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续14天的哥大“加沙团结营地”：美国高校学生在反对什么？

2024年4月17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在校园内搭建起“加沙团结营地”，声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反对继续战争，同时呼吁学校“撤资”——剥离涉以色列“种族隔离”的企业投资与学术项目。在校长两次授权警察进校清场后，存续14天的营地已不复存在，但这场已经席卷美国各地的学生运动或是一场更大的社会思潮的开端，甚至可能波及今年的美国大选。

最后时刻

4月30日20时左右，刚刚从纽约市一家非营利组织下班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李铭心看到哥大学生账号发布的视频，“乌泱乌泱的警察，把哥大围了一圈”。学生们自4月17日开始在学校里搭建的“加沙团结营地”（Gaza Solidarity Camp）将迎来大规模的警察清场。

一个多小时后，李铭心赶到哥大位于曼哈顿百老汇街的校门附近时，她发现警察已从西113街起将学校封锁了起来，不断地有警车和警用大巴车通过围栏的缺口往校园里开。李铭心和在场声援哥大学生的校外人士手牵着手，组成“人链”，车辆逼近时才会让开，以此拖慢警车进校园的速度。

《纽约时报》记录下了清场行动的经过：当天21时起，有数百名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进入哥大校园。他们兵分两路：一组警察前往新闻学院普利策大楼前草坪上的营地，用手电筒挨个儿搜查了那里的100多顶帐篷；另一队警察前往汉密尔顿大楼（Hamilton Hall）。汉密尔顿大楼是哥大本科学院的大楼。30日0时30分左右，几十名抗议者进入处于关闭状态的大楼，另有几十人在楼外形成人墙。随后他们宣布“占领”大楼，在大楼外设置了门障，并在大楼正门上挂起写有“欣德大楼”（Hind’s Hall）的横幅，表示要取代大楼原有的名字，以纪念一名今年1月在加沙地带被以色列军事行动杀害的6岁女孩欣德·拉贾布（Hind Rajab）。

媒体人王磬自4月24日起两次进入哥大校园探访营地，4月30日晚也在曼哈顿西113街目睹了警察进出学校的过程，她认为，哥大校长授权警察强制清场，除了要为5月中旬哥大的毕业典礼做准备外，那天凌晨学生占领汉密尔顿大楼的举动也是压倒校长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在1968年和1985年的哥大学生运动中，汉密尔顿大楼就曾两度被占领。

21时30分左右，云梯从警车顶上升起来，约30名身穿防暴装备的警察列队登上车顶，通过云梯鱼贯进入汉密尔顿大楼的二楼窗口。大约10分钟后，警察从汉密尔顿大楼里带出了第一名学生，他的双手被塑料带绑在身后。

此前留在大楼里和营地里的抗议者陆续被逮捕。21时50分左右，第一辆装满了被捕学生的大巴从靠近曼哈顿西114街的出口驶出。

李铭心告诉本刊，得知学校内的抓捕即将结束，在校外的示威人群纷纷跑向大巴车驶出的校门，再次组成“人链”来拖延大巴车的速度。这次哥大学生的示威活动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校园。李铭心注意到，此刻声援学生的人群中不仅有无法进校的师生、校友和记者，还有一些周边曼哈顿的居民，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车经过时，我们就喊口号给车上的学生助威；没有学生经过时，我们就对着警察疯狂喊口号，‘辞职吧！’‘放了学生！’‘纽约警察是三K党，和IOF没有区别！’”“三K党”即Ku Klux Klan，19世纪美国南北内战时期诞生的白人至上极端主义组织，而IOF意为“以色列占领军”，是部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批评者对“以色列国防军”（IDF）的别称。

