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箫

上期我们说到唐玄宗执政后期的心性变化以及治国问题。天宝末年的大唐如一艘漫无方向、船底破洞的巨帆，虽依然乘风破浪，却在缓缓下沉。国君和宰相好比罗盘和掌舵，不单罗盘和掌舵出了问题，船底也破了洞。本期继续跟各位聊一聊船底破洞具体指的是哪些事？天宝盛世之下还潜伏著哪些危机？ 之前笔者概括了三点玄宗执政后期出现的问题：1）国君重私轻公，骄傲自负，偏听偏信，所托非人；2）上层弃俭纵奢，引发社会风气变化；3）中原军备松懈，军队腐化，府兵制瓦解。从上期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玄宗所托非人、亲佞远贤、偏听偏信的问题有多么严重，接下来还会看到他这方面的一些影子。另两个关键问题——社会风气变化以及军备问题在太平盛世看起来都是小事，实际上是如同“温水煮青蛙”，承平日久的中原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根本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首先来看由勤俭向奢侈的风气变化。举几个比较有趣的事例，之后我再由浅入深、以小见大地讲解。 唐玄宗的大哥宁王李宪曾经把皇位让给了唐玄宗，玄宗于是非常感恩；而且李宪为人恭谨自守、不妄交结且不预朝政，因此深得玄宗喜欢。到开元后期以及天宝年间的时候，皇家的人已经不再像开元初期那样勤俭节约了。唐玄宗为表达对大哥的感恩和手足之情，几乎每天都给李宪送饭，频率高达一年300多次。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天天送饭嘛，咱也能做到经常给兄弟做饭吃；但要知道，人家唐玄宗送的可是全国最高级、最美味的御膳啊！宁王的生活水平本身已经很高，每天还能吃比五星级餐馆更高级的免费加餐。 除王爷之外，公主们也不甘落后，甚至形成了物质上的攀比之风。比什么呢？比上食（或进食），看谁给老爸玄宗献的美食多；此外，送餐和接餐的阵仗也相当大，今天的外卖小哥们如果看到估计会傻眼。《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九年，“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退朝，值公主进食，列于中衢，传呼按辔出其间，宫苑小儿数百奋梃于前，华仅以身免。”划重点，公主给父皇送一盘餐的价值相当于十家中等之家的产业；高级秘书官窦华某天退朝的时候不走运，恰巧遇到公主进食，当时有几百个宦官手拿棍子在前面开道，假如哪个路人躲闪不及时，便难免挨几棍子，连身为高官的窦华也难免被打几棍，可见当时公主上食的气焰有多么嚣张。 唐代长安城里的贵族（图：Adobe Stock） 那皇家以外的富人是怎样奢侈的呢？当时的长安首富王元宝钱多到没地方花。他家的房子以金银叠为屋壁，还拿铜钱当地板砖铺在后花园的小路上，说这样就不会让鞋子沾上泥了。 其实如果只把以上故事作为个例来看，都还算可以理解的范畴内，笔者在上期文章也提到过开元盛世的经济有多么繁荣，在全国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到天宝年间享乐当然是好事。但这其中有几个隐患不得不重视——执政者和上层人物对整个社会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享乐已经演变成腐化纵欲并加大贫富差距。 对比一下，开元初期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对自己及亲戚要求都很严格，他曾下令将许多珠玉锦绣放在一起一把火烧掉，向天下人做表率杜绝奢侈；同时要求公主们每家只能有三百封户，不许放纵，这与公主后来攀比进食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国家风向标的玄宗后期越来越不自律，晚年把个人奢侈享乐视为最主要的追求，亦不再严格约束皇亲国戚。上行下效，这样的后果便是改变了昔日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而且成为了安禄山造反的诱因之一。安禄山恰是因为亲眼目睹皇宫内的奢侈生活以及中原军队松懈腐败的状况，才进一步加重了称帝谋反之心。 玄宗本人后期怎样奢侈安逸呢？ 《长恨歌》里有句诗——“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玄宗怠政后基本就沉醉于华清宫内了。华清宫原名温泉宫，在他执政前期其实他也会到这里放松，但那段时间没有影响工作，属于皇帝劳逸结合的正常度假。但自从开元二十八年他与杨贵妃在此定情，他在温泉宫的享乐时间就明显增长了。天宝六年，温泉宫改名华清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他们在这里泡温泉奢华到何种程度呢？《明皇杂录》说“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说的是，以瑟瑟和丁香等贵重香料堆成假山，以白香木制作成小船并涂上银镂放在温泉上，船桨上还饰有珠玉宝石。但《明皇杂录》是郑处诲所撰的笔记，真伪参杂，所以对于以上描述，建议大家仅当作参考。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图：Adobe Stock） 再一个例子是玄宗爱斗鸡对下层社会带来的影响。其实全国上下娱乐活动多按理是件好事，因为这正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且太平稳定的标志之一，但凡事过犹不及。