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政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市场决定人口分布——经济规律最终又一次获得了胜利。以前抢人，很多城市是戴着镣铐在跳舞，现在，镣铐逐渐解开。 5月11日，江苏南京放宽落户条件，宣布“买房即可落户”。南京曾于2018年8月1日废止“买房即落户”政策，这也意味着，时隔近6年，南京重新开始执行“买房即落户”。 根据这个政策，在南京市城镇地区拥有合法稳定住所（即取得合法产权住房）人员，可以申请本人户口迁入该住房，其配偶、未婚子女、父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或已办理退休手续）可以申请办理户口随迁。 01 房地产行业政策解冻户籍制度？ 以前各地抢人，其实都设置了一些学历门槛、缴纳社保门槛，而且，只针对个人，配偶、父母，并不能一同获得户籍。这一次南京的力度非常大，简单地说，只要买房，就可以解决配偶、子女、父母的户籍问题，小孩子读书等问题，都可以一并解决。特别是父母，以前的抢人政策都是排斥性的。 现在南京的新房均价大概在28000元，偏远一些的地区，房价在15000元左右。也就是说，买一套60平的房子，90万元，首付27万就可以拿到南京户口。这个资金门槛并不高。而且，并不是拿27万去换户口，在任何城市买房子同样也要花钱。这就意味着，获得南京户口的门槛很低了。 南京放开落户，是之前放开限购政策的后续补充。 根据诸葛数据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截至5月9日，全国共计50个城市对限购政策松绑。其中包括成都、杭州、佛山、东莞、厦门、南京、苏州等22个城市全面取消限购。 一线城市局部放松限购，北京放松五环外限购，深圳缩短非户籍人群的社保缴纳年限，广州放开120㎡以上的限购。杭州退出限购，意味着除了一线城市核心区，上一轮布局的限购基本全部退出。在全国21个超大特大城市中目前仅有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和天津仍有限购政策。 但可以预料的是，仅仅放开限购，不足以支撑房价。 自2023年8月的取消、放松限购潮以来，很多城市的房价并没有回升。 网络图片 2023年9月，合肥取消限购。2023年第三季度，合肥的二手房价格的同比跌幅为2%到3%，取消限购后，今年一季度，合肥的价格跌幅扩大到了4.9%到6.4%。 2023年11月，厦门取消限购，2024年3月，厦门的二手房的同比下跌幅度还是达到了9.6%。 2024年1月30日，苏州提出全面取消限购，几乎是非一线、非省会城市中最后一个提出全面取消限购。但从1月到5月，苏州楼市还是在继续跌。 此外，郑州、南京自2023年以来的二手房价格同比变化也处于负增长。今年3月，郑州、南京二手房的同比下跌幅度分别达到8.2%、9.5%和9.6%。所以，南京放松落户，是为了给之前的放开限购“添油”。 在房地产上行时代，买房是一种投资行为，房子涨了，会多出置换需求，不断倒腾，加杠杆，财富越来越多，反过来支撑更高的房地产价格。而且，基于投资的目的，没有限购时，资金涌向全国热点城市。这个阶段，不用涌入太多的人口，就能支撑一地房价。 但是，在当下，房价不断上涨的预期消失了。房地产的需求，主要是居住需求，这就需要不断涌入的人口来支撑。所以，放松甚至完全取消户籍限制，吸引人口，就是一个必然选择。 从近期热点城市所出政策可以看出，放松落户限制的城市名单，正逐步扩散至热点二线城市。这个趋势已经形成。根据中指院统计，近几年约有20个城市出台购房即可申请落户政策，这其中既包括南京、武汉、杭州、沈阳等核心二线城市，也有金华、驻马店、克拉玛依等三四线城市，有些城市甚至是租房即可落户。 02 户籍制度松动，一线城市也无法幸免 南京这样的城市放开了，很多人会问：北上广深会放开吗？杭州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来看待。 浙江省此前也搞了一个全省落户。2023年7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2023—2027年）》。 根据这个政策，浙江进一步放开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条件。全省（杭州市区除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统一，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落实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落户及配偶等直系亲属随迁政策。 但是，这个政策把杭州排除在外。 2024年5月9日，浙江杭州市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其中提到，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其中，第六条的内容是：优化积分落户政策，在本市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 简单地说，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外地人想买几套就买几套，然后还可能送户口。这等于是改变了2023年7月浙江的全省落户政策。某种程度上，被排除在外的杭州，也可以实现全省落户，甚至全国落户。 所以，即便是杭州，也得放开户籍抢人。 当然，应该说，这个第六条还有些语焉不详，到底如何优化，申请落户是不是一申请就可以获批，都没说清楚。显然，这留着后手，要看取消限购之后的政策效果。如果房价稳住了，那么，这个户口审批就可能严一些，反之，户口就送得更多。 网络图片 应该说，杭州的政策效果，声势还不错。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数据显示，5月10日杭州新建商品房成交179套，较前一日增加19套，环比上涨11.9%。 近一周杭州新建商品房日均成交109套，5月10日成交套数高于近一周平均水平64.2%。杭州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对比4月均值，5月10日二手房咨询量增长54%，二手房新增房源增长91%。 但正如前面所说，购房需求转向居住时，一定需要人口支撑。 03 人口分布终将符合经济规律，大城市会更大 对于房地产，有一种说法是，“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但这个说法是针对的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情况。对一个国家来说，人口是一个长期变量，注定是缓慢的。但对地区而言，人口是一个中期，甚至短期变量，在5-10年内就可以快速地变化。有人口迁入，才能支撑房价。只要抢到足够多的人，就自然有一些人会安家落户，就会买房。 这个逻辑对南京、杭州是如此，将来对上海、深圳、广州也是如此。虽然这些一线城市还没有解除限购与户籍限制，但时间不会太久了。实际上，从5月起，上海又进一步地放宽了落户限制。 这就意味着，中国城市化政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市场决定人口分布——经济规律最终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关于城市发展，有一个著名的ZIPF（齐普夫）法则。