23时左右，校园内的抓捕行动已经结束，大批警察从校内转移到了校外。人们开始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有人赶去纽约市警署的总部以期帮助被逮捕的学生，有人赶往20个街区开外、稍晚些开始清场行动的纽约市立学院（CCNY）声援学生。李铭心告诉本刊，23时30分到午夜之间，哥大校外的人群已经散去了。“午夜时分，警察开始清理校外的示威者，那时没走的人很多都被逮捕了。”纽约市警署表示，当晚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市立学院分别有112和170人被捕，其中分别有80人和68人是学校有关人员。

较量

“加沙团结营地”是在4月17日搭建起来的——那是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开始“占领学校”的第一天。那天，校长米努什·莎菲克（Minoushe Shafik）不在学校。她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大厦，为2023年以来校园涉嫌“反犹”的言论出席听证会。

2023年10月7日，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以色列随后空袭加沙地带进行猛烈报复，巴以冲突升级。此后，美国高校接连爆发了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和声援以色列的反抗议活动。前者阵营喊出“从约旦河到地中海，解放巴勒斯坦”（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Palestine will be free）、“全球大起义”（Global intifada）等口号。这些口号历来被反对方视为“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象征。反对者认为这些语言唤起了历史上屡次遭遇种族隔离和清洗并在20世纪遭遇大屠杀（Holocaust）的犹太人的恐惧。

2023年11月，哈佛大学前校长克劳丁·盖伊（Claudine Gay）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前校长伊丽莎白·麦吉尔（Elizabeth McGill）就曾因此出席过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盖伊和麦吉尔对来自议员们的质问，回答语焉不详，没有对学生的示威活动定性。二人最终在风波中辞职。但在17日的听证会上，莎菲克和几位哥大管理层同事表现得不同。当议员问：“‘呼吁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是否违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行为准则？”莎菲克和三位同事说道：“是的，确实如此。”莎菲克还说，要开除那些涉嫌使用“反犹”语言的教职工或给予处分。

莎菲克的表现引起了示威学生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自己的动机被扭曲，学校也在刻意打压学生的自由。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学生埃尔文参加了2023年秋天以来校园内几乎每一场挺巴抗议。他告诉本刊，大多数抗议是由两个学生团体“巴勒斯坦正义组织”（SJP）和“犹太人和平之声”（JVP）的哥大分支领导的。由于巴勒斯坦问题长年无人在意，两个组织直到战争爆发后才重回学生们的视野。埃尔文记得，刚开始学生的口号还停留在宽泛的“解放巴勒斯坦”等相对温和的诉求，但随着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扩大和加沙地带死亡人数的剧增，同学们群情激愤，也在交流中想出了更多的口号，抗议开始出现“要起义，要革命”（intifada，revolution）等更激烈的表达。

但很快，校园活动的声势渐弱。2023年11月，哥大接连撤销了SJP和JVP的合法学生组织资格，两个团体不得再在校内开展活动。进入12月，哥大全球中心取消了一场以已故美籍巴勒斯坦裔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与巴勒斯坦为主题的研讨会。萨义德曾任哥大文学系教授。社团取消，活动的减少，加上第一学期期末和圣诞假期的到来，埃尔文记得当时学校参加抗议的人数越来越少，“感觉动力快没了”。

转折出现在今年1月。1月21日，哥大校内举办了一场呼吁哥大基金会撤资以色列相关企业和组织的集会。参会学生疑似被反对者喷洒了一种有恶臭气味的化学品。哥大校报《哥伦比亚观察家》的调查称，那是一种由以色列公司Odortec开发的、名为“臭鼬”（Skunk）的非致命化学武器，通常用来镇压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示威者。多名学生接触该气体后，因眼睛灼痛、恶心和头痛而就医。

学校对挺巴活动的管制也让埃尔文和同伴们感到空间越来越小：SJP组织今年3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建议参与亲巴活动的学生谨慎使用校内网络，应使用虚拟专用网或加密社交软件，因为哥大校园网“被监视”，学生信息正在被众议院调查“反犹主义”的小组收集。哥大从今年2月起被纳入国会调查校园“反犹”的目标学校名单，但SJP发布的消息未有其他主流媒体报道。

