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箫 1644年十二月，一个名叫穆虎的男子自北方南下。他是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仆人，当时家主不在他身边。意想中，只要够低调，他这一路上应该不会碰到什么惊动全国的大人物，尽管北方兵荒马乱，清军与大顺军打得如火如荼，但满清暂未将矛头指向南明，所以越往南走越安全。 然而，大事还是被他碰上了。 南下途中，穆虎偶然遇到一位少年，此后两人结伴而行。傍晚歇脚时，该少年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脱掉了身上的外衣。穆虎定睛一瞧，大吃一惊，这少年衣服上竟织有龙纹！ （图：Adobe Stock） 此时距明朝北廷灭亡已有九个月。衣有龙纹，流落民间，不禁让人浮想联翩。穆虎急询问少年身份，他起初答道自己是大明某王子，但之后又改口说，自己其实是崇祯皇帝的太子！ 无论是真是假，这都是不得了的大事。穆虎于是带他到南京找高梦箕辨认。高梦箕也没见过太子，只能透过其他途径识别。该少年在南京望见明孝陵时，伏地放声大哭，尽管如此，其身份依然可疑。因此高梦箕将他留下详谈。 （图：Adobe Stock） 二人说话间，每聊到先帝崇祯，该少年都哭号不止。高梦箕问他：“闯贼（李自成）攻进宫内时，是怎么称呼你的？”该少年顿时涕泪交下，说李自成羞辱他。对于宫中之事，他也能娓娓道来。 高梦箕逐渐相信他是太子，但依然没有充足的证据，不敢贸然，便将这少年悄悄藏在杭州宅内。不料，该少年到达杭州后相当高调，“每酣饮则狂呼，间大言阔步”（李清《三垣笔记》）。民间一时对此议论纷纷。高梦箕非常害怕，于1645年正月上疏将此事告知南明朝廷。 弘光皇帝得知后，急派内臣追回该少年，并命令府部大小九卿科道、昔日东宫讲官前去验证。三月二日，弘光帝面谕群臣，说：“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扶养优恤，不令失所。”（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十一） 王铎曾担任崇祯太子朱慈烺的教官，自然熟知太子面貌，真假一见便知。看到该少年时，王铎立即断定是假冒太子。他说，先帝太子大眼方额，昂首厚背，走路端庄，立度肃穆，和这少年截然不同。 此外，讲官刘正宗、李景濂说：“太子眉长于目。”（《三垣笔记》）又据西宫袁妃描述，太子有虎牙且脚下有痣。再验看该少年，没有一个特征符合。 据明末儒学大师黄道周记载，当时关于该少年假冒太子一事，弘光朝廷各官员没有异议，“诸讲官侍从谂视，无一似东朝者”（《兴元纪略》）。 （图：Adobe Stock） 既已被拆穿，该少年跪地大哭，承认之前撒谎，称自己真名叫王之明，被人玩弄，有人诱导他如此行骗。 这小孩原是个顽童，是前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难怪了解许多宫中之事。那么，到底是谁在幕后指使王之明假冒太子呢？尽管当时天下大乱，南明只占据半壁江山，但这样做依然有杀头的风险啊。 有一些史料称，王之明假冒太子其实是穆虎自导自演的骗局。据黄道周《兴元纪略》的记载，王之明因途穷而依附穆虎，想逃到南方苟活，穆虎认为该少年身上有利可图，所以撒谎。此外，应廷吉《青磷屑》也记载，高梦箕的仆人明知该少年不是太子，但故意设计，唆使该少年冒称太子，之后向高梦箕谎报。另据《三垣笔记》记载：“跽地乞怜，自云王昺孙之明，非太子，为穆虎所教”。 真相果真如此吗？对弘光皇帝而言，谁是主谋已不是最重要的事，眼下最棘手的是舆论风浪，对外越说是假太子，越显得可疑。对弘光帝不满的文武官员和百姓议论纷纷，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弘光帝不敢杀这个假太子，因为一旦处决，外界一定会质疑他灭口。 笔者在第二回讲到，弘光继承皇位本身就充满争议，他是被马士英和四镇黄袍加身的。很多人主张迎立潞王，反对福王（弘光）继统，而且史可法等南京高层后来决定要迎接桂王。假如太子朱慈烺就在南京，皇位自然轮不到弘光、潞王、桂王，诸文臣也不会争来吵去。伪太子案的出现再度将继统问题推到风口浪尖，矛盾再度激化。 围绕弘光的继统问题，几乎同一时间还发生了两起大案——大悲案、童妃案。三起案件合称南渡三案，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有共同的政治背景。 朱由崧（图：公有领域） 伪太子案引发的轩然大波不仅包括流言蜚语，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影响——成为左良玉叛变的借口。 左良玉掀起内战 袁继咸求死不成 崇祯皇帝在位时，左良玉已近乎独立军阀，但至少名义上服从崇祯。崇祯死后，左良玉更加肆无忌惮，他麾下的军队势力强大，又处在武昌战略重地，位于南京上游，如果他忠于南明，将是保护半壁江山的重要屏障。《明史》记载，左良玉“兵八十万，号百万，前五营为亲军，后五营为降军。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一山帜一色，山谷为满”，可见其雄师规模。值得一提的是，左良玉虽跋扈，但颇擅长打仗，有智谋。 然而他从弘光继位之初起就对这个新朝廷不满，勉强表示拥戴，尤其得知弘光宠信马士英后，更加不快。虽然马士英不是什么好官，但左良玉的动机也不是为公。 1644年六月十八日，监军御史黄澍痛斥马士英。返回湖广后，黄澍仍忿忿不平，敦促左良玉“清君侧”，此时左良玉尚在犹豫，没有答应。但不久后，“有北来太子事，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良玉反意乃决，传檄讨马士英”（《明史》卷273）。可见左良玉反叛前，黄澍煽风和伪太子案是两个重要导火索。 1645年三月二十三日，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率军顺长江东征，战船列队长达二百馀里。但他此时已患有疾病，且不久后病情加剧。到达九江时，他邀总督袁继咸上船，从袖中取出所谓“太子密谕”，逼袁继咸加盟。 （图：Adobe Stock） 袁继咸当即义正辞严地拒绝，说：“先帝旧德不可忘记，圣上新恩不可辜负！”并向诸将领下拜请求停战，为百姓著想。随后，左良玉依然试图蛊惑袁继咸。 袁继咸返回九江城后，叮嘱部下务必坚守，绝不许左军进城。但他麾下一部将已经叛变，趁夜放火烧城。眼看左军攻进城中，袁继咸悲痛不已，正要自尽，却被左良玉部将劫上船。袁继咸决心一死，跳入江中，被左军捞起，之后再跳，又不成。 左良玉继续劝他加入“清君侧”的队伍，协助调兵。无奈之下，袁继咸不再自尽，和左军达成沿途严禁杀掠平民的约定。 就在此时又发生一起意外：四月初四，左良玉突然病死于船中。其子左梦庚代替管事，诸将领秘不发丧，继续拘禁袁继咸并向南京进军。 南明内外受敌 史公八拜痛哭 南京朝廷接到左良玉叛变的情报后，登时陷入恐慌，此时南明正遭受左军和清军两面夹击，既要抵御外敌又要应付内战，十分被动。清军由于已经击败李自成大顺军，所以现在有足够精力攻打南明，四月初五清军多铎部自归德府南下，势如破竹，四月十三日就渡过了淮河。 面对如此危急的局势，刑部侍郎姚思孝向弘光帝建议，左军不是最主要的敌人，所以应该将重心放在江北，对抗清军，不可调走江北兵马。弘光帝也表示赞同。但这时马士英勃然大怒，跳出来指著姚思孝的鼻子痛骂。 按理说姚思孝的建议是相当明智的，马士英为何如此恼怒呢？因为左军所谓“清君侧”就是奔马士英人头来的，他认为跟清军还有议和的选项，但若左军杀来，自己必死无疑。国危之际，马士英罔顾大局，怂恿弘光帝命令史可法调兵过江。 史可法奉命过江，突然前线来报，黄得功已击败左军，所以没必要再抽调兵马。史可法请求入见弘光帝，希望说明现在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清军，万万不可从江北调走大量兵力。然而马士英利欲熏心，又怂恿弘光帝下旨拒绝召见史可法。 史可法（图：公有领域） 怀著失望悲痛的心情，史可法登上燕子矶，向南跪地八拜，放声恸哭。 南京的未来仿佛笼罩于无尽乌云之下，不愿预见，也不敢预见。 左梦庚降清 袁继咸就义 此前左良玉还在世时，眼看大顺军逃到湖北襄阳一带，进入自己的范围，他既不守武昌城，也不敢迎战大顺，却也不投降大顺，而是向东对自己人开刀。儿子左梦庚不单继承父业，也继承父胆，反叛南明时大军气势汹汹，看到清军南下时又不敢对抗，干脆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投降。之前怂恿左良玉叛变的黄澍也降了清。 与此同时，袁继咸作为左军船中“囚徒”，被裹挟进入清军营中。袁继咸誓死不降，执意效文天祥从容就义，提笔写道：“臣在坎困中，不能申包生之义，惟有矢文山之节，以一死报二祖列宗，且不敢负所学也！”（《六柳堂遗集》） 袁继咸原本不愿见清军头领，后来被强押到英亲王阿济格面前，但坚持长揖不拜。 阿济格再三劝他归降，并许诺继续让他做九江总督，可保前程似锦。袁继咸断然拒绝，最终英勇殉节。 （图：Adobe Stock） 扬州告急 南明弘光政权许多兵将要么死于内乱，要么望风而降。早在1645年正月就发生过一件荒唐事，镇守睢州的总兵许定国暗中勾结满清，大摆宴席引诱高杰进城，趁夜将其杀害。高杰的部下为报仇和睢州军队展开厮杀，一片混乱，许定国直接渡河降清。黄得功见高杰已死，还想将高杰兵马占为己有。史可法闻讯后大失所望，尚未平贼雪耻，内乱先死一波，还要耗大量精力稳定军心。三月，左良玉叛变又雪上加霜。如此怎抵挡得了清军南下？ 四月清军南侵途中，明军或望风投降，或战败身死。据《青磷屑》与戴名世《乙酉扬州城守纪略》，四月十一日史可法赶到天长，准备调兵援救盱眙，而且自己“单骑当先，不避风雨”。忽然听闻盱眙、泗州均沦陷，局势万分危急。于是史可法在短短一日夜内冒雨火速奔到扬州，甚至顾不上吃饭。 （图：Adobe Stock） 扬州城内人心惶惶，有人谣传许定国率大军将至，要歼灭原高杰部下。四月十四日，原高营兵斩关夺门逃出，牲畜舟楫全被抢空。 史可法下令各镇速来救援，然而各镇皆作壁上观。但相对欣慰的是，刘肇基与何刚带一部分明军进城，愿与史可法共守扬州。 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这座曾见证大明皇朝二百馀年繁华的古城，此时俨然成为一座孤城。史可法、刘肇基与何刚誓与扬州共存亡。 请见下回：忠胆流芳梅花岭，英雄就义扬州城。