该法则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城市人口与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间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为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三倍，以此类推，为第N大城市人口数量的N倍。 简单地说，人口向大城市聚集，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 韩国首都圈（包含首尔、仁川、京畿道）面积11826平方公里，是上海的一倍，占国土面积的11.8%，人口超2600万，占韩国总人口的50.2%。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至于东京都市圈13400平方公里，人口高达3600万，每三个日本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美国人口3亿，纽约大都会区人口为2157万，占到美国人口7.3%。 上海总面积6340.5平方公里，人口2500万，占中国人口总量的1.8%。可见，这个比例远不及其他国家的大城市。中国之所以不符合ZIPF法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之前的人口迁移被户籍和房地产限购政策制约了，随着户籍、限购政策的解除，中国的人口分布，会进一步地符合ZIPF法则。 网络图片 工资是有刚性的，但房价已经在下降了，所以，去大城市的难度是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随着进一步聚集带来的规模效应，大城市就业、工资，都会进一步更具优势。这些反复加强，会形成人口的进一步聚集，支撑当地房价。而龙头城市房价止住下跌，对稳定全国对固定资产的心理预期、对消费内循环，都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这也必将对很多省会城市将会形成强烈的冲击。简言之，以前抢人，很多城市是戴着镣铐在跳舞，现在，镣铐逐渐解开。 对年轻人而言，选择在哪里居住，每个人有不同的情况，没有标准答案。但如果重点考虑将来的发展的话，那么一定要把人口分布的规律考虑进去。这个因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如果你是持币待购，又向往大城市，现在只是没有资质，担心没有户口，那么，不妨再等一等。不会等得太久的。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最近美国、欧盟都在指责中国的产能过剩，2022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1%，制造业出口占全球的20%。那么中国的制造业是否能“永葆青春”？产能过剩能持续多久？ 日本制造业的兴衰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的案例。二战后，日本制造业快速崛起，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1950年的2.8%提高到1986年的15.7%，很大程度依赖美国的产业转移和市场。日美安保体制让日本没有军费支出负担而可以专注发展民用产品，1950年代朝鲜战争、1960年代越南战争带来的特别需求，政治互信使得美国的产业大量转移到日本。以汽车为例，日本战后经济凋敝，本国市场不足以发展出汽车产业，但丰田等企业借助美国市场（先是生产军用卡车，后大量向美出口）而发展成为了世界顶尖汽车制造商。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变成了最大的逆差国，主要逆差给了日本。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占美国总逆差的49%。廉价的日本产品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日美贸易摩擦从纺织、钢铁这些传统产业，升级到家电、半导体、通信设备、汽车等技术及知识密集型产业。 1985年的广场协议并没有导致日本经济衰退，此后日本依然经历了7年的“平成景气”。但是广场协议却将日本产品挤出美国市场，导致日本制造业衰落。日本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1986年的22.4%降至2022年的4.6%，同期日本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从15.7%降至3.6%。 中国制造业崛起依赖美国市场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模式与日本类似，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比日本更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减少年轻消费群体，使得中国“额外过剩”了上亿劳动力，导致经济和就业高度依赖出口。比如，1978-1984年日本从美进口是向美出口的51%，而2001-2018年中国只有 23%。 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GDP的44%（国际社会占60-70%），也导致了中国在制造业上的“低人权优势”，但是也使得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8%（1980年代日本占52%，美国占62%）。比如，正常工资应为60-70元，而中国只给44元，让企业更具竞争力，政府有财力提供产业补贴，政府和企业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创新，国际资本也因为高回报率而愿意投资中国。如果工资60-70元，那么生产和消费平衡；但是44元的工资却导致只有38元的消费力，人为造成“产能过剩”，只好大量出口。 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从198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8.2%，同期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从0.65%上升到4.7%。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商品长驱直入美国市场，占美国市场份额提升到2017年的21.6%，使得中国制造业出口占全球比例上升到2021年的20.5%。 美中贸易战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的时代，消费者的发言权、影响力要大于生产者，日本在1960年代就意识到“顾客就是上帝”。美中贸易比当年的美日贸易更加不平衡，加上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比日本大，因此，中国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远比当年日本要大。而中国在意识形态又与美国不同，因此需要格外珍惜美中关系，才能留住美国市场这一最大的顾客。 但是中国决策层却在林毅夫、李稻葵、张维为、金灿荣等人的忽悠下，真以为中国经济将是美国的两三倍，要取代美国主导国际新秩序。这就引发了美国的战略焦虑，导致美中贸易战在2018年全面爆发，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7年的21.6%降至2023年的13.9%、2024年一季度的12.9%。 