹太人,从小听着巴以冲突的新闻长大。高中毕业后,她在约旦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得到了一份实习工作。通过系统性学习和几次前往巴以地区的旅行,她认为外界对巴以问题充满了误解。而以色列的种种宣传都在呈现一个“无瑕”的以色列,却忽视这片土地上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何牧岭对巴以问题的思考则是从他人的讲述开始的。他15岁赴美读高中,放假时借宿在同学家,同学的母亲是位关注巴以局势的牙买加裔黑人律师,曾给他讲述以色列被国际法院裁定“非法”但至今愈演愈烈的定居点运动(settlement)。 李铭心从去年10月起为在美华人组织了许多次巴以问题的研讨会。对她来说,那是她要给巴勒斯坦朋友兑现的“承诺”:2014年,还在西雅图一所高中就读的李铭心加入了学校老师发起的巴以问题课外班。暑假时,她前往巴以地区,探访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在以色列,她探访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哭墙、居民区和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她走访了隔离墙、难民营、大学和非政府组织,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那次10天的旅行深刻地冲击了李铭心:前一天探访过的巴勒斯坦西岸地区的难民营,当晚就遭到了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袭击,有伤者因无法得到及时医治而死亡。在耶稣诞生地伯利恒(Bethlehem),她和巴勒斯坦住家的孩子们一起看好莱坞动画片,住家姐姐送给她一条她保留至今的巴勒斯坦黑白格头巾(keffiyeh)。 让她最记忆犹新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发问。“每次见完面,老师都会让我们访问的人问我们一个问题。以色列人通常会问些不痛不痒的生活问题,比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平时有什么爱好?’但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会问我们:‘你们来之前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李铭心说,每当听到这个问题时,同学们都会陷入尴尬的沉默。“巴勒斯坦人知道,美国主流媒体往往将他们脸谱化地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抑或是实施自杀式爆炸的‘恐怖分子’。去之前对巴勒斯坦只知道“战乱”、“难民营”、“不安全”,没有看过巴勒斯坦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但在住家生活时,家里女孩们会讨论喜欢的男孩和音乐,我们一起去逛街、喝茶、吃东西,他们有生活,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都让我回到美国后,一定做他们的信使,告诉世界上的其他人,他们在西岸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对于营地的驻扎者和支持者来说,他们在追求正义,并且已经将诉求缩小到影响学校政策的范围,但4月18日的第一次警察清场,让哥大的这场抗议意外获得巨大的曝光度,也使营地效应突破了校园,成为公共舆论的一个焦点。 4月23日,爱德华·萨义德的女儿娜杰拉·萨义德(Najla Said)也来到了草坪上。娜杰拉出生在美国纽约,现在是一名剧作家和演员,其不少作品都关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她在接受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AA)采访时热烈赞扬了学生们。她说她只待了15分钟,但气氛“非常棒”,“学生们很年轻,只是在草地上扎营,非常和平、安静。当天学生们举行了一场有关我父亲著作的研讨会,很多学生拿着他的书《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一边读一边折页做标记。如果他还活着,看到这一切,一定会非常欣慰”。 和娜杰拉一起出现的还有现年25岁的巴勒斯坦摄影记者莫塔兹·阿扎扎(Motaz Azaiza)。莫塔兹因从2023年10月起在社交媒体上持续更新加沙地带的战事、平民死伤和人道情况而获得了巨大的网络影响力,目前在Instagram上已有1800多万粉丝,数量超过了《纽约时报》。此外,美国非裔哲学家、独立总统候选人康奈尔·韦斯特(Cornell West)和常年批评以色列的美国犹太裔政治学家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也都曾来到哥大营地。 被吸引来的不只是支持者。何牧岭告诉本刊,营地外有学生轮流在营地入口处“守门”,向每一位访客告知营地的“社区守则”,包括不得拍摄抗议同学的脸、交流时尊重其他人等。“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和观点相斥的反抗议者互动,应该专注诉求,即要求学校‘撤资’。” 尽管如此,营地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舆论旋涡之中。开始的时候,只是每天都有亲以色列的学生来到营地外喊口号,或挥舞以色列国旗、拿音响放亲以歌曲。4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犹太宗教节日逾越节前发表声明,称哥大学生的抗议是“应受谴责而危险的公然的反犹主义”,“在大学校园和美国任何地方都绝对没有立足之地”。 4月25日傍晚,何牧岭穿过校园回家时,发现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Amsterdam Avenue)的校门外警灯闪烁,前来维持秩序的数十名警察和约15辆警车占据了马路,空气里的紧张情绪一触即发。那晚聚集在哥大声援以色列的校外人士约有500人。欧式铁栅栏校门将这些右翼人士和校园内的挺巴学生隔开,前者身披、手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用扩音器呼喊着支持以色列的口号,对着铁门后的亲巴学生喊话。