于是，哥大学生对巴以问题的表达逐渐转变为一种“对抗”：既是对抗异见者，也是对抗学校。“每次一有挺巴抗议，学校就会封闭校门，师生只能刷卡进入。”埃尔文说。尽管有人认为学校此举保护了学生的安全，避免被立场相左者袭击，但这也反过来给了学生们很多“可以抗议的东西”。如此种种之下，“占领学校”开始了。

这一次行动是联合了100多个学生组织的“哥伦比亚大学种族隔离撤资联盟”（CUAD）发起的。“撤资”（divest）是哥大学生运动中历史悠久的诉求。作为美国八大常春藤大学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在2023年持有138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学校用这笔基金进行投资盈利。历史上，哥大学生曾经通过示威活动迫使学校从在南非种族隔离时经营的企业、私营监狱企业和化石燃料企业撤资。

这一次，学生们的诉求是希望学校停止与以色列的资金和学术往来：在学术方面，停止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合办的双学位项目，关闭设在特拉维夫的学术机构“全球中心”，暂停所有涉及以色列教育机构的留学和来自以色列的奖学金；资金方面，学生们要求哥大退出参股的多家商业巨头，包括投资军火的资管公司贝莱德、为以色列政府提供云计算的谷歌、提供位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房源的民宿网站爱彼迎、为以色列军方提供大型机械的卡特彼勒等。

4月17日凌晨，约60顶帐篷在哥大搭建了起来。在王磬看来，当时正在国会作证的莎菲克并不清楚校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面对政界汹涌的指控，她要表明哥大打击“反犹主义”的决心。18日上午，莎菲克授权纽约市警署的战略反应小组（SRG）进入校园，逮捕了100多名扎营的学生，还让校工清理了帐篷营地，3名学生被停学。莎菲克说，抓捕和清场的决定是在和学生沟通无果后做出的，原因是学生违反了哥大的相关政策，即允许学生在提前通知管理员的情况下、每天下午在指定区域抗议。

但校方授权警察强制驱离抗议学生的举动，在哥大内外进一步激起了强烈的不安与愤怒。学生们把当下的局面和全美反战与民权运动高峰的上世纪60年代联系在了一起。那时，哥大学生团体组织了反越战和反对种族隔离基础建设等议题多样的示威，一度占领了5栋教学楼。1968年4月，校方也曾授权纽约警察入校，用催泪弹和武力手段清理了两个室内示威场所，逮捕了近1000名学生，100多名学生在与警察的冲突中受伤。

56年后，诉求未被满足的学生们不愿意就此离场。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专业大三学生杰特西告诉本刊，清场当天，她下午4点下课后就看到学校匿名论坛上的呼吁。示威学生把阵地换到了位于哥大新闻学院普利策大楼（Pulitzer Hall）前的西草坪。杰特西赶到时，草地上聚集着约100名学生，有人正在准备重新搭帐篷，她和另外100多名同学手牵着手组成“人链”，保护学生不受警察的干扰。哥大法学院中国留学生何牧岭也记得，由于清场后学校表示，不扎帐篷就不算“扎营”，不涉嫌“非法入侵”，学生们就拿出睡袋、毛毯，夜里在草坪上露宿，尽管4月中旬的纽约夜间气温仅有8～10摄氏度。

“加沙团结营地”

第一次清场后，哥大法学院的犹太裔学生萨菲亚·索西（Safia Southey）来到了西草坪，在防水布和睡袋里度过了“扎营”的第一晚。那是学期的最后一周，法学院宣布把课程改为线上，甚至允许不参加，萨菲亚就把所有精力都投入营地的工作，一边代表支持营地的法学生接受采访，一边为营地同学提供与抗议相关的法律援助。