2024年2月12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在外交关系协会与奥巴马总统任内的美国贸易代表弗洛曼（Michael Froman）举行对话。 美中贸易战最大的受益者是墨西哥和东盟（尤其是越南），其次是印度。墨、越、印的商品占美国进口的份额从2018年的13.6%、1.9%、2.1%提高到2024年一季度的15.9%、3.9%、2.8%。预计美国不会扶持越南的制造业，而会增加从墨西哥的进口，因为美越贸易极不平衡，过去十年越南从美进口只是向美出口的13%，而墨西哥是74%。 有人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不到20%，不足为虑。但是美国的市场是不可替代的，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只有美国可以允许贸易逆差，成为其他国家的顺差池，日本、台湾、韩国、越南的制造业崛起都是依赖这个顺差池。比如2018年美国市场只占中国出口的19%，但是却占中国总顺差的92%。2009-2018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的20%，但是中国从美国获取的顺差却占美国的总逆差的45%，每年给中国提供了数千万的就业。可以说，没有美国的市场，就没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经济的腾飞。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4月访问哈佛大学时说，“优质产能不仅不过剩，还能带动更多有效需求。”但是光有需求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购买力。除了美国外，其他国家需要贸易平衡，即便欧盟也如此。如果中国长期向这些国家大量出口，而这些国家未能大致等量出口（到中国或其他国家），会陷这些国家入债务危机、甚至政治危机，最后导致对华关系恶化。 以前凭借来自美国的巨额顺差，中国可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购买石油等原材料，对法国等国的贸易维持相对平衡，对德国等国甚至存在逆差。因此，法、德等国对华比较友好。但是现在来自美国的顺差减少，中国不得不减少从欧盟的进口，对法国的顺差在扩大，对德国从逆差转为顺差，如果此趋势继续，那么欧盟对华关系也将恶化。 何去何从？ 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暂时还不大，因为一些企业借道第三国出口美国。但是长此以往，中国的产业链会像当年日本那样从低端向高端不断向境外转移，从而导致本国制造业衰退。 日本制造业的衰退，还因为人口因素。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30%提高到现在的62%，大学生不愿意从事制造业。从业工业的劳动力占比从1991年的35%降至现在的23%，并且年龄在老化。 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其实是农民工，但是农民工的数量已达顶峰，平均年龄从2008年的34岁提高到2023年的43岁，同期50岁以上者占比从11%提高到31%。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与日本相当，还在攀升，意味着制造业从业人员将快速减少，很多产业将后继乏人。中国制造业的衰落可能不会像日本那么快，因为中国拥有更大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市场，更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但衰退的趋势是难以逆转的。 2023年中国的总顺差中仍然有41%来自美国，美国的总逆差中的26%给了中国。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美中关系，中国商品占美国市场份额将继续下降，如果低于8%，对中国的经济、制造业、就业以及国际地缘政治都将是灾难性的。 美中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两国和世界利益考虑，经贸纽带不应该继续削弱。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向美出口占美国总进口的10%以上，从美进口也占美国总出口的10%以上（2023年只占7.3%）；从美进口不应低于向美出口的50%（已经从2018年的22%提高到2023年的35%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应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高到60-70%的正常水平，一方面可以靠内需消化产能而避免因产业链转移导致制造业过快衰落，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中国从资源输出国进口石油等资源，对这些国家存在逆差，中国应该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减少从这些国家进口非资源产品，从而腾出市场份额给美国相关产品。这样才能让美中两国建立战略互信，共同维护国际秩序。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比亚迪又烧了，这是烧的比较大，烧的是一家4s店。 5月16日凌晨，福州青口比亚迪4S店突发大火，把店烧了个精光，福州消防回应燃烧物质为展厅内停放的电动汽车。 网络图片 新华社的新闻，官方的通报，这没得洗了吧。 然而还是没想到，比亚迪在经过一天的思考后，发了一个情况说明，说这次火灾起火是二楼办公室或者楼顶，不排除线路老化。 网络图片 看到这个说明之后，感觉比亚迪的公关真是强啊。 这家4S店才装修多久啊，就线路老化了？装修公司快来背这个锅。 而且去过4S店的人都能一眼看出来，店里还是比较空旷，要想烧光整个空旷的场地，一般的可燃物还比较有难度。 所以这个说法还是有漏洞。需要把这些漏洞堵上。 网友就比较厉害，帮比亚迪分析原因。 有很多网友都在猜测是不是店里的灭火器自燃引起的？ 还有网友猜测，起火原因会不会是扳手自燃啊？ 还有网友猜测，起火原因应该大胆点，会不会是天上的陨石砸中引起的火灾啊？ 有网友就总结了最近比亚迪4S店的火灾。 12月5日广东江门比亚迪4S火灾； 12月12日沈阳铁西比亚迪4S火灾； 12月30日山东滨州比亚迪4S火灾； 5月16日福州青口比亚迪4S火灾了； 还有二月份西班牙比亚迪专买店大火。 半年时间不到就烧了这么多4s店，真正做到，火遍全球。一家发生火灾还是巧合，这么多家都发生火灾如何解释？ 不知道这些4S店火灾是不是都是线路老化。 除了4S店烧了，在网上还看到运输的车辆，也发生火灾的视频。 更不用说发生在各地，比亚迪汽车的事故了。 很多博主可能不了解比亚迪，对比亚迪的了解都是基于宣传。 而我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比亚迪，对比亚迪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这些年比亚迪的汽车卖得很多，汽车保有量很大，量大了自然烧的也多。 根据现在的曝光的电动车自燃问题，已经很多了，这是个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 前段时间高速路塌方二十多辆车掉下去，引发熊熊烈火，造成重大伤亡，据幸存者讲述，也是因为电车着火。 所以电车动不动就烧了这个问题应该重视。 这个问题可不能捂住，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应该让社会舆论监督这样的企业。 可现在比亚迪却有种说不得的感觉，是民族企业，是骄傲，是自豪。说了可要被围攻的。 最后，只能说比亚迪牛逼。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