文/清箫 上期讲到，1903年《苏报》推介的两部著作最令清朝政府恐惧，一是邹容的《革命军》，另一部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前文介绍了《革命军》，本文带诸位走近《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太炎为何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起因是康有为于1902年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坚称中国要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宜保皇而不宜革命。章太炎则认为不应对清朝抱有幻想，于是针锋相对地写公开信驳康有为的观点。 全文很长，笔者在此挑选几处关键点。 驳立宪避免流血论： 康有为认为革命必会导致流血，“非一国之吉祥善事也”，考虑到中国人口多，土地广，各怀私心，届时必将大乱，“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 章太炎对此驳斥说：“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邪？”并举例称，英国、奥地利、德国、义大利也是在经过数起民变后才获得自由议政；日本虽然维新成功，看似“徒以口舌成之”，但此前发生过倒幕战争，如果没有血战的铺垫，立宪就不能实现。 章太炎又称，如果按康有为的设想，“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蓺可数年而尽举之”，根本就不是真立宪，而依然是君权专制。 文中有一句比喻很形象，即民主革命对中国而言“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章太炎（图：公有领域） 革命比立宪易： 章太炎表示，革命比立宪容易，因为“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 驳光绪可信论： 章太炎驳斥了康有为认为光绪皇帝英明的观点，表示“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虽然光绪受慈禧太后和朝中势力制约，锐意变法却被架空，但遥想秦始皇“取太后、嫪毐、不韦而踣覆之”，当年嬴政能摆脱控制，为何光绪做不到？章太炎特意提到，八国联军侵华之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这是光绪帝摆脱控制的好机会，然而事实是“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因此章太炎认为，这说明光绪帝不过是汉献帝、唐昭宗之流，孱弱寡断。 章太炎还比喻说：“载湉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认为不应轻易相信光绪帝的话。立宪一方面需要光绪帝的解脱和能力，另一方面，章太炎认为人心叵测，康有为“虽与载湉久处，然而人心之不相知，犹挃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 光绪皇帝（图：公有领域） 驳维护满清统治论： 康有为称，清朝“入关二百馀年，合为一国，团为一体”，满汉已成为一家人，差别已变得很小，“所谓满、汉者，不过如土籍、客籍”。在对待剃发改制的态度方面，康有为认为：“若衣服辫发，则汉人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其不安”。 章太炎反驳说，清朝初年强制剃发、留辫、改服，中原200多年来已经习以为常，不代表这样做是对的，就像“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 多尔衮六大弊政包含薙发、易服（图：公有领域） 章太炎还称，欧美和日本都以己族为主，“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妥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在他看来，清朝尊孔子、奉儒家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巩固统治，令汉人以为文化受到尊重。 章太炎并提及扬州十日清军屠杀的罪行以及文字狱对人的毒害，尽管清朝近乎废除明朝廷杖，看似改善，但“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诸如“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矦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之后提到，康有为1898年亲身经历过戊戌变法夭折，言外之意是应该明白清政府本质上不会支持立宪。 最后章太炎提醒康有为不应排斥推翻清朝这一选项，对他抱有英雄惜英雄之意，希望他“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 康有为（图：公有领域） 章太炎这封公开信影响力很大。客观讲，康有为的观点也有一定道理。清朝有弊政，却也并非糟糕透顶；光绪帝假若摆脱控制，或许能有大作为。然而政权已然腐朽，时代已变，当时情况下再维护便是逆天逆民了。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为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建立起到理论上的推动作用。后来章太炎和孙中山、黄兴并称为“辛亥三杰”，即是对章太炎启蒙思想意义的认可。
文/清箫 1903年，上海一家小报社刊登的内容令清朝政府气急败坏。文中直呼光绪皇帝载湉的大名，写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在清廷看来最为扎眼，视其为辱骂皇上的大逆之言。其馀文字也句句充满反清与革命色彩。于是清廷在密电中催促官员：抓，一定要抓！ 这家报社名叫“苏报”，最初在上海新闻界并不起眼，但自1900年起面貌一新；1903年，《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编，以及章太炎、蔡元培等撰稿人，内容骤变犀利，一时震动中外。 该报推介的两部著作最令清政府恐惧，一是邹容的《革命军》，另一部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上述“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八字即出自《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书不过是两本小册子，却有划时代的意义。《苏报》将《革命军》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还有人将《革命军》比作中国的“人权宣言”。 当时《苏报》位于上海租界内，清政府不便直接动手，需要求助于西方，于是走法律流程控诉报馆人员，并要求美国人关闭该报馆，希望租界当局交出这几个“反贼”。倘若这几位执笔人被引渡，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为依照《大清律例》，“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苏报案”就此拉开序幕，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法庭上打响。 （图：modernhistory.org） 开庭后，代表清政府的律师古柏控告《苏报》“污蔑政府朝廷”及“大逆不道”罪，被告人为章太炎、邹容、钱允生、程吉甫、龙积之、陈范六人。 章太炎精通文字学，自然不会轻易妥协。他辩护道，把光绪皇帝称为“小丑”不算是辱骂，因为“丑”有“类”的意思，所谓“载湉小丑”意为“载湉这个年轻人”。 由于该案由外国人主要操作，而且按照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这六名被告不会被重判，清政府便打起引渡的主意。但外方对中国司法不信任，因此引渡化为泡影。 不过清政府不甘放弃，于是寻找另一个突破口，即指控章太炎、邹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希望能找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革命军》危害中国社会的证据，却依然行不通，而且意想不到的是证词趋于对被告人有利。 案件处理期间，主审官中途换为上海县令汪瑶庭。汪瑶庭急于重判，单方面宣布章太炎、邹容被判永久监禁，激起英国副领事的抗议。之后外方驳回了汪瑶庭的判决书。 章太炎（图：公有领域） 当时全球许多媒体都在关注此案，上海租界当局和外国大使面临来自清廷和外国舆论两边的压力，一方面他们和清廷有长期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言论自由的价值观。租界的西洋诸国及日本大使专为此案开会，讨论是否要对章太炎、邹容定罪；若定罪，又该如何判。中外双方交涉长达数月，1904年5月21日最终宣判，清政府放弃重判要求，但外方也支持定罪，结果是：邹容监禁二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钱允生、程吉甫、龙积之释放。 总的来说，外国在苏报案中的作用有功有过，至少避免了引渡的后果，但逮捕与判刑实在不是舆论所乐见。自苏报案起，中国革命党人名声传遍世界，比孙中山伦敦蒙难的影响更大。此案让全世界都看到章太炎、邹容的言论，外国民众为二人因言获罪抱不平。 清政府的打压收到了反效果，《革命军》一时成为畅销书，销售多达110万册，价格高达每本20多两银子。20两不是小数目，要知道，清朝维持生活的开销为平均每人每年5两银子。官方越想禁，民众越好奇，舆论影响越广，最终吃苦果的是政府自身。 狱中，章太炎与邹容相互砥砺。章太炎吟诗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赞扬邹容废寝忘食的反清救国精神，并表示一定要并肩撑住。邹容随后和道：“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邹容（图：公有领域） 可惜邹容没能撑到出狱，因饱受折磨而生病，于1905年逝世，年仅20岁。其死因至今仍是谜，疑似遭人下毒。章太炎在《邹容传》中称：“往抚其尸，目不瞑。内外哗言，西医受贿，下毒药杀之，疑不能明。”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陆军大将军阵亡例赐恤邹容。 《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当于辛亥革命前的号角，以文字形式敲响了清朝的丧钟。 《革命军》简介与评价 《革命军》的宗旨、内容和特点是什么呢？为何在当时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 在此引用《苏报》对它的评价：“其宗旨专在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孙中山说，《革命军》“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者大。” 全书可分为章太炎所作序、邹容自序和七大章九个部分，浅显易懂，热血澎湃，虽然有不成熟之处，但列出了简单而较完整的民主共和国纲领。书中说：“谨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约为数事”。其中笔者以为最关键的几点是： “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 “区分省分，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行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 “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 “定名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自由独立国中，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一切应为之事，俱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 “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 可见邹容在思想上确实为中华民国建立做了良好的铺垫。 （图：Flickr） 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 邹容该书的文字适合大众阅读，但他担心缺乏文采，受读者诟病。所以写完该书后，他特意请章太炎修饰。章太炎看后认为无需修饰，保留这般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才能广为流传。 于是章太炎由邹容对“不文”的担忧谈起，作了一篇精彩的序，为《革命军》的通俗直率辩护。 该序开篇写道：“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章太炎认为，仇敌的空言足以破坏实事。 其后讲到满清窃国二百六十年，施行文字狱打压汉人，反清的骨气逐渐消淡。原文写道：“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 吕留良（图：《清代学者像传》） 吕留良、曾静都是反清志士。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文人，明亡后不愿入仕，削发为僧。他去世后，其崇拜者曾静传播抗清思想，游说将领谋反，被告发后入狱并被杀害。此事牵连吕留良的学生，吕留良因此遭开棺戮尸，著作也遭焚毁。齐周华是文字狱的受害者，他撰文称赞吕留良，并指出清廷焚毁其著作不妥，却因此入狱并遭受酷刑。乾隆年间出狱后，齐周华仍不放弃，递交《为吕留良等独抒己见奏稿》，后遭凌迟处死。章太炎称，自乾隆以前还有这些勇士“持正义以振聋俗”，然而“自尔遂寂泊无所闻”。 章太炎随后写道：“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 ，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韪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溪、馀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州，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之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 他提到的洪氏指引领太平天国起义的洪秀全。曾、李指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和李鸿章。罗、彭、邵、刘指罗泽南、彭玉麟、邵懿臣、刘蓉，这四人都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洛、闽指程朱理学；金溪、馀姚指陆王心学。衡阳指清初主张反清复明的思想家王夫之，《黄书》是其著作，强调华夷之辨，认为“华夏之于夷狄，骸窍均也，聚析均也，而不能绝乎夷狄”。“日在几阁”意思是每天放在书桌和书阁上。知晓这些字词的含义后，以上段落就容易理解了，章太炎意在批评这群维护清朝的所谓人才，他们尽管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读王夫之的《黄书》，但实际行为跟所学完全不一致。洪秀全反清失败，原因之一就是仇敌空言“足与为难”。 王夫之（图：《清代学者像传》） 之后章太炎感慨：“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者，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蕴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所以中国正需要邹容《革命军》这样奔放、激昂、通俗的文章，就是要“震以雷霆之声”，否则不足以唤醒嚚昧的世人；如果不易懂，则难以被市井群体接受。 该序结尾提到，革命的使命不仅包括驱逐满清、光复中华，更重要的是改革制度。原文说：“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点出和以往改朝换代不同，也要改变政教学术、礼俗材性，学习西方民主。 最后写道：“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馀杭章炳麟序。”为何说“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呢？这是因为章太炎不承认清朝年号，所以从西元前841年周朝周公、召公开始共同行政的时间算起，截至1903年5月，相隔2744年。《史记》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因为周厉王不行仁政，所以民众揭竿而起，厉王出逃，此后国家大事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直至周宣王即位。西元前841年那时叫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已知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章太炎故居（图：公有领域） 章太炎此序恰好和邹容的文字形成互补，面向不同文化水平的大众，其实际效果正如章太炎序中所言“义师先声”、“恢发智识”，启发许多国人。
文/清箫 今天的新闻即未来的历史。现在全球每天都有上万条新闻值得关注，但不是所有事件都值得进入未来的史册，我们今天回看史书，道理也是如此。 现代记者与过去两类人相似，一是史家，二是圣人。记者负责向当代人传递社会的即时消息；史家负责向未来人传递历史的镜子；圣人负责传递神意。古人造字很有讲究，早期甲骨文“圣”字由“耳”、“口”、“人”组成，本身就包含圣人的使命，即以耳听上天之意（悟道），再以口讲给人间。此三类人都承担重要的沟通使命——人与人沟通、古与今沟通、天与人沟通。 （图：Adobe Stock） 在许多人印象中，媒体的标准最主要是真实、公正、及时，实际上媒体应达到的标准比这些更高，媒体人应培养的素养也包含站在未来的角度看新闻，以敏锐的洞察力辨别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与社会现象。某些事现在公众都讨论得热火朝天，几百年后将被遗忘；某些事现在不起眼，未来人却可能写在历史教科书中，世代铭记。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媒体亦是如此，深度文章或影片足以起到引导时代的作用。这便是以历史角度思考当下的重要性。 有人说，万卷史书是留给专业学者研究的，非史学家略知一二即可。确实，无需精通历史当然也可成为成功人士，而且过去的事现在未必值得参考。但我们读史，最重要的不是事本身，而是“道”和“变”，用司马迁的话说，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优秀的史家著史，何取何舍，孰重孰轻，即反映其对历史脉络的洞见。“道”和“变”也是当今媒体应重视的，真正优秀的专题、人物访谈不会局限于事件本身，过许多年后也依然是珍宝，甚至价值翻倍。 史书的另一今用体现在写作上。说到这，聊一聊“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与“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20世纪20 至 60 年代，美国兴起“新新闻学”。和“纯新闻”不同，“新新闻学”重点强调场景、生动的叙事和对话，向读者传递资讯的同时也伴有美感体验，可读性高。“非虚构写作”是“新新闻学”潮流下的产物，比普通新闻更具艺术性，但也要求真实。“非虚构写作”可以写现在，可以写过去，可以写社区内鲜为人知的普通人，允许灵活运用各种手法增强戏剧张力，使作品读起来像小说，同时引导读者深入往某方面思考。 这类作品的写作固然不同于史书，但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借鉴史书。中国古代史书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文学性强，所以说文史不分家，多数史家本身就是大文豪。部分记载吸引力强，无需浮夸，以看似平淡之语即可书写铿锵有声之文。著史者也一定会强调历史事件的关键之处，正是这些关键之笔，引导读者往深处思考。假如他们能穿越到现代，个个都会是传媒界的高手。 以下从远往近举例。 （图：Adobe Stock） 秦汉以前，《左传》是史书佳作中的佳作，其戏剧性非常强，善长描述战争，而且战事不单写军事本身，还点出了胜败的关键原因。 譬如讲城濮之战，有一段重点写晋文公教化百姓，子犯在旁提醒说：“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等到晋国百姓安居乐业、诚实不贪，且政府“正其官”，用人顺应民意，才能获胜。讲述邲之战时，《左传》写楚国治国有方，选拔有德之士，赏赐不漏功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所以晋国人认为无法抵挡楚国。可见作者洞察力极强，告诫后人影响战争的最重要因素。 叙事最重要的是选材、布局、抓重点，《左传》在这三方面都做得很优秀。本来各种大小事错综复杂，像零散的碎片，《左传》将它们井井有条地综合在一起，而且写得跌宕起伏，令人紧张。重耳从逃亡到回国的经历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穿插寺人披告密以及竖头须请见的片段，增添了神秘感和紧张感。此外，写晋灵公不君以及他和赵盾的矛盾也非常精彩，尤其是刺客撞槐自尽那一段，既从侧面表现赵盾勤政尽责，令人敬佩，也展现“刺亦有道”的精神。又如晋灵公放狗咬人、提弥明搏獒、灵辄倒戈报恩，写得变化莫测。 （图：Adobe Stock） 自秦汉起，后世最推崇的正史当属《史记》。《史记》中最佳篇，依照梁启超的观点，是《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梁启超对此十篇评价极高：“肃括宏深，实叙事文永远之模范”。 比如《项羽本纪》，细节丰富，惊心动魄。项羽一生有许多大事可写，而司马迁用笔最多的是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战，这三件事恰恰是最关键的三大转折点。特别是鸿门宴，每个人物都很生动，跃然纸上，戏剧性强。 司马迁还善于透过记载小事暗示人物的未来，前后呼应。《项羽本纪》开篇讲到，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发表豪言壮语：“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之后学习兵法，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写他少年时的这些言行，是为了表现他胸怀大志却性格粗犷，这是他未来成与败的早期因素。我们看项羽后来打仗时的表现，确实相当英勇，善长布阵，但不长于谋略，这和小时候半途而废密切相关。 《史记》中项羽破例列入本纪，排在秦始皇、汉高祖之间，反映司马迁史识卓越。灭秦之功，首推项羽，这是肯定了项羽影响历史演变的重要地位；但项羽也像秦朝的微缩版，骤兴骤亡，所以重点突出他的盛衰经过，和秦朝兴亡、西汉开国形成对比，以其为转折点记叙从秦至汉的脉络。 （图：Adobe Stock） 再看《魏公子列传》，其优点在于围绕信陵君与门客交往的主线写，相当高明。信陵君一生可写之事很多，总要主次分明，不能写成流水帐，司马迁则重点选择他最显著的特点写，表现他礼贤下士，正因如此，门客甘愿拼命报答。 