口号包括“你们是哈马斯”“你们是‘恐怖分子’”“巴勒斯坦是假的,是人为发明的概念”等。双方对峙情绪最激烈时,有人试图攀上铁门爬进校园,被守在铁门外的警察拦下。 后来,何牧岭通过校媒和同学们拍摄的视频得知,那天是美国右翼人士来哥大“聚会”的日子:极右翼激进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的发起人加文·麦金尼斯(Gavin Mclnnes)甚至进入了哥大校园。“骄傲男孩”是一个在加拿大和新西兰被列为“恐怖组织”的武装团体,许多成员都崇尚针对左翼人士的暴力行为,它的成员曾在2020年特朗普败选后,于2021年1月6日携带武器冲进了国会大厦,整起骚乱导致5人死亡、近200人受伤。还有人注意到,夜里集会散去时,部分人员是被挂外州牌照的大巴车拉走的。 余波 4月29日,哥大校长莎菲克发表声明,重申该校“不会撤资”,但会设立时间表让负责考虑撤资事宜的校方机构“社会责任投资咨询委员会”审查学生的诉求,此外,学校还会发布一个程序,让学生查看学校的直接投资控股清单、提高更新清单的频率。目前,在发生抗议的美国精英高校中,只有布朗大学承诺会和学生会面讨论撤资事宜,并在该校管理机构今年10月的会议上投票表决,扎营的学生也因诉求被满足而撤离。 许多美国主流媒体都指出,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撤资”诉求本身是不“现实”的:与能够成功“撤资”种族隔离南非的上世纪80年代相比,如今的美国大学更多投资于指数基金和对冲基金,这些基金由独立于学校的公司管理,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基金很难出于政治或道德目标去改变投资组合;学校的资金池对于大公司来说更是“微不足道”;更何况,在资本世界中,能赚钱的股票有人出售,就会有人接手,并不影响其获利。 参与运动的学生们则认为,“撤资”诉求和占领运动获得关注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李铭心说,哥大的“加沙团结营地”从警察清场开始,成功地将遥远的巴以议题,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关注的校园议题。她注意到,一些原本并不关心国际议题的学生这次也加入了问题的讨论。 许多人认为,哥大学生带头建立的“加沙团结营地”是该校悠久的社会运动传统尤其是1968年反越战运动的回响。但在长期关注美国政治的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林垚看来,此次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1968年。“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中,美国年轻人除了反对战争的不义性以外,也是为了避免自己或亲友上战场的‘切肤之痛’。尽管反越战运动没有立即成功,但它形成的社会思潮转变促使美国在1973年撤军,也引起了美国社会各层面的深刻变化。如今的美国年轻人和加沙战场没有太多联系,更多是出于一种不受个人利益驱动的理想主义去反对战争,它的社会基础也更薄弱,短期内还没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但若从长远来看,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推动结束南非种族隔离的运动酝酿了十余年,直到80年代初还被广泛地嘲讽。美国社会的代际轮替、观念积累需要假以时日,直到呈现出剧烈的变化,从而推动政策的改变。”林垚说。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1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聚集在大草坪上,建立了“加沙团结营地”,直到哥伦比亚大学公布从以色列撤资为止。学生们搭起帐篷,带着食物、毯子、照明设备等。(视觉中国供图) 2024年是美国大选的关键之年。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可能会对大选产生微妙的影响。 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今年3月的一份民调显示,随着加沙地带死伤人数的增加,美国公众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认可度已从去年11月的50%下降到了36%,但这也没能阻止美国众议院在4月中旬批准了给予以色列17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认可军事行动的民众中,共和党选民仍占大多数(64%),民主党选民则有75%的人反对。 王磬说,直到进入哥大营地探访后,她才深刻感受到美国老一辈精英群体和组织抗议的哥大在校生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代际差异:“年长者普遍认为,美国在中东非常需要以色列这样的盟友,只要他们能为美国利益服务,就应该支持。加上犹太人在美国政商界不可忽视的作用,导致以色列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块‘飞地’。但如今作为民主党票仓的、受到藤校教育成长起来的进步主义大学生,即使他们对犹太人历史上遭遇的大屠杀抱有同情,也和以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为首的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水火不容。拜登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支持在他们看来是‘难以下咽’的。现在有一种看法是,如果年轻人不去投票,民主党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投票率会进一步降低。但大选是一道精密的算术题,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定不是从来都作为民主党票仓的纽约市,而是摇摆州中的某几个摇摆县。” 截至5月3日,全球至少有90所大学开展了声援加沙的抗议或扎营行动。4月的最后几天里,在加沙地带拥挤不堪的安置营地中,被风吹成沙黄色的帐篷外有人用英语写上了字:“和加沙团结在一起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我们收到了你们的信息。” 然而,战争没有停歇的迹象:在加沙地带南部最后的避难所拉法市(Rafah),居民时时听见轰炸的声音;仍有约100名以色列人质被哈马斯困在加沙;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停火谈判,直到5月7日仍没有达成一致;悬置数月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拉法南部的过境点,拉法之战已经打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