应该是前年。老宋在杭州请几个老朋友吃饭。我凑巧在杭州，也参加了。 还是九溪的玫瑰园酒店里。早春三月，孔雀在草地上行走。 第一次见老宋，也在玫瑰园。2010年，那时他鲜衣怒马，坐行业二把交椅，说要超越万科。 十几年一晃而过，行业跌宕起伏。他当年要超越的万科，陷入各种传言中，他曾经的兄弟孙宏斌冲上巅峰，又像流星般陨落。 但这些，和老宋似乎已经无关了。他就每天中午晃悠着走过来，坐酒店走廊上抽烟，专注自己的事。他头发已花白，远离聚光灯多年。 饭桌上，大家谈论过去的人和事，行业的，家国的。玫瑰园里谈论这些，有点像王小波写过的一句话，躺在河底，看着潺潺流水、波光、落叶、浮木、空酒瓶： 一样样从身上流过去。 饭桌上，老宋随嘴问一个杭州朋友，这几年买房挣的有2000万吗。朋友笑着说： 托杭州这座城市的红利，当然不止。 那几年，杭州整座城都处于摇号炒房的亢奋中。大家都在狂热地搞钱搞指标，搞房子。 也是那年，杭城的另一场饭局。整整三个小时，杭州几个朋友都在说谁摇中了一套房子，准备摇什么房子，动辄都是两三千万的房子。 我没怎么能说上话。出来时，跟朋友说： 气氛热烈，很像2016年年底北京的饭局。 他们不知道，之后的北京发生了什么。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写过： 历史的铁律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 1 杭州房企滨江被传将被杭州国企收购的前几天，滨江老板戚金兴和夫人，在杭州淳安县胡家坪的山上，接待了滨江的业主们。 戚老板说，山上空气清新，人也能保持清醒。 过去两年，戚老板和其他房地产从业者，似乎不是一个时代的。 每逢年底，所有民企都疲于应对债务和维权时，滨江都要上头条——中国房企里最长的春节假，今年是20天。还有几万元的全家春节旅游大礼包，让多少下岗地产人羡慕得流口水。 疫情期间，普通员工还领到了2万元消费券。被隔离在家的网友们感觉受到了十万点伤害，纷纷喊话戚老板： 能不能安排个工作。 很多房企慕名来拜访学习，像挖宝一样挖滨江，甚至喊出了“学习滨江，成为滨江”的口号。但调研了一圈后说，滨江是很好，但真学不来。 它的独特性太明显了。 滨江60%土地储备，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好的城市杭州；85%的土储，在中国最富饶的省份浙江；他们去年拿了33个项目，27个项目在杭州。 这家公司人员高度精干，流动性很低。2023年滨江1076人管了120个项目，卖了1534亿： 人均销售额1.43亿元。 它的合伙伙伴也忠实、稳固。滨江带着一帮小兄弟拿地，合作开发，有钱，有品质。 它很好地继承了同城老大哥绿城的营造质量和客户口碑。但在人均产出、成本控制和周转速度上，比老大哥做得好太多——几乎也是全行业最好的。 打个比方，这个行业里老宋的绿城曾以手工定制保时捷为豪；杨国强的碧桂园建起了五菱宏光的自动化生产线；但一回头，戚老板在杭州建了一条保时捷的自动化流水线： 生产比你快、利润比你高、口碑还比你好。 而且直到当下，戚老板也是房地产老板里，少有的敢公开表达的人。 在绿城老宋半隐退的日子里，他一个人扛起了浙江地产商的大旗，直截了当在一些场合里指名道姓地批评同行业绩造假，并对市场进行预测。 像同城大哥老宋当年一样，戚老板有时金句频频。他松弛地讲着大实话，听起来像凡尔赛。比如，2023年，滨江最低一笔项目贷款是2.2%，戚老板说： 有时候我都觉得难为情。 说到自己业绩，戚金兴说不是滨江猛，而是别人往后退的速度比滨江快。去年他跟我讨论市场，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为中国民企第三： 排前面的房企都暴雷了。 但他自己对后市非常不乐观，说房地产的丰产期已经过了： 我现在的战略是，其他城市再有诱惑力，也不去了，保住现在成果。 很快，他又成为了民企第二。去年在多数房企销售额同比普遍下滑40%的情况下，这家只偏安杭州的地产商，依然实现了业绩持平，坐上了中国地产商第11名的位置。民营房企里规模比他大的，只有： 民企之光龙湖。 龙湖销售额只比滨江多200亿，员工数量，是滨江的二十倍；龙湖的有息负债是1926亿元，滨江的有息负债只有360亿元。 滨江的负债里，短期负债只有135亿，手里的现金，有327亿。 某种意义上，已经没有比滨江财务更安全、模式更完美、管控更好的民营房企了。 但今年过完年，滨江的合作伙伴们发现，滨江似乎有一些变化。曾以卷死整个杭州闻名的滨江，突然不卷了。 滨江过去的核心竞争力，是工程和财务的高周转。一拿地，滨江就会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一切成本，和时间赛跑，抢首次开盘的预售证。 但最近几个月，有地块滨江拍下来很久了，工地仍静悄悄。 流言很快找上滨江。 2 时间倒回九年前，2015年的戚老板，其实和当时的老宋一样，是个半退休的状态。 我第一次见戚老板，也是在2015年。在滨江杭州庆春东路的办公室里。他坐在宽大沙发上，头发梳理得井井有条，穿着蓝色衬衣。 滨江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产物。戚老板年龄比老宋小四岁，1992年，30岁的杭州市江干区乡镇企业局科长戚金兴，8万元起家创办了滨江，幸运踏上了中国房地产的顺风车。 在杭州，滨江在品质上与大哥绿城的较量，也把这座城市卷成： 中国房产品质最高的城市。 虽然非常卷产品，但每天早上九点，戚老板都会坐夫人的车到办公室。每天下午，夫人下班后会到公司接他，俩人一起回家。 和其他房产老板不一样，戚老板极为自律。他没有应酬，少有饭局，几十年如一日。 2015年前后那几年，每个月，戚老板都要休一个礼拜的假，带着家人去旅游，去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他基本是甩手掌柜，项目开工去下，样板房检查验收下。 2015年的戚老板跟我说，滨江的财务要从安全改为保守： 确保企业安全运营。 戚老板这么保守，是因为当时杭州楼市太糟心了。 2013年杭州卖了1326亿的土地，创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纪录。但第二年，杭州新房库存就超过了十几万套，到了历史巅峰。 老宋非常头疼如何去库存。绿城2009年买的地，很多2014年都没卖出去，“买房的人都在哪里？”2014年的一天，他摊开手来这样问过我。 转机很快就来了。2015年之后： 杭州全是利好。 阿里巴巴上市，杭州开始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型，人口每年都飙涨十几万。 2016年9月，杭州又成功举办了G20。杭州城市的操盘手，准备用亚运会把自己推向更重要的位置。杭州由此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建设，拆迁了10几万户。 新增人口需要住房，拆迁户也需要住房。绿城和滨江怎么找都找不来的客户，就这样被政府、被产业创造出来了。2017年，杭州卖掉了17万套房子。很多人都是一次性付款。 戚老板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像老宋一样隐退、带着家人出去玩了。因为专注于杭州的他们，好日子说来就来了。 从2016年开始，杭州开始成为中国最热的土拍城市，房企争相来到这里竞技。 我粗略算过，2016年到2023年，杭州这八年总土地收入超过1.8万亿，全国遥遥领先。 杭州楼市和土拍市场一直高温不退，这其中，有滨江的巨大功劳。 从2019年开始，滨江在杭州的土拍市场上，一直断崖式领先。我粗略算了下，过去八年，滨江在杭州土地市场的总投资，超过了2000亿。 滨江因而被戏称为“杭州第二城投”。因为他们甚至不需要做投资测算，认准的土地，别人敢出价，滨江就跟着举牌。