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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在香港访学了三个月。去报到那天的座谈会上，我向一位同学介绍自己说： 我叫徐凯，内地执业律师，我是来凑数的。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当时想要更多的个人时间和空间，理清自己来时的路。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座谈的主要缘由，就是欢迎我过去。 这三个月过得非常充实。在港岛的街市中，在海边的小径上，在朋友家的餐桌旁，我回想起许多意义重大而暧昧不明的往事，那些害怕面对而刻意回避的事实，每一件都深埋在心底，每一件记得清清楚楚。   2004年来北京读书时，我不会想到要在这个城市住到今天。我从安徽农村来，想要学习法律，在法学院上的第一课，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什么是法律？ 法律是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专政工具。 出乎意料，和我的想象相反。 然而，接下来这二十年，我每天都体会更多一点，这个定义的现实感。 因为不知道怎么和人说话，大学期间，我大多数时间都躲在宿舍和图书馆，以免和人发生接触。我在农村是没有看过报刊杂志的，因此最喜欢期刊阅览室，我经常看《经济观察报》的评论和专栏，还看了《财经》杂志的一些新闻稿件，尤其是和股市和国企有关的调查报道。复读那年，我在高中书店读过一本书，《中国农民调查》，是报告文学，也很接近新闻题材，这本书主要写安徽农民，记录了当年农业税和计划生育引发的许多事件，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记忆。 也许新闻行业的工作，更接近我最初的想法，而且我可以工作的名义，强迫自己和别人交流。一举两得。 大三的一天，我看到有一个讲座，《财经》编辑段老师来法学院做了分享，我等散场时去问他，我能去《财经》实习吗？就这样，2007年11月，我来到朝外大街泛利大厦，成了媒体行业的实习生。 我那时连个完整的句子都写不好。第一篇网稿写完，编辑编发后，我发现除了署名，其他句子都不是我写的。 第一次出差，是去山西太钢集团的事故现场，他们的矿渣山坍塌，吞没了半个村子，地址在娄烦县，也就是古楼烦国。我在剩下的半个村子里，看到电视机里正盛放着北京奥运会的烟花。当地政府封锁了新闻现场，我爬后山进去，拍了照片，又从后山出去，走到马路上，被当地警察发现，拖到乡政府里问话。副主编张老师打电话给乡党委书记： 要保障我们记者的安全。 书记说，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党领导的政府！ 当天深夜，政府驱车送我回太原。走盘山公路到山顶的位置，突然停车，叫我下车，在黑压压的山色中，高声问我有没有录音笔和相机。当然有，但到山顶也不能给你啊。 这就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新闻稿件，《娄烦矿渣山不能承受之重》，张老师改的标题。 但我仍然是个很差劲的记者，和同期实习记者相比，无论是采访能力还是写作水平，我都差得很远。我当时的主管编辑不认可我。她给张老师写了一封邮件说我说谎了，我说给某部委打了电话，但她查阅了我工作上的座机，发现没有通话记录。以及我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差。 能力差我认，但我没说谎，那个座机它只能显示最后一次打出的号码啊。为什么要趁我不在查阅我工位座机通话记录。我回复邮件说明了情况，同时主动辞掉了工作。 就这样，入职才两个月，我就丢了第一份工作。 我太希望成为一个记者了，我给能找到号码的每个新闻刊物主编打电话，即便每一个我都不认识。 《中国新闻周刊》的主编靳老师，我给她打电话，介绍自己，她说，真抱歉，她已经换工作到上海去了，在读者文摘工作。 