玄宗在天宝年间带头掀起了玩斗鸡的时尚，老百姓们纷纷赶时髦，有许多人甚至为跟风而倾家荡产。玄宗某天巡游时碰巧在民间遇见一个特别擅长玩斗鸡的七岁小孩贾昌，看他是个斗鸡人才，于是特别将他领入宫廷鸡坊中帮忙培养斗鸡。玄宗的宫廷鸡坊有多达一千只精挑细选的斗鸡，有五百多个禁军子弟负责照顾这些鸡，自从贾昌一来，他就成了这些鸡“保姆”的领头人，把斗鸡调教到自觉按从强到弱顺序排队的地步，比人还自觉。贾昌的故事原本是个励志故事，但他一步登天、深受皇帝宠爱等于开创了一条终南捷径，百姓们看在眼里，便诞生了一首《神鸡童谣》，唱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爱斗鸡本身不是错，但也应该看到一种爱好或时尚令人狂热后引发的社会变化。 想必大家也很好奇，杨贵妃有多奢侈呢？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可谓家喻户晓，每年荔熟时节，为保鲜，玄宗动用国家力量运送，10里设一驿站，5里设一瞭望台，用最好的骏马和骑手以接力的方法把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另外，杨贵妃的姐妹们待遇也很奢华，《旧唐书》记载：“韩、虢、秦三夫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 上层人物享乐本身未必是坏事，毕竟凡事应看到正反两面，但如果上层人物奢侈的同时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那就是盛世之下危险的漏洞了。开元年间社会和谐，风气勤俭，但天宝年间大有不同，从诗圣杜甫的诗就能看出当时底层百姓的状况。天宝五年，杜甫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来到长安，但壮志未酬， 屡遭挫折， 连自己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天宝十四年，杜甫从长安前往奉先县探望妻儿时，写下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便出自此诗。 唐代政治家及诗人元稹对天宝年间有四个字的评价，即“气盛而微”，我认为这四字是对那个盛世之下潜藏危机的时代最为精练的概括。 更危险的是，该时期军队也“破了洞”，这是给安禄山叛乱增强信心的因素之一。概括中原一带军队的问题，可以分成三方面——松懈、腐化以及制度弊端。 首先来看军队松懈体现在哪里。唐玄宗执政四十多年，安史之乱爆发前中原一直没有战乱，战争主要都发生在边疆，长安周边几乎处于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这一方面与玄宗的个人观点有关，因为他素来重视防范宫廷政变，却忽视了地方叛变，尤其过于信任安禄山这个干儿子，以至于安史之乱消息传来时，他乍听之下根本不相信。再者，中原军队疏于训练，兵器生锈，有的枪一戳就折了，有的士兵只得拿棍子上战场，这等同于直接送死。 举个例子，方便大家更明白当时的中原军备多么可怜。《资治通鉴》里记载了荥阳守军与安禄山叛军作战时的状况：“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那些守城士兵哪见过这鼓声震天的场面，因害怕而吓晕或腿软坠落城下的人数竟然像下雨一样多。 那军队腐化又是什么情况呢？天宝年间，镇守京师的彍骑招募的多数是市井无赖，军中腐败丛生。还有一种情况是挂空名，长安当时许多商人和市民花钱贿赂官员，把自己的名字记入禁军的军籍里，假装服兵役，实际上只是偶尔去报个到，其馀时间继续过各自的日子，平时享乐的还继续享乐。 第三点是制度上的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完成了由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两种制度各有利弊，但府兵制瓦解转而实行募兵制后，中央军事力量便弱于地方，中原几乎没有兵，有也只是皇帝有几万禁军将士，边镇势力几乎足以碾压中央。对比人数就知道了：唐初全国府兵68万，京师附近有26万。而天宝元年，全国军队57万，边地竟多达49万。 这里解释一下，募兵制的特点是士兵由朝廷招募，长期服役，军器衣粮均由朝廷供给，由专门将领统御，改变了府兵制下“将不专兵，兵不识将”的现象。这场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募兵逐渐成为将领的私人军队，边镇的节度使更掌握驻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逐渐脱离中央，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安史之乱爆发后，当朝名将封常清前往洛阳作战前曾信心满满，以为“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结果到洛阳招募士兵时才发现，短时间内平叛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他只“旬日得兵六万”，不仅募兵人数少，且多数是市井之徒，吃喝玩乐什么的很擅长，打仗可一点不懂，实际上就是临时拼凑了一群乌合之众。纵然封常清个人骁勇善战，久经沙场，但光杆司令带一群市井之徒，如何与安禄山手下那些长年作战的彪悍之师对抗？ 