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在连任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却无比充实，收获巨大。中俄两国随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分外冗长的文本前所未有地点明了反美和反北约的立场。相比去年的莫斯科联合声明，这是最为显著的变化，标志着一个反美轴心同盟的正式确立，也是俄外交的巨大胜利。 从2001年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以来，经过二十多年两条路线的竞争，2024年5月16日中俄联合声明意味着俄罗斯成功地将中国拉到了反民主的新轴心一边。而且，在俄乌战争的关键时刻，这一新同盟关系可能大大改变全球的战略格局。 新轴心同盟 对此，国际社会早有预判，也早有心理准备。且不说从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以来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就逐渐趋向统一，形成了今天强硬的对华政策。在普京踏上北京土地那一刻，欧洲的Arte电视台开始播放一个90分钟长的政治纪录片“中俄伊的轴心同盟”，向欧洲公众详细梳理了过去十几年这个新轴心的形成过程。 “5·16”的中俄峰会印证了这一结论，宛如1940年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的历史再现。那是德国在与意大利签署“钢铁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入侵波兰的一年后，针对美国极有可能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对三国扩张行动的潜在干涉，被认为是三国的共同反美宣言。毕竟，这一条约从未被三国引用过，实际效力等同立场声明，也因此唤醒了民主世界对法西斯轴心的警惕。 今天在北京发生的情形与之高度相似。北京有着对两国联合声明或者公报秉持选择性较真和选择性遗忘的机会主义历史，更以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立场自居，而对刚刚拒绝在援助俄罗斯问题上让步的中国来说，这份强调“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新声明是对过去十余年中俄特殊关系的最新论述。 与一年前在莫斯科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相比，这份声明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点明了反对美国和北约，表明中国外交立场的清晰化。这是中俄轴心同盟的基础，当然更代表俄罗斯争取中国终于勇敢、大声地说出了他们共同敌人，也与一向公开反美的伊朗站到了一边，后者恍如当时不在场的苏联。一个新的公开的反美轴心形成了。 而且，仅就让在俄乌战争爆发800多天里始终遮遮掩掩、暗通款曲、扮演中立的中国终于明确站队这一点来说，这无疑是俄罗斯首脑外交的一大胜利，对于巩固再次连任后普京的统治地位和稳定战场局势都有着极大帮助。 新冷战 虽然历史仿佛回到了84年前的柏林时刻，世界局势或许暂时还不会那么快地发生剧变，譬如人们所担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危险。 因为，从这份中俄联合声明里，人们可以发现：中俄的反美主义是以双方的所谓安全利益和“安全不可分割”原则为中心展开，这是79年前雅尔塔会议上的三个战胜国对双方“势力范围”的现实主义承认，也是冷战的发端。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些冷战的死灰以违反联合国宪章和破坏主权现状的形态出现，还处处冠以维护联合国宪章的虚伪、并将维护联合国秩序的美国。和北约当作公敌，不能不说冷战复活了。 而且，这份联合声明直接列出美国的“安全威胁”，特别是美国的全球反导体系、延伸威慑、中导部署、“斩首”能力和印太地区的AUKUS计划等等，如同一份等待与美国谈判的清单。这固然是美国和民主世界遏制一场潜在大战的能力体现，或者说反映了过去十年来美国针对中、俄的战略觉醒和战场建设，至少在列出威胁事项的意义上，与冷战时期双方不断展开最为关切的威胁项目谈判并无区别。换言之，只要讲出来，谈起来，和平维持就有希望。这就是冷战的逻辑。 更重要的，中国在承诺与俄罗斯进行全面的、体系化的安全、技术、经济和文化合作之外，这份联合声明的另一个亮点就是关于图们江出海口的共识声明。表面上，这是促进中国东北经济复兴和开放，但是如果考虑到国际社会最新怀疑的中国进军日本海的战略意图，尤其是日、美最近侦测到中国可能将日本海作为未来对美核潜艇的战备值班海域，作为面临AUKUS威胁的南中国海的替补，那么就不难想象，未来的美中对抗爆发还需要一段时间。只要对抗双方都在无限期地准备之中，那么世界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新冷战状态了。 第二战场？ 然而，如同1975年美苏缓和、越战结束后世界各地反而频繁发生局部热战、甚至爆发伊朗革命，新轴心同盟形成之后虽然不至于立即爆发世界大战，但是新冷战不等于和平，中俄在全球发动的宣传战、认知战、赛博战（cyber war）早已进行多年，深刻地改变着世界范围的民主版图。 在乌克兰战场以外，也爆发着各种冲突，例如以巴冲突。尤其在中国周边，在中印漫长的边境线上，双方大军压阵，配合着一线士兵以棍棒和石头进行的原始人冲突。在南中国海东侧，中国和菲律宾的海巡船、武装渔船之间的冲突几乎天天都在上演。在他们身后不远处，中国海军常年驻守着一支中型舰队，美国和澳洲、日本、和欧洲的北约国家则频频在附近举行联合军演。海上冲突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升级成一场局部海战。 毕竟，相对中俄联合声明最为强调的国家主权和统一（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并不算大问题，尚处在可防可控可谈的阶段，却不能排除因为新轴心同盟的形成和俄乌战场局势的变化诱发成“第二战场”的危险，中俄都可能有意借此转移世界焦点、减轻俄方压力、分散美军备战、增加谈判筹码。 更危险的，一旦中国在南中国海针对弱小的菲律宾取得一场小规模冒险的胜利，那么就可能更为大胆和投机地在台湾海峡采取大规模军事冒险，如同德国进占莱茵兰没有招致法国反对之后，一次冒险投机逐渐演变成一系列的冒险，即进占苏台德、合并奥地利，并且在成功蒙骗张伯伦后进攻波兰，直到正式向英法宣战。 这就是新轴心同盟也就是普京最新访华后印太地区、也是世界和平面临的最为迫近的危险。可能无关乎新的世界大战，却已经从反美轴心的角度坐实了新冷战的巩固和其中所包含的危险。 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那些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可能进行深度改革仍然抱有期望的资本和公民，都无法不对中国如此“加速”地被拉入普京的外交陷阱而感到莫名惊诧，也无法不为美中关系加速的对抗化趋势感到担忧。这种危险的加速，冷战后的和平一天天的接近终结，正在被新冷战的不确定所取代。 而吊诡的，这种不确定和不安全感恰恰也是中俄或者中俄伊共同担心和防范的。他们正在联手加速和放大所有这一切，并且带给所有人。这或许就是中俄命运共同体，然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吧。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普联合声明有新意 对美西方敌意满满》中力图向读者和听众们澄清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所谓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的提法，并不是在如今这份最新版的习近平和普京“联合声明”中才“失踪”的。去年3月习近平专程飞赴莫斯科为深陷侵乌战争困境的普京壮胆打气时签订的那份“联合声明”中，“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的提法就已经被废弃使用了。 先从两年多前，即2022年2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与到访的普京共同签订的那份《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说起。