《中国周刊》当时创刊，主编是朱老师，我给他打电话，介绍自己，他给了我一份记者工作，我在中国周刊待了两个月，没过试用期，被辞退了。 人生前两份工作，都没有过试用期。但我仍然想要做记者。 《中国企业家》的金老师，《瞭望东方周刊》的黄老师，《中国新闻周刊》的陈老师，《中国投资》杂志的一位老师（抱歉我忘记了她的姓氏），我找到每一个能找到的记者编辑，问她（他），你能给我一份记者工作吗？每一个都帮助了我，给了我工作机会。但就如同此前一样，每一份工作我都做不长、做不好，最后我在上面这些杂志社，每个只待了几个月时间，就都离职了。 2009年底，我不知道第几次失业后，身无分文，借了一大把信用卡要还，也没有朋友，常常漫无目的地走在北京街头，走累了就坐在地坛公园的长椅上，心里想起史铁生。 此时，新闻媒体界发生了一起大事，舒立团队集体出走《财经》，创办了财新传媒。这件事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财经》杂志大量采编职位出现了空缺。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泛利大厦，在这里跌跌撞撞，又马马虎虎做了五年记者。 这五年期间，我努力工作，向着自己想象的方向不断尝试。渐渐地，我有一些报道得到了一些新闻奖项，但都不是我自己满意的作品。2013年，我在重庆积累了足够多的信源，去监狱中采访了正在服刑的重庆广电集团原董事长，采访了时任重庆市长，前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以及许多环节的参与者，最终完成了一篇稿件叫做《红潮》，讲述了在重庆唱红打黑时期，当地媒体在意识形态工具化和商业化之间的冲突。到这篇报道为止，我对这份职业想象中的自我期待被实现了。 在这几年里，我不断练习提问、练习倾听，部分克制了孤僻的天性，学习和别人说话。 在香港，我常常去文欣和冬冬家做客。原来他做记者的动机，有一部分和我是一样的：正因为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所以才选择一份外向的工作。不是因为擅长，而是因为不会。 这份职业确实训练并改变了我。慢慢学会交朋友。我渐渐认识到，与新闻热点相比，具体的个人要重要得多。我开始交到一些朋友，也在工作中伤害过别人。 2010年，财政部有一位要员落马，案涉北京的一名开发商。这位开发商的楼盘位于东二环上，叫富华大厦。我直接去富华大厦找人采访，挨个房间敲门，就这样见到了代替父亲管理公司的小王。小王当时大学刚毕业，比我还小一岁，我自报家门，他却一见如故，给我说了很多事。我后来结合其他采访素材，写了篇关于该要员的独家报道，发在了《财经》杂志上。小王看到以后，发短信痛斥我。我看到短信，心里非常难过，不知道怎么回复他。至今没有回复过他。 那时我对自己说，我的工作是提供关涉公共利益的事实，虽然辜负了他个人，但合乎职业伦理。即便如此，此后十多年，每次路过富华大厦，我心中都隐隐作痛。 在香港，和朋友们聊起这件事，我终于意识到那个被回避的问题是什么，这么多年来追索我的是什么：被公共利益掩盖的个人利益。 我之所以要写那篇稿件，是因为我想要写一篇独家稿件，向我的同事和同行证明自己，这才是我最主要的动机。这篇稿件有关公共利益，也有关我的个人利益，二者并存。然而探究我行为的实际动力，我的个人利益是更加直接和主要的。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很奇怪，当我面对质疑的时候，就想不起来我有个人利益了，我用来安慰自己，在内心深处反驳小王的，全部是公共利益，似乎我一点都没有个人利益在其中。 在具体的记者工作中，时常难以忍住越界的冲动。 2012年，陕西镇坪发生了一起七个月婴儿被强制引产的事件，婴儿的父母是冯建梅和邓吉元。镇坪是一个袖珍的县城，在这起事件中，我终于不再甘于只是一个中立的记录者，试着帮助当事人从县城逃往北京。在当年发表过的记者手记中，我记录了当时的过程： 采访结束后，邓吉元决定再次离开。这是6月22日下午两点多，他带着女儿，邓家大姐开车，载着邓家老父亲和我。