洛阳城（图：Adobe Stock） 其实，即使有上述诸多不利因素，唐军也足以将叛军阻挡在长安以东，毕竟长安东面的潼关有险可守，占据地利；而且还有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这样的顶尖名将；再者叛军内部不稳。然而此时，唐玄宗晚年偏听偏信的心性问题又作祟了，酿成了唐朝军事史上的一大悲剧。 封常清与高仙芝退保潼关之际，玄宗派宦官边令诚当监军。这边令诚是个小人，抵达军中后便索要贿赂。封常清与高仙芝拒绝给钱，边令诚于是怀恨在心，诬陷封高二将，说“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玄宗听闻后大怒，在一个宦官和两名曾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之间，居然选择相信宦官一面之词，下令将封高二人处死。可惜！倘若此时的玄宗保留一点昔日励精图治时的作风，都会选择谨慎另做调查。悲哉！两大名将就这样冤死在自己人刀下。 封常清与高仙芝之死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后来动摇了军心，间接导致唐军另一名将哥舒翰被叛军俘虏。说起俘虏的前因和过程，更像是一场闹剧。这哥舒翰也是中了小人的招，同时玄宗再一次偏听偏信。 怎么回事呢？宰相杨国忠担心哥舒翰势力太大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建议玄宗下令让哥舒翰出潼关与叛军作战。当时的情况是潼关易守难攻，坚守潼关以静制动才是上策，而杨国忠怂恿他出关无疑是自毁长城。万般无奈之下，哥舒翰痛哭出关作战，结果惨败而归，近二十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潼关失守后，哥舒翰还想将其夺回，但他的部下火拔归仁带了一小拨骑兵将他包围，劝他别再为大唐效力了，理由之一便是封常清与高仙芝被杀的“前车之鉴”。哥舒翰毕竟是大唐忠臣，宁死也不愿向叛军投降，于是举起马鞭柄想刺喉自杀，却立刻被部下拦阻，自杀未遂，然后遭五花大绑被迫投降叛军了。可怜大唐三大名将，两个出师未捷先作冤魂，一个晚节不保难作忠魂。潼关沦陷后，长安自然岌岌可危了。 以上只举了一部分事例，但不难推论，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这段由盛转衰的历史是多方促成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唐玄宗本人的心性变化和领导决策问题。世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最好的东西在人们面前摔碎，而且碎得彻彻底底，唐玄宗的悲剧便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世由他所创，却也因他而毁。暮年的他失去了曾经勤政治理的半壁江山、富贵繁华的京城、一生紧握的皇权、众多因战乱而亡的军民，也失去了那个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给他带来无尽欢乐却又留下无尽回忆的解语花。 那么，这位五十年太平天子在经历大难后是否有反思悔过之意呢？虽然为时已晚，但至少可贵的是他还有自省之心与行为。据《全唐文》记载，玄宗在逃至剑门天险后发布制书昭告天下“伊朕薄德，不能守厥位，贻祸海内，负玆苍生，是用罪己责躬。”在得知太子李亨将自己“尊”为太上皇后，玄宗的反应是纵然心里不情愿，但仍以大局为重，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以免内乱影响平息外叛。回想起自己晚年所做的一系列糊涂事，玄宗不禁怀念曾经重用的贤相姚崇，也总算给了奸相李林甫一句清醒的评价。虽然意义不大，但这些或许是他为国为民乃至后世留下的最后贡献。 玄宗幸蜀图（图：国立故宫博物院） 人生辉煌时有多风光，落魄时就有多凄凉。回到长安后，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玄宗孤苦伶仃地被软禁于太极宫，身边无一亲信，在忧郁寡欢、无尽思念中书写了最后的感悟：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他的一生是大唐盛世的缩影，走过了一个时代的春夏秋冬——在朝气蓬勃的春季开创震古铄今的功业，在繁华似锦的夏季享尽人间福分，在寒风萧瑟的秋季尝遍沧桑炎凉，在孤苦无依的冬季归于寂静。杨贵妃在最繁华的季节来到他身边，他们有过比翼连理的憧憬，但待到流水落花春去也，终究一个去了天上，一个留在人间。离开的人已然解脱，活著的人仍在梦中。盛世风流多少事，而今只付笑谈中。   3、启示 本系列进入最后一个简短阶段——这段历史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的启示。 有人会觉得时代早已不同，探究这段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实则不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开元天宝由盛转衰的这一时代对今天为人处事、品悟哲学及企业管理均有借鉴意义。 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A）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美能救国，亦能误国。美貌不是祸源，人心才是关键。 B）“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一个盛世应该是明君与贤臣配合下打造的盛世，若执政者亲信奸臣，德行有变，纵然国力鼎盛，富贵繁华，也必将由盛转衰，脆弱不堪。 C）格局决定结局。志在为国为公，锐意进取，则贤才荟萃，繁荣兴隆；志在声色犬马，安逸骄奢，则众叛亲离，自毁前程。 D）娱乐人皆爱，亦可至人怠，取之有度，方能用之不竭。    