其中一段的原文是：“……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加强战略协作不针对第三国，也不受第三国和国际形势变幻影响”。 该“声明”发表的当天，时任中共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乐玉成“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会谈成果”时表示：“中俄关系这列快车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 而次日的外交部网站报道乐副部长这份被采访内容的报道文章使用的标题是《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中俄关系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虽然这标题里的“上不封顶，不断攀登新高”两句并不是乐玉成这次被采访内容的原话，但“上不封顶”和乐玉成原话所说的“没有终点站”一样，都是形象表达、精准诠释了习近平和普京“联合声明”中的本意： “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 众所周知，当时的乐玉成是中共外交部唯一的一位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时任外交部长王毅当然是十九届中央委员，但当时的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却连个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足见当时的乐玉成毫无疑问是正在被培养和考验的外交部长接班人选。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赶在二十大筹备的重要关头，２０２２年5月下旬，未待中共正式对外公布，乐玉成被逐出外交部的消息即被香港媒体率先炒出。当时，包括笔者本人都认为他成了“习近平一系列外交挫败的第一只替罪羊”。 日后非常关注这则重要人事变动的外媒之一英国金融时报也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乐玉成遭调职是因其被认为对北京未能准确获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情报负责。 那段时间里，炒作乐玉成“遭贬”事件的各类媒体们纷纷脑洞大开，帮着习近平，更是帮着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把中共“无底线”亲俄政策在全世界被千夫所指的责任，全都归结到乐玉成头上。其中完全背离事实真相的指责内容，就是把所谓中俄关系“不封顶”，“无禁区”的发明人硬说成是乐玉成。岂不知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才是所谓中俄关系“不封顶“、”无禁区”提法的创作者。“专利权”毫无疑问是属于王毅。 新华社2021年1月2日的一篇报道《王毅：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中说：近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受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采访，谈及中俄关系。 报道中引述的王毅的原话是：“2021年对中俄关系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两国都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 一个月后， 又有墙内官网刊登《中俄战略协作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俄回应：永无止境，包罗万象》一文。文中介绍说：“2021年2月4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按照约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进行了电话交流。此前对于中俄战略协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个很是生动的比喻，叫做‘永无止境、包罗万象’……，就像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此回应的那样，中俄战略协作是全方位、全天候的，没有禁区，没有上限。” 从那以后，就陆续见到墙内网贴里有人用“三没有”（也就是本文后面所说的“三无原则”）概括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定义的中俄关系“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 而笔者查到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乐玉成第一次复读“三没有”，比王毅“三没有”表述的首次出台，整整晚了11个月。 中共外交部网站2021年12月3日刊登的报道文章《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互信没有上限》中这样写道：“2021年12月2日，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同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举行视频磋商时表示，……坚决抵制外部势力干涉两国内政和在两国之间‘打楔子’，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内涵进一步丰富。乐玉成指出，中俄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互信没有上限。” 乐玉成这次向普京的副外长重申王毅的“三没有”后整整两个月，习近平就和到访北京的普京于2022年2月4日签订了本文开头介绍的那份“（2022年）联合声明”，把王毅的“三没有”精简为“两没有”，即“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与此同时，也还在这“两没有”之后，加上了“一不”，即“不针对第三国”。 时光又过了一年，习近平去年3月在莫斯科和普京签订的“（2023）联合声明”中，又把中俄关系说成“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 总结一下就是把一年前即2022年的“一不”，扩增为2023年的“三不”。同时，“两无”之说再也不见。 而今年则是在重申去年的“三不“的同时，把“不针对第三国”改了一个字，表述为“不针对第三方”。以笔者之见，这一并未引起外界关注的小小改动，似在扩大“不针对”的外延，相对于“不针对第三国”，“不针对第三方”的措辞，既可以被解释为不针对美国、英国……等具体某个国家，也可以被理解为不针对某个“国际集团”，比如七国集团，再比如北约、欧盟……。 回顾和总结到此，读者和听众们是否应该对乐玉成说一句“真是错怪你，委屈你了”？ 今年3月，笔者在本专栏曾发表《却原来秦刚和乐玉成犯的是同样性质的“错误”》，文中回顾了2022年中乐玉成被逐出中共外交部的时间，正值当时中共政权“二十届‘两委’人选考察过程的紧锣密鼓阶段。而笔者是在二十大召开之后，更准确地说是在秦刚已经“当选”为二十届中央委员，并在2022年底被宣布接替了王毅外交部长职务之后才得到的消息是：乐玉成事实上是在“二十届‘两委’人选考察过程”中，未能在 “中央和国家机关考察组”那里过关。是当时在全党范围内被一关又一关的考察过程筛选和甄别出局的总计２０余人之一，具体原因就是在被“考察”的过程中被“谈话人”举报了“生活作风”问题。 当然，当时笔者在这篇文章里也只是引述了自称是“局内人”的报料，不能证伪也无从证实。不过本文中对王毅才是把（中俄关系）拔高到“三没有”境界的始作俑者的介绍，可全部都是据理、据实，完全是客观论证而不是抒发己见。 试想，就在乐玉成被逐出外交部并在他的新单位里被通知不被安排“当选”二十大代表之后，王毅却能在二十大上以69岁高龄再升一级，成功接班杨洁篪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外办主任职务的事实，应该可以说明习近平对当初把中俄关系拔高到“三没有”境界并无怪罪，甚至不排除当初的王毅首次对外宣布的中俄关系“三没有”，原本就是对习近平指示的复读。 