由于是三省交界处，我们本来有三个方向可以走：安康方向，重庆方向和湖北方向。我提议走重庆方向，但安康市是他们最常走的，而且邓吉元还想回家拿换件衣服。 我知道这条路线的风险。既然第一次没走掉，现在盯着邓吉元的眼睛遍布整个县城。何况这条经由安康市前往西安的道路，每一步都可能被拦下来。那时，我能做的只是陪着他。我悄悄联系了张凯律师和腾讯微博的朋友，告诉他们，一旦有事，会请求他们帮助。我的想法是，就算走不掉，也要保证邓吉元不被镇政府的人带走。 车行半个小时，一辆大型卡车就停在路中间。大姐下车，换了车技很好、曾经开过大车的邓吉元，才堪堪过去。但随后，大姐就发现，一辆镇派出所的车不紧不慢跟着我们。我让大姐靠边，结果这辆车也跟着我们停下了。 往前几公里，已是下午三点多，又看到一辆横着“抛锚”的车，政府的人迅速包围了我们的车辆，声称邓吉元有问题，要带他回去。邓吉元不肯，但说不过对方。 网络图片 随后，那名采访过邓家的德国记者也出现在现场。场面愈发紧张起来，几个所谓喝醉了的“村民”冲过来打邓吉元，骂他是“汉奸”“卖国贼”。 我正在和赶来劝解的曾家镇陈姓政协主席“叙旧”，突然看见离我们五六十米远处的邓吉元被人冲上去踹了一脚，我立即冲上去喊了一声：“这么多政府的人在场，怎么有人打人！你们都不管？” 随后有警察赶来。但令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动手打邓吉元的所谓“醉鬼”，竟然指着我跟警察说，刚才是和我打架！于是才有了警察认为我是当事人，要带我回去调查的事。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又改口说带我回去“作证”。 当我被诬蔑打架时，我找到事发时和我说话的政协主席，问他：你能不能说句良心话？对方嗫嗫嚅嚅说不清楚。当情绪与焦点引向在场的外国人之时，参与围堵的另一人反反复复骂我是汉奸，他说，钓鱼岛你怎么不去关注？这么大点事，你们就要来我们镇坪弄？ 以上过程，通过现场的多个信息源已在微博上直播了。经过这一场风波，走是走不掉了，当晚7点多，邓吉元被带回镇坪县公安局，而我被公安跟着，最终还耗时一个多小时做了份证人笔录。 当晚10点半，在警察与宣传人员的“护送”下连夜送赶到安康。等住下，已是次日凌晨三点。（《镇坪七日》，2012年发布于财经网，链接已不可见） 那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内心最大的渴望，是守护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写出某篇独家报道，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关注。我近距离接触了一些媒体前辈和同行们，看见他们非常有意识地利用社会事件转化个人影响力并牟利，我心中的疑惑不断滋长。 2021年，为练习打坐，我去一家寺院住了两周。这是禅宗丛林，每日要在禅堂打坐几次。在寺院里，我见到很多怪事。 比如说，有一些信徒喜欢放生，因此寺院的池塘沟渠有大量死去的鱼鳖。 比如说，见方丈是要磕头的，是要给红包的。只有方丈有权为居士皈依，当我去找方丈皈依时，没有给他红包，也没有给他磕头。于是他将在我晾在一旁，置之不理，我因此在丈室待了一上午，现场观摩了这位方丈如何接待客人。 第一批客人是一家四口，一进门就五体投地，向方丈跪拜，每人手里都拿着几张百元纸钞，献给方丈。方丈接过来，直接扔到手边的抽屉里，然后面露慈悲地接受恭维。 第二批客人是一位僧人，也曾在这家寺院挂单，后来自己要出去闯一番天地，去到另外一个县城，盘了一家寺院，但诸事不利，回来向这位方丈请教。同样给了钱，同样跪拜。二者寒暄，方丈开始为这位僧人支招，应该找某某领导，佛协有一位秘书长与这位领导相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打电话找他，找到这位领导送点礼，他开口打招呼，事情就好办。 直到午饭时间，他仍然没有为我皈依。年轻侍僧小心翼翼提醒他，方丈才不情愿地叫我过去，草草为我执行了皈依仪式，全程没有看我。 