上期文章讲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从相知、相爱、更爱再到忍痛割爱的曲折情感历程，并对他们二人做了一个大致的评价。本期和下期会继续聊三个话题：大唐盛世转衰的关键原因和深层原因是什么？假如没有杨贵妃，大唐的命运又会如何？这段历史给今人留下了哪些启示？ 其实很多人一直有个误区，觉得杨贵妃是引发安史之乱及盛世衰落的祸源，但如果您真正了解正史，就不难发现，杨贵妃根本不该背大唐衰落的锅；说她有责任，那也只是一小部分推波助澜的作用。笔者认为，比唐玄宗重色误国更根本的原因可以概括为： 安逸自负，重私轻公，亲佞远贤。 根源就在唐玄宗本人的心性变化上，即使没有杨贵妃出现在他身旁，大唐依然难免快速走下坡路，因为他执政后期在事业上丧失进取心、在亲手打造盛世后居功自满、视自身利益优先于国家社稷，均是花天酒地、不复早朝表象背后的重要源头。相由心生，在唐玄宗身边扮演重要角色的杨贵妃、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符合了他心性所在位置，追根溯本在于他有漏有求。 那么李林甫和杨国忠分别是怎样的人？ 在唐玄宗这面最重要的旗帜影响下，开元天宝年间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就要说到本系列的第二部分了： 2、盛世之下 危机暗伏 唐玄宗执政时期主要分两个阶段，前期开元29年，后期天宝15年。前期开元盛世可以说是整个唐朝乃至整个中华上下五千年最辉煌的时期。即使后期天宝年间唐玄宗怠政，出现诸多问题，但依旧是全盛时代的延续。 如果只用抽象官方的形容词评价这一盛世，大家可能看后没什么感觉，所以我就列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故事和数据。 先看看我们的诗圣杜甫在回忆开元年间的时候是怎么描述的：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用白话概括说，那就是：即使是小城市也有万家人口，农业大丰收，储藏粮食的仓库装得满满当当。社会安定太平，没有寇盗横行。工商业也发达，四处都是熙熙攘攘的货运车辆，络绎不绝。男耕女桑，各安其业。宫中天子奏响祭祀天地的乐曲，十分祥和。百姓们互相友善，没有发生过重大灾祸。政治清明，皇帝官员治国有道。 唐代国都长安（图：Adobe Stock） 有人可能会说，一个诗人的文学作品怎么具备客观说服力呢？那好，下面我们就用理科生思维看看当时社会有多繁华。 人口： 武则天统治落幕时，全国有3700万人；经过唐玄宗励精图治约三十年，开元盛世过后，到天宝元年达到4890万人。天宝年间依然延续了开元盛世的尾巴，社会经济还在往前发展，到天宝末年的时候达到5288万人。 有学者认为，实际人口数远远不止这些，因为唐玄宗在位期间许多百姓为逃避兵役隐瞒人口，而且统计也不完整，估算天宝年间的人口顶峰可能将近7000万人。那有人可能会问，7000万人有什么了不起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500年后，全欧洲的人口才达到7000万。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国古代，人口就是经济实力的最主要衡量指标之一。   粮食： 经过开元年间举国上下勤劳努力，到天宝年间，人均粮食量高达700斤；全国仅储备粮食就高达一亿石（唐朝一石等于现在的53公斤），相当于当时4年的粮食总产量。   商业： 杜佑《通典·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记载了开元十四年时的盛况：“米斗至十三文，青（今山东青州）、齐（今山东历城）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东至宋（今河南商丘）、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今湖北江陵）、襄（今湖北襄樊），北至太原（今属山西）、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凉府（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物价不高，说明百姓生活压力不大，供应量能满足需求量；商店、交通工具、餐饮业都很发达，不同地区之间生意和旅客往来都很便利，消费水平也欣欣向荣。   政治： 开元年间的唐玄宗勤政节俭，重德爱贤。他任命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才为宰相，《资治通鉴》评价他早期任用的宰相各有所长，人才济济：“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为了选拔人才，他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 举几个实例，方便大家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唐玄宗有多么励精图治。 开元初年，唐玄宗为了选一个好宰相，经常思考到夜不能寐的程度；另有一例，唐玄宗不顾某些大臣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相。