就和习近平与普京的“（2022）联合声明”中使用的“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的提法，是由时任外长王毅事先就以接受记者采访和与时任俄国外长通话的形式对外高调宣布过了的操作程序一样，去年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签订的“（2023）联合声明”中的所谓“三不”原则，也是在普京到访北京之前的2023年1月初，先由刚刚接任中共外长职务才几天时间的秦刚借俄国外长向他祝贺荣升之机表达出来的。 2023年1月9日的中共外交部网站刊登报道文章说：“外交部长秦刚应约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秦刚表示，……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我们愿同俄方携手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将中俄关系推向前进。” 中共外交部当天的这篇报道文章内容除了如上所引，其后还有两小段。但整个篇幅与该网站此前报道两国外长互动的文章长短相比较，只能用言简意赅形容。 当时的新华社、人民网等一级党媒报道这一事件的标题都是中规中矩，仅仅是以《秦刚与俄罗斯外长通电话》为标题。但墙内其他各类网站则在报道文章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想象。比如《秦刚与拉夫罗夫通话，提出“三不”原则，意味深长 》的文章标题就较能吸引读者眼球。 最有看点的还是毛左大将张宏良当时的文章《如何看待秦刚的“三不原则”与王毅的“三无原则”》。该文发表于秦刚通过电话向俄国外长宣称“三不”的7天之后，习近平到莫斯科与普京签订的“（2023）联合声明”中首次出现“三不”内容的两个多月之前。 张宏良在他的文章中说：刚刚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秦刚在首次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时宣布了中俄关系的“三不原则”取代了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出的中俄关系的“三无原则”（即我们前文介绍的 “三没有”）。 张宏良回顾说：从历史方面来看，秦刚提出的中俄关系三不原则，并非是中国刚刚提出的中俄之间新的外交原则，而是回归以往旧的原则。中俄关系的三不原则，是在此前中美关系“蜜月时期”（现在看来是单方面的蜜月），中国向美方解释的中俄关系发展原则，这就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告诉了美国中俄关系的上限是不会结盟，下限是不会对抗，双方合作不会损害第三方利益，也就是不会损害美国利益。可见当时中国的三不原则，主要是说给美国听的，当然同时也希望俄罗斯能够理解中国在中俄合作问题上不会损害美国利益的底线，避免中俄双方合作中发生误会和不愉快。 后来中美贸易战爆发，美国宣布了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并且在台海、南海和东海问题上一再向中国表示强硬，损害和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根本利益，中美关系进入了国家之间的单方面恶化时期和民间的双向恶化时期。在这个背景下又爆发了2022年的俄乌军事冲突，并且美国和北约一再把中俄两国列为共同制裁对象和宣布为是最大敌人，特别是美国支持台湾对中国造成的损害绝不亚于它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造成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前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中国宣布了中俄关系新的三无原则，即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取代了原先的三不原则。这个三无原则主要是说给俄罗斯听的，同时也在告诉美国和北约，中俄之间的合作什么都不分，什么都可以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哥们儿是一家”。 而秦刚上任后首次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中重申的三不原则——大家注意是具有阶段性转折意义的首次通话，显然是在宣布中国对于中俄关系要从目前三无原则退回到此前三不原则的时代。 众所周知，这位张宏良既然是毛左大将，必然就是反美极先锋。他去年发表如上文章的目的是在抒发当时他对习近平伙同秦刚以普京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为由把中国外交政策向“疏俄亲美”方向调整的担忧。 与去年万分担忧的心情截然相反，今年的中俄“联合声明”出台的次日，张宏良即按捺不住万分的激动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两国关系震撼世界的巨大飞跃》，文章开篇就狂赞“ 这次中俄联合声明与此前历次中俄联合声明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质变和飞跃，双方在对方所希望的问题上，全都摆脱了以往缩手缩脚的姿态，像两个兄弟一样毫无保留地拥抱在一起，俄罗斯在台湾等问题上对中国不再有丝毫保留，中国在反美问题上对俄罗斯也不再有丝毫保留，双方宣告目前中俄关系已经超越了冷战时期任何一种联盟”。 那么，在今年的习普“联合声明”中表面看似是重申了所谓“三不”原则的前提下，反美大将、亲俄首孝张宏良的分析是否在理？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的介绍和分析内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网络图片 1 ）伊朗总统莱西乘坐直升机“硬着陆”的事故发生后，在抖音上是最火的，翻看了很多的视频，有的抖音拍摄者们一边讲述这个事故，还有一边流泪的，仿佛事故丧生的是自家的父母。 而在评论区也能看到，大把的网友在那里呼吁着一定不能让老美乘虚而入，中东的反美斗士，一路走好之类的话语。 但这些评论区留言的人并不知道，远在万里之外的伊朗各个城市，人们在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无数的人走上街头纷纷燃放起了烟花，在寂静璀璨的暗夜街头，人们就这样看着璀璨的烟花在那里沉默着，用以告别这位残暴一生的人儿。 2 ）伊朗人们为何要对这位事故的受害者，用烟花的方式送别，这其中的典故，其实并不都是秘密。 先是德黑兰屠夫的由来。 1988年两伊战争让伊朗的社会有所动荡，推翻了巴比伦王朝的霍梅尼下令处决关押在监狱里的数千名囚犯（多数都是异见者），而莱西就被任命为秘密处决的四名法官之一，为了在领导面前好好的表现，莱西发明了著名的5分钟起诉➕审判，数千人在5分钟内被他宣判死刑，由此他获得了德黑兰屠夫的称号。 网络图片 2016年伊朗大选前夕，因为莱西要与伊朗时任总统鲁哈尼竞选，莱西的五分钟死刑被媒体曝光，从而引发谴责，鲁哈尼公开批评莱西“违反了宪法，在过去了38年里只有处决和监禁。” 甚至还有议员呼吁要对那时候的屠杀调查。 但莱西的回应是，他那时候的杀戮是伊朗政府令人自豪的成就之一。 3 ）头巾卫士，镇压“妇女，生命，自由”抗议活动。 2022年一个普通的伊朗女孩阿米尼被伊朗的道德警察拘留。这名女孩在和家人分别后在德黑兰的地铁站被逮捕，理由是没有遵守伊朗强制佩戴头巾的规定，但悲哀的是，这名女孩在被拘留期间死亡。尽管后来媒体也好，调查机构也罢都证实女孩在被拘禁期间遭遇虐待，身体上伤痕累累，但伊朗对民众的回应依旧强硬，很符合莱西这个人的人设。 这件事的发展便是伊朗爆发了“妇女，生命，自由”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网络图片 这场活动蔓延的很大，伊朗数万的女性走上街头，剪掉头发，高呼着女性自由，但莱西的做法是利用武装力量镇压，用死刑胁迫人们，在莱西的暴力镇压下，这场暴力活动造成数百人被安全部队杀害，超过两万名示威者被囚。