在前几年，杭州土地市场的第一定律是： 滨江永远可以比别人多加1000万。 杭州城市的操盘手，显然需要滨江这样的“城投”企业，来撑起地价。这座城市既要卖地，又要限房价，还不能把房子造得太烂，就只能压缩开发商的利润。 开发商只能进行速度比拼了。“杭州城投”滨江这时候的优势凸显了——它总能以别人想想不到的速度完成项目审核，拿到贷款，开工，拿预售证。 更重要的，滨江造房子的速度，也让别人望尘莫及。我的朋友社长写过，滨江连混凝土，也比别人成型得更快一点。 同样的时间拿地，别人的项目刚打第一根桩，滨江已经开门卖房子了；别人刚开始卖房子，滨江已经清盘了；政府给滨江批的售价，甚至总比其他开发商高一些。 押注杭州城运的戚老板，得到应得的回报。滨江2023年在杭州的销售额超过600亿——他们已经连续六年称冠杭州。 这么努力了，但滨江这几年的项目利润，不超过5%。戚老板有一年甚至喊出，努力做到1%-2%利润率。 滨江项目的利润率，已是全杭州最高。这其实也是过去十年中国房地产的谜案： 利润去哪了。 3 其实这几年，外界其实也在质疑滨江。有人公开讨教戚老板，重押一个城市是不是风险太大。建业老板胡葆森“只有河南”的得与失，就是教训。 戚老板回应说，杭州是全国最好的市场了。 那几年，杭州用数据打脸质疑者，操盘手靠着倒挂红利，使新房市场维持着热度。尤其是核心区的高端改善项目，至今仍然热度不下。 滨江称自己为高端品质标准制订者。换句话说，滨江刚好就是吃杭州楼市这口饭的。 但现在，风险还是来了。 2021年年初，戚老板宣布，在杭州，以限价3.5万元为划分，以上和以下各占一半。也是从这时开始，滨江去了以前不会去的地方，拿了以前不会拿的地。 但2022年开始，杭州外围市场就明显冷清了。像崇贤、宁围这样曾被吹爆的板块，都恢复了中介拖着广告牌揽客的日常。 2023年，杭州外围市场更是急转直下，连渠道强大的中介，也没办法将客户拉到案场了。 滨江去的临平、萧山临浦、临安、富阳甚至良渚、龙坞都成了高库存重灾区。戚老板引以为傲的品牌效应、人员精干效应，都在这里失效了。 以萧山临浦临澜之城为例，戚老板紧急调集了公司最看好的营销高手负责项目推进，但效果还是寥寥。 2023年，滨江以自己的名义拿了15宗地，近10个项目综合新开盘去化率都低于50%。大江东的河印观翠湾，总共开盘两次，去化率到现在也只有27%。 前几年，杭州高端改善买不到大户型房子。戚老板看到了大平层的机会，成为杭州地产商中第一个吃大平层螃蟹的开发商，并最先受益。 刚开始，滨江确实收割了一批顶豪改善客户。即便杭州整治大平层后，滨江依然与运河集团合作开发锦上湾，项目的商业部分是突破想象力的： 杭州第一个800方大平层。 这个800方大平层在准备入市了，戚老板定价很便宜。 对大平层，戚老板也早看到风险，去年就在用力甩了。滨江说有“三大战役”，去商铺、去车位、去大平层。 只是住宅都难卖时，大平层就更难了。 另外，这些年，同行对标学习滨江也不是没有成果。 以前从拿地到拿出预售证，滨江都是最快的。但现在这个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绿城已经全面赶超滨江了，很多次，绿城刚拿完地，工程车和集装箱已经运到了工地。 就连外来的建发，也学到了滨江的精髓。拿完地，工地围挡很快就围上并贴宣传栏了。 而滨江一向难以超越的人员精干效应，也遇到了问题，去年，滨江深陷欧琳假水槽事件，虽然滨江报警并自查是供应商问题，但管理问题是逃脱不了的。 滨江集团的老板之一朱慧明过去总出席奠基仪式。但这件事后，朱老板退休了。戚老板将总裁的权杖，交给了他口中的年轻人： 张洪力。 张洪力1973年出生，早在1997年就加入滨江，是滨江第一位本科生。他已在滨江任职时间长达26年，从基层干起，先后担任过董办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执行总裁。 在戚老板C位指点售楼处的照片里，旁边紧挨着的总是张总。滨江内部人评价张总，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做事很细致。 新总裁带来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他成立了集团招采中心和监察部门。另外，这家一向工程团队强势的公司也更重视营销了。 滨江也在对标绿城的降本增效。未来，滨江让同行羡慕的福利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了。 某种意义上，全国最好的市场，周期只是被操盘手人为拉长了一些；而中国最好的民营房企，也只是补以前缺下的课。 说到底，这个世界是没有奇迹的。 4 今年4月29日杭州土拍前一天，钱江新城二期地块可能流拍的消息就传遍了。 这天中午，杭州一位朋友找我唠嗑，说钱二地块坐地单位想下架，却下架不了。建发报名了，但迟迟不交保证金。 临近下午5点截止时间，钱二地块还无开发商出价。临近晚上6点半左右，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钱二地块终止挂牌公告，理由是： 经研究决定。 钱二是杭州的面子和里子。过去两年，杭州这座城市的操盘手画的饼很大很成功，2021年至今，钱二相继推出涉宅地块达14宗，开发商们造得又大又豪，收割了一批又一批富人。 上一次钱二拍地，滨江和城投底价拿了地，钱二总算保住了一点颜面。但现在，这个饼，连滨江都吃不下了。即便钱二操盘手们抬高了地房价差，开发商还是不愿上钩。 眼看着要流拍了，操盘手们只能宣告终止出让，听上去要比流拍要好点。 五一前的土拍，其实很明显。世纪城的地就是出来带节奏的，地块不大，总价不高。果然，15家开发商竞拍22轮，绿城近14%的溢价率抢到手了。 […]
38岁那年，袁枚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辞掉了体制内公务员的身份。 年龄超过了35岁的他，甚至都不用顾忌中年危机。之所以有裸辞的底气，关键还是他擅长理财投资。 靠着万金田产、万两白银，吃利息，他就活得很滋润了。平时就是当当美食博主，写写《随园食单》，人生不要太惬意了。 袁枚最成功的投资，还是地产。 32岁的时候，袁枚仅仅花了300两白银，就抄底了江宁织造隋赫德被法拍的私家园林。300两，也就是他当官时几个月的收入而已。 这可能是袁枚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投资。以至他70多岁，垂垂老矣时，还在《随园诗话》无比自豪地写下，曹雪芹写了一本石头记，里头记了好多风月繁华的大场面。当中有个叫大观园的： 那就是我的随园呀。 曹家的大观园，在袁枚手下焕发了新生。他是随园的总设计师，一草一木、一水一石，都出自他的谋划。位置优越，庭院富丽，放在今天，它都是好的投资标的。 1 大观园在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就算熟读红楼梦的专家，对曹雪芹在北京住哪儿，也毫无头绪。 红学研究者去过很多地方。北京崇文门的蒜市口，香山脚下的黄叶村，但始终没有准确的答案。 事情在1963年出现转机。一位叫张永海的香山老土著，在研究者吴恩裕的采访下，还原了曹雪芹生前住在香山的细节。 曹雪芹是通过拔旗归营的途径，来到香山的，住正白旗，地点在四王府的西边，地藏沟口左边靠近河的地方。过去那地方有点荒凉，不时还有狼。很容易找： 那儿到今天，还有一棵200多年大槐树。 之后，正白旗39号的屋子里，一面写满曹雪芹笔迹的老墙重见天日。这里正是当年老人指认的位置。人们终于确信，这里就是当年写下旷世奇作的小破屋。 很快，围着歪脖槐树，北京造起第一座曹雪芹纪念馆。 不止是曹氏老宅，过去北京的大街、胡同、四合院里，槐树几乎是标配。北京是中国槐树最多的城市，人们对北京绿化的定位也很精准： 老宅必有老槐。 苏轼给朋友写过一篇10W+文章，叫《三槐堂铭》。朋友的爷爷在庭院种下三棵槐树，并许下心愿。多年后，朋友的父辈，都考公成功，当上了高官： 归视其家，槐荫满庭。 而在西山，每棵树都有一百种可能。它可能曾被文徵明写进诗里，被曹雪芹触摸过，被溥心畬画进画里。它们见过人们见不到的王朝更迭，吸收着西山独一份的灵性和贵气。 