我刚到时，大殿中仍有来自金陵刻经处的一些佛经和读物，供信徒自取。但随后有关部门整顿这类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这些佛经就从大殿中消失了。早粥时方丈训话，依据领导指示和会议精神，大殿不能再出现这些佛经，要求巡视僧务必检查落实。 当然，和任何行业的成功人士一样，这位方丈的法号前，有一堆头衔：佛协会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即便如此，在这家寺院中的暂居，给我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体验。寺院的钟鼓、气息和禅茶，来往劳作的修行者，默默无闻的学僧，集体打坐的禅堂，样样都镌刻在我心中。 在这位宗教官僚身后，仍然活着的，是佛法的古老实践：打坐，观想，向内寻问。 不管外层有多少腐化，佛法常住。 当我回头来看那个新闻行业时，恰如我对于寺院的感受。行业的复杂性在于，最虚伪背后，也有最真实之物。即便有那么多腐化的现象，那么多虚伪的人物，事实和思想的自由市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必需公共产品，仍然值得最大的努力和奉献。 法律行业，亦复如是。   在座谈会上，一位老师问我为什么要转行，我说： 为了赚钱。 虽然有很多因素促使我转换职业，但收入是第一优先级的考虑。到2014年，我仍然身无长物。我希望有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记者这份职业，在财务上的性价比实在太低了。我那时居无定所，经常搬家。有一次搬家，为了减少负担，把自己所有的纸质书都在朋友圈送人了，其中有许老师的随笔《坐待天明》，送给了湖北一位朋友。后来记起是许老师签了名送我的，内心后悔不已。我知道，这位朋友会比我更珍惜这本书，稍作安慰。 2014年，我刚转行不到一个月，浦律师的案子就发生了。 当时，他和屈律师、步律师担任杂志社的法律顾问，我们有一些稿件，涉及工商档案的，就会请杂志社委托律师查档。浦律师曾经办理过重庆劳教系列案件、浙江于其一案件时，这些是我做过的选题，为此采访过他多次。 2014年5月浦律师被捕后，公安机关找过我很多次，严重干扰了我的实习律师生涯。当时发生的情况，我如实记录了下来，并且在2015年浦案开庭前，全文公开发布在微博上，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又写了一些很中二的话： “今天我发表这篇记录，心里不是没有犹豫、怀疑和恐惧，最担心会影响到父母的生活，心里真的很害怕，我没有能力保护他们，难道还要给他们带来麻烦么？我对于包括李某在内的警察也没有任何情绪了，也许他们只是在做不得不做的工作而已。但我不能坐视浦受刑而一言不发，因为我仍然记得自己最初为何退学重考了法学院，仍然记得为何毕业去做了新闻记者，仍然记得自己对于所在国家和社会的幻想：在我想要生活的地方，我的家人朋友都有尊严，每个路人都有他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地方，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这样的微博而失去人身自由。如今浦案开庭在即，以此文为献，致意二中院的法官：我仍然相信你们有作为裁判者的良心和自重。”（《在浦案中作证》，2015年发布于新浪微博，链接已不可见） 浦律师被判缓刑走出看守所之后，我曾问他，再也不能以律师身份出庭，会不会遗憾？他反问我： 你怎么知道我的律师证永远拿不回来了呢？ 是啊，我也相信，他终有一日会拿回来。 我律师执业以来，每天在想办法赚钱。我觉得，一份工作在商业层面成立，才有可持续性。在这样的商业工作里，每个具体的业务里，我喜欢那些技术层面的细节，战术层面的策略，经常沉浸其中，得到深深的满足感。 但我还想要更多。我还想要有超越性的意义。我还想要探索人之为人的真实面目，我还有很多困惑，没有被回答。 