信陵君与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但《史记》为其他三公子立传时都不称“某公子列传”，唯独信陵君获得“魏公子列传”的待遇。该篇内共有一百四十多处称“魏公子”或“公子”，字里行间都流露著对信陵君的敬仰。 文中特意透过事实突显信陵君关乎魏国存亡：“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信陵君死后，秦国快速蚕食魏国，十八年后就俘虏了魏王，这和《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死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异曲同工，均以亡国衬托人才的关键，也隐含对当权者的批评。 《史记》其馀名篇也非常精彩，不在此逐一细说，推荐阅读原文。 （图：Adobe Stock） 二十四史自《史记》始，《史记》之后，其馀诸史也有许多名篇佳作，这里列举千年来备受推崇的一段序，出自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沈德潜称赞该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 《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的叙事先从晋王临终赐箭写起，聚焦于小场景，将“镜头”对准代表三大遗恨的三支箭。“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借晋王之言简练叙述唐庄宗未来的使命，将过去之事压缩于三支箭中。 之后继续围绕三支箭叙事。“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概括唐庄宗不忘父王遗命，征战沙场，以雪前耻。 写到大仇已报，依然没脱离三支箭。“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讲述唐庄宗捉拿仇人，持箭返回太庙告慰父王在天之灵，仍写小场景，读者可自然联想到其军队横扫敌军之势。此处一扬，之后陡然一抑：“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仿佛昨日还是盛世，今日竟身死国灭，从“可谓壮哉”到“何其衰也”，作者以浓墨重笔写尽巨大反差。 （图：Adobe Stock） 之后写道：“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这是《伶官传》中最精辟的一段总结，“方其盛也”扬，“及其衰也”抑，天下豪杰与数十伶人对比鲜明，与“得之难而失之易”呼应，一代英雄唐庄宗由盛转衰的历史好似上天给他开的玩笑，充满戏剧感。他是一位音乐天才，与众伶人在艺术史上留下华章，却不是个合格的皇帝。 究其亡因，固然包括贪图享乐，宠幸伶官，但欧阳修也深入思索，反问说：“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字字发人深省。正因唐庄宗这段兴亡史令人感慨万千，所以欧阳修专门在《新五代史》中记《伶官传》，以引起后世千年警惕。 再看现代非虚构写作，也离不开记人记事，和“倒三角”新闻不同，可以从任何一个时间、角度或故事切入，取决于作者拟定的主旨，以及想引导读者思考什么。 二十四史均依照《史记》体例编纂，有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古时史书分不同体，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而二十四史为何均采用纪传体？试想，若要方便读者了解历史大事的始末经过，纪事本末体才是最合适的，而纪传体有割裂和重复叙事的弊端。 这就要提到过去史家最看重什么。 （图：Adobe Stock） 所谓纪传体，即分为纪、志、表、传四部分（二十四史中《史记》含世家，自《汉书》以后不再用世家，《五代史》除外）。纪、传记载重要人物的生平，志重点记录社会、经济、交通、天文、学术的演变，表则按年代简单列举历史大事。 马端临《文献通考》解释了纪、志、表、传体例的重要性：“《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 治史者研究的范围太广，数不尽的材料中，需厘清重要性的先后。在古人眼中，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最重要，必须兼顾。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偏重于记理乱兴衰。而纪传体以纪、传详记理乱兴衰，又以表、志记典章经制，是其一大长处。 某种程度上，对后世研究者而言，典章经制远比历史大事重要。如《文献通考》所说：“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 （图：Adobe Stock） 特殊大事固然重要，但再过几百年后，人们更想看到的是文明发展中的变与袭，是山崩地裂前的潜移默化。某人做某件大事，必然受到环境的驱动或限制，一时代的政经制度、主流思想、文化风气，甚至很久以前的，都会悄无声息地影响社会中的每个人。近现代与古罗马、古希腊无关吗？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都以罗马法为基础，“民法”和国际私法就是典型例子。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容易过于重视非常人与非常事，殊不知未来最需要的可能是常人常事。今人读史时埋怨二十四史为何不把“志”记得更丰富些，现在还原古时社会全貌需要结合许多地方县志，很麻烦，实际上是太苛责古人。试想，今天社会上争相关注的也都是非常事，未来人也必然会责怪今人目光短浅。但今人依然要尽量补充过去的不足，拓宽思维，洞察易被忽略的现象。 洞察社会，既要见著，亦要见微。1793年，英国马加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亲眼目睹大清帝国的社会百态后，看出了多数清人意识不到的问题。当时正值乾隆盛世，大清堪称世界第一强国，欧洲人对中国充满好奇与敬仰，但马加尔尼使团此行后，他们大失所望。怎么回事呢？ 举个例子，有一次，清朝地方官盛情送活禽畜招待英国使团，有些禽畜在运输途中死了，无法食用，所以英国人将这些腐肉丢进海里。之后发生的一幕令他们十分惊讶：海岸上的中国百姓争先恐后地跳海，只为捞抢发臭的腐肉。这至少说明当时的贫富差距很大。数据显示，乾隆年间人均粮食占有量确实不高，每人仅780市斤，远低于明朝（1192市斤）、隋唐（988市斤），甚至不及秦汉（985市斤）。大唐开元盛世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平民生活水平普遍高。而在乾隆盛世，平民勉强温饱。客观上这和乾隆年间人口爆炸性增长有关。 马加尔尼觐见乾隆（图源：William Alexander） 而从另一件事，英国人则看出了清朝官府作风和制度问题。此事发生在定海，英国使团请定海总兵找人在海上领路去天津。之后定海总兵立即派兵全城搜索，就像逮捕通缉犯一样将百姓捉来，审问他们谁到过天津。待找到指路人后，官府命令他们为英国人带路，却不给任何报酬。英国使团大为震撼，他们原以为清政府会花钱雇人，没想到方式如此粗暴。此次中国之行，他们发现中国办事效率极高，然而这种“大清速度”却不是建立在雇佣关系上。 马加尔尼使团此行还觐见了乾隆皇帝，感受到大清的威仪与繁华，这是见大；又看到民间疾苦，透过小事发现大清帝国漏洞百出，这是以小见大。 乾隆皇帝（图：公有领域） 今人说，那时未能解决盛世带来的人口暴增问题，意识不到西欧民主化的进程，不懂得尽早改革制度。今人在总结二百年前大清的问题时，觉得思路清晰，并指责昔人没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但再分析时事新闻时，也难免处在今天的迷局中。很大程度是因为整个社会都在按部就班地运行，出于惯性，会视诸多常事为不必聚焦之事。历史上每一次大变革前夕，多数人都仍在按照惯性前行，确然值得我们深思。 史家与媒体，任重而道远。
文/清箫 康熙九年十一月，才士魏禧从扬州返家途中，与一位名叫陈子灿的青年乘坐同一条船。陈子灿那年二十八岁，平时很喜欢舞枪弄棒。魏禧知他好武，便向他讲授《左传》中的兵谋、兵法。 谈话间，魏禧顺著话题问道：“你平时走南闯北，可曾遇到什么奇人异士？” 陈子灿一回想，确实有！那是一位善使大铁锤的江湖豪侠，可惜不知他叫什么名字，但他的故事实在令人难忘！暂且叫他“大铁椎”吧。 魏禧听罢“大铁椎”的故事，觉得他果真是个传奇人物，于是牢记于心，写下著名的《大铁椎传》。 （图：Adobe Stock） 这位侠客甚是神秘，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里。陈子灿有次到访河南，碰巧在宋将军家中遇见他。 这宋将军也是好武之人，闻名遐迩，七省同好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向他请教。他其实不是什么将军，只是因为身材健壮，所以得了个“宋将军”的绰号。 宋将军有个徒弟叫高信之，身强力壮，擅长射箭，和陈子灿是同学，因此他们一同拜访宋将军。 宋将军家的诸多客人中，有个饭量很大的大力士吸引了众人的目光，此人便是“大铁椎”。他相貌丑陋，右腋下夹著一柄大铁锤，重达四、五十斤。奇怪的是，这侠客无论吃饭时还是拱手行礼时，一刻都不放下铁锤。 再细看那铁锤，柄上的链子折叠数圈，若把链子拉开，竟长达一丈！ 虽然“大铁椎”形象如此吸睛，却很少跟其他客人说话，听他口音像是楚人。有人问他家乡在哪、姓甚名谁，他却避而不答。 （图：Adobe Stock） 更奇怪的事还在后面！半夜三更，众人正在睡觉，“大铁椎”突然喊道：“吾去矣！”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令陈子灿大吃一惊。明明门、窗都没开，人怎么不见了？！ 高信之说：“这人刚来的时候，不戴帽也不穿袜子，头上裹著蓝手巾，脚上缠著白布，除了那个大锤子外，什么行李都没带，但他腰带里面却有很多银子。我跟宋将军都不敢问他。” 陈子灿只得带著满腹疑虑进入梦乡。然而再醒来时，竟发现“大铁椎”正躺在床上鼾睡！ （图：Adobe Stock） 某天，“大铁椎”打算离开此地，便向宋将军告辞：“我最初听说你的大名时，将你视为豪杰，但后来发现，原来你只是外强中干。”又说道：“吾去矣！” 宋将军赶忙挽留他，却听他解释道：“我经常击杀响马贼，夺他们的不义之财，所以跟他们结了仇。如果我长期住在这，难免会牵连你。那群强盗已跟我约定，今天半夜到某地去决斗。” 听到“大铁椎”这番话，宋将军非常高兴，说：“我今晚一定带上弓箭，骑马前去助战！” 不料“大铁椎”当即拒绝，并说：“你最好别去，那群强盗武功高强，人数众多，我若要保护你，就不能杀个痛快。” 但宋将军太过自负，而且也好奇“大铁椎”的武功究竟多高，于是强烈要求同去。“大铁椎”拗不过他，只得勉强答应。 走到距决斗场所不远处时，“大铁椎”将宋将军送到一座空堡上，叮嘱说：“你就躲在这看，千万别出声，不要让强盗发现你。” （图：Adobe Stock） 此时已能听到鸡鸣，空中月亮缓缓下沉，星光照亮旷野，百步之内，人影清晰可见。“大铁椎”策马奔腾而下，吹了几声觱篥，顷刻间，二十多个强盗从四面骑马奔来，他们身后还有一百多个身背弓箭的步兵。 一强盗拍马提刀，直向“大铁椎”冲来。只见“大铁椎”一声怒吼，手中大铁锤一挥，那强盗便应声落马，连马头也被砸裂。 其馀强盗见状，冲上前将“大铁椎”环环围住。“大铁椎”丝毫不怕，奋力挥锤，左攻右击，势如破竹，打得强盗个个人仰马翻，死了三十多人。 （图：Adobe Stock） 再看另一头，宋将军正屏息凝气看著这场激战，双腿止不住颤抖，险些跌落堡下。他还没回过神，忽然听到“大铁椎”高喊一声：“吾去矣！”只见尘烟滚滚，“大铁椎”策马朝东方驰去，之后再也没回来。 以上大铁椎决斗响马贼的故事出自魏禧的《大铁椎传》。无论怎样用白话解说，都无法达到原文的高度。下面不妨一同欣赏原文，之后我将解读这篇古文好在哪里、其深层含义以及对当代人写作的启示。 《大铁椎传》： 庚戌十一月，予自广陵归，与陈子灿同舟。子灿年二十八，好武事，予授以左氏兵谋兵法，因问：“数游南北，逢异人乎？”子灿为述大铁椎。作《大铁椎传》。 大铁椎，不知何许人。北平陈子灿省兄河南，与遇宋将军家。宋，怀庆青华镇人，工技击，七省好事者皆来学，人以其雄健，呼“宋将军”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怀庆人，多力善射，长子灿七岁，少同学，故尝与过宋将军。 时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寝，右胁夹大铁椎，重四五十斤，饮食拱揖不暂去；柄铁折叠环复，如锁上练，引之长丈许。与人罕言语，语类楚声。扣其乡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寝，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讫不见。子灿见窗户皆闭，惊问信之。信之曰：“客初至，不冠不袜，以蓝手巾裹头，足缠白布，大铁椎外，一物无所持，而腰多白金。吾与将军俱不敢问也。”子灿寐而醒，客则鼾睡炕上矣。 一日，辞宋将军曰：“吾始闻汝名，以为豪，然皆不足用。吾去矣！”将军疆留之。乃曰：“吾数击杀响马贼，夺其物，故仇我。久居，祸且及汝。今夜半，方期我决斗某所。”宋将军欣然曰：“吾骑马挟矢以助战。”客曰：“止！贼能且众，吾欲护汝，则不快吾意。”宋将军故自负，且欲观客所为，力请客。客不得已，与偕行。将至斗处，送将军登空堡上，曰：“但观之，慎弗声，令贼知也！” 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二十馀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许人。一贼提刀突奔客，客大呼挥椎，贼应声落马，马首裂。众贼环而进，客奋椎左右击，人马仆地，杀三十许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尘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 （图：Adobe Stock） 魏禧论曰：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欤？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欤？抑用之自有时欤？子灿遇大铁椎为壬寅岁，视其貌，当年三十。然则大铁椎今年四十耳。子灿又尝见其写市物帖子，甚工楷书也。 赏析： 全文重点突出一个“异”字，由浅入深，前后紧密相连。开头作者发问：“逢异人乎？”由此引出下文，之后对“大铁椎”的描写都围绕“异”字——他的容貌、打扮、饭量、性格、语言、兵器、武功都异于常人，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很全面。这些描摹与叙事，都为结尾的评论与升华铺垫，引出“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的思考，之后感慨许多奇人异士未能得到重用，发人深思。 该文营造的吸引力极强。起初为主人公“大铁椎”一层一层地蒙上神秘感，在餐桌上、夜深时、旁人睡醒后，他的表现都很神秘；之后再一层一层地剥开，“大铁椎”的英雄形象逐步明显，直到最后的决斗，才知道他武艺高强，是真正的有胆有识之士。起初宋将军的形象看似高大，相比下，“大铁椎”显得似乎丑陋而渺小。其后作者一层一层地揭开真相，在最后决斗时，才知道宋将军是真正的小丑。另写强盗的武器、人数、声势，都反衬出“大铁椎”的勇敢。全篇对比和衬托手法运用自然。 （图：Adobe Stock） 三处“吾去矣”十分巧妙。第一处，“大铁椎”说完“吾去矣”后突然消失，引人浮想联翩。第二次说“吾去矣”时可见“大铁椎”眼光高、志向远，而宋将军的形象有瓦解趋势。第三处“吾去矣”最为豪迈，二人形象高下鲜明，尤其是搭配“尘滚滚东向驰去”的场景，颇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气。张潮《虞初新志》对此点评：“篇中点睛，在三称‘吾去矣’句。” 该文对景的描写也值得注意。决战前，“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营造出肃杀氛围，如观电影之感，特别是“百步见人”四字，使读者身临其境。 作者究竟为何写这篇《大铁椎传》呢？难道只是因为这位侠客与众不同吗？并非这样简单。 魏禧在文末将“大铁椎”比作在博浪沙持椎刺杀秦始皇未遂的大力士，意指这类异人本可以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而在前文故事中，众人对这类真正的英雄知之甚少，却都争相膜拜外强中干的宋将军。这里的宋将军暗指明末清初一部分无能且怯弱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不敢对抗清廷。而像“大铁椎”这样英勇善战、志存高远的豪侠，则象征魏禧心中期盼的反清复明的真英雄。 魏禧将满腔理想都寄托在主人公身上，隐于字里行间。他有意向陈子灿打听江湖上的异人，是想发掘更多抗清豪杰。故事中，“大铁椎”原打算投奔宋将军，为的是结交能干大事的英雄，但宋将军“皆不足用”，因此失望告辞，“大铁椎”何尝不是魏禧的缩影？ （图：Adobe Stock） 明朝覆灭后，魏禧一度悲痛欲绝，不思茶饭。他始终不忘复国大业，积极筹划起兵，参与抗清。清军进攻赣南之际，魏禧隐居于翠微峰，在此与挚友读史论经，同时计划建立秘密抗清基地。为避免闭户自封，他游历江淮吴越，广结益友，寻找人才，史书记载他“于苏州交徐枋、金俊明，杭州交汪沨，乍浦交李天植，常熟交顾祖禹，常州交恽日初、杨瑀”（《清史稿》），这些朋友都是明朝遗民。魏禧还致力兵学，精通《左传》，希望能为战事效力。然而他发现许多人才或无大志，或不自知，不足以担起复明重任。 《大铁椎传》文末提到魏禧读陈亮《中兴遗传》而生慨叹，也是暗指时局。南宋文人陈亮力主抗金，曾著《中兴遗传》为宋朝南渡前后死节、能臣、能将立传，其中一些侠肝义胆、智勇双全之士却“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他们和侠客“大铁椎”以及壮志难酬的反清志士有著相似的命运。 （图：Adobe Stock） 魏禧一生不与清廷合作。康熙十八年，有人向清廷举荐魏禧，希望他入仕做官，魏禧则以疾病为由拒绝了。 魏禧著有文集二十二卷、日录三卷、诗八卷、左传经世十卷，其散文风格凌厉雄健，造诣颇深。他与侯方域、汪琬合称“清初三大家”。其兄魏祥、其弟魏礼亦才华横溢，兄弟三人享有“宁都三魏”美誉。
手提三尺剑，力挽二石弓，他天生神力，年少时便发奋学习，练得一身好武艺。国难之际，他从军北渡黄河，一心收复中原，驱逐金兵。 宋军进至新乡时，面对金军嚣张气焰，他毫无畏惧，勇夺金军主帅大旗。太行山一战，他生擒敌将，挥舞丈八铁枪横扫胡虏，威震中原。他的部队军纪严明，宁可忍饥挨饿，绝不骚扰百姓。 他有一个令金人闻风丧胆的名字——岳飞。敌寇中的乌合之众，看到“岳”字大旗便魂飞魄散，互相传说：“此岳爷爷军！”（《宋史》卷365）争相向宋军投降。 杭州岳王庙（图源：Peter Potrowl） 绍兴三年，伪齐军攻克襄阳。岳飞渡江至中流，誓言道：“若我不能擒贼，绝不渡江回来！”那一瞬，仿佛长江两岸都回荡著他的豪情壮志。他奔赴襄阳，如秋风扫落叶直捣李成军，敌寇死伤不计其数。岳飞平定襄汉六郡，为北进中原打下坚实基础。 绍兴十年，金军侵犯拱州，岳飞率宋军驻扎郾城，有气吞万里、锐不可当之势。金兀术听闻岳飞来战，大为畏惧，而岳飞谈笑自若，胸有成竹地说道：“金人伎穷矣。”（《宋史》卷365）他派儿子岳云带领骑兵直冲敌阵，激战数十回合，杀得金军尸横遍野。 岳飞（图：公有领域） 金兀术恼羞成怒，于是祭出杀手锏——一万五千拐子马骑兵，要让岳家军尝尝苦头。金军拐子马个个身穿重甲，用牛皮绳贯串，号称最强精锐。而岳飞不以为然，令宋军步兵手持麻札刀冲入拐子马阵，只管劈砍马蹄，进而大败金军。金兀术闻讯后放声大哭，他的得意法宝从此再无神威！ 岳飞屡战屡胜，先后收复虢州、洛京、东虢一带大片故土，剑锋直指朱仙镇，距离大宋旧都汴京只馀四十五里，形势一片大好。各地义士约定一同起兵与大宋官军会合，父老乡亲们争相拉车牵牛，载运干粮送给抗金义军，一时间，道路上人山人海，望不到尽头。整个河北，已无一人愿意听从金军的征兵令。百姓早已望眼欲穿，日夜期盼宋军收复旧河山！ （图：Adobe Stock） 但就在此时，秦桧请求皇帝诏令岳飞班师，放弃近在咫尺的良机！十二道金牌，化作无形利刃直刺忠臣心胆，岳飞悲愤流泪，叹道：“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宋史》卷365）百姓们拦住岳飞的车马，嚎啕大哭：“相公走后，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了！” 此后，岳飞惨遭秦桧陷害。“莫须有”三字，是比靖康之耻更大的耻辱。 （图：Adobe Stock） 南宋初期不乏抗金英雄。黄天荡一战，韩世忠围困金军四十八天，一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响彻云霄；吴玠智斗金军，急驰三百里，用黄柑迷惑敌寇，一句“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戏耍撒离喝。此外还有刘锜、李纲、宗泽等。但最受人敬仰的，当属岳飞。 （图：Adobe Stock） 武穆虽葬身草莽，受千古奇冤，精神却万古长存，流芳百世。人世间黑夜漫漫，而当朝阳普照大地，忠臣终得平反，奸恶终被曝光。每年三月，无数野花满山遍野，无数百姓祭祀岳飞英灵，无需多言，公道自在人心。 在缅怀岳飞的诸多壮士中，有一位名叫刘过，是南宋词侠。他的词〈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概括了岳飞的一生，全篇气势磅礴，字字句句仿佛都有岳将军的忠魂：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英？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图：Adobe Stock） 开篇以问句表肯定，赞颂岳飞在中兴诸将中无可比拟。之后说岳飞“尚如生”，即虽死犹生，精神永远激励后人。他“弓两石，剑三尺”，不为名利富贵，只为精忠报国、黎民社稷，一路“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不愧是南宋的脊梁。 然而，“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令人悲愤！有些君主是等到大功告成后再杀功臣，而宋高宗与秦桧却在大功近成之际迫害忠良，岂不愚恶至极？！ 下片“臣有罪，陛下圣”正话反说，意在暗讽，实际上正是因为宋高宗听信秦桧奸言，才发生这样的千古奇冤。“分茅土”指分封诸侯，“终不到，旧奸臣”阐明了秦桧恶有恶报。 “衮”指君王的礼服，“佩”是贵族身上的玉器，“冕”是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冠，“圭”即诸侯在大典时所持的玉器。“衮佩冕圭百拜”指岳飞在九泉之下身穿王侯的高贵服装，受阳间千万百姓祭拜，如此忠臣生前受构陷，死后才得到王侯待遇，怎不令人悲叹？但岳飞若在九泉下看到宋孝宗为他平反，世人记念他的精神，想必也会感到欣慰。 （图：Adobe Stock） “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写的是百姓对岳飞的无尽怀念。“卤簿”是帝王出外时扈从的仪仗队，《封氏闻见记》称“舆驾行幸，羽仪导从谓之卤簿”。“卤簿迎神”指每年三月庙前迎神赛会，世人以尊敬王侯之礼祭祀岳飞。 刘过作这阕词的时间为嘉泰四年，这年岳飞被追封为鄂王。刘过途经岳飞庙，不禁感慨万千，泪如雨下，因此写下此词凭吊故将军。 （图：Adobe Stock） 刘过也是一位英雄，志在北复中原，但也受制于朝廷，虽有满腹才华却不能圆梦，实在可惜！他还有一阕词〈沁园春〉，其中写道：“拂拭腰间，吹毛剑在，不斩楼兰心不平。”时时拂拭宝剑，只等亲自斩杀金人，恢复大宋江山，一句“不斩楼兰心不平”道尽豪情，掷地有声，与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一样荡气回肠。