这场活动在2023年的中旬在莱西的暴力镇压下结束，到今年3月，联合国调查团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在镇压行动中犯下了反人类罪，包括谋杀酷刑和强奸。 而这些都是莱西的手笔。 在这场妇女，自由的活动中，莱西对个体的打压也是无所不用其极。上面图片中举着妇女，生命，自由牌子的，饰演过《关于伊丽》和《推销员》的女演员塔拉内，就在这场活动中只是因为举了这个牌子便被抓。一个安全部队的年轻士兵也只是因为说了不能向平民开枪的话，也被判刑。 网络图片 面对莱西的残暴，伊朗民众只能用沉默的方式表达，2022年世界杯的颁奖典礼上，伊朗的足球球员们用无声，不唱国歌的方式表达了对莱西残暴饿不满，对国内女性剥削的抗议。 网络图片 伊朗球员的这一幕曾感动世界，让很多人跟着泪流满面，而这些被沉默的挤压，都是莱西死亡后，伊朗城市上空出现烟花的衍生理由。 4 ）除了暴力，强权的镇压之外。 莱西在经济上极其的不作为，因为这个人非常的崇拜强权，譬如他是历任伊朗总统会见普金最多的一个，譬如他喜欢游走于各个的强权之间，喜欢那些强势的人。 网络图片 而这种在政治上的手腕较硬的人物，其他的方面基本都做得很差，尤其是民生这一块，普通人的生计已经陷入极其艰难的窘境。 而这些艰难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不被允许说出来的，挤压的心理，也是这次烟花的缘由。 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比较喜欢上海一个老人在一个节目里所说的那段话，人的生，死后评，不能看活着的时候，要看死了别人怎么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木白文笔平平
近年来，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使我国新增大量高铁车站，与此同时，如海南儋州海头站等投资超千万元的高铁站建成未使用的消息也引发了各界热议。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统计，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因位置偏远、周边配套不足、客流量低等缘故，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 这些花费不菲的高铁站是如何从设计、规划，到投资、建设，最终走向闲置的？设计单位、高铁运营方和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究竟谁应该为这些无效投资负责？ 26座高铁站建成未使用 2023年7月，投资超4000万元、建成7年多却未能投入使用的海南儋州海头高铁站曾引发广泛关注。海南省发改委7月14日就该问题回复称，经与铁路部门沟通，海头站日客流量不足百人，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亏损严重，是制约海头站启用的主要原因。 网络图片 儋州市交通运输局也曾在2021年答复市人大代表相关建议时称，开通海头高铁站是由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该公司方面称，考虑到海头高铁站客源、经营成本等因素，存在经营亏损，一直没有开通，如需开通需儋州市支持经营亏损补贴资金约500万元。 此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海头站在2023年12月15日正式开始使用。 海头站的情况并非个例。《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总结发现，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如海南环岛高铁万宁市和乐站、京哈高铁沈阳西站、丹大快速铁路丹东西站和广宁寺站等均处于建成未投入运营的状态，主要原因都是客流量太小。 还有部分车站短暂投运后又因客流过小而关闭。株洲市的九郎山站在2016年年底随着长株潭城际铁路开通而投入运营，但官方发布的信息显示，自开通以来，九郎山站客流量一直处于大幅下滑之势，最终于2022年暂停客运业务。 株洲火车站方面于2024年2月在湖南省委宣传部主管的红网《百姓呼声》平台回复网友提问时表示，自2016年12月26日开站以来，九郎山站日均运输量由运营初期的不到100人，下降至2021年以来的不足10人，客流严重不足，不仅经济效益极小，社会效益也非常有限。而营业所需的人员工资、保洁费用、水电费用、设备维护费用等方面的运营成本很大，造成了人力和成本的不必要浪费，并影响城际线的运输效率，因此，才不得已暂停九郎山站客运营业。如果今后客运市场培育成熟，出行需求增加，视情况可以考虑恢复营业。 类似情况不仅出现在小城市，部分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的高铁站也出现了闲置。位于北京经开区的京津城际高铁亦庄站已经建成超15年了,目前依然处于闲置状态。距离沈阳市中心20多公里的沈阳西站在2018年12月29日投入使用，在2019年7月10日停止办理客运业务，从开通到关停仅仅使用7个月。位于南京市的紫金山东站、江浦站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建成，但一直未能投入使用。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以南京两座高铁站为例，其闲置的主要原因是选址不科学，距离市区较远，且周边交通配套设施不成熟，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不畅。 国铁集团下属的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于剑等人在2020年发表的《高铁车站选址相关问题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文中提到，随着高速铁路网规模的快速扩张，新建高铁车站大量增加，然而部分高铁站在车站选址方面逐渐出现一些问题，如站城融合不足，位置偏远、便捷性差，运输组织不畅，灵活性差、能力紧张等，直接影响高速铁路服务质量和效率效益。 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积极性高 花费不菲的高铁站在建成后长期闲置，背后原因有哪些，究竟谁应该为此负责？ 一位地方政府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高铁建设初期，项目投资以原铁道部出资为主，铁路部门在走向、设站等问题上的话语权相对较大。近年来，随着高铁建设地方投资比例越来越高，地方政府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而许多地方政府将拥有高铁站与政绩、城市形象等挂钩，投资建设高铁站的积极性非常高。这就导致最近几年规划和开工的项目如沿江高铁，整体车站数量远高于早期规划建设的“四纵四横”高铁项目。 上述国铁集团人士表示，在线路方案制定过程中，设计院会与铁路部门、地方政府反复沟通。在铁路建设过程中，铁路部门在征地拆迁等方面需要依赖地方政府，在部分沿线地方政府提出自己出钱设站并建设连接线，其诉求又有一定合理性的情况下，铁路部门通常不会激烈反对。但线路开通后，如果部分车站出现交通配套不到位、客流量较小的情况，铁路部门会酌情减少停靠车次或暂时不办理客运业务。 湖北省京山市就高铁设站从积极争取并承诺投资，到之后因资金压力向铁路部门寻求帮助又被拒的故事，就是地方政府盲目争取高铁设站的典型案例。 湖北省发改委2023年8月发布《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20230556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显示，为支持京山市关于站房出资的诉求，湖北省发改委多次与国铁集团、长江沿岸铁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进行沟通衔接，路方坚持京山南站应按原承诺出资模式，由京山市自行承担出资责任。 《答复》称，在沿江高铁设计阶段，国家为保持该项目顺直性，认为京山地区不具备设站条件，旅客可通过荆门西站等实现出行。为提升京山市对外通道性，经多轮赴国铁集团汇报争取，在京山市政府承诺新增设站费用自行承担的前提下，国铁集团支持同意在初步设计阶段补设京山南站。 湖北省发改委表示，考虑到京山市铁路建设出资压力大的实际困难，下一步省发改委将积极支持配合省财政厅在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方面予以京山市支持。 