在西山的另一头，距离黄叶村10公里左右，一个叫刘娘府的村子里，有两棵古树。其中一棵是槐树，另一棵，也是槐树。 两株古槐都历经百年。其中一株种下时，中国正值康熙盛世，美国依旧还没诞生；另一株种下时，辛亥革命枪声刚刚打响，十几公里外的紫禁城内，溥仪即将退位，王朝更替就在眼前。 如今村子早已不在。树还郁郁葱葱地挺立着，什么话都不说，自带沧桑。有一棵老槐树，连树叶都长成了“爱你”的心形。 2022年的春天，有一群人来到老槐树下。他们长久地观察着两棵树的变化，思考着什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好几个月。 人类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都是在大树底下发生的。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参透了万物即空，被苹果选中的男人，一砸成名。 在老槐树底下思考的人们，来自一家叫绿城的企业。树脚下的土地，被绿城小心翼翼地保护了起来。 网络图片 类似的事情，绿城干过很多次。 在浙江丽水，绿城保留了原址上的四棵古樟树。那里本来是个叫蛙蟆坑的村子。村民恋旧，又搬了回来。在外面打拼的他们，心中有抹忘不掉的绿： 有树的地方，就是家。 在杭州，绿城为了一棵刚满18岁的柿子树，翡翠城的设计原稿一改再改。他们要把树，还有树旁的河道、溪流，全部都一一照顾。 这家公司，一直在和土地对话，一直也在听着土地给的答案。 过去，北京楼市大平层最好卖的定律，被市场验证过无数遍。但绿城不愿意辜负北京难得一见的西山浅山坡地。于是，他们第一次把浅山别墅从江南搬到了北方，做了一个北京罕见的项目： 西山云庐。 这个项目刚立项，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两棵古槐树都在项目的土地上。于是，在拿地的七八个月里，绿城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论证产品，第二件，是： 保护两位树先生。 保护树先生的故事，我之前写过一次。保护这两株古树的核心任务，是保护古树脚下的土地。业内人士有个共识，古树最好不要移植，原土原址，是最好的保护。 因为担心古槐树会把自己撑破，他们挖深了树下的土方。他们找来的专家吵了六个月，做了十二版方案，最终决定给古树大土方做一个： 坝。 这个坝挖到最后，出现了一个反弧形的垂直立面，深十四米，宽度达到了四十米。要是水平摊开，比一个篮球场还要大得多。 如此大块裸露在外的土方，对任何开发商来说，都不太容易处理。但绿城论证之后，决定又一次把它交给了面前的西山： 青松四面云藏屋，翠壁千寻石作梯。 从这一刻开始，保护树先生的故事，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 一个制作巨石崖壁的故事。 2 2023年的夏天，河北、山西好几家石材基地，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老头。 他满头白发，身穿户外马甲，拄着一根拐杖，手里拿着笔，不停在纸上画着什么。偶尔和身边的人，小声说着当地人听不懂的话。 老人来自日本，是日本一个骨灰级的庭院设计师，名叫野村勘治。北京野奢酒店天花板悉昙酒店，和日本京都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庭院景观，都出自他的手。 网络图片 两家背景迥异的酒店，收获的入住评价却很相似。住过那里的人都说： 一万多一晚的房间，光是看着窗外庭院，就能值回八千。 这一次，绿城找到野村勘治，给了他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在西山云庐，以古槐树为中心，打造一处属于西山的崖壁。 野村出生于1950年，是日本人常说的团块世代。 如果不是父母反对，年轻时候的野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他在东京农业大学学景观建筑，跟着另一位庭院设计大师重森三玲，实地勘察了很多像金阁寺、龙安寺这样的国宝级庭院。 野村对山水画的认知，启蒙于日本画家雪舟。 雪舟曾是明朝时留学中国的艺术生。游历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在山水画上，师法学习了宋朝著名山水画家马远和夏圭。 实际上，让日本人欲罢不能的枯山水庭院，一直是以唐宋代山水画为母体的。 京都的大德寺大仙院，全庭景色是根据北宋郭熙《早春图》来布局的；名古屋的很多著名庭院，也都是南宋玉涧的画风。 从雪舟开始，野村也对中国唐宋时代的山水画，尤其是南宋的山水画，心生向往。在他看来，南宋山水画色彩由浓重趋向清淡，虽然不像北宋画得那么深邃，但大量留白，更有： 禅宗的味道。 年轻时候的野村，一直都想来中国，像雪舟一样，看看马远和夏圭笔下中国的山水。不过他第一次来中国，已经是46岁了。 2006年，野村应上海一家五星酒店邀请，来到中国做了他第一个庭院作品。 悉昙酒店的庭院，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作品。也是因为京都丽思卡尔顿和悉昙，绿城决定邀请这位庭院设计师，来做西山云庐的崖壁。 这是野村从未见过的原始场地。与京都庭院式的精巧不同，绿城这块坝的尺寸，是庞大的。隐约流露一股苍劲硬朗的气势，带着岁月感。 看完现场，野村马上想到了宋代山水画，尤其是那幅北宋画家范宽的： 溪山行旅图。 不止是范宽，夏圭、马远的画，也像放电影一样在野村眼前逐帧闪现。 他意识到，面前这幅反弧面的崖壁，像极范宽巨碑式山水画的卷轴。他决定用立体的石头，堆叠出一幅中国山水画，用来致敬他一直热爱的中国前辈大师们。 七十多岁的野村没有怠慢。做崖壁最重要的是石头，为了找石头，在去年夏天，他一路从北京房山、辗转大同灵丘，再到保定曲阳，他甚至专程跑到山东，去了一趟泰山。 他要找的石头，得填充《溪山行旅图》那般的空间感，颜色、肌理、褶皱，石头之间高低错落，都能互相照应，还有马远和夏圭笔下的留白。 日本的造园技艺，其实也发轫于中国唐宋。他们第一本系统园林理论书《作庭记》，开篇就讲堆砌石头的重要性。首先要找到相符地形的自然山水，考虑主人意愿，融入作庭家的思考，对石块排列。 野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原生的石头，把一生的命运都写在了模样上。对设计师来说，选石头得靠敏锐的洞察力，需要和石头对话，才能创作出石头之间彼此呼应的阵列。 但这种创作手法，在中国已经不多见了。在中国现有的园林里，也找不到类似的叠石方式。 绿城给予了这位大师最大的尺度去创作。从一开始，绿城中国北京城市公司总经理陆建强就对他们自己的设计师说： 你们统统后退，给老师空间。 野村花了近半年，挑选了28块原石。最大的一块，竟然切割后仍达到21吨重。它们的纹理和颜色，甚至是表面上的褶皱，都经过严格的审视。 网络图片 比起人工工艺，原石是未知的，最后的崖壁，有时候也没办法和设计稿完全吻合。但对于野村来说，叠石头的过程，也是一种再创作，也充满着各种惊喜。 这位75岁的老人，为了盯紧施工工程，在北京最冷的12月，穿着棉衣棉裤，在石壁脚下扎了个小帐篷。 这一盯，就是小半年。大多数时候，悬吊一块石头，在空中几厘米几厘米地调整，就得用上一整天的时间。放上对应位置，安装又得再花上一整天。 最大的21吨原石，就算整个北京荷载最重的吊车，也没法吊起来，他们只能现场把石头小心翼翼地切割成两块，再把这两块石头，堆叠在崖壁上。 4月底，崖壁终于完工。一副雄浑辽阔的、让人看得心生敬畏的《溪山行旅图》，在所有人面前呈现了出来。 3 五一节后，西山云庐的巨石崖壁，褪去了最后一层罩纱。为了这个时刻，西山云庐已经等了整整两年。 崖壁的全貌，会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在三面环绕的下沉空间毫无保留地呈现。下沉空间是西山云庐的会所。绿城为会所取了好听的名字： 云在庭。 