我想要提问，想要质疑，想要探索，可以这样做的前提，是表达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围绕着这个主题，我开始做法律援助，即便很多时候，我也不喜欢乃至厌恶很多言论。但我经常会想起，霍姆斯法官的话： 那些我所痛恨的思想，同样自由。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的心中也不断回响起这句话。 就是在这种探索中，我遇到了弦子麦烧案。2018年，当弦子和麦烧被起诉时，我主动联系了前同事麦烧。在当时的我看来，这是一起表达自由的案件，麦烧把弦子的自述文章转发到了微博上，成了名誉权纠纷的被告。之所以引发关注，只是因为涉及明星八卦。后来我慢慢认识到，这起表达自由案件格外不同的是，它正好回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思潮的真正重心： 性别平权。 在代理过程中，我重新理解了我的成长经历。我有两个表妹。表妹小燕和我一起在奶奶家长大，她比我小一岁，但农活却比我干得多。所有人都视为理所当然，包括我自己。 另外一个表妹，小静比我小五岁。我读大学时，她读初中。那年，她和弟弟来北京看望父母，也就是我的姑姑姑父。有一天，我过去找她们玩，遇见一家人要吃肯德基，因为我的表弟过生日。那是2004年，对安徽农村的小孩来说，去吃肯德基是件很盛大的事。于是，我看到那天上午一家人都很高兴。但在出发前，我姑父和小静说： 你就不用去了。我们会带一些回来给你吃。 我仍然记得二十年前，我的表妹当时的眼睛。 我更多回想起来的，是我的妈妈。我想起了妈妈童年的生活，她是女孩中的老三，不受宠。嫁给我父亲以后，她因为个性要强，在农村的生活网络中很孤独。 我以前写过我的妈妈： 妈妈小的时候，被外婆扔进水沟差点淹死。在家里吃饭，作为独子的舅舅吃掉了大部分米饭，她和姐妹们只能吃红薯配腌菜作为主食，这造成了她对咸菜至今抱有宗教狂热般的喜爱，每顿都得有。（《妈妈回北京扫地了》，2018年发布于简书平台，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b7d396f21f8a。） 这个案件一开始我只是麦烧的代理律师，后来开始代理弦子。弦子在法庭上的发言，本身就在反对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弱势的、被规训的、充满羞耻感的女性受害者。我想象过她报警那天发生的事： 长夜将尽未尽，长日将临未临，21岁的女孩在大学宿舍里省思。几个小时前，夜幕降临，她走进过一间化妆室。几个小时后，太阳升起，她走进了一间派出所。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故事的开端。 我看到彼时彼地，她冉冉升起的自我。那么骄傲。写满了不服。（2022年《当事人走窄门》） 正是弦子和麦烧的持续勇敢战斗，最终换来了对方不得不撤诉的案件结果。 在权利倡导型司法个案中，当事人权益和公共利益可以兼顾，前提是有效公众参与。所以在这起案件中，我们申请公开审理，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申请双方当事人到庭，既为查明事实，也为公众参与。但法院始终坚持不公开审理，导致重要的司法议题，比如当事人出庭、证据采信和证明标准，没有得到足够讨论。 没有充分地将社会关注转化为司法建设，是我觉得遗憾之处。 2018年几乎同一时间，我遇到了邹思聪何谦案，这起案件迫使我重塑了自己和社会的关系。 邹思聪是个年轻记者，我们通过网络认识，在该案案发之时尚未见过面。2018年，他在公众号上发表的署名C的文章时，涉及指称一位公众人物性骚扰的内容，我看到了，虽然有一些吃惊，但并没有过多关注。邹思聪问我，对方是否会起诉他，我说，大概率是不会的。事后证明，我错得离谱。 就我当时和如今的观念来说，这种事是司法不应介入的场域。有证据证明是虚构的，发布者承担侵权责任；有证据证明发生了性骚扰行为的，性骚扰者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两者皆不足证实，真伪不明，则法院不应当支持任何一方的诉请。