更有甚者，如桂林，共建设了9个高铁站，分别是桂林站、桂林北站、桂林西站、恭城站、阳朔站、全州南站、永福南站、兴安北站、五通站。但其中的五通站因位置偏远，交通配套不足等因素，客流量严重不足，车站日均发送客流量不到200人次，开通运营仅4年就停止办理客运业务。 专家建议：应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一个新建高铁站是如何选址的呢？国铁集团人士对记者表示，高铁设站要考虑经济性和安全性。从经济性上看，在走直线的基础上，也要尽量靠近经济据点，靠近资源和人口聚集区；从安全性来讲，要经过严格的勘探，考虑地质条件、环境条件等。 中铁二院一位参与过多条高铁项目设计工作的人士对记者表示，高铁线路通常按照大城市、枢纽城市走向调整，为保证线路顺直，沿途中小型车站选址有时无法进入市区，只能设置在远郊区。部分地方政府为了减轻市区拆迁压力，推动新区土地开发，也乐见高铁站设置在郊区，最终导致车站客流量低、交通接驳不足等问题。 于剑等人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高铁新线引入城市时，若相关线路通道和车站能力满足要求或具备改扩建条件时，首选应将高铁新线引入城市既有车站。若必须新建高铁站，应尽可能选址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的位置。高铁站距离城中心的远近，直接影响旅客前往高铁站的市内交通距离和时间，也影响旅客出行的心理压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客对于高铁出行便捷性的主观评价。 多位受访人士均提到了规划阶段高铁站客流预测可能会失真的问题。上述中铁二院人士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在铁路规划阶段，设计院对每一个新增高铁站都会进行客流预测，但越是大城市、人口密度高的大站，客流预测可参考信息多，预测越准确；越是小城市、偏远郊区的小高铁站，客流预测失真的情况越多。 上述国铁集团人士也坦承客流预测失真的情况确实存在，“部分车站确实出现了实际运营客流远低于设计阶段预测值的情况”。 运营阶段的车次安排对实际客流量也有巨大影响。上述地方政府人士表示，到运营阶段后，铁路部门考虑到车速和客流需求等因素，给部分郊区或四五线城市的小站排车较少，部分车站一天的停靠车次不足10趟，最终形成客流越少，排车越少，排车少又导致客流进一步减少的恶性循环，部分车站出现开通后又关停不用的情况。“高铁设站应科学决策，综合考虑经济性和实用性，地方政府不能盲目追求政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经营报
那些赛博哭坟和疯狂猎巫的人，其实并不关心胖猫，只是关心自己可不可以借机泄愤；也不关心谭竹，只是关心自己有没有一个靶子。 “投机之王”杰西·利弗莫尔说过：世界上只有1%的人明白真相，剩余99%的人三观是被塑造的，他们只负责站队。 问题是，那99%的人经常觉得自己就是那1%。 随之而来的场景便是：许多人并不关心真相，却在争夺真相的定义权——通过重新定义真相，来荫庇自己永远“真理在握”的幻觉，捍卫自己永远站在制高点上的正当性。 这两天，此前一度住在热搜上的胖猫事件有了下文。 下文里呈现的故事，在“闹剧的掩体是悲剧”中印证了“悲剧的底色是闹剧”：它集合了“爱而不得”与“得而不爱”交织的情节和“猫一杯”自导自演式的桥段，呈现了一部“消失的他”的上下集。 之前不少网民赛博哭丧与疯狂猎巫，多是基于“捞女专坑纯情男”叙事的入戏和加戏。 可从重庆警方的通报看，套用这套叙事模板的根基，正在二人的真实往来与第三方的舆论操纵中动摇。事件呈现出了更复杂的基本面相。 但这也许并不影响很多人寻找下一个胖猫和谭竹。 他们并不关心胖猫，只是关心自己可不可以借机泄愤；他们也不关心谭竹，只是关心自己有没有一个靶子。 他们不是在胖猫事件上充满正义，只是需要让自己的廉价正义感表演有附着物——刚好炒作与算法顺着“共情”网络将胖猫事件推了出来，让死去的胖猫成了“二次消费”标的而已。 01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在《正义之心》里写道：理性能力与道德情感的缺乏结合在一起是相当危险的。 他认为，“在人类创造出了非议和惩罚性的道德共同体后，它的职责开始拓展：大多数人对因果报应原则有很深的直觉性关切——他们希望看到众人因其各自行为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现实则一再证明，理性能力的缺乏和道德情感的肿胀结合在一起，也是相当危险的。 许多人对因果报应的关切，总是起于对单方消息的偏听盲信，终于挖坟、网暴、开盒。 前些年，“要顾及大众朴素的道德情感”，是很多遇事常诉诸民意之人常用的一句话。 现在看，在舆论场把古斯塔夫·勒庞对群体的阐释演活了的今天，这句话已不合时宜：在“大众”已被无数个圈层切割成“分众”，“朴素的道德情感”里夹杂着一堆不朴素的非道德情绪的当下，坚固的民意早已烟消云散了。 “猫一杯”事件已经将这验证了一次，胖猫事件又验证了一次。 当地警方通报的一部分。 虽然人们已无数次掉进同一条河流，那条河流里回荡的，都是情感浓度超标的小作文、“只挑有利于自己的说”的单方面说辞、选择性呈现的聊天记录、虚实难辨的网络传言掀起的漩涡，可太多人已学会了在里面蛙泳、蝶泳、仰泳。 膨胀的道德审判冲动，总会在冷静的慎思明辨能力拉住他们之前，将他们推进河流里。 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说；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人类无知的状态，反而让人们进入了一个“新无知时代”——无数未经提炼和归纳的信息碎片，正在被不断创造出来，犹如“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大量缺乏判断力的受众浸泡其中，对偏见、虚假消息不加辨别地吸收。 这段话，一下子点了太多人的穴。 对他们来说，吃一堑连着的往往不是长一智，而是再长一堑……长一智是不可能长一智的，这辈子都不可能长一智的，多看点书又不会，就只有去喷这样子才能够维持精神生活。 在入坑、上当、中招方面，他们挺像是SM中的那个“M”。 也正因如此，“捞女-纯爱战士”的二元化叙事会轻易地击穿感情复杂交互模式的地表，快速在舆论场里搅起巨大的风暴——即便许多消息未经正视、双方说法呈现并不平衡。 02 在胖猫事件上，这次警方通报信息量不小，媒体划出了三个重点： 1，感情上，胖猫与谭某以真实身份交往两年多，互见亲友，多次在谭某家中约会，双方还曾共同攒钱谋划未来。 2，金钱上，胖猫向谭某转账317次共计79.9万余元，谭某向胖猫及其亲属转账179次共计46.3万余元，其中13.6万是在胖猫投江后退还胖猫家属，另外胖猫曾从二人共同攒钱账户中多支取7.5万元。经调解后，谭某全额退还经济往来差额。 3，舆论上，胖猫的姐姐刘某操控舆论：大号怀念弟弟，小号曝光谭某个人信息；找人代写文案以博取网民同情；有选择性地截取聊天记录，显示谭某“是捞女+骗子”；购买流量提升事件热度。 当地警方通报的另一部分。 在解释权被“垄断”的时下，“通报内容=真相”的合理性显然需要论证。 但在调查基础上的详实还原，总比那些被小作文牵着鼻子跑的脑补情节要靠谱。 在巴菲特老爷子说的“家庭的第一核心永远是经济而不是感情”已全方位渗入婚恋过程的背景下，在情感交往中的金钱投入没法简单用ROI（投入产出比）计算和通用标准答案评判的语境中，谭竹跟胖猫的转账差额是否能导向“钓男”“骗钱”“杀猪盘”，注定会言人人殊——即便是有官方通报，也无法阻断每个人从自身视角出发的解读。 也源于此，仍有很多人纠结于“胖猫事件到底反转了吗”：有人说，反转了，因为谭竹跟胖猫不是“只见过两次面”，似乎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利用关系——在胖猫跳江前，谭某就曾明确表示拒绝胖猫转账，称他应该为自己存些钱；有人说，没反转，因为谭竹在二人交往期间花了胖猫很多钱。 只能说，在反转可以被“自定义”的情况下，反不反转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核心事实跟原来单方曝出的出入不小。 在我个人看来，当这段“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感情以胖猫之死结束又被胖猫姐姐以“讨说法”名义续上闹剧续集时，事情就在直奔“可悲复可叹”的方向而去。 