宋国诚专栏:习近平出访欧洲三国──分化与利诱的狐狸外交

5月5日至10日,习近平启程访问欧洲三国,分别是法国、匈牙利与塞尔维亚。显然,习近平选择了三个“看得顺眼”的国家,进行一种与欧盟和北约相区别的“隔离外交”。习近平的目的可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则分化欧盟,一则利诱亲中。换言之,这次选择性的出访,具有特殊的选择性目的。 法国/利用马克宏的“花蝴蝶外交”,以法制欧 选择法国为出访第一站,目标不是法国,而是欧盟。习近平看准了法国总统马克宏的风派性格,看准了法国既想在欧盟内部独风骚,又想与美国保持战略距离,更想在中国市场两手图利;正是这种“马式风格”,符合了习近平声东击西的分化策略。 就在习近平启程之前,马克宏在5月2日接受《经济学人》访问中指出,欧洲必须捍卫其在与中国经济关系中的“战略利益”。何谓“战略利益”?马克宏没有明说,但可以确定的是,欧洲的战略利益未必等同于法国的经济利益。尽管马克宏指责中国不尊重国际贸易规则,美国也不再试图制定这些规则,使得欧洲没有准备好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但是,马克宏的表态看似坚定,实则摇摆于欧盟利益与法国利益之间。 马克宏的中国政策可以称之为“花蝴蝶外交”,一只翅膀是法国自身的独特利益,另一支翅膀则是欧盟的安全需求;换言之,既要强化欧洲的战略安全,又要图谋法国的经济利益。这只蝴蝶“两翼齐飞”的结果,就是斜飞歪行、摇摆不定。果然,如其在访问中露出了本意: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重大全球问题上与中国接触,并讨论基于互惠的经济关系;换言之,既要在接触中批评中国,又要从接触中获取经济利益。这种摇摆性,正是习近平有缝可钻的缺口,正中习近平“以法制欧”的离间策略。 习近平对待法国的政策只有一个:分化。一方面,既分化法国与欧盟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在分食市场大饼上独厚于德国,法德之间因而存在中国市场优惠上的“嫉妒性矛盾”,借此通过分化德法关系而破坏欧盟的内聚力;另一方面,习近平也期待在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发动“反补贴调查”的进程中,法国能够以高卢雄鸡的姿态“独树一帜”,提出对调查行动“有待商榷的另类意见”;再一方面,今年适值中法建交60周年,当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也是独树一帜,积极拥抱中国。习近平对所谓“戴高乐主义”情有独钟,当然希望重启戴高乐雄风,一则再次鼓动法国对美国的“战略主动性”,二则施惠法国“单边特权利益”,藉以分化欧盟的团结。 欧洲政要的“中国幻想” 为了迎接习近平来访,马克宏邀请了习近平前往马克宏的“第二故乡”-比利牛斯山地区。马克宏也许幻想,美丽的风景可以化解这位中国独裁者的野心,亲密的友谊外交可以改变习近平挑战世界秩序的意图。实际上,马克宏不也曾经邀请普丁到法国总统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Fort de Brégançon)做客吗?普丁可曾因为马克宏的盛情款待而软化对乌克兰的攻击?习近平又怎可能因为一趟“家乡之旅”而转向支持当前的国际体系?实际上,马克宏的幻想正是欧洲许多政客“中国幻想”的范例,他们至今依然轻忽,这种幻想正是独裁者遇洞灌水、见缝插针的施展良机。实际上,习近平是有备而来,中国早已备妥对欧盟的“反制裁”方案,展现其无所畏惧的姿态。果不然,针对法国支持中国电动车反补贴调查,中国已经提早出招,对法国的白兰地发起了反倾销调查。 匈牙利/中国锂电池的殖民地 习近平访欧第二站是匈牙利,一个北约集团的捣蛋鬼,欧盟集体行动的猪队友,如今则是中国电动汽车的殖民地。在总理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执政之下,匈牙利倾全国之力,亟欲搭上中国电动车产业的高速列车,急于藉中国的投资设厂而抢占世界市场的锋头。 匈牙利是东欧著名的美丽国度,布达佩斯更是东欧的优雅古城。然而,在中国的电动车与锂电池大举入侵之下,匈牙利不仅工厂林立、田园荒芜,而且早已成为仅次于中国的锂电池回收场。欧尔班政府正在消灭匈牙利原本宁静幽美的村庄,转变成为中国“锂污染”的倾倒圣地。中国电动汽车大厂“比亚迪”(BYD)、电池大厂“宁德时代”以及其他生产电池配件的大小工厂,在匈牙利到处可见,闪耀著中国殖民主义的荣光。习近平这次来访,当然是鼓励有加、摸头称好,一则利用匈牙利的亲中案例,遂行对欧盟的利诱外交,一则与欧盟的反补贴调查互别苗头,再则以“洗产地”的方式,规避欧盟对中国电动车来势汹汹的贸易制裁。 当匈牙利热情拥抱中国投资之际,却严重忽略了中国对匈牙利的污染移转,包括金属污染和水源污染,以及排挤匈牙利上万名本地工人的工作机会。对匈牙利人民来说,中匈联手的绿色产业“并不绿色”,因为“锂矿开采”是一种“环境侵入性”的繁琐技术,会破坏景观、污染地下水。然而,匈牙利人民的“抗锂”运动受到了政府的压制,而欧尔班这一欧洲异类,却只求饮鸩止渴,不惜出卖国土讨好中国。 塞尔维亚/重掀历史伤口,动员反美仇恨 习近平访欧第三站,来到被习近平称为“铁杆兄弟”的塞尔维亚。在时机上,今年恰逢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25周年,习近平来此一则表示“纪念国耻”,一则宣扬中塞合作(中国协助兴建“匈塞高速铁路”)堪称“一带一路”旗舰作品,再则为陷入烂尾的一带一路,抹脂擦粉、起死回生。 