1300多年前，杜甫到成都躺平，在江边的亭子里晒着太阳，写下：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王小波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写到：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一个能看树、看书，看云，看石，看流水的地方，对于一个北京人来说，简直是奢望。但绿城在西山云庐，做到了。 网络图片 云在庭面对的，就是古树崖壁瀑布景观。崖壁有两条瀑布，左边的叫“祥龙瀑”，取法自峨眉山的“一线天”；右边那条瀑布，名叫“龙门瀑”，取法自中国古代的传说： 鲤鱼跃龙门。 山石和水流，得有华山和万里江湖的气势。像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说的： 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 网络图片 崖壁和瀑布的画面，又分别用元宝石、鲤鱼石、龙头石划分出了三个层次结构。巨石堆叠的山峦，最终汇聚于右边龙门瀑布最上部的“龙头”。 在中国的山水语言里，这些都对应着人生的不同阶段，表达了不断向上飞跃的愿望。 在会所云在庭的各个空间里，从不同角度不同季节，每个人看到的崖壁和瀑布的景观，也各不相同。 西山云庐所在位置西山，这里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天蓝得不像是在北京。春天细雨，夏天昭阳，秋天红叶，冬日瑞雪，都是面前这幅立体山水画的共创者。 就算一天的不同时辰，石头也有日晷一般的阴翳流转。墨色深深浅浅，让这副中国山水画，有了跳动的韵律。 网络图片 陆建强说，他最期待的是冬天，从地下三层泳池边上的落地窗向外看，雪落在石上，水汽氤氲，泳池宛如仙境。 我以前说过，绿城是一家读过书的公司。他们在这里要做的，也不止是运营健身房、游泳池、私厨餐厅的会所，他们要为云庐别墅的主人们，还原一处与西山、与历史对话的场地。 网络图片 放在整个行业里看，绿城做的会所，都是特立独行的。同行造会所，以欧洲南美的奢石装饰，数十种不带重样。 而西山云庐，扒拉的是老祖宗箱底，用的，是28颗长满青苔，浑身包浆的石头。有一次选石，野村看上的，竟然是一个河道里被洪水冲刷下来的乱石。 同行做会所，还喜欢放西洋画和艺术装置。但绿城放的，是崖壁、瀑布，古槐树，和四库全书。 会所的地下一层，是文澜书院。里面存放着一整套完整的影印版《四库全书》，有1559本。 网络图片 这套《四库全书》，是绿城创始人宋卫平在自己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捐资三千万给杭州出版社，请他们修缮出版的。 在古树和古书下，已经有了专属的文化社群组织，西社。今后，一批批文化界大家，将在这里交流思想。 中国最早的会所活动，也是从宋朝开始，有了雏形，名曰雅集。 在雅集里，那时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一代代人追寻西园雅集图中的画面，其实也是在追求自由放松的精神世界。 野村说，对崖壁的空间营造，他期待能够让人们重新反思，自己本身的能力和强大。 作为团块世代，野村年轻时赶上经济低谷。不过跟着重森三玲学习作庭，他已经和石头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在30岁之前，他一度想辞掉工作，专心搞艺术。但摸的石头越多，那种焦虑和迷茫慢慢消失了。石头身上的岁月感，给他灌输着振奋的力量。 半个世纪里，野村的职业生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涨和低落，上下浮沉。他说： 时代的好坏，其实不重要。 […]
4月28日下午，病毒学家张永振的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桥T2航站楼。 本来团队成员陈燕玫准备开车来接他，但她没有出现。这位研究员正被关在张教授团队的实验室里。张教授的其他学生，则被拦在实验室门外。 在此前的25号那天，实验室所在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名副院长，带着保卫科长及几名中心干部，通知所有工作人员有急事儿，要开个会。 领导在会上宣布，这里的实验室要进行改造装修，必须在2天内全部搬离。在现场的一名研究员说： 整个通气会一共开了1分钟。 领导们随后匆匆离开，留下一脸懵逼的众人。 一个超过500平方米的实验室，器材、设备、冰箱、样本数量都没统计的实验室，要如何在2天内搬完，大家不知道。 陈燕玫在钉钉上询问，得到的回复是，要他们暂时搬去另外一名教授那里。 陈燕玫有点蒙。且不说2天的时间太短，他们做的是病毒研究，新的实验场所符不符合要求，是不是应该提前询问一下当事人的意见？ 已经没人回复她了。 恰逢张永振出差广州，陈燕玫决定老师回来之前，都住在实验室里。出乎意料，两天的期限一到，实验室大门立即被关闭了。 出差回到上海的张永振开车来到实验室门口。和保安对话无果后，这位马上60岁的著名病毒学家做了个决定： 睡在实验室门口。 一堆纸壳，一床被子，一个枕头。纸壳是学生们在中心里收集的，被子和褥子是陈燕玫从实验室楼的缝隙递出来的。 夜色中，只有实验楼外昏暗的灯光闪烁。保安们用手机刷着抖音，声音很大。上海开始下起了雨，张永振想向有遮挡的方向靠近一点，也不不容易。 那晚，他的被子湿掉了。 实验室门口，张永振躺了3天2夜。期间，公卫中心的领导来过一次，让张永振回去，别躺了，其他什么也没说。 舆论发酵后，4月30日晚，张永振拿回了门禁卡。5月1日早上，学生们也回到了实验室。 我问这位2020年《Nature》杂志年度自然科学领域十大人物，躺实验室门口时想了些什么？他摇了摇头，说一夜难眠： 但没关系，这几年也都睡得不好。 1 能成为《Nature》杂志年度十大自然科学领域人物，还得从四年前另一个夜晚说起。 2020年1月5日凌晨2点，正准备睡觉的张永振接到学生陈燕玫从北京昌平打来的电话。她告知张永振，武汉送来的样本数据经过分析： 发现了类冠状病毒的序列。 张永振一直在关注肺炎。他曾经参加抗击非典疫情，一直认为经呼吸道传播的疾病，一定会成为人类世界的大威胁。 因此，2014年前后，张永振就和武汉疾控中心、武汉中心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有不明原因肺炎出现时，对方就会将样本送往张永振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12月中旬，张永振就听说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但彼时恰逢妻子去世，张永振还没精力关注。 之后，上海中山医院又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腹泻，张永振被指定进行研判。因此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他和新冠病毒擦肩而过。 时间到了1月3号，刚过完生日的张永振收到武汉市疾控中心的生物样本，及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科医生们采集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灌洗液样本。 两名助手宋志刚和吴凡开始进入p3实验室处理样本和核酸。其他人开始建立文库，进行高通量测序。北京的陈燕玫，则负责进行数据分析。 5号的凌晨，他接到了陈燕玫的电话。那天凌晨，张永振让陈燕玫别睡了，连夜把全部基因序列都做出来，并让一名在北京的同学赶去给陈燕玫帮忙。 第二天早上，张永振团队就获得了新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分析后大家发现，这是一种人类尚未发现过的全新病毒。 