胖猫可怜，他的不幸在于，没学会自己爱自己，无论是为了“爱的供养”而燃尽自己，还是因为结婚愿望落空而投江自尽，深情之余都显露了年仅21岁的他的不成熟——很多时候，够深情跟不够成熟也是一体两面。 谭竹可怜，她的不幸在于，她没意识到跟胖猫经济来往的不对等和跟坊间流行的“渣女图鉴”的对应，会为她带来致命杀伤。 胖猫的姐姐原本也可怜，她的不幸在于遭遇了失亲之痛，但当她从不幸者变为加害者时，她就亲手让渡了部分被同情可怜的资格。 03 耐人寻味的是，警方通报出来后，依旧有人拿出《庆余年》里“一切为了庆国”的台词来内涵当地官方。 这画风，不免让人想起那个对话场景：“-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我不听”。 在该质疑处不疑，在不该疑处质疑，部分网友在对待胖猫姐姐爆料和警方通报态度上的不正常错位，在“典、孝、急、乐、蚌、赢”成“网络君子”六艺、许多人信奉“顺我者，真相；逆我者，洗地”的时下，来得很正常。 在人均一个福尔摩斯的地方，真相从来都不够用。 即便有“御赐”的真相，换来的也经常是网民的不肯“奉旨”相信——虽然他们习惯了“等通报”形塑的信息供给生态，但塔西佗陷阱常被小作文达人利用的情形在反噬着这样的生态。 后真相时代中的“后”，对应的就是多元信息渠道消失之后；后真相时代的“真相”，也只能是存在于“相信自己想要的真相”土壤之中。 着眼现实，人们生活的信息土壤还经常被污染：女权（利）-饭圈-民粹三股极端力量，就正侵蚀人们所处的公共信息空间。 胖猫事件就成了寄生在“女权舆论共同体”之上的“仇男-厌女”两股势力的对决场。那些性别对立声音，顺着男女当事人双方被臆想出的“舔狗”“捞女”设定倾泻而出。 此次事件中，某些人的性别对立暴论箭头不光对准了谭竹，还对准了胖猫。 这里的女权，自然该打引号。真正的女权，指向的该是两性平权，而非女性特权。可如今，很多女利主义者把自己活成了锤子，专门靠钉直男癌和大男子主义言论为生，跟男权主义者形成了共生结构；许多男权主义者同样是见到女利就如同鲨鱼闻到血腥味。二者行为同构、本是绝配，却视彼此为仇雠。 在这类极端情绪的推波助澜下，胖猫事件必然会朝着失控方向发酵：骂谭竹的人，很多都是在把她当一类“钓系女孩”的典型来批斗；骂胖猫的人，很多都是将自己对“蝈蝻、屌癌、金针菇”的反感投射在可怜的胖猫身上。 英国作家娜奥米·阿尔德曼说：用一种性别去压倒另一种性别的战争，既没有尽头，也没有胜利者。 但这群人在以己为矛也为盾，挑起“一群人对一群人的战争”。 04 村上春树在短篇小说《列克星敦的幽灵》中写道： “我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毫无批判地接受和全盘相信别人说法的人们，是那些不制造也不理解什么而是一味地随着别人听起来顺耳的容易接受的意见之鼓点集体起舞的人们。他们半点都不考虑，哪怕是一闪之念，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有错，根本想不到自己能无谓地致命地伤害一个人。我真正害怕的是这些人。” 这些偏听盲信者如同墙头杂草，性别对立的心态则是一把火，能快速将其点燃，最终吞噬无数个胖猫和谭竹。 这带来的直接问题是舆论场的“垃圾场化”，深层次弊害则是“真问题失焦”——正如法学家劳东燕所说的，公共事件逐渐从公域里消隐，越来越多的私人事务被拉到公域，在显微镜下被围观被细看，出现任何瑕疵都会被上纲上线。当“监督”的箭头一边从某些地方退缩一边向私生活领域延伸，社会注定会被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泡沫粘住。 一通没有意义的狂欢，留下一地没有价值的鸡毛，就是我们公共生活里的常态景象。 回到胖猫事件上，它就成了后真相时代被众人加工的标本。虽然许多人并不在意真相，但它暴露出了几重真相。 如果说第一重真相是警方通报还原的胖猫生前有情感寄托、死后被拿来炒作，第二重真相是无数哄客不关心胖猫也不关心谭竹，只是用他们来为自己的伪正义癖好和表演欲献祭。 那胖猫事件背后真相的真相的真相，就是真相濒死——它可能被掩埋在畸形信息供给的深坑里，也可能溺死在情绪洪流之下。 这，或许就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最残酷的真相。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数字力场
当退休后的老人们来到一家日间托老中心做海底灸时，幼儿园的老师们正外出派单、宣传招生。这两个地点的老板，是同一对夫妻。 于波和崔瑾在山东济宁经营了20多年幼儿园，从2003年的第一家，逐渐扩张到2020年的十一家。夫妻俩原本打算把这当成一辈子的事业，但出生率下降伴随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现在，他们的目标客户不得不转变为在校门口等着接孩子的人。 盼不来的孩子 王姨不管于波是不是什么教育集团董事长，她就要教他种三角梅。 于波还在托老机构的二楼办公室接受媒体采访，王姨给崔瑾打去电话，“那得下来，我今天必须教给他，还带了两袋化肥。” 王姨是这家托老所的会员，热爱养花，之前看到于波把三角梅剪秃了，一定要指导他。 这家托老所开在济宁市中心最大的城市广场附近，为60-75岁的活力老人提供日间活动场所和服务。年前正式开业，目前吸纳了五六十名会员。 吃过早饭后，老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做八段锦、做海底灸、打牌。中午回家吃过饭，又来了，要接孙辈的下午四点多就得走。这个场所镶嵌进老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替代了原本在家看电视和手机的时间。大家建了个微信群，店员每天预报天气，问早晚安。老人们生活规律，如果有谁每天九点进店，有天超过十点没来，就要打去电话问问。 这样的情形让从事了二十多年幼儿园事业的崔瑾感到陌生又熟悉。小朋友们也是如此“考勤”，如果早餐后半小时还没来，就要联系家长：要不要留早餐？为什么没来？ 2003年，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崔瑾创办了第一所幼儿园。那年她20岁，和丈夫从招生、地推、上课和维修干起。幼儿园品牌在济宁当地口碑不错，一些家长的二胎、三胎都继续入读，老师们也一路跟随，教育集团逐渐扩张到2020年的11家幼儿园。 出生率下降的影响是滞后的。2016年二孩放开后，全国迎来了一波生育小高潮，达到1786万，但从2017年开始，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到2022年，已经跌破1000万。而2016年到2021年间，全国幼儿园数量从23.98万所增加至29.48万所。崔瑾记得，2020年9月，幼儿园瞬间就招满了。 园长李伟就职于于波和崔瑾在2014年创办的一所幼儿园，通常情况下，往年至少能招到100多个孩子，但2023年3月报名期间，只招到了30多个。恐慌突然来临。 在2016年婴儿潮中出生的孩子集中在2023年前后毕业，数量是近几年最多的一波，占在园孩子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一波孩子的毕业，叠加上新生儿变少，在园人数和前两年相比减少了一半。崔瑾估计，今年9月孩子毕业后，幼儿园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对民办幼儿园来说，在园人数达到多少才能不亏损，是个可计算的现实问题。李伟算了一笔账，由于园区较大，一年的房租最高时将近190万，在园孩子要达到330个左右才能收支平衡。但目前，园区只剩下300个孩子，一年亏损30万左右。 到今年9月，又将毕业100多个孩子，李伟必须想办法补上这个空缺。园区里的每个人都要跟着忙碌起来，一部分老师讲试听课，一部分老师轮流外出派发招生宣传单，李伟也会带着小孩喜欢的小风车到附近的公园，邀请家长去听免费的体验课。 但再怎么努力，幼儿园能覆盖的目标人群有限。目前，周边街道的十几所幼儿园已经关了三所，有一所曾携款跑路。有家长找到李伟，“咱们幼儿园会不会关？”李伟坚定地说“不会”，但心里依然很恐慌。 2023年，于波和崔瑾关停了一所位于老城区的幼儿园。他们了解后发现，整个社区里的新生儿不过二十多个，全是老人，坚持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今年，崔瑾认识的几位其他幼儿园的园长还在不确定中观望，“就看9月这一阵招生了，招上来就干，招不完就不干了。” 托老所里的老人们 从幼儿园里“长出”托老所 在出生率下降带来的“变天”之前，于波和崔瑾已经在疫情之下被动地开始过一些“转行”的尝试。 三年疫情，关园的时间加起来有一年多，期间幼儿园完全没有收入，而房租、物业费、老师的基本工资和社保不能断，全体员工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夫妻俩不得已关停了两家幼儿园。 