然而,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另有目的,无非就是重新掀开历史伤口,扩大当年(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国误炸中共驻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勒大使馆的“历史仇恨”,来丑化美国,分化北约。实际上,习近平最擅于动员民族主义历史仇恨,以仇恨积累中共以雪耻、图强、排外、反帝为名的极权统治。 习近平两面通吃?两头落空? 习近平出访欧洲三国,并非著重中欧关系的全面改善,而是选择性的外交图谋,除了再次表达中国“亲俄反美”的战略姿态,更是两手挥舞“分化”与“利诱”的大旗,意图冲破欧洲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与经济制裁两大浪潮。这是习近平棉里藏针、恩威并施的突围外交。但实际上,中国不可能一方面支持俄罗斯,一方面试图改善欧中关系。这种两面通吃的狐狸外交,只会得到两头落空的结局。 ※本文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全文转自上报

香飘飘,搬起流量砸自己的脚

一场“意外”,让香飘飘站在了舆论场的中心。业绩被流量拉扯着短暂“起飞”后,那些属于香飘飘的问题并没有被真的解决。 留给香飘飘的时间不多了。 短暂地起飞 香飘飘以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杀回了大众的视野。 5月3日,有网友投稿在日本的华人超市里,香飘飘的MECO(蜜谷)果茶杯托上印有嘲讽日本核污水的字样。舆论被引爆之后,香飘飘直播间的背景板换成了“国货之光”、背景音乐换成抗日题材电视剧《亮剑》的主题曲,主播干脆用“同志”来称呼每一个进场消费的人。 ▲ 香飘飘的MECO(蜜谷)果茶杯托上印有嘲讽日本核污水的字样。图 / 网络 情绪直接兑换成了真金白银。根据飞瓜数据显示,48小时之内香飘飘的抖音店铺日销售额暴涨到100万元,涨幅超过400倍。股价也立刻成为一条上升的阳线,截至5月7日,香飘飘股价连续两天上涨,累计涨幅近20%。 而事件本身却真假难辨。每日人物尝试拨通了位于东京新宿京的商店电话,员工回应从没有售卖过照片中的奶茶,反复说,“实在不清楚照片从何而来”。很快,香飘飘直播间的热度和情绪一起消散,昨天的GMV已经回落到5000元至7500元之间。 ▲ 飞瓜数据显示,香飘飘官方旗舰店GMV于5月4日达到100万元。而5月7日,GMV已经回落到5000元至7500元。图 / 飞瓜数据截图 在短暂的销量起飞之后,香飘飘似乎又回到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比起点一杯现制奶茶,想要喝上香飘飘不算简单,需要把奶茶粉、砂糖包、椰果倒进杯子,同时还要一杯热水才能冲泡出一杯奶茶。曾经顺滑、香甜的口感让它成了很多年轻人秋冬的首选饮料。但现在,找到香飘飘女孩并不容易。 似乎只有在一些特殊场景,才会有人想起香飘飘。 西打上一次喝香飘飘,还是在四川黄龙景区。海拔超过3500米的地方,物资极其有限,冷风呼啸的山上,10元钱一杯的香飘飘成了“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而在中部省份,香飘飘甚至变成了“节日食品”。生活在安徽的王昕蕊,上一次拿起香飘飘还是春节。从喜欢香飘飘到彻底抛弃,王昕蕊只用了不到5年时间。这5年是她从一名学生走向社会的跨度,也是整个茶饮市场格局彻底改变的时间。她频繁喝香飘飘的场景,还是烧水都要偷偷摸摸的大学宿舍。走入社会之后,王昕蕊几乎想不起来这个品牌,直到它成了亲戚拜年送礼三件套之一——茶叶、八宝粥、香飘飘。喜欢喝香飘飘的人也变成了自己90岁的外公。 ▲ 超市货架上的香飘飘奶茶。图 / 视觉中国 品牌的老化直接反映在了香飘飘的财务数据上。事实上,从2017年上市以来,香飘飘从没能向资本市场交出稳定的财报。上市后首份半年报中,超过5000万元的巨额亏损就引起了争议。上交所发出8连问,而香飘飘只能作出长达40页的回复。 2020年开始,香飘飘的业绩更只能用惨淡来形容。营收、净利润都有不同程度下滑。直到刚刚过去的2023年才重新增长,公司营收36.3亿元,同比增长1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8亿元,同比增长31%。但如果拉长维度,不论是香飘飘核心的冲泡奶茶业务,还是新的即饮业务,都还没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面对投资人、证监会的追问,香飘飘创始人、董事长蒋建琪一度用热饮有明确的淡旺季,秋冬是主要销售时段来解释。“上半年亏损是正常现象, 证监会是理解的。”但显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 香飘飘创始人、董事长蒋建琪。图 / 《直面掌门人》节目截图 香飘飘始终依赖单一的产品结构。当蒋建琪带领团队在上交所敲响钟声的时候,杯装奶茶就是全部的收入来源;而7年之后,新的即饮业务也没能挑起大梁,占比仅为25%。相比起新消费浪潮中的其他品牌,香飘飘的业务转型显得相当缓慢。 业务单一,渠道同样没有变化。2019年,跟着直播的浪潮,香飘飘即饮产品兰芳园樱花鸳鸯奶茶进入了李佳琦直播间,1分钟卖出超过30万杯。10万箱备货,不到5分钟就全部卖空。但这更像是偶然的一次网络营销,而真正的电商渠道,并没有构建。哪怕到了2023年,香飘飘电商渠道营收仅为2.5亿元,在总营收的占比仅为6.9%。 轻敌 香飘飘还在原地打转的时候,新茶饮的浪潮早已涌动。 2017年,在经历等待、波折之后,蒋建琪终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听到了上市的钟声。而就在几个月之前,第一次将鲜果放入奶茶中的喜茶在上海人民广场来福士开出了华东首店。开业当天,数百名顾客在大厅内排起了6条长队,其中最长的等候时间高达6小时。同样让消费者大排长龙的还有茶颜悦色。2020年,武汉首店的队伍长达一公里,排上8小时,才能喝到一杯现做的幽兰拿铁。 ▲ 2020年12月1日,茶颜悦色武汉首店开业,门前排起长队。图 / 视觉中国 茶饮是个自我造血能力极强的生意,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资本市场争夺投资份额的烈度。消费赛道从未这样火热。鲜少和风险投资打交道的蜜雪冰城曝出了首轮20亿元融资,同步计划上市;2021年开年,奈雪的茶就公布了C轮超1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约为130亿元;而短短半年之后,喜茶D轮融资高达5亿元,投后估值蹿升到600亿元。 