文/清箫 上期讲过设想句，本期讲使词作不显单薄的方法之一：层深句法。 作词有点像建别墅，搭建主房之后，仍不够充实，此时横向可以考虑在后院增建小屋，纵向可以建成复式。写景和抒情都可以使用层深句增强文字的厚度和广度。以下举例。 更在斜阳外 相信很多朋友都背过范仲淹的〈苏幕遮〉，这阕词在上片写景方面使用了层深句法。全词为：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图：Adobe Stock） 其中，“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构造出一幅辽远延绵的秋景图。斜阳已经够远，接近于肉眼可见的极限，然而芳草更远，延绵无际，肉眼已看不见它的尽头，那甚至是斜阳照射不到的地方。 词人很懂得布局意象，特意将芳草挑出，在山、水、斜阳之外横向增加。试想，如果只是将山、水、斜阳、芳草简单堆砌起来，读者脑海中呈现的将是没有重心的画面。而词人选择将芳草单独拎出，另铺开一层写，更容易使读者联想到乡思如草，“更行更远还生”。在古诗词中，芳草常与乡愁别情相联，如《楚辞》写道：“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它无边无际，仿佛永远都会生长，是游子愁思的有形化。范仲淹在“芳草”后用“无情”二字形容，说芳草不照顾游子情绪，无需明说是何情，情已跃然纸上。沈谦对该词点评道：“虽是赋景，情已跃然。”写景时情已自然含在其中。 欧阳修〈踏莎行〉“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与〈苏幕遮〉“更在斜阳外”异曲同工。〈踏莎行〉表现闺中少妇思念丈夫，她站在高楼上遥望远方，广袤的草原尽头便是春山，而她思念的人在比春山更远的地方，那是她无论怎样极目都看不到的地方。 （图：Adobe Stock） 王沂孙〈长亭怨慢〉“水远。怎知流水外，却是乱山尤远”也得此法之妙。词人以虚字“怎知”、“却是”连接景物，流水如离散的宴席，流水之外是乱山群峰，然而友人比乱山还远。此三句无一字明写人，仅是写景，却饱含深情，作者无尽的思念跨越层峦叠嶂，缠绵悠远。 上述是以层深句写景时表现“在某景物之外还有什么”的例子。若只写一层，读者的视线则停留在地面上；而当增添一层后，读者仿佛腾空而起，追随作者的文字俯瞰到更远的地方，带来无尽想像。 更著风和雨 还有一种写景抒情是“已经这样，却还那样”，比如陆游的经典名句“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古诗词中常用黄昏意象，此时人往往寂寞忧愁，如晏几道词云：“恶滋味、最是黄昏”，柳永词云：“这滋味、黄昏又恶”。已处于最落寞的时间，却还遭受风吹雨打，心灵与身体均受挫折，写尽梅花的不幸。 （图：Adobe Stock） 类似的层深句还有叶梦得〈虞美人〉：“落花已作风前舞，又送黄昏雨”，以及王沂孙〈醉蓬莱〉：“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 后者尤为精彩，三句排比，视觉、触觉、听觉三方面增强秋意。窗外的雨仿佛嫌窗内的灯愁不够浓；而大雁也仿佛嫌词人近处愁不够浓，还要在远方用声音再添些愁。王沂孙作这阕〈醉蓬莱〉时，南宋已经灭亡，他不愿事奉元朝，多重凄凉秋景更加重他对故国的怀念之情。俞陛云对该词评道：“秋灯三句，清愁重叠而来。” 东风何事又恶 周邦彦也用过层深句法。我们来看他的词〈瑞鹤仙〉： 悄郊原带郭，行路永，客去车尘漠漠。斜阳映山落，敛馀红、犹恋孤城阑角。凌波步弱，过短亭、何用素约。有流莺劝我，重解绣鞍，缓引春酌。 不记归时早暮，上马谁扶，醒眠朱阁。惊飙动幕，扶残醉，绕红药。叹西园、已是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任流光过却，犹喜洞天自乐。 （图：Adobe Stock） 该词相传是周邦彦在梦中所得，而且现实场景与梦中几乎一样。王明清《挥麈馀话》说：“周美成晚归钱塘乡里，梦中得瑞鹤仙一阕……未几，方腊盗起自桐庐，拥兵入杭。时美成方会客，闻之仓黄出奔，趋西湖之坟庵。次郊外，适际残腊，落日在山，忽见故人之妾，徒步亦为逃避计。约下马，小饮于道旁旗亭，闻莺声于木杪分背。少焉抵庵中，尚有馀醺，困卧小阁之上，恍如词中。逾月贼平，入城，则故居皆遭蹂践，旋营缉而处。继而得请提举杭州洞霄宫，遂老焉。悉符前作。美成尝自记甚详。今偶失其本，姑追记其略而书于编。” 当时正值方腊起义，周邦彦仓皇躲避战乱，某天夕阳西下之际，偶然遇见熟人，于是下马喝酒，喝醉后在小阁上卧睡。正值四月，红芍药开得正盛，忽然一阵疾风吹来，帘幕随风翻动，芍药也被吹散。周邦彦绕著红花叹息：西园已经满地残花，春风为何还要添乱。“东风何事又恶”与“惊飙动幕”呼应，“绕”字体现他惜花情深，责怪东风更突显无奈与哀凉。“花深无地”、“东风何事又恶”也是他四处奔逃的间接反映。 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我们再来看张先〈青门引·春思〉，下片写得极好，触觉、听觉上已觉得悲伤，再看到影子时更添悲伤。全词为： 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 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 （图：Adobe Stock） 当时乍暖还寒，雨下一整天，花已凋落，张先想借酒消愁，却适得其反。他被凄凉的角声与晚风吹醒，院门重重深闭，庭院寂静。不料，月光还要隔墙送来少女荡秋千的身影，又触动他敏感的内心，墙外的欢乐与墙内寂寞的他形成鲜明对比。 沈际飞称这阕词“怀则自触，触则愈怀，未有触之至此极者。”黄苏 《蓼园词选》评价说：“角声而曰风吹醒，醒字极尖刻。至末句那堪送影，真是描神之笔，极其杳渺之致。” 〈青门引·春思〉结尾还有一个巧妙之处，即无需直接描写荡秋千的人，影即是人，但影又虚无缥缈，虚影如此近，而真人如此远。透过秋千间接描写女子，与吴文英〈风入松〉颇为相似。〈风入松〉写道：“黄蜂频扑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美女虽已离去，但绳索上还有玉手留下的香。俞陛云对这二词评价道：“梦窗因秋千而忆凝香纤手，此则因隔院秋千而触绪有怀，别有人在，乃侧面写法。” 才欲歌时泪已流 杜安世〈卜算子〉也使用层深句表现伤怀，全词为： 樽前一曲歌，歌里千重意。才欲歌时泪已流，恨应更、多于泪。 试问缘何事？不语如痴醉。我亦情多不忍闻，怕和我、成憔悴。 该词写的是词人听歌女唱歌，歌女尚未唱出口，就已经泪流满面，想必她心中的苦比泪水还多。以无形的苦恨和有形的泪水相比较，更进一层走近歌女的内心世界。 （图：Adobe Stock） 田为〈江神子慢〉也以层深句写女子的苦恨：“此恨对语犹难，那堪更寄书说。”闺中少妇想念远方的丈夫，这种离愁别绪即使面对面诉说也难，更何况寄信向他倾诉。对语是一层，寄书又进一层，前一层不可行，后一层更是幻想。她其实很想寄信，然而丈夫杳无音信，纵然能寄，她也难以表达满腹心事。词人描写女子心理十分细腻。 在此总结，这类层深句通常含有“已”、“更”、“又”、“那堪”，往往有递进，有些是横向增加广度，如思念之人在什么之外；有些是纵向升级，如风雨突来；有些是透过不同感官加深程度，如不仅听到，还看到，更触动内心情感。 我们在写作时，如果仅仅简单地递进，那只是照猫画虎，必然平淡无奇，所以要精心思考意象的选取、布局以及用字，争取恰到好处、不落俗套地层层递进。 词还有一种写法是否定一层，再转入新的一层，有点像拆除旧房，再建新房。下期我讲翻转句。
人们常把诗、词视为一类，但作词和作诗有很大不同。假设现在写一首非常出色的格律诗，并保留其主旨、思路、用字，按某个词牌的格律改写成词，之后您很快就会发现它变成了一阕烂词。能写出好诗、好文的人未必作出好词。李清照有段评论很有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其实文学领域内隔体也如隔山。 诗与词最直观的不同在于，诗不分片，而很多词分上片、下片，还有一些分三片、四片。词的句子变化多端，从“形”方面看，有单句、领句、对句、叠句；而在“意”方面，又有设想句、层深句、翻案句、呼应句、透过句、拟人句。某些情况下词比诗更好玩，且更有助于表达。 词句的形易学，但用意不易学。本文从设想句聊起，带诸位一同品味词的美妙，感受古人的智慧。 想必大家从小都背过苏东坡的〈水调歌头〉，其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可谓千古佳句。该三句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原因之一便是“想而不敢”的表达方式。假设我们换个方式表达，譬如“遥望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这类句法名叫设想句，其特点是“想怎样却不得怎样”。有些词表达的是“想而不敢”，有些则是“想而不能”，但都异曲同工。 我们再看李清照〈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图：Adobe Stock） 这阕词下片也是典型的设想句，想泛轻舟，却怕轻舟载不动愁。全词营造出一波三折的效果，先写物是人非，流泪伤感；又写“春尚好”，想出门泛舟散心，似乎有望走出伤感，出现转折；但之后又说“只恐”，内心再度陷入忧愁，陡然间的落差突显喜悦短暂，感情沉重。 无论是东坡“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还是易安“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有愿望和现实的对比及落差感。 蒋捷〈贺新郎〉则透过设想句宛转地表达对故国的怀念： 梦冷黄金屋。叹秦筝、斜鸿阵里，素弦尘扑。化作娇莺飞归去，犹认纱窗旧绿。正过雨、荆桃如菽。此恨难平君知否，似琼台、涌起弹棋局。消瘦影，嫌明烛。 鸳楼碎泻东西玉。问芳悰、何时再展，翠钗难卜。待把宫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幅。怕不是、新来妆束。彩扇红牙今都在，恨无人、解听开元曲。空掩袖，倚寒竹。 （图：Adobe Stock） 其中“待把宫眉横云样，描上生绡画幅。怕不是、新来妆束”，藉对美人的思念抒发亡国之痛。多想将那佳人的容颜画在生绡上，画成双眉如云横于额前的模样，可转念一想，难道妆束还跟以前一样吗？只怕画不出现在流行的新妆！蒋捷作此词时，南宋已亡，美人昔日的妆束代指故国，他想见，却见不到；想画，又不知近来模样，催人泪下。 刘过〈唐多令〉的今昔对比亦引人感慨万千：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结尾“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也是设想句。词人想买桂花、带美酒到水上泛舟游乐，但失去了年少时的豪情，又有何用？“欲”字一扬，“终不似”陡然一转，与上片“二十年重过南楼”绾合，更显物是人非，愁情深重。 （图：Adobe Stock） 柳永也曾苦中求乐而不得，其〈蝶恋花〉写道：“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词人自知不可能忘掉愁苦，于是只图一醉，举杯高歌，但终究是勉强欢笑，毫无意味。春愁不能靠痛饮抑住，可见执著之固、缠绵长久。“图一醉”和“还无味”构成鲜明对比。 又如黄孝迈〈湘春夜月〉：“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词人在羁旅中深感孤独，想向柳花诉说，又怕柳花不懂羁旅伤春之情，说也无用。 透过以上设想句，我们不难发现，当“想而不得”与看似微不足道的心愿相结合，情感变得更深更浓，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也更细腻了，令读者忍不住同情。唐圭璋有评，这类设想句“颇有一种凄凉怨慕之感存乎其中”。我们在写作时不妨参考并加以创新。 （图：Adobe Stock） 作词像盖楼房，文字不宜单薄，下期将介绍词的另一种句法——层深句，以及如何增加文字的厚度和广度。