何牧岭在网上下单了一箱6条毛毯，送给露宿草坪的同学。萨菲亚告诉本刊：“刚开始露宿的三天里，天气阴沉沉的，我们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我们行动的未来会如何。但有一天早晨醒来，发现有人在我的头顶上撑了一把雨伞。再后来，有人送来了帐篷，还有人源源不断地送来咖啡和食物、毛衣和毛毯。纽约的太阳也出来了，天气变得很好，营地里的人就像野餐一样愉快。”

哥大新闻学院毕业生莎赫尔扎德·拉塞克（Shahrzad Rasekh）在4月21日回到了母校。据她观察，营地气氛“非常和平”，主要活动是抗议、演讲、研讨会和舞蹈。“抗议的口号包括‘解放巴勒斯坦’‘公开（信息）、撤资（以色列）’‘我们不会停止、我们不会休息’。”莎赫尔扎德说，“学校各个舞蹈社团的同学在空地上跳舞，有非裔和棕色人种的舞蹈、东南亚舞蹈，有东亚和印度、巴基斯坦的舞蹈，有人跳嘻哈。还有基督教学生社团为有需要的学生祈祷。”

新营地建起后，何牧岭每天都去探访以示支持。据他观察，有包括犹太裔的各族裔学生参与。4月22日是犹太逾越节（Passover），学生们在营地里搭建了遵守犹太洁食（kosher）规定的厨房，犹太学生们一起做了逾越节晚餐，还给营地同学发放了有关逾越节知识的传单。同时，营地给穆斯林同学划了专门区域，每天有5次的穆斯林祈祷时间。营地里建起了小型图书馆，图书主要来自学生们的捐赠，内容大多是中东历史、左翼运动和批判性理论等，每天都会在图书馆举行小型讲座，还有教授和校外的社会活动家来给大家讲课。

营地的驻扎者和支持者都有自己的行动理由。

萨菲亚出生在纽约，母亲是犹太人，从小听着巴以冲突的新闻长大。高中毕业后，她在约旦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得到了一份实习工作。通过系统性学习和几次前往巴以地区的旅行，她认为外界对巴以问题充满了误解。而以色列的种种宣传都在呈现一个“无瑕”的以色列，却忽视这片土地上巴勒斯坦人的存在。

何牧岭对巴以问题的思考则是从他人的讲述开始的。他15岁赴美读高中，放假时借宿在同学家，同学的母亲是位关注巴以局势的牙买加裔黑人律师，曾给他讲述以色列被国际法院裁定“非法”但至今愈演愈烈的定居点运动（settlement）。

李铭心从去年10月起为在美华人组织了许多次巴以问题的研讨会。对她来说，那是她要给巴勒斯坦朋友兑现的“承诺”：2014年，还在西雅图一所高中就读的李铭心加入了学校老师发起的巴以问题课外班。暑假时，她前往巴以地区，探访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在以色列，她探访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哭墙、居民区和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她走访了隔离墙、难民营、大学和非政府组织，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

那次10天的旅行深刻地冲击了李铭心：前一天探访过的巴勒斯坦西岸地区的难民营，当晚就遭到了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袭击，有伤者因无法得到及时医治而死亡。在耶稣诞生地伯利恒（Bethlehem），她和巴勒斯坦住家的孩子们一起看好莱坞动画片，住家姐姐送给她一条她保留至今的巴勒斯坦黑白格头巾（keffiyeh）。

让她最记忆犹新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发问。“每次见完面，老师都会让我们访问的人问我们一个问题。以色列人通常会问些不痛不痒的生活问题，比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平时有什么爱好？’但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会问我们：‘你们来之前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李铭心说，每当听到这个问题时，同学们都会陷入尴尬的沉默。“巴勒斯坦人知道，美国主流媒体往往将他们脸谱化地塑造成战争的受害者，抑或是实施自杀式爆炸的‘恐怖分子’。去之前对巴勒斯坦只知道“战乱”、“难民营”、“不安全”，没有看过巴勒斯坦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但在住家生活时，家里女孩们会讨论喜欢的男孩和音乐，我们一起去逛街、喝茶、吃东西，他们有生活，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都让我回到美国后，一定做他们的信使，告诉世界上的其他人，他们在西岸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对于营地的驻扎者和支持者来说，他们在追求正义，并且已经将诉求缩小到影响学校政策的范围，但4月18日的第一次警察清场，让哥大的这场抗议意外获得巨大的曝光度，也使营地效应突破了校园，成为公共舆论的一个焦点。