有了资本助力,品牌迅速扩张。蜜雪冰城通过加盟模式,快速宣布达成万店目标。喜茶、奈雪的茶也开始自建仓储、供应链,因为核心品类相同,奈雪创始人彭心和喜茶创始人聂云宸在朋友圈展开了一场产品“抄袭”的辩论。 此刻,风口之外的香飘飘就显得格外落寞。蒋建琪也曾在很多场合强调冲泡奶茶和鲜奶茶不是同一个赛道,但竞争早已经开始。根据咨询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发布《2020中国新茶饮行业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自2015年开始,新茶饮市场规模历史增速近300%,预计到2025年,仍将以30%的年复合增长率保持增长。但另一边,固体(冲泡)奶茶行业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仅为5%,甚至一度出现下滑。 直到后来,蒋建琪也不得不承认,新茶饮给香飘飘业绩带来了不小冲击。但他也依然低估了对手的实力,“三四线以下城市,大品牌的奶茶店其实开不进去,多是杂牌、加盟运营的,或者是小作坊形式的,相比之下,香飘飘具有品牌优势,不会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但很快,蜜雪冰城就杀进了香飘飘的主战场。靠着铺开加盟商,蜜雪冰城迅速下沉到了地级市、县城。河南温县占地550亩的园区里,超过2000辆卡车把水果罐头、果酱、糖浆运往全国各地的分仓、最终抵达门店。依靠强悍的供应链能力,“雪王”维持着绝对的低价,大部分奶茶产品都低于10元,和需要冲泡的香飘飘相差无几。 年轻人的口味,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植脂末和白砂糖排在配料表前两位的香飘飘,很难再打动新一代更追求健康和性价比的消费者。 ▲ 蜜雪冰城开在重庆市云阳县的加盟店。图 / 视觉中国 其实,蒋建琪两度动过开线下奶茶店的念头。 第一次是在14年前。当时,香飘飘过着“孤独求败”的日子,用蒋建琪的话说,业绩“一骑绝尘”。赚到钱之后,蒋建琪为公司确定四条新的发展路线:包括连锁奶茶店、瓶装液体奶茶、方便年糕、房地产。他认为彼时的冲泡奶茶店是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就注册了“蜜谷”品牌,并且在湖州和嘉兴开了两家店,主要供应奶茶、西米露、青梅爽这类甜品。 打乱这个计划的是凶猛的后来者。2007年,以果冻品牌闻名的喜之郎推出了优乐美奶茶,对手重金请来周杰伦代言,就连广告语都是同一个宣传品牌的路数。几个月之后,优乐美奶茶的销量就追平了香飘飘。蒋建琪不得不先把注意力聚焦杯装奶茶业务上的竞争上。短短4年后,香飘飘打败竞争者,在杯装奶茶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到第一位。但代价是,多元化扩张的战略从此被搁置了下来。 ▲ 周杰伦代言优乐美的广告。图 / 优乐美广告截图 一直到2019年,在新茶饮们的影响下,蒋建琪再次感受到水温的变化。香飘飘拟出资5000万元,设立兰芳园餐饮管理公司,经营范围包含茶饮小吃。 这一度被外界解读为香飘飘要进入线下茶饮门店的信号。但5年过去,香飘飘线下赛道仍毫无声响。蒋建琪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因为他没有破釜沉舟的底气,喊出“不赚钱没关系”。 2021年蒋建琪接受媒体采访时,难得暴露了自己的焦虑,“我们转型,比新企业更难,把(团队)固有的思维扭转过来,这个真的太累了,疫情加速了这个累。所以我总结最重要的事,就是忘掉过去的自己。” 急火攻心 事实上,蒋建琪始终想带领香飘飘走出属于自己的路,而来到60岁,他只能做出一个相反的决定——辞去公司总裁的职务,只继续担任董事长。 接任蒋建琪出任总裁的是杨冬云。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遏制香飘飘的收入与利润规模继续坍塌。成立18年的香飘飘,需要一个力挽狂澜的领导者。 起码看上去,杨冬云曾经有为传统品牌制造“大单品”的经验。在担任白象集团执行总裁期间,杨冬云主导了“精炖大骨面系列”的产品研发。推出后的第二年,这款产品的收入从1亿元跃升到20亿元。“精炖大骨面系列”和它背后所代表的健康形象,把白象的影响力拉升到可以与康师傅、统一相比。 现在的香飘飘太需要这样的故事。为此,蒋建琪不惜用股份捆绑杨冬云,寄望这位职业经理人能成为“自己人”。他以每股13.43元的价格向杨冬云转让了2054万股,总价约为2.8亿元。而今年3月,杨冬云已经支付了2500万元首期转让款,在增持48万股之后,他已经成为香飘飘的第四大股东。 ▲ 嘲讽日本核污水事件后,总裁杨冬云“空降”香飘飘直播间。图 / 香飘飘直播间截图 这已经是蒋建琪能做出的最大改变和让步。杨冬云的业绩还难以判断,但此前蒋建琪领衔的改革,不是收效甚微,就是在摇摆中不了了之。 2018年,蒋建琪号召香飘飘学习快消品牌ZARA的创新能力。一场创新之风席卷香飘飘内部,各事业部激情高涨。可是到了后来,盲目创新反而成为了一种压力,供应链和研发部门一听到“创新”就头大,一年可以推出几十个新品,成功率却“只有10%”。 听到阿里提出的“新消费”概念,蒋建琪对此的理解就是跃过传统的经销商,直接和消费者建立联系。 究竟怎样才能精准找到消费者,他最先想到的只有线下渠道。蒋建琪考虑过大范围铺设自动贩卖机。里面只摆放香飘飘的冲调产品。在公园、医院、地铁摆放调制奶茶的机器。但最终并没有执行。 疫情给了他向线上转型的决心。为了从传统渠道转型到线上,蒋建琪曾经带着团队,向珀莱雅、洽洽、百草味三家国货品牌取经。他认为,要创新,首先“要打破自己”。 珀莱雅的转型故事带给蒋建琪很大触动。珀莱雅和香飘飘创立时间接近,也都在2017年上市,除了经营品类不同,曾经的消费人群、经营风险都非常相似——用户主要是生活在三线至五线城市的女性,此前高度依赖线下的上万个经销网点。 但两者不同的是,珀莱雅迅速下定决心变革业务渠道,顶住了经销商对线上价格更低的投诉和阻力,最终线上线下的收入占比在上市之后发生了翻转。3年后,线上电商业务的占比就超过70%。 而蒋建琪看到的是珀莱雅组织架构改变带来话语权的翻转,认为这才是质的转变。以前珀莱雅的电商部门升级为了互联网事业部。拥有独立的决策权,负责产品研发到销售的整个链条。这直接拉升了业绩。 引入职业经理人,也没有改变香飘飘家族企业的底色。蒋建琪把香飘飘原来的电商部,升级成互联网事业部,依然交给了女儿蒋晓莹负责。在他眼中,浙大毕业的蒋晓莹曾经有过创业经历,也拿到过百万级别的融资,毫无疑问“有经商天赋”。 ▲ 蒋建琪的女儿蒋晓莹。