张永振立刻给自己的合作伙伴，武汉中心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打去一个电话，询问病患情况。结合合作伙伴的反馈，张永振得出了判断： 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经呼吸道传播； 致病性和公共卫生风险高于高致病性禽流感。 同时他建议，公共场所采取防控措施，临床上使用抗病毒治疗。 一夜没睡的张永振马上上报。他找到时任上海市公卫中心的负责人朱同玉，告诉他这件事非同小可，请求他马上通过最高渠道上报。 而后，他又通过各种渠道，向上海市政府和国家疾控和卫生部门进行汇报。 这一天，他也为新病毒注册了GenBank。 次日，张永振回到北京，为刚刚去世的妻子选好墓地，又将总结好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论文投给了《Nature》。 1月8号，张永振亲自去了一趟武汉，到武汉中心医院和一线医生了解情况。这更加深了他的判断和忧虑。 9号，他接到了《Nature》编辑打来的电话，问他能不能公开序列并发表文章预印版。张永振怕被人说抢发论文，拒绝了预印版。公开序列则表示自己要考虑一下。 张永振想了很久。11号，他临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前，再次接到合作伙伴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香港等地已经出现了疑似病例，希望他能尽快公开序列。 张永振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来思考，最终决定授权合作对象在网络上公开全部序列。 这一分钟，挽救了这座星球上无数人的生命。 后来推动研发出新冠mRNA疫苗的德州大学教授麦克米伦这样评价张永振的工作： 公布基因组序列的那一刻，发令枪就响了。 2 2020年2月，国家疾控中心传染病所收到一份来自上海公卫中心的商调函，希望将该单位的研究员张永振，调往上海公卫中心全职工作。 张永振2018年就在公卫中心兼职工作了。根据当时的合作协议，张永振将和公卫中心展开合作，为期5年。 公卫中心当时的领导朱同玉和卢洪洲非常看重张永振的工作。尽管他没有院士这种闪耀的头衔，但没辜负两位领导的期望——从2018年到2020年，张教授带领团队以公卫中心的名义，在《Cell》和《Nature》上各发表了3篇文章。 2020年，张永振决定接受两位领导邀请，前往上海公卫中心全职工作。 当年10月，张永振出现在上海公卫中心拟录用的公示名单中。国家疾控中心也办理了张永振教授的调离手续。 彼时张永振受到了公卫中心的礼遇。主任朱同玉将自己办公室让出来给张永振。无论是实验室改造，还是招收学生，申请宿舍，张永振都得到全力支持。 但两位领导从公卫中心离职后，张永振觉得气氛有一些微妙了。 他的人事关系被卡在了半空，公卫中心迟迟不为他办理入职。学生们发现自己的实验开始变得并不顺利。申请材料、宿舍等小事开始屡屡受阻。 就合作协议到期时间及劳务费等问题，公卫中心也和张永振产生了争议。公卫中心认为协议开始于2017年10月，到2022年10月就已经终止了。现任领导说： 张永振就是赖着不走。 张永振却认为，协议实际签署于2018年3月，实际到期时间应该是2023年的3月： 我2018年4月才办的银行卡，用来收劳务费。 当初的协议，双方都没有写明日期。 公卫中心依旧按2022年10月的日期，在此之后停了张永振的OA权限。随后，上海公卫中心向国家疾控中心退回了张永振的档案，但档案被拒收了。 因为到期时间的争议，协议中规定的劳务及研究费用也停发。张永振认为公卫中心欠了团队近千万劳务费和实验经费。 抛开合作协议额，张永振认为自己明明是事业编制，人事调动是公对公行为。结果干了几十年，快60岁了： 编制莫名其妙没了。 因为曾患有甲状腺癌，张永振每天都需要服用药物。此外，他还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也一直拖着没去医院做手术。因为编制没了，他的医保停了，社保也停了。 至于实验室改造，按照张永振的说法，实验室根本不需要改造，因为整个实验室落成是在2020年，这才过去几年？ 在他的实验室同一栋楼里，还有一个P3（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刚刚才通过国家认可委专家现场评审测试。这又需要改造什么？ 一句“赖着不走”，让张永振心寒。他说如果不是档案和劳务费等问题，他早想离开这里。但这些问题，一直没人出面和他沟通。 3 张永振很简朴。 一条已经磨掉色的皮带，一块戴了10年的手表，一双已经磨掉底的皮鞋。 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爱好，唯一爱好就是工作。每天张永振都会在8点前赶到实验室，然后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再回家。 每一个学生的实验，张永振都会亲自把关。学生们说，在张教授的实验室，除了春节： 没有休假、没有双休。 按理说，这种远比996强度还大的实验室，很难让现在的年轻人呆得住。 但奇怪的是，张永振似乎有种独特的魅力。陈燕玫是中山大学为了吸引他帮他招收的研究生，一路跟着他从国家疾控中心到了上海。 宋志刚原本是公卫中心的正式员工，却跟着一个“兼职”教授走到最后。 还有很多学生来自复旦。这些天，这些学生都一直跟陪在张永振左右。 有位复旦生命科学院的在读博士本来不打算读硕博的，直到遇到张教授。 这位博士说，很多团队都是什么火做什么。但像张永振这样一直在病毒学领域深耕多年的，非常少。 和很多教授不一样，张永振没有任何留洋经历。本科是石河子农学院，学的畜牧专业。毕业后又在新疆兵团做了6年的行政工作，甚至管过拖拉机。 1998年，张永振博士毕业。但直到2005年才发出自己第一篇SCI。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实验室连台像样的PCR机器都没有： 唯一一台进口PCR仪器，还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但张永振之后在全球病毒学界享有盛誉。他曾带着团队发现了5500多种新病毒，多次在全球顶级期刊上表论文。国家疾控中心评价他的工作： 填补了病毒进化上的主要空缺，改变了病毒学的传统观念。 尽管没有任何留洋经历，但张永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那间小办公室里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牛津英汉词典。 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当初《Nature》将他评选为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时，他曾有过一段不能明言的抗争，在个人荣誉和国家形象面前，坚定选择了后者。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国时，在澳大利亚看到现代化畜牧业的震撼。当地一双皮鞋也要几十澳元。而他当时的工资，也就100块钱。后来他才知道，一个剪羊毛的女工： 一天就能挣80。 这么多年来，他始终记得这种差距，有一种强烈想追上发达国家的迫切感。 张永振说，最大的遗憾，是自己的科研工作被耽误。 他躺在实验室门口的照片，像一幅油画。江湖夜雨，昏暗的灯光，若无其事的保安，拍照的学生，及躺在纸板上的张永振。 他要守护的，是他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和样本，作为病毒实验室，室内要处于负压。 一旦压力增大，内部气体泄露出来，那就要出大问题了。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