姚崇这个人相当有骨气，志存高远，心系国家社稷，不慕荣华富贵，还向唐玄宗提出十个条件，说如果不答应这十个条件他还不稀罕当宰相！他提出的条件包含要以仁政为先、不求边功、宦官不能干预政事、国亲不能担任台省官（中央职官的其中一类）、杜绝租税之外的给百姓施加的压力、允许群臣都能进谏批评等。对于这些条件，玄宗都欣然答应了。 而在作风方面，开元二年，玄宗下令将许多珠玉锦绣放在一起一把火烧掉，向天下人做表率杜绝奢侈，于是在皇帝带领下，开元初期整个社会上下均形成了艰苦节俭的风气。 类似的故事和数据太多太多，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唐玄宗这个勤奋上进的老板带领一群优秀的经理和员工，在他曾祖父太宗贞观之治的基础上，修正了武则天篡政期间的弊政，艰辛创业，苦心经营，终于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国富民强，文治武功，物华天宝，太平盛世。加之老年又抱得美人归，“名花倾国两相欢”，可谓事业爱情皆圆满，国事家事俱丰收。如果放到今天，那简直是成功人士典范中的典范，偶像中的偶像。 然而俗话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功成名就的时候往往是考验最大的时候。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志得意满，已经命李亨为太子、任李林甫为宰相、定高力士为内廷心腹、视杨玉环为新的意中人。他觉得公务家事都办得差不多了，以后也基本上不用更换了，既然已经达到人生的最高点，还有什么理想和目标呢？难道不该好好享乐吗？从开元向天宝过渡的这一时期，他逐渐倦于万机，居功自傲，追求自在逍遥的退休生活。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图：Adobe Stock） 天宝年间的唐玄宗从年龄来看确实该养老了，本身就是帝王，既然有这么大的德和福分，那就享受呗。其实玩乐本身不是错，玄宗从年轻到老一直都是活泼开朗的性格，而且他的玩也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朝文化的繁荣；但错就错在玩乐的同时出现了以下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是暗流涌动的危机： 1）国君重私轻公，骄傲自负，偏听偏信，所托非人。 2）上层弃俭纵奢，引发社会风气变化。 3）中原军备松懈，军队腐化，府兵制瓦解。 下面笔者将对这些问题详细解释： 《出师表》写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无论在哪个时代，这都是不变的规律。几百年过去了，历史一次又一次重演，而更令后人感慨的是，在开元天宝年间，亲贤远小和亲小远贤的巨大差距竟发生在同一人身上。 唐玄宗早期慧眼识贤相，更可贵的是他不仅识贤也敬贤，每次姚崇和宋璟来晋见，唐玄宗都会恭敬地站起来相迎；他们离去时，玄宗还会离门相送。但后期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两大奸相，尤其将政务托付给李林甫长达19年之久，相当于悄然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简单评价李林甫和杨国忠，即：一个是有能无德，一个是无能无德。 先介绍一下李林甫，为何说他无德呢？我们今天有三个成语拜他所赐——“口蜜腹剑”、“吉网罗钳”、“寒蝉仗马”。李林甫为了讨好皇帝，买通玄宗身边的宦官妃子，进而掌握玄宗的喜好举止与所思所想，待上朝时提前把玄宗想说的话脱口而出，就这样靠媚上固宠。恰巧玄宗的心性也变了，变得爱听花言巧语，厌听逆耳忠言，就像瘾一样，“蜜”吃得越多就越想吃，越吃越觉得甜。李林甫还怂恿玄宗纵情声色、肆意奢侈，不知不觉间乐而忘政。举个例子，玄宗某次在东都洛阳举办大型宴会，诏令方圆三百里的刺史、县令带领歌舞乐队助兴，有个郡守为了讨好皇帝，竟带来数百名伎人乐工。当时有臣子批评这种行为，但李林甫却跳出来为皇帝“辩护”，说什么皇帝平时太辛苦啦，消遣作乐乃人之常情啦，潜移默化中就进一步滋长了玄宗奢靡铺张的习惯。 别看李林甫口有蜜糖，腹内却藏著利剑。他不光造谣中伤，设计引诱别人上当，更是嫉贤妒能，大搞一言堂，打击异己毫不手软。他重新启用了武则天时期的酷吏政治，让吉温、罗希奭这两个心狠手辣的人担任御史，其实就相当于打手，帮他诬陷异己，制造冤狱，所以说“吉网罗钳”。为进一步巩固权位，李林甫还威胁谏官不要给皇帝提建议，以免有人在玄宗面前说他不好。他对这些谏官说“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久而久之，许多官员为了容身保位便不再进谏，玄宗就这样一点一点被隔绝，越听不到忠言，越容易陷入享乐之中。 但许多人会有个疑问，玄宗毕竟早期是个杰出的明君兼政治家啊，难道如此轻易被蒙蔽？他为什么允许李林甫为相长达19年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原因： 1）李林甫城府极深，太懂得独揽大权，讨好玄宗，说话还都是拐弯说，所以具备一定迷惑性； 2）李林甫虽然人品低劣，学问浅薄，但工作能力强。比方说他推动了一连串政治军事改革，完成了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化；《旧唐书》形容他工作方面“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 3）执政后期的唐玄宗昏而不傻，他不可能一点看不出来，重点是因为他此时的心性已经下滑了，视私利为先公为后，所以只要李林甫不结党威胁他的皇权，他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也可以利用李林甫与太子之间形成制衡。