图 / 《亲爱的小店》节目截图 蒋晓莹主导推出了即饮产品——宣称0糖0代糖的MECO牛乳茶和兰芳园丝袜奶茶,其中兰芳园是经香港方面授权的老牌港式奶茶。这两款产品,曾被内部给予厚望,成为拉动增长的第二曲线。2018年,香飘飘又进入果汁市场,推出“MECO蜜谷”杯装果汁茶,客单价均在8元至12元。 然而,新品出师不利。2018年,香飘飘液体奶茶产品收入2.2亿元,第二年就下滑到1.4亿元,果汁茶也没有逃脱下滑的命运,上涨的态势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直到现在,即饮业务依然处在亏损泥潭里。当被问及即饮业务盈利情况时,香飘飘认为这项开展超过5年的业务,仍然处于投入阶段。“费用投放更加平稳的时候,盈亏平衡点会逐渐清晰。” 更多跟风推出的新产品,只能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一批轻食品牌成为网红之后,香飘飘杀进了这个赛道,推出了“Joyko”代餐谷物麦片;2020年末又上线了“一餐轻食”代餐奶昔产品。而现在香飘飘的天猫和京东的自营旗舰店已经不见他们的踪影。疫情期间,“自热火锅”流行,香飘飘也推出了29元一盆的奶茶自热锅,消费者在撕开包装的一刻发现,料包只是两包普通5元冲泡奶茶的奶茶粉和珍珠,只好精准吐槽“我已经体会到香飘飘的破罐破摔、急火攻心”。 ▲ 香飘飘自热锅内的奶茶料包。图 / 博主“在下吃货小白”评测视频截图 而到了需要下定决心放弃杯装奶茶的时刻,蒋建琪反而犹豫了。2021年,曾经有一家瓶装厂主动联系蒋建琪,希望把整个生产线给香飘飘免费使用。设备总价高达1亿,可蒋建琪最终还是拒绝了对方。蒋建琪依然认为工业化、标准化的冲泡口感,是香飘飘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我做出来的是一个瓶装的饮料,放在中国饮料市场等于淹没在海洋里”。就这样,在跟风“创新”和反复摇摆中,香飘飘不断错过扭转局面的机会。 如今,香飘飘在资本市场的香味早已消散。巅峰时期,香飘飘市值高达130亿元,如今即便借着流量的东风,连续两天涨停,市值仍然跌去40%以上,仅在80亿徘徊。也许在蒋建琪还没察觉的时候,他已经错过了带领香飘飘走出阴霾的最佳时刻。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通杀

这几天有个词火了叫“通杀”,这个词专门用来描述我们当下的经济环境。通杀是继通胀和通缩之后的第三种经济状态,可以说很符合咱们的国情了。 何为通杀?简单的说就是,你买的起的都在涨价,你买不起的都在降价。当然,这个“你”不是物理上的你,而是指大部分人。 比如现在便宜的烟越来越少了,基本都在10块钱一包以上,超市或者菜市场里的普通蔬菜水果,基本没有5块钱一斤以下的了。 再加上最近水、电、燃气、汽油还有高铁票价的上涨,普通人的硬性支出是在确定无疑增加的,这就是通胀。 但是现在汽车、房子、高档烟酒、高档手表等等,价格都在下跌,甚至月饼、小龙虾、大闸蟹都在降价,而且跌幅不小,这种“可有可无”的支出在降低,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就是通缩。 所以综合看,通胀和通缩并存,就形成了如今的通杀。对于普通人来说,跌了的你依然买不起,涨了的你还得必须得买。 其实,底层通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随着房地产的下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的暴跌,已经无力对公共服务继续进行大额补贴了。而随着最近“以旧换新”的出台,补贴的方向也要进行相应的转移,从基本生活必需品,转向家电、汽车、房屋这些更能带动就业的方向上来。 简单举个例子,如果你未来一年水电燃气交通的花费增加了5000元的支出,但你买一台新能源汽车,可以获得1w元的补助,那对你来说,里外里你还赚了5000,但如果你不买车也不置换家电,那就只能白白承受5000这个损失了。 对于消费高端商品的有钱阶层来说,虽然商品价格在下降,但问题是钱越来越难赚了,所以日子也不好过,大部分已经赚到钱的人只能吃老本继续维持,没赚到钱的人也很难找到新的机会,现在新赛道太少了。去年福布斯上的那些有钱人身家都缩水不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预期变差,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现在的大环境就是对几乎所有人的通杀。下一步看看能不能通过外资回流、股市楼市走稳、科技突破、产业升级等,改善就业环境,重塑信心,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BJ大土豆

“宜居城市”多半不宜居,普通人要尽量远离互害社会

去年四月,我在波兰普热梅希尔有一段相当有趣的经历。普热梅希尔距离乌克兰仅仅二十公里,后来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写稿时可以学学标题党,弄个“在距离乌克兰仅仅二十公里的地方,几个彪形大汉突然向我冲来”的标题。 这是事实,但一点也不惊悚,而是暖心。我忘记了当天是周末,停好车就去缴费机前准备交停车费,结果附近经过的几个人就像心有灵犀一般,立刻从四面八方向我冲来,每个人都一脸急切,用波兰语或英语告诉我“今天周六,免费停车”。我看得到他们眼中的真诚与善意,也让我对这座美丽城市的印象极佳。 今天早上送娃上学,恰逢雨天,学校周边道路塞车颇为严重,因为平时可以提前下车走入学校的孩子们,都只能在学校门口下车。我走的一条小路,平时顺畅无比,今天也排起长龙。堵在路上时,我发现了一个细节:这条小路是两车道,我所在这一侧堵塞严重,对面车道则空空荡荡,因为从这条路出去的车非常少(接送学生车辆会在另一条路离开),大概两三分钟才有一辆。 也就是说,这条路不能取消双向功能,因为有车辆需要从这条路出去,但对面车道的车子确实很少。按照一些人的钻空子心理,就会选择逆行一段,然后在前面加塞。可在我堵车的二十分钟里,没有任何一辆车这样做。 我所居住的南粤小城,1997年获联合国人居奖,是中国第一座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的城市。有人会认为它近年来发展放缓,也有人认为它限于“直筒子市”结构,没有“强有力”的主城区,城建不够光鲜,但从文明层面来说,它与隔壁的珠海一样,在中国城市中肯定属于第一线。 它当然不完美,我在日常行驶中,也曾见过不少不讲规矩的司机,在公园里也能见到随地吐痰的中老年人。但文明是相对的,整体来说,它确实强于国内大多数城市。