4月23日，爱德华·萨义德的女儿娜杰拉·萨义德（Najla Said）也来到了草坪上。娜杰拉出生在美国纽约，现在是一名剧作家和演员，其不少作品都关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她在接受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AA）采访时热烈赞扬了学生们。她说她只待了15分钟，但气氛“非常棒”，“学生们很年轻，只是在草地上扎营，非常和平、安静。当天学生们举行了一场有关我父亲著作的研讨会，很多学生拿着他的书《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一边读一边折页做标记。如果他还活着，看到这一切，一定会非常欣慰”。

和娜杰拉一起出现的还有现年25岁的巴勒斯坦摄影记者莫塔兹·阿扎扎（Motaz Azaiza）。莫塔兹因从2023年10月起在社交媒体上持续更新加沙地带的战事、平民死伤和人道情况而获得了巨大的网络影响力，目前在Instagram上已有1800多万粉丝，数量超过了《纽约时报》。此外，美国非裔哲学家、独立总统候选人康奈尔·韦斯特（Cornell West）和常年批评以色列的美国犹太裔政治学家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也都曾来到哥大营地。

被吸引来的不只是支持者。何牧岭告诉本刊，营地外有学生轮流在营地入口处“守门”，向每一位访客告知营地的“社区守则”，包括不得拍摄抗议同学的脸、交流时尊重其他人等。“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要和观点相斥的反抗议者互动，应该专注诉求，即要求学校‘撤资’。”

尽管如此，营地还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舆论旋涡之中。开始的时候，只是每天都有亲以色列的学生来到营地外喊口号，或挥舞以色列国旗、拿音响放亲以歌曲。4月2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犹太宗教节日逾越节前发表声明，称哥大学生的抗议是“应受谴责而危险的公然的反犹主义”，“在大学校园和美国任何地方都绝对没有立足之地”。

4月25日傍晚，何牧岭穿过校园回家时，发现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Amsterdam Avenue）的校门外警灯闪烁，前来维持秩序的数十名警察和约15辆警车占据了马路，空气里的紧张情绪一触即发。那晚聚集在哥大声援以色列的校外人士约有500人。欧式铁栅栏校门将这些右翼人士和校园内的挺巴学生隔开，前者身披、手持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用扩音器呼喊着支持以色列的口号，对着铁门后的亲巴学生喊话。口号包括“你们是哈马斯”“你们是‘恐怖分子’”“巴勒斯坦是假的，是人为发明的概念”等。双方对峙情绪最激烈时，有人试图攀上铁门爬进校园，被守在铁门外的警察拦下。

后来，何牧岭通过校媒和同学们拍摄的视频得知，那天是美国右翼人士来哥大“聚会”的日子：极右翼激进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的发起人加文·麦金尼斯（Gavin Mclnnes）甚至进入了哥大校园。“骄傲男孩”是一个在加拿大和新西兰被列为“恐怖组织”的武装团体，许多成员都崇尚针对左翼人士的暴力行为，它的成员曾在2020年特朗普败选后，于2021年1月6日携带武器冲进了国会大厦，整起骚乱导致5人死亡、近200人受伤。还有人注意到，夜里集会散去时，部分人员是被挂外州牌照的大巴车拉走的。