事实证明，确实是在杨国忠告李林甫结党叛国的时候玄宗才对李极其震怒。 说起杨国忠，后来他当宰相时几乎全天下人都讨厌他。他跟杨贵妃有亲缘关系，但并不近，只是杨贵妃的从祖兄。杨国忠年轻时是个酒徒赌棍，没什么文化，四十多岁仍然不成器。这样的人怎么会被选为宰相呢？许多人说正是因为杨贵妃。但事实上是杨国忠利用了亲戚关系，而非杨贵妃主动请求提拔杨国忠。天宝四年，长安突然传出消息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家亲戚大都随之“鸡犬升天”，而作为哥哥的杨国忠当时是被遗忘的，并没有立即因为杨贵妃加官晋爵。恰巧他认识了同样有攀关系需求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是章仇兼琼“赞助”他进京去拜会杨贵妃。杨国忠虽然当时没能拜见贵妃本人，但找到了贵妃的二姐虢国夫人帮忙引荐，之后玄宗才安排他做了金吾卫的一个小官。 杨国忠能够步步高升到宰相位置，其实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唐玄宗。一方面杨国忠跟李林甫的套路差不多，花言巧语皆顺皇帝的意，玄宗晚年爱听这些话，自然愈发重视杨国忠；另一方面，玄宗那时个人享乐需要大量钱财，杨国忠的敛财能力很强，也符合玄宗的喜好和需求；第三点同样是出于私利，杨国忠既是听话的奴才，亦在朝廷中没有威望，对玄宗权力构不成威胁。所以如果说杨贵妃因为和杨国忠的关系间接导致大唐走向衰落，逻辑上是牵强的。 唐佳丽图（图：Adobe Stock） 掌握相权后的杨国忠比李林甫更差劲，李至少工作上井井有条，而杨不仅打破规章流程还乱指挥，同时专横跋扈，贪污纳贿，蛊惑国君；更令世人愤怒的是，他直接起到了逼反安禄山的作用。杨国忠看出安禄山有反心，出于私利多次提醒玄宗，但玄宗更相信安禄山，之后杨国忠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索性刺激安禄山造反。原本安禄山因念及皇恩不想立即起事，打算等待玄宗驾崩后再造反，但经杨国忠一激后提前举兵南下。看到谋反成真的杨国忠居然还很开心，幸灾乐祸，《资治通鉴》记载他当时“扬扬有得色”。 既然林甫国忠两大奸相祸国如此严重，难道朝廷上下、宫廷内外没有一人提醒玄宗吗？想当初开元前期，朝中贤良如林，人才如雨啊。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客观上，李林甫和杨国忠打击异己，嫉贤妒能，专权跋扈，贤士人才流失相当严重，剩下的可想而知大多数都是寒蝉仗马，玄宗已被这两个奸相孤立成真正的“孤家寡人”；主观上则是唐玄宗自身的问题。 譬如《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个场景，读来让人不胜唏嘘： 天宝十三年的秋季，雨一直下个不停。玄宗担心灾情，问杨国忠今年的粮食有无大碍。杨国忠特意找了一株饱满的谷穗给玄宗看，撒谎说雨大但没有影响收成，玄宗竟信以为真。后来扶风太守报告当地水灾严重并请求救助，结果杨国忠得知后，叫御史惩罚了这名太守。后来再没人敢上报真实的灾情。 但玄宗也并非完全没有思考和反省之意。某天他问自己的内廷心腹高力士对淫雨不止有何看法，高力士回答说：“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可以看出，高力士可谓是鼓起勇气说了实话。那么玄宗听后什么反应呢？《资治通鉴》用了短短三字描述他当时的态度——“上默然”。虽然简短，但包含的信息量很大——玄宗“默然”说明他清楚杨国忠的为人和能力，亦认同不该把国政托付给这样一个人，对高力士的观点他既不反驳，却也无动于衷，这说明他此时内心麻木，早已迷失了真我与初衷，找不回当年那个锐意治国的自己了。知而纵错，省而不改，听而不动，何等悲哀！ 阴雨连绵（图：Adobe Stock） 不由得回想起《左传》中的一句话：“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一个盛世应该是明君与贤臣配合下打造的盛世，若亲佞用奸，纵然国力鼎盛，富贵繁华，也将脆弱不堪。 天宝末年的大唐如一艘漫无方向、船底破洞的巨帆，虽依然乘风破浪，却在缓缓下沉。罗盘和掌舵出了问题，那船底破洞具体指的又是哪些事呢？ （未完待续）      

本周，笔者在澳洲雪梨观看了两场“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看完后有几位朋友问我有何感想，并聊到了今年演出的众多节目之一《唐玄宗与杨贵妃》。恰巧这是今年我印象最深、感触最多的神韵节目之一，而且我也比较熟知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由盛转衰的这段历史，所以本文就跟大家深入谈一谈这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背后有哪些事儿值得我们品味、有哪些历史的教训，同时也做个大胆且有趣的假设：假如历史上没有杨贵妃的出现，大唐盛世是否能多延续几十年？ 首先聊聊神韵节目《唐玄宗与杨贵妃》的观后感。舞蹈和音乐是一如既往的精彩绝伦，在交响乐团扣人心弦的渲染加持下，“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段生死诀别之凄痛仿佛击碎了千年的时空间隔弥漫眼前，沁入心中。 