比如在小区里和街道上,我一年到头只会见到两三次遛狗不拴狗绳的情况。 许多人对城市的判断,都将城建视为第一标准,将“领导魄力”视为关键。我倒是觉得,如果单纯从文明层面来说,官员需要的品质非常多,“魄力”反而是最不需要的,尤其是在权力不怎么受约束的情况下,所谓的“魄力”更可能带来灾难。当然,这只是文明层面的考量,中国社会自有另一套标准。 至于城市是否“宜居”,许多人的关注点也集中于气候和地理环境等。我从不否认好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很重要,但文明更重要。 有一年,我在湖南自驾,在永州遭遇过一场塞车,足足堵了一个多小时。过了拥堵点才发现,堵车完全是因为不礼让和不守规矩。原本是双向四车道的公路,其中一条车道有个施工点,结果这一方向的车子不遵循国际通用的拉链法则(这个说了也白说,我敢保证,当地乃至这个社会没有多少司机知道什么叫拉链法则),只会你争我抢。还有更糟糕的,看这一方向的两条车道堵车,干脆选择逆行,结果就堵住了对面来车。大家塞成一团,结果就是谁也走不了。 我在《德国的细节》里曾经写道,德国高速公路发展早,许多路段都有起码几十年历史,并不宽阔,很多都是单向两车道,夏季这种施工旺季更是时常会占用一条车道,但依靠拉链法则,车流即使缓慢,仍然有序顺畅。可如果是我在永州遇到的情况,一个遵守规则的司机只会寸步难行。 网络图片 很多人对“自由”二字充满警惕,你一说自由,他们就会来一句“没有绝对的自由”“外国更不自由,什么都要管着”。其实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就是法治和规则框架下的个体权利保障。就像堵车一样,大家守规矩,就能得到通行自由,不守规矩就失去通行自由。 去年我自驾出行时,经过江西吉安。吉安是一座有着丰厚历史人文底蕴的城市,也是当地人极其自豪的。城市一河两岸,我在大桥上驶向新城时,对面高楼大厦,虽然距离一二线城市差距明显,但仍然看得出近年来城市建设的力度。 按照许多人的标准,一河两岸,新式小区,配上相对较低的物价、没那么内卷的氛围和丰富历史资源,城市已经很不错。但我的关注点是细节,驶入当地一个大商场的地下车库,不少车在转圈找车位,可仅仅是一个停车区里,就有不下二十辆车占用了两个车位,压线还算客气的,不少直接斜着停。开到其他停车区乃至下一层,情况也差不多。这样的城市文明度,离我眼中的宜居标准很远。 我曾有过十几年的青岛生活经历,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对这座城市的深厚感情。老城区的建筑带给我无数回忆,也曾是我一次次书写的对象。因为气候、因为碧海蓝天红瓦绿树,青岛一直被视为中国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但如果问我是否会选择再次在青岛定居,我的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因为无论是在海边栈道和沙滩,还是在老台东的街区,我都见过许多不拴狗绳在街上游荡的狗主,而且越是大狗,狗主就越得意洋洋。在一些没有红绿灯的人行道前,过个马路并不容易,因为车子总是呼啸而过,很少有车会停下来礼让。 威海可算是一个“小青岛”,同样碧海蓝天,生活成本则比青岛更低,人口也少得多,看起来更符合宜居城市的条件。但很可惜,在夜晚的海边散步时,几条大狗在我身边招摇而过,狗主人在几十米外跟着,旁若无人。 它们都是很好的城市,兼具气候、环境,还有富庶的经济,但离我心目中的宜居仍有距离。 许多人不能理解其他人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到处都一样”“哪里都有好有不好”,但这种绝对化表达不能遮蔽相对的存在。这世界上当然没有完美的地方,但有相对更好的地方。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关注点,于我而言,“不守规矩的司机多不多”“遛狗是否拴狗绳”这样的细节,比城建是否气派重要得多。 前些年,“互害社会”这一概念出现,许多领域都印证了这一点。城市中的文明细节,也是互害是否严重的呈现。一座城市里不守规矩的司机越多,大家的受害几率也就越大。即使是那些施害者,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虽然这种情况在每座城市中都存在,但普通人应该尽量远离那些严重的地方,城市的文明,才是对自身最大的保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强制购买公墓,湖北随州太随意

从2024年3月20日起,随州市政府强令全域所有居民死后必须购买公墓,就连住在大山里面的农民也得买公墓,否则予以扣留骨灰并收取寄存费,公开强买强卖,大搞“死人房地产”。全随州市的所有村干部必须24小时盯紧村民们,一旦发现哪家死了人就立即赶过去全程跟随监督,确保每个死人都进收费公墓。 今年五一期间,随州广水市长岭镇大批居民连续三天走上街头,并堵塞了316国道,要求停止强买强卖公墓,当局出动了大批民警特警协警赴现场维持秩序,并曾试图带走一名年轻男子,但被群众制止。 就连武汉大城市都没有强制买公墓,可以把骨灰深埋不留坟头,也可以抛入长江,也可以带回老家土葬。事实上去年国家殡葬条例已经删去了“强制执行火葬”条款,只说要提倡火葬,既没有说要强制火葬,更只字未提“必须购买公墓”,纯属随州地方政府自作主张的违反国家法律、敲诈勒索农民。 随州属低山丘陵地区,北有桐柏山脉,南有大洪山脉,全境90%以上面积为地广人稀的山区,平原仅占7.6%,到处都有荒山坡可以埋,根本就不占耕地,而且土坟最多不过百年就会风化消失,根本就没必要埋公墓。与其强制火葬买公墓、激化官民矛盾,还不如禁止水泥包坟,鼓励深埋不留坟头,这样既不劳民伤财和伤害群众感情,又不占用土地。 现在房子卖不动了,以往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为了督促农民尽快火葬买公墓,随州地方政府还推出一系列所谓“减免政策”,但老百姓都知道,这只是先诱骗你上套,后期肯定要一步步加价杀猪,这是额外加重农民负担。农村土葬虽然也花钱,但这笔钱毕竟是在村民之间内部流转、人情往来互相帮忙,最终互相抵消后其实并没有花多少钱,然而官方故意装傻说“强制火葬买公墓是为了给农民减负”“强制做慈善”,然后真金白银的把这笔民间人情往来的钱强行截下来据为己有,强行与民争利。 而且公墓只有20年使用期,只是暂存,等于是让老百姓永久交费,等到第三代、第四代人不再续费后,就会被刨出来扔掉,根本就谈不上“入土为安”。说白了就是:就算你活着不买房,死了也要逼你买公墓。 随州是一个五线山区小城市,经济以农业为主,广大农民生活并不富裕。