余波

4月29日，哥大校长莎菲克发表声明，重申该校“不会撤资”，但会设立时间表让负责考虑撤资事宜的校方机构“社会责任投资咨询委员会”审查学生的诉求，此外，学校还会发布一个程序，让学生查看学校的直接投资控股清单、提高更新清单的频率。目前，在发生抗议的美国精英高校中，只有布朗大学承诺会和学生会面讨论撤资事宜，并在该校管理机构今年10月的会议上投票表决，扎营的学生也因诉求被满足而撤离。

许多美国主流媒体都指出，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撤资”诉求本身是不“现实”的：与能够成功“撤资”种族隔离南非的上世纪80年代相比，如今的美国大学更多投资于指数基金和对冲基金，这些基金由独立于学校的公司管理，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基金很难出于政治或道德目标去改变投资组合；学校的资金池对于大公司来说更是“微不足道”；更何况，在资本世界中，能赚钱的股票有人出售，就会有人接手，并不影响其获利。

参与运动的学生们则认为，“撤资”诉求和占领运动获得关注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李铭心说，哥大的“加沙团结营地”从警察清场开始，成功地将遥远的巴以议题，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关注的校园议题。她注意到，一些原本并不关心国际议题的学生这次也加入了问题的讨论。

许多人认为，哥大学生带头建立的“加沙团结营地”是该校悠久的社会运动传统尤其是1968年反越战运动的回响。但在长期关注美国政治的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林垚看来，此次运动的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1968年。“越战时期的反战运动中，美国年轻人除了反对战争的不义性以外，也是为了避免自己或亲友上战场的‘切肤之痛’。尽管反越战运动没有立即成功，但它形成的社会思潮转变促使美国在1973年撤军，也引起了美国社会各层面的深刻变化。如今的美国年轻人和加沙战场没有太多联系，更多是出于一种不受个人利益驱动的理想主义去反对战争，它的社会基础也更薄弱，短期内还没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但若从长远来看，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推动结束南非种族隔离的运动酝酿了十余年，直到80年代初还被广泛地嘲讽。美国社会的代际轮替、观念积累需要假以时日，直到呈现出剧烈的变化，从而推动政策的改变。”林垚说。

2024年是美国大选的关键之年。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可能会对大选产生微妙的影响。

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Gallup）今年3月的一份民调显示，随着加沙地带死伤人数的增加，美国公众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认可度已从去年11月的50%下降到了36%，但这也没能阻止美国众议院在4月中旬批准了给予以色列17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在认可军事行动的民众中，共和党选民仍占大多数（64%），民主党选民则有75%的人反对。

王磬说，直到进入哥大营地探访后，她才深刻感受到美国老一辈精英群体和组织抗议的哥大在校生群体之间存在巨大的代际差异：“年长者普遍认为，美国在中东非常需要以色列这样的盟友，只要他们能为美国利益服务，就应该支持。加上犹太人在美国政商界不可忽视的作用，导致以色列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块‘飞地’。但如今作为民主党票仓的、受到藤校教育成长起来的进步主义大学生，即使他们对犹太人历史上遭遇的大屠杀抱有同情，也和以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为首的以色列极右翼政府水火不容。拜登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支持在他们看来是‘难以下咽’的。现在有一种看法是，如果年轻人不去投票，民主党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投票率会进一步降低。但大选是一道精密的算术题，会对最终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定不是从来都作为民主党票仓的纽约市，而是摇摆州中的某几个摇摆县。”

截至5月3日，全球至少有90所大学开展了声援加沙的抗议或扎营行动。4月的最后几天里，在加沙地带拥挤不堪的安置营地中，被风吹成沙黄色的帐篷外有人用英语写上了字：“和加沙团结在一起的同学们，谢谢你们，我们收到了你们的信息。”

然而，战争没有停歇的迹象：在加沙地带南部最后的避难所拉法市（Rafah），居民时时听见轰炸的声音；仍有约100名以色列人质被哈马斯困在加沙；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停火谈判，直到5月7日仍没有达成一致；悬置数月后，以色列军队占领了拉法南部的过境点，拉法之战已经打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