对唐玄宗落寞相思的重现也相当传神动人——池苑依旧在，却是改了朱颜，白了头发，物是人非。昔日桃李花开，佳人常伴；今宵梧桐叶落，任秋风扫，孤影难眠。月色成了伤心色，风声成了断肠声，玄宗的相思如漫漫长夜没有尽头，朦胧中仿佛见到了“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杨贵妃，她自画中翩翩而来，一切是那么真实，一切又彷若一场大梦；梦醒后，仍只馀白发苍苍的他，黯然流连，不知又要经历多少个“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看完神韵舞蹈演员的这幕演绎，我在观众席上也仿佛徘徊于某个时空，久久难忘，沉醉流连。 （图片来源：神韵艺术团） 以上简单聊了点观看演出的体验，下面不妨放飞思绪，一同走近并深入这凄美爱情故事后您可能不知道的历史。 其实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一直都可谓妇孺皆知。从浪漫主义的角度看，白居易《长恨歌》中形容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种跨越生死的情感确实成为了一段千年传唱的佳话，古往今来民间许多人也同情这位绝世佳人香消玉殒，可怜她最终留得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无尽遗憾；但站在国家社稷、人伦道义的角度看，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是受到批判的，有人说这就属于典型的美色误国，红颜祸水，不仅是不伦之恋，也是荒淫无道，是大唐由盛转衰的重要罪魁祸首，毁掉了唐玄宗亲手开创的开元盛世。 那么究竟该怎样评价他们二人？本系列文章将分三个部分循序渐进地探究其中的褒贬： 1、唐玄宗和杨贵妃从相知、相爱、更爱再到忍痛割爱的曲折情感历程； 2、重色误国是否为大唐盛世转衰的根源？假如没有杨贵妃，大唐的命运又会如何？ 3、这段历史给今人留下了哪些启示？   1、比翼双飞 乐极生悲 杨贵妃本名杨玉环，先是嫁给了寿王李瑁，从一个七品官的女儿成为了王妃。这寿王李瑁是何许人也？他其实是唐玄宗和武惠妃的儿子。所以杨玉环一开始算是唐玄宗的儿媳妇，而且李瑁和杨玉环堪称天造地设的俊男靓女，相当般配。没想到，这两口子结婚才五年时间，就迎来了婚姻中的一大变故，而且这个变故还难以违抗。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因为，唐玄宗看上了自己的儿媳妇。 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传统观念看爹娶儿媳妇基本都属于“人伦丑闻”，当时身为明君的唐玄宗肯定知道伦理纲常的道理，但他为什么要冒著如此大的风险“抢”儿媳妇呢？ 这里就要提到三个背景： 1）隋唐之前中华大地上经历了多民族碰撞交融的时代，所以唐代很大程度上受胡人风气影响，而且开国皇帝李渊有鲜卑血统。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观念并不排斥父纳子妻或子纳父妾这类现象。 2）与唐玄宗感情颇深的武惠妃突然去世，他深受刺激，思念过度，当时刚好是开元二十五年年底，唐玄宗已经打造了一个全面盛世，处于一种功成名就后想要懈怠的状态，工作上也没那么忙碌了，所以这种心态下失去伴侣后内心更容易脆弱寂寞，促使急于寻找第二个武惠妃。需要强调一点：唐玄宗此时期盼的并不是后宫佳丽三千当中挑选出的美貌女子，而是像夫妻那样心有灵犀、相濡以沫的生活与精神伴侣；再通俗点说，他这时候虽然对颜值有高要求，但看颜值不是第一位，而是诚心想“二婚”的。武惠妃死后，他的自我麻醉状态持续了三年，直至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杨玉环宛如一缕春风走进了他冰封已久的内心。 3）有掩盖丑事的渠道，当年武则天走的就是出家过渡路线。仿照前人的“经验”，唐玄宗以为窦太后祈福的名义，敕书让杨玉环出家为道姑，道号“太真”。天宝四年，玄宗命令杨玉环还俗，再册封她为贵妃。 于是，文化、心理和历史先例三大因素，促成了唐玄宗与杨玉环这一段颇具争议的情缘。 回顾历史上汉人统治的地区，不伦之事通常下场都比较惨。比如礼崩乐坏的东周，齐襄公跟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之间有过不伦恋，更严重的是文姜嫁给鲁桓公后还不安分，鲁桓公有次跟文姜一同拜访齐国，文姜和齐襄公旧情复燃，鲁桓公察觉后勃然大怒。齐襄公得知东窗事发，竟索性派大力士彭生害死了鲁桓公，事后又把彭生当替罪羊处死了他。后来某天齐襄公出门狩猎，看见一头野猪窜出，忽然旁边有人高喊“是彭生！”齐襄公因作贼心虚，登时被吓了个半死。鲁国那边也不好受，公元前707年发生大旱，相传就是因为国君夫人文姜乱伦遭上天报应。 再一个例子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娶了李园的妹妹，在李园间接怂恿之下又把她献给楚考烈王，春申君这样做等同于把自己已经怀孕的老婆送给国君“偷天换日”，将来的太子实际上就是春申君自己的儿子。然而春申君冒如此大的人伦与政治风险，最后不仅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而遭李园害死。 再说回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暂不提纳妃光不光彩的争议，既然已经相识，那又是如何加深感情的呢？又有什么证据证实呢？天宝年间，通过两次矛盾，两人都认识到了彼此心中的位置。杨贵妃两次被赶出皇宫，但每次都顺利返回了皇宫，而且更加获得专宠。 