无课可上，如何把现有的人力利用起来？他们尝试过做外送，通过家长和社区建起微信群，厨师做饭，老师们当配送员。尝试了两三个月，亏损好几万。于波亲自跑腿，开车给顾客送十斤芒果，最后只落得几块钱，对方问他：“你这外卖员开汽车送外卖，是来体验生活的吗？”后来，他们还尝试过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和学业规划，但都好景不长。 崔瑾和于波发现，在同一个行业中坚持了20年，“脑子都有点固化了”，其他的商业模式都不太懂。300多人的团队中，不少老师的工龄在10年以上，如果老师们失业，可能也难以适应别的行业。 有没有一种转型既能利用幼儿园的场地，还能发挥老师的技能？起初，他们想过做养老院，但被朋友劝住：“不好干，投资还大。”于波的爷爷今年100岁了，父亲兄弟三人每人轮流照顾一个月，于波开玩笑地问爷爷，“去养老院吧？”爷爷耳朵也不聋，眼也不花，“不去”。于波说，“济宁这个地方，如果听说谁把爸爸妈妈送到养老院了，那都得挨骂，说不孝顺。” 于波还想过做老年大学，但调查下来，济宁公办的老年大学，每门课半年只收100块钱，“这怎么跟人竞争？人家不图挣钱，场地也是免费的。” 反复考虑后，于波想到了在幼儿园里开设托老所。幼儿园临近社区，餐厅可以改造成社区食堂，而孩子和老人的餐食几乎要求差不多，烂碎、少油少盐。等待接孩子的时间，老人们可以在教室改造的活动室中娱乐，幼教老师可以给老年人上课，生活老师未来可以提供保洁、护工等服务。 夫妻俩在外地考察时，注意到上海一家专门为老人提供高端上门服务的机构做得很好，他们只收有限数量的会员，年费八九万。但是济宁和上海不一样，“你收3万也没人来。” 上门服务的思路给了于波灵感，他想通过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吸纳会员、建立社群，当基数足够大的时候，一定能产生许多上门服务的需求。 于波和崔瑾决定从身边开始做市场调查。从2003年至今，幼儿园的毕业生累计达到17000人，覆盖了好几万各行各业的家长群体。利用这些资源，他们给每个在园的孩子发下问卷带回家，“如果有这样一家托老机构，还能给老人配置安全预警的设备，你愿意花多少钱？” 担心没有市场需求，于波和崔瑾不敢贸然开始拿幼儿园做实验。他们租下了一个家具卖场开始改造，一楼设有养生仪器、厨房和书法区，楼上可以打乒乓球、唱歌、按摩和上课，年费定为1288元。 初期的推广很困难。夫妻俩想找社区的网格员在群里发免费测血压、血糖和理发的通知，但被拒绝，对方说自己只能发政府的通知，担心有风险。不少老人刚进店的时候也很谨慎，担心这里是卖养生产品的地方。 离店面不远处，一间名为“社区智慧养老”的门店已经关门了。那里曾以发鸡蛋为名吸引老人，售卖几万元的医疗器械。于波的店面推广期间，有老年人一边做着艾灸，手机里还播放着那家店的课程，听完对应的时长、回答问题再发朋友圈宣传，一天大概能得5毛钱，老人们乐此不疲。 当于波和崔瑾想寻求政策支持时，他们发现关于托育的建设补贴和经营补贴已经很完善，但针对无床位的托老服务，还有些空白。崔瑾说，任城区卫健委答复他们，虽然“一老一小”在自己的管理范围内，但是目前没有具体的政策或实质性的补助。 在不确定中进行尝试并不容易，但幼儿园的土壤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今年春节后，门店正式发布店员招聘，一位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前来应聘，他的孩子十年前就读于于波夫妻俩旗下的幼儿园。他之前从事美容健康行业，但疫情后，大众消费收紧，客户群体也快进入退休阶段，他意识到养老行业似乎更有潜力。双方一拍即合。 还有幼儿园毕业生的家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他主动联系于波，希望能开展合作，由社区提供活动场地，把他们的模式引进社区。目前，于波已经和两家街道达成了合作，他们签订了协议，在满足基本公益服务的前提下，运营社区食堂，还可以开展收费的上门服务。 在济宁老城区的一处广场上，陪伴孩子玩耍的大多是老年人 在不确定中转型 周鑫是于波教育集团旗下的幼教老师，2023年幼儿园因招生问题关园后，她有两个选择：转去旗下的其他幼儿园继续当老师，或重新开始，服务老人。 2022年起，周鑫开始参与外出派单招生。孩子不断流失，身边的同事也各自谋划出路，有人转行直播，有人干销售。周鑫意识到出生率下降，老人增多，“一整个就是翻转了，未来肯定不好走。”如果继续在幼儿园呆着，没问题，但是更长远的路呢？ 暗淡的行业前景和疫情带来的影响，靠信任也难以维系。一名老师跟了李伟八年，一个月前，她说自己想去公办幼儿园，虽然工资低点，但学费低，招生压力小，“园长，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相信这个行业的未来，我不信咱们民办园还能坚持下去。” 还有一个孩子原本在园区就读，学费一学期7000多元，但爸爸在外有负债，而附近的另一所民办幼儿园只要4000多元，家长没有任何犹豫，把孩子转走了。李伟找他沟通，对方说，“我对你们很满意，我真的是自己没钱了。”但孩子转过去没多久，那家幼儿园也关园了。 和家人商量后，周鑫决定离开幼儿园，到新开业的托老所工作。平日店里的事情不算多，周鑫提供最多的服务就是倾听和陪老人们打牌。起初，出于对老人的尊重，店里要求员工和顾客保持距离，但她发现老人就喜欢和她亲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带大了两个孙子，每天做一日三餐，坚持数十年。但最近儿子和她说，等明年孙子上了高中以后，“你可以轻松了，解放了”。但老人心里难受，陪伴了孙子这么多年，说走就走，好像少了什么东西。每天来店里说说话，变成了她生活的重要部分。 老人们和周鑫渐渐熟悉起来，谁的手机流量刷超了、谁中午吃了芹菜炒肉、谁家电费该交了，没有人比店员更清楚，还有老人张罗为周鑫介绍对象。从前周鑫是老师，现在她觉得自己更像家人。 崔瑾曾担心过，虽然老师们经常给小朋友擦屁股和清洗沾了屎尿的裤子，但他们不一定能接受老年人的味道，不爱听老人的唠叨。目前，托老模式还没有正式引进幼儿园，李伟尝试着试探老师们的态度，先鼓励“呀，你这个画画得太好了”，再提“如果将来的话，咱有老年人的一些课程，让你带他们去做，你高兴吗？”老师们都清楚幼儿园的处境，平时也常和孩子的长辈们打交道，“没问题”。 66岁的宿爱云是托老所打扮最精致的老人，用丝巾点缀衣服，再配上高跟鞋。但她已经三四年没再买过新衣，觉得年纪大了，穿不了多少年。她家附近开了所养老院，每天路过都能看到里面的老人坐在院子里，“不吱声，看着挺可怜的”。她和店里的其他老人讨论起以后养老的规划，大家一致认同，只要生活能自理，不上养老院，实在不行就找保姆上门。宿爱云还想过和好友一起抱团养老，正好家里有空房间，但细细讨论起来，谁住哪一间？会不会产生矛盾？计划又搁置了。 目前于波的托老所还没开始盈利，但蝴蝶已经扇动了翅膀。从去年开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分享自己关于幼儿园转养老机构的想法，积攒了几千粉丝，全国各地的人陆续来店里考察，地图软件提示他，店址搜索量一周达到100多个。银行、牙科、各种推广和投资人都找上门来，还有客户打电话提出希望能新增上门助浴服务，这些对于于波来说，还是需要摸索的领域。 由于人力有限，于波的团队目前提供过200多单上门服务，主要是打扫卫生和清理热水器。他发现护工的市场缺口很大，计划未来和职业培训学校开展合作，培养更多技师。等整个模式成熟起来，五年之后开设自己的养老院。他相信老年人市场的稳定，“服务他 10 年、 20 年，年龄越大越离不开我们。”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5月19日晚，重庆南岸警方通报“胖猫”跳江身亡事件的详情。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捋重点： 1、双方存在真实恋爱关系，女方不构成诈骗罪。 2、双方见过很多次面，女方甚至带胖猫回老家，不存在“2年5个月仅见2次，看过一次电影”的事情。 3、胖猫生前确实给女方转了50多万，胖猫姐姐说“我弟弟给谭竹转了51万”，并没夸大。 4、女方已经全额退还了与“胖猫”恋爱期间经济往来的差额。 5、胖猫的姐姐在网上存在精心策划、操控舆论、团队协作、侵犯隐私、引导网暴等行为。 重庆警方的通报，用充分的细节、详实的证据和清楚的事实，告诉人们，事情不是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样。 很多人惊呼，胖猫事件反转了。 