这个中间地带，留给公民社会自行生长。 父权式的司法机关不是这样处理案件的。没有中间地带。 2018年11月，邹思聪接到起诉状，发给我，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我并不认识化名C的何谦，我也没有见过邹思聪。我认识对方当事人，他是媒体界前辈，某个圈子的核心人物，那个圈子也曾帮助过我。在那个时刻，我认为我的道德准则在受到考验：是对邹思聪置之不理，还是在某个帮助过我的圈子的对立面？两种选择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可以把这个案子介绍给同事，避免让自己处于这样的冲突之中。 我那时就很清楚，在我过去工作认识的圈子里，这起案子会引发纷争，卷入这种圈子纷争，就我一心只为赚钱的律师事业而言，只有损害，没有帮助。 就在我和当时的律所同事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接到了来自这个圈子的好几通电话，这些电话让我内心生出了反感，也在内心确信了某些事实，产生了帮助邹思聪和何谦的想法。 何谦回国来应诉，我第一次见她，就对她说： 如果我发现你说谎，就立刻退出这个案件。 可惜的是，在诉讼过程中，何谦从来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看到的她，始终是诚实和准确的。 在代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收到侮辱信息，来自过去媒体工作中认识的一些人，他们说我： 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苍蝇 对方当事人两次向律协投诉我。在开庭前，我在这个公号上发了一篇文章，请求公开审理，他投诉我炒作。开庭后，北青报发了一篇快讯，既没有写案件实体内容，也没有采访我，他依然向律协投诉我炒作。 即便我代理被告应诉，对方才是发起诉讼的那个人；即便当时已有五位女性在微博上公开指控他；即便对方律师团队没少“炒作”（我不认可这个词，也欢迎对方律师公开发声，这里为了上下文对比使用），起诉前发文宣称“米兔运动必须回归法治轨道”，诉讼后写手记说“有人想要你社死你该怎么办”。 我在这个案件，始终面对着沉重的伦理抉择。 就我作为被告代理律师的立场，当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重合的。何谦和邹思聪的公开表达，旨在公开讨论，因此我们会努力促使这一目标的实现：何谦实名回应，申请公开审理，欢迎媒体关注。对方的网络发言，无论本人还是律师，我们也只做公开回应，不会像对方那样各种投诉。我认为，在公众参与的个案中，诉讼策略和诉讼目标应当保持一致，这是邀请公众参与的道德基础。 就我作为个人的立场，不能辜负她和他的诚实和勇敢，无法回避这样深刻的信赖和托付。 因为“朋友圈”的重叠，我时刻审查自己的言行，以免伤害到我自己的一些朋友。但真正创伤我的，正是来自“朋友圈”的辱骂和拉黑，我不由自主地怀疑，是不是被他们说中了？也许他们看出来了我的本性，我就是那样糟糕的人。我内心深处本来就有无限的羞耻感和自我怀疑，现在得到了他人的证实。 在香港，我问一位朋友，这些年来的工作，你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她说： 社会运动创伤。 她解释说，这创伤并非来自权力，而是来自想象中的共同体。她的经验和我是一致的。给我留下创伤的，不是浦律师的案子，不是弦子的案子，也不是亮马河的案子，只有这个案子。 然而，就我个人成长来说，这个案件带给我的自由，迄今为止是无与伦比的： 我彻底成为没有圈子的人。 三十多年来，在学校、单位或圈子这样的集体里，我总感觉格格不入。即便如此，我仍然渴望被接纳，嫉妒那些受欢迎的人，自卑到迎合那些有意贬低我的人。在这个案件以后，我慢慢接受自己，不能成为圈子的成员，正是我之为我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