文/清箫 上回说到，史可法遭马士英出卖，福王朱由崧在马士英、四镇和卢九德拥戴下黄袍加身。 史可法虽对马士英的背叛深感遗憾，但依然以大局为重。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他陪同福王抵达南京燕子矶；半个月后，福王于五月十五日称帝，建立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 然而，高官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继统大事尘埃落定而消弭。就在福王登极前不久，一些大臣见史可法略显失势，旋即转向，落井下石。 史可法作为南京兵部尚书，原是留都政府的最高决策人，所以在弘光朝廷成立后，他自然是新内阁首辅的不二人选。诸文臣也推举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进内阁。但原先支持史可法的勋臣魏国公徐弘基忽然唱反调，竟以“勤王无功”为由指责史可法“该杀”。 （图：Adobe Stock） 与此同时，另一位勋臣的表现也值得关注，他便是大明开国元勋刘伯温的后裔——诚意伯刘孔昭。刘孔昭攘臂自荐，也要争内阁一席之地，引得众人一片哗然。反对者说，本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勋臣入阁之例，而刘孔昭听后当即勃然大怒，怼道：“即我不可，马士英何不可？”（《明史》卷274）原来，刘孔昭争入内阁是虚，推举马士英才是真。 史可法德高望重，想撼动他并非易事。朱由崧决定任命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马士英、高弘图也一并入阁。 马士英得知后非但不高兴，而且勃然大怒。他做梦都想当内阁首辅，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怒气冲冲地将史可法以前反对朱由崧的言论上奏。 史可法清楚自己必然不受朱由崧信任，且北方大敌当前，军务为重，于是自请外出督师。虽然史可法的加衔高于马士英，但事实上已被排挤。当时许多文臣极为愤怒地说，这无异于“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弘光朝廷刚成立时，史可法、高弘图的设想是朝中要职均由正臣君子担任，但不久后，高弘图、姜曰广等人也遭到排挤。 史可法（图：公有领域） 据李清《三垣笔记》记载，马士英为稳固自身地位，曾上密疏对朱由崧说：“陛下之所以能得位，是因为臣与四镇出力，而其馀大臣都主张拥戴潞王。倘若今天陛下不用臣，明天众人都必将拥立潞王。”朱由崧信以为真，感动得泪如雨下，之后一切朝廷大事都委托马士英。但其实，马士英之前在和史可法商议时支持的是桂王。 马士英和四镇勾结将朱由崧拥上皇位，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四镇跋扈，尾大不掉。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镇原本毫无功绩，却因拥戴福王自诩“立下大功”，并获封爵位，愈发骄傲蛮横，仗著手握重兵，甚至视弘光帝为傀儡。弘光帝和马士英本想靠四镇巩固自身权力，却适得其反。 四镇究竟嚣张到何等地步？史可法有时引用圣旨，高杰竟公然顶撞：“圣旨、圣旨，什么圣旨！你见过皇极殿里有人走马吗？！”黄得功的行为更猖狂，有次他跪听使臣宣读诏书，当听到不满意的内容时，竟不顾礼节，站起身掀翻桌案，并破口大骂：“去！速去！”（姜曰广《过江七事》）如中晚唐的藩镇一般跋扈。 然而四镇的嚣张气焰只针对自己人，对外却像缩头乌龟。比如刘泽清，明朝灭亡前崇祯叫他火速勤王，他却不顾国难，拒绝奉诏；大顺军攻入山东后，他一路逃到淮安。 亡国后，四镇乐不思蜀，只想争夺富庶繁华之地。其中，扬州是黄得功、刘泽清、高杰争相占据之地。高杰抢先抵达扬州城外，而扬州百姓很清楚高军抢掠成性，所到之处尸横遍野，断然拒绝他带兵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七日命令大军攻城。 （图：Adobe Stock） 史可法闻讯后，赶忙跑来劝阻。高杰一向害怕史可法，如今更是作贼心虚，便趁夜间仓促掘坑埋藏尸体。次日早晨，高杰惶恐不安地来到史可法的军营，“辞色俱变，汗浃背”（《明史》卷274）。然而史可法对他坦诚相待，语气温和，高杰见状大喜过望。 但高杰依然“防可法甚严”（李清《南渡录》），一切出入文书一定亲自过目后才肯传递。经过不懈努力，反复谈判，史可法终于将此事平息，把瓜洲分给高杰屯兵。 可惜，史可法虽有一腔报国之心、收复中原之志，却被文臣武将各种内斗拖累，分身乏术。 当时北方的环境其实很利于南明。大顺军已经西撤，清军主力1644年五月至十月间始终没有南下，山东和河南东部长达几个月都处于归属不定的状态，倘若南明组织一支齐心协力的军队北伐，至少能收回中原大片土地，实在不该偏安一隅。 （图：Adobe Stock） 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譬如梁以樟就曾提醒史可法“守江非策也”，要“示天下不忘中原”，对于跋扈的四镇“宜使分，不宜使合”。梁以樟的建议十分高明，史可法也心知肚明，但他做不到，因为自己已经大权旁落。四镇连圣旨都敢不敬，更不会心甘情愿听史可法指挥。从别处调兵也不切实际，因为极可能激起四镇不满，引发内战，而且武昌的左良玉此时已无异于独立军阀，郑芝龙、方国安等将领也各图私利。当时南明半壁江山坐拥逾50万军队，无论经济还是军事上都比满清、大顺更有优势，完全可以趁两方鹬蚌相争之际出击，但可靠之兵将究竟有多少？ 1644年春夏，史可法的内心接连遭受打击，恨铁不成钢：“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集》卷二）他当然也期盼南明大军以气吞万里之势齐心北上，然而这样的雄壮之师来得太迟，他也无法看到自己死后郑成功与张煌言声震天下的北伐。 追溯南明弘光朝廷局面被动的原因，不得不提到它延续了晚明涣散不合的风气。 回顾1449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后明朝为何还能延续200年？正是因为以于谦为首的朝廷依然有强大的向心力和组织力，迅速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新君，严令军队出城拼死一战，凡后退者斩，最终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那时朝堂之上文臣稳定，又有于谦等救时能臣，所以朝堂以下才能心稳。 到晚明万历朝，从“争国本”开始形成党争。而到南明时，既失去了最权威的君主和北京朝廷，为继统问题激烈内耗，又过分依赖武将，被四镇和奸臣趁虚而入，君与臣、文臣与文臣、文臣与武将、武将与武将之间各有矛盾，盘根错节。反清复明的英雄义士不胜枚举，许多“小人物”比“大人物”强太多，足见朝廷令人失望。 （图：Adobe Stock） 北方群起抗清 自山海关战役清军击败大顺军起，满清理论上已成为中原汉人共同的劲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大顺灭掉明朝，只是亡国改代，复兴明室不过是君臣权贵的责任；但满清入主中原在当时看来有“亡天下”的可能，中原会否披发左衽，汉人传统文化与仁义礼乐能否延续，都是未知。 山海关大战过后，多尔衮一度强制沿途官民剃头发、留长辫，激起官怒民怨。 1644年五月，清军虽然占领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但民心尚不稳固，许多汉人向南逃窜，抑或揭竿而起。 杨士聪记录了当时南逃的状况：“昨闻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馀艘”；“弟联䑸南来缙绅不下百馀人”。这还只是他知道的，其馀的更多。 北京附近反清者千百成群，畿南、山东和河南东部甚至长达三个月都处于近乎无政府的局面。其中，山东的起义多为自发，没有南明朝廷的援助或支持。直到八月，山东许多地方依然不愿降清。 （图：Adobe Stock） 九月，青州发生一起夺城杀官的事变。有一名将领名叫赵应元，曾归属于大顺军，但当时大顺军主力早已撤走，所以他所率的军队相当于一支孤军。二十九日，他领兵夺门攻入青州城，之后派步兵登上城头，自己率骑兵冲向部堂辕门。 此时青州名义上已归清廷管辖，负责招抚山东、河南的清朝侍郎官王鳌永就在城内。他看到赵应元时，起初以为是来投降的“反贼”；当发现赵应元的将士兵器露刃，蜂拥而上，他才恍然大悟：这是来夺城的！ 王鳌永仓促逃向上房，又听到震天动地的喊叫声，于是赶忙翻墙躲进居民家中。赵应元以重金悬赏，命士兵全城搜捕王鳌永；捉到后下令将其处斩。 赵应元夺取青州后，宣布要扶持原明朝一位藩王做皇帝，计划于十月八日拥衡王登基。但衡王没有丝毫喜悦，反而嚎啕大哭，眼睛肿得像桃儿。原来他七月就已投降清朝，现在赵应元扶他复明，恐怕小命不保。 不管衡王愿不愿意，赵应元都没有回头路。他打算长期抗清，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周边昌乐、寿光县等地的反清义军将领赵慎宽、翟五和尚等人也派部下来青州联络，共商大计。 （图：Adobe Stock） 青州之变很快惊动清廷。据《清史稿》卷226，清方将领和托率军征讨，与巡抚陈锦、总兵柯永盛会师，直逼青州。 已经降清的李士元向清军献上一计。他进入青州城骗赵应元说，如果赵应元降清，将不追究其将士任何罪过，清廷定将赐他“通侯之赏”。清方为使赵应元相信，约定双方歃血，对天发誓。赵应元信以为真。 既已歃血起誓，赵应元于是卸下防备，当晚于北门瞻辰楼大摆宴席。楼内欢天喜地，城外却是伏兵四起。赵应元等人尚沉浸于酒乐之际，忽听一声炮响，李士元及随从当场击杀赵应元。清军随即攻入城中，斩杀赵军残馀。至此，青州再度落入清方手中。 山东反清义军一度此起彼伏，声势浩大，令清政府焦头烂额。如《即墨县志》记载，郭尔标倡众起义，其馀义军与其响应，“众十馀万，号十四营，环围即墨”。 山东很多百姓之所以反清，是因为之前大顺在取代明朝占领该地后免赋免税，颇得民心，而清政府占据后继续征赋税。很多百姓贫困，有些人长期不务农业，无可缴纳；反清队伍中有人摇摆观望，但一听说官府要开征，立即又坚定反意。可见明清易代之际北方百废待兴。 （图：Adobe Stock） 1644年夏秋，山东和河南局势非常复杂，汉人当中大顺与明朝残馀势力对立，汉人又与清朝对立，不少地区打出“复明”旗帜，像赵应元这样的前大顺将领也一度想以复明为名。如果两面夹击，南明或许能收复旧河山。 然而，弘光政权的内耗尚未停息。出乎所有人意料，一起“假太子案”又火上浇油；左良玉竟突然以“清君侧”为名发起内战。所谓“伪太子”究竟是真是假？史可法为何登上燕子矶放声痛哭？且见下回：伪太子轰动朝野，左将军叛变东征。