作为地方行政领导,不想着怎么招商引资发展经济、造福百姓,反而净想着怎么搜刮老百姓,他们自以为聪明的“发现了商机”,居然把人口老龄化看做盘剥农民的绝妙机会,于是整出“死人房地产”的缺德主意。 另据上观新闻报道—— 2024年1月15日,当地媒体曾发布《随州发布最新政策问答,事关这项改革》(以下简称《问答》),针对随州市殡葬改革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答》中提及,该市丧葬旧俗影响深远,私自土葬、散埋乱葬、骨灰装棺再葬现象十分普遍,土葬用地趋于紧张,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祭祀山火时有发生,丧事活动讲排场、比阔气的现象给群众造成极大负担。 “全市原有火葬区火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全域火葬政策的目标是“殡葬设施建设覆盖率100%、遗体火化率100%、骨灰进公墓安葬率100%”。 前述《通告》和《问答》发布后曾引起网友热议。有支持者表示:“丧者进公墓,少了棺木费、抬棺费,总体开支在减少”“传统丧葬风气不好,一般花费要六七万,生前多尽孝,死后薄葬就行”。 也有大量对强制进公墓持异议者,认为“只要不是占基本农田,还是顺其自然的好”,此外,担心“后续管理要一直花钱,等哪天后人不再续费了怎么办”。 记者注意到,《问答》中还提及,《通告》开始执行之后,特殊情况下夫妻双方也不能合墓土葬,“夫妻双方一方去世已土葬,并为另一方预留了墓位,另一方在2024年3月20日零时之后去世的,不能与之前土葬的一方合葬,遗体必须火化,骨灰必须进公墓安葬。否则,会引起攀比,造成全域火葬政策难以保证公平执行。” 此条也引发网友热议,“往后走了还不许合墓?非把别人生生拆开?特殊情况要特殊处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常识流通处

王玉华:精英的悲哀——出国记十五

1966 年开始的文革导致大学停止了正常高考招生制度。从 1970 年改为推荐上大学,名字为“工农兵大学生”。从工人、农民、军人中推荐上大学。我先生于 1972 年入读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他的同班同学杨生来自农村,他聪明、好学、自律,即使暑假也不回家,留在学校学习。上学前他已经入党并担任了团支书,后来担任了班里的党支部书记。  大学四年毕业,他随即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取得了硕士学位。像他这样根红苗正的高材生正是所谓国家急需的人才。  北京外院是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双重领导的大学,毕业的学生均由外交部等对外单位优先录用。像杨生这样具有双学位的毕业生更是抢手,他随即被分配到外交部,后被派驻外大使馆工作。他工作努力连续获得升迁,几年后升任三等秘书,并被派到驻美大使馆工作。他正值壮年,春风得意、前途无量。  但有一件事让他头疼,他 12 岁的女儿没能考上重点中学,那就意味着上重点大学的机会降低,而随后的发展也将受到限制。  中国驻外的外交官是不允许带孩子出国就职的,这成了他最大的烦恼。他太太想让他回国内工作几年,辅导孩子功课,争取升入重点高中。但,做驻外大使是他的梦想和追求,他不想放弃继续升迁的机会,继续追求他的梦。  为了解决孩子升学问题,他和太太找遍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找到了一个远房亲戚是美国公民,便委托亲戚担保女儿去了美国读书。家中的难题解决了,夫妻俩高兴万分。但,这件事却摧毁了他的家庭,以至于杨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不久的一天,外交部突然来了两位官员要杨生立即回国交代问题,他知道女儿来美读书一事败露了。几天之后北美的“世界日报”披露,外交部驻美国大使馆一位官员回国后自杀身亡的消息。经我先生在外交部的同学证实就是杨生,他是在外交部卫生间上吊自杀的。  那天,我正在制衣厂加班,赶制一批加急订单,晚上回到家已是半夜。我马上到儿子房间,看着他熟睡的可爱样子眼泪不经意的流了下来。儿子比杨生的女儿大一岁。刚刚来加拿大时上法语补习班,每天校车接送,随后就近入学,在一所双语学校念书,那年他正读中学二年级,每天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学校每年举行的夏令营是他的最爱。我心里默念:“儿子你要永远幸福”。  外交部大楼是威严的,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本应该是正常人,他们也应该有一颗火热跳动的心和温暖的人性。但,外交部定的外交规定把人伦人性全泯灭了。  几个月后,与杨生同班的袁先生放弃驻外使馆三秘工作,从外交部辞职回到老家上海,任职上海市政府外事办翻译。  自此他一直陪伴在夫人和 12 岁的女儿身边,所以女儿的英文特棒,初中,高中英文比赛屡屡得奖。袁先生不喜欢官场职业,便早早退休和我一起做生意,并发了一笔小财,他便把女儿送到加拿大读书。女儿大学毕业后,刚好赶上加拿大放开留学生工作签证,女儿顺利留下工作,后结婚生了一男一女的混血儿女。一家人在一起欢欢乐乐过日子。袁先生活得明白,属于智者!  为人父母要对孩子负责,孩子需要父母陪伴长大。看着孩子们长大、恋爱、结婚、生子是父母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是谁害死了杨生?让太太失去丈夫,12 岁女儿失去爸爸,三个家庭破碎,她们被剥夺了父母及子女的人权?而杨生“以死明志”的决绝行为改变了什么?  时间过去近 30 年了。我们看到这种根本无人性的规定还在继续,而且在全中国上演。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无法随父母就近入学,被迫做留守儿童,导致社会恶性事件频发。害死杨生谁之过?被迫做留守儿童谁之过?一个国家没有人权、自由、平等、人伦、人性,谈什么大国崛起,那不就是一个笑话吗 !  2024 年 4 月 20 日  本文由转自《中国之春》

澳洲推出巨大生活成本救济计划,全民受益!

澳大利亚的电费再次上涨,但昆士兰州政府却在霸气宣布发放1000澳元的能源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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