当然，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是，纯爱战神和女方2年5个月仅见2次，看过一次电影，却转账51万，那这件事确实（部分）反转了。 但，如果你只盯着经济往来，胖猫姐姐说转了51万，事实上这个数字也相差不大，那这件事就没有反转。 而至于女方是不是捞女，胖猫是不是受害者，胖猫姐姐是不是吃人血馒头，那就更是见仁见智，简直能吵翻天了。 但看到通报里列举那么多的数据，网友们热火朝天算账的样子，我感到滑稽而荒谬。 人们献出了旷日持久的关注和情绪，重庆警方隆重推出了详实的长篇通报，耗费了那么多的公共资源，却只是为了一对再普通不过的男女无关他人利益的琐事。 换句话说，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私事，我们消耗了珍贵的“战略储备”。即使消耗了那么多公共资源，最后除了一地鸡毛，我们依然一无所获。 就像我上篇文章说的，这是一部名为“胖猫”的连续剧，而这部连续剧，已然迎来了最光怪陆离的高潮。 如今，胖猫事件反转也好，没反转也好，都再次印证了我之前的判断： 黄色新闻已经成为了新闻的主流，普通人审判普通人，所有人娱乐所有人。仿佛人人都在寻求真相，但持续的关心，不过是把一件本应逐渐淡化的事件，演变成真假难辨的连续剧。在这个过程中，对事件的关注也变成事件，层层叠加，不断反转，以源源不断的新鲜资讯，迎接着人们持续投入的精力。 而这，成为了互联网最新的娱乐方式。 胖猫事件，算是最近几年现象级的传播案例。如果非要从这件事里提炼出什么公共价值，那么我觉得有以下几点： 1、一两句话就能总结的事件，都因为过于传奇而值得警惕，不但要警惕那一两句话，也要警惕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复杂事情的思维方式。 2、受害方也会说谎，不管是恶意还是无心，任何轻信都可能被反转打脸，所以不要轻易做道德审判。 3、真相里也可能有谎言，甚至真相永远都不可知。如果非要对网上的事件投入感情，把看到的一切看成是连载小说，而非事实，可能会更有利于身心健康。 4、任何人都很难经受得住聚光灯的审视，因此普通人把自己的私生活主动暴露在大众面前时，都应该三思。网络舆论不会只吞噬自己的敌人，也可能会吞噬自己。 5、无论如何，要永远爱自己，尤其要爱自己的钱。但要知道，钱买不到爱。 以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上海此前既然赋予了商家自由设置的空间，鼓励创新与个性化的表达，就应简化审批流程，尊重商家的实际需求。 就算有必要调整，也应加强前期沟通与现场勘查，尽量不妨碍商家的正常经营。少一些有关部门的指手画脚，给商家松绑，城市街道才有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与商业繁荣的生动展现，而非千篇一律的单调风景线。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上海徐汇区广元路上一家包子铺老板赵先生，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求助，称店铺已营业1个多月了仍然是无店招的状态。此前，他向相关部门申请了近10次，反复尝试递交店招设计方案均未能通过审批。 店主十分不解，“我们正常做生意，为什么不让挂招牌呢？”普通人看了也是一头雾水，上海不是早就不要求统一店招了吗？怎么如今一个小小的包子铺却申请不下来一张招牌呢？ 从店长薛冬冬的申请记录来看，从今年3月7日起，他已经先后11次提交审批申请，仅店招效果图就制作了7个版本。他回忆，每次提交申请后，总是被以各种理由打回，“一会说字体高35厘米太大了需要缩小，一会说字体颜色太亮了，一会又说不允许用反光材质，一会又说字体外发光不允许，只能反复调整后重新提交。”折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4月13日字体审核通过了，可万万没想到，4月29日他又接到电话，说按照规范文件，店铺的门头不能凸起，需要将凸出部分拆掉。 从这家包子铺申请店招的经历来看，当地对于店招的审批流程十分繁琐，而且要求极为苛刻。从字体大小、颜色、材质、发光效果到门头凸起，每一处细节都需反复调整，这些问题没有一次告知商家，工作效率低不说，反复修改无疑也给商家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薛冬冬4月13日提交的店招版本 来源：“上海民声直通车”微信公众号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审批的反复并非只涉及一个部门。除了街道层面的审核外，还需提交给“社区规划师”进行审批。据街道工作人员解释，赵先生的包子铺由于地处风貌保护区，店招在外观上要求较高，这次拆门头就是社区规划师要求的，社区规划师是外聘的，街道是攒齐了一批材料一起交过去审核，这也导致时效上有些拖延。 社区规划师这个职位乍一听，以为是指导商家如何设置店招，给出合理的建议，可现实看起来，他们更像是纸上谈兵，成了商家申请店招的阻碍。 就说最后的“门头凸起”问题，赵先生这家包子铺的门头并非常见的中空钢结构，而是房屋原本的挑空水泥屋檐，街道工作人员带着装修工人来现场敲击后，确认屋檐与屋顶梁体连接，拆除是有困难的。而且，赵先生在装修时已将店里的蒸汽排放出口藏在了凸起的门头里，一旦门头凸起部分拆除，意味着部分装修要重新调整。 规划师一句拆门头说得轻巧，可对店主来说，开店一个月就要砸了自己的招牌，本来就难以接受，何况实际施工的难度很高。这种脱离实际的做法，不仅给商家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让人对规划师的作用产生了质疑。每家店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具体情况，规划师应当深入现场，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专业建议，而不是仅凭图纸判断，给实际操作出难题。 本以为，上海商户不用再为店招而烦恼，因为早在2022年9月，《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在确保店招符合规范的前提下，赋予空间让设置者展示个性、追求创意。当时，不少人大赞这一人性化的方案。 表明上看，商家在店招设计上拥有话语权，可如今看来，执行层面仍遭遇“落地难”，这背后与另一政策有关。据报道，上海从去年5月1日起实施了《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对于店招的大小、设立方式均有明确的规定。 这一《规范》在实操层面给了商家很多限制，不少街区为了追求统一风格和所谓的“美化”“安全”，对店招进行了严格的审批程序，甚至由属地政府统一设计安装，这不仅剥夺了商家的自主经营权，也与2022年的规定相矛盾。很多商家对媒体大吐苦水，严格的审批让他们无所适从。 网络图片 在街区实施美化工程统一设置店招时，有的店铺旧招牌被拆走，新的迟迟安装不到位，也没人能告知还要等多久。还有的店铺前脚刚花钱装修好店招，后脚就被工作人员上门拆除。报道里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是，按《规范》要求，“设置在离地高度2.5米以下的附属式招牌，凸出墙面不宜大于0.2米”，可一家房产中介的实际情况，使其无法按照这一规范施工，无奈扯了一块喷绘布作为店招，晚上黑漆漆的门头，不少顾客都以为店倒闭了。 这种“一刀切”的做法，非但没有美化街区，反而削弱了城市的烟火气和商业多样性，直接影响商家的经营。 对于包子铺老板来说，一个小小的店招关乎着生意的好坏。现在一天只能卖出100来个包子，400元的营业额。而仅房租摊下来一天就要近700元了。包子生意需要赶早，没有店招，没人知道里面是卖什么的。一个小小的店招是吸引顾客、展示品牌的关键。频繁的修改与漫长的等待，无疑加重了商家的经营负担，每一分经营成本的增加都可能成为压垮小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上海此前既然赋予了商家自由设置的空间，鼓励创新与个性化的表达，就应简化审批流程，尊重商家的实际需求。就算有必要调整，也应加强前期沟通与现场勘查，尽量不妨碍商家的正常经营。少一些有关部门的指手画脚，给商家松绑，城市街道才有可能成为多元文化与商业繁荣的生动展现，而非千篇一律的单调风景线。毕竟，城市之美，在于它的包容与活力，而非一块块标准化的招牌。 营商环境的优化不仅仅体现在大政策的出台，更在于细微处的关怀与支持，希望城市管理部门能为这些商家提供更好的支持与服务，至少别再让他们每天早上摸黑卖包子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