文/清箫 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灭掉大明之际，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他带领大顺军自西长安门入，仰天大笑，弯弓搭箭，一箭射中坊之南偏。行至承天门时，他环视左右，扬扬得意，再度弯弓，指向门榜并对诸将士说：“我一矢中其中字，必一统。”（《明史纪事本末》卷79）却没射中，瞬间尴尬。 回到大环境，李自成的起义军一度深得民心，北京的百姓“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定思小纪》）；京城内的明朝官员大多望风归附，“衣冠介胄，叛降如云”（《国榷》）。不过，投降大顺的官员出发点未必都是弃暗投明，有些人只是恬不知耻地求荣求贵，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当得知新政权嫌他太老，赶忙说：“太师若用我，我的胡须自然会由白变黑。”还有个曾在明朝亲近阉党的少詹事项煜也向大顺投降，大言不惭地说名节既然不能保全了，那就像管仲、魏徵那样建立盖世功名。然而这群见风使舵的乌合之众，论德论才都比管仲之辈差太远，不过是为自己洗白而已。 （图：Adobe Stock） 回想历代兴亡更替，群雄逐鹿，得江山者未必坐稳江山，诚如陆贾所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李自成所在的十字路口亦是如此。他无疑是条好汉，但入北京后方针仍停留于追赃助饷，甚至对官绅严刑拷打。很多归顺者失望了，抱怨道：“是岂兴朝之新政哉？依然流寇而已矣。”（《豫变纪略》） 除大顺政权本身的过失外，另一关键人物的举动亦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他便是吴三桂。 （图：公有领域） 吴三桂二叛降清 山海关激战易势 明亡前夕，吴三桂接到崇祯的紧急勤王通知后，慢悠悠地回撤，安置百姓入关。但当得知崇祯在三月十九日自缢后，勤王对他而言已无必要了。考虑到江南的明朝残馀势力太远，且关外的满清既是宿敌又是异族，自己的父母还在大顺控制下，于是他很快决定投降大顺。这是吴三桂的一叛，即叛明降顺。 历史总是充满意外，有时甚至是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三月二十六日许，吴三桂的兵马已走在前往北京觐见新君李自成的路上，而且离北京已经很近了，他却忽然转变立场，与李自成决裂。这是吴三桂的二叛，即骤叛大顺。 看到这里，许多读者可能会马上联想到美女陈圆圆以及“冲冠一怒为红颜”。多年来，人们习惯于认为吴三桂降清是因为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抢掠，把他视为一个浪漫人物。但事实真的这样简单吗？ 据张怡《?闻续笔》，吴三桂听说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索饷二十万，顿时大惊，说“此诱我，剪所忌耳。”之后率兵退还。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载，吴襄“被获将夹”，“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于子云。”之后“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这是第二种说法，即他听说父亲被捕且被追赃。大顺军追赃极可能使用刑拷，再加上送信人的误传，吴三桂担忧父亲安危，以为李自成召他必有诈。 （图：Adobe Stock） 彭孙贻《平寇志》记载了第三种说法，即吴襄家的奴仆趁乱逃出，见到吴三桂后谎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卤。”吴三桂误以为全家都被大顺军抄了，于是决裂。这是彭孙贻听人转述吴三桂的幕客所言。 能使吴三桂叛顺的一定是关乎自身前途的事，因为他是个投机主义者，底线并不高。明亡前清廷就对他劝降过，他没接受；明亡后他立即接受了大顺的招降。他和麾下的关宁铁骑长期与清兵敌对，正常人都不会投奔仇人，而二叛意味著他只有倒向满清这一条路。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从情报中看出李自成的政权不改劫富济贫的路线，必然坐不稳江山。 而“冲冠一怒为红颜”也有其依据。据《吴三桂纪略》，吴三桂宣告和李自成决裂时充满恨意，说：“不灭李贼，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这里“权将军”指强占陈圆圆的刘宗敏。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叛变后，安抚吴襄，并以吴襄名义写信劝他回心转意。同时李自成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四月十三日率大顺军向山海关行进。 （图：Adobe Stock） 另一边，吴三桂派使者向满清借兵求助。四月十五日，清军和使者意外相遇，对多尔衮来说这是个惊喜的“大礼”。在信中，吴三桂把自己营造成“亡国孤臣”的“忠义”形象，还说愿意割地酬谢。他此时还不算投降，而是谈合作。多尔衮当然不满足于合作关系，于是抛出诱惑：“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清世祖实录》），希望他投降。此时吴三桂倒向谁，近乎决定著大顺和清军孰胜孰败。他手下的关宁铁骑是前明朝最精锐的部队。 四月二十一日早上，山海关大战正式展开，吴三桂和大顺军激战了一日夜。这场战役影响中国近三百年，满清和大顺逐鹿的序幕正式拉开。 山海关大战打得非常惨烈，“鳞次相搏，前者死，后者复进。”（《平寇志》）到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明显撑不住，毕竟人数不占优势。 为防大顺军抢先一步夺关，清军二十一日急速南下，当晚抵达距山海关城十里处，二十二日早晨到达距关二里处，观望战局。由于战况紧急，吴三桂亲自突围去见多尔衮，请求清军支援。 （图：Adobe Stock） 其实多尔衮一直对吴三桂存有疑心，但经过观察，见吴三桂狼狈如此，知道此时是绝佳的收买机会。他对吴三桂说：“昔为敌国，今为一家”（《山海关志》），并要求他盟誓。至此，吴三桂剃发，正式降清，放清军入关。 大明覆亡前，山海关没有一次被八旗攻破过，如今清军竟以这样不费吹灰之力的方式进关，若袁崇焕、孙承宗在天之灵见此，不知会有多悲痛！ 多尔衮并没有立刻出兵，而是按兵不动，并告诫清军：“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明季北略》），暗中观察吴三桂是否真降以及李自成兵力如何，坐收渔翁之利。等看到吴三桂实在撑不住时，清军突然杀出，至此强弱易势，大顺军阵容大乱，李自成下令急撤。 李自成像（图：公有领域） 之后，李自成将一腔怒火发泄在吴三桂家属身上，决定处斩吴襄，并杀死吴家数十口。 山海关大战后，李自成放弃了北京，给满清留下占据中原之机。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 四藩孰继统 南京起纷争 再看南京，三月十九日明亡以前，官府收到的最后一份来自崇祯帝的诏书是紧急勤王诏，之后北方局势如何，对南京的明朝官员而言可谓疑云重重，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些过时的举动。四月初一，史可法号召天下臣民勤王，四月初七带兵渡江，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崇祯已死，北京已沦。 （图：Adobe Stock） 当时北方大乱，音讯不畅，真假难辨。有人讹传崇祯航海南下，太子朱慈烺也成功逃出，但事实上三个皇子都已被大顺军控制。当得知北廷覆灭后，南京官员惊觉空欢喜一场，南宋历史恐将重演。纵然淮河以南大多数地方仍属明朝，但无主之国何能长久。此时重中之重便是确立新君。 回顾大明277年，除靖难之役和夺门之变外，皇位交接基本上都是有序的。但在1644年四月半壁江山残局之下，崇祯及其皇子均不在，只有从诸藩中挑选，掀起巨大纷争。 依伦序，应先考虑福王朱由崧，其次是桂王、惠王。但当时很多人主张迎立潞王，最主要的支持者是东林党领袖钱谦益，表示立潞王即“立贤”。也有坚持伦序者建议史可法早迎福王临莅南京。 朱由崧（图：公有领域） 从地理上看，福王和潞王离南京较近，就在淮安；而桂王、惠王1643年就已逃往广西。再看辈份，现在的福王朱由崧是万历帝的孙子、老福王朱常洵的长子；潞王朱常淓是万历帝的侄儿。潞王、桂王、惠王都比崇祯高一辈。朱元璋《皇明祖训》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比如正德后嘉靖继统，以及天启后崇祯继统就是兄终弟及。找崇祯的继承人，比他高一辈的藩王是不合适的。综合来看，福王最适宜。 此时江南一部分官员之所以反福王，是因为万历至天启年间的旧恩怨。史可法在争论面前犹豫了，他既赞同依照伦序，也想照顾反福藩者的意见，毕竟自己也是亲近东林的。史可法曾认为，若立福王这种缺少主见的，朝廷由君子主管，未必是坏事，“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姜曰广《过江七事》）这种观点随后惹起轩然大波，支持潞王者一片哗然。 为难之际，史可法约凤阳总督马士英秘密商议。他为何专门找马士英呢？因为马士英掌握实际兵权。 史可法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拥立桂王，在伦序和反福之间达成平衡。 （图：Adobe Stock） 原本史可法和马士英已经商定，“以亲以贤，惟桂乃可。”（《过江七事》）之后史可法询问南京其他高层的意见，得到认同，于是礼部准备到广西迎接桂王。 意外却在此时发生：曾在万历朝服侍老福王的太监卢九德对此不满，于是勾结高杰、黄得功、刘良佐三镇拥立小福王朱由崧。山东总兵刘泽清原先拥立潞王，听闻三镇立场后，见风使舵倒向福王一边。 马士英原想炫耀一番，以为自己是拥立桂王的第二功臣，突然听闻三镇拥福，大惊。为保自身权力，马士英立刻背信弃义，转舵向福王表忠。他与四镇掌握兵权，南京诸臣得知后无可奈何。“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明史》卷308）最终，拥福派争得上风，福王黄袍加身，立桂化为泡影。 马士英不仅背弃了与史可法之间的协议，还将史可法反对福王的话视为把柄。据《明史》卷274，“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主立福王，谘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马士英还故意渲染说，听闻南中有臣尚怀异议，因此勒兵五万防备。足见小人之心。 而史可法只得在失望与后悔中接受了现实。后人对史可法的人品普遍评价很高，但这件事上他一开始就不该寡断；且错信马士英，令人遗憾。围绕福、桂、潞王的纷争至此以戏剧性的方式落幕。