第一次杨贵妃被赶回娘家发生在天宝五年七月。《资治通鉴》记载：“妃以妒悍不逊，上怒，命送归兄铦之第。是日，上不怿，比日中，犹未食。左右动不称旨，横被棰挞。高力士欲尝上意，请悉载院中储偫送贵妃，凡百馀车；上自分御膳以赐之。及夜，力士伏奏请迎贵妃归院，遂开禁门而入。自是恩遇愈隆，后宫莫得进矣。”可以看出，杨贵妃当时吃醋了，而且态度不逊，导致玄宗一怒之下叫她回哥哥家去了，但杨贵妃走后还不到一天时间，玄宗就开始想她，甚至不思茶饭，侍从们稍有不顺他的意他就发脾气打人。幸亏高力士懂得皇帝的心意，在他一番建议之下，当晚杨贵妃就被接回来了。自从这件事后，玄宗对杨贵妃更加专情了，不再临幸后宫里其他女子。 第二次赶回娘家发生在天宝九年二月。《资治通鉴》记载：“杨贵妃复忤旨”，看来她又不听皇上的话了，但《资治通鉴》没有写具体原因。这次夫妻闹矛盾玄宗没有像上次那样马上接回杨贵妃，不过有个叫吉温的人站出来使了个激将法，说“陛下何爱宫中一席之地，不使之就死，岂忍辱之于外舍邪？”这句话相当于提醒唐玄宗不要忘记家庭内部纠纷要在家里处理，不管矛盾有多大，杨贵妃毕竟不是外人。于是在旁人助攻之下，杨贵妃再度返宫，两口子再次和好。《资治通鉴》在描述这段历史时说：“上遽使高力士召还，宠待益深。”从“宠待益深”四字可以看出，在唐玄宗和杨贵妃身上，矛盾反而是升华感情的催化剂。 而之前的相识、相爱到更爱，更衬托出马嵬坡之变中生离死别之悲。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清君侧”为由发动叛乱，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序幕，大唐王朝也在此时到达了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安禄山攻入京城长安东面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唐玄宗六月十二日决定放弃长安，向蜀地逃亡。 这一路上吃不饱还十分辛苦，禁军士兵既有精神上的思乡之痛、对未来感到绝望，也因身体受苦怨声载道。驻入马嵬坡驿站后，禁军大将陈玄礼呼吁把杨国忠这个奸臣杀掉，恰巧有吐蕃的使臣拦住杨国忠的马，士兵便大喊杨国忠勾通蕃使有造反之意，接著就有士兵上前将杨国忠斩首。 得知杨国忠死后，唐玄宗并没有生气，一方面因为他知道杨国忠是奸相，虽然明知他不会谋反，但杀之不可惜；另一方面为了安抚军心并保住自己的性命，这种危险局面下他不能跟禁军较真。他说，既然人已经杀了，大家就散去吧，但没想到禁军一动不动，直盯著他。问为何还不散去，禁军回答说“贼本尚在”；陈玄礼解释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这话对于唐玄宗来说简直如万箭穿心，愣了好一会儿，他当然舍不得杀杨贵妃。之后高力士在旁提醒：贵妃诚然无罪，但只有安抚军心，皇上才能安全。唐玄宗无奈，只得同意赐死杨贵妃。 兴平市马嵬镇杨贵妃墓（图源：Acstar） 据《杨太真外传》，诀别之际，杨贵妃对唐玄宗说：“愿大家好住，妾诚负国恩，死无所恨。”礼佛之后，高力士便把杨贵妃勒死在佛堂之中。《长恨歌》中以文学手法对这一生离死别如是描写：“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当然，《长恨歌》有文学夸张的成分，但今天我们仍可以推断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确情深意浓，超越了一般的君妃关系，正如上文提到的根据《资治通鉴》所记，有吵有闹还能和好，更像是一种家庭关系。杨贵妃死前的那句“死无所恨”也反映出她本质不坏，不属于跟妲己相提并论的妖女，而且她甘愿舍命成全所爱之人，说明她对唐玄宗的爱是相当真挚的。马嵬坡之变的主要矛头所指原本不是杨贵妃，她本无须死，却成了众人心中“不得不死”、为千夫所指的对象，著实令人同情怜悯。 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终究有其应受批判之处。首先，君子爱“美”，“娶”之有道，悲剧从父纳子妻开始便已注定，倘若杨贵妃一生都只是寿王的王妃，她或许不会落得个“宛转蛾眉马前死”； 其次，唐玄宗整日与杨贵妃沉迷音乐歌舞，美酒美色，奢侈享乐，“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双方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众所周知，作为帝王的唐玄宗在位后期不理朝政，严重失职；杨贵妃作为一个妃子虽然没有国政义务，但有道德义务劝诫及引导国君勤政，她自己的奢侈放纵以及不作为也在加速王朝衰颓的路上推波助澜。感情无对错之分，但德行有高下之别，就算比翼双飞的山盟海誓再动人，也会因德不配位而乐极生悲。 就褒贬的大小而言，唐玄宗应承担的过错更大，所以与其说红颜祸水、美色误国，不如说昔日那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因自私自利，亲手毁掉了大唐盛世、他自己以及杨贵妃的后半生。杨贵妃更大程度上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而不是制造者。 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唐玄宗重色误国难辞其咎，但是否还有比此更关键的因素和更深层的原因？ 假如没有杨贵妃，唐玄宗晚年就一定会保